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七天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给一个不是我生的孩子拍背。
她呛奶，脸憋成紫的。我把她翻过来趴在小臂上，掌根叩肩胛骨中间那块，三下，一口奶喷在我袖子上，温的。
抱正，擦嘴，听呼吸。匀了。
放回床，掖被角，退出去，带门。回保姆间洗手，看表，两点十九分。日志上写一行：二时十七分，呛奶，已处理。写完把那个七描了一下。
四天后，我在网上看见自己两点四十七分从这间屋子出来，右手提着一个红布包。
三百一十二万次播放。
标题：黑心月嫂。
那四天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家的活不重。孩子好带，夜里起两回。工钱两万八，签四十天，今天是我进门第七天。
第七天早上七点，我煮小米粥，蒸鸡蛋羹，把林知夏的月子餐端上楼。她靠在床头刷手机，头发没梳，脸还肿着。
“宋姐，你昨晚上是不是又起来两回。”
“两回。两点一回，五点一回。”
“你眼圈都黑了。”
“干这行的都黑。”
“我给你拍张照。”
她举起手机对着我。我抬手挡了一下。
“别拍我。”
“为什么。”
“我不上镜。”
“就一张。”她说，“我给你加个滤镜。”
“林女士，我不拍照。”
她愣了一下，把手机放下，扣在腿上。
“好。”
她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说：“宋姐，你这个人挺怪的。”
“我三十八了，怪就怪吧。”
我下楼的时候，听见她在背后笑了一声。
十点，孩子睡了。我端一盆小衣服下楼，路过客厅，看见陈嘉树在架灯。三脚架，补光灯，一个黑色小方块贴在婴儿房门口的墙上。
“陈先生，这是什么。”
“摄像头。我们做账号，得拍素材。”
“婴儿房里有吗。”
“有。全屋四个。”
“进户那天说好了，婴儿房要装，装明处，我得知道在哪儿。”
“都在明处。你自己看。”
我抬头数。走廊一个，客厅一个，婴儿房门口一个，婴儿房里那个在窗帘杆头上，白的，指甲盖大小。
“行。我记位置。”
我把四个位置在心里过了一遍，从左到右，从高到低。
“宋姐，你比我妈还仔细。”
“我上一单出过事。”
“什么事。”
“孩子半夜发烧，我说送医院，家里说不用，物理降温。第二天三十九度八，说我没看好。”
“后来呢。”
“后来群里把我拉黑半年。”
他没接话，低头调灯。
“对了。”他说，“这个机位拍得到门口，你进出都入镜，不介意吧。”
“介意。”
“晚了。”他笑了一下，“已经拍上了。”
我把盆端进阳台，把小衣服一件一件挂上去。
十一点，我去婴儿房拉窗帘。太阳照进去，落在床栏上。年年睡得脸通红，一只小手举在耳朵边上。
我看了她一会儿。
我今年三十八，做月嫂十一年，带过六十三个孩子。这一行有个说法，孩子认人。我信一半。
年年认我。我抱她，她不哭。林知夏抱她，她就哼。
下午四点，我在厨房剁肉馅。
手机在围裙兜里震。同行老赵，连发三条。
第一条一个链接。第二条：明月，这个是不是你。第三条：你快看。
我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干，点开。
封面是我在家政公司拍的工作照，红马甲，头发盘起来。标题还是那句：黑心月嫂。
播放三百一十二万，点赞九万。
我往下划。
画面是黑白的，右上角挂着时间，02:47:13。镜头对着婴儿房的门。门开一条缝，我侧身进去，走廊的光跟着我进去一小块。
四十四秒。我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右手提着一个红布包，鼓的。
视频在这儿停住。字幕打上来：孩子的东西，她也敢拿。
底下一万四千条评论。
第一条：这种人应该判刑。
第二条：我妈当年就遇到过。
第三条：她叫宋明月，陕西人，身份证后四位是三二七。
第四条：我查到她在城东，锦绣苑三号楼。
第五条：六十三个孩子，一个都别放过。
我把手机放在灶台上，看了三十秒。
然后重新点开，把进度条拖回最前面，一点一点看。我看墙角的阴影，看门轴的位置，看那个红布包提在手上往下坠的弧度。
红布包是鼓的，但下坠是直的。装了东西的布袋会歪，会跟着手转。
这个包不转。
看完，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喝完。
我记得那天夜里进婴儿房的时间。两点十七分。出来两点十九分。
因为我看过表。因为我把时间写在日志上，一行字，写完还描了一下。
视频里写的是两点四十七分。
差二十八分钟。
我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听见楼上孩子的哭声。哭声一起来，我就站起来了，站到一半又坐下。
我不是她妈。我现在进去，算什么。
六点二十，我把晚饭做好，端上桌。四菜一汤。林知夏没下来，陈嘉树说她自己吃。
我一个人在厨房吃。吃到一半，把筷子放下，掏出手机，把那段视频又看了一遍。
这一遍我看的不是我。我看门框。
门框左侧有一道划痕，斜的，三公分长。我进婴儿房那天，那道划痕没有。
我截下这一帧，存进相册。
晚上七点，陈嘉树叫我。
客厅灯全开着，亮得晃眼。他坐沙发中间，林知夏坐他旁边，抱着年年。茶几上摆着一台笔记本，屏幕停在一帧画面上。
是我。手里提着那个红布包。
“宋姐，坐。”
我坐下了。
“你看了吧。”
“看了。”
“你怎么说。”
“我说我没拿。”
林知夏把头低下去，下巴抵在襁褓上。
陈嘉树把笔记本转过来对着我，点了一下播放。视频重放一遍，无声。
“这是我们家的监控，原始文件，没剪过。”他说，“时间你也看见了。”
“我看见了。”
“那我们就不说别的了。”他把电脑合上，“东西拿出来，我们私了，不报警。你还年轻，我不想毁你。”
“我三十八。”
“那就更不该毁。”
我看着他。
“陈先生，这个机位，是谁装的。”
他停了半秒。
“我装的。”
“装在哪儿。”
“门口。”
“为什么是门口。”
“什么为什么。”
“你拍素材，用不着在门框上打一个正对门缝的机位。”我说，“这个角度，能拍到门开、人进去、人出来，拍不到房里。婴儿房里那个在窗帘杆上，对着床。两个机位，一个拍门，一个拍床，中间是断的。”
他不说话。
“你懂镜头。”我说，“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婚庆。”
“婚庆也懂。”
林知夏抬起头。
“宋姐，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机位，是为我装的，还是为孩子装的。”
客厅里静了一下。年年在她怀里动了动，哼了两声。
陈嘉树站起来，走到电视柜边上，拉开抽屉，拿出一只女式手提包。
我的包。
他把包倒过来，往茶几上一倒。
口红，钥匙，一包纸巾，一个塑料袋装的降压药，一只红包。
还有一只金锁。
长命锁，巴掌大，正面刻着两个字，长命。背面是空的。
我盯着那只锁。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像有人拿勺子刮过一遍。
“宋姐。”陈嘉树说，“你现在还说什么。”
我抬起头。
“这只锁，我没见过。”
“它在你的包里。”
“它在我的包里。”我说，“我没见过它。”
我把手机拿出来。
“那报警。”
“什么。”
“报警。”我说，“我现在打一一零。你们别动这个包，别动这只锁，谁都别碰。”
林知夏站起来，怀里的年年被带得晃了一下。
“宋姐，你别这样。”她说，“我们私了，你走，我们不追究。”
“我不走。”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弄这么大。”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是红的，上眼睑下眼睑一样红。
“林女士。”我说，“你哭过多久了。”
她张了张嘴，没说话。
我按了三个数字，把手机贴到耳朵上。
2 金锁在我包里
那天晚上我没走。我是住家的，走不了。
电话是我打的。
陈嘉树在我拨号的时候说了一句：“宋姐，你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报了，这事就翻不回来了。”
“我不要翻回来。”
他站在客厅中间，看着我按完三个数字。
我报了地址，报了事由：家里丢了东西，我说我没拿，我要求出警。
挂了电话，我提两件事。
“第一，警察来之前，这个房间里的东西谁都别动。第二，我要看完整监控，从头到尾，七天，一分钟不跳。”
“监控存七天，循环覆盖。”
“今天几号。”
“十八号。”
“十四号的录像，在七天内。”我说，“还在。”
他不说话了。
林知夏抱着孩子站起来，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没回头。
“宋姐，”她说，“你要是拿了，就还回来。年年还小，那锁是她姥姥给的。”
我说：“林小姐，你把孩子抱好。”
她上楼了。
八点十分，两个警察进门。一个四十来岁，姓赵，一个年轻，做记录。
赵警官进门先看了一圈，看见三脚架和补光灯，问了一句“你们做直播的”。
陈嘉树说做母婴内容。
赵警官让我说。
我从两点十七分说起。说到两点十九分出来，说到护理日志。
“日志呢。”
“在保姆间。”
我去拿了。一个硬壳本，第六页上写着：十月十四日，夜，二时十七分起，拍嗝，吐奶约三十毫升，二时十九分归。
赵警官看了，又看陈嘉树。
“你们监控呢。”
陈嘉树把笔记本打开，放了那一分四十四秒。
赵警官看完，问：“有更长的吗。”
“覆盖了。”
“全部覆盖。”
“循环录制，存七天。”
“今天十八号。”赵警官说，“十四号到今天第四天。四天，怎么就覆盖了。”
陈嘉树说：“我调过设置，可能改过。”
“谁改的。”
“我。”
赵警官没再问，把本子合上，还给我。
“宋女士，你的包在哪儿。”
我指了茶几。
他戴上手套，把那只金锁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又放回原处。
“锁我们先不带走了。”他说，“你们这个属于民事纠纷。金锁在你包里，监控拍到你从房间出来，东西在你手上。这两条，够立案了。”
我听见“够立案了”四个字，胃里往下坠了一下。
“但我可以说明一件事。”我说。
“你说。”
“我没有作案时间。”我说，“视频是两点四十七。我两点十九分就出来了。中间二十八分钟，我在保姆间。保姆间没有监控。”
“保姆间有没有监控，我们核实。”
“你们核实。”
陈嘉树在旁边开口：“警官，我们家保姆间没装。她自己在里头，谁也不知道。”
赵警官看了他一眼，又看我。
“宋女士，你有能证明你那二十八分钟在干什么的东西吗。”
我张了张嘴。
没有。我在睡觉。睡觉这件事没有证人。
赵警官看了我一会儿，把笔帽扣上。
“我给你一句实话。”他说，“你现在的难处，不在你有没有拿。在你能不能解释。”
“我解释不了。”
“解释不了，就去找。”他站起来，“找着了，你还有救。找不着，你就认了，赔钱，道歉，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那我这辈子就背着这个。”
“背的人多了。”他说，“我干这行二十年，见得多了。”
九点半，警察走了，留下一张受案回执，说等通知。
陈嘉树站在门口送他们，回来把门关上，站在玄关那儿看我。
“宋姐，我给你一晚上。”他说，“明天早上八点，我把完整版发出去，让大家看看你手里提的是什么。”
“你发。”
“你想清楚。这不是钱的事。”
“我想清楚了。”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我在不少东家脸上见过，是“你撑不了多久”的意思。
他在我身后补了一句。
“宋姐，三万。”
我停下。
“三万，加你这七天的工钱。你把包里的东西给我，把手机给我，我们当没这回事。”
“手机里没有。”
“有没有，我自己看。”
“你没有权利看。”
“我有八十万粉。”他说，“你有啥。”
我转过身。
“我有一本日志。”
他笑，笑出了声。
“日志。”他说，“日志谁不会写。”
我回保姆间，把门反锁。
房间四平米，一张折叠床，一个塑料箱，一个挂衣钩。我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自己的手。
这双手洗过六十三件襁褓，指甲剪到肉，没有一只戒指。
我给公司打电话。王经理接的。
“明月，我在看。”
“王经理，我没拿。”
“我知道你没拿。”他说，“可视频在那儿。”
“监控是拼的。”
“你能证明吗。”
“我要看完整版。”
“人家给你看吗。”
我停了一下。
“王经理，公司什么意思。”
“公司没意思。”他说，“客户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只要我们配合，就不走诉讼，也不发第二段。明月，你听我一句，认了吧。钱我帮你出一半，两万。你签个东西，这事就过去了。你三十八了，这一行你还要做。”
我听着。
“王经理，我上一个单子，也是你让我认的。”
那边静了几秒。
“那次是孩子发烧，跟这次不一样。”
“那次我认了，群里拉黑我半年。”我说，“这次我认了，我这辈子别想再进门。”
“你不认，你连门都进不去。”
“那我就不进门。”
我把电话挂了。
挂了以后我坐在那儿，脑子里只剩一件事。那二十八分钟。
两点十九分到两点四十七分。我在睡觉。可是有件东西没睡。
进门第一天，陈嘉树给我看过一样东西。一张打印纸，标题是《家庭服务人员行为规范》，他说是他们自己写的，让我签。
上头十一条。第十一条写着：服务期间不得携带任何摄录设备。
我签了。
干这行十一年，哪家都写这一条，我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他写这一条，跟规矩没关系。
是为了让我在要用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
我把床底下的塑料箱拖出来，掀开盖子。箱子最底下压着一件旧羽绒服，羽绒服口袋里有一个用袜子裹着的东西。
我把它拿出来。
一个纽扣摄像头，直径两公分，黑色的，背面一圈双面胶。
上一个单子结束后我买的，三百二十块。带着它跑了三个单，一次没用过。
今天是我进门第七天。第一天下午，我趁给孩子换尿布，把它贴在了婴儿房窗帘杆的里侧，离他们家那个白色的三十公分。
它一直在录。
我把存储卡抠出来，插进手机。
屏幕亮起来。进度条拉到最左边。
十月八日，下午三点零六分。我抱着年年走进婴儿房，把她放在床上，抬头，看了一眼窗帘杆。
镜头里是我自己的脸，凑得近，然后退开。
3 全网都在骂我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把箱子收拾好了。
七天前我提着这个箱子进门，今天提着它出门。
昨晚十一点警察走的。赵警官在门口留了一句话：明天上午九点，你到所里来，把东西带上。
我没问他带什么。
一个塑料箱，装得下我全部家当：三套换洗衣裳，一双布鞋，一个搪瓷缸，一本护理日志，一沓证书，一个装降压药的小塑料袋。
七点，林知夏下楼。她没抱孩子，眼睛肿着。
“宋姐，我把这个月的工钱结给你。七天，按天算，六千五。”
“你放桌上。”
“钥匙留下。”
“钥匙在玄关鞋柜上。”
她站着没动。
“宋姐，我不想的。”
“我知道。”
“我真不想的。”她说，“年年还小。”
我把箱子提起来。
“林小姐，孩子大腿根内侧，左边，有两处针眼。十四号晚上我给她洗澡的时候看见的，一个已经结痂，一个还是红的。”
她的脸一下就白了。
“那是疫苗。”
“疫苗打胳膊。”我说，“我做了十一年，我知道疫苗打哪儿。”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看见了。日志上我也写了。”
她往后退了半步，手扶着楼梯扶手。
“你写这个干什么。”
“我每一单都写。”
我提着箱子出门。门在我身后合上，声音轻得像没关，她那双手没力气。
早上八点，我在小区门口的早餐铺坐着，喝一碗豆腐脑。
手机响个不停。
第一拨是同行。老赵，还有三个人，问的都是同一句：明月，真是你吗。
第二拨是老家。我堂妹发的语音，说村里有人在传，说她姐在城里偷人家孩子的金锁，让人家拍了视频。
第三拨是陌生号码。我接了三个，前两个不说话，喘气。第三个是个男的，说，宋明月，你要不要脸。
我把手机关了机。
九点，我开机，给老赵打回去。
“明月。”她那边在厨房，抽油烟机响着，“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我没拿。”
“那个视频我看了八遍。”她说，“你出来的时候手是往下垂的。提着东西的人，手会往上提。你这是空手。”
我握着手机，站在早餐铺门口。
“老赵。”
“嗯。”
“你愿意给我作证吗。”
抽油烟机的声音停了。
“明月，我四十六了。我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婆婆。”
“我知道了。”
“你别怪我。”
“我不怪你。”
九点四十，我在公交站台等车。
站牌上的广告屏在放新闻，屏幕上滚过一行字：网红博主曝光黑心月嫂，警方已介入。
我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把箱子放在脚边。
十点，王经理打电话来，我开机接的。
“明月，公司开会了。”
“你说。”
“合同解除。押金一万二，按合同条款不退。你的资料从平台上撤下来了。”
“理由。”
“客户投诉，情节严重。”他念得像在读文件，“根据家政服务人员管理规定第八条，有盗窃嫌疑的，暂停派单。”
“嫌疑。”我说，“你们写的是嫌疑。”
“明月，你别较这个真。”
“王经理，我在你这儿干了六年。六年，六十三单，一个投诉没有。”
那边停了停。
“我知道。可现在是八十万粉的人在说你。”
“八十万粉的人说我，你们就信。”
“不是我们信。”他说，“是客户信。”
我把电话挂了。
十一点，我到了城东的出租屋。那是我平时落脚的地方，一间半地下室，一个月六百。我半年没回来，门一开，一股潮味。
房东在楼上听见门响，下来看了一眼。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前两天有两个人来找你。”她说，“男的，一高一矮，问我你住哪儿，我说不知道。他们还问我，这房子租到什么时候。”
“您怎么说的。”
“我说到明年三月。”她靠在楼梯扶手上，“明月，你是不是惹事了。”
“没有。”
“我这房子不租给惹事的人。”
我把箱子放下，坐在床板上，打开手机。
热搜第十七位：黑心月嫂。
我点进去。
有人把我三年前在另一家公司拍的工作照翻出来了。有人扒出我身份证后四位。有人把我老家县名、镇名、村名全写出来了，配了一张卫星图，红圈圈住一片房子。
还有人发了我妈的住院记录。
那张记录是去年十一月的，上面有她的姓名、年龄、床位号、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底下有人评论：难怪要偷，家里有个吸氧的。
我又往下翻。
有人把我以前带过的孩子家长艾特出来了。有个妈妈回了一句：宋姐带过我家孩子，人挺好。
底下三十七条回复，没有一条是好话。
那条回复过了十分钟，删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手在抖。
我给家里打电话。打了四遍才通。
“妈。”
“哎。”
“家里有人来吗。”
她没说话。
“妈。”
“来了几个。”她说，“在门口站着，也不进来，就站着。你三婶把他们劝走了。”
“他们说什么。”
“问你在哪儿。”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不知道。”她停了停，“明月，你跟妈说一句实话。”
“你说。”
“你拿了没有。”
我握着手机，坐在那张潮床板上，听见自己的呼吸。
“妈，我没拿。”
“你要是真拿了，就还给人家。”她说，“咱家穷，不偷人。”
“我没拿。”
“你听我说完。”她说，“你爸留下那点，我一直没动。你要是拿了，妈给你凑上，咱还了，这事就过去了。你别扛了。”
我握着手机，说不出话。
她不信我。她一边不信我，一边要拿我爸留下的钱替我赔。
“妈，我没拿。”
“你说没拿就没拿。”她说，“那妈问你，人家为啥冤枉你。”
我答不上来。
她那边咳嗽了一阵，喘上来，说：“你别回来了。村里现在话难听。等风头过去。”
电话挂了。
我坐在那儿，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膝盖上。
下午三点，同行的大群把我踢了。踢之前有人发了一句：这种人别跟我们一个群。
我看着那条消息，下面有个退群按钮，蓝的。
我没点。
过了十分钟，我自己退了。
退之前我把群成员从头翻到尾，四百二十七个人。我认识里头三十多个。
没有一个人私下问我一句。
下午五点，家政平台给我发了一条系统通知，说我被列入风险名单，为期两年。
我给平台打了个电话。客服是个男的，声音年轻。
“我要申诉。”
“申诉入口在个人中心，最下面。”
“我提交了，多久有结果。”
“七个工作日。”
“我提交三次了。”
“那您再提交一次。”
“你们看过吗。”
“系统会自动审核。”
我把电话挂了。
我知道没人看。系统不会自动审核一个八十万粉的人。
晚上七点，我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水，一包饼干，一个读卡器。十五块。
我坐在床板上，先没插卡。
我把手机关了，把窗帘拉严，把门反锁，然后坐在那儿，听楼上的动静。
这楼是自建房，隔音差。楼上住着一对小夫妻，每天晚上十点吵一架，吵完就没事。
我听了半个钟头。今天没吵。
回来我把门反锁，把窗帘拉上，把存储卡插进读卡器，读卡器插进手机。
屏幕亮起来。
文件夹里三个视频，一共十九个G。
我点开第一个。
4 另一段
第一个文件，十月八日下午三点到十一日晚上十一点。第二个，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到十四日晚上十一点。第三个，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到十八日下午。
我把第一个文件夹拖到最前面，二倍速，看。
三天，我看了四个钟头。
画面里全是琐碎的事。换尿布，喂奶，拍背，抱着走。年年哭，我把她抱起来，走到窗边，数外面路上的车。她不哭了，我就把她放回去。
我看到自己在这三天里做了二十七次同样的事。每一次都一样的顺序：抱起来，拍三下，走七步，停下。
十一点四十，我点开第二个文件夹。
进度条拖到十月十一日，凌晨两点四十六分。
画面里，年年哭。我从门外进来，头发乱的，身上是那件灰秋衣。
我把她抱起来。她被一条红襁褓裹着，包得歪了，我顺手把角掖进去。
然后我抱着她出门。
画面空了四分钟。四点五十一分，我抱着她回来，襁褓还是红的。
两点四十七分。
我把这段来回看了五遍。
那个红布包。视频里的那个鼓鼓囊囊的红布包，是年年。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拖到十月十四日，凌晨两点四十六分。
画面里，年年睡在床上。脸朝上，两只手举在耳朵边上，被子盖到胸口。房间是暗的，走廊的光从门缝底下透进来一条。
三点。三点半。四点。一个人都没有。
我把这一段从头看到尾，看了三遍。
我拿了一张纸，把两段的时间写在上面。
左边写十月十一日：二时四十六分进，二时四十七分出，四时五十一分回。
右边写十月十四日：二时十七分进，二时十九分出，二时四十七分，人在床上。
两张纸并排摆着，中间隔着三天。
我又想起来一件事。他们家的监控是彩色的。网上那段是黑白的。
我又拖回两点十九分。我退出房间，门带上，画面里只剩年年一个人。
到两点四十七分，她还在床上。
我坐在那张潮床板上，笑了一下。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
我抹了一把，站起来，把手机架在窗台上，对着自己，把整件事说了一遍。说完我把视频存进去，取名：十月十九日说明。
然后我把这个视频删了。
不能发。发了，他们会说这是我自己拍的，是他们家的监控里没有的。而且我一旦说“我自己也录了”，就等于承认我私装摄像头。
我在纸上又写了一行：她为什么要在十四号夜里哭。
写完自己答不上来。
我把纸揉了。
我把三个文件夹全部拷进一个六十四G的卡，拷了三份，一份塞在鞋垫底下，一份放在搪瓷缸里，一份贴身。
天亮了。
我洗了把脸，把那件灰秋衣换下来，泡在盆里。
水是凉的。
我把手伸进去，搓了两把，忽然停住。
七天。我在那间屋子里待了七天，走了七步，拍了三下，看了六十三次表。
我以为我什么都留着。
原来我留的，是我自己。
十月十九日，早上九点，我去了派出所。
赵警官在。
“宋女士，坐。”
“赵警官，我带了东西。”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点开。
他看第一段：十月十一日两点四十七分，我抱着红襁褓出门。
他看第二段：十月十四日两点四十七分，孩子在床上。
他看了三遍。第二遍的时候他把脸凑近屏幕，第三遍他让我慢放。
“这个是你自己录的。”
“是。”
“装在哪儿。”
“婴儿房窗帘杆里侧。”
“什么时候装的。”
“进门第一天。”
“谁知道。”
“没人知道。”
他把手机放下，十指交叉放在桌上。
“多少钱买的。”
“三百二。”
“哪儿买的。”
“网上。”
“什么牌子。”
“没有牌子。包装上就一行字，高清微型摄录。”
“说明书呢。”
“扔了。”
“你知不知道这东西不能用在别人家里。”
“我知道。”
“知道你还用。”
“我上一个单子，孩子半夜发烧，家里说我护理不当，扣了我四千。我一句话都说不清。”
“宋女士，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我知道。”
“你在别人家里，私装了一个摄像头，录了七天，录的是人家的卧室，人家的孩子。”
“我录的是我自己干的活。”
“法律不看这个。”他说，“法律看你录了谁。”
我没说话。
“这个证据，我们收。”他说，“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它不能直接给你用。你一拿出来，人家反手就能告你一条：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你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那你还要交吗。”
“交。”
他看了我一会儿，拿了一张表，让我填。
我填完，签了字。
“还有一件事。”他说，“十四号那段，你们家那个男的说覆盖了。我今天上午去调了他们家的硬盘。”
“调到了吗。”
“调到了。”他说，“十四号的录像，在。就是有一处不对。”
他停了停。
“哪儿不对。”
“但是硬盘里，十四号凌晨两点到三点这一段，文件属性上写着‘已编辑’，修改时间是十八号下午两点十分。”
我抬起头。
“十八号下午两点十分。”我说，“他发视频是三点。”
“是。”
“他先剪的。”
“这个我们还在查。”赵警官说，“你也别自己在网上说。你一说，这事就变成两家吵架，就没人查了。”
“我不说。”
“你保证。”
“我保证。”
我从派出所出来，站在台阶上，太阳照得眼睛疼。
我把那段黑白视频又点开，亮度调到最高。
红布包在黑白画面里是浅灰的，边上有一道深色的褶。
年年那条红襁褓，角上缝着一块白布，是林知夏自己缝的，她说怕夜里分不清正反面。
十月十一日那晚我抱她出去，白布朝外。
视频里，那块白也朝外。
手机响。是王经理。
“明月，你在哪儿。”
“街上。”
“你听我说，客户那边同意和解了。他们撤投诉，公司恢复你的单。条件是你把手里东西交出来，签个保密协议，再公开说一句‘是我记错了’。”
“谁跟你说的。”
“陈先生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马路对面一个卖烤红薯的推着车过去。
“王经理，他知道我手里有东西。”
“他知道。”
“他怎么知道的。”
那边静了两秒。
“明月，你别想多。”
“我昨天下午才把卡插进手机。今天上午九点我来的派出所。现在是十点半。”我说，“两个小时，他就知道了。”
我把这一天从头想了一遍。
早上九点进的派出所。九点四十交的手机。十点二十签的字。十点半接的电话。
中间只有一段，我的手机离开过我。
“那四十分钟。”我说。
“明月。”
“王经理，你把我昨天下午在哪儿、干了什么，跟谁说了。”
他不说话。
我把电话挂了。
5 你也违法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派出所第二次叫我。
这回屋里多了一个人，穿便装，姓吴，说是网安的。
赵警官先开口。
“宋女士，你交上来的东西，我们看了。技术那边也出了初步意见。”
“您说。”
“两件事。”他伸出一根手指，“第一，十月十四日凌晨两点四十七分那一段，确实不是十四号的画面。帧率、光照、还有你抱的那个襁褓，都对得上十一号那段。这一点，成立。”
我坐着，没动。
“第二。”他伸出第二根手指，“你在他人住宅内，未经同意，安装具有摄录功能的设备，连续录制七日，拍摄范围包含他人卧室及未成年人。这个，也成立。”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装。”
“我不装，今天我就坐不上这张凳子。”
吴警官在旁边说：“宋女士，我们理解你的处境。可法律这一条不管你处境。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情节较重的，可以拘留，可以罚款。七天，含卧室，含未成年人，够得上情节较重。”
“拘留多少天。”
“五天到十天。”
“那我要是删了呢。”
“现在删也晚了。”吴警官说，“你已经拍了，已经存了，已经拿出来了。这三步，一步比一步重。”
“我删了，就当没拍过。”
“那你就没有证据了。”他说，“你自己选。”
我坐着，手心的汗把裤腿洇湿了一小块。
“那我交上来的东西，白交了。”
“不白交。”赵警官说，“你交了，我们才能查他。你要是不交，我们连他剪没剪都不知道。”
“那金锁呢。”
屋里静了一下。
“金锁在你包里。”赵警官说，“这个，你到现在没有解释。”
“我没法解释。”我说，“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锁自己进的包。”
“我不知道。”
“宋女士，我不是不信你。”他把笔放下，“我是不信‘不知道’这三个字。法院也不信。”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过来。
“这是受案回执。你签个字。你告他的事，我们立了。他告你的事，也立了。两条线一起走。”
我看着那张纸。上面两行字，一行是我的名字，一行是陈嘉树的。
“宋女士，我跟你说句实话。”他说，“你这个案子，最难的地方不在证据。在你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家三口，加一个公司，加八十万粉。你是一个人。”
“我一个人怎么了。”
“一个人，扛不住。”
我从派出所出来，是中午十二点。
手机上有十七条未读。我点开第一条，是老赵转的链接。
陈嘉树发了第二条视频。标题是：月嫂反咬，说我们陷害她。
播放八百万。点赞四十一万。
视频里，林知夏抱着年年，眼睛红着，说话断断续续。
“我们只是想让她把东西还回来。我们没想报警。是她自己报的。她还在网上说我孩子身上有针眼，说我虐待孩子。我女儿八个月，她八个月。你们看她身上有伤吗。”
镜头推近，她把孩子的腿掰开。白白净净，两条小腿蹬着。
我把视频关掉。
评论区第一条，点赞十一万：这女人心真黑。
第二条：偷东西还倒打一耙。
第三条：建议查查她以前带过的六十三个孩子。
我往下翻。
翻到第七条，我停住了。那条只有六个字。
她连孩子都咬。
底下三百多条回复。
第一条：咬哪儿了。 第二条：说是大腿根，两处。 第三条：八个月的孩子，她下得去嘴。 第四条：这种人不是人。 第五条：我认识一个做月嫂的，也这样，专挑不会说话的。
我站在路边，手机举在手里，太阳照着屏幕，看得眼睛发酸。
我又往下翻。
翻到四十多条，有个人发了一张照片。
一张平房，土墙，门口有一棵枣树。照片底下写着：这是她老家，陕西，白石县，青溪村。
这张照片是三年前拍的。枣树是我爸在的时候种的，现在比房高。
再往下，有人把我妈的病历拍下来发上去了。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上个月我带她去县医院查血压，挂号的单子我随手塞在包里。
照片里那张单子被摊平了，姓名那一栏清楚。
下午两点，平台发来通知：永久封禁。
理由三条：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涉嫌违法，引发群体投诉。
我把那页通知截了图，存进相册。
王经理打了三个电话，我没接。第四个我接了。
“明月，行业群里全传遍了。我这边真的没办法了。”
“我知道。”
“你听我一句，你现在最该做的事，是回老家待一段。”
“我妈怎么了。”
他停了一下。
“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你堂妹打过你电话，你没接。”
我把电话挂了，翻通讯记录。堂妹，上午十点四十，两个未接。
我打回去。
“姐。”她在那头哭，“大娘摔了。”
“怎么摔的。”
“上午来了两个人，站在门口喊，让大娘把你交出来。大娘出去跟他们吵，推了一把，坐地上了。起不来。”
“送医院了吗。”
“送了。县医院。拍了片子，髋骨裂了。”
“那两个人呢。”
“走了。走之前拿红漆在院墙上写了四个字。”
“什么字。”
她不说。
“你说。”
“贼窝。”
我站在路边，太阳白晃晃的，路上车来车往。
“姐，你回来一趟吧。”
“我回。”
我买了当天下午五点的票。三个半小时，到县里是八点半。
县医院骨科在四楼。我到的时候，我妈刚做完牵引，躺在床上，一条腿吊着，脸朝着墙。
“妈。”
她没回头。
“妈。”
“你回来干啥。”她说，“我不是让你别回来。”
“我回来看看你。”
“看我干啥。”她说，“我死不了。”
我在床边坐下。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过了会儿，她说：“明月，你跟妈说，那个针眼，是你编的不。”
“不是。”
“你真看见了。”
“我真看见了。左边大腿根，两处。一处结痂，一处红。”
她翻过身来，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那你为啥要说出来。”
“我不说，他们就说我偷东西。”
“你说了，他们就说你咬孩子。”她说，“你咋说都不对。你咋说都是你。”
我坐在床边，给她削了一个苹果。
她不吃。
“妈，我十六岁那年，你丢了一百二十块钱那回。”
“哪回。”
“你说你放在棉袄夹层里忘了，找了三天，最后自己找着的。”
她不说话。
“那三天，你一句话没跟我说。”
“我那时候气。”
“我知道你气。”我说，“可我这辈子做事只信两样东西，纸和照片。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她翻过身去，肩膀抖了一下。
“你爸走得早。”她说，“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没让你学过一句瞎话。你现在让人家这么糟践。”
“妈。”
“你别叫我。”她把手抽回去，“你出去，我不想看你。”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妈，手术费两万八。”
她没说话。
“我卡里一万九千四。”
她还是没说话。
“我凑。”
走廊里全是人。有推着轮椅的，有端着尿盆的，有蹲在地上吃包子的。消毒水味混着方便面味。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吸烟”。
手机震了。
一个陌生号码，本市的。
我挂了。
又打。
我接了。
“是宋明月吗。”
“你谁。”
“我叫周兰。”她说，“我也做过他们家。”
我握着手机，站起来。
“你说什么。”
“去年十二月，我在他们家做了十九天。”她说，“他们说我给孩子喂安眠药。”
“你喂了吗。”
那边笑了一声，笑得声音都变了。
“我要是喂了，我今天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她说，“宋明月，我赔了八万。我签了保密协议。我到现在不敢跟人说我做过那一单。”
“你为什么现在打给我。”
“因为我在热搜上看见你了。”她说，“我看见他们剪的那段视频，我认得那个门。”
“哪个门。”
“婴儿房那个门。”她说，“门轴下面有一块漆掉了，是个白点。他们家的。我看了十九天。”
我靠着墙，慢慢蹲下去。
“周姐。”
“嗯。”
“你手里有什么。”
她停了几秒。
“我有转账记录。八万，从我卡上转的，转到一个叫林知夏的账户。”
“那你拿出来。”
“拿出来我就完了。”她说，“协议上写着，泄露一句，赔二十万。我男人开出租，一个月挣五千。”
走廊尽头的灯管在响，滋滋的。
“宋明月，我跟你说清楚。”她说，“我这个东西能救你。可我给了你，我就得跟他们打第二场官司。我一个人打不起。”
6 第三个
我妈住了十二天院。
我陪了十二天。白天擦身、喂饭、倒尿，晚上在陪护椅上蜷着睡。中间我出去过两回，去县里的打印店，把护理日志复印了两份，一份留在家里，一份带走。
出院那天，我妈拉着我的手。
“明月，你别跟他们斗了。”
“我没斗。”
“你这就是斗。”她说，“你一个人，斗得过人家八十万粉。”
“妈，我一个人斗不过。”我说，“可我不是一个人。”
她没听懂，我也没解释。
十一月二日，我回了城东。
周兰约我在汽车站旁边的面馆见面。她要了一碗臊子面，我要了一碗，她吃得快，我吃得慢。
“你不吃辣。”
“胃不好。”
“我胃也不好。”她说，“我们这行的，十个有八个胃不好。吃饭没点，孩子一哭就得撂筷子。”
她四十五，比我大七岁。头发染过，发根是白的。手上戴一只玉镯，磨得发乌。
“我十九天。”她说，“去年十二月二号进的门，二十一号出来的。”
“为什么出来。”
“他们家说我给孩子喂安眠药。”
“你喂了吗。”
她把筷子放下。
“我要是喂了，我今天就绕着这条街走。”
“那为什么。”
“因为那孩子夜里不睡。”她说，“肠绞痛，一到十一点就哭，哭到两点。我抱着走，走到腿肿。第十九天晚上，我终于把她哄睡了，十一点四十睡的，一觉到早上五点。”
“这不好吗。”
“我也觉得好。”她说，“我还拍了视频发给宝妈，说你看，今天睡整觉了。”
她低下头，搅了搅碗里的汤。
“第二天早上，她就问我，周姐，你是不是给孩子喂药了。”
“你怎么说。”
“我说我没有。她说那怎么突然就睡了。我说孩子大了，肠绞痛会好。”
“她信了吗。”
“她没说话。”周兰说，“第三天，她男人回来，拿着手机给我看。视频里我在厨房冲奶粉，冲完我端进房间，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
“什么瓶子。”
“益生菌。”她说，“我自己买的，二百八一盒，我自己掏的钱。”
“他们说你喂安眠药。”
“他们说那个瓶子是药瓶。”她说，“他们还说，孩子白天睡得太沉，叫不醒。”
我把碗推开。
“后来呢。”
“后来他们说不报警，私了。赔八万，签保密协议。”她说，“我拿了三万块积蓄，跟我弟弟借了五万。”
“你签了。”
“我签了。”她说，“我不签，他们就把视频发出去。我做了十七年，我还有三年就退休。”
“签完那天，他们让我当天走。”她说，“箱子还在门口，林知夏下楼，递给我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什么。”
“八万的收条。她让我在收条上签字，写‘今收到赔偿款八万元整’。”
“你签了。”
“我签了。”她说，“签的时候手抖，字写得不像我自己的。”
“收条你留着吗。”
“留着。”她说，“夹在户口本里。”
“协议上写的什么。”
“写的我承认护理不当，自愿赔偿。还有一条，我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提及在雇主家的工作经历。违约赔二十万。”
“你违约了。”我说，“你今天跟我说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水。
“我憋了一年了。”她说，“我每天晚上闭眼就是那个门。”
“哪个门。”
“婴儿房那个门。”她说，“门轴下面掉了一块漆，是个白点。他们家的。我在那个门口站了十九天，我一辈子都认得。”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翻出那段视频，停在一帧上，推到她面前。
她看了三秒，把手捂在嘴上。
“是他们家。”
“你确定。”
“我确定。”她说，“这个白点，这个门框的边，还有里头那个窗帘杆，杆头是歪的，往左歪。”
我抬头看她。
“你怎么记得这么细。”
“我们这行的，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环境。”她说，“哪有插座，哪有台阶，哪有能磕着孩子的地方。看了十九天，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我把手机收起来。
“周姐，你的转账记录还在吗。”
“在。”
“能给我一份吗。”
她把手按在布包上，没动。
“你要干什么。”
“我不发网上。”我说，“我交派出所。”
“交派出所我就完了。”她说，“协议上写着，违约二十万。”
“协议是私下签的，你被胁迫签的，可以撤销。”
“你懂法？”
“我不懂。”我说，“我可以去问。”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宋明月，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要这个，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别的。”
我想了想。
“一开始是为了我自己。”我说，“现在我也说不清。”
她把手从布包上拿开，从里头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三张打印纸。
“这是转账截图。八万，从我的卡，转到林知夏。”她说，“收款账户是她个人的，不是公司。我当时还问了一句，为什么转个人。她男人说，公司账户要走税。”
我把三张纸叠好，放进内袋。
“还有一件事。”我说，“他们家不止我们两个。”
“我知道。”周兰说，“我出来以后，托人问过。他们一年换了七个月嫂。”
“七个别人都没说话。”
“都签了。”她说，“都是私了。我们这个圈子，签了就当没发生过。”
那天晚上我回出租屋，把陈嘉树的账号从头翻到尾。
八十万粉，四百二十六条视频。
我从最早的一条开始看。
第一条是去年三月，标题：新手爸妈第一次抱娃。播放两万。
往后翻。四月，五月，六月。播放一直在一万到三万。
七月，一条视频播放破了三百万。标题：月嫂给我女儿喂安眠药，我该怎么办。
我把这条点开。
视频里，林知夏坐在沙发上哭。她说，我们请了一个月嫂，做了十九天，我们发现她给孩子喂药。
底下评论三万条。
我又往后翻。
九月，一条：第二个黑心月嫂，我们报警了。播放五百万。
十一月，一条：第三个。这次我们全程录像。播放七百万。
我把这三条摆在一起，截图，存进相册。
然后我数了数。
去年三月到今年十月，这个账号一共发过五条“揭露月嫂”的视频。五个不同的女人。
我一条一条点开，把每个名字记下来。周兰，张秀英，李桂芳，还有一个只露了半张脸，评论里有人叫出了她的名字，王翠萍。
我把这五个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写完看了一会儿。
五个姓。都是女人，都在四十岁上下。
这个岁数的人最难开口。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丢不起。
他们挑的，就是这个岁数。
第五个是我。
我把笔记本合上，坐在那儿，半晌没动。
四百二十六条视频里，涨粉最快的那五条，全是这个。
7 两只
十一月九日，我去了商场。
一楼靠电梯那家金店，红底白字，柜台里摆着一排长命锁。
我把手机递过去。
“这个款，还有吗。”
店员是个小姑娘，接过去看了两眼。
“有。这个是我们的经典款，卖得好。”
“能查一下卖出去的记录吗。”
“您是……”
“我丢了一只。”我说，“想看看是不是同一批。”
她犹豫了一下，叫了店长。
店长三十来岁，戴眼镜，听我说完，问了一句：“您报警了吗。”
“报了。”
“那您让警察来查。我们不能随便给客人查记录。”
“我不查别人的。”我说，“我查我自己的。十月十七号下午两点二十，两只长命锁，一只刻字一只不刻，付的是手机。你们系统里应该有。”
店长的手在柜台上停了一下。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细。”
“我猜的。”我说，“我猜对了，你帮我查。我猜错了，我给你道歉。”
她看了我两秒，转身进了里间。
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纸。
“我什么都没给您查。”她说，“这是废纸，我准备扔的。”
我在商场一楼的长椅上坐了一个钟头。
长椅对面是一家母婴店，门口摆着一排学步车。有个女的抱着孩子进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个袋子。
我看着那个孩子。八个月上下，穿一件黄的连体衣，脚上套着毛线鞋。
我坐着，想起来年年也有一件黄的连体衣。十月十二号我给她穿的，那天太阳好，我抱她在阳台上晒了半个钟头。
她那天笑了一声。头一回笑出声。
我把脸转开。
母婴店里出来一个人，抱着孩子，孩子在她肩上睡着了。
她走得慢，一只手托着孩子的后脑。
我看着她走远，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
我又在长椅上坐了二十分钟，才站起来。
然后我给赵警官打了电话。
“赵警官，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个东西。”
“你说。”
“商场一楼那家金店，十月十七日下午的销售记录。同款长命锁。”
“你怎么知道是十七号。”
“我不知道。”我说，“我猜的。”
那边沉默了几秒。
“你凭什么猜。”
“因为十七号下午我出去了两个钟头。”我说，“我给我妈买降压药，回来的时候，林知夏在楼上，孩子在睡。她那天没下楼。”
“你记得这么清。”
“我每单都记。”
第二天下午，赵警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
我进门的时候，桌上摆着一张打印出来的销售单。
“十月十七日，十四点二十分。”他念，“长命锁，同款，两只。一只刻字，刻的是‘长命百岁’。一只不刻。付款人，林知夏。手机支付。”
他推过来一张黑白照片，是商场的监控截图。一个女的站在柜台前，低着头看手机。
“这是她。”他说。
“是她。”
“你认得出来。”
“她那天穿一件米色大衣。”我说，“左边袖口有一块脏，是孩子的口水，擦不掉。”
我坐着，没说话。
“两只。”他说，“同一天，同一笔单。”
“那我包里那只。”
“没刻字。”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推过去。
“赵警官，这是十月八号，我进门第一天拍的。”
照片上是一只抽屉，木头的，里头有几样东西：一个红布包，一沓单据，一个铁盒，还有一只锁。
银的，发乌，用红绳系着。
“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家原来的长命锁。”我说，“我进门第一天，按规矩拍物品清单。抽屉、柜子、冰箱、药箱，都拍。这只锁我拍了，清单上也写了：银质长命锁一只，旧，红绳。”
赵警官把照片拿起来，凑近看。
“你是说，孩子姥姥给的是这只银的。”
“我不知道是谁给的。”我说，“我只知道，抽屉里那只，是银的。我包里那只，是金的。新的。背面是光的，连个刻字都没有。”
他把照片放下，往椅背上靠。
“宋女士，这两条，我认。”他说，“第一，她买了金锁。第二，她说那锁是姥姥给的，这句话不实。”
“那够了吗。”
“不够。”他说，“买了两只，不能证明是她放进你包里的。锁在你包里，这是事实。要翻这条，得有直接证据。谁放的，什么时候放的，怎么放的。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画面。”
我坐着，手放在膝盖上。
“赵警官，我问一句。”
“你问。”
“如果一个人买了锁，剪了视频，发了网，还知道我把存储卡插进了手机。这些加起来，够不够一个正常人相信是她放的。”
他看着我。
“够一个正常人相信。”他说，“不够一个法官相信。”
我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沿着马路走，走了两站地。
我想的是那只包。
我的包，十月十八号那天晚上，在茶几上被倒过来。包是敞口的，没有拉链，只有一个磁扣。我平时把它放在保姆间的椅子上，靠墙。
谁进过保姆间。
我进过。林知夏进过。陈嘉树进过一次，送被子。
保妈没有。这个家没有别人。
我站住了。
十月十七号下午，我出去了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
我掏出手机，翻日历。十月十七号，礼拜几。
礼拜四。
我又翻微信。那天下午两点十分，我给林知夏发过一条：林小姐，我出去买药，一个小时回来，孩子刚睡。
她回了一个字：好。
两点十二分我出门。四点零五分我回来。不到两个钟头。金店的小票上写着十四点二十分。
我把十月十七号下午从头过了一遍。
两点十二分出门。走到小区门口四分钟。等公交七分钟。到商场二十分钟。买药八分钟。往回走二十五分钟。
加起来不到两个钟头。
我出门的时候孩子在睡。婴儿房的门我留了一条缝，怕听不见。
林知夏在楼上。她那天没下楼。
我回来的时候，她在客厅抱着孩子，头发乱的，说宋姐你回来了，她刚醒。
我说我洗手。洗完手抱过孩子，摸了摸尿布，干的。
她是在我出门八分钟以后刷的卡。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好”字。
一个字。她当时就回了一个字。
我做了十一年月嫂，进过六十三个家门。东家给我回消息，从来不会只回一个字。她们会问，买什么药，要不要我网上给你买，你路上慢点。
那天她只回了一个字。
因为她那会儿已经在穿外套了。
我掏出手机，把这条时间线写成一段话，发给韩律师。
发完又加一句：这些够不够。
她回得快：不够。这只是你想的。
我说：那什么够。
她回：她自己说。
我看着这四个字，站在路灯底下，风把棉袄下摆吹起来。
过了会儿，我给她回了一个字。
好。
8 针眼
十一月十六日，我把十九个G又看了一遍。
这回不快进。一倍速，从十月八日下午三点看到十月十八日下午。
我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发现了第一件我漏掉的事。
十月十四日，晚上八点，我给年年洗澡。
浴盆放在洗手台上，水温三十八度，我先用手肘试。她被脱光了放在毛巾上，两只手乱抓。我把她抱进水里，她蹬了两下，笑了。
镜头在窗帘杆上，从上往下拍，能拍到浴盆，能拍到她整个身子。
我把她的左腿抬起来洗脚踝的时候，画面里看得清清楚楚。
大腿根内侧，两处。一处结痂，暗红色。一处还是红的，边上有一圈浅浅的淤。
我拿着手机，把这一帧截下来，放大。
两个针眼，相距一公分半。
我把画面暂停，把手机举到灯下。
结痂那个，边缘有一圈白。红那个，周围有一小片青，是打的时候按出来的。
我做了十一年，见过打针。孩子打疫苗，胳膊上会有一小块红，第二天就淡。大腿内侧不会有。
我把手机放下，手在抖。
我把视频倒回去，看十月九日。同一个位置，光洁的。
再看十月十二日。光洁的。
十月十三日晚上，我给她换尿布，镜头里她的腿翻过来。那个位置，已经有一个红点了。
也就是说，针是十三号打的。
我把手机放下，坐了一会儿。
然后我拖到十月十六日，凌晨三点十一分。
婴儿房的门开了。
没开灯。走廊的光跟进去一小块。
进来的是陈嘉树。他穿一件黑T恤，脚上没穿鞋。
他走到床边，站住，低头看孩子。
站了大概四十秒。
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只有半个米粒大，反了一下光。
他弯下腰。
画面里，他的手在孩子的左腿那儿停了一会儿。孩子蹬了一下腿，哼了一声。他用手掌把她的腿按住。
一分半钟。
他直起身，把那个东西揣回兜里，转身出门。
他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床。那一眼看了两秒。
三点十四分。
我把这段看了六遍。
看到第三遍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右手上戴着一只手套。左手没有。
看到第六遍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出门的时候，用左手扶了一下门框。
我把这段截下来，单独存了一个文件夹。
十一月十七日，我去了妇幼保健院。
导医台后面坐着一个护士，四十来岁。我问她，八个月的孩子打疫苗，打哪儿。
“胳膊。”她说，“左上臂外侧，三角肌。”
“大腿不打吗。”
“新生儿打大腿，卡介苗、乙肝，那是刚出生的时候。”她说，“八个月打麻腮风、乙脑，都是胳膊。”
“大腿内侧呢。”
她抬头看我。
“大腿内侧不是接种部位。那儿有股动脉，谁敢往那儿打。
“那有没有可能，是别的针。”
她看着我。
“什么别的针。”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问问，八个月的孩子，什么情况下要往大腿内侧打针。”
她想了想。
“住院的时候。抢救的时候。一般走静脉，打腹股沟。”她说，“可那是住院，有记录。”
“门诊呢。”
“门诊不打那儿。”
“那有没有人在家自己打。”
她把笔放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月嫂。”
她看了我一会儿，声音低下去。
“大姐，你要是看见孩子身上有不明的针眼，你应该报警。”
“我报了。”
“那就让警察查。”她说，“你别自己查。你自己查出事来，说不清。””
我从医院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回家，翻手机里十月八日拍的那张物品清单照片。
那个抽屉里，除了银锁和单据，还有一个蓝色的小本子。
预防接种证。
我当时拍了正面，还翻开来拍了一页。
我把照片放大。
最后一行的日期，是九月六日。疫苗名称：麻腮风。接种部位：左上臂。
九月六日之后，再没有记录。
我又往前翻。
三月，乙肝第二针。四月，脊灰。六月，百白破。每一针都有日期，有接种单位，有医生签字。
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八个月，要打十几针。这本子上记了九针。
九针之后，空了。
我把手机放下，坐在床板上。
我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待了七天。我以为我把该看的都看了。
而十月十三日，孩子腿上多了两个针眼。
十一月十八日，我给周兰打了电话。
“周姐，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在他们家那十九天，孩子身上有针眼吗。”
那边静了半天。
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有。”她说。
“哪儿。”
“大腿根。左边。我看见过一回，问她，她说是打疫苗。”
“你信了吗。”
“我信了。”周兰说，“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做了十七年，我以为疫苗就是想打哪儿打哪儿。
“你出来以后，跟人提过吗。”
“提过一次。”她说，“跟我男人提的。他说你别管，人家的孩子，人家自己会弄。”
“你后来想过吗。”
“想过。”她说，“有时候半夜想起来，就想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她停了停。
“宋明月，你说那针是治病的，还是别的。”
“我不知道。”
“你要是知道了，告诉我一声。”
“我告诉你。””
“你后来跟人说过吗。”
“没有。”她说，“我签了协议。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把电话挂了，坐在床板上。
窗外有人在楼下炒菜，油烟味飘上来。
我把手机拿起来，点开那个文件夹，看着那两段视频。
一段是十月十四日晚上八点，两条小腿，两个针眼。
一段是十月十六日凌晨三点十一分，一个男人，一只手套，一分半钟。
我看了半晌。
我明白了一件事。
金锁不是为了流量。
五条视频，五个女人，前四个是为了涨粉。到我这儿，涨粉是顺手的事。
他们真正要的，是让我滚出去，而且让所有人相信我是个贼。一个贼说的话，没人会信。
因为我看见了那两个针眼。因为我在日志上写了那一行字。
我把这两段视频拷进另一张卡，塞进搪瓷缸里。
我没有发。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在一间屋子里，屋子没有门。我抱着孩子，她哭，我怎么拍她都不停。
我低头看，她腿上全是针眼。
我醒了，天没亮。
我坐在床板上，把手机打开，看着那两段视频。
一段是我拍的，一段也是我拍的。
一段是我在救她，一段是别人在扎她。
中间隔着两天。
我把手机关了，躺下，睁着眼到天亮。
9 门锁换了
十一月二十日，我去了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去之前我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打给周兰，问她知不知道这家在哪家医院生的。第二个打给老赵，问她认不认识社区的人。第三个打给韩律师，问她我能不能去查。
周兰说不知道。老赵说别去。韩律师说，你去，但别冒充家属。
我说我是孩子的姨，想问一下八个月的孩子怎么建档、怎么补打疫苗。
窗口里的姑娘敲了几下键盘。
“孩子叫什么。”
“年年。”
“大名。”
我愣住了。
我在那家待了七天，听了七天“年年”，我不知道她大名叫什么。
“我记不清了。”我说，“她妈一直叫小名。”
“那身份证号呢。”
“也没有。”
姑娘抬头看我，眼神变了。
“姨，你连孩子大名都不知道。”
“我在外地。”我说，“刚回来。”
“那让你妹妹自己来。”
我从窗口退开，站在大厅里。
墙上贴着一张表，儿童保健手册办理流程。下面一行小字：新生儿出生后一个月内，由监护人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到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
八个月。建档了八个月。
我又排了一次队，换了个窗口。
“我想查一个孩子有没有在我们这儿建过档。”
“姓名或者身份证号。”
“我不知道。”
“那查不了。”
“她在这片住。”我说，“十月八号到十月十八号，在锦绣苑三号楼。八个月，女孩。”
那姑娘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
“你是那个月嫂吧。”
我没说话。
“我看过那个视频。”她说，“你要是来查档案，我劝你别查了。我们这儿没有她。”
“你怎么知道我要查的是她。”
“你不是说锦绣苑三号楼吗。”她说，“那栋楼今年十月搬来一户，做自媒体的，天天有快递，一天几十个。我们站里的人都认识。”
“他们家孩子没来打过针。”
“没来过。”她说，“八月龄要打麻腮风，我们催过两回，打电话，人家说在外地。”
“你们催过。”
“催过。系统里有记录，两次未接种。”
我站在窗口前，手撑着台面。
“你查过？”
“我刚才就查了。”她说，“锦绣苑那一片，八个月的女孩子，一共四个，都建档了，都有名有姓。没有一个是十月才搬来的。”
我站在大厅里，听见头顶的空调在响。
“那就是没建档。”
“那就是没在我们这儿打疫苗。”她说，“八个月的孩子，一针没打，我们是要上报的。”
我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来，走了两条街。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一个孩子，八个月，没建档，没打疫苗，腿上却有针眼。
一个家，八个月换了七个月嫂，每一个都待不满一个月。
因为月嫂会带孩子去体检，会带孩子去打针，会填手册。一去，就露了。
我站在路口，红灯亮了两轮。
我想起林知夏抱孩子的样子。她抱得小心，先理襁褓，再托头，再贴胸。她比我抱得标准。
可她不敢带孩子出门。
七天里，孩子一次没下过楼。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回锦绣苑取东西。
我走的时候，只提了一个塑料箱。保姆间里还留着一个纸箱，装的是换季的棉衣，还有一双棉鞋。
我在门岗登记，保安看了我一眼，把本子推过来。
“三号楼二单元，是吧。”
“是。”
“你上不去了。”他说，“人家换锁了。”
“换锁了。”
“前天换的，还跟我们说了，不让你进。”
“他们还在吗。”
“在。”他说，“昨天还看见男的下来拿快递。”
“孩子呢。”
“没见着。”他想了想，“我在这儿干两年，那家的孩子我一次没见过。就见过推车，车是空的，摆在楼道里当摆设。”他顿了顿，“你东西在那边。”
他抬了抬下巴，指向门岗外面。
垃圾房边上，一个纸箱，被雨淋塌了一角。旁边散着几件棉衣，蓝色的，湿透了，沾着菜叶。
我走过去。
棉衣被剪了。前襟一道长口子，从领口到下摆，剪得齐。袖子也剪了，剪成一条一条。
棉鞋还在，一只。另一只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在垃圾房边上蹲下来，把散着的棉衣一件一件捡起来，抖了抖，又放下。
有一件是前年冬天在夜市买的，六十块，我穿过三个冬天。
剪它的人是一刀一刀剪的。剪的时候应该就站在这儿，剪完了扔在这儿。
我把纸箱翻过来，倒出里头的东西。
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一包纸巾，一管护手霜，一个旧钱包，还有一张对折的纸。
我把那张纸捡起来，抖掉水。
是我进门第一天填的物品清单复写页。一式两份，我一份，东家一份。这张是我那份的复写。
纸的下半截湿烂了，上半截还在。
上头是我自己的字：抽屉，银质长命锁一只，旧，红绳。单据六张。铁盒一个。
“银质长命锁一只，旧”这七个字，被人用圆珠笔划了三道。划得重，纸都破了。
我把纸举起来，对着路灯看。
纸是复写的，第二联，字有点淡。我自己的字，我认得。那天我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林知夏站在旁边，看着我一笔一笔写。
她当时说了一句：宋姐，你写得真细。
我说，细一点好。
她说，是，细一点好。
我蹲在垃圾房边上，手里捏着那张纸。
保安在旁边站着，看了我一会儿。
“大姐，你别在这儿蹲着。”
“我马上走。”
“你也别怪我们。”他说，“人家是业主。”
“我不怪你们。”
“大姐。”他忽然说，“你要不要报警。”
“报什么。”
“毁坏财物。”他说，“我看见了。前天下午那个女的下来扔的，戴口罩，我认得她拖鞋。”
“你愿意作证吗。”
他沉默了。
“我在这儿上班。”
“我知道了。”
我把纸叠好，放进内袋，跟那三张转账记录放在一起。
棉衣我没拿。剪成那样，拿回去也穿不了。
我抱着纸箱走了两站地，走到公交站台。箱子湿的，底下一路滴水。
站台上没什么人。我把箱子放在脚边，坐下。
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本市的，座机。
“喂。”
“是宋明月女士吗。”
“我是。”
“我这边是城东法院送达中心。”对方说，“有一份民事诉讼材料需要送达给你，请提供一下现在的住址。”
我握着手机，看着马路。
“什么材料。”
“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对方念，“原告陈嘉树、林知夏，被告宋明月。案由，侵犯隐私权、名誉权纠纷。诉讼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十万元。”
我拿着手机，站在公交站台上。
箱子在脚边，湿的，往下滴水。站台的灯是白的，照得那张纸上划破的地方一道一道。
我想起十月十八号那天晚上，陈嘉树说，宋姐，我给你一晚上。
他给了我六十天。
10 五十万
起诉状我看了三遍。
第一页是当事人信息。原告陈嘉树，男，三十六岁。原告林知夏，女，三十三岁。被告宋明月，女，三十八岁。
第二页是事实与理由。写我在其住所内私自安装摄录设备，非法获取并持有其家庭生活影像；写我在家政公司内部散布“其女被注射不明药物”的言论，致其名誉受损、账号停更、商业合作解约。
第三页是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删除全部影像资料。二，判令被告在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三，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十万元。
底下盖着章，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把日历翻出来，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画了一个圈。
从我进门那天算，四十八天。
从视频发出那天算，三十七天。
这三十七天里，我把一辈子的脸都丢完了。
我坐在出租屋里，把这三页纸摊在床板上，一个字一个字看。
看完我给周兰打电话。
“周姐，他们告我了。”
“多少。”
“五十万。”
那边不说话了。
“周姐。”
“我在。”她说，“宋明月，你撤吧。”
“我撤不了。”
“你怎么撤不了。你把东西给他们，道个歉，这事就完了。”
“完了以后呢。”
“以后你还能干。”她说，“我赔了八万，我现在还在干。”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我知道你恨。”她说，“我也恨。可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赔不起第二个八万，更赔不起五十万。”
“我不怪你。”
“你别怪我。”她说，“我真的不敢。”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
人是一个老东家介绍的，姓韩，女的，三十四，在一家小所里做民商。
她看完起诉状，又看完我那些视频，抬头看我。
“宋姐，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老实答。”
“你问。”
“你装那个摄像头，事先征得同意了吗。”
“没有。”
“你录的内容，给人看过吗，发过吗。”
“没有。除了派出所。”
“你手里这些东西，有没有给过家政公司的人看。”
我想了想。
“我给王经理发过一张截图。”
“哪张。”
“就是金锁那张。”我说，“我问过他，我说这锁不是我的。”
“他转发了吗。”
“我不知道。”
韩律师把笔在桌上敲了两下。
“坏就坏在这。”她说，“你发过一张截图，截图里是他家的东西。这一条，隐私侵权基本成立。”
“那名誉呢。”
“名誉这条他赢不了。”她说，“你没在网上说过一句。你唯一说过‘针眼’的地方，是派出所，还有家政公司。派出所那属于报案，不构成侵权。家政公司那边，他是靠王经理的证言。王经理敢不敢出庭，两说。”
“那五十万。”
“五十万是吓你的。”她说，“这种案子，判下来赔个一万两万，加一个道歉。他们知道判不了五十万。”
“那他们为什么告。”
“因为案子一立，你就动不了了。”她说，“你应诉要钱，要时间。你没钱，你就得签他们的和解。和解书上一定有一条：你承认盗窃，放弃追责。”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
“韩律师，我还有一条。”
“你说。”
“我能不能反过来告他们。”
“能。”她说，“诬告、诽谤、侵犯名誉，都能告。你手里有金店的记录，有硬盘修改时间，有转账。这些够立一个案。”
“那为什么不告。”
“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一条还压在你头上。”她说，“你装那个摄像头是真的。你告他，他就反诉你，法院一并审。到时候判下来，他有罪，你也有责。他可以不干这行，你得干。”
她把笔放下。
“宋姐，我实话跟你说。你这个案子，最好的结果是：你赔两万，道歉，他撤诉。你的证据交给警方，警方另案处理他。你能拿回清白，但拿不回这五十万的名声。”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网上那些人，永远会记得你道过歉。”
“那我不道歉。”
“你必须道歉。”她说，“你私装摄像头这件事是真的。你不道歉，判决书会替你说，说得比道歉难听。”
“那我妈呢。”
“你妈的事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在她那儿有关系。”我说，“村里人不看判决书。他们只看标题。”
韩律师没说话，把笔在手里转了一圈。
“宋姐，我干这行九年。”她说，“我见过太多人，有理，输在没力气。”
我从律所出来，天阴着。
十二月一日，我把账号注销了。平台没封我，是我自己去注销的。注销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私信。
三千多条。前一百条是骂的，中间是问的，最后几十条，有几个同行发的。
有一条写着：宋姐，我信你。我妈也做过月嫂。
我把这条截图存下来，然后注销。
十二月三日，老家来电话。
我堂妹打的，声音发抖。
“姐，门口被人泼了东西。”
“泼的什么。”
“油漆。红的。泼在门上，还有墙上，写了字。”
“写的什么。”
“写的‘贼’。”
我坐在那儿，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在哭，不知道是她还是我妈。
“报警了吗。”
“报了。派出所来拍了照，说查。”
“我妈呢。”
“大娘在屋里，没出来。”
“让她别出来。”
“姐。”她说，“你回来一趟吧。”
我回去了。
我妈是十二月五号凌晨送的医院。肺气肿，加上心衰，喘不上气，脸是紫的。县医院说治不了，转市里。市里说进重症。
我在重症外面的走廊上坐了三天。
第三天下午，护士出来让我签字，病危通知书。
我拿着笔，手抖得写不成字。签了三次才签上。
护士在旁边等着，没催。
签完我把笔放下，问她：“这个签了，是不是就没了。”
“不是。”她说，“这是通知。签了，我们该救还是救。”
“那我签这个干什么。”
“规定。”她说。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那张纸。
我妈的名字在上面，三个字，是打印的。
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一个人变成一张纸，这么快。
那天晚上，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给韩律师打电话。
“韩律师。”
“宋姐。”
“我不打了。”
那边停了几秒。
“你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我说，“我妈在里面躺着。我打这个官司，打一年，赢了又怎么样。我现在连住院费都交不上。”
“宋姐，你听我说一句。”
“你别说了。”
“你必须听。”她说，“你现在撤，就等于认了。你认了盗窃，你妈出院以后，村里人指着她说，你闺女是个贼。你受得了，她受得了吗。”
我坐在长椅上，把脸埋在手里。
走廊里有人在推车，轮子在地砖上响。
过了半晌，我说：“那我还能怎么办。”
“等。”
“等什么。”
“等警方。”她说，“你这个案子，刑事那边一旦立案，民事就得中止。他告你，是为了让你动不了。可他自己也在被查。”
“查了快两个月了。”
“所以我说等。”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四点，韩律师打来电话。
“宋姐，警方那边有结果了。”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
“什么结果。”
“你自己来一趟。”
“你现在告诉我。”
她停了一下。
“你先来。”她说，“带上你所有的原件。”
11 我认
韩律师的办公室在七楼，窗户朝西。
我进去的时候，她已经把材料摊了一桌子。
“坐。”
我坐下。她推过来一份，是鉴定意见书。
“市局技术处做的。”她说，“结论三条。第一，送检视频存在剪辑，时间戳不连续，中间有跳帧。第二，原始硬盘中对应时段的文件，元数据修改时间与视频发布时间不符，修改在前，发布在后。第三，被剪辑掉的片段，无法恢复。”
“无法恢复。”
“对。他把原件覆盖了。”她说，“所以没法证明他剪了什么，只能证明他剪过。”
“这够吗。”
“够立案。”她说，“不够定罪。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那针眼呢。”
“另案。”她说，“跟你的案子分开走。你交上去的东西，我另附了一份情况说明。这一条是我主动写的。”
“写了什么。”
“写了一名八个月婴儿，大腿内侧存在两处非接种注射痕迹，监护人无法说明来源。”
我看着她。
“韩律师，你为什么写这个。”
“因为我不写，就没人写。”她说，“你一个当事人，说了不算。我一个律师，写了要担责。”
她把另一份推过来。
“这是我今天上午拿到的。警方对陈嘉树，以涉嫌诬告陷害立案侦查。”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一会儿。
“那我呢。”
她没马上说。
“宋姐，我跟你讲清楚。你那个摄像头，被认定为窃照器材。你在他人住宅内使用，连续七日，拍摄范围含卧室和未成年人。这一条，成立。”
“我知道。”
“情节较轻，加上你主动上交，配合调查，最后是罚款两千，责令删除，不予拘留。”
我坐在那儿，点了点头。
“还有。”
“还有？”
“民事那边，他撤了五十万。”她说，“但是他要你道歉。书面的，在调解室念，全程录像。”
“念什么。”
她把一张纸推过来。
我看了。
一页，四段。第一段写我未经许可安装摄录设备。第二段写我行为不当，给原告家庭造成困扰。第三段写道歉。第四段写保证不再传播。
没有一句写盗窃。
“这是他给的稿子。”她说，“你可以改，但他不一定签。”
“我能加一句吗。”
“加什么。”
“加一句：我没有拿那只锁。”
韩律师看着我。
“宋姐，调解书是双方签字的。你加了这句，他不会签。他要的就是你低头，低得干干净净。”
“那我就加。”
“你想清楚。你不加，这事今天就能结束。你加了，可能还要再拖三个月。”
“我拖得起。”我说，“我妈醒了。”
她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醒的。”
“前天。”我说，“睁眼了，能认人。医生说慢慢来。”
韩律师低下头，笑了一下，把笔拿起来。
“那我陪你去。”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城东法院第三调解室。
屋里一张长桌，坐了五个人。法官，书记员，陈嘉树，他的律师，还有我。林知夏没来。
陈嘉树穿一件深灰的羊绒衫，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没有冰美式，换成了一瓶矿泉水。
他看见我，点了一下头。
我没点。
法官说了开场的话，问我稿子看没看，有没有异议。
“有一处。”
“你说。”
“第三段后面，我要加一句。”
陈嘉树的律师立刻说：“法官，我们不同意修改。”
法官看了他一眼，又看我。
“你先说你要加什么。”
我站起来，把纸拿在手里。
“我念一遍。”
“你念。”
我念第一段。念第二段。念第三段。
念完，我停了一下。
“以上，是我要道歉的部分。”我说，“我私装摄像头，我错了。这一条我认，罚款我交，设备我删，我一句都不辩。”
屋里静着。
“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说。”我说，“我没有拿那只金锁。”
陈嘉树的律师拍了一下桌子。
“法官，这与调解内容无关。”
“与我有关。”我说，“我在这儿坐了三个月。我的名字在网上挂了六十天。我妈被人推倒，髋骨裂了，住了十二天院，上个月进了重症。我今天来，是来认我该认的那部分。不该我认的，我一个字都不认。”
法官敲了两下。
“被告，你先坐下。”
我坐下了。
调解室里安静了半天。
陈嘉树一直没说话。他把矿泉水瓶在手里转了两圈，抬起头。
“法官，我同意她加。”
他的律师转过头看他。
“陈先生。”
“我同意。”他说，“加吧。”
他的律师在旁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陈嘉树没理他。
他把矿泉水瓶盖拧开，喝了一口，看着我。
“宋姐，我问你一句。”
“你问。”
“你要那一句干什么。”他说，“你加了那一句，网上还是有人骂你。我这案子照走。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得到一句。”我说，“我自己说的。”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把瓶盖拧回去。
“行。”
那天上午十点四十，调解书签了字。
我删除全部影像资料，书面道歉，赔偿我自己的罚款。他撤回五十万的诉讼请求。
调解书里，没有“盗窃”两个字。
我拿着那份调解书，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纸薄，四页。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自己的签名。
签得慢，一笔一笔。
签完把纸对折，放进内袋，跟那张被划破的清单放在一起。
一张是别人划的。一张是我自己签的。
从法院出来，韩律师在台阶上跟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同意吗。”
“为什么。”
“因为他被立案了。”她说，“他现在最怕的，是你在法庭上把针眼那件事说出来。让你加一句，换你闭嘴，他觉得值。”
“我没打算说。”
“他知道你不会说。”她说，“可他还是怕。”
我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抬头看天。
十二月二十日，我道歉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
我没传。是旁听席上有人偷拍的。
视频只有四十秒。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袄，站在调解室里，念完稿子，然后抬起头，说了一句“我没有拿那只金锁”。
当天晚上，播放六百万。
评论区第一条，点赞八万：
她认了她该认的。那另一半呢。
我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窗边。
天井里有个人在洗拖把，水声哗哗的。
我想起我十六岁那年。我妈丢了钱，三天没跟我说话。第四天她把钱从棉袄夹层里摸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两个字：吃饭。
就这两个字。没有对不起。
我等了二十二年，没等到。
今天我等到了一句。
是我自己说的。
我在出租屋里看着这条评论，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周兰打电话来。
“宋明月，我看见你的视频了。”
“嗯。”
“我昨天晚上没睡着。”
“周姐。”
“我把我那份也拿出来了。”她说，“我签的那张协议，我拍了照。我明天去找你。”
12 五个人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兰来了。
她带来一个牛皮纸袋，里头是三样东西：保密协议原件，八万的转账凭证，还有一张她自己写的纸，上面记着十九天里每天的喂养时间。
“我怕忘。”她说，“我每天都记。”
“你留着这个干什么。”
“不知道。”她说，“就是不敢扔。”
我们把五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
周兰，去年十二月，八万，理由：喂安眠药。 张秀英，今年三月，六万，理由：打孩子。 李桂芳，今年五月，七万，理由：偷金镯子。 王翠萍，今年八月，九万，理由：给孩子喂错药。 宋明月，今年十月，零，理由：偷金锁。
五个理由，五种罪名，一个套路。
“我数了一下。”周兰说，“五个，一年。平均两个多月一个。”
“不止五个。”我说。
“还有。”
“还有没报的。”我说，“有的赔了钱走了，有的根本没赔，被骂走了。我们这个圈子，出了事没人说。”
周兰把烟塞回包里。
“宋明月，我以前觉得，这事说出来丢人。”
“丢人的不是我们。”
“我知道。”她说，“可我这张脸，还是热的。”
“张秀英我打过电话。”周兰说，“她不敢来。她儿子在考编，她说不能出这个事。”
“李桂芳呢。”
“她老公瘫在床上，她得在家伺候。她说她可以出一份书面材料，人不来。”
“王翠萍。”
“她来。”周兰说，“她跟我说，她等这一天等了三个月。”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我们四个人在派出所门口碰面。
我到得最早。八点四十就站在门口。
天冷，我把手插在袖子里，看着马路对面一个卖煎饼的摊子。
摊主是个女的，五十来岁，手脚麻利。摊一张饼，磕一个蛋，抹一勺酱，卷起来，递出去。
我看了十几分钟。
我想，她要是有一天被人指着说偷了东西，她怎么证明。
周兰，我，王翠萍，还有一个是李桂芳的女儿，替她妈来的，手里拿着她妈按了手印的材料。
王翠萍比我大两岁，脸上有一块疤，是月子里落下的。她看见我，先伸出手。
“宋明月。”
“王姐。”
“我看你视频了。”她说，“你那句‘我没拿’，我在家哭了一场。”
“你那个九万，怎么凑的。”
“我闺女出的。”她说，“我闺女刚结婚，彩礼钱。”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我女婿到现在不知道。”
“那你今天来，不怕他知道。”
“怕。”她说，“我更怕我孙女长大以后，别人说，你奶奶是个给孩子喂错药的。”
我们站在门口，谁也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周兰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出来，又塞回去。
“我不抽。”她说，“我就是手里得拿点东西。”
进门前，王翠萍忽然拉住我。
“宋明月，我问你一句。”
“你说。”
“这事完了，我们还能干这行吗。”
“能。”
“人家一看网上，还敢用我们吗。”
“那就让他们看。”我说，“让他们看我们四个是怎么站的。”
那天上午，我们做了三份笔录，交上去十一份材料。
韩律师陪着我们。她跟办案民警说的第一句话是：
“这四份保密协议，请求认定为无效。”
民警抬头。
“为什么无效。”
“因为它们掩盖的是违法行为。”韩律师说，“协议的内容是：被害人不追究、不对外提及、放弃报案。这类条款违背公序良俗，也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另外，四名当事人都是在被威胁‘曝光视频’的情况下签的，属于受胁迫，可以撤销。”
“钱呢。”
“钱是她们自己掏的。”韩律师把转账记录推过去，“五笔，一共三十七万。收款账户全部是林知夏的个人账户，不是公司账户。”
民警一页一页翻。
“三十七万。”他说，“这个数不小了。”
民警把材料摞起来，用夹子夹好。
“我得跟你们说清楚。”他说，“这个案子立了，也不一定马上有结果。取证要时间，五个人的笔录要一份一份核。你们要有准备。”
“我们知道。”周兰说。
“还有。”他看着我们四个，“从现在起，你们谁也别在网上说话。一句都别说。你们一开口，辩方就说你们串供。”
“我们不说。”
“那回去吧。”
“所以不是民事纠纷。”韩律师说，“是以曝光相要挟，索取财物。”
那天下午，警方受理了。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刚亮，光是白的。
王翠萍站在台阶上，掏出手机给她男人打电话。
“喂。我报完了。”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我没哭。”她说，“我哭什么。”
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转过身，背对着我们，肩膀一耸一耸。
周兰走过去，把手放在她背上。
“哭吧。”她说，“哭完了回家做饭。”
十二月二十六日，张秀英来了。
她一个人来的，穿一件旧羽绒服，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六万块的转账凭证。
“我儿子让我来的。”她说，“他说妈，你要是不去，我这辈子考上了也抬不起头。”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
“张姐，你儿子考什么。”
“乡镇。”她说，“今年第三年。”
“他知道你这九万的事吗。”
“知道。”她说，“我签协议那天晚上，他跪在我面前哭。他说妈，我以后挣了钱还你。”
她把水杯捧在手里，没喝。
“我说不用还。我说妈只求你一件事，你以后当了官，别让人家这么欺负人。”
那天下午，第五份笔录做完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韩律师打电话给我。
“宋姐，立案了。”
“什么罪名。”
“敲诈勒索。”她说，“数额巨大，五起，情节严重。”
我握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边。
窗外是半地下室的天井，能看见一小块天。
“还有一件事。”她说，“今天下午五点半，他们在机场被拦下了。”
“机场。”
“两个人，买了去昆明的机票，再从昆明走。”她说，“边防那边有布控。”
我站在窗边，半天没说话。
“宋姐。”
“我在。”
“你现在最该做的事，是睡觉。”她说，“明天上午九点，还有一场询问。”
我把电话挂了，坐在床边。
我想起十月十八日晚上，陈嘉树站在玄关那儿跟我说，宋姐，我给你一晚上。
他给我一晚上。
现在，我也给他一晚上。
我躺在床上，想起一件事。
十月十八号那天晚上，我从保姆间出来上厕所，路过客厅。
客厅没人，灯关着。三脚架还立在那儿，补光灯歪着头。
我站在黑里，看了一会儿那个贴在门框上的摄像头。
它也在看我。
那时候我不知道，一个指甲盖大的东西，能把一个人的六十天捏在手里。
现在我知道了。
知道以后，我把自己那个，交上去了。
我把灯关了，躺下。天井里有人在倒水，哗的一声。
我睁着眼，听见自己的心跳。
13 谁在抱她
案子立了以后，孩子被送去了市儿童临时监护中心。
我是从韩律师那儿知道的。
“民政接走了。”她说，“先做体检，再做基因比对。”
“比对什么。”
“跟全国打拐库比。”
我坐在出租屋里，握着手机。
“宋姐，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她说，“孩子的来路，不是我们能碰的。你别去打听，也别在网上说。”
“我知道。”
“你手里那些影像，全部交给办案单位。一张都不要留在自己手里。”
“我交。”
一月六日，我把三张卡、一个纽扣摄像头、一本护理日志，全部交了上去。
民警清点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
“这个日志，你要不要留个复印件。”
“不用。”我说，“我记得。”
一月十一日，市妇联那边组织志愿者去监护中心帮忙。我在月嫂协会的群里看见通知，报了名。
去之前我犹豫了两天。
我怕见到她。
一月十四日上午，我进了监护中心。
我在门口换了鞋，套上一件蓝色罩衣，洗了手。
值班的护工姓吴，四十来岁，给我一张表，让我签字。
“你以前带过她。”
“带过七天。”
“那她认你。”她说，“我们这儿的孩子认人。带过三天的都认。”
“她怎么样。”
“夜里哭。”吴护工说，“哭起来不睁眼，就是哭。我们四个人轮着抱，抱到天亮。”
三层楼，走廊刷成浅绿色，墙上贴着小动物的图案。值班的护工领我上了二楼，指着一张婴儿床。
“这个，八个月，女孩，来了半个月，不太好带。”
我走过去。
她躺在那儿，穿着一件医院的白罩衫，比她自己的衣服大两号。她瘦了，脸小了一圈，两只手举在耳朵边上。
我站在床边，没有马上抱。
她睁开眼，看着我。
看了半晌。
然后她哭了。
嘴一瘪，眼泪从眼角往耳朵那边流，没出声。
我把她抱起来。
她比上次轻。比我抱她的时候轻了一斤多。我把她贴在我肩膀上，一只手托着屁股，一只手拍背。
三下。
她不哭了。
我抱着她，在走廊上走了七步，停下。
她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口水流在我领子上，温的。
我抱着她，在走廊上慢慢走。
走到第三个来回，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纸，上头印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编号。
我找了一圈，没找到年年。
后来我明白了，她还没上墙。
上墙的是有名字的。
护工在旁边看着。
“她认你。”
“她认我。”我说。
我在那儿待了两个钟头。喂了奶，换了尿布，拍了她睡。
走的时候我把她放回床上，掖好被角，退出去，带门。
我站在走廊上，看表。
十一点四十二分。
那天下午，我在回去的公交车上，收到一条私信。
是林知夏的账号。她的账号已经被封了，但私信还能发。
“宋明月，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
我看着这行字，看了三站地。
然后我回了一句。
“我没放过你。我只是没替你瞒。”
发出去以后，我把手机装进兜里，靠着车窗闭上眼。
我知道她会怎么想。她会觉得我狠。她会觉得我一个做了十一年月嫂的人，抱过六十三个孩子的人，怎么会把一个八个月的孩子交出去。
我又打了一行字，删了。
再打一行，又删了。
我想跟她说，孩子大腿上那两个针眼，我到现在闭眼还能看见。
我想跟她说，她抱孩子的时候先把襁褓理平，那个动作是真的，不是演的。
我想跟她说，她其实可以不用做这些。她只要说一句，孩子是我抱来的，我不知道来历，我带她去看医生。就这一句，她今天还能抱着孩子。
我最后什么都没加。
可她没问过一句：那个孩子的妈在哪儿。
一月二十二日，基因比对结果出来了。
韩律师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比对上了。南方，今年八月丢的。孩子被抱走的时候，才六个月。”
“那边什么情况。”
“妈在工厂上班，爸跑货运。孩子丢的那天，妈抱着她在路边等车，一辆面包车停下来问路，问完就抱走了。孩子哭，那人说后座有糖。”
“找了五个月。”
“找了五个月。”她说，“他们把寻人启事贴到了三个省。”
我坐在床板上，手机贴在耳朵上，没说话。
我坐在床板上，半天没说话。
“那两个人……”
“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她说，“另外还有一条，正在查。”
“什么。”
“给他们牵线的那个人。”她说，“这条线不短。”
我把电话挂了。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不知道谁家办喜事。
二月三日，我去了一趟监护中心，是最后一次。
护工说，孩子要送回去了，亲生父母来接。
我在门口站着，没进去。
门开的时候，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出来。她三十来岁，瘦，头发乱着，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她男人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孩子的东西。
她走到我面前，站住。
“你是宋姐吗。”
“我是。”
她把孩子往我面前递了递。
“你抱抱。”
“我抱过了。”
“你再抱一下。”她说，“她回去以后，我就不知道她认不认得你了。”
我把孩子接过来。
她在我怀里动了一下，睁开眼，看着我，又闭上。
我把她还回去。
那个女人抱着孩子，弯下腰，给我鞠了一躬。
“谢谢。”
那个女人抱着孩子，走了几步，又回头。
“宋姐，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在他们家，她哭的时候，你抱她吗。”
“抱。”
“她认你吗。”
“认。”
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眼泪掉在孩子脸上。
“那就好。”她说，“那我就放心了。”
“别谢我。”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你做了。”她说，“你要是不说，我闺女现在还在别人家里。”
我站在监护中心的门口，看着他们上了一辆面包车。
车开走了。
我在那儿站了半天，手插在棉袄兜里，风从领口灌进去。
我想起第一天进门，我把年年放在婴儿床上，抬头看了一眼窗帘杆。
那时候我以为我在防人。
我防的是我自己被冤枉。
我没想到，最后被拍下来的，是别人。
我在门口站到车开远，才转身走。
公交车上，我掏出手机，把那个叫“待用”的文件夹找出来。
里头还剩三段视频。
我一段一段删了。
删到最后一段，我停了一下。
那是十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她洗澡，两条小腿在水里蹬。
我看了三秒，删了。
14 第八天
二月二十七日，案子开庭。
我没去。
韩律师去了，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
“三年半。”
“谁。”
“陈嘉树。”她说，“林知夏两年，缓三年。另外还有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数罪并罚。”
“钱呢。”
“追回来二十九万。剩下的，拍卖。”
“那五个人的。”
“五个人的。”她说，“按比例退。你能拿回零。”
“我本来就没给钱。”
“对。”她说，“你是唯一一个没给钱的。”
三月十二日，我妈出院了。
我把她接回村里，屋里烧上炕，买了一台制氧机，两千八。她坐在炕上，看着那台机器嗡嗡响，说了一句：“这玩意儿费电。”
“费电就费电。”
“你哪来的钱。”
“挣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妈，我把话说清楚。”我说，“我没偷。法院的调解书上没有盗窃两个字。我认的是私装摄像头，罚了两千。”
“两千也是罚。”
“是罚。”我说，“可我要是当时认了偷，今天我得赔五十万，还得在报纸上登道歉。”
她坐在炕上，看着那台制氧机。
过了会儿，她说：“那你把那两千挣回来。”
“我挣。”
那天下午我把院子扫了一遍，把柴劈了，码在墙根。
我妈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我。
“明月。”
“嗯。”
“你以后还进城。”
“进。”
“还干那个。”
“干。”
她没再说话，低头把一颗掉了的扣子重新缝上去。
三月十八日，家政平台给我解了风控。王经理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院里劈柴。
“明月，名单撤了。”
“嗯。”
“你回来干吧。我给你派单，第一单我亲自跟。”
“王经理。”
“你说。”
“我不回你那儿了。”
那边停了一下。
“你自己接？”
“我自己接。”我说，“我印了单子。”
“你印什么单子。”
“服务单。三条。”
“明月，你这样没人敢用你。”
“那就没人用。”
那边静了静。
“行吧。”他说，“你要是接不着，回来找我。”
“王经理。”
“嗯。”
“那天下午，是不是你跟陈嘉树说的。”
他没说话。
过了几秒，他把电话挂了。
三月二十日，我接了一单。
城西，一对小夫妻，男的做装修设计，女的是小学老师。孩子四十天，头一胎，两个人手忙脚乱。
我进门那天，先没看孩子。
我把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男的问。
“我的服务单。三条，你们看一下。”
他翻开。
第一条：入宅当日，双方清点物品，逐项登记，拍照，双方签字，各持一份。
第二条：我会在婴儿房安装一个摄录设备，位置当场告知，存储卡由你们保管，随时可查。
第三条：每日护理日志拍照发家庭群，晚十点前发。
他媳妇凑过来看。
“日志还要发群里。”
“发。”我说，“每天一张，拍本子，不拍孩子。”
“为什么。”
“拍孩子，你们会觉得我在给你们看孩子多好。”我说，“拍本子，你们看的是我干了什么。”
她看了我一会儿，笑了。
“宋姐，你这个人说话真直。”
“我三十八了，绕不动了。”
他看完，抬起头。
“宋姐，这个第二条……”
“怎么了。”
“不用装吧。”他笑了笑，“我们信你。”
“你们信我，我信这条。”我说，“不装我不接。”
他媳妇从卧室里出来，抱着孩子，头发乱着，眼圈发黑。
“装。”她说，“装两个都行。我昨天一夜没睡，我就怕她半夜呛奶我不知道。”
我从包里把那个新的摄像头拿出来，当着他们的面，贴在婴儿房窗帘杆的里侧。
“就这儿。”我说，“镜头对着床，能拍到孩子，拍不到门口。你们要是想看我在干什么，不够。要看我干得怎么样，够了。”
男的站在凳子上看了半天。
“为什么不对着门。”
“对着门，拍的是人进人出。”我说，“对着床，拍的是孩子。我要你们看孩子。”
他下来，把存储卡抠出来，装进自己兜里。
“卡我拿着。”
“你拿着。”
他忽然问了一句。
“宋姐，网上那些，是真的吗。”
我把手里的笔放下。
“哪部分。”
“说你偷东西那部分。”
“不是真的。”我说，“我私装摄像头那部分，是真的。”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
“那你还敢进别人家门。”
“敢。”我说，“我现在进门前，先把话说清楚。说清楚了，我睡得着。”
男的把单子看完，抬起头。
“宋姐，你这个第二条，我媳妇刚才说装两个都行。那我要是不装呢。”
“那我不接。”
“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我说，“我上一户，进门第一天签的规范，第十一条写着不许带摄录设备。我签了。后来我拿不出东西。”
他想了想，把单子推回来。
“签吧。”
那天上午，我清点了他们家所有的东西。冰箱、药箱、抽屉、柜子，一样一样登记。登记到婴儿房那个抽屉的时候，里头有一只银锁，用红绳系着。
我拿起来，看了看，放下，在单子上写：银质长命锁一只，旧，红绳。
他媳妇站在旁边，忽然说了一句。
“宋姐，你上一户，也这么写吗。”
“也这么写。”
“写了也白写。”
“没白写。”我说，“要不是那张纸，我今天还在打官司。”
她低下头，看着单子上那行字。
“那我也签一个。”
她拿起笔，在“甲方”后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得用力，笔尖把纸戳出一个小洞。
他媳妇站在旁边看。
“这个是我妈给的。”
“我知道。”我说，“我写上。”
“写这个干什么。”
“以后谁问，这张纸说话。”
她没听懂，但她点了头，签了字。
中午，孩子哭了。
我洗手，擦干，走过去。
把她抱起来，贴在我肩膀上。一只手托屁股，一只手拍背。
三下。
她不哭了。
我抱着她，在房间里走了七步，停下。
窗外的太阳照进来，落在她后脑勺上，头发是软的，黄的。
我低头看了她一会儿。
我今年三十八，做月嫂十一年，带过六十五个孩子。
我把她放回床上，掖好被角，退出去，带门。
站在门口，我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
中午十二点零七分。
我在日志上写：十二时整，喂奶，六十毫升，拍嗝，安睡。
写完，我拍了张照，发到他们家群里。
群里那个男的回了一句：收到，辛苦了。
我收起手机，往厨房走。
身后传来孩子的一声哼，轻得像叹气，然后没了。
我站住，听了一下。
屋里静着。
我接着往前走。
厨房里有半锅小米粥，是我早上熬的。
我盛了一碗，坐在小板凳上吃。
吃到一半，手机震了一下。
是他们家群里那个女的发的：宋姐，她睡了，你也歇会儿。
我回了一个字：好。
回完我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着窗外。
三月了，楼下的玉兰开了，白的，一树。
我今年三十八。
我还可以再干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