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天退书谜局
二十四岁那年，我在城西后浦村的拾页书店打工，管收银，也管退货。连着九天，来退书的都是同一个男人，退的又是同一本《城西地名志》。
书店在村口，两间门面打通，左边三排书架，右边堆纸箱和旧挂历，门口一张修鞋摊，摊主老赵从早敲到晚，鞋掌敲在铁砧上，一声一声，隔着玻璃却听得清清楚楚。
老板姓董，叫董明远，四十来岁，一个月来三四趟。店里平时是我和阿琴守着，她管旧书分类，收银台归我管。我从服装厂辞工出来，在这儿干了半年，收银、贴价签、登记退货都是我的活，工资三千八，管一顿午饭。
第一天是十月三十一号，阴天，风把门口的塑料布吹得贴在玻璃上，我蹲在架子底下，给一摞旧杂志贴价签。四点二十，门铃响了一声。
进来的是个老头，灰夹克，袖口磨白了，鸭舌帽压得很低，手里拎一个蓝布袋子，袋口卷了两折，露出里面一截报纸。他没看新到的那排书，直接走到地方志那一格，蹲下去，从最里层抽出一本硬壳的旧书，抽的时候先把旁边两本挪开。
《城西地名志》，一九九三年版，深绿布脊，书脊上有一道裂口，用透明胶粘过，胶已经发黄，边上起了毛。
“这书纸脆，翻的时候轻一点。”我把书接过来，翻到封底给他看价签。
“多少钱。”他把书放在柜台上，声音很低，像是怕人听见。
我报了四十五。他数出四张十块一张五块，一张一张压在书底下，推过来。
“这书我找了好久。”他忽然说了一句，说完就把嘴闭上了。
我没接话，把书装进纸袋，问他要不要袋子，他摇头，把书抱在怀里，蓝布袋夹在腋下，出门往左走，走到巷口才把书塞进袋子。
五点五十，门铃又响，还是他，书放在柜台上，纸袋没拆，他说不要了，退。
“家里人不喜欢？”我把小票找出来，压在掌心里。
“不要了。”他说完就不说话了，眼睛看着柜台角上的胶带座。
我按规矩问他翻没翻过、有没有污损，他说没有。我把书翻开检查，书页很干，边角平整，只有书脊那道旧裂口。
退货要签字。我把小票翻到背面，递给他一支圆珠笔，让他写“已退”两个字，再写日期和手机号。他写得很慢，“已”字最后一横拖得长，“退”字的走之底收笔往上挑，挑出一个小钩。
“字写得真好。”我随口说了一句。
他没吭声，把笔放平，笔尖朝着自己，纸推回来，指头在柜台上按了一下才收回去，转身出门，没有回头。
那天我把小票夹进退货本，没多想。旧书店退书不稀奇，版本不对，或者家里人不要，一天能退两三本。第二天下午四点二十，门铃响，他进来，还是那件灰夹克，还是那个蓝布袋子，走到地方志那一格，抽出那本书。
“还是这本。”我说完，把扫码枪放下，等着他掏钱。
他没接话，把四十五块钱压在柜台上，钱是折好的，折了三折，边角对着边角，压得很平。傍晚六点，他把书送回来，签字，留了日期和手机号，走。
第三天，我在书脊上看见一行铅笔字。
字很小，挤在布脊的下端，写的是“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五日，西夹道十七号三零三”，铅笔芯很硬，刻进布里，指腹摸过去有一点涩。
我把书举到灯下，字是新的，石墨还发亮，边上没有灰，跟书页上的旧黄不是一回事。“董店长，这书上有字。”晚上他来店里拿账本，我把书递过去，翻到书脊那一面。
“旧书上有字很正常。”他翻了两页，把书合上，“以前的书主写的，哪本没有。”
“写在书脊上，铅笔，今天刚写的。”我指着那行字，“昨天还没有。”
“你看错了。”他把书放回柜台，“一天进出一百多本，你记得住哪本有没有字。”
我没说话。他抽了张纸巾擦手，说这种书别较真，卖出去就行，说完把账本夹在胳膊底下走了。阿琴在旁边理书，等门关上才开口，说这书别上架了，放库房，省得天天来退。
“放库房他就不买了？”我把书立起来，“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这一格。”
“你跟他顶什么。”阿琴把一摞书墩齐，齐了又墩一遍，“这店是他的，我们俩是拿工钱的。”
第四天，第四行。字换了个位置，往上挪了一指宽，写的是“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西夹道十七号三零四”，三零一，三零二，三零三，三零四，门牌号一个一个往上走，像有人拿着铅笔在书脊上爬楼梯。
我拿手机拍下来，拍了三张，一张整条书脊，一张那行字，一张封底的价格。
“你拍它干什么。”阿琴从书架后面探出头，手里还捏着半张价签。
第五天，书脊上多了三零五。那天我把书从架子上抽走，锁进收银台下面的铁柜，柜门关上，钥匙挂在我裤腰的环上。四点二十，门铃响，他站在柜台前面，没说话，眼睛往地方志那一格看。
“今天没有。”我挡在柜台前面说。
“我买书。”他终于开口，嗓子是哑的，像很久没说过话。
“那本不卖了。”
他站着不动，两只手放在柜台上，手背上的青筋鼓起来，指甲缝里有一圈黑，像是修过什么东西留下的。
“给它吧。”阿琴压低声音，“你这样，倒像我们欠他的。”
我把钥匙从裤腰上解下来，开柜，把书拿出来。他付钱，抱着书走了，六点又回来退。那天夜里我睡不着，两点多起来，把手机里那几张照片放大，一行一行看，看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一直把那串数字当成门牌。
它当然是门牌。
第六天上午店长来了，站在收银台前面，把那本书扣在桌上，问我是不是在查这书。
“我没查，我在收。”
“收书收到书脊上去了。”他把书翻开，翻到目录，又合上，“这书是旧的，字是以前的人写的，你别多事。”
“以前的人，怎么会一天写一行，一行一个门牌。”我把书拿回来，翻到书脊那一面。
他把书从我手里抽走，说这书他要处理，让我别再管，转身进了里间。第七天下午，书又出现在架子上，位置都没变。
“你放的？”我问阿琴。
阿琴低着头理书，说早上开门就在，她以为是我放的，说完把手里的书往架子上塞。
我翻开书脊，第七行已经在了，写的是“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西夹道十七号三零七”。
铅笔印比前几行深，写的人手上用了力，布脊被压出一道浅浅的槽。第八天，第八行，三零八。
第九天，快到四点二十，门铃响，他进来，买书，付钱，抱着走了。五点五十，他回来退，签字，写日期，写手机号。
第九行不是日期，也不是门牌，是一句话：“第九天，你该翻到这一页。”
我拿着书站在柜台后面，天已经黑了，门口的修鞋摊收了，老赵把铁砧搬进屋，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还不走？”阿琴在里间关灯，探头问我。
“我再待一会儿。”
门从外面锁上，店里只剩收银台这一盏灯。我把书放在灯下，翻开第一页。
那天晚上我翻到十一点，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风从底下钻进来，吹得价签纸在地上跑，我拿一本书压住，压了两次都被吹开。
书是硬壳的，布脊，翻开有一股旧纸和樟脑的味道，扉页上盖着蓝章，字是“城西区地方志办公室赠阅”，下面一行钢笔小号，零四七，墨色已经发褐，像被人翻过很多遍，又放回架子最里层。
版权页印着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版，印数三千册，定价八块六，纸已经发脆，翻页的时候能听见响声，像撕一小片干叶子。目录三页，按街道排，我一行一行往下找，找到“西夹道”，后面标着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七页的右上角被人折过，折痕很旧，压得很平，我顺着折角把书摊开，纸背透出一点铅灰。
“西夹道，南起砖瓦巷，北至老粮站，一九六五年建三层砖楼一座，门牌十七号，三层共八户。”
就这么一行，后面接着写别的巷子。八户。我盯着这两个字看了一会儿，把书脊上的小字又数了一遍，三零一到三零八，正好八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你还没走？”阿琴从里间出来，手里拎着垃圾袋，袋口打了个结，结打得很松。
“阿琴，西夹道十七号，你知道么。”
她把垃圾袋放在门口，说知道，封了好些年了，铁皮围一圈，从巷子口过能看见楼顶的水箱，水箱架子锈得只剩半边。
“里面住过人？”
“住过。”她把袋口重新系了一遍，“我小时候还在那楼下买过冰棒，后来一夜之间就搬空了，晾衣绳上的衣服都没收。”
我问她记不记得哪一年，她想了想，说记不清，那阵子她在外地打工，回来就看见楼封了，围挡上贴着白纸，纸上盖着红章。
第二天上午我开电脑，把收银系统里的会员记录调出来。系统是老式的，蓝底白字，按查询键进去，卡号那一栏能模糊搜，搜一次要等三四秒。
我输了“周德海”，跳出一条，会员卡零零零七，登记日期二〇一五年三月，手机号尾号七七一九，积分零，备注栏空着。
消费记录九条，售出九次，退货九次，日期从十月三十一号排到十一月八号，每天一对，售出都在下午四点多，退货都在五点五十。
我盯着屏幕上那十八行看，手指在桌面上敲，敲到第九对停住。九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
“你打这个电话了？”阿琴站在我后面，看我盯着那串号码。
“还没。”
“别打。”她把我的椅子往后拉了半步，“人家天天来，你一打，他就不来了。”
我没听。下午三点，我拿着手机到后巷，按了那串号，响到第七声，接了，那头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一下一下，很慢。
“周师傅？”我说，“我是拾页书店的，你天天来退的那本书，我看了。”
那头停了两秒，挂了。我又打了一遍，关机。
听筒里只剩电流声。
我站在后巷里，墙根堆着废纸箱，一只猫从箱子上跳下来，落地没声，跑进对面的车底下，车底下一片黑，风从巷口灌进来，把纸箱盖子掀起来一下，又合上。
晚上店长来盘点，他把计算器按得很快，按键声连着响，我把打印的记录放在柜台上，问他记不记得这个会员。
他扫了一眼，说不记得，会员几千个，谁记得住。
“九次，同一本书，同一个人。”我把书脊翻给他看，“八天，八个门牌。”
“那本书你还没扔？”他把记录推回来，纸边在柜台上刮了一下。
“没扔。”
“扔了。”他说，“明天扔，卖废纸，一公斤八毛。”
“这书里写着西夹道十七号。”我指着那一页，“三层八户，跟他写的一样。”
他把书拿过去，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指头在书脊上按了一下，把书合上，放回柜台，说了一句“巧合”，声音比刚才低。
“八个门牌，一天一个，也是巧合？”
“苏茉。”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叫我，“你一个月三千八，管好收银台。”
我没接话。他把记录本抽走，夹在胳膊底下，说这个月的账他自己对，让我明天开始只上白班，晚上不用留，钥匙也交出来。
第二天我上白班，店里的暖气坏了，我穿着外套站柜台，下午四点二十，门铃还是响了。
他进来，买书，付钱，走，六点回来退，签字，走。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眼睛也没往我这边看。
我等他出了门，抓起外套跟上去，围裙都没解，跑到巷口才想起手里还捏着扫码枪。
他往左，过两个巷口，穿过菜市场后门，地上有一层湿菜叶，我踩过去，鞋底打滑，他走得很慢，左脚有点拖，走到西夹道口停了一下，抬手把帽檐往上推了推。
铁皮围挡锈了一半，上面贴着几张招租广告，边角卷起来，露出底下褪色的“拆”字，字上被人用黑漆又描过一遍。
他没往里走，站在围挡外面，抬头看那栋楼，看了大概三分钟，然后转身，往巷子另一头去了。
我站在原地，看见三楼最东边那扇窗，玻璃碎了一块，窗框上还挂着一截蓝布，风一吹，布角翻过来又落下去。
回店的路上我给街道办打了电话，问西夹道十七号的封楼档案能不能查，接电话的人说这得本人带身份证来，填申请，等七个工作日。
“我是书店的，有人天天往我们书里写字，写的都是这栋楼的门牌。”
“那你报警。”对方说完，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巷子里，手机还贴在耳朵上，听见里面嘟嘟的忙音，忙音响了很久，我才把手放下来。
那天晚上我把书锁进铁柜，钥匙没挂在裤腰上，塞进鞋垫底下，踩上去硌脚，我也没拿出来。
十一点多，卷帘门外面有人敲，敲三下，停一停，又敲三下，节奏很稳。我一个人在店里，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
我没开灯，走到门边，从缝里往外看，外面站着一个人，灰夹克，蓝布袋子，帽檐压得低。
“书我明天还。”他说，声音隔着铁皮，闷闷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把嘴凑到门缝上，铁皮冰凉，凉气一直传到牙上。
他没回头，站了一会儿，把蓝布袋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转身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拖得很长。
门里门外都没声音。
第二天早上我开门，巷子里有人扫地，扫帚声一下一下，门口台阶上放着那个蓝布袋子，袋口卷了两折，里面是那本书，书角没有磕碰。
书脊上多了一行，第九行，字比前八行用力，铅笔尖断过一次，留下一个小豁口，豁口把布脊划出一道白印。
我把书抱进店里，坐在收银台后面，灯没开，桌上只有屏幕的一点光，光在书页上晃，我翻到一百八十七页。
那一页上，有人用铅笔在“十七号”三个字外面画了一个圈，圈画得很轻，不凑近看根本看不出来，圈线断了两处，像是画到一半停过。
我又把书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空白的，纸比正文厚一点，边上有一道水渍，水渍干过，边缘发硬，形状像半个手掌。
第二天中午我上库房找包书纸，库房在书店后面，一间小屋，堆着旧报纸，一捆一捆用塑料带扎着，带子勒得紧，报纸的边都被勒出了印子。
报纸按年份捆，最上面一捆是去年的，下面的发黄，我蹲下去翻，翻到一捆用牛皮纸包着的，纸上用记号笔写着“二〇一七”，字被潮气泡开了。
我把那捆搬到门口，解开，一张一张翻，翻到第三张，停住了。《城西晚报》，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三版，标题是“西夹道十七号昨起封楼”，字比正文大两号，边上加了黑框。
报道说，十七号楼鉴定为危楼，前一日开始封楼，住户已经全部搬离，补偿按登记名单发放，街道办安排临时过渡房，名单在社区公示七天。
配图是楼门口，铁皮刚围上去，围挡上贴着封条，照片里站着三个人，中间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靠后半步还有一个。
报纸的第七张夹着一张剪报，是那份公示名单，两栏名字，第三栏被人用剪子齐齐剪掉了，剪口很直。
中间那个穿夹克，手插在口袋里，脸侧着。左边是个女人，拿着本子低头写。右边那个年轻人个子高，肩膀窄，侧脸对着镜头。那个侧脸我认得，董店长年轻的时候，眉眼没怎么变，只是下巴上多了一点肉，右边的耳朵比左边贴得紧。
“你看什么呢。”阿琴端着水杯进来，站在我后面，杯子里泡着两颗胖大海。
“报纸，九年前的。”我把报纸摊平，“封的是西夹道十七号。”
她低头看，看了几秒，说这有什么，封楼又不是天天有，报纸上登一回正常，登完就没人再提了。
“照片里这个人，像不像董店长。”我指着右边那个年轻人，指头点在报纸上，油墨沾了一点在指腹。
阿琴把杯子换到另一只手，说不像，天底下侧脸像的人多了，说完就走了，走得比平时快，水洒出来一点，落在门槛上。我把报纸折好，塞进围裙口袋，报纸的边很脆，一折就裂，裂口一直延到标题，把“封楼”两个字分开。
下午两点我去了街道办。街道办在菜市场二楼，楼梯是铁的，踩上去响，走廊里摆着几盆绿植，叶子上一层灰，墙上贴着办事流程，一张一张打印纸，边角都用透明胶压过。
走廊尽头的公示栏里贴着一张表扬信，红纸黑字，落款是二〇一八年，表扬档案窗口办事认真，信纸的角上还留着图钉印。
我找了半天，找到档案窗口，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的，胸牌上写着顾晨，桌上摆着一个印泥盒和一摞空白表格。
“我想查西夹道十七号的封楼档案。”
“本人还是亲属。”她把手里的章放下，章面上沾着红泥。
“都不是，我是书店的，有人往我们书里写这栋楼的门牌。”
她看了我一眼，把章摆正，说档案不能随便查，要写申请，说明用途，还得有社区盖章。
“盖什么章。”
“你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社区。”她把一张表格推出来，“填完放这儿，七个工作日。”
我把表格拿起来，又放下，问她这栋楼的档案是不是出过问题，问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她的手在键盘上停了一下，说没听说过，让我别乱问，说完眼睛往旁边的窗口瞟了一眼。
我没走，把报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在窗口上，指着那张照片，问她认不认得照片里穿夹克的男人。她低头看了很久，久到后面排队的人咳了一声，才把报纸往我这边推。
“这个我不认识。”她把报纸推回来，“你要查档案，填表。”
我把报纸收起来，说了声谢谢，转身的时候听见她在后面小声说了一句“你去找楼下小卖部的老秦”。
楼下小卖部挨着楼梯口，柜台是旧玻璃柜，里面摆着烟和口香糖，柜台上放着一台电扇，扇叶转得很慢。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六十三岁，姓秦，头发染过，发根是白的，正在剥毛豆。
“秦姨？”
她抬头看我，说不买东西就别挡着门，手里的豆荚没停。
我买了一瓶水，拧开喝了一口，问她以前是不是住西夹道十七号，问她的时候我把瓶盖捏在手心里。
她剥毛豆的手停了，剥了一半的豆荚捏在指头里，半天没动，盆里的豆子滚了一颗到桌沿。封楼那年她男人刚做完手术，家里的东西是夜里搬的，床板都来不及拆。
“你谁啊。”
“拾页书店的，有个老头天天来退一本书，书里写着你们那栋楼的门牌。”
她把毛豆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说这楼封了九年了，还提它干什么，声音有点发干。
“他写的是三零一，三零二，一天一个，写到三零八。”
秦姨看着我，看了很久，说她住三零五。
她说那年她只拿到两万块过渡费，签了字，字签在一张油印的表上，表头的名字她没看清，签完就被收走了。
“那您当年拿到补偿了么。”
她没答，站起来把门口的塑料门帘掀开一角，往外看了看，又放下，帘子落回去，啪地响了一声。
“你走吧。”她说，“这事跟我没关系了。”
“三零二住的是谁。”
她把那瓶水的钱推回来，说不要了，让我赶紧走，别在她这儿站着，手背上的皮松松地搭着。
我把钱放回柜台，转身走到门口，听见她在后面说了一句“姓周”，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回头，她已经低下头剥毛豆了，剥得很快，豆子一颗一颗掉进盆里，盆底已经积了一层。
晚上我回店里，把报纸铺在收银台上，拿手机拍那张照片，拍完放大，一点一点看，看到眼睛发酸。
照片里那个年轻人，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垂着，手腕上有一块表，表带是深色的，表盘边上有一道反光。董店长现在也戴表，左手，表带换过好几次，表盘一直没换，表盘边上也有一道划痕。
照片最边上还站着一个人，只露出半个身子，穿一件旧中山装，手背在身后。那人后来我在报纸的图注里看到，写的是“产权人邵某”。
我把照片和前几天拍的收银台照片放在一起，一张一张对，对到第三张，店长正好抬手看表。两只手，一样的姿势，食指翘起来一点。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坐了一会儿，店里的灯管在头顶响，响一阵，停一阵。
第二天上午店长来了，进门就把一叠钱放在柜台上，说这是这个月的工资，让我下午不用来了。
“辞我？”
“店里养不起闲人。”他把钱往我这边推了推，“你最近心思不在收银上。”
我把钱推回去，说我不走，我要把那本书的事弄清楚。
他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弄不清楚”，说完把钱收回口袋，转身进了里间，门帘晃了两下。
阿琴站在书架那头，一直没过来，等我转过身，她才把手里的书放下，放得很轻，书脊磕在架子上，没有声音。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围裙口袋里那张报纸硌着腰，我把手伸进去，摸到报纸的边，边已经裂了。
第二天我把九张退货小票从退货本里抽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收银台上，纸是热敏的，放久了发灰，边角卷起来，用手指一压就平，一松又卷回去。
九张，日期从十月三十一号到十一月八号，每张背面都写着“已退”，下面一行日期，再下面一行手机号，尾号七七一九，数字写得方方正正，一笔一画，不连笔。
我把手机调到最近的距离，一张一张拍，拍完放大，看到“退”字最后一笔，从走之底往左上一挑，挑出一个小钩。九张，九个钩，位置都一样，钩的长短也差不多。
我又把书翻开，翻到书脊那一面，看那八行小字。小字里的“七”字，横画收笔也往上挑，“三”的最后一横起笔有一个顿点，铅笔在布上压出一点白痕。
圆珠笔和铅笔，写出来的粗细不一样，可落笔的习惯一样，收笔往上挑，挑的幅度也一样，像一个人隔了九年，手还是那只手。
我把两张照片并排放，一张小票，一张书脊，看了一个中午，看到眼睛发花，抬头的时候货架上的书都在晃。
“你看出什么了。”阿琴端着一碗面过来，放在柜台角上，筷子横在碗口，面汤上浮着两片青菜。
“同一个人写的。”我把手机转给她看。
她低头看了两眼，说不懂字，看着都差不多，说完把筷子往我这边推了推，让我先吃，别凉了。
我没吃。下午我去了后浦村西头，秦姨给的地址，一间平房，门口堆着纸箱，箱子上盖着塑料布，压着两块砖，砖缝里长了草。
巷子很窄，两边晾着衣服，水滴在青石板上，我走过去，肩膀蹭到一件衬衫的下摆，湿了一小块。
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里面有人说进来。
屋里很暗，窗户糊着一层塑料膜，一张床，一张桌，桌上摊着报纸，报纸上压着一个铁盒，墙角放着一个电饭锅，锅盖上的漆掉了一半。
老周坐在桌边，灰夹克挂在椅背上，人比在店里瘦，帽檐这回没压，露出半白的头发，额头上有一道横纹。
“你怎么找到的。”他没抬头，手里在擦一副老花镜，镜片擦完对着窗户照了照。
“秦姨给的地址。”我站在门口没往里走，“三零五的秦姨。”
他把眼镜戴上，看了我一会儿，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凳子腿有一条短了半截，垫着一块折起来的硬纸板。
我坐下，把书放在桌上，翻到书脊那一面，八行小字对着他，桌上的光很暗，我把书往窗户那边挪了挪。
他看了一眼，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擦了很久，擦完没戴，捏在手里。
“我写了八天。”他说，“一天写一个门牌，写到最后一个，手抖了。”
“为什么不直接写名字。”
他把眼镜放下，说写了名字，人家会说他是编的，写了门牌，门牌不会编，谁住哪一间，一查就知道。
我没接话。桌上的铁盒开着一条缝，里面是一叠剪报，最上面一张发黄，边角用胶带粘过，胶带也黄了。
他把铁盒推过来，让我自己看。剪报一共十七张，都是那几年关于封楼的报道，有的一张只有三行字，他也留着，按日期叠好，中间夹着一张日历纸。
最底下压着一张收据，油印的，抬头写着“房租”，金额一百二，收款人签名是三个字，写得很潦草，最后一笔拖出去很长。
“邵广才。”他指着那个签名，“房东，十七号的产权人，一个月来收一回，收完在门口站一会儿就走。”
我把收据翻过来，背面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三零二”，笔迹跟书脊上的一样，收笔往上挑。
“你住了多少年。”
“二十三年。”他说，“我儿子在这屋里长大的，墙上的身高线还在，一道一道，画到一米七，最上面那道是他考上中专那年画的。”
他说完站起来，走到墙边，指给我看，最下面那道线离地只有一尺高，旁边用铅笔写着名字，字已经模糊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街道办，他说去过，去了三年，人家每次都说档案上没有他这个人。
“没有你这个人。”
“空户。”他把这三个字说得很慢，“他们说三零二是空户，没人住，补偿款按户头发，空户没有。”
他说那天他来店里买书，其实是头一回走进这条街，走到门口又不想进去了，站在外面看了一个钟头。
“为什么退。”
“退了，书还在店里，第二天我还能买。”他说，“我怕书被人买走，扔了，烧了，那就没人知道了。”
我看着他，屋里没有开灯，他的脸一半在窗户的光里，一半在暗处，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着。
“周一下午，你来一趟。”我说，“街道办的人会来，秦姨也来。”
他摇头，说他不去，去了也没用，人家有人，人多。
“谁有人。”
他把铁盒盖上，扣好，放回桌角，手在盒盖上按了一下，指头停在那里没动。
我回店的路上想了一路。书店的铺面是租的，房东是谁，我从来没问过，店里也没人提过。
晚上我翻了租约，租约压在收银台抽屉最底下，甲方那一栏写着一个名字，邵广才，身份证号只露了前六位，后面被水洇了。抽屉里还有半盒回形针，锈在一起，掰都掰不开。
我把租约放回去，坐在椅子上，店里的灯管又响，响一阵，停一阵，玻璃门外有人骑车过去，车铃响了一声。
第二天店长来了，进门没说话，先把柜台上那本书拿起来，翻了两页，放回去，放的时候书脊朝他那边。
“这本书，明天我要带走。”他说，“你要是还想干，就别问。”
“铺面是邵广才的。”我看着他，“你叫他舅舅。”
他的手停在书脊上，停了大概两秒，然后收回去，插进裤兜，指头在兜里动了一下。
“他供我读了三年书。”他说，“这店是他给我开的，房租八年没涨过，我一家三口住店后面。”
“所以档案的事，你早就知道。”
他把柜台上的账本合上，说了一句“你别把自己搭进去”，转身走了，门帘掀起来又落下去。
阿琴站在书架那头，等他走了才过来，把一碗面推到我面前，说面坨了，将就吃，说完在我旁边坐下。
我在柜台后面站了一会儿，给顾晨打了电话，说我有九张退货小票、一张旧报纸、一本书，问她周一下午能不能来店里一趟。
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说按规矩她不能来，说完又问我几点，问完补了一句，说她只是来看看材料。
“三点。”我说，“我把东西摆在柜台上。”
周一下午两点半，我把柜台擦了一遍，铺上一块蓝布，蓝布是阿琴从家里带来的，边上有两道折痕，铺开的时候抖了一下，落了一层灰。书放在左边，记录放在中间，报纸和小票压在右边。
秦姨先到，站在门口没进来，手里拎着一袋毛豆。老周最后到，站在门外，背靠着墙，脚在门槛外面停着，鞋底蹭着台阶。
阿琴把门帘挂起来，说今天不做生意了，牌子翻过去，写的是休息。
三点整，顾晨到了，拎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一台旧笔记本和一叠表格。她把包放在柜台上，先看了一圈店里，看到那三排书架，又看到门口坐着的人，眉头动了一下。
店长站在书架那头，手插在兜里，没过来。秦姨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毛豆放在脚边。老周还站在门外，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人都到齐了。”我把蓝布上的东西摆正，“这本书，九次卖出，九次退回，书脊上九行铅笔字。”
店长先开口，说旧书上有涂鸦很正常，他开店十几年，书里写名字的、画圈的、夹纸条的，多得是，有的书里还夹着粮票，这算不上什么事。
“书脊上一天多一行，也算涂鸦。”我把书翻到书脊那一面，递给顾晨。
顾晨接过去，凑近看，看完把书翻到扉页，看了看那个蓝章，又翻到版权页，指头在印数那一行停了一下。
“这本书是我们区志办赠出去的。”她说，“零四七，有登记，赠给下面几个文化站，一本一本都编了号。”
店长的手从兜里抽出来，说赠出去的书流到旧书市场很正常，单位清库，一年清好几回，一车一车拉走，论斤卖。
“正常。”我把报纸摊开，推到他面前，“这张照片，也正常？”
报纸翻开在第三版，照片上是楼门口，铁皮围挡，封条，三个人。顾晨低头看，看了几秒，抬头看店长。
店长的眼睛在照片上停了一下，说照片年头久了，人影模糊，看不清楚谁是谁，再说侧脸也不作数。
“右边这个年轻人，是你。”我指着那个侧脸，“左手插兜，手腕上有表，表盘边上有一道划痕。”
他把手从柜台上收回去，插进裤兜，动作很快，快得像被烫了一下。
“秦姨。”我转过头，“照片最边上这个穿中山装的，您认得么。”
秦姨站起来，走到柜台前面，弯腰看，看了很久，伸手指着照片边角那个只露出半个身子的人，指头在纸上点了一下。
“邵广才。”她说，“十七号的房东，收房租的时候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架上绑一个木箱，箱子里装票据，收完钱在门口数一遍。”
她说这人的左眉上有一道疤，是年轻时骑车摔的，笑起来那道疤往下压，看着像在生气。
店里没人说话。顾晨把报纸拿过去，对着门外的光看，看到图注那一行小字，手指在图注上点了点。
“产权人邵某。”她念了一遍，抬头看店长，“邵广才，是你什么人。”
店长的嘴唇动了一下，说是他舅舅，说完又补了一句，说舅舅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去年住过院。
顾晨把报纸放下，从帆布包里拿出手机，走到门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了大概三分钟，说完又站着听了一会儿。
她回来的时候，眉头拧着，把手机放在柜台上，说刚查了封楼台账，三零二的承租人一栏有涂改，涂改液底下透出一个“周”字，透光看很清楚。她说台账是纸的，一页一页装订，骑缝章盖得歪。
“经办人那一栏。”她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签字的是侯某，当年的房管员，字迹跟房东的不是一个人。”
店长的手扶在书架上，指节压得发白，书架晃了一下，最上面一排书滑出来半寸，又被他推回去。
“董店长。”顾晨看着他，“这份台账，你见过没有。”
他没吭声，过了几秒，说他见过，是舅舅拿给他看的，让他别往外说，说这事过去这么多年，没人会翻。
“为什么帮他。”
“书店的铺面是他的。”他说，“我一家三口住在店后面，房租一个月三百，八年没涨过，孩子上学也是他托的人。”
顾晨把手机收起来，说侯某现在在街道下属的物业公司，人还在，已经让人过去找了，找到会先谈一次。
店长低下头，说档案不是他改的，是舅舅和侯某一起弄的，他只负责把这书收着，别让人翻，有人问就说是旧书涂鸦，说完没抬头。书是他自己放回架子的，老周天天来问，他怕事情闹大。
“哪本书。”
“这本。”他指了指柜台，“舅舅说书里有东西，让我盯着，说这书要是没了，就没事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手按在蓝布上，布下面的木头很凉，凉气顺着掌心往上走，走到手腕就散了。
老周从门外走进来，走得很慢，左脚拖着，走到柜台前面站住，把帽子摘了，帽檐上有一圈汗印，头发压得贴在额头上。
“三零二，周德海。”他说，“我住了二十三年，户口本上一直写着这个门牌。”
顾晨看着他，把表格翻到第一页，拿起笔，问他姓名、年龄、原住址，一项一项填，填到签字那一栏，把笔递过去。
他捏着笔，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点了三下才落下去，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比他写在书脊上的差远了，签完把笔放下，笔尖朝着自己。
秦姨在旁边说，她住三零五，当年也只拿了两万，签完字就让人搬，家具都是夜里抬出去的，抬到楼下天还没亮。
顾晨说，台账要重新核，核完报上去，补偿按当年的标准补，过渡房也可以申请，先把材料留下，一件一件登记。
“什么时候能核完。”我问。
“快的话一个月。”她把笔帽扣上，“慢的话，看上面。”
我没再问。
我把九张小票、剪报、收据一样一样递过去，她一张一张看，看到那张油印收据的时候，把纸举起来对着光，看了背面那个铅笔圈。
“这张我留下。”她说，“原件。”
最后她把书拿起来，从帆布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有一根白线，线头打了结，袋子是新的，还带着折痕。
“这书我要带走。”她说，“作为材料，编号入档。”
我点头，看着她把书往袋子里放。
“等一下。”我伸手按住袋口。
我把书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空着，纸比正文厚一些，边上洇过一块水渍，干了以后发硬。
空白处多了一行铅笔字，三个字，写得很小，收笔往上挑，挑出一个小钩，石墨还亮着，像是刚写上去不久。
谢谢你。
我抬头看门口，老周已经走了，台阶上留着两个鞋印，鞋印很浅，风一吹，灰就盖上去一层。
顾晨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把书合上，放平，让她装。
她把白线绕了两圈，拉紧，袋口合上，纸袋鼓了一下，又平下去，袋面上用记号笔写了日期和编号。
顾晨把帆布包背上，拉上拉链，说下午还要回街道办一趟，让我等她电话。
我送她到门口，她走了两步又回头，说材料她会盯着，让我别自己再去问，问多了反而添乱，说完把包带往肩上提了提。
秦姨把脚边的毛豆拎起来，放在柜台上，说这个给你们煮着吃，说完就走了，走得比来的时候快。
阿琴把门口的牌子翻回来，又翻过去，最后还是写着休息，她把卷帘门拉下一半，店里暗下来。
四点多，顾晨来了电话，说侯某在物业办公室里承认了，街道办已经封了那间办公室的档案柜。
外面的天阴着，风从门口进来，把蓝布的一角掀起来，收银台上搁着档案袋，纸袋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