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信托，她只是暂时接管。等她熟悉家里的事务，我会重新安排。”
“嗯。”
我的平静终于让他察觉到了不对。
贺砚川转过身，目光落在床边摊开的行李箱上。
“你收拾东西做什么？”
“出差。”
我把两件衬衫叠好，放进行李箱。
“去哪儿？”
“南城。”
贺砚川微微皱眉。
“你去南城做什么？”
我动作顿了一下。
结婚前，我曾经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我的毕业作品入围过海外电影节，那年导师宋教授说，我天生适合站在镜头后面，去记录那些没人看见的人。
后来贺砚川创业失败，负债累累。
我卖掉自己的设备，把进入国际摄制组的机会让给别人，陪他从一间地下室重新开始。
贺氏上市那天，他在证券交易所门前抱着我说，知微，等公司稳定下来，你想拍什么，我就陪你去拍什么。
这一等，就是八年。
八年里，我的镜头记录过贺家的每一场宴会、每一个纪念日和每一次公开活动。
唯独没有再记录过我自己的人生。
“一个拍摄项目。”
我合上半边行李箱。
贺砚川像是听到了什么荒唐的事。
“你怎么还在拍纪录片？”
“我一直都在拍。”
只是他从来没有问过。
我熬夜剪片时，他以为我在替贺氏做宣传视频。
我去偏远山区待了半个月，他以为我陪梁淑仪考察慈善项目。
我匿名发表的作品获奖时，证书被送到家中。
那天他拆开快递，只扫了一眼，便随手压在了贺予辰的练习册下面。
他甚至不知道那是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