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百块一单的活儿，我接下一间刚烧过炭的屋子，桌上那本日记最后一页，是我自己的字
炭盆还热着。
我蹲下去，手背在盆沿上停了两秒。热的，烫手。
法医的结论是六个小时前。六个小时的炭盆，该是凉的，一碰一手黑灰。
我把手缩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
「沈青禾。」门口有人喊，「拍完没？我等着锁门。」
「再十分钟。」
「你每回都十分钟。」
「我每回都干完了。」
说话的是韩德彪，这一片的二房东，四十来岁，皮夹克，脖子上挂根金链子，链子是真的，坠子是假的。他靠在门框上抽烟，烟灰往屋里弹。
我没理他。
屋子二十八平，一室一厅，三楼。窗户从里头用胶带封死，一条一条，横的竖的，封得很齐。门缝塞了一条毛巾，卷成条，塞到底。
烧炭的人，都封窗。
我蹲在窗下，一条一条数。二十七条。
封得这么齐的人，不是第一次想死。是想过很多次，每一条胶带都想过了。
我掏出手机拍照。公司规矩，一个角落三张，全景、中景、特写，少一张单子结不了；结不了，这八百块拿不到。
我妈下周三次透析，一次四百六。
我拍完窗，拍门，拍炭盆，拍床头柜。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册子。黑皮，硬壳，边角磨白了。
我拿起来。
第一页空白。第三页开始有字。字很密，一行一行写满，笔迹有点向右倒。
我认得这个笔迹。
我自己的。
翻到最后一页：
「九月十七日，晚上八点四十，我推开了榆树巷十七号的门。」
我看手机。
二十点四十一分。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韩德彪在门口咂烟。
我往前翻。九月十号一页一页写下来，字迹一天比一天乱，写到九月十六：
「九月十六日，我把窗户上的胶带，又按了一遍。」
九月十号那一行，底下写着一个名字：陈守义。
死在这屋里的人，叫陈守义。六十八岁，退休钳工，一个人住。
扉页有红字，是另一个人的笔迹，笔尖把纸划破了：
「一、凡写入，必行之。」
「二、划去一行，你就少一个人。」
「三、写别人的一行，先写自己一行。」
我把册子合上，塞进包里。
楼下有人喊了一声。是韩德彪的手机在响，他接起来，声音一下低了三分：「蒯总。」
我拉开包看了一眼。
册子还在里头。
二：我想抽身，可册子上写着明天青松会在这栋楼摔一跤；我划掉那行，代价是再也认不出他
派出所的电话打了十七秒就挂了。
接电话的是周砚，刑侦支队，三年前我师父那单案子的办案人。他说这案子已经按自杀结了，让我别掺和。
「现场有疑点。」我说。
「什么疑点。」
「炭盆是热的。」
那边停了一下。
「沈青禾，」他说，「你今年二十九了吧。」
「嗯。」
「我在你这个年纪，也觉得自己能翻案。」他说，「你师父那回，我也觉得能翻。」
我捏着手机没说话。
刚挂，另一个电话进来了。
「小沈。」蒯明远的声音，很慢，很客气，「单子结了没？」
「还在拍。」
「房子明天上午签约，拆迁办来，得清空。」他说，「你辛苦一下，今晚弄完。加五百。」
八百，加五百，一千三。我妈三次透析加药。
「行。」
「册子呢。」他忽然问。
「什么册子。」
「桌上那本。」他说，「旧的，废纸，你顺手扔了。」
「扔了。」
「扔哪儿了。」
「楼下垃圾桶。」
他笑了两声：「好。」
我把手机放下，站在屋中央。窗外是老楼的天井，对面楼里有人晾衣服，一件红毛衣挂了三天了。
我该走。我该把册子扔进垃圾桶，拍完照，拿钱，走。
我把册子抽出来，翻开九月十八号那页。
「九月十八日，青松来找我，我让他上楼替我拿东西。他在楼梯上摔了一跤，头磕在台阶上。」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青松是我弟，二十二，送外卖，住我隔壁。
我给他发微信：别来榆树巷，我今晚忙完就回。
他回：姐，我已经到楼下了。
我跑下去。
他站在楼洞口，电瓶车支在一边，头盔夹在胳膊底下。
「你上来干什么。」
「给你送饭。」他举起一个塑料袋，「你晚上没吃吧。」
「放车上。」我说，「你在楼下等我，我拿完包就下来。」
「我上去帮你。」
「你别上去。」我说，「在楼下等。」
他看了我一眼：「姐，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没答，转身上楼。
三楼拐角有一滩水。不知道谁家倒的，一直流到台阶边上。我一脚踩上去，脚底一滑，人往前扑，手在扶手上扶了一把，才没栽下去。
我站在那儿，喘气。
我明白过来了。
那行字写的是「青松」，可在册子里，写的是「我」。
是我自己。
我上楼，把包拎下来。
下楼的时候，韩德彪在楼道里打电话：「……行行，蒯总，我知道，我明天早上就清……添炭？添那个干什么，都凉了……」
我走过去了。
到楼下，青松已经上了楼。
他在三楼那个水渍边上站着，一只脚悬在台阶上。
「姐，」他说，「你包落这儿了。」
他在台阶上，背对着楼梯。
我站在二楼半，抬头看他。
他也看我。
我们中间隔着七级台阶，还有那滩水。
我掏出笔，翻开册子，把那行字划掉了。
笔尖划过去的时候，纸面有一点温。
那一行墨慢慢淡下去，像被水浸了。
青松站在台阶上，身体晃了一下，扶住了扶手。
「哎，」他说，「鞋底怎么这么滑。」
他下来了，把包递给我。
「给。」
我看着他。
他脸很圆，眉毛很浓，右眼角有一颗小痣。穿蓝色的外卖冲锋衣，袖口磨得起球。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姐？」他说，「你没事吧。」
「你是谁。」
他笑了：「姐，你别吓我。」
「我不认识你。」
他脸上的笑慢慢没了。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翻了几下，把屏幕举到我面前。
微信里的备注是「姐」。
聊天记录往上拉，一条一条，全是他转给我的钱：二十，三十，五十，附言写着「姐吃饭」「姐这周降温」「姐你别又吃泡面」。
我往下看，一直看到最早的。
二〇一九年，两百块。附言：「姐，我发工资了。」
我握着手机，手在抖。
我知道这些是真的。我知道这个人以前在我的命里，很重，很重。
我想不起来。
青松站在我面前，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下去。
「姐。」
「对不起。」我说。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站了半分钟，把手机拿回去，塞进兜里。
「行。」他说，「我走。」
他没骑车，推着车走的。蓝色冲锋衣在巷子里越来越小，到拐角那儿，他回头看了一眼。
我没叫住他。
回到三楼，我翻开册子。
九月十八那页空了。
底下多出一行小字，笔画很细，像用针划的：
「你少了一个人。」
三：七间凶宅、七份三成价的收购合同，死者陈守义每月给我妈打一千二，打了十二年
公司系统里，我调出三年来所有「特殊清理」单子。
七单。
七单全在榆树巷附近三条街，全是独居老人，全是烧炭或者上吊，全是蒯明远亲自派的。
七间屋子的门牌号我抄在纸上：光明路三号，榆树巷九号、十七号，营房后街二巷，纺织厂宿舍四号楼，红砖楼，老邮局后院。
六间已经空了，围了蓝色的挡板，挡板上印着「明远置业」。
第七间，就是这一间。
我去拆迁办查档案。用的是公司介绍信，说清点房屋物品。
窗口的人翻了很久，把材料推出来。
七份产权变更，都在死者去世后三个月内办完。卖方一栏写着「继承人」，买方都是明远置业，成交价是评估价的三成。
可那七份档案的亲属关系栏里，六份写着「无子女」，一份写着「失联」。
没有人签字。签字的是一份委托书，委托人是街道的一个什么调解员，我查了名字，姓韩。
韩德彪。
我又回了一趟榆树巷。
借口是落了东西。韩德彪把钥匙给我，我在屋里翻了两个钟头。
床底下有一只铁皮饼干盒，锁得很松。
里头三样东西。
一张照片。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台车床前，一个是我爸，沈建国；另一个我不认识，很瘦，穿蓝工装。背面写着：「建国、守义，九八年」。
一本存折。开户人陈守义，每个月十号，转出一千二，收款账号固定，转了十二年，一笔没断。
还有一沓复印件。施工日志，十二年前，七月。
首页底下有签名：项目负责人，蒯明远。
我拿着存折去了银行。
柜员查了半天，抬头看我：「这个账号，是你母亲秦玉兰的。」
我站在银行门口，太阳很大。
我想起小学四年级，家里来过一个叔叔，很瘦，穿蓝工装，提了一袋苹果。我妈把他推出门，苹果撒了一地。
他蹲在地上一颗一颗捡。
我妈说：你别来了。
他说：嫂子，我答应过建国。
我那时候蹲在门口，捡了一颗苹果，被他塞回手里。
那颗苹果很甜。
下午我在麻将馆找到韩德彪。
我坐下来，把手机放在桌上。
「我要加钱。」
「加多少。」
「五万。」
「你疯了吧。」
「现场照片我拍了六十七张。」我说，「有一张是炭盆，盆底还热。我把这张照片发给拆迁办，他们就得重新鉴定死亡时间。房子一天签不了约，五万块对蒯总来说不算什么。」
韩德彪摸牌的手停了。
「你威胁我？」
「我做这行的，」我说，「什么都收。」
他把牌一推，拉着我到后楼梯。
「断水断电是我干的，敲门也是我干的。」他压着嗓子，「我就干这个。册子不是我放的，是蒯总放的。蒯总说，老头看了那玩意儿，自己就想通了。」
「哪个老头。」
「就这个，陈守义。蒯总还让我隔天去添点炭，说人走了有味儿，邻居要报。」
「三年前那个姓聂的呢。」
韩德彪的脸一下白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是他徒弟。」
他往后退了半步，撞在后楼梯的铁门上，「咣」一声。
「这我不知道。」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转身就跑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翻出三年前的旧硬盘。
师父那单，也是我做的。
聂卫东，六十一岁，遗物整理师，在他的出租屋里上吊。我去收的遗物。我哭得站不住，是周砚扶我下的楼。
照片一直存在硬盘里，我没舍得删。
我一张一张看。
看到第七张，我停住了。
师父的桌上，放着一本册子。黑皮，硬壳，边角磨白。
四：警察立了案，老板却当天保释；我把册子上那行「妈在透析机上没有醒」划掉了
周砚看完材料，抽了半根烟。
「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能查。」他说，「杀人，查不了。」
「那七个人都是独居，没有亲属，死了房子就归街道代管，再由街道委托处置。」我说，「七个死者，七套房，一条线连到底。」
「这条线是生意。」他说，「生意不犯法。」
「册子呢。」
「一本本子。」他把烟掐了，「上面写的东西，验不出毒，也验不出指纹，只能验出你自己的指纹。」
我不说话了。
「不过，」他站起来，「韩德彪我去谈。」
韩德彪被带走十二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签字画押，什么都说了。断水断电的记录、敲门的照片、添炭的时间，还有蒯明远给他转钱的流水。
案子立了。
当天下午，蒯明远保释出来。
晚上九点，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小沈。」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慢，「你师父教过你这行的规矩吧。」
「什么规矩。」
「不该看的别看，不该记的别记。」他停了一下，「你妈下周透析的钱，谁给的，你知道吗。」
我把电话挂了。
挂了以后，我坐在窗边，坐到十二点。
第二天是九月二十一号。
册子上那一页写着：
「九月二十一日，妈在透析机上睡了很久，没有醒。」
我请了假，早上八点就到了医院。
透析室在四楼，一周三次，一次四个小时。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一直盯着那扇门。
两个半小时，护士出来过一次，说血压有点低，加了药。
三个小时，里面有人喊了一声。
我站起来。
三个半小时，护士推门出来，口罩拉下来，喊：「秦玉兰家属。」
我手里攥着笔。
册子摊在膝盖上。
我把那一行划掉了。
笔尖过去的时候，纸面又温了一下。
墨淡下去。
我把册子合上，站起来，走进透析室。
床上那个女人醒了。
她六十二岁，头发掉了一半，手背上全是针眼，胳膊上有一条很长的手术疤。
她看见我，眼睛一下亮了。
「青禾。」
我站在床边，看着她。
我想不起来这是谁。
护工过来调机器，随口说：「你妈找你半天了，一直问你来没来。」
我「哦」了一声。
我在床边坐下，从果篮里拿了个苹果，开始削。
皮削得很匀，一圈一圈，没断。
她一直看着我，眼泪往下掉。
「你别哭。」我说。
「我是不是……」她声音很轻，「我是不是又说什么了。」
「没有。」
「你是不是累了。」她说，「你脸色不好。」
「有点。」
我把苹果切成小块，摆在盘子里，推过去。
她没吃，一直看着我。
我坐了二十分钟，站起来。
「我明天再来。」
走到门口，她叫了一声：「青禾。」
我回头。
「路上慢点。」她说。
我点点头，出去了。
在走廊上，我蹲下来，蹲了很久。
手机里那个联系人的备注是「妈」。
五：师父的女儿找上门：三年前他写下老板的结局，代价是忘了自己有个女儿
九月二十二号下午，蒯明远的电话准时来了。
「小沈，明天下午三点，拆迁办在榆树巷签约。」他说，「你来一趟，把钥匙交了。」
「好。」
「还有，」他停了一下，「册子带来。我给你五万。」
「好。」
我答应得太快，他反倒愣了一下。
「小沈，」他说，「你师父当年，也是这么答应的。」
「他拿了钱吗。」
「拿了十万。」蒯明远笑了一声，「拿了钱，人还是想不开。这能怪我吗。」
我把电话挂了。
下楼的时候，公司门口蹲着一个女孩。
二十出头，一件洗白了的灰卫衣，脚上是一双开了胶的运动鞋，手里捏着一个信封。
看见我，她站起来。
「你是沈青禾吗。」
「是。」
「我叫聂小雨。」她说，「我爸叫聂卫东。」
我站住了。
「我师父没有女儿。」
「他有。」她说，「他忘了。」
她把信封递过来。
里面一张照片。聂卫东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两个人都笑得很傻。背面写着：小雨七岁。
「三年前我来找过他。」聂小雨说，「我在他门口站了两个钟头他才开门。他看了我半天，说不认识我。」
「后来呢。」
「我走了。」她说，「我以为他是不想要我。两个月后，他死了。」
风把她的卫衣下摆吹起来，露出里面一截旧毛衣。
「我上个月收拾他的东西，」她说，「发现一本册子。里面有一行字，不是他的笔迹。」
「什么字。」
她把信封里另一张纸抽出来，是一张手机拍的照。
我把册子翻开，翻到最后第三页。
上头有一行字，笔迹是师父的，可日期那一栏，空着：
「蒯明远走进榆树巷十七号，在这间屋子里，交出七把钥匙，说出七件事。」
那行字底，还有一行更小的，挤在页脚：
「青禾：师父没本事抓他。师父只能给你留一个日子。」
我站在那儿，很久没说话。
我明白过来了。
他写这行字之前，得先写自己的一行。
他写了自己的死。代价是他忘了女儿。
「你爸……」我开口，声音有点哑，「他不是不认你。」
聂小雨看着我。
「他是把你换掉了。」
她愣了半秒，然后捂住了嘴。
「换？」
「换了一行字。」我说，「换我三年后能站在这儿。」
她慢慢蹲下去，蹲在公司门口，肩膀一抖一抖。
我没去扶她。
我翻开册子，九月二十三号那一页。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我把炭盆端进了屋里。」
底下还有一行，是刚出现的，墨迹还是湿的：
「蒯明远走进榆树巷十七号，在这间屋子里，交出七把钥匙，说出七件事。」
日期填上了。
我合上册子，抬头看聂小雨。
「明天下午，」我说，「你别来榆树巷。」
【第六步：反转】两点四十七，他推门进来，跪在我面前，一把一把摆出七把钥匙
九月二十三号，下午两点，榆树巷。
周砚的车停在巷口，两辆车，五个人，都在小卖部门口坐着喝汽水。
我戴了一支录音笔，别在衬衫里面。
炭盆是我昨天从垃圾站找回来的。韩德彪把它扔了，我翻了半个钟头，在废铁堆最底下扒出来，盆底还结着一层黑壳。
我两手端着它，上了三楼，放在客厅正中间。
沙发的印子还在，茶几上有一圈茶渍，窗上的胶带撕掉了，玻璃上留着一条一条的白痕。
两点四十七，楼梯上有脚步声。
皮鞋，很慢，一层一层上来。
门推开。
蒯明远，五十三岁，浅灰夹克，头发梳得很齐，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站在门口，先看了看炭盆。
「你把这玩意儿找回来干什么。」
「证据。」
「证据。」他笑了笑，走进来，把纸袋放在桌上，「五万。册子给我。」
我没动。
「小沈，」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你师父当年也这么坐着，跟你现在一模一样。」
他抬手，指了指我坐的位置。
「他比你聪明。他要了十万，走了。」他说，「后来自己想不开，怪谁。」
「他没走。」我说，「他留了一行字。」
蒯明远的手停在椅子扶手上。
我把册子翻开，推到他面前。
他低头看。
「蒯明远走进榆树巷十七号，在这间屋子里，交出七把钥匙，说出七件事。」
日期：九月二十三日。
他看了很久。
「这是假的。」
「三年前写的。」
「三年前他就疯了。」他抬起头，「你知道他为什么疯吗？他划了一行字，划完以后，连自己女儿都不认识了。他自己把自己逼疯的。」
「所以你知道这本册子是真的。」
他不说话了。
「你知道它是真的，」我说，「你还是来了。」
他把嘴闭紧，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一下。
「我来，是想看看。」他说，「一个快死的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把录音笔按下去。
韩德彪的声音在屋里响起来：「断水断电是我干的……那本册子，是蒯总让我放的，蒯总说老头看了就想通了……蒯总还让我隔天去添点炭，说邻居要报……」
蒯明远的脸，一寸一寸白下去。
他往门口看了一眼。
楼梯上有脚步声，很多人的。
他忽然从椅子上滑下来，跪在地上。
不是跪门口，是跪我。
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咚」的一声，很闷。
「小沈。」他抬头看我，「你划掉那行字。」
我看着他。
「你划掉，」他说，「我什么都跟你说。都跟你说。」
「你说。」
他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串钥匙。
七把。铜的，铁的，有的已经起锈。
他一把一把摆在桌上，摆得很整齐。
「这一把，光明路三号，二楼的吴桂兰，七十一岁，儿子在新疆，三年没回来。」
「这一把，榆树巷九号，王守仁，退休教师，老伴走了六年。」
他一把一把说下去。
纺织厂宿舍四号楼，刘洪生，五十八岁。营房后街二巷，周玉梅，六十九岁。红砖楼，马金山，七十二岁。老邮局后院，姓杜，名字他没记住。
第七把放在最边上，铜的，很新。
这间屋的。
「我没杀人。」他抬起头，眼里全是血丝，「我一把都没动过手。我就是断了他们的水电，就是让老韩半夜去敲门，就是在门口放一双鞋，让他们以为有人来过。我就是把册子放在桌上。」
「是四号那天，」他说，「陈守义给我打电话。他说，小蒯，我看了，我懂了。我说你懂了就好。他把电话挂了。晚上我让老韩上去，人已经硬了。」
「你师师父那回也是。」他的声音开始抖，「他自己封的窗。他自己。」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跪在地上。
「蒯总。」我说，「你抬头。」
他抬起头。
「三年前，你也在那间屋里，看过一本册子。」
他的嘴张了一下。
「那行字你当时就看见了。」我说，「你不信。你三年换着地方签约，从来不进这栋楼。今天你进来了。」
「你是来证明它是假的。」
他跪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三点整，门被推开。
周砚走进来。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七把钥匙，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蒯明远，把执法记录仪举起来。
「蒯明远，」他说，「起来吧。」
七：无期徒刑，七户人家拿到补偿；我每周三去医院，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削苹果
案子审了七个月。
蒯明远，故意杀人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诈骗，数罪并罚。
韩德彪，三年六个月。
明远置业名下七处房产全部冻结，拆迁补偿款重新核定，由街道办逐户联系亲属。吴桂兰的儿子从新疆回来，在法庭上哭得站不住。
聂小雨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判决那天，蒯明远被带下去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沈青禾。」
我站起来。
「我不该把那本册子放在桌上。」他说，「我以为它只是吓人的。」
法警把他带走了。
陈守义的骨灰没人来领。
我签了字，抱回去，在公墓找了一个朝南的位置，买了块最便宜的碑。
碑上刻：「陈守义之墓」。
底下一行小字：「义女沈青禾立」。
我爸那张照片洗了两张，一张给聂小雨，一张我带着，放在墓前。
我在墓前坐了一会儿。
「陈叔，」我说，「钱我收到了。一个月一千二，十二年。我妈一直不让我知道。」
风把草吹得往一边倒。
「我爸那年的事，我会查。」
聂小雨来拿她爸的遗物，我给她一个纸箱。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一个保温杯，一把卷尺，两本磨破了的《建筑构造》。
她把东西一件一件摸过去。
「那本册子呢。」
「交给警察了。」
她点点头。
过一会儿，她问：「你划了几行。」
「两行。」
她看着我，没再问。
报纸上登了这件事，标题起得很大。记者问我怎么发现的。
「整理遗物的时候，看见了一本日记。」
「日记里写了什么。」
「写了很多人的名字。」
那天下午，我去了医院。
四楼，透析室。
护工看见我，笑：「来了？你妈等你半天了。」
我推门进去。
床上的女人看见我，眼睛一下亮了。
「青禾。」
我在床边坐下，从果篮里拿了个苹果。
「今天怎么样。」
「还行。」她说，「你今天来得早。」
我削苹果，一圈一圈，皮没断。
她看着我。
「你最近瘦了。」
「嗯。」
「工作累不累。」
「不累。」
她沉默了一会儿。
「青禾。」
「嗯。」
「你还认得我吗。」
我削苹果的手停了。
刀停在半圈上。
我说：「不认得。」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顺着脸往下淌，掉在枕头上。
我把苹果放下，抽了张纸，给她擦脸。
「但我每周三都来。」我说，「手机日历里写着，周三下午三点，透析。我设了六年，一直没删。」
她抓住我的手。
她抓得很用力，指甲掐进我手心里。
我就让她抓着。
窗外有太阳，照在床脚上。
入冬以后，榆树巷开始拆。
我回去看过一次。楼拆了一半，三楼那间屋子只剩半面墙，窗户的位置是个方形的洞。
我在废墟前站着。
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
「姐。」
很年轻的声音，有点熟。
「你是谁。」
那边沉默了很久。
「我是青松。」
「哦。」
「你还是不认得我。」
「不认得。」
那边吸了一下鼻子。
「那我以后每周给你打一个电话，行不行。」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
我把那个号码存了下来。
备注只写了两个字：
「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