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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公司的路上，贺延打来电话问我昨晚有没有被家里盘问。
我说程野要离婚。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
他问的第一句话是程野有没有提到他。
我握着方向盘笑了一声。
「你怕什么？」
「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件事要处理得体面一点。」
贺延口中的体面，我很熟悉。
过去四年，我们只去离南城两小时车程以上的酒店，不在节日前后见面，也从不用共同账户买东西。
他会在每次出差后把车里的副驾驶清理干净。
我也会在进家门前换掉沾了他香水的外套。
这套规则曾让我觉得，我们比那些哭闹着要名分的人清醒。
我告诉他，程野也有喜欢的人。
贺延明显放松下来。
「那反而简单，你们把条件谈好就行。」
「他说二十一天后搬走。」
「搬就搬，你又不是养不起自己。」
他说得没错，这些事都可以花钱找人做。
可护工只能照合同扶母亲起床和吃药，不能替我决定她拒绝康复时要不要换方案。
印厂能装订作品集，也不能替我判断一诺是不是该听老师的话全部重做。
过去遇到这种需要拿主意的事，学校、医院和家政公司第一个找的都是程野。
我只负责付钱，偶尔问一句结果。
三周以后，电话会直接打给我，做错决定的后果也只能由我承担。
我问贺延，等我离婚以后，我们能不能公开。
他咳了一声。
「望舒，我儿子明年也高考。」
「我没让你现在离婚。」
「我知道，但你这边突然出事，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
会议室的门被助理推开，品牌方的人已经到了。
我结束通话前，贺延又叮嘱了一句。
「别在协议里写我的名字，也别让程野来公司。」
上午的场地汇报很顺利。
我站在废弃纺织厂改造的展厅中央，向客户解释怎样用四百米移动纱幕完成品牌历史的转场。
这是我做过最有野心的方案。
客户离开前，明确表示总部团队下个月会来确认最终版本。
过去遇到这种时刻，我会第一时间告诉贺延。
那天我却打开家庭群，想看看母亲训练得怎么样。
程野发了一段视频。
母亲扶着助行器走了八步，一诺在旁边替她数数。
视频最后，母亲笑着说等自己能走了，要让程野陪她去旧城吃汤包。
没有人提我。
他们三个人说说笑笑，没有一个人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第一次发现，即使我整天不出现，家里也能照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