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浊度47
灰雨落下来那天，我在水厂三号化验室值班。下午两点十七分，窗外开始下灰。不是雨，也不像雪。灰是细的，落在窗玻璃上，一层一层，用手一抹，指尖有滑腻感。十分钟后，我的浊度仪跳到了 47 NTU。
自来水出厂标准是 1 NTU 以下。我打电话到调度室。
「三号机组的出水浊度 47。」
「仪表坏了？」
「三台表都 47。」
那边沉默了三秒。
「江远，别乱说。」
「我没乱说，」我说，「你们看外面的灰。」
电话断了。四点钟，市里发了通知，说是一场"沙尘天气"，让市民关窗。六点钟，水停了。第七天，全城的水停了整整七天。七天里，我知道了三件事。第一，灰雨里有一种东西，能让水在二十四小时内变绿。
第二，管网里剩下的水，有九成不能喝。第三，能喝的那一成，全在没人想到的地方。灰雨落下来之前，水厂的日供水量是四十五万吨。四十五万吨，供全城二百万人，加上周边六个镇。
我在三号化验室干了十年，每天测三样：浊度、余氯、菌落总数。浊度是用浊度仪测的，一束光穿过水，光散得越多，浊度越高。
余氯是用试纸测的，试纸泡一分钟，跟色卡比，比出 0.3 到 0.8 就是合格。菌落是用培养皿养的，取一毫升水，倒进培养基，三十七度养二十四小时，数长出来的点。
十年前我第一天上班，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
「江远，水是活的。」
「怎么活？」
「你测的这一个样，」他说，「只代表这一秒。下一秒，它就是另一个水。」
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懂了。管网里的水一直在走，走一小时是十公里。十公里里，每一段的温度、压力、余氯都不一样。你今天测出 0.5，明天可能 0.1。
所以水质这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相信任何一次检测。只相信一串检测。第一天，我去化验室翻试剂。化验室在二楼，试剂柜锁着，钥匙在科长手里。科长跑了。我拿一把螺丝刀，撬了柜门。
柜里有三样东西有用：余氯试纸、大肠菌群培养基、一瓶 84 消毒液。还有一台便携浊度仪，电池半格。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铝箱，抱着下了楼。楼下站着二十多个人，都是厂里的。
「江远，」有人问，「水还能喝吗？」
「家里的能喝，」我说，「先别开龙头。」
「为什么？」
「管网里的水被灰雨渗进去了，」我说，「渗进去的东西，二十四小时就长。」
「长什么？」
「长绿的。」我说，「你们回家看看，水桶里的水要是发绿，别喝，也别倒进下水道。」
「倒下水道怎么了？」
「会顺着管道流到别人家。」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家在自来水公司家属院，五楼，两室一厅。我爱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娘家在城西，第二天路就断了。家里有两桶水，是前天买的，一桶 18.9 升。我拿试纸测了一下。
余氯 0.05，低于标准。
「能喝吗？」楼下有人探头问。
「能。」我说，「但只能喝三天。」
「三天以后呢？」
「三天以后我找新的。」
第二天夜里，我在阳台上看水。家里的两桶水，一桶开过，一桶没开。我把没开的那桶拧开盖，拿手电照。水是清的。清不代表干净。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杯，倒了半杯，放在窗台上，第二天早上再看。
早上，杯底有一层白。白是薄薄的一层，用手指一抹，抹起来是粉。我把粉刮下来，放在一张白纸上。纸上的粉，在光里有一点点绿。绿，是我最怕的颜色。水变绿，是藻。
藻在水里长，长起来会放出一种东西，叫藻毒素。藻毒素烧不掉。烧开的水，菌死了，毒素还在。那一天，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把家里所有的水倒进玻璃瓶，一瓶一瓶摆在阳台上。
第二件，拿一块黑布，把瓶子包起来。第三件，等。黑布包着瓶子，是为了让藻没有光。藻要光才长，没有光，它长得慢。包到第三天，我拆开一块布，看瓶子里的水。水还是清的。
「能喝吗？」楼下有人问。
「能，但要快。」我说，「三天之内喝完。」
「三天以后呢？」
「三天以后，我找新的。」
「上哪儿找？」
「找深井。」我说，「井越深，水越安全。」
家属院有一口井，在院子东北角，是 1978 年打的，深四十二米。井盖是水泥的，盖得严。第二天，我带着三个人去开井盖。井盖抬起来，底下是黑的。我把手电伸下去，光柱照在水面上，水面有反光。
「有半米。」我说。
「半米能喝多久？」
「四十二米深的井，水是从地下渗的。」我说，「一天渗一米，够一百人喝三天。」
「那我们就喝井水。」
「不能直接喝。」我说，「井水有余氯吗？没有。没有氯的水，大肠菌群一天就长起来。」
「那怎么办？」
「加氯。」
「氯哪儿有？」
「家属院锅炉房有。」我说，「锅炉房的水箱里，一年用掉三十瓶次氯酸钠。」
二、一百八一瓶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家属院的院子里聚了四十几个人。有个男的站在花坛上，四十来岁，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
「都别慌。」他说，「我姓冯，叫冯彪，我在城南有三间仓库，仓里有水。」
「多少水？」
「四千箱。」
底下人往前挤。
「多少钱一箱？」
「平时十八，现在一百八。」
有人骂了一句。
「嫌贵？」冯彪说，「嫌贵你喝自来水。」
「自来水不能喝。」
「不能喝是你说的。」他说，「水厂的人自己都跑了，他说的话能信？」
我在人群后面站着。
「江远在这儿。」有人说。
冯彪转过身。
「你就是水厂那个？」
「我是化验室的。」
「你说自来水不能喝，」他说，「凭什么？」
「凭浊度，凭余氯，凭培养。」我说。
「培养？」
「拿培养基养二十四小时，」我说，「长出来的菌落，你看得见。」
「你养给我看。」
「可以。」我说，「但你得给我一间屋，一台能通电的冰箱，二十四小时。」
「我没有冰箱。」
「那就不看。」
他笑了。
「大家听见没有？」他说，「他说不出来。」
人群里有人开始掏钱。一百八，两箱三百六。我看着他们掏钱，没说话。等人散了，一个老太太走过来。她姓宋，六十八，是家属院的老住户。
「江远，」她说，「我买了他的水，能喝吗？」
「能喝。」我说，「但你得先测。」
「怎么测？」
「你有试纸吗？」
「没有。」
我从包里拿出两张余氯试纸。
「撕一张，泡在水里一分钟，拿出来跟色卡比。」我说，「比出来是白的，说明没有氯；是浅粉的，有氯。」
「有氯就好？」
「有氯说明水被消毒过。」我说，「瓶装水不该有余氯，有余氯的说明是用自来水灌的。」
「用自来水灌的，能喝吗？」
「能喝，」我说，「但说明他不是从仓库里拿的，是从管网里灌的。」
老太太拿着试纸回去了。第三天，她来找我。
「测了。」她说。
「什么颜色？」
「浅粉。」
「浅粉说明是自来水灌的。」我说，「他那一百八一箱，就是管网里的水。」
「管网里的水不能喝，是他说的。」
「他说的是灰雨渗进去的那部分。」我说，「管网里也有没渗的。」
「那到底能不能喝？」
「要看位置。」我说。
我拿出一张水厂的管网图，摊在台阶上。
「自来水往高处走，也往低处走。」我说，「城北高，城南低。灰雨从上面渗，渗到的高处先脏，低处后脏。」
「我们家在哪边？」
「这边是中间。」我指着图，「中间这一段，是老管网，八十年了，铸铁管，接口有胶圈。胶圈渗得慢。」
「慢就好？」
「慢就好。」我说，「渗得慢，就有时间停水、冲洗、消毒。」
第四天，冯彪又来了。这次他带了三个人，站在楼下喊。
「江远！你下来。」
我下去了。
「你跟人说我那水是灌的？」
「测出来的。」
「试纸能看出什么？」他说，「试纸是给游泳池用的。」
「试纸测的是余氯。」我说，「你卖的水有余氯，说明消毒过。消毒过的水，只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水厂，一种是灌的。」
「我灌的也是水厂的水。」
「水厂的水现在不能出。」我说，「出水就带着灰。」
他不说话了。
「冯彪，」我说，「你那四千箱，什么时候灌的？」
「灰雨之前。」
「灰雨之前灌的，为什么有余氯？」
「我加了。」
「加多少？」
「一桶加一瓶盖。」
「一瓶盖 84，兑十八点九升，」我说，「浓度是两个毫克每升，是自来水的两倍。两倍的氯，喝一个月，胃要出问题。」
他脸上动了一下。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我说，「你把氯降下来，水就能喝。」
「怎么降？」
「开盖放一夜，氯会跑。」我说，「或者烧开，滚三分钟。」
「放了氯就没了，水会不会长菌？」
「会长。」我说，「所以放完要盖回去，二十四小时内喝完。」
他看了我很久。
「江远，」他说，「你这人，不会做生意。」
「我不会。」
「不会做生意，末世里活不长。」
「活不长就活不长。」我说，「我不能卖我自己都不喝的水。」
第五天，出了事。城南的临时安置点，三百多人，喝了冯彪的水，一天里有四十多个人拉肚子。安置点的负责人找到我。
「江远，你能不能来看看？」
「能。」
安置点在城南小学，教室改成宿舍，操场摆着四个大桶。桶里的水是清的，闻着有一点氯味。我拿出浊度仪。
「1.4 NTU。」
「1.4 是多少？」
「自来水的标准是 1 以下。」我说，「1.4 是没超太多，但有。"
我撕了一张试纸，泡了一分钟。
「氯是 0.4。」
「0.4 怎么样？」
「0.4 是偏低的。」我说，「管网里的水，出厂是 0.8，到用户家剩 0.3 以上才合格。0.4 说明这水放了很久。」
「放了很久会怎样？」
「会长菌。」
「什么菌？」
「我不知道，」我说，「要养。」
「养要多久？」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人还在拉。」
「那先别喝。」我说，「烧开，滚三分钟，再喝。」
安置点的人开始烧水。烧水的时候，我蹲在桶边，看桶底。桶底有一层白，白得很薄。我用手指一抹，抹起一点粉末。
「这是什么？」负责人问。
「沉淀。」我说，「灰雨里的东西沉下来了。」
「沉下来还在水里？」
「沉下来还在。」我说，「你看着清，其实细的东西都还在。要滤。」
「怎么滤？」
「砂滤。」我说，「找干净的河砂，装在桶底，铺两层布，水从上头倒，从底下出。」
「砂子哪儿有？」
「学校操场的沙坑。」
那天下午，我们做了三个砂滤桶。一个桶装五十斤砂，砂洗了六遍，洗到水清。倒水下去，出来的水浊度是 0.6。
「0.6 够不够？」
「不够。」我说，「再滤一遍。」
滤两遍，浊度 0.2。
「0.2 能喝吗？」
「能，但要加氯。」我说，「不加氯，砂滤完的水，六个小时就长菌。」
「加多少？」
「一吨水加十毫升 84。」我说，「十毫升就是一汤勺的一半。」
三、试纸
安置点的人照着做。第五天下午，冯彪的人砸了我的桶。我摆了两只桶在厂门口，桶是塑料的，白色，一只装二百升。砸桶的是三个人，拿着铁棍。
「冯老板说，」其中一个说，「这条街的水，他包了。」
「这条街的水是我厂里的。」
「厂里的水，以前也是别人的。」
铁棍落在桶上，桶裂了一条缝。水从缝里喷出来，喷了我一身。我站着没动。
「砸吧。」我说。
「你不拦？」
「我拦不住三个人。」
「那你看着？」
「我看着。」
他们砸完两只桶，走了。我蹲下来，把裂了的桶扶正，用胶带缠了三圈。缠完，拿一只脸盆接漏水。接了四十分钟，接了两盆。两盆水，浑浊，不能喝。倒掉了。晚上，来了两个人，是安置点的。
「沈师傅，」其中一个说，「明天还供水吗？」
「供。」
「桶都砸了。」
「我去找桶。」
「哪儿有桶？」
「学校有。」我说，「小学的食堂有二十个大桶，洗菜用的。我去借。」
那天晚上，我去了小学。小学的门锁了，我翻墙进去。食堂在地下室，二十个大桶一排摆在墙角。桶里有菜叶，有油。我一个人洗了四个小时。洗到半夜，一个保安拿着手电照过来。
「谁？」
「水厂的。」我说，「借桶。」
「借桶干什么？」
「装水。」
「装水干什么？」
「给人喝。」
他把手电往下压了压。
「你是那个测水的？」
「是。」
「我听说你，」他说，「你测出冯彪的水是灌的。」
「是。」
「我老婆买了他的水，」他说，「一箱一百八，她买了三箱。」
「水还在吗？」
「在。」
「拿试纸测一下。」我从口袋里摸出三张试纸，「浅粉的，就是灌的。」
他接了试纸，走了。第二天中午，他推着一辆三轮车来了厂门口。车上装着四个大桶。
「给。」他说，「我老婆测了，三箱都是浅粉。」
「她喝了吗？」
「喝了半箱。」
「拉肚子没有？」
「没有。」
「那是运气。」我说，「以后别买。」
他把桶放下，问了一句。
「这水，真不要钱？」
「真不要。」
「那你吃什么？」
「厂里管饭。」我说，「食堂有米。」
「米能吃几天？」
「能吃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呢？」
「一个月以后，」我说，「水就通了。」
第六天，冯彪把我堵在楼下。
「江远，你毁我生意。」
「我救人。」
「你救人，」他说，「我卖水。你把我的水说成灌的，谁还买？」
「你那一百八，」我说，「卖的不是水，是放心。放心是假的，那就是骗。」
「末世里谁不骗？」
「我不骗。」
「你不骗，你吃什么？」
「我吃我自己找的水。」
他盯了我一会儿，从腰后摸出一把刀。刀不长，二十公分，刀身上有锈。
「江远，」他说，「你把那张管网图给我。」
「你要图干什么？」
「我自己灌。」
「你会灌出毒来。」
「毒不死人。」他说，「水就是水。」
「水不是水。」我说，「水里有东西。你不知道有什么，你就敢往别人杯子里倒。」
他往前走了一步。我没退。
「冯彪，」我说，「你卖水，我不拦你。但你把没消毒的水卖给小孩，我拦。」
「你拦得住？」
「拦不住我也拦。」我说，「你今天捅我，明天安置点的人还得找我。三百个人，四十个在拉，你捅了我，他们喝什么？」
他的刀停在半空。三秒后，他把刀收了。
「江远，」他说，「你这个人有病。」
「我有病。」
「什么病？」
「职业习惯。」我说，「我干了十年水质，从来看见水就想测。」
四、一号线
第七天，我在水厂找到了一条还能用的线。水厂有三条线：一号线是 1987 年建的，二号线 2003 年，三号线 2015 年。一号线最老，老到该拆了。可老的东西有一个好处：结构简单。
一号线是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四步，每一步都是物理的，不靠电脑。电脑早就没电了。我带了三个人，把一号线走了一遍。
「混凝池，」我指着池子，「这是加药的地方，加的是聚合氯化铝，一吨水加十五克。」
「药在哪儿？」
「库房里堆着八吨，够用一年。」
「沉淀池，」我说，「水在这儿停两小时，泥沉下去。」
「泥谁清？」
「不用清，」我说，「一年清一次。现在池里还有半米泥，正好。」
「过滤池，」我说，「这是砂滤，砂层一米二厚，底下是承托层，卵石、砾石、粗砂、细砂。」
「砂该换了吧？」
「该换，」我说，「但不换也能用，只是滤得慢。」
「消毒池，」我说，「加氯，一吨水加一点五克。」
「氯哪儿有？」
「库房有六吨次氯酸钠。」
「电呢？」
「不要电。」我说，「这条线是重力流，进水口在山上，水位比厂区高十七米，水自己往下走。」
四个人站在一号线的进水口，都没说话。
「沈师傅，」其中一个开口，「你是谁？」
「江远，化验室的。」
「化验室的人，怎么懂工艺？」
「我干了十年，」我说，「化验室每天测三样：浊度、余氯、菌落。测了十年，测出哪儿不对，就得去工艺段找原因。找了十年，就会了。」
那天下午，我们开了进水阀。阀门锈了，四个人推了一根撬棍，推了二十分钟。水从进水口进来，先是黄的，带着泥沙。
「先放。」我说，「这一段是沉淀池底泥。」
放了两个小时，水清了。
「取样。」
取样瓶是玻璃的，消毒过。我拿浊度仪测，2.1 NTU。
「2.1 太高。」
「怎么降？」
「减流量。」我说，「流量小，沉淀时间长。」
「流量减到多少？」
「减一半。」
流量减一半，浊度降到 0.9。
「0.9 可以了。」我说，「滤一遍。」
滤一遍，0.4。
「加氯。」
加氯之后，余氯 0.6。
「测菌。」我说，「要养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水就流给别人了？」
「水先别放，」我说，「等结果。」
「等结果，安置点的人喝什么？」
「喝砂滤的。」我说，「砂滤的水，加氯，再烧开，能撑两天。」
五、菌落
第八天，菌落结果出来了。三个培养皿，一个长了两颗菌落，两个没长。
「两颗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要看形态。」
「形态怎么看？」
「圆的，边缘整齐，是球菌；不规则的，是杆菌。」我说，「这两颗是圆的，小，是空气中的落菌，不是水里的。」
「那这水能喝？」
「能喝。」
那天下午，一号线开始供水。供水的地方在厂门口，摆了两只大桶，一次装二百升。排队的人有三百多，从门口排到马路上。我用一个漏斗，一桶一桶灌。灌到第一百桶，冯彪来了。他站在队伍外头，看着。
「江远。」
「冯彪。」
「这水，」他说，「真能喝？」
「能。」
「不要钱？」
「不要。」
「你不要钱，我怎么办？」
「你卖你的。」我说，「你那一百八，改成十八。」
「十八我亏。」
「你亏的是仓库，」我说，「我这儿的水，能让全城喝一个月。」
他沉默了。
「江远，」他说，「我想跟你干。」
「干什么？」
「给你灌水。」
「灌水不用人，」我说，「用桶。」
「我不要钱。」他说，「我要学怎么测。」
「学怎么测，先学怎么不骗人。」
他低下头。
「我卖了一千二百箱，」他说，「挣了二十一万。」
「挣了多少不重要。」我说，「一千二百箱水，有多少人喝了？」
「不知道。」
「不知道就去问，」我说，「问出来，一个一个找，把水换回来。」
第九天，三号线通了。三号线的电来了，是市里抢修的一台柴油发电机，四十千瓦。
「四十千瓦不够。」我说。
「不够怎么办？」
「先开反渗透。」我说，「反渗透最要紧。」
反渗透是三号线的核心，能把水里的东西滤到零点零一微米。我盯着压力表。
「进水压力 0.4 兆帕。」
「出水多少？」
「0.15。」
「产水率？」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太低。」
「低是因为水温低。」我说，「十一月的水，十度。温度低，黏度高，膜通量下降。」
「怎么提高？」
「加个换热器。」我说，「没有换热器，就先把水放在池子里晒。」
「十一月晒不热。」
「那就这样，」我说，「百分之四十，一天也能产八百吨。」
第十天，城北的那个小区通了水。小区有八百户，住着两千多人。通水那天，物业的人在门口挂了一块牌子。"自来水已恢复，可饮用。请烧开后饮用。"我站在小区门口，看那块牌子。
「江远，」有人问，「为什么还要烧开？」
「因为我不敢保证。」我说。
「不敢保证，为什么还让人喝？」
「因为不喝会死。」我说，「喝了烧开的，死的可能小一点。」
六、两千吨
第十天，城北的那个小区通了水之后，市里开了一个会。会开在水厂二楼的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一张长桌，坐了二十多个人。我坐在桌子最末一位。主持会议的是岑处长。
「今天这个会，」他说，「是定供水方案。」
他把一张纸推到桌子中间。纸上写的是三套方案。第一套，先保医院和学校，一天四百吨。第二套，先保居民区，一天八百吨。第三套，全城轮流供，每区两天一次。
「三套方案，」岑处长说，「各有各的道理。江远，你说。」
「我说第一套。」
「为什么？」
「因为医院停了水，会死人。」我说，「学校停了水，孩子会生病。」
「居民区呢？」
「居民区可以撑。」我说，「撑的办法是井、是砂滤、是太阳晒。医院和学校撑不住，他们没有井，没有砂，也没有操场。」
「那居民区的人怎么想？」
「他们会骂。」我说，「骂就骂。」
桌子那边有人笑了一声。
「江远同志，」一个戴眼镜的人说，「你这话说得太硬。」
「水这个东西，」我说，「软不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说，「一吨水给医院，能救三个人；给居民区，能让五十个人多喝一天。都是好事。可要是先给居民区，医院那三个人就没了。」
「你怎么算的？」
「我算不了。」我说，「我只知道，医院有八百张床，一张床一天用二百升水，一百六十吨。学校有三千人，一人一天十升，三十吨。加起来一百九十吨。」
「我们一天能供多少？」
「一号线八百吨，二号线四百吨，三号线八百吨，一共两千吨。」
「两千吨，够了。」
「够是够，」我说，「可管网要走。从厂里到医院，十二公里，走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里，水会漏。」
「漏多少？」
「老管网漏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他说，「四百吨。」
「四百吨，就是八百张床的用量。」
桌子那边静了一会儿。
「那怎么办？」
「分段加压。」我说。
「怎么分段？」
「管网分五段，」我拿笔在纸上画，「厂区到东门，东门到南街，南街到西门，西门到北站，北站到城北。每一段加一个泵，泵的压力从 0.2 提到 0.3。」
「泵哪儿有？」
「厂里库房有七台，」我说，「都是备用的。没电也能用手压泵。」
「手压泵谁压？」
「人压。」我说，「一段两个人，一天压八小时。」
「八小时能压多少？」
「一小时二十吨，八小时一百六十吨。」
「一百六十吨，不够一段。」
「不够就压两班。」
会开到下午五点。散会的时候，岑处长叫住我。
「江远。」
「岑处长。」
「你今天说的那句『软不了』，」他说，「我记着了。」
「记着好。」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他说，「你这个人，太硬。硬的人，末世里活不长。」
「一个不硬的人，」我说，「能让全城喝上水吗？」
他没答。第十一天，我回了趟家属院。院子里的人少了一半，剩下的人都在晒水。晒水的方法是宋老太太教的：把水装在透明的瓶子里，放在太阳底下晒六个小时，紫外线能杀一部分菌。
「江远，」她说，「你这法子，我用了七天。」
「好使吗？」
「好使。」她说，「我孙子喝了，没拉。」
「晒完要盖吗？」
「要盖，」她说，「晒完不盖，灰又落进去了。」
我看着院子里那一片瓶子。瓶子有二百多个，摆成一排一排，太阳照上去，亮得晃眼。第十二天，我去了城西。城西的路通了，我骑一辆自行车，骑了三个小时。我爱人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娘家楼下有一个水塔。
水塔是老的，塔里还有水。
「江远。」她抱着孩子站在门口。
「我来了。」
「你怎么来的？」
「骑车。」
「外面什么情况？」
「城北有水了。」我说，「城南也有。」
「城西呢？」
「城西的水塔还能用，」我说，「我看了，塔是封闭的，灰进不去。塔里的水，测出来 0.3。」
「0.3 能喝？」
「能。」我说，「烧开喝。」
她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没动。
「江远，」她说，「这日子什么时候能过去？」
「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有心思测水？」
「就是因为不知道，」我说，「才要测。」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铝箱，打开。箱里有试纸、有培养基、有一台浊度仪。
「这东西，」我说，「能让我们多活几天。」
她看着箱子，看了很久。
「你这个人，」她说，「一辈子就这一件事。」
「一件事也够。」
第十三天，安置点出事了。有人喝了没烧开的水，二十多个人发烧。负责人把我叫过去。
「江远，你说能喝的。」
「我说烧开喝。」
「他们没烧。」
「为什么没烧？」
「因为没柴。」
安置点在小学，教室里只有桌椅。桌椅烧了三天，烧完了。
「没柴，」我说，「用太阳。」
「太阳？」
「太阳晒六小时，紫外线杀菌。」
「十一月，太阳弱。」
「弱也晒，」我说，「晒十二个小时。」
那天下午，我教他们做太阳能消毒。方法很简单：把水装在塑料瓶里，瓶子要透明的，不要有颜色的；瓶子放在铁皮上，铁皮反光；晒一天，晒到瓶壁摸着温热。
「温热的，」我说，「就够了。」
「为什么温热就够？」
「因为紫外线在五十度的时候最有效。」我说，「水太冷，菌不死；水太热，瓶子变形。」
第二天，安置点的操场上摆了两千个瓶子。瓶子摆满了操场，一片白，太阳照上去，像一片水。第十四天，市里的应急指挥部找到我。来的是一个姓岑的处长，四十来岁，穿一件旧夹克，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江远？」
「我是。」
「你的水厂一号线，现在供水多少？」
「一天八百吨。」
「八百吨，够多少人喝？」
「按一人一天二十升，四万人。」
「四万人，」他说，「城里还有六十万人。」
「六十万人，」我说，「要开二号线和三号线。」
「二号线坏了，三号线缺电。」
「二号线不是坏，」我说，「是被灰雨堵了。」
「堵了？」
「进水口的格栅被灰糊住了。」我说，「灰里有胶质，糊在格栅上，一格一格堵。清干净就通。」
「怎么清？」
「人下去清。」
「下去几个人？」
「四个，一天清一格。」
「二号线有多少格？」
「三十格，」我说，「四个人清三十格，要八天。」
「八天，」他说，「我们等不了。」
「等不了就等十天。」我说，「水这个东西，急不来。急了，喝下去的是病。」
他看着我，把文件放下。
「江远，」他说，「我调了三支工程队给你。」
「工程队不懂水。」
「不懂可以学。」
「学要时间。」
「时间我给你，」他说，「人我给你，东西我给你。你只要把水弄出来。」
那天之后，水厂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水厂临时指挥部"，牌子下面贴着三张纸。第一张纸是供水时间：早七点到九点，晚五点到七点。第二张纸是取水点：一号线门口、二号窗口、三号泵房。
七、绿
第三张纸是一句话。"水要烧开喝。烧不开，晒一天。晒不了，别喝。"第十五天，管网里的水开始变绿。先是城东的几户打电话来，说水龙头出来的水是淡绿的。我去了。进门，接一杯，放在窗台上。
「你看这杯，」我说，「绿是绿的，但淡。」
「淡的能喝吗？」
「不能。」
「为什么？看着挺清。」
「清是清，」我说，「绿是藻。」
「藻不是池塘里的东西吗？」
「藻在水里都有，」我说，「平时有，但少，少到看不见。水厂用混凝、沉淀、过滤把它滤掉，剩下的用氯杀。现在灰雨进来，水里的营养盐高了，藻就长起来了。」
「什么营养盐？」
「氮、磷。」我说，「灰里有。」
「那怎么办？」
「三步。」我说，「第一步，把水放掉。第二步，把管道冲一遍。第三步，加氯加到位。」
「冲管道怎么冲？」
「打开这一段的消火栓，」我说，「让它放水，放到水清。」
「放多少？」
「放到浊度低于 0.5。」我说。
「要放多久？」
「这一条街，两百户，」我说，「管道长度一千二百米，管径一百，容积九点四吨。放三倍，二十八吨。」
「二十八吨水，白放了？」
「白放。」我说，「不放，两百户都得病。」
那天我们放了六条街的水。放到第八条街，出了新问题。第八条街上有一个小区，小区的水箱在楼顶。水箱是老的，铁皮的，盖子上有一个透气孔。灰雨从透气孔渗进去了。
「水箱里的水，」物业的人说，「已经绿了。」
「绿到什么程度？」
「像茶。」
「像茶就不能喝。」我说，「要清箱。」
「怎么清？」
「人下去，把水放空，把箱底刷三遍，刷完用氯水泡半小时，再刷一遍。」
「人下去？」
「水箱两米高，有梯子。」
物业的人看着那个水箱，不说话。
「你要是不下，」我说，「这一栋楼一百二十户，七天之内全部腹泻。」
「我下。」
他下去了。下去之前，我给他一根绳子，一头系在他腰上，一头系在栏杆上。
「水箱里的空气，」我说，「可能有硫化氢。你要是闻到臭鸡蛋味，就赶紧上来。」
「硫化氢是什么？」
「是水里缺氧之后，细菌分解有机物出来的气。」我说，「闻着像臭鸡蛋，闻两口就头晕，闻多了会死。」
他把绳子系紧，下去了。下去二十分钟，他在里头喊。
「有臭鸡蛋味！」
「上来！」
他爬出来，趴在楼梯上喘。
「不刷了？」我问。
「刷不了。」
「那我下去。」
「你下去也会晕。」
「我戴防毒面具。」我说，「厂里有。」
那天下午，我戴着防毒面具下了水箱。水箱里很滑，脚一踩就打滑。我拿着刷子，从箱底开始刷。刷第一遍，刷下来的东西是黑的，一层。刷第二遍，刷下来的是灰的。刷第三遍，刷下来是白的。
三遍刷完，用水冲，冲到箱底能看见铁皮。冲完，倒氯水。氯水是 84 兑的，一瓶兑十升。泡了半个小时，放掉。放掉之后再冲一遍。爬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物业的人递给我一瓶水。
「江远，」他说，「这水能喝吗？」
「能。」我说，「你水箱里的，现在能喝了。」
「真的？」
「真的。」我说，「我泡过，冲过，测过。」
「你什么时候测的？」
「刚才，」我说，「我在箱底取了一个样，浊度 0.3，余氯 0.5。」
他愣了一下。
「你在箱里还带仪器？」
「带了。」我说，「不带仪器，我刷完了也不敢说能喝。」
八、三千二百吨
第十九天，二号线通了。第十八天，冯彪来了水厂。他一个人来的。
「江远。」
「冯彪。」
「我那一千二百箱，」他说，「我找了四百八十个人。」
「找着了？」
「找着了。」他说，「换回来三百多箱，剩下的一百多箱，人找不到了。」
「找不到的人，」我说，「可能喝了。」
「可能。」他说。
「那你来干什么？」
「我想学，」他说，「怎么测。」
我看着他。
「测水要用仪器。」
「我买。」
「买不到，」我说，「仪器是厂里的。」
「那我学不用仪器的。」
「不用仪器的，」我说，「有一样。」
「哪样？」
「看。」
我把他领到厂门口的水池边。
「你看这池水。」我说，「清不清？」
「清。」
「再看。」
他看了一会儿。
「池底有一层白。」
「对。」我说，「白是沉淀，说明水里有东西沉下来了。沉下来的东西，看着清，其实还在。」
「那怎么分？」
「分不了。」我说，「你就记住一条：看着清的水，不一定干净；看着浑的水，一定不干净。」
「就这么一条？」
「还有一条，」我说，「水放一天，闻一闻。」
「闻什么？」
「闻有没有土味、鱼腥味、臭鸡蛋味。」我说，「三种味，三种事。土味是藻，腥味是菌，臭鸡蛋是缺氧。」
「闻出来怎么办？」
「不喝。」我说，「就这一句。」
他站在池边，站了很久。
「江远。」
「嗯。」
「我这一辈子，」他说，「卖过假酒、假烟、假药。」
「我知道。」
「我没卖过假水。」他说，「假水这个东西，我以为是干净的。」
「水最不好骗。」我说，「因为它是活的。」
第二十三天，三号线也通了。水厂四条供水点，一天供水三千二百吨，够十六万人。水厂食堂的米，是从一号线的仓库搬出来的。仓库里有两吨大米，三十箱挂面，两百斤咸菜。
食堂的师傅姓罗，五十多岁，一个人做一百多个人的饭。
「江远，」他有一天叫住我，「米不多了。」
「还剩多少？」
「八百斤。」
「八百斤，一百人，一人一天三两，能吃二十六天。」
「二十六天以后呢？」
「二十六天以后，」我说，「路该通了。」
「路要是不通？」
「不通就吃咸菜。」
「咸菜吃不饱。」
「吃不饱也得吃。」我说，「水比饭要紧。人可以七天不吃饭，三天不喝水就完了。」
罗师傅不说话了。他把锅盖盖上，火压小。
「江远。」
「嗯。」
「我这辈子，」他说，「做过四十年的饭。做过的菜有八百多个。」
「现在能做几个？」
「三个。」他说，「白菜、萝卜、咸菜。」
「三个也够。」
「够什么？」
「够人活着。」
他从锅里盛出一碗粥，递给我。
「你尝尝。」
粥很稀，米粒能数清。我喝了一口。
「淡。」
「没盐了。」
「盐在哪儿？」
「仓库有，」他说，「一袋五十斤，在二号线的库房。库房锁了，钥匙在科长身上。」
「科长跑了。」
「跑了。」
「那撬锁。」
那天下午，我撬了二号线的库房。库房里有五十袋盐，两箱酱油，还有三十盒酵母。我把盐搬了十袋到食堂。罗师傅接了盐，拿手捏了一点，放在嘴里。
「咸的。」他说。
「咸的。」
「江远，」他说，「你这人，」他停了一下，「什么都会撬。」
「不是会撬，」我说，「是该撬的时候撬。」
那天晚上，我坐在化验室里，把二十三天来的记录整理成一本册子。册子上记的是每天的水质：浊度、余氯、菌落。第一天的浊度是 47。第二十三天的浊度是 0.4。最后一页，我写了一行字。
"灰雨第九天起，全市供水恢复三成，水质达标。"写完，我把笔放下。窗外还在落灰。灰落在窗玻璃上，一层一层。我拿一块布擦了擦玻璃，擦出一个圆。透过那个圆，能看见楼下的队伍。
队伍从厂门口排到马路上，一直排到路灯那儿。路灯没亮。有人在队伍里唱歌。唱得不好听，跑调。我听着，把册子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