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砸碗
我在文昌街摆摊的第三年，被人当街砸了一只碗。砸碗的人姓马，聚珍堂的老板，四十来岁，手上戴一枚翡翠扳指，身后跟着两个穿黑夹克的。他拿起我摊上那只青花碗，翻过来看了看底，笑了一声。
「这底款，」他把碗举高，让围过来的人看，「大家瞧瞧，『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写得跟印上去的一样齐。成化的款是手写的，能这么齐？」
围的人点头。他又把碗翻回去，用指甲刮了刮圈足。
「胎这么白，成化的胎是肉红的。假的。」
说完，他把碗往青石地上一摔。碗碎成七片。碎片溅到我鞋面上，有一片翻过来，底款朝上。我蹲下去，把那片捡起来。
「马老板。」我说，「你砸的这只，是我自己修的。」
「修的？」
「补了三条冲线，接了一个缺。」我说，「修之前是只破碗，三十块钱从乡下收的。」
「那你还摆出来卖？」
「摆出来，是让人看手艺。」我说，「你要买手艺，我不卖；你要买碗，这碗我标了八百。」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
「八百？一只破碗修一修，卖八百？」
「八百是修复钱。」我说。
「你修复值八百？」
「值不值，你刚才砸的时候没问。」
围观的人笑起来。马鸿图脸上挂不住，抬手把我摊上的木架掀了。架子倒了，十几只碗碟滚在地上，碎了三只。
「文昌街不留你这种人。」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句，「明天别来了。」
那天我没走。我把碎的三只收拾起来，能修的修，不能修的装袋。修到天黑，摊上还剩半架货。第二天我照样来，摊子支在最边上，靠墙。墙根有一块砖是活的，我把工具箱塞在砖后头。
第三天，马鸿图带了市场管理处的人来。
「无照经营。」管理处的人说。
我把执照拿出来。
「卫生？」
「摆摊卖瓷器，不用卫生许可。」
「占道。」
「我摊位在这条线以内。」我用脚尖在地上划了一条，「这条线是管理处画的，我量过，我离它还差十七公分。」
管理处的人看了看线，走了。马鸿图站在原地看着我。
「韩越。」他说，「你父亲那条腿，是怎么断的？」
我没说话。
「你父亲在文物商店修了三十年瓷，最后被一辆车撞断了腿，赔了八万块。」他说，「那辆车，是我表弟的。」
我抬头看他。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他往前一步，「在这条街上，你父亲没站住，你也站不住。」
二、六万只圈足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家在文昌街后头的老楼，六层，三楼。屋里堆着父亲的工具箱：一把锔钻、一盒金刚砂、十几种调好的胶、六把小錾子。父亲坐在窗边，腿上盖着毯子。
「摊子又出事了？」他问。
「砸了三只碗。」
「砸碗的是谁？」
「马鸿图。」
父亲把毯子往下拉了拉。
「他表弟开车撞我那年，赔了八万，交警判他全责。」他说，「可八万块，我修了三年瓷才挣回来。」
「爸，那只碗，我看过底。」
「看出什么？」
「看出它不对。」
父亲笑了一下。
「你看得出？」
「看得出。」我说，「胎太白，圈足的修刀痕是顺着一个方向的。真的成化，修足是两刀，一刀轻一刀重，痕是交错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韩越，你知道怎么看底款吗？」
「看字。」
「不全看字。」他把手伸出来，「你摸过多少只碗的圈足？」
「没数过。」
「我数过。」他说，「三十年，六万只。六万只碗的圈足，我摸过。」
他把我的手按在毯子上。
「明天开始，你摸。」
从那天起，我每天摸碗。铺子里有一箱旧瓷片，是父亲三十年攒下来的，三千多片。每一片都有底，或者有足。我把瓷片摊在桌上，一片一片摸圈足。摸到第七天，我摸出一件事。旧的圈足，边缘是圆的。
不是"圆润"那个圆，是摸上去有一点点往里收的那种圆，像用手指头抚过一颗旧石头的边。新的圈足，边缘是方的。仿的人用机器修，修刀走得快，快就出棱。摸到第二十天，我开始能分出釉。
釉是手摸的，不是看的。真的釉，摸上去有一层"滑"，像摸在老玉上。新的釉，摸上去是"腻"。腻和滑差在哪儿？滑是没有阻力的，腻是有阻力的，那个阻力很轻，轻到你以为是自己的手在出汗。
摸到第四十天，父亲让我摸款。款在底，用手指头按在款字上。
「真的款，」他说，「字口是V形的，你的手指头能感觉到两条斜坡。假的款，字口是U形的，摸上去是平的。」
「为什么？」
「因为真的款是刀刻的，刀是斜着下的；假的是模子压的，模子是直着压的。」
我一共摸了一年零两个月。摸到后面，我不用看，闭着眼摸一遍底，就能说出这是哪个朝代的胎、是手修还是机修、款是刻的还是压的。父亲那年冬天走了。走之前，他把工具箱给了我，说了一句话。
「东西自己会说话，你别抢着替它说。」
三、鸡缸杯
父亲走后，我在文昌街摆摊，卖的是自己修的旧瓷。摊子对面是聚珍堂。聚珍堂是文昌街最大的铺子，两层楼，门口挂一块黑底金字匾，匾是马鸿图自己写的。
铺子里摆的是"官窑"——成化的斗彩、宣德的青花、乾隆的珐琅彩。每一件都有证书，证书是"省文物鉴定中心"开的，盖章的人是陆仲平。陆仲平每个月初五来一趟，穿一身灰中山装，拎一个黑皮包，进门先洗手，洗完手戴上白手套，戴上眼镜，一件一件看。
看完开证书，一张证书三千。马鸿图把证书挂在货架上，一张挨一张。有天我在摊上修一只盘子，听见聚珍堂里有人说话。
「陆老师，这只鸡缸杯，」马鸿图的声音，「您看能不能开到一千万。」
「一千万？」陆仲平说，「成化的鸡缸杯，一千万是起价。」
「那您开。」
「开一千万，我要抽一成。」
「一成是一百万。」
「一百万。」陆仲平说，「你要是嫌贵，可以自己开。」
马鸿图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两个人的脚步声往外走。我把盘子放下，站起来。他们从聚珍堂出来，正好经过我摊前。陆仲平停下来，看了看我摊上的货。
「这些是谁修的？」
「我修的。」
「修得不错。」他说，「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没有一件是真的。」
他走了。马鸿图跟在后面，回头看了我一眼。那天下午，聚珍堂门口摆出一只鸡缸杯。鸡缸杯是成化斗彩最有名的一件，杯子如拳头大，画的是子母鸡，一公鸡、一母鸡、三小鸡，杯底青花双框"大明成化年制"六字。
我站到聚珍堂门口看。看了一会儿，我看见了一个东西。杯身上有一只鸡的翅膀，翅膀尖上有一点紫。那点紫是斗彩里的"姹紫"，成化斗彩最难仿的一色。真的姹紫，是没有光的。
干了之后，它像一块旧紫布，你从任何角度看，它都不亮。仿的姹紫，是有光的。因为仿的人用的是现代的紫彩，紫彩里加了铅，铅在釉上会浮出一层亮。那只杯子翅膀上那点紫，在门口的光里，亮得像抹了油。
我站在那里看了大概两分钟。马鸿图从铺子里出来，看见我。
「看什么？」
「看那只鸡缸杯。」
「看得懂？」
「看懂一点。」
「懂什么？」
「翅膀上那点紫，」我说，「亮。」
他愣了一下。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也愣了一下。那年轻人姓吴，是马鸿图新招的伙计，二十出头。
「什么叫亮？」马鸿图说。
「紫彩如果是真的，」我说，「不会亮。它不是釉，它是釉上彩，烧完是哑的。」
「你在胡说。」
「我没胡说。」我说，「你要是不信，把杯子拿到太阳底下，斜着四十五度看，看那点紫有没有反光。」
我说"四十度"的时候，说成了"forty度"，自己愣了一下。马鸿图笑了。
「连话都说不清，还看瓷器。」
围观的人笑了。我没再说话。第二天，聚珍堂门口挂出一块牌子。"本店藏品，一律经省文物鉴定中心陆仲平先生鉴定，假一赔十。"牌子挂出来那天，文昌街上所有的摊主都去看。我也去了。
看完回来，老周在我摊边蹲着抽烟。老周六十多，在文昌街摆了一辈子摊，卖铜器。
「韩越，」他说，「你知道马鸿图那只鸡缸杯多少钱收的？」
「不知道。」
「三千。」
「三千？」
「从南边一个窑口收的，收了一百只，三千块一只。」老周把烟掐了，「一百只，他要卖出去三十只，就够一辈子。」
「他卖多少钱一只？」
「证书开一千万，成交价四百万到六百万。」
「有人买？」
「有人买。」老周说，「买的人不是买杯子，是买证书。证书上盖着省文物鉴定中心的章。」
「陆仲平盖的？」
「陆仲平盖的。」老周说，「陆仲平退休前是省博的研究员，退休后开鉴定中心，一张证书三千，一年开两千张。」
「两千张？」
「两千张，六百万。」老周说，「这六百万，比他在省博三十年的工资加起来都多。」
我把手里的瓷片放下。
「老周，那只杯子我看过。」
「看出什么？」
「看出胎不对。」
「怎么不对？」
「成化的胎，用的是麻仓土。」我说，「麻仓土是景德镇麻仓山出的，土是灰白的，烧出来胎色发肉红，断面上有一点点米粒大的空洞。」
「你摸出来的？」
「摸出来的。」我说，「我摸过一万多片成化的瓷片，全是父亲攒的。真成化的圈足，摸上去有一点涩，涩是因为胎里有空洞；假的胎太细，摸上去像玻璃。」
老周看了我半天。
「你要是把这些话说出去，」他说，「文昌街你就待不下去。」
「现在也待不下去。」
「现在还能摆摊，说出去连摊都摆不了。」
「老周，」我说，「我父亲那条腿，是他表弟撞的。」
老周不说话了。他把烟头摁在地上，站起来。
「你要说什么，别说在街上。」他说，「街上的人不做主。」
「谁做主？」
「陆仲平做主，马鸿图做钱，省博做主。」他说，「省博的沈砚秋，退休的老馆长，那个人不做钱。」
「他还在？」
「在。」老周说，「他每个星期六上午，在城南的文化馆看东西，谁都能去。」
四、城南文化馆
那个星期六，我去了城南文化馆。文化馆三楼，一间小屋，屋里一张长桌，桌上一盏台灯。沈砚秋坐在桌后，七十来岁，头发全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桌上摆着三个人送来的东西：一只玉璧、一方砚、一只碗。
他看东西不看正面，先看底。看底的时候，他把东西扣在桌上，转一圈，再拿起来，用指头摸。轮到我，我把鸡缸杯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是我花两百块请人拍的，拍了底，拍了侧面，拍了那只鸡翅膀上的紫。
沈砚秋看照片看了很久。
「这杯子，你从哪儿拍的？」
「文昌街，聚珍堂，门口摆着。」
「摆着卖？」
「摆着卖，四百万起。」
他把照片推到台灯下。
「你看出了什么？」
「翅膀上那点紫，亮。」
「还有呢？」
「圈足修刀。」我说，「照片上圈足的痕，是一顺的。」
「一顺的意思？」
「真的成化修足，是两刀，先重后轻，痕是交错的；这只的痕，是从左到右一顺推过去的，推一刀转一下。」
沈砚秋把眼镜摘下来。
「你叫什么？」
「韩越。」
「韩守义是你什么人？」
「我父亲。」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父亲三十年前给我修过一只碗。」他说，「宣德的，一条冲线，他修完我看了半天，看不出修在哪儿。」
「他修东西，喜欢把线接在画的边上。」
「对。」沈砚秋说，「他说过，修东西要顺着画走。」
他把照片还给我。
「韩越，你这双眼睛，是你父亲给的。」
「是我父亲给的。」我说，「他让我摸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底。」
「摸出什么？」
「摸出真的会涩，假的会滑。」
沈砚秋笑了一下。
「这句话，省博的老人都说不出来。」
他把台灯关了，站起来。
「下个月初八，市里有个民间藏品鉴评会，在文化馆一楼，公开的，谁都能看。」他说，「你要说，就在那儿说。」
「我说了，会怎么样？」
「你说的要是对，」他说，「马鸿图的生意就完了。」
「我说的要是不对？」
「你的摊子就完了。」
「我说。」
找沈砚秋之前，我先修了一只碗。碗是一个老太太送来的，宣德青花，碗口崩了一块，崩口有指甲盖大。
「这是我老伴的碗。」她说，「他走了三年，碗一直搁在柜子里。上个月我擦柜子，碰掉了。」
「崩口在口沿，修起来不难。」
「多少钱？」
「一百二。」
「一百二就一百二。」她说，「修好了要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我说，「我修东西不藏。」
「不藏？」
「修瓷有两种。」我说，「一种叫无痕，一种叫留痕。无痕是骗人，留痕是记事。」
老太太想了想。
「留痕吧。」她说，「我老伴那三年，我也想留个痕。」
我把崩口清了边，用胶补了三层，最后一层调成米黄，颜色比釉深一点。修完，崩口那儿有一小块米黄，像一块旧补丁。老太太拿回去，第三天又来。
「韩师傅。」她这次叫我师傅。
「怎么又来了？」
「我孙女看见这碗，」她说，「问我这块黄的是什么。」
「你怎么说的？」
「我说，这是你爷爷的碗，摔过，补上了。」她说，「我孙女说，那这块黄的就是伤疤。」
「伤疤这个说法好。」
「她说，有伤疤的东西才是活的。」老太太笑了一下，「我听着，觉得这话比你说得好。」
她走的时候，多给了二十块。
「多的二十，」她说，「是买你那句『留痕是记事』。」
五、鉴评会
那二十块我没花，夹在账本第一页。初八那天，文化馆一楼摆了六十张桌子。来的人有三百多，站着的比坐着的多。鉴评会是市里办的，请了五个评委：省博两个退休的、市博一个在任的、文物商店一个、还有一个是陆仲平。
陆仲平坐第三位，桌上摆着他的黑皮包。马鸿图坐在第二排，穿一身深灰西装，手上戴那枚扳指。我坐在最后一排，靠墙。前面的人一件一件送东西上去。第一件是玉璧，评委说是汉的,开了个价。
第二件是砚，说是清的。第三件送到桌上的时候，全场静了一下。是那只鸡缸杯。送杯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陈，说是"代朋友送鉴"。五个评委轮流看。
轮到陆仲平，他把杯子翻过来，看底，看款，看了大概三分钟。
「成化斗彩鸡缸杯。」他说，「真品。」
「估价？」
「四百万。」
底下有人鼓掌。主持人问，还有没有人有异议。我站起来。
「有。」
全场三百多人都转过头。主持人愣了一下。
「这位先生，你是……」
「我叫韩越，在文昌街摆摊。」我说，「我有异议。」
陆仲平把杯子放下。
「异议什么？」
「这只杯子，不是成化的。」
底下有人笑。陆仲平也笑了，笑得很轻。
「你凭什么说不是？」
「凭三个地方。」我说。
「三个地方？」
六、三样东西
「第一，翅上那点姹紫。」我说，「第二，款字。第三，圈足的刀。」
笑声停了。马鸿图在第二排站起来。
「主持，这人是我街上的摊贩，跟我有过节。」
「有过节就不过？」我说。
主持人看了看评委席。沈砚秋坐在最左边，没说话，只把手里的笔放下了。
「让他说。」沈砚秋说。
主持人点头。
「你说，」他说，「说清楚，别耽误大家时间。」
「我要借三样东西。」我说，「一盏台灯，一杯水，一块棉花，一瓶酒精。」
底下有人笑。
「还要不要手术刀？」有人喊。
「要是有，」我说，「也借一把。」
东西很快送到桌上。我先拿台灯。台灯是鉴评会自己的，白光的。我把灯举到杯子侧面，让光斜着打到翅膀上那点紫。
「大家看这点紫。」我说，「我现在把灯慢慢抬起来，光的角度变，你们看它有没有反光。」
灯从侧面抬到斜上方，那点紫上浮出一层亮，亮得很明显，像油。
「这是反光。」我说，「成化的姹紫，没有反光。」
陆仲平把眼镜推了推。
「你怎么知道成化的姹紫没有反光？」
「因为姹紫不是釉，是彩。」我说，「彩是画在釉上的，烧成温度低，烧完之后彩面上有一层极薄的玻璃，那层玻璃是哑的。」
「哑的？」
「哑的。」我说，「你拿手摸，它是涩的，不是滑的。你拿光照，它吸光，不反光。」
「这只为什么反光？」
「因为它彩里加了铅。」我说，「加了铅的紫彩，铅在烧的时候会浮到面上，浮上来就是一层玻璃，玻璃就反光。这是现代彩，八十年代以后的东西。」
底下有人往前挤。
「你这都是嘴上说。」陆仲平说。
「那我不嘴上说。」我说，「借我一块棉花。」
棉花递过来。我把棉花蘸了酒精，在那点紫上轻轻按了一下。棉花上留下一小片紫。
「真的姹紫，酒精擦不掉。」我说，「它是烧在釉上的，跟釉长在一起了。这只的紫，一擦就掉。」
全场静了。我把那块棉花举起来，让前排的人看。前排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伸手接了，看了看，传给旁边。杯子传到第三个人的时候，马鸿图说话了。
「这不能说明什么。」他说，「杯子摆在外面，谁都能擦。」
「那说第二样。」我说。
我把杯子翻过来，让底朝上。
「这是六字双行款，『大明成化年制』。」我说，「大家看『成』字。」
「成字怎么了？」
「成字的第五笔，是那一撇。」我说，「真的成化款，这一撇是往上挑的，挑得很短，收笔的时候顿一下，顿出一个小疙瘩。」
我拿放大镜对着款。
「这只的撇，是平的，一直拉到顶，没有顿。」
陆仲平凑过来看。
「一个字的笔，说明不了真假。」
「那就说第三样。」我说。
我把手电筒拿出来，打在圈足上，光贴着地面打过去。
「大家看圈足的内壁。」我说，「有一道一道的痕，痕的方向，是从左到右。」
「痕有什么问题？」
「真的成化修足，是两刀。」我说，「第一刀把多余的胎削掉，第二刀修圆。两刀下刀的方向是反的，所以足壁上的痕是交错的，像十字。」
「这只呢？」
「这只的痕，是一顺的。」我说，「一刀推到底，推完转一下盘子再推。这是车盘机的手法，机器转，刀不动，所以痕是一顺的。」
我把杯子递给沈砚秋。
「沈老师，您摸。」
沈砚秋接过杯子，用拇指按在圈足上，转了一圈。他摸了两遍。然后他放下杯子，站起来。
「这一只，」他说，「是仿的。」
底下炸了。马鸿图的脸白了。
「沈馆长，」他说，「您这是……」
「我说的是这只杯子。」沈砚秋说，「不是说你。」
「陆老师刚才说真品！」
「陆仲平说真品。」沈砚秋转过头，「老陆，你再说一遍。」
陆仲平坐着没动。他的手指头在桌上敲，敲了几下。
「我再看一遍。」他说。
他把杯子拿过去，看了很久。看到一半，他抬头看了马鸿图一眼。那一眼我看得很清楚：不是求，是怨。
「这只杯子，」陆仲平说，「我刚才看得不细。」
「现在细看呢？」
他把杯子放下，摘了眼镜。
「这只有问题。」
底下有人骂了一句。马鸿图站在那里。
「陆老师，」他说，「您上个月给我开了二十六张证书。」
「二十六张，」陆仲平说，「我一张一张看过的。」
「看过，现在说有问题？」
「我看过的，」陆仲平说，「是我看错了。」
他说完这句，把黑皮包拿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
「韩越。」他说。
「在。」
「你父亲教你的？」
「我父亲教我的。」
「你父亲那时候，」他说，「也在文昌街摆摊？」
「不在，他在文物商店。」
「文物商店的老韩。」他点了点头，「我认识。他修的东西，我信。」
七、收摊
他走了。鉴评会散了。散了以后，人没走，围在我边上，有人问杯子，有人问我摊在哪儿。马鸿图从人群外头挤过来。
「韩越。」
「马老板。」
「你今天这一手，」他说，「我记着。」
「记着好。」
「你以为说倒一只杯子，我就倒了？」
「我没想让你倒。」我说，「我想让那只杯子别再摆出去。」
「杯子是我买的，摆不摆我说了算。」
「你摆。」我说，「摆一天，我验一天。」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转身走了。那天晚上，文昌街上的人都在说这件事。第二天，聚珍堂门口那块"假一赔十"的牌子摘了。第三天，管理处的人来我摊上。
「韩越，你这个摊位，」来的人说，「下个月起要收回去。」
「为什么？」
「街面改造。」
「街面改造，改造到我这一格？」
「上面定的。」他说，「给你三天，东西搬走。」
我没搬。第四天，来了两个穿制服的，还有一个拿记录本的。
「有人举报你非法买卖文物。」
「我卖的是修过的旧瓷。」
「旧瓷也是文物。」拿记录本的人说，「你有文物经营许可证吗？」
「没有。」
「那你就是非法经营。」
我的摊被收了。木架、工具箱、二十几只修好的碗碟，全装上一辆小货车。我站在车边，看着车开走。老周在旁边蹲着。
「韩越。」
「嗯。」
「你知道是谁举报的吗？」
「知道。」
「知道还站着？」
「站着等。」
「等什么？」
「等他出第二手。」
第二手来得很快。收了摊的第七天，市文物局的人找到我家里。来的是三个人，领头姓方，是文物局稽查科的。
「韩越，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参与盗掘，并且出售出土文物。」
「我出售的是修过的旧瓷。」
「这些，」方科长把一张照片放在桌上，「是从你摊位收走的东西里拍的。」
照片上是一只青花碗，碗底有款。
「这只碗，」他说，「是从一座明墓里出来的。」
「那只碗是我修的。」我说，「修之前是破的，破的地方在碗口，我补了三条冲线。」
「你怎么证明？」
「我修过的东西，都留了底。」我说。
「留什么底？」
「照片。」我说，「每修一件，我拍四张：修前、修中、修后、款。」
「照片在哪儿？」
「在。」
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盒。盒里是一叠照片，一共三百二十七张。我一张一张翻。翻到第一百多张，找到了那只碗。第一张是破的，碗口裂着三条线，最长的那条有七公分。
第二张是修到一半，裂缝里填着胶，胶是米黄色的。第三张是修完，看不出裂缝。第四张是底款，款是"大清康熙年制"。
「这一只，」我说，「是我三年前在城南地摊上三十块钱收的，收的时候就是破的。有收据。」
「收据呢？」
「在。」
我从盒底拿出一叠收据，一张一张。方科长看了半个小时。看完，他把照片和收据往桌上一推。
「这些能证明你没盗掘，」他说，「但证明不了你卖的是不是文物。」
「我卖的东西，都有价。」我说，「八百、一千二、六百。一只明墓出土的完整青花碗，市价三万起。我卖八百，谁会信这是盗掘的？」
方科长不说话。
「方科长，」我说，「举报我的人，姓什么？」
「这个不能说。」
「那我说。」我说，「姓马。」
他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表弟撞断过我父亲的腿。」
八、流拍
那件事之后，我在家待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我把父亲那箱瓷片全摸了一遍。摸到第九遍的时候，我摸出一件事。箱里有一片，底款是"大明成化年制"，圈足的刀痕是交错的。我把这一片挑出来，放在灯下看。
胎是肉红的，断面上有米粒大的空洞。我用指甲刮了一下圈足，刮下一层薄薄的粉末，粉末是灰白的。这是麻仓土。父亲在这片瓷片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成化官窑，鸡缸杯残片，一九七三年，景德镇珠山。"
下面还有一行，写得更小。"真姹紫，哑。"我把这片瓷片装进一个小布袋，挂在脖子上。第九十天，沈砚秋来了我家。他进门先看父亲的工具箱。
「这箱子，」他说，「是你父亲的？」
「是。」
「箱盖上有个刻字，你看见过吗？」
我把箱子翻过来。箱盖内侧，刻着两个字。"守拙"。
「你父亲刻的。」沈砚秋说，「他修东西四十年，只用这一箱工具。」
「沈老师，您来是……」
「市博要办一个展。」他说，「叫『民间修瓷四十年』，展你父亲的东西，也展你的。」
「我的东西被收了。」
「收了的东西，」他说，「市博可以借。」
「借来展？」
「借来展。」他说，「展三个月，展完还你。」
我没说话。
「还有一件事。」他说，「那只鸡缸杯，马鸿图又摆出来了。」
「又摆？」
「摆在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上。」他说，「估价六百万。」
「他改了？」
「改了。」沈砚秋说，「他把那点姹紫磨掉了，重新上了一遍哑光。」
「磨掉？」
「磨掉了。」他说，「现在照上去不反光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沈老师，磨掉之后，紫就薄了。」
「对。」
「薄了就能看出来？」
「能。」他说，「真的姹紫，厚薄是匀的；磨过的，中间薄，边上厚，像一块被踩过的泥。」
「预展在哪儿？」
「城西，金鼎拍卖。」
「什么时候？」
「后天上午十点。」
那天我去了金鼎拍卖的预展。预展在三楼，一只玻璃柜，柜里摆着那只杯子。柜边站着两个人，一个姓周的拍卖师，一个我不认识的。我走到柜前，看了三分钟。然后我抬手敲了敲玻璃。
「这只杯子，」我说，「姹紫是磨过的。」
姓周的拍卖师转过头。
「你是谁？」
「韩越。」
「哪个韩越？」
「文昌街修瓷的韩越。」
他笑了。
「文昌街的摊贩，也来看预展？」
「看。」我说，「我不看别的，只看那点紫。」
「看出什么？」
「看出中间薄，边上厚。」我说，「你自己拿手电斜着打一下就知道了。」
他愣了一下。这时候，柜子后面走出来一个人。马鸿图。
「韩越，」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你没办法？」
「我没这么觉得。」
「你收了我的摊，举报了我两次，」他说，「我一句都没还。」
「你还了。」我说，「你让我父亲的腿先断了一次。」
他脸上动了一下。
「那只杯子，」他说，「今天预展，明天拍卖。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不说。」我说，「我等着。」
「等什么？」
「等有人买。」
那天拍卖，杯子流拍了。流拍的原因是：预展第二天，有一位买家带着一台便携放大镜来看，看了那点紫，当场问了一句"这紫怎么中间薄"。拍卖行的人答不上来。买家走了。杯子撤了。
撤了以后，马鸿图做了一件事。他把那只杯子送到了我家门口。杯子装在一个锦盒里，盒盖上贴着一张纸。纸上写：送韩越先生，马鸿图。我把盒子打开。杯子里塞着一张支票，二十万。
九、二十万
我把支票拿出来，看了看，放回盒子，把盒子扣上，抱到聚珍堂门口。聚珍堂的门开着。马鸿图坐在柜台后头。
「韩越。」
「马老板。」我把盒子放在柜台上，「杯子还你。」
「支票呢？」
「在盒里。」
「你不要？」
「不要。」
「二十万，你摆三年摊也挣不到。」
「挣不到。」我说，「可我父亲那八万，是他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
他盯着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让那只杯子，」我说，「当着人的面，说清楚它是假的。」
「说清楚了，我就完了。」
「你说完，你就不完了。」我说，「你把它收起来，不再摆出去，你的生意还在。你摆出去，早晚有人看穿，那时候你连铺子都没了。」
他沉默了很久。
「你说得对。」他说。
「那你收？」
「我收。」
他把盒子抱下去，放进柜台底下的柜子里。柜子锁上了。他锁完，抬头。
「韩越，我表弟撞你父亲那年，」他说，「我给了他八万，让他赔。」
「我知道。」
「那八万，是我出的。」
我没说话。
「我那时候不认这八万，」他说，「现在认。」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八万。」
「我不要。」
「你不要，我就送到你父亲坟上。」
「送吧。」我说，"他会收。"
父亲断腿那年，我十四岁。那天下午他在文物商店修一只瓶，修完出来，过马路去买烟。车是从左边来的，一辆白色面包车，车速不快，可父亲走神了。他被撞出去两米，右腿压在轮子底下。
交警来的时候，司机下车，三十来岁，姓马，说是马鸿图的表弟。
「我全责。」他说。
「赔多少？」交警问。
「八万。」
八万块，是父亲三年修瓷的收入。保险公司赔了五万，姓马的自己掏了三万。三万块拿到医院，父亲在病床上数了两遍。
「这钱，」他说，「够我修三年。」
「爸，腿能好。」
「腿好不了。」他说，「骨头碎了，接上也是瘸的。」
他那条腿后来确实瘸了。瘸了以后，他还是修瓷，坐在椅子上，把腿架在小凳上，一修一天。修到第五年，手开始抖。手抖了两年，他把锔钻放下了。放下那天，他把工具箱擦了一遍，锁上，跟我说了一句。
「韩越，这箱子以后是你的。」
「爸，你还能修。」
「修不了了。」他说，「手抖，修出来的东西是歪的。歪的东西，我宁可不修。」
十、越记修瓷
第二年春天，文昌街的街面改造完了。改造完的街，摊位要重新申请，一年一签，摊位费涨到一万二。我申请了一个，在原来的位置。批下来了。摊位号是十七。
开摊那天，我在木架上挂了一块新牌子，牌子上四个字：越记修瓷。修瓷的价目写在牌子背面：补冲线八十起，接缺一百二起，全器修复按件议。开摊第二个月，来了一对夫妻。男的手里抱着一个纸箱，箱里是七件瓷器。
「我们在古玩城买了一批，」女的说，「花了十二万，想请你看一眼。」
「看可以，看一件五十。」
「七件三百五。」
「三百五。」
我把七件摆在木架上，一件一件看。第一件是青花罐，底款"大清乾隆年制"，釉面太亮，圈足机修，假的。第二件是粉彩盘，彩料浮，假的。第三件到第五件都是假的。
第六件是一只青釉小杯，底款"大明宣德年制"，胎薄，釉色偏灰。我把杯子翻过来，摸圈足。摸到第三遍，我停住。
「这一只，」我说，「是老件。」
「老件？」
「康熙仿宣德的。」我说，「胎是老的，款是后刻的。款刻上去的时候，刀口里还留着一点点老胎的粉末。」
我说到一半，自己停了。我最近老说错话，一句话说到半截会串词，停一下再说，又能说下去。那对夫妻看我的眼神变了。
「你没事吧？」女的问。
「没事。」我说，「累的。」
第七件是一只碗，暗刻莲纹，底无款。我看了很久。
「这一只，」我说，「是你们这批里最值钱的。」
「值多少？」
「两万五。」
女的一下坐直了。
「那我们十二万，」男的说，「是不是买亏了？」
「十二万买七件，其中六件是仿的，一件值两万五。」我说，「亏九万多。」
两个人不说话。
「你们在哪儿买的？」
「古玩城三楼，聚珍堂分号。」
「有证书吗？」
「有，七张。」
「证书上的鉴定人是谁？」
男的翻出证书。
「陆仲平。」
我把证书放下。
「这七张证书，」我说，「是同一天开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证书的编号是连着的。」我说，「七张，编号 4017 到 4023。同一天开七张，说明他根本没一件一件看。」
那天这对夫妻去古玩城闹了一场。闹完，退了四万。剩下的，他们认了。走之前，女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韩师傅，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几句我听不懂。」
「我说错话了。」
「不是说错，」她说，「是像换了一个人在说。」
我没接。那天晚上回家，我把白天说错的那几句写在纸上。串了词、漏了字、停半句。写下来，看了很久。父亲在的时候，也有过一阵，说话说到一半会停。他停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脑子里的线断了一根。
开摊第三天，来了一个年轻人。姓吴，就是聚珍堂原来那个伙计。
「韩师傅。」他说。
「别叫师傅。」
「韩哥。」他说，「我想跟你学。」
「学什么？」
「学摸底。」
「摸底要摸一年。」
「我摸。」
「一年没工钱。」
「我有积蓄。」
「三个月，」我说，「三个月你要是摸不出来，就别摸了。」
「摸什么？」
我从箱子里拿出一片瓷片，扣在他手心里。
「摸这个边。」
他摸了半天。
「滑的。」
「再摸。」
他又摸。
「有一点涩。」
「记住这个涩。」我说，「记住了，你就能吃饭了。」
那年秋天，市博的展办起来了。展厅在第一层，门口挂一条横幅：民间修瓷四十年。展柜里摆着父亲的三十二件修复作品，和我的十七件。中间一个柜子，摆着一片瓷片。瓷片是成化鸡缸杯的残片，底下垫一块黑绒。
旁边的说明牌写着："成化官窑残片，麻仓土胎，姹紫一色哑而无光。韩守义旧藏。"开展那天，沈砚秋站在柜子边上，看了很久。
「韩越。」
「沈老师。」
「你父亲这片瓷，」他说，「比那只杯子值钱。」
「一片碎瓷，值什么钱。」
「值一个说法。」他说，「一只杯子能骗三百个人，一片碎瓷能教三百个人。」
我没接话。我把柜子的玻璃擦了一遍。擦完抬头，看见门口进来一行人，走在最前面的是陆仲平。他没穿中山装，穿了一件旧夹克。他走到柜子前，站住。
「韩越。」
「陆老师。」
「那片瓷，」他说，「我能看一眼吗？」
「能。」
他弯下腰，看了很久。
「哑的。」他说。
「哑的。」
「我开了三十年证书，」他说，「没摸过一片真的。」
「现在摸到了。」
他直起腰，把手插进夹克口袋。
「我那张鉴定中心的执照，」他说，「上个月吊销了。」
「我知道。」
「我这一辈子，」他说，「最后落在一张纸上。」
他走了。走出去的时候，他在展厅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看的不是柜子，是横幅上那六个字。民间修瓷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