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行有三条规矩。
一晚三个号。
写下去的事，必须有人看着。
不许给活人办。
板子上是楷体，一笔一画。第四行是后来添的，字迹潦草：“小票七张。用一张，少一张。”这行写在烟盒纸背面，压键盘底下。
我上班第一天，就破了第三条。
破规矩的人叫周德发。
他欠我八个月工资，两万九千六。
我死在出租屋，四天没人发现。他在我葬礼上送了个花圈，八十块，挽联写着“沉痛悼念优秀员工”。
那天晚上十一点，他坐在我的椅子上，还嫌空调不开。
先说我自己。
三年前我签了一张纸。
签完，阳间的户口、身份证、社保，一起注销。
窗口给我一块工牌，黑底白字，两个字，迁出。
阳间没有我这个人。阴间有我的工位。
工位在老槐树街十七号。白天是寿衣店，花圈摞到齐腰高。
晚上七点，卷帘门升起来一半。
里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二手打印机，一个取号机。
取号机投一枚纸钱，吐一张小票，票上一行小字：“过号作废，隔夜不补。”
工资一个月三千三。
纸钱的三千三，折成人民币两块七。
够一碗面。加榨菜不要钱。
十一月三号，晚上十一点，最后一个号。
小票零玖叁。
进来一个胖子，一米七五，二百一十斤。
白衬衫，肚子把扣子撑开一道缝，手里一串钥匙。
他一屁股坐下，椅子腿响了一声。
“你们这什么破窗口。”他说，“就一把椅子，灯也不开。”
“坐好了。”
他把钥匙往桌上一扔。
“你们这儿办得快不快。我那边还等着回去。”
我抬头。
这人我认识。
三年前我在他厂里干了两年，装配线，一个月三千八。
厂门口那块牌子，红底金字。
“周老板。”
他的手停在半空。
“你认得我？”
“我给你干过两年。”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往后靠。
“你是那个……那个谁。”
“小江。”我说，“你欠我八个月工资，两万九千六。”
他的脸往下沉，随即又提起来。
“我当是谁。小江啊。”他说，“那会儿厂里困难，我跟你讲过的，困难。”
“你讲困难讲了八个月。”
“困难就是困难。”
“我差点死。”我说，“出租屋，地上，四天没人发现。隔壁老太太闻到味儿，喊了人。医院住了二十天。”
他的手指在桌上按了一下。
“出院那天，厂里寄来一张纸，写着自愿离职。”
我看着他。
“日期是我进医院的第三天。”
周德发把手从桌上拿开。
“小江，我今天来，是办事的。”
“办什么。”
“你们这儿能办什么。”
“迁出。”
“什么叫迁出。”
“你死了三年，阳间户口上还写着在册。”我把档案推过去，“有人拿你的身份活着。”
他不看档案，看我。
“谁。”
“你儿子。”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你的身份证、社保卡、营业执照，都在他手里。”我说，“上个月他拿你的名字，签了三百万。”
周德发把头低下去。
档案上那张照片是他五十岁拍的。头发还黑，西装笔挺。
“我死了。”他说。
“你死了。”
“那我还能不能说两句。”
“你说。”
“小江，你别给我办。”
我把章从抽屉里拿出来。
木头章，四公分见方，章面四个字：迁出，已销。印泥是香灰拌的，灰白。
“我今晚三个号。”我说，“你是第三个。”
“你听我说。”他说，“我给你钱。”
“纸钱？”
“人民币。三万。”
我把章抬起来。
“你欠我两万九千六。”
“我给三万。”
“你还欠我一条命。”
“什么命。”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你，说我喘不上气。”我看着他的脸，“你说，明天再说。”
他张了张嘴。
“第二天早上八点，你打给我的第一个电话，是问我在不在库房，钥匙在谁手里。”
周德发的手从桌上收回去。
“我命大。”我说，“捡回来了。”
打印机在旁边吐了一口气，卡住了。
“盖章。”
章落下去。
灰白的印按在纸上，四四方方。
章面上裂了一道缝。从“迁”字中间一直裂到底，一根头发那么细。
周德发站起来。
“我不回去。”
“你回不去了。”
“我还有事没办完。”他说，“我儿子的合同，签了字，还没过账。”
“过不了了。”
门帘动了一下，落下来。
椅子空着。椅背上有一块汗渍，圆的，慢慢变淡。
第一回裂。
第二天上午十点，县会展中心三楼。
红底金字的屏，一百多家企业，第一排坐着领导。
主持人念一段话，翻页。
“下面请第一批企业上台领牌。德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下鼓掌。
“周德发。”
没人站起来。
又叫了一遍。
“周德发同志，上台。”
后排有人笑了一声：“周总，叫你呢。”
周晓东站起来。
深灰西装，头发梳得很整，左手腕一块表。
他往台上走，走到台阶下，回头冲台下笑了一下。
“我爸身体不好，今天我来领。”
主持人低头看名单。
“名单上是周德发。”
“我爸的牌，我替他领。”
稀稀拉拉的掌声。
台上那位领导把牌子举起来，又停住。
“你是周德发？”
“我是他儿子。”
“身份证带了没有。”
周晓东从内袋里掏出来一张，递过去。
领导把它放在台上的机器上。
机器响了一声，屏幕亮起来。
红字。
查无此人。
第一排有个女同志站起来。
“系统里查不到。”领导说，“这个身份证号，注销了。”
台下一百多个人，声音一下没了。
周晓东把身份证拿回来，又放上去。
机器又响了一声。
红字。
查无此人。
他的手在机器上按了两下。
“机器坏了。”他说。
“机器没坏。”领导说，“刚才前面三个都过了。”
台下有人站起来，有人掏手机。
最后一排，一个记者把相机举起来，对着台上。
周晓东攥着那张身份证，站在台中间。
脸上的笑还没收干净。
他看着台下。
台下没有一个人看他。
那一百多个人，全部低着头，看他脚下那块地砖。
领导把牌子放回托盘，往后退了半步。
“下一位。”
我在最后一排靠墙站着。
规矩第二条，写下去的事，必须有人看着。
刚才那一屋子人，都在看。
散场以后，我在门外蹲了一会儿。
饿。
报完账会饿，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从兜里摸出一包榨菜，撕开，倒进嘴里。
门口卖烤肠的大姐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你这吃法，跟几天没吃饭似的。”
“三天。”
“三天没吃饭？”
“三天没吃面。”
她笑了一声，从炉子上夹起一根递过来。
“先垫一口。”
我咬了一口。
那根烤肠三块钱。兜里没有人民币。
我把工牌摘下来，递给她。
“押你这儿。”
大姐翻过来看了一眼。
“迁出？”
“我姓江。明天来赎。”
“你拿这玩意儿押，我押给谁去。”
“押给你就行。”
她把工牌塞进围裙兜，又夹了一根给我。
“第二根算我请的。”
“为什么。”
“看你吃得急。”
晚上七点，老周来查考勤。
迁出管理科，科长姓周，五十二，秃顶，无框眼镜，桌上一个玻璃杯，泡枸杞。
“江照。”
“在。”
“今天几个号。”
“三个。”
“台账。”
我把台账推过去。他翻一遍，翻到最后一页停一下。
“你有没有超。”
“没有。”
“超一个，打印机卡纸。卡纸要报修，报修单得我签。”他说，“我签不了那么多。”
“我知道。”
“江照，我问你一句。”
“您问。”
“一个月三千三，你怎么干得住。”
“够吃。”
“吃什么。”
“面。”
他把杯子端起来喝一口。
“纸钱的三千三，折成人民币两块七。”
“够一碗面。”
“两块七一碗面？”他问，“哪家面。”
“街口那家。加榨菜不要钱。”
老周把杯子放下。
“你这个人，我算不明白。”
科里还有一个登记的，姓林，我叫她阿七。
阿七话少，一天说不了十句。
她登记，我盖章。她写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吹一下。
有一回我问她：“写这么慢，一天能写几个。”
“三个。”
“正好。”
“多了不写。”她说，“写多了手疼。”
“疼了怎么办。”
“贴膏药。”
她从抽屉里抽出一片，贴手腕上。
“有用？”
“没用。”她说，“贴了心里踏实。”
街口面馆的老板娘姓吴。
她收纸钱，一张换一碗清汤面。
“你收这个干什么。”
“烧给我男人。”她说，“他在底下缺钱。”
“你男人叫什么。”
“吴长顺。”
我抬头。
她身上浮着三行字。
欠她一句话，没说完。
欠她一场婚礼，一九九八年。
欠她一顿饭，最后一次。
“他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冬天。”她说，“走之前说想吃碗面。我没做。”
我把那沓纸钱推回去。
“这碗面我付人民币。”
“你没有人民币。”
“我明天有。”
我这双眼睛，看人不看脸。
看账。
一个人欠下的东西，浮在衣服上，三条。具体到数字、日期、动作。
第一次看见，是在出院那天。
医院门口，一个男的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抬头看了一眼。
他身上浮着三行字。
欠他媳妇三个月，两万七。
欠人家一条腿，二零一九年，十字路口。
欠他妈一句话，没说完。
我扶着墙站了很久。
十一月四号，第一个号。
小票零玖肆。
进来一个老太太，个子小，碎花棉袄，头发一丝不乱，怀里一个布包。
“同志，我销号。”
“姓名。”
“王秀英。”
死亡时间：二零二一年三月，八十一岁，因病。阳间状态：失踪。
“你儿子报的。”
“对。”
她把布包打开，里头一沓银行流水，三十七页。
“我的养老金。他领了三年。”
我翻了一遍。
每月十五号进账一千八百六，十六号转出。转了三年，六万七。她死了以后，他又领了两年。
“你怎么知道。”
“我在窗户外头看着。他拿我的卡，在柜员机上按。”
我把流水叠好。
“你想怎么办。”
“销号。”
“销了他在阳间就是死人。死人领的钱，要退，还得罚。”
“退。”老太太说，“罚。”
我拿章，盖下去。章面没裂。
她站起来，把布包抱在怀里。
“同志。”
“嗯。”
“我儿子小时候，不这样。”
她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
“他小学的时候，把同学的橡皮捡起来还给人家，走回来还要跟我讲一遍。”
门帘动了一下。
十月底，周晓东找来了。
那天早上六点，他妈摸降压药，摸出一张纸。
十一点四十，他站在我门口，手里捏着那张纸，字已经淡了一半。
“江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爸给我的。昨晚他回家了。”
“他不该回家。”我说，“他回不去。”
“什么意思。”
“号销了，他在阳间是个死人。死人回家，看一眼就散了。”
周晓东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江哥，我求你了。”
“求什么。”
“我妈那个退休金。她领的是我爸的，一个月一千八百六，她还在领。”
我看着他。
他身上浮着三笔账。
拿他爸的名字签了三百万，九月十七号，城南那家茶馆。
他爸的房子过户到他名下，日期是他爸出殡的第二天。
他爸死的那天晚上，他在隔壁打牌。护士叫了三次，他没起来。
“周晓东。”
“嗯。”
“你身上有三笔账。”
他抬起头。
“什么账。”
“你办过户那天，取号机上排在你前头那位，是个来办继承的老太太。她看着你从兜里掏出你爸的身份证，说了句，人刚走，你就来。”
他的脸往下沉。
“你胡说。”
“你这些年来办过两次过户。第一次你自己，第二次你爸。”
“你怎么知道。”
“我不用知道。我看得见。”
他把纸攥成一团。
过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三沓钱，放门框边上。
“三万。你把我爸的号恢复。”
“恢复不了。号销了就是销了，我这儿没有恢复这一栏。”
“你都能销，怎么不能恢复。”
“销的时候纸是灰的。恢复的时候纸得是白的。”我说，“我这儿只有灰的。”
他站在门口，忽然往前一步，膝盖一弯，跪在门槛外面。
额头抵着门槛，闷闷地响了一声。
“江哥，求你。”
“求什么。”
“把我爸的号恢复。我妈那笔钱，我明天去退。”
我把簿子摊开在桌上。
第一页周晓东。第二页赵广利。第三页空着。
“周晓东。”
“嗯。”
“你跪错地方了。”我说，“六号上午，你去县会展中心三楼跪。”
“六号？”
“九点。”我说，“你爸那块牌，还在那儿等人领。”
他抬起头，脸上有一道门槛压出来的红印。
“谁领。”
“到时候看谁站着。”
十一月五号，上午九点，城南茶馆。
二楼，一间包房，门口挂牌子，两个字，洽谈。
里头坐了七个人。主位上那个五十来岁，瘦，藏青夹克，手腕一串黄檀。
他姓赵，赵广利。县商会副会长。管“优秀企业”评选，也管贷款推荐。
桌上摆一瓶酒，八只杯。周晓东坐他右手边。
服务员端着托盘进去，我跟在后头。
“酒放这儿。”赵广利说。
我把酒放下。他抬头扫了一眼。
“新来的？”
“临时的。”
“行。”他往椅子上一靠，“六号的会，客人多。你在这儿伺候着，一会儿给各位老板倒酒。”
“站着倒？”
“跪着倒。”
一桌人笑。
周晓东也笑，笑得最快。
我真的跪下了。膝盖压在包房的地毯上，地毯是暗红的，硬，扎人。
“哎，还真跪。”有人说，“现在年轻人，为了口饭吃。”
我给第一位倒满，第二位倒满，倒到第三位，手抖了一下，洒了两滴。
“手抖什么。”赵广利说，“倒了八个月酒，还抖。”
“第一天。”
“第一天就上这桌，你有福。”
一桌人又笑。
我倒到赵广利那杯，手停住。
“赵会长。”
“嗯？”
“你身上有三笔账。”
包房里静了。
“第一笔，二零一一年，你把一个人的名字，从转正名单上划了。她姓吴，教了二十三年书，考第一，转正的是第二。”
“第二笔，二零一九年，扶贫款三万八，走你小舅子的公司。”
“第三笔，你闺女省城买房，首付八十万，是她公公出的。”我说，“那笔钱，是马三的赔偿款。”
赵广利的杯子停在嘴边。
“哪个马三。”
“二零二零年，骑电动车那个。你赔了十九万。”我说，“你给他媳妇签了一张谅解书，钱进了广利建工。”
周晓东的笑僵在脸上。
“赵会长，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血还没干。”我说，“你把字递给他媳妇，说签了就能拿到钱。她签了。钱没到她手里。”
一桌七个人，没一个动筷子。
赵广利把杯子放下。
“你叫什么。”
“江照。”
“哪儿来的。”
“老槐树街十七号。”
“十七号。”他念了一遍，“殡葬用品那家。”
“对。”
“你个卖花圈的，跑来跟我讲账。”
“我不卖花圈。”我说，“我盖章。”
“盖什么章。”
“销户章。”
赵广利笑了，笑得很大声。
“销户。”他转头对一桌人说，“诸位，这年头，卖花圈的都管上销户了。”
一桌人跟着笑。
只有周晓东没笑。他盯着我，脸色发白。
“赶出去。”赵广利说。
两个保安进来，一人架一条胳膊，把我往门外拖。
我脚在门槛上磕了一下。
鞋掉了。
“鞋。”我说。
“不要了。”保安说。
他们把我架到台阶下面，往石台上一放。
台阶边上有条水沟，我的鞋就在水沟里，翻着底。
楼上窗户开着，笑声一层一层传下来。
有个人说：“他那只鞋，捡起来扔了。”
另一个说：“扔什么，让他自己捞。”
我坐在台阶下面，裤子湿了一片。
捞鞋的时候，手指头碰到了水沟里的烂叶子。
下午两点，我去了档案馆。
档案馆在文化馆后头，一间小屋。守门的老头正在吃面。
我一只脚穿鞋，一只脚穿拖鞋。
“你这鞋怎么回事。”
“让人扔了。”
“谁扔的。”
“茶馆保安。”
老头笑了一声，把面碗放下。
“查什么。”
“二零一一年的民办教师转正名单。”
他进里屋，抱出一本簿子。硬壳，边角发霉。
我翻到二零一一年那一页。
十四个人。第十二个名字，被一笔横线划掉。
划得很用力，纸都破了。
名字底下，铅笔两个字：放弃。
我把簿子举到灯下。
“放弃”两个字，跟右边“审核人”那栏的签名，是同一只手写的。
审核人：赵广利。
“这字还挺规整。”老头凑过来看。
“划的时候用了尺子。”
“你怎么知道。”
“线太直。”我说，“人手划不出这么直。”
老头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你查这个干什么。”
“有人要。”
下午三点半，我复印了三份。
一份夹进迁出簿。
一份揣兜里。
一份装信封，寄县教育局纪检组。
邮局那小伙子把单子推过来。
“寄件人姓名，得填。”
“匿名不行？”
“系统要。”
我想了想。
“填江照。”
他敲键盘，敲两下停住。
“哪个照。”
“照明的照。”
“你这名字好记。”他念了一遍，“江照。照着什么。”
“照账。”
他抬起头看我。
“什么？”
“没什么。寄吧。”
晚上七点，第一个号。
小票零玖伍。
进来一个男人，四十来岁，一身囚服，脚上拖鞋。
“办迁出。”
“姓名。”
“马三。”
死亡：二零二零年，四十二岁，车祸。阳间状态：注销。
“你注销了。”
“对。我死那年，有人替我把号销了。”
“谁替的。”
“不知道。我来过七回。每回窗口都说注销了，不用办。我走了，又回来。”
“为什么回来。”
“我走不了。”
他把手放桌上。
“撞我那辆车，是赵广利的。我死了，他赔十九万。那十九万，我媳妇一分没拿到。”
“钱去哪儿了。”
“他给我媳妇签了一张谅解书。签完，钱打到他小舅子的公司。”
我把笔放下。
“你身上有账。”
“我身上那笔，是欠我媳妇的。”
“不是你欠她。”我说，“是他欠你。”
马三往前倾了一点。
“同志，我走的时候，我媳妇怀着孕。”
“孩子呢。”
“生了。今年五岁。”他说，“孩子问过她妈，说我是不是不想要他。”
屋里安静了几秒。
我把章拿出来。
“今晚给你盖。”
章落下去，灰白的印落在纸上。章面没裂。
马三站起来，走了两步，回头。
“同志。”
“嗯。”
“你要是
十点半，窗口外面有人敲门。
我开门。
一个女的，四十来岁，羊绒大衣，手里一个纸袋。
“你是这儿的负责人？”
“我在这儿上班。”
“我找你办个事。”她把纸袋往前一递，“厂里那个刘桂芳，死了两年，还挂在册上。我要把她销了。”
我没接。
“你是陈厂长。”
“你认识我。”
“你身上有三笔账。”
“什么。”
“第一笔，去年三月，你握着一个人的手，让她在自愿离职上签了字。她五十二岁，在你厂里干了二十六年。”
她的手停在纸袋上。
“第二笔，你把她闺女从厂里辞了。理由写家庭原因，辞退通知上盖你的章。”
“第三笔，你妈住院的钱，是从她那个人头补贴里出的。一个月八百，领了两年。”
陈秀珍把纸袋放下来。
“你谁啊。”
“我姓江。”
“你今晚办不办我这个号。”
“不办。”
她把纸袋提起来，退了一步。
“行。你们科长姓周，我认识。”
十一点，老周来了。
没泡枸杞，杯子里是空的。
“江照。”
“在。”
“你今天在茶馆，当着七个人，说了三笔账。”
“对。”
“谁让你说的。”
“我自己。”
老周把杯子放下，坐进椅子。椅子响了一声。
“上面来电话了。打到科里。”
“谁打的。”
“你不用知道。你这号，停三天。”
“明天上午我有事。”
“停三天，从今天算。”
“明天九点，我得进会场。”
“你进不去。停号就是停号。台账不写，章不能动。”他说，“动了，卡纸，报修单我签，签了我担。”
“章不能用，眼睛也没收？”我说。
老周抬起眼。
“你这话什么意思。”
“章停了。”我说，“我看得见。”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江照，你干两年了。你图什么。”
“收账。”
“收谁的。”
“该收的人的。”
老周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口擦了擦，又戴上。
“你这个人，我算不明白。”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住。
“明天你别把会开砸了。”他说，“砸了，我这报修单签不完。”
“我尽量。”
“尽量什么。”
“尽量让他们自己砸。”
门帘落下。
十一月六号，早上八点四十。
县会展中心三楼。红布换了一块，金字换成“全县企业清欠兑现现场会”。
门口签到台，两个女的。
“哪个企业。”
“没有企业。”
“那不能进。”
我把工牌放桌上。
“这是什么。”
“通行证。”
“什么通行证。”
“你往上递就行。”
她把牌子递给旁边那人。那人站起来往里走。
走了三十米，回头，冲这边摆摆手。
“让他进。”
我进去，站在最后一排，靠墙。
从这儿到台上，二十六步。
我数了两遍。
九点，会场坐满。
第一排是市里来的人，第二排往后是企业。最后排靠墙站着十几个工作人员。
台上一块大屏，红底金字：结清企业名单。
主持人是赵广利。
深蓝西装，红领带，胸口别一朵绢花。
“今年，我县清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他说，“下面通报第一批结清企业名单。”
“德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欠薪八个月，两万九千六，已结清。事故赔偿一笔，十九万，已结清。”
台下鼓掌。周晓东站起来，鞠了个躬。
我动了。
我沿着墙根往前走，走到过道，转身，往台上走。
第一排有人回头。
保安从侧门进来，走两步，看见后排那一排记者，停住了。
我走上台阶。
二十六步，我数完了。
赵广利看着我，脸上的话停在一半。
我把迁出簿放在讲台上。
“这本账，麻烦您念一下。”
“保安。”
“记者在拍。”我说，“您喊一声，明天的报纸上就多一行字。”
他的手停在半空。
我翻开第一页。
“德发机械，周德发。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三号，本人来窗口办迁出。欠薪八个月，两万九千六。”我说，“他儿子周晓东，拿他父亲的名字签了三百万，签在九月十七号，城南茶馆。”
“他父亲的房子过户，办在他出殡第二天。”
“他父亲死那天晚上，他在隔壁打牌。护士叫了三次。”
周晓东站在第二排，脸色发白。
“周总。”我说，“您刚才鞠的那个躬，鞠给您爸的，还是鞠给那三万？”
台下有人笑了一声。
周晓东没说话。
我翻到第二页。
“马三，二零二零年，车祸，十九万。”
我抬起头。
“马三他媳妇来了没有。”
后排站起一个女人，四十来岁，超市的马甲，手里一个透明文件袋。
“来了。”
“上来。”
她走上来，走到讲台边上，把文件袋里的纸一张一张摆开。
“这张谅解书，不是我签的。”她说，“字是我的名字，手不是我的手。”
“这张流水，十一月二十号，十九万进了广利建工。”
“这张，是我这几年去县里问的登记表，一共十四回。”
会场静得能听见纸张响。
赵广利往后退了半步。
“这些都是旧账。”他说，“今天是清欠会，说的是欠薪。”
“对。”我说，“那就说欠薪。”
我翻到第三页。
“刘桂芳，纺织厂，干了二十六年，二零二三年病故。”
“她死了两年，厂里还拿她的名字报在岗，一个月八百，领了两年。”
“她签的自愿离职，是被人握着手签的。”
台下第三排，一个穿超市马甲的女的站起来，比刚才那个瘦，头发夹在耳后。
“那是我妈。”她说，“那张纸，我今天带来了。”
陈秀珍坐在第五排。她把包放在膝盖上，手一直压在包上。
“陈厂长。”我说，“您要不要上来念一遍。”
“我不念。”
“那我念。”
台下有人站起来。
“念。”
一个人站起来，两个人站起来。
最后排十几个工作人员，也都转过身。
我把那页纸举起来。
“刘桂芳，自愿离职。二〇二四年三月。签字人，陈秀珍代签。”
“我妈不识字。”刘小满说，“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
“她签的时候，是被人握着手写的。”
会场里有人骂了一句。
赵广利的手在讲台上按了一下。
“够了。”他说，“这些事，会后核。”
“会后核，核几天。”我说，“核三天？”
我抬头看他。
“赵会长，你身上也有三笔账。”
“第一笔，二零一一年，你划掉一个人的转正名额，写了两个字，放弃。”
“那两个字，跟审核人签名，是同一只手写的。”
我把复印件从兜里抽出来，放在讲台上。
“县教育局纪检组今天上午收到一份，编号我留着。”
“第二笔，二零一九年，三万八。”
“第三笔，你闺女省城买房，首付八十万。”我说，“那笔钱，是刚才那个女同志的丈夫，用命换的。”
赵广利的绢花歪了。
他伸手去正，手抖了一下，没正过来。
会场后排，有个人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
五十多岁，短发，胸前一块工作牌。
“我是市里核查组的。”他说，“台账给我。”
“台账在我兜里。”我说，“您可以看。我只有一本。”
他走过来，接过簿子，一页一页翻。
翻到第三页，停住。
“这一页没写完。”
“对。”我说，“这一页是留给别人的。”
核查组那人抬起头。
“谁。”
“您猜。”
他把簿子合上，转身面对会场。
“今天的会，停。已经通报的，全部作废重核。”
“德发机械的结清证明，撤。”
“广利建工的十九万，今天下午封账。”
“纺织厂的补缴，三天之内出方案。”
台下响起一片声音。
有人鼓掌。有人拍照。有人站起来往外打电话。
周晓东在第二排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侧。
赵广利站在台上，红领带很正，绢花很歪。
他转身要走。
“赵会长。”
他停住。
我从讲台下面把那只鞋提起来。
一只鞋，湿的，鞋帮上还挂着水沟里的烂叶子。
“您扔的。”我说，“我捡回来了。”
全场笑了。
笑得很响。有人笑得弯下腰。
赵广利看着那只鞋，看了三秒。
他没说话，下台，往侧门走。
走到门口，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拦住了。
十点二十，我从会场后门出来。
后门对着一片工地，围挡上贴着横幅。
我在围挡下面蹲着。
饿。
饿得前胸贴后背，手指头发抖。
我摸出榨菜，撕开，倒进嘴里。咸得直皱眉。
面馆的吴老板娘骑电动车经过，看见我，刹住。
“你蹲这儿干什么。”
“歇会儿。”
“脸怎么这么白。”
“没吃面。”
她把车支起来，从后箱里抱出一个保温桶。
“上车。”
面馆里没人。她端上三碗面，一碗一碗摆在我面前。
“吃。”
“我没钱。”
“今天不要钱。”她说，“今天我男人忌日。”
我抬头。她身上那三行字还在。
“他爱吃宽面还是细面。”
“宽的。他那口牙不好，细的咬不断。”
“那就下宽的。”
她愣了一下，转身进后厨。
过了一会儿，端出第四碗，宽面，两个荷包蛋。
那碗放在对面，没人吃。
我吃了三碗。
吃完，手不抖了。
“你这个人。”她说，“怪。”
“怪在哪儿。”
“吃三碗，还要给人下一碗。”
“他欠你这顿。”
她低头看了一眼对面那碗。
“你怎么知道。”
“我看得见。”
她把围裙往腰上紧了紧，转过身去。
“吃完走。我这店下午不开。”
十一点，我去赎工牌。
烤肠大姐从围裙兜里掏出来，拍了拍。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我说了明天来。”
“这都第三天了。你那三天三夜干什么去了。”
“盖章。”
“盖什么章。”
“销户。”
她把工牌递给我，又夹了一根烤肠。
“这根不要钱。”
“为什么。”
“你这牌子，我昨天拿给我老头看。”她说，“他说这牌子是真的。”
“他怎么认得。”
“他以前在民政上帮过忙。”她说，“他说，这种牌子三十年发一块。拿到牌子的，阳间没户口，阴间有工位。”
我咬了一口烤肠。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这种人一辈子只能办七个人。”她说，“办完七个，牌子收回。收回那天，这个人自己也得走。”
我嚼了两下，停住。
“七个人。”
“七个人。”
下午三点，我回了窗口。
卷帘门升了一半。屋里没开灯。
桌上一个小票本，剩下两张。
零陆。零柒。
我把两张摊开，看了很久。
七张，用了五张。
周德发一张。王秀英一张。马三一张。
六号上午在会场用了两张。
规矩第二条，写下去的事，必须有人看着。
那一百多个人看着，账结了。
傍晚，下雨。
雨点砸在卷帘门上，一下一下。
六点半，有人敲门。
我在里头坐着，没动。
七点，又敲。
七点十分，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
灰白的纸，被雨泡软了。纸上那行字还剩一半：老槐树街十七号。
翻过来，背面一行铅笔字，写得很急。
“我叫刘小满。我妈是刘桂芳。她十一年社保，厂里说补不了，因为她是自愿离职。”
“那张纸是你递给我的，你让我六号来。六号我来了，我在台下。我喊了一声，没人听见。”
“我妈今天早上回来了。她坐在饭桌边上，不说话。她碗底下压着一张纸。”
“纸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她说，小伙子还欠她一句话。”
我把纸对着灯。
最下面还有一行，字更小：
“她说，欠的那句话是：‘你不是自愿走的。’”
我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张纸。
雨在门外下。
我把迁出簿拿过来，摊在桌上。
第三页还是空的。
我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张小票，零柒。
拍在纸上。
拿起香灰笔。
笔尖落下去，写了一个名字。
写完，我把笔放下。
抬头。
窗口的灯，自己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