一 送寿衣的人
我是全城手艺最差的寿衣娘子。
别人缝衣裳，针脚细密，翻过来也找不着线头。我缝的衣裳，十针里有三针是歪的。
赵府管事婆子检查寿衣时，指着袖口骂我：“死人的钱你也敢糊弄？”
我低头认错，伸手去拆。她一把夺过去，嫌我越改越坏。
她不知道，那三针连在一起，是个“东”字。
衣襟里还有一排歪针，记着半句话：东厢柴房，门外有人。
那时，我已经在赵府待了两天。
第三天，杜师父会来送衣裳。她若能认出这些针脚，就知道我被关在哪里。
至于她能不能把我救出去，我不敢想。
我只盼她记得我的话：若事有不对，就把藏在米缸里的东西送去巡按行辕，千万别进赵府。
婆子把寿衣叠好，放进衣匣。
“你说你是沈怀山的女儿？”她问。
“是。”
“你爹偷了赈灾粮，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脸回来？”
我手腕被绳子磨破了，血粘在袖口上。她一推我，我踉跄着撞上桌角，痛得直不起腰。
八年前，也有人这样骂过我爹。
那时我十二岁，临州发大水，朝廷调来的赈灾粮在城里烧了。知县赵承安说，我爹身为官仓账房，监守自盗，烧仓灭迹。
我爹死在菜市口，罪名写在木牌上，足有半人高。
我娘带我去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袄。她攥着我的手，指甲嵌进我肉里，我不敢喊疼。
刽子手举刀前，我爹看见了我们。
他张了张嘴。
人太多，我听不见他说什么，只看见他竭力抬起被捆住的手，指了指胸口。
我以为他是叫我别难过。
后来才知道，他想让我们找的东西，已经藏在我娘衣襟里。
二 临州的雪
处刑前一夜，我娘去牢里见过爹。
回来时，她鞋上沾了泥，衣服也湿了一大片。她关上门，把一只黑漆小木匣塞到我手中。
匣里有一张折起来的纸，写着：三月初九，粮出官仓，东堤收。
纸上盖着红印，边角还有爹的笔迹。
我娘说：“你爹托人藏起来的。官府说粮是二十那天烧的，可九号粮已经出仓了。”
“那我们拿去给大人看。”
她摇头。
“你爹说，不能交给临州衙门的人。”
我不明白。爹平日教我，受了冤屈要去衙门，衙门里坐的是断案的大人。
娘把纸叠好，放回匣里：“京里有专门查官员的人。等我找到门路，就去告。”
“爹能出来吗？”
她没有回答。
第二天行刑，我才知道，娘根本没等到找到门路。
回家后，她把木匣塞进灶台底下。她说，这几天不能生火，先吃冷饭。
我问她：“爹为什么指着胸口？”
“他怕我忘了。”
她摸了摸衣襟，那里有一块被针脚封起来的夹层。爹托人递出纸时，娘把它缝在了衣服里。
她当着我的面，重新把纸上那句话念了一遍，又让我跟着念。
第三天，官差来了。
他们掀翻米缸，拆了床板，还拿铁棍捅灶台。一个人从灰里翻出木匣，打开时，娘扑过去抢。
那人一脚踹在她肚子上。
我冲上去，被另一个官差揪住头发。
娘在地上挣扎：“纸还我！那是官仓的出库底单，是我丈夫留下的！”
官差举着纸，对同伴笑：“又找到一张假账。”
他们把我和娘带进衙门。娘被关进牢里，我被扔在一间小屋，门口有两个人守着。
五天后，有个婆子来给我送饭。我问她娘在哪里，她说：“你娘没了。”
她说得很快，像是在说一碗打翻的粥。
我哭着要见娘，她烦了，骂我：“你爹贪墨，官府没要你的命，是开恩。”
后来我才从庄伯口中知道，娘进牢后被打了。她的尸身被送出城，无人认领，埋在哪里，连庄伯也不清楚。
我被卖进城外的绣坊。卖身契上写，我替罪父抵偿赃款。
那只木匣再也没有出现。
我能留住的，只有那句话。
进绣坊的头一年，我每晚睡前都默念：三月初九，粮出官仓，东堤收。
我不敢念出声。怕别人听见，也怕念错。
三 被挑走的姑娘
绣坊的姑娘分三等。
手巧的绣花，挣得最多，坊主也最看重；差一些的缝衣裳；最笨的洗布、浆布、打杂，冬天在河边洗到手裂，一天下来只有半碗稀粥和两个杂粮馍。
我是最笨的那一等。
其实我娘出嫁前是绣娘，六岁就教我穿针，八岁教我描花样。我能在巴掌大的手帕上绣海棠，花蕊里还藏过自己的小名。
我没有告诉绣坊里的人。
刚被卖来时，我听见坊主同牙婆商量，说要挑几个模样好、手又巧的姑娘，送去城里伺候贵人。
牙婆问：“人家是买绣娘，还是买丫头？”
坊主说：“先做什么，往后做什么，那得看主家的意思。”
两人笑了起来。
我不懂她们笑什么，但我知道娘留下的话：有人夸你好，先想想他要从你身上拿什么。
阿兰是我们当中手最巧的。
她比我大两岁，梳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晚上做噩梦，她睡在我旁边，会把被角塞到我手里。
她绣过一对蝴蝶，一只翅膀合着，一只翅膀张开，坊主看了，夸她是吃针线饭的命。
半年后，坊主替她换了身衣裳，说城里有大户人家要请绣娘，去了不用挨冻。
阿兰不肯。
“来挑人的管事摸我手，”她悄悄说，“我甩开他，他就笑。”
她去求教我们做活的杜师父。杜师父进屋找坊主，出来时嘴角破了，右手残缺的两根手指处也被打得红肿。
她告诉阿兰：“我劝不住她。”
阿兰被带走前，把半块饴糖塞给我。
“等我攒够钱，回来找你。”
我一直留着那块糖。天暖后，糖化了，粘在纸里，长出细细的白毛。
三个月后，有人用草席把阿兰送了回来。
坊主说她偷了主家首饰，挨打后病死了。
我不信。阿兰捡到一枚铜板，都要跑半个院子交给管事。
我想掀开草席看她，被坊主一巴掌扇倒。
那天晚上，杜师父替阿兰买了副薄棺。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守到天亮。
天明时，她叫我给她端水。我看见她手边放着阿兰绣的蝴蝶，那块布已经被她攥皱了。
我问她：“您信阿兰偷东西吗？”
她说：“我不信。”
“那您为什么不说？”
她把布慢慢摊平：“我说了，也没人听。”
我不喜欢这个回答。后来才知道，她也不喜欢。
从那以后，我做粗活更卖力，学针线却始终慢半拍。掌事婆子嫌我笨，我就挨骂；有活没人肯做，我便抢着去。
洗布赚的钱虽少，好在绣坊不能没有洗布的人。坊主嫌我没出息，倒也留下了我。
我在心里偷偷记着年岁，等能自己做主的时候，回临州去。
四 师父的针线篓
杜师父发现我会绣花，是在我进绣坊第三年。
那晚，我借着月光绣我爹的名字。绣到最后一笔，身后有人咳嗽。
我一惊，针扎进指腹。
杜师父站在门口，手里提着灯。
她拿走我袖子里的布，看见上头的字，问我：“沈怀山是你什么人？”
我不敢答。
那几年，临州人提起我爹，还要骂一声贪官。绣坊的姑娘知道我是罪人的女儿，未必肯同我睡一间屋。
杜师父没追问，只把门关上，从针线篓里摸出一片碎布。
她缝了几针，递给我。
针脚长短不一，像刚学针线的孩子缝的。
我看不懂。
她用针尖指给我：“长的是横，短的是竖，线弯过来，是一折。”
那是个“活”字。
“我年轻时跟跑江湖的人学的。”她说，“藏几个字可以，写长了费工夫，还得事先讲好怎么看。”
我问她：“您教我这个做什么？”
“阿兰临走前，让我照看你。”
她低头给灯添油，油壶碰在灯盏上，发出一声轻响。
“她那时求我，我没能帮她。我后来想，她说人家摸她手，我就该再去问问，要把她送到哪一家。就算拦不住，也该知道她在哪里。”
我说：“您找过坊主。”
“找过一次，就算尽心了？”
她把灯芯挑亮。
“阿穗，有些事，不是想忘就能忘。”
那晚我把自己的名字、爹娘的事，一点点告诉了她。
她没劝我放下，也没说要替我报仇。她只问：“你往后打算怎么办？”
“出去。找当年的粮。”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找？”
“我还没想好。”
她想了想，说：“先学会算钱。”
第二天起，我洗完布，她教我记账。我爹教过我拨算盘，但没教完。杜师父做针线收钱，样样要记，我就拿她的旧账练手。
她说，女孩子手里得有钱，才有得选。
我把每个月省下的铜钱串起来，藏在床板下面。有时被坊主搜去一半，我就从头攒。又过三年，坊主欠了赌债，绣坊要抵给债主。
杜师父拿出积蓄买针线、租铺子，又给坊主一笔钱，赎了我。
卖身契递到我手里，我看着那张纸，问她：“您借了多少？”
“够你还一阵子。”
“我给您做活还。”
“手艺这么差，我可不多给工钱。”
我们在城南开了一间铺子，专做粗针线和寿衣。给穷人缝补衣裳，赚得少；给殷实人家做寿衣，能多挣一些。两样加起来，勉强够交租和吃饭。
铺子的门朝南，冬天午后能晒到太阳。我坐在门口缝衣裳，针脚仍留三分歪。熟客知道我做得慢，收费也低，便把被子、鞋面、孩子的冬衣送来。
没人再把我当成能卖给大户人家的好绣娘。
我也终于有空去找东堤。
五 东堤没有仓
我第一次去东堤，没找到仓。
河道改过，旧堤冲塌后又修过两回，附近只剩几根枯木桩和一间卖热茶的草棚。
卖茶的婆婆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记得堤边原有几间仓房，洪水后便拆了。
“谁家的？”我问。
“码头叫广平，仓也叫广平。有人说是官家的，有人说是赵家的。”
她说，仓后原有条小道通城门，运货的车昼夜不断。后来官府查粮案，道上没了车，附近的人也不愿再提。
我买了一碗茶，坐到傍晚，记下她说的几个名字。
接下来的一年，我靠送衣裳和收布料走遍临州。
我找过一个装过船的伙计，他说当年还小，只记得替人搬麻袋，里头是米还是豆子，早忘了。
我找过衙门里退下来的老差役。他听见“沈怀山”就摆手，把门关上，第二日搬去了女儿家。
还有个姓罗的车夫，收了我两次酒钱，拍胸脯说亲眼看见赵家装粮。等我问他三月初九是什么天气，他说是大太阳；再问当年河水涨到哪里，他又说那时在外县，从未到过东堤。
我白花了两壶酒钱。
回到铺子，杜师父听我说完，把账本推过来：“往后给人买酒，先从你自己的工钱里扣。”
我趴在桌上，没精打采：“爹留下的纸没了。他们都说过去太久，记不清。”
“记不清，不能让他们硬记。”
“那我去哪里找清楚的？”
“纸上有字，人的日子里也有事。赶车的拿工钱，掌船的收运费，谁家丢了东西要去讨债，总得留下些什么。”
她把我的手从账本上拿开，指着上面一行：“三月十五，刘家送来棉袄，欠七十文。你不记，我不记，过三个月，谁还记得？”
第二天，我开始找当年的船行和车行。
查到第三家时，我遇见庄伯。
他原先守官仓，如今住在城东破庙边，一条腿瘸了，靠给人看菜园过活。
我抱着一床替人缝好的旧棉被到他家门口，问：“您从前认得沈怀山吗？”
他手里的菜刀当啷掉在地上。
我记不清他，他却认出了我。
“你小时候总去仓门口。你爹让你坐在槐树下，怕你跑到搬粮的车前头。”
我想起来了。树上有个鸟窝，爹曾把我举起来，看见三张黄黄的鸟嘴。
庄伯让我进屋，给我倒水。
我问他：“三月初九，官仓是不是出过粮？”
“出过。”
“谁来运的？”
“知县的差役带着车，叫你爹记账。你爹说赈粮该往西边灾民聚的地方送，他们却要往东。差役拿不出调粮的文书，两边吵起来。”
我心跳得厉害：“后来呢？”
“赵大人亲自来了，说堤外也有灾民，粮先送去东堤，等船。你爹拗不过，给车夫写了底单，叫收粮的人签字，回头带回来对数。”
“车夫是谁？”
“姓黄。失火后，他来找过你娘，说他那份单子还在。你娘让他藏好，千万别拿来临州衙门。”
我抓住他的手：“他现在住哪里？”
庄伯叹了口气。
“你爹被问斩后，他想去府城告状，路上叫人打断了腿。那年冬天就没了。”
我手松开，庄伯慢慢站起来，去箱子里翻出一张破纸。
“我不识几个字。黄大有家里搬走前，让我转交给你娘，我一直没送出去。”
纸上只有个地址：城北渡口，周家船。
六 船上的孩子
黄大有的女儿叫黄小满，嫁给撑船的周二，育有一个女儿。
我去找她那天，她正在补渔网。女儿蹲在旁边，把剪下的线头一根根拣起来，编成一条花绳。
听见我问她爹的事，她把网往筐里一扔，抱起孩子就走。
我追到门口，她说：“你别再来了。”
我没拦，只把杜师父做的一双布鞋放在门边。孩子脚上那双开了口，雨天会漏水。
第二次去，鞋还在。第三次去，鞋不见了。
第四次，黄小满主动把我叫进屋，扔给我四十文钱。
“鞋钱。我们不占你的便宜。”
我把钱推回去，告诉她庄伯的话。
她听完，从墙角拿出一件男人的旧棉袄。衣服洗得发白，袖口厚得不寻常。
她当着我的面拆开夹层，从里面取出一张纸。
纸上是我爹的字：三月初九，官仓赈米六百石，运往东堤广平码头收仓。下头是押车差役、车夫和收粮人的名字，分别画了押。
收粮人叫冯全。
我看了好几遍，才把纸还给她。
“你不要？”她问。
“我想抄一份。原件你自己收好。”
她把纸贴在胸前：“为什么信我？”
“当年你爹没有把它交出去，你娘也替他留了这么多年。”
她转过身，拿衣角抹眼睛。
她说，爹挨打后躺在床上，一夜一夜睡不着，怕牵连妻女，又怕沈账房白死。他没去成府城，临终前让她娘把纸烧了。
她娘没舍得烧。
“我娘说，爹这一辈子赶车，签过那么多回名字，就这一回，是拿命签的。”
黄小满让我抄完，把原件重新藏好。但她不肯出面。
“我丈夫撑一条船，孩子还这么小。万一赵家知道了，我能怎么办？”
我看着小女孩脚上的布鞋，说：“你不用现在答应。”
她把那四十文又塞给我。
这回我收了。出门时，孩子追出来，把那条线头编的花绳递给我。
“娘说，收了人家的东西，要还。”
花绳长短不齐，打结的地方缠在一起。我系在手腕上，说：“这个我喜欢。”
七 二小姐的账
拿到抄件后，我以为只要找到冯全，他承认收过粮，事情就能有个结果。
我打听到他在赵家管田庄，便趁送寿衣去赵府时，向门房递话，说有个姓黄的旧人找他。
门房问我要不要留下姓名。
我摇头，说过几日再来。
三天后，黄小满家被人翻了。
那夜周二撑船未归，两个蒙面人踹开门，让黄小满把她爹留下的纸交出来。她说没有，对方掀翻床板和衣柜，临走时还摔碎了灶上的药罐。
她带着孩子跑到铺子里，嘴唇发白。
“你说过不让人知道！”
我问完经过，立刻明白了。我去赵家找冯全，门房转头就把话传了出去。
杜师父收拾屋子，让小满母女住下。我拿出攒的钱，想赔她家被砸坏的东西，她把钱掀到地上。
“你赔得起我女儿吗？”
她这一句，我答不上来。
当晚，周二赶来接人。我向他们认错，答应暂时不再去找冯全。
小满说：“原件已经换了地方。你手里的抄件，别再给任何人看。”
她走后，杜师父一枚枚捡起散在地上的铜钱。
“你急着找冯全，是想让他认罪？”
“我以为他一个管仓的，不见得敢跟赵家绑在一起。”
“可他替赵家收过粮，知道你在查，会先想自己的命。”
我蹲下来，同她一起捡钱。
“我害了小满。”
“是。往后再见谁、说什么，先想想会不会把旁人推出去。”
这话说得重，我听得难受，却知道她说得对。
几日后，赵府派人来订寿衣。赵承安年近七十，病了两年，赵家要先备一套。
送衣服过去的人由我换成了杜师父。我自己去城西旧书铺，找当年经营广平码头的船行底簿。
书铺掌柜听了，带我去见一个姓周的老头。老头从前管船行的账，后来船行转手，他搬走时带了几箱旧纸。
他承认底簿还在，却不让我看。
“你爹出事后，官差也查过我。我说账丢了，才留下这条命。”
“账上记了什么？”
“记了几条船，几袋货，往哪里去。可那是私账，我说它是真的，赵家说是假的，大人信谁？”
我说：“先让我看看，若还有别的证据，能对上。”
他摇头：“我孙子还在赵家的米铺做活。”
我没有再求他，当天就告辞。临走前，我把铺子的地址留下，说愿意替他家缝补衣裳，收费比旁人便宜。
回去的路上，我在米铺门口遇见一个年轻妇人。
她正同掌柜说话，手里拿着账册，指着上面一笔欠银问：“陈家已经交过两回，为什么还算他们欠？”
掌柜说：“东家吩咐，晚交的要加息。”
“加息也不能把本金算两遍。”
掌柜不吭声。
妇人抽出一页纸，让他重写收条。掌柜不情不愿地照办。
她出来时，瞧见我抱的衣匣，问是不是杜记的人。
“我娘说，你们上次送的寿衣，领口不合，叫你们改。”
我认出她身边的婆子是赵府管事，便低头应了。
她叫赵宁，是赵承安的女儿。丈夫前年死了，她带女儿回娘家，替病中的父亲照看两间米铺。
后来我才知道，她与兄长赵文德为了铺子的账吵过很多次。她想减掉穷户的利息，赵文德说她吃赵家的、住赵家的，没有资格拿赵家的银子做人情。
她每回仍替人改，但改得了铺面上的一笔两笔，改不了整个赵家。
八 她留下的人
巡按要来临州的消息，是在那年初春传开的。
府城先贴了告示，说巡按奉命清查几州河工与赈灾旧案，凡有冤情，可具名递状。
城里议论了好几天。有人说上头终于肯管，有人说来的官收了钱，一样会走。
赵家米铺关了三日门。
第四天，我又去了周掌柜家。老人仍不肯拿出底簿，却让我在院里替他补门帘。
他孙子从米铺回来，说赵文德叫他搬过几口箱子，箱上封条写着“东堤旧账”。
周掌柜立刻叫他住嘴。
我没有往下问，只把门帘上的破洞缝好。离开时，周掌柜追出来，把一枚算盘珠塞给我。
“你爹的。他有次替船行核数，掉了一颗。我捡起来，本想还他，后来出了事……”
珠子上有道细裂纹。我记得爹那把算盘，最靠边的一颗珠子总卡在档上，他嫌修起来费事，一直没换。
我问：“您当年知道，船运的是官粮吗？”
“我看过麻袋上的官印。”他扶着门框，头低下去，“后来有人来问，我说不记得。你爹死前，我去过牢门口，想把知道的说出来，又怕自己进去。”
“他见着您了吗？”
“没有。我站了半天，走了。”
我把算盘珠放回他手里。
“您什么时候肯去见巡按，就带着它来找我。”
第二天，赵宁来了铺子，送来一件需要改小的童袄。
她女儿八岁，身量瘦小，这件袄却宽得能塞下两个孩子。她见我量来量去，把袄拿过去，拆开给我看。
里衬上用红线缝着两个名字，一个已经洗得模糊，另一个是新添的。
“原是我侄女的旧衣，改给我女儿穿。”她说，“我爹总说，我做母亲的，不能给她挣份像样的家业。”
杜师父看她一眼：“孩子穿暖和就好。”
赵宁笑了笑，没接话。
她掏钱时，从袖中带出一只银针箍。针箍内侧刻着半朵海棠，边缘有道缺口。
杜师父的手一下停住。
那是阿兰的东西。针箍小了，阿兰磨掉一截边，常常套在食指上显摆。
赵宁看我们盯着，解释：“是府里从前一个绣娘留下的。我当时年纪小，她教过我两天针线。”
杜师父问：“她叫阿兰？”
赵宁的脸色变了。
她说阿兰曾在赵府做活，后来偷了夫人的簪子，被送回绣坊。她那时住在内院，没有亲眼看见。
杜师父说：“坊主告诉我们，阿兰在赵家挨了打，回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赵宁攥紧针箍：“不可能。我见她离开时还……”
她说到一半，不说了。
我问她：“您见到什么了？”
她把针箍放回袖中：“我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记不清。”
她带着童袄走了。
杜师父追到门边，又停住。她的手抬起来，最后只扶住了门框。
那天夜里，师父把针线篓里的旧布全翻出来，找到阿兰绣的那对蝴蝶。
她盯着那块布，说：“当年我去过赵府。门房说人已经死了，主家赏了钱，要我领走。我连她病在哪里、请没请大夫，都没问到。”
“您去过？”
“我没告诉你。我怕你去闹。”
我看着她，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难受：“您还瞒了我多少事？”
“没别的了。”
她答得太快。我没有信，也没有再问。
九 烧掉的信
十日后，巡按行辕进了邻县。告示上写，临州旧案可先到邻县具状，待行辕到临州后核查。
我准备带黄家收粮单的抄件、庄伯的证言去投状。
出发前一晚，周掌柜托人送来一封信，写他愿意给我看底簿，让我第二天去他家。
可那封信，我没有看见。
我按原定日子去了邻县，衙门收了状纸，也登记了我和庄伯的住处。办案的林推官问我：“收粮单原件在哪里？”
“证人手里。她怕被报复，不敢交。”
“另一个见过运粮的呢？”
“他还不肯出面。”
林推官没有为难我。他说会派人核查庄伯当年是否守仓，再查府署保存的粮食调拨底册。若我找到愿意具名的证人，可补进案卷。
我在邻县等了一日，没有等到周掌柜，便回了临州。
回铺子时，周掌柜已经来了。他坐在门槛上，脚边放着一只木箱。
“你为什么不来？”他问。
我说没收到信。
杜师父正在后屋，听见动静走出来。她看着那只箱子，脸色一下变了。
我问她：“信呢？”
她说：“烧了。”
“为什么？”
“我去渡口看过黄小满家的门。门板被踢裂，孩子夜里睡觉都不敢熄灯。”她望着我，“你刚去了一次赵家，他们就找上门。我怕你拿了他的账，赵家下一个要找的就是你。”
我问：“您凭什么替我烧？”
她没有答。
我伸手去拿木箱，她拦了一下。
“阿穗，咱们可以离开临州。赎身钱还清了，铺子卖掉，还能剩一点。去别的地方，你照样能做针线。”
“那黄小满呢？庄伯呢？我爹娘呢？”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死了，是不是？”
她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我抱起木箱往外走。周掌柜跟在后头，走了几步又停下：“我先说清楚，我肯让你看账，不等于肯上公堂。”
我点头：“您上不上堂，您自己定。”
杜师父站在门边，手上还有没擦净的浆糊。她没有追。
那晚我住在黄小满家。小满把女儿挪到自己床上，给我腾出半张席子。
我翻看底簿，发现三月初九有三条船从官仓附近上货，停靠广平码头。船行记的是车数和船数，没有写货物名称。
两天后，另有一批货从广平码头出发，收货处写着永丰粮行。
账里夹着一张旧收据，收据上是冯全的押记。
黄小满拿出她父亲留下的原单，我们把两个押记放在灯下比。都是一个歪斜的“冯”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
“光凭这个，够吗？”她问。
“不够。可日期、地方和收货人都能对上。再去查永丰粮行的账。”
她看着我：“你师父一个人在铺子里？”
我没说话。
“你恨她替你做主？”
“恨。”
“那你明天回去告诉她。你爹娘的事你要查，她的铺子以后怎么办，也该让她自己选。”
十 赵府里的人
我第二天回去，杜师父正收拾铺子。
她把能卖的布匹分成两摞，见我进来，手停了一下。
“我不搬走。”我说，“您要是不想卷进来，咱们把账算清，我去外头找地方住。”
她放下布，过了很久才说：“信是我烧的。我怕失去你，就拿自己的怕替你做了决定。”
她没有要我原谅，只把铺子的钥匙交给我。
“周掌柜的事我去问。你去查粮行，别一个人跟赵家的人见面。”
“您不是怕吗？”
“怕。”她说，“阿兰那时候，我也怕。她走了，我只能拿着她绣的东西，猜她后来受了什么罪。”
我把钥匙放回桌上。
我们没有立刻和好。那天她留在前面做活，我在后屋写状纸，晌午只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黄昏时，赵宁又来了。
她带来一个年轻丫鬟，叫春桃。春桃袖口破了，手臂上有一片青紫。
赵宁说：“春桃家在城南，我想请杜师父给她找个暂住的地方。”
杜师父看着她：“赵府怎么了？”
赵宁犹豫片刻，说春桃给赵文德送茶时，看见他让人整理东堤旧账。赵文德事后不放心，想把她送到外庄。
“她娘在城里病着，不能跟去。”
我问：“您为什么不把她留在身边？”
“我争过。我大哥说我是回娘家住的人，府里的事轮不到我管。”
春桃低着头，小声说：“我不是怕去庄子。我听见大爷说，让人看住我，不能让我跟外人说话。”
我想起黄小满家被翻的情形，对赵宁说：“您带她来找我们，赵文德一问就知道。”
赵宁说：“我让她先回家看娘，明早再出城。他以为她会去庄子。”
杜师父想了想，说可以让春桃住在一个熟客家，但不能住这间铺子。
赵宁谢了她，转身要走。
杜师父叫住她：“阿兰的事，您想起来了吗？”
赵宁站在门边，很久没动。
“簪子后来找到了，在我大哥妾室那里。”她说，“那天阿兰被带走前，我见过她。她走路不稳，求我帮她跟管事说，让她回绣坊。”
“我问过我爹，他说一个丫头偷东西，受点教训是应该的，叫我别管。我那时十六岁，怕惹他生气，就没再问。”
杜师父靠着桌子，脸色发白。
“你知道簪子找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赵宁的眼泪掉下来：“我以为她回绣坊了。”
“你派人去问过吗？”
赵宁没有回答。
春桃伸手扶住她，她却轻轻推开，朝杜师父低了低头。
“这件事是我错了。您骂我也好，不肯帮我也好，我都认。”
杜师父说：“春桃去住哪里，我会安排。阿兰的事，我还要问。”
赵宁点头：“我知道的都会告诉您。”
她离开后，我问春桃：“你看见的账，是什么样的？”
“黄布封面，边上写着东堤。大爷把它锁在田庄账箱里。每年清账，二小姐都要核田租，那箱钥匙本来在她手里。”
我抬起头。
“现在呢？”
“这几天大爷拿走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赵宁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她不是不知道家里有问题。只是以前她把门关上，日子就还能过。如今那只手伸向了她身边的人，她才想把门打开。
十一 旧账与新账
春桃在熟客家住了两天，第三天清晨，她娘来了铺子，说女儿不见了。
老人把家里翻了遍，连一只包袱都没带走。邻居说夜里听见巷口有马车，没敢出门看。
赵宁赶来时，衣袖还没有理齐。
“我大哥说春桃偷了府里的银子，已被送去庄子。他要我别管。”
“她偷了吗？”我问。
“没有。她离府前，我亲自查过她的东西。”
我说：“当年阿兰也被说成偷东西。”
她脸色一白，抓着桌角。
“我去求爹，让他把人放了。”
“您爹会答应？”
“他未必知道大哥做了什么。”
她走后，杜师父叫我把昨夜写的状纸拿出来。
她说：“让春桃住到熟客家，是我安排的。她叫人抓走，我得去找。”
“我跟您一起。”
“你去找粮行的账。巡按查的是旧粮案，只凭一个丫头失踪，衙门未必肯搜赵府。你把旧案的证据补上，我去见林推官，告诉他春桃的事。”
我们分头行动。
永丰粮行已换了东家，现任掌柜姓许，账房原来是她丈夫。丈夫死后，她守着粮行和两个孩子，不肯把旧账借给一个陌生人。
我在门口等了半天，替伙计把湿透的米袋搬到廊下。许掌柜见我手掌磨破，叫人给我倒了碗水。
她说：“我不是不信你爹。可赵家是粮行的大主顾，你让我把账送给官府，往后这生意怎么做？”
“如果赵家拿官粮卖给你们，巡按查到粮行，您也要解释。”
她望着我，神情冷下来。
我意识到自己又说错了话。
上一次，我去赵府找冯全，只顾着找到他，没有想过黄小满会受什么牵连。这次我拿查案吓许掌柜，即使她勉强答应，也会先想办法保全自己，未必肯说实话。
我重新问：“当年记账的人，是您丈夫？”
“是。”
“他做这笔买卖，拿的是赵家的货，不知道是不是官粮，对吗？”
“当然不知道。”
“那旧账不是替我留的，是替您丈夫留的。买了谁的粮、付了谁的钱，账上有，您才说得清。”
许掌柜说：“那年是向赵家买过米，可我得回去翻账，才知道有多少。”她把水碗拿起来，倒掉已经凉了的茶。
“你说得好听。你爹已经死了，我家的人还活着。”
我没有反驳。
走之前，我给她留下行辕的地址和林推官的名字：“您不想给我看，可以直接交给办案的人。请他先核实，再决定怎么做。”
她没答应，也没赶我走。
傍晚，杜师父回来，说林推官已经查到府署底册：八年前朝廷运到临州的赈米共六百石，三月初六入官仓。二十日的火灾呈报写着，仓内六百石全部烧毁。
林推官派人问过庄伯，知道我不是凭空编造，但现有材料仍需核实。他愿意见周掌柜和黄小满，也答应派人查春桃的去向。
杜师父又带回一个坏消息：官差到赵家问话时，春桃已被送往青柳庄。
“庄子在城外，林推官派去的人扑了空。庄头说春桃一早走了，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问：“赵宁呢？”
“还在赵府。她爹不让她出来。”
十二 不能交出去的人
第二天，赵宁给铺子送来一件童袄。
就是她先前拿来要改小的那件。送衣裳的婆子说，二小姐吩咐过几日来取。
我翻开里衬，摸到夹层里有一张小纸条。
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后门。
那晚，我等到赵府后门换班，绕进旁边的巷子。赵宁隔着门同我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她说，她爹已经知道春桃的事，却让她不要再问。赵文德还要她在一张纸上画押，说春桃偷了银子，自己跑出府，与赵家无关。
“我没有画。”
“你爹怎么说？”
“他说一个丫头的事，不能让巡按借题发挥，毁了赵家。”
我隔着门板问：“当年阿兰的事，他也是这么说的？”
里面安静了很久。
“是。”
“那您这回打算怎么办？”
“我想先把春桃找出来。我娘还在府里，我不能让大哥知道是我帮了她。”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她说：“田庄账箱的钥匙，我可以拿到。我不识得你要找的账，你告诉我看哪里。”
“您想拿账去换春桃？”
“若能换她出来，为什么不行？”
“那账里若有赵家卖赈粮的记录，您拿给赵文德，他会留下吗？”
她没说话。
我想起黄小满家被踹坏的门，放低声音：“我先告诉过冯全有人在查，他就去报信。小满和孩子差点出事。这一次，我不能把旁人的命再押在赵家会守信上。”
她问：“那你要我怎么做？”
“别偷账，也别去找你哥换人。你只要记住他什么时候搬账、搬到哪里，再告诉我。”
“你拿到地方，去找官府？”
“我已经递了状纸，林推官正在核查。他若知道账要被毁，可以去申请保全。”
“若我爹知道了，我和娘怎么办？”
我隔着门板站了很久。
“我没法替您保证。”
那晚赵宁没有答应。
第二天，她派人把改好的童袄取走，付了全额工钱，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以为她不会再来。
十三 帐上的空处
周掌柜终于肯见林推官，是因为他的孙子丢了米铺的活。
赵文德问年轻人，祖父家里是否留着旧船账。年轻人说不知道，第二天便被辞退，连上个月的工钱也没拿全。
老人抱着那只木箱到铺子里，放在桌上时，撞翻了我的针线篓。
“我当年没作证，是怕全家没饭吃。”他说，“如今我不说，他们照样不让我家安生。”
杜师父捡起散落的针，递给他一碗水。
他没喝。
“我去了公堂，赵家若说我当年撒谎，我认。但我只说自己见过的。什么货是官粮，是什么人叫运的，我没听见的，不会替你编。”
我说：“您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黄小满也来了。她带着父亲留下的原单，手一直没从包袱上松开。
她丈夫周二陪她同去邻县，孩子留在杜师父这里。她走前对我说：“这次我自己选的。要是出了事，你先替我照看她。”
林推官当面核对原单和船行底簿，又请周掌柜解释账簿里船数与车数不同的地方。
周掌柜说，六百石粮分车运到渡口，再分船装。官仓到渡口有一段陆路，底簿上只记船行经手的三百六十石，剩下的由另一船行负责。
我原先一直以为他的账会记下全部，听完才明白，三百六十石与六百石对不上，不是他在说谎，而是我把自己想要的结果套在了账上。
林推官记录后说，还需要查第二船行的情况，以及东堤收粮后去了哪里。
黄小满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小纸条。
“我爹还有个同车的人，姓葛。以前来过我家，住河西。他不愿见外人，我没跟阿穗说。”
她看了我一眼：“上次你一找冯全，我家就出事。我怕你又急。”
我点头：“是我让你不放心。”
葛车夫已经六十多岁，耳朵不好使，却记得那次搬粮时自己扭了腰。后来他没有再赶车，靠女儿养活。
林推官派人去询问时，他认出黄大有的名字，也记得粮袋上有官印。他不记得六百石究竟多少车，但记得自己赶车从官仓走东门，到渡口装船后又跟船去了广平码头。
这些证词和旧账一件件加进卷宗。
行辕已准备进临州，林推官告诉我们：有足够理由查当年赵承安经手的粮账，但账是否仍在赵府、能否搜到，还要请巡按决定。
我问：“春桃呢？”
“青柳庄的人一口咬定她走了。我们在查沿路的渡口和车行。”
我回到铺子，发现门上被人泼了黑漆，写着“罪女”两个字。
杜师父提水去洗，漆渗进木头，擦得满手都是也洗不净。
我拿来刮刀，一点点把漆刮掉。门板因此薄了一层，露出底下发白的木纹。
十四 一封送到府里的信
行辕正式进临州的前一晚，赵宁来了。
她没有走正门，仍让人送了童袄。衣服夹层里，这回是一张完整的纸。
她写：父亲不许她再问春桃。她偷偷去过青柳庄，见到春桃留下的鞋；庄头说人已送回赵府，关在东厢。
又写：田庄账箱明日要送出城，送去哪里，她不清楚。赵文德给了她一张清单，让她签字证明箱里只有租账。
末尾她写：我还没有签。
我把纸交给杜师父看。
她说：“拿去找林推官。”
“这上面没有赵宁的名字。”
“她愿不愿意具名？”
“不知道。”
我去赵府后门等，赵宁没有来。回铺子时，我想到了那件还要送进赵府的寿衣。
赵家嫌领口不合，让我们改。改好后，按约要由我送过去，让管事检查。
我把计划告诉杜师父：我会先向林推官补报赵宁提供的消息，留下赵府东厢和账箱出城的时间；然后借送衣裳进府，确认春桃是否在东厢，尽量拖住账箱转移。
“你一个人怎么拖？”师父问。
“我让他们以为，外头已经有一份账。赵文德若急着核对，就得先打开箱子。”
“你怎么知道他会上当？”
“我不知道。可我能让他知道，我已经见过船行底簿。”
我写了一封信，署名没有写冯全，只写“当年经手人”。信里列出船行记的一条运货日期和三百六十石的数目，最后写：余数去处，另有底簿，已呈行辕。
这话半真半假。船行账的确送去核查；余下二百四十石，我还没有找到记录。
我不是要把假话当证据。我想让赵文德知道，他最怕的那笔粮，已经有人能对上一部分。
信由周二托人送进赵府。送信的人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
杜师父看着我收拾衣匣，问：“要是赵家认出你呢？”
“他们早晚会知道。”
“要是你出不来？”
我指着衣匣内侧的几行针脚：“还是按我们说好的。您只递衣裳，认出记号，就告诉林推官我在哪儿。林推官若没有搜府的凭据，您也别硬闯。”
师父拿着衣匣，看了很久。
“我以前总觉得，只要替你把门关上，危险就进不来。”
她把衣匣递还给我。
“这次我记住了。”
十五 入府
我去赵府前，先到行辕见了林推官。
我把赵宁写的纸条交给他，说明她没有署名，也不肯确定箱里是否有旧账。春桃的事，我说了自己知道的，没把猜测当成亲眼所见。
林推官问：“你送衣裳进去，是想偷账？”
“我想确认账箱和春桃在哪里。若能拖住赵家，等您派人来查。”
“你一个人，怎么拖？”
我把信的内容告诉他。他皱起眉：“你若说自己见过不存在的账，我不能拿那句话办案。”
“我不会这么说。我只告诉赵家，船行账已交给行辕。”
他看着我：“赵家有人认得你。你进去就可能被扣下。”
“我知道。若第三天还没回来，烦请您依照已登记的地址，查问我的下落。杜师父也会来找您。”
林推官没有答应一定能带我出来。他说，赵府关人和转账的消息尚待查实，但他会将纸条收入卷宗，派人继续核查，也会在我失联后传问赵家。
我在呈报上按了手印，才抱着衣匣去了赵府。
管事婆子见我就皱眉：“怎么是你？你们师父呢？”
“师父手疼，拿不了衣匣。她说，若还有不合适的地方，明天她亲自来改。”
婆子检查衣裳时，我留神看院子。两个小厮抬着箱子从后廊过去，箱角贴着褪色的黄纸。我看不清上面的字。
婆子叫人带我到偏房等，说赵老爷还没醒，得等二小姐过来才知道领口合不合适。
我在偏房坐了半个时辰。赵宁来了，身后跟着丫鬟。
她看见我，脚步停了停，随后像不认识似的接过衣裳。
“这领口还是宽。明天让你师父来。”
她把衣裳放回匣里，趁丫鬟出去拿尺子，低声说：“春桃在东厢。大哥收到信后，把账箱搬去了父亲屋里。”
“什么时候搬出城？”
“本来是今日。父亲不许，说要先核对。”
我的信起了作用，但我没看见账，也不知道它还能留多久。
“二小姐愿意把您知道的告诉办案的人吗？”
她看着我：“我娘今早晕过去，醒来还问我，大哥会不会被抓。”
我没有催她。
她说：“春桃若能出来，我去见林推官。账的事，我要先问清楚。”
丫鬟回来，我们都停了话。
我抱着衣匣出门时，管事婆子叫住我，说赵老爷想见做寿衣的人。
我以为赵宁告了密，回头看她。她脸上也有惊色。
婆子将我带进赵承安的屋子。赵文德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我写的信。
“你们铺子，有个叫阿穗的？”
“是我。”
“姓什么？”
“沈。”
他把信放下，示意家丁关门。
“沈怀山是你什么人？”
我知道瞒不过去了。
“是我爹。”
赵承安靠在床上，慢慢睁开眼。
“原来你还活着。”
十六 留在袖口的字
他们搜走我身上的纸和钱，把我关进东厢柴房。
春桃果然在隔壁。她的屋门从外面上了锁，白天有人送饭，夜里有人守着。
我隔墙叫她，她听见后敲了两下墙。
赵文德进来，问我那封信是谁写的。我承认是我，但没有说周掌柜和黄小满在哪里。
“你以为巡按收了你的状，就能替你做主？”他说，“你爹当年也递过状子。”
“所以这次我先把证人和账送走了。”
他眼神一变：“还有什么账？”
“我见过的，都已告诉行辕。”
他说我虚张声势，让人把我手绑在椅背上。
第一天夜里，赵宁从后窗递进来一杯水。她不敢停留，只说大哥正在查行辕究竟收了什么，又让人去找周掌柜。
我让她转告周家赶紧离开，她说已经托人送信。
第二天，赵文德又来问。他说，周掌柜年纪大了，孙子总要找事做；黄小满的男人只靠一条船，若船翻了，一家怎么活。
我盯着他：“你若动他们，行辕会查。”
“查什么？河里淹死人，不是常有的事？”
他走后，我的右手一直发抖。绳子绑得太紧，手掌慢慢失去知觉。
那天傍晚，婆子送来寿衣和针线，说老爷要看领口改后是什么样，叫我再缝一遍。明日杜师父来取，若做不好，就让她一并留下。
他们解开我的右手，派人在门外守着。
我缝得很慢。手腕肿着，针每穿一次布，都要歇一歇。
我在衣襟里缝下东厢的位置，又缝了一笔，表示门外有人守着。杜师父知道这套针法，也知道若消息不全，不能自己闯。
缝好后，婆子进来检查。她看见袖口有歪针，骂了我几句，把衣裳装回匣里。
夜里，赵宁又来了。她隔着窗告诉我，父亲要把账搬进屋里的火盆，一册册烧掉；兄长不许她进门，她只能听见他们争吵。
“春桃呢？”我问。
“我求过娘。娘让人给她送饭，可不敢放她。”
“明天带我师父来的人是你？”
“是。”
“你看见衣裳里有针脚，就让她带走。不要替我解释。”
她隔着窗说：“我爹问起我，我说不认识你。”
“我知道。”
“门房说有人托他递话，说有个姓黄的旧人找冯全。我怕父兄有事，就拿这件事问了我大哥。后来我才知道，他派人去了黄家。我那时以为，只要把旧纸收回来，大家都能平安。”
我愣住了。黄小满家出事，既有我去赵府递话的缘故，也有赵宁把门房的话告诉兄长的缘故。
“你知道他们去了黄家？”
“事后才知道。我不敢告诉你。”
我想起小满说“你赔得起我女儿吗”，胃里一阵发冷。
“你现在告诉我，是想让我原谅你？”
“不是。我得让你知道，我也把黄家的事告诉了他。我愿意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我扶着窗沿，指节发白。
“出去后，你自己去跟黄小满说。”
“好。”
十七 她在堂前按了手印
第三天，杜师父如约来了。
赵宁带她来东厢，看管的婆子站在旁边，催她快些检查衣裳。
师父拿起寿衣，先看领口，又慢慢翻到衣襟里。她的手碰到那排针脚，停了片刻，仍旧垂着眼。
“这儿缝歪了。我带回去拆了重做。”
婆子说：“就在这里改。”
杜师父捏着针，故意让针从残缺的手指间滑下去。她弯腰捡了两次，都没能穿好线。
“我这手做不了细活，得回铺子拿顶针和灯。”
婆子嫌她麻烦，骂了两句，还是让她抱着衣匣走了。
赵宁送她出去。路过回廊，她从袖中拿出一封写了名字的证词，放进衣匣底下。
她说：“我愿意去见林推官。账在父亲房里，春桃和阿穗在东厢。这些我都见过。”
杜师父没有回头，只问：“你能出来吗？”
“我从后门走，先把女儿交给舅舅。”
她们分开后，赵宁没有立刻离开。她先去找父亲，要春桃的身契。
赵承安躺在床上，身边放着打开的箱子。账册堆了半床，火盆里有烧过的纸灰。
赵宁说，行辕已经在查，春桃如果死了，赵家就更说不清。
赵承安叫她把门关上。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知道。”
“粮是我让人挪的，不是你哥。你现在出去说，外头会把你哥也算进去。”
“那您就让他把人放了。”
“他是为了这个家。”
赵宁看见箱子里有一本黄布封面的账，边上写着“东堤”。她认得那本：前年核田租时，她替兄长誊过账，东堤粮仓的几页夹在中间。她问过为什么田庄账里会有卖粮的记录，兄长说是旧生意，让她不要多管。
她当时没管。
如今她把账拿起来，翻到三月那几页。入仓、卖粮、收银和去处，记得比她想的还清楚。
赵承安伸手去夺，她后退一步。
“你拿这东西出去，就是逼死你娘。”
赵宁说：“我娘病了这些年，春桃熬药、守夜，比我这个做女儿的还尽心。你们把她关起来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娘？”
赵承安叫家丁。
赵宁把账册揣进怀里，跑向外院。她没有跑出府，被赵文德拦在回廊。
她的证词后来这样写：兄长从她怀里夺走账册，撕了其中两页，丢进廊下烧纸的铜盆。她扑上去抢，手被火燎伤。账册和剩下的纸，都被兄长交给家丁带走了。
她没有保住那本账。
但她的证词已经在杜师父手里。
杜师父离开赵府后，没有自己回来救我。她先到行辕，把我留下的呈报、衣襟里的针脚和赵宁的证词一并交给林推官。
林推官已经知道我三日前进赵府，如今又有赵宁具名说明春桃和我被关押的位置。他带着差役去赵家问人，同时请巡按下令保全赵府相关账册。
赵文德听见官差到了，把我拖出柴房，想让我说是自愿留在府里做衣裳。
我说不肯。
他叫家丁把我的右手按在门槛上，用脚踩下去。
我疼得缩成一团。他又问一遍，我还是摇头。
春桃在隔壁听见动静，拼命拍门。
她喊了三声，外院就有人应了。
门被打开时，我看见林推官站在院子里，旁边是杜师父。
她没有冲过来，只死死抓着衣匣。官差叫人松开我，她才走近，蹲下替我解绳子。
她的手也在抖，解了半天没解开。
我说：“师父，拿剪刀。”
她从针线篓里翻出剪刀，绳子一断，我的手垂下来，疼得眼泪一下涌出来。
春桃被带出房门时，脸色蜡黄，还能自己走。她看见赵宁被押在廊下，挣开身旁的人跑过去。
赵宁说：“先去见你娘。”
春桃摇头，站在她旁边没动。
赵文德说，我是进府偷东西，被他们抓住；春桃偷了银子，赵家只是代为看管。
林推官没有当场判他说谎。他让人记下两边说法，封存赵府能找到的账册，又派人追查刚从府里出去的家丁和账箱。
我们不知道，追不追得上。
十八 被烧掉的两页
我右手两根指骨裂了。
大夫上了夹板，说三个月内不能拿重物。至于往后能不能做细针线，得等骨头长好再看。
我左手能拿针，但缝出来的衣裳，比故意藏拙时还难看。
铺子关了半个月。杜师父去退租时，房东说先前有人来问过我们，担心惹上官司，不肯续租。
师父把缝了一半的衣裳送还给客人，赔了几笔定钱。我们攒下的钱所剩不多，借住在黄小满家。
赵宁的处境也不好。
她作证后，赵家的人不肯见她。母亲托舅舅捎话，说若她肯改口，家里仍有她住的地方。她没有改口，母亲便叫人把她和女儿的东西送出府，首饰一件没给。
春桃回到母亲身边，听说赵宁没地方去，想请她同住。赵宁推辞了，只收下一床薄被，带着女儿住进舅舅家后院。
我去见她时，她正在给女儿缝童袄。
线打了结，她拆了三次。
“我不会做这些。”她说，“以前都是春桃做。”
我坐下来，用左手帮她把线头理开。
她问我的手还能不能好。
“还不知道。”
她不再问，过了一会儿说：“我去见过黄小满。”
“她怎么说？”
“她说她不想见我。”
我想起小满家破裂的门板，没有劝。
赵宁摸着那件童袄：“她不想见，是应该的。我只是欠她一句话，要说。”
她告诉我，官差追上那个带账离府的家丁时，账箱已被扔进河里。捞上来一部分纸，墨迹泡得模糊；还有一小册夹在箱底的木板下，尚能辨认。
册里记着三月十五至二十二的粮款，前面入仓的页数不见了。赵宁撕抢时掉进火盆的，正是前三月的两页。
“是我把它们扯出来的。”她看着被针扎破的指尖，“要是我当时不抢……”
“他本来就要烧。”
“可账还是没了。”
她说得没错。她有心阻止，结果仍没能保全那两页。我也曾一心想找冯全，最后让黄小满受了惊吓。人做出选择，结果不一定听自己的。
我问：“剩下的账，能看出什么？”
“有卖给永丰粮行三百石，收银分三次。账上写了经手人，第一笔是我哥，第二、第三笔是冯全。”
“许掌柜说过，那年粮行是从赵家买过米的。”
“她肯拿出来？”
“还没有。”
赵宁把童袄放下：“我去找她。”
“她怕赵家，不会轻易见你。”
“我从前替赵家收过她的账，知道她丈夫记账的习惯。若我说得出她的账上会有什么，她或许愿意见办案的人。”
她出门前，女儿拽住她的袖子：“娘，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赵宁蹲下，替孩子把领子扣好。
“现在先住在舅公这里。”
“外祖母不要我了吗？”
赵宁的手停了一下。
“外祖母病了。等她好些，娘再带你去看她。”
孩子点头，回去摆弄地上的布娃娃。
赵宁站起来时，眼眶红了，却还是把门轻轻带上。
十九 三百石米
许掌柜最终把旧账交给了林推官。
不是因为赵宁劝她相信赵家女儿，而是赵宁告诉她，赵家存账上写了永丰粮行的名字。赵家残存的账册已落到官府手里，粮行迟早要被问及。
许掌柜想了两日，带着伙计和旧账去了行辕。
她说，八年前粮价涨得快，丈夫见赵家肯卖，便买了三百石。米从广平码头装船，付银有凭条。她不清楚那些粮来自何处，但愿意把凭条和账簿交出来核对。
凭条上有赵家粮铺的印，日期与残存的赵家账页相符。
还有另一笔银子，赵家账上写作“东堤修工”。
赵承安说，灾后修堤急需银钱，他暂时挪用赈粮变卖，打算补回。之所以没补，是因为洪水损毁河道，粮价又涨，钱不够了。
我听到这番话时，正坐在行辕外等大夫换药。
如果只是挪粮，为什么将我爹说成贪墨？为什么烧仓？为什么打死我娘？
林推官没有让我在走廊里冲过去质问。他告诉我，赵承安的辩解会记入卷宗，修堤是否用过那些钱，也会查。
我去找了当年给堤工运石的庄伯侄子。他拿出祖父留下的一叠工钱单，指着其中一页说：“三月初七，堤上已经停工了。”
堤工停工的日期，县里还有公文。三月中旬赵家卖粮收的银子，除了少数散碎开支，主要进了赵家的米铺和田庄。修堤用掉多少，还要按单据查，但至少卖出去的三百石，没有照赵承安所说全部用于修堤。
我问林推官：“那剩下的粮呢？”
“还在查。不能因为已经查出三百石，就认定另外三百石去了同一个地方。”
我点头。
我们找到了第二船行的一个旧伙计，查出另外两条船也在三月初九去过广平码头。他不记得装的货数，但记得冯全曾给船工发过工钱。后来，从冯全家搜出的旧账片里，也记有那天的工钱。
几份记录、几个人的证言，一处处对起来，又留下一些对不上的空处。
那些空处，林推官没有替任何人补。
我起初急，恨不得每一句都立刻有答案。后来我想起那个收了我酒钱、张嘴就说看见赵家装粮的车夫。若当时我只顾着听自己想听的话，也许早就拿着他的假话去告状了。
我愿意等他们查清楚。
二十 父亲的手印
赵承安被带到行辕问话那天，还能自己坐稳。
他穿一件洗旧的深色长袍，坐下时习惯性地理了理衣袖，像从前审问别人的时候。
巡按问他：“三月初九，官仓赈米为何运往东堤？”
“东堤灾民也需要粮。”
“那为什么入了赵家的仓，又有三百石卖给永丰粮行？”
“当时情势紧急，先卖粮筹银修堤。”
巡按让人拿出堤工停工文书，又让许掌柜陈述购买和付款的经过。
赵承安听完，仍说自己受下面的人蒙蔽，卖粮银款进赵家铺子的事，他不知情。
赵文德跪在一旁，抬起头：“爹，那笔银子是您让我收的。”
赵承安看了他一眼。
“你不要乱说。”
“您怕巡按查银钱，叫我把它记成铺子的收入。账是您亲自过目的。”
父子二人开始争执。
巡按拍了惊堂木，叫他们逐项回答。那些账本和证人的话已经在案，不因他们互相推诿就能消失。
轮到问我爹时，我被叫进堂前。
赵承安看见我，嘴角动了动：“你娘没告诉你？你爹自己画的押。”
我说：“告诉了。他画押那天，你们让他看见我娘挨打。”
“他若不是心虚，为什么认？”
我拿出一张纸，是案卷里誊出的供词，上面按着我爹的手印。
“这份供词说，我爹二十日夜里烧仓前，把粮运出去卖了。”
“是。”
“黄大有的单子、庄伯和葛车夫的证言，还有船行底簿，都说粮初九就出了仓。永丰粮行十五日买了粮，银子进的是赵家的账。”
我把那张誊本放到桌上。
“他按了手印，供词上的事就能变成真的？”
赵承安看着纸，没有回答。
我接着问：“我娘进牢后，你们问她要什么？”
他仍不说话。
赵文德突然说：“那张底单是她拿出来的！若不是她藏着——”
他停住了。
当年搜出的底单没有留在官府案卷里，赵家先前只说不知有这张纸。赵文德这句话，让巡按追问起搜家和关押我娘的经过。
光靠他一句话，不能断定我娘是怎么死的。看守、经手押人的差役，还有狱中的旧册，都被叫来核查。
有两个人已经死了，旧册也残缺不全。但负责押人的老差役承认，他们从我家搜出过一只木匣，里面有纸，随后交给赵知县。另一个狱卒说，我娘确实受过刑，挨打后数日病死。
我问赵承安：“你知道她受刑吗？”
他抬起眼。
“我让人问她，底账还有没有别的。下面的人动了手。”
“你让他们停了吗？”
他没回答。
我等了一会儿，又问：“停了吗？”
“没有。”
堂上很静，连记录的人落笔的声音都听得见。
我想起娘在行刑场上捂住我的眼睛。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多久，她只是怕我看见爹最后那一刻。
我看着赵承安，说：“你们找到了那张纸，还是让他死了。你们要的不是账，是一个能替你担罪的人。”
他张了张嘴，终于没有再说。
二十一 名字
案子查到秋天才有结果。
赵承安因侵吞、转卖赈粮，诬陷下属及狱中用刑等罪获判，赵文德因参与转卖、隐匿账册、非法拘人等事一并获罪。冯全在外逃途中落网，交代了自己收粮和分银的经过，也被追究责任。
判文下来时，赵承安还活着。
我没有去看他被押走。那天我要去城门口，看官府贴替我爹平反的告示。
告示很长，我从头看到尾。最末一行写着沈怀山不负贪墨之罪，原判撤销。
有人在我身后说：“原来冤枉了他。”
也有人说：“官家的事，谁知道是真是假。”
我没有回头。
八年前，告示贴在这里，说我爹该死。如今新的告示贴在同一面墙上，他的名字终于不用和那两个字写在一起。
我回到黄小满家，告诉她案子的结果。她把正在择的菜放下，问：“我爹的事呢？”
我说，证词里记了黄大有曾留下收粮单，也记了他后来被人打伤。但打他的人没有查清，官府只能将这部分留在卷宗里，不能说已经替他找到凶手。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娘总说，要是他那天不出门就好了。”
她把菜叶一片片理齐。
“可他不出门，心里也过不去。”
小禾从外面跑进来，抱着一个纸包，说街上的人给她饴糖。
黄小满问是谁给的。她说，是一个穿青衣裳的姐姐，不肯进门，只叫她带话，说等门板修好了，她愿意出钱。
我知道是赵宁。
黄小满把纸包收起来，说：“等你爹回来再吃。”
她没有说要不要收钱。
二十二 新衣裳
铺子关了以后，杜师父靠替邻居缝补挣些钱。我左手练了很久，才重新能缝一条直线，右手阴天下雨仍会疼，做不了太久。
庄伯听说我们要另找铺子，把自己存下的几串钱送来。周掌柜也来过一趟，说他孙子在新船行找到了活，要替祖父还当年欠我爹的那句话。
杜师父没有全收。她只借了一部分，记在新账本上，约好慢慢还。
新铺子小，门朝北，冬天晒不到太阳，租金却便宜。
开门那天，我写招牌。右手握笔不稳，写得歪歪扭扭。杜师父看了，找邻居借来一把尺，帮我把纸边压平。
招牌上写：杜记针线。
不只做寿衣，也做活人的衣裳。
第一位客人是黄小满。她拿来周二磨破的外袍，放在桌上时，看见赵宁送来的一包棉花。
“她今天来过？”
“嗯。她在舅舅家帮人理账，拿了工钱，买了棉花放在这里。”
小满看着那包棉花，没有伸手。
过了一会儿，她说：“小禾的冬衣短了。”
“我给她接一截。”
“棉花用这个吧。”
她把外袍交给我，没有再说别的。
入冬前，我和杜师父去给阿兰修了坟。坟很小，草长过了膝。师父带了一只银色的旧针箍，放在碑前。
那是赵宁后来送回来的。她找到当年负责看管阿兰的婆子，问清了能问到的事，又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师父。阿兰的死隔了多年，有些经过已经查不清；坊主和赵家的人曾怎样对她，仍有人不肯开口。
师父蹲着，把针箍埋在碑边。
“她那时候说，等有钱了，要买一只不会磨手的。”
我拔掉碑前的草，把一块新布铺平。布上绣着两只蝴蝶，是我照着阿兰留下的花样绣的，针脚不算细。
师父摸了摸那只展开翅膀的蝴蝶，说：“她会嫌你绣得慢。”
“她以前就嫌过。”
我们坐了一会儿，起身下山。
回到铺子，天已经黑了。小禾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一块练针脚的布。
“阿穗姐姐，我今天没缝歪。”
我接过来，借着门口的灯看。
确实比前几日整齐。末尾有一处打了结，她不好意思地伸手来遮。
“这一针不算。”
我把布还给她：“拆了，再试一次。”
她跑到灯下去找剪刀。杜师父开门，我用左手扶住门板，让她先进去。
屋里有一篮没收完的线、一张只付了一半租钱的桌子，还有明天要交给客人的冬衣。
我坐下来，慢慢拿起针。手疼的时候就停一停，等疼过去了，再接着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