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拥有可以无限动用的异能，却被一条死亡法则缚住手脚。
旁人猜中我的能力，我即刻消亡；一旦猜错，他的寿命、记忆、存在，尽数归我。
我赊命求生。代价呢？它不响，不闹，只悄悄啃噬至亲的性命。
押名人接踵而至，赌命围猎。
我艰难反杀。每一场胜利，都沾满肮脏。
直到纪霜摊开七年推演，我才幡然醒悟：我活着，就是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负账。
1.
孩子被撞飞出去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别死。
雨下得不痛快。
绵密，冷，从傍晚一直拖到夜里十一点。
便利店门口的灯箱坏了一半，“便”字亮着，“利店”两个字一明一灭，像有人在里面喘气。
我蹲在收银台后面补货，把一箱矿泉水一瓶一瓶码进冰柜，手指冻得发僵。
门外那条路没有红绿灯，只有一道斑马线，漆掉得差不多了，雨天里更像几道白影子。
电动车从左边冲出来。
外卖员穿着蓝雨衣，车头歪了一下，外卖箱在雨里翻了个面。
孩子的身体像一件没人要的衣服，从车头弹出去，落在我便利店门口的水泥台阶上。
那声闷响，不像撞到人，像一袋米摔在地上。
血从他耳朵里往外冒，冒得很慢，慢得不像血，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点红墨水，又被雨水一点点冲开。
我跑出去，蹲下，手在他胸口按。
按下去，没有弹回来。
我又按了一次。
第三次的时候，胸口动了。
很轻的一下。
像有人在里面敲了敲。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想了什么。
后来反复回想，只记得一个很短的念头，短得像眨眼：别死。
就这两个字。
没有“救活他”，没有“我愿意付出什么”，也没有后来那些账。
我蹲在雨里，手压在一个陌生孩子的胸口上，雨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台阶上的血被冲成一条淡红色的细线，流进下水道。
我按了很久，久到膝盖发麻，久到外卖员在旁边打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孩子他妈十分钟后赶到，抱着孩子跪在雨里喊。
她没打伞，头发贴在脸上，喊的是孩子的小名，喊了两声就喊不出来了，只剩喉咙里那种被堵住的声音。
救护车来了，蓝灯把整条街照得一明一暗。
医生检查完说，颅内出血，压迫的位置很危险，但血止住了，命在。
他说完看了我一眼：“你做什么了？”
我说我没做什么。
医生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他把孩子抬上车，车门关上，救护车走了。
外卖员蹲在路边，雨衣脱了一半，里面全是汗。
围观的人散了，便利店的灯还在闪。
我回到店里，洗了手，发现指甲缝里还有一点血，洗了两遍才洗干净。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抽烟。
雨停了，地上有水，路灯照在上面，一片一片的。
我的手还在抖，抖得烟拿不稳。
但我在笑。
三个月了。
三个月没找到工作，投出去的简历像扔进井里的石头，一声回响都没有。
父亲住在县医院，一天一千二。
我值这一夜班，一百二。
母亲走得早，妹妹在南方打工，前年跟我说想开个小店，我说好，等我攒点钱。
我攒了半年，攒了两千四，父亲一住院，两天就没了。
三个月来第一次，我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第二天早上刷牙，掉了三颗牙。
不是一颗一颗掉的。
漱口的时候嘴里有东西，我吐出来，三颗牙落在洗手池里，白得刺眼。
镜子里，我右边鬓角白了一撮，不是一根，是一撮，像被人用粉笔抹了一下。
我以为是没睡好。
我三天没睡觉了，可我不困。
这一点，我当时没在意。
我去了趟医院，抽血，拍片。
医生拿着片子看了很久，又翻了一张，再翻回去。
“你多大？”
“二十六。”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在镜片后面眨了两下。
“骨龄四十六。”
我没听懂。
“我说，你的骨头，四十六岁。”
他顿了顿，把片子往我这边推了推：“你是不是弄错身份证了？”
我把片子拿回来，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出来，一片灰白。
走出医院的时候下雨了。
我站在雨棚下面，把片子举起来对着天光。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救那个孩子这件事，可能不是白救的。
公交车上人不多。
我坐在最后一排，把片子塞进包里，手一直摸着右边鬓角。
前排有个老太太在打电话，说她孙子发烧了，三十八度五。
我听着，脑子里却在想那个孩子。
想他胸口那一下。
像有人在里面敲了敲。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一点没洗掉的消毒水味。
那一下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按下去的时候，心里有过一个念头。
那个念头很短，短到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可能记错了。
2.
我用了半个月，摸出了规律。
第一次试，是便利店外面一只快死的猫。
那只猫在门口垃圾桶旁边躺了两天，身上湿了一半，眼睛半睁着，肚皮几乎不动。
我蹲下，看了它一会儿，想了一下“活”，它活了。
它先是尾巴动了一下，然后前爪撑着地，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钻进巷子。
第二天我看本地新闻：城西一个晨跑的中年人，猝死在跑道上，四十二岁。
新闻很短，只有三行，连照片都没有。
第二次，是隔壁药店的玻璃门。
那门本来就松，被风吹得撞来撞去。
我推的时候想着“别碎”，门没碎。
当天下午，隔壁街有人无故昏睡，睡了三天。
那三天里，他家里人把附近诊所跑遍了，查不出原因。
第四天他自己醒了，说做了个很长的梦，梦里一直在走路，走不到头。
第三次我没有用。
我只是想了一件事，想要一个人别再来找我麻烦。
那个人是常来店里赊账的酒鬼，欠了三百多，每次来都拍收银台。
第四天，那个人搬走了。
第五天，房东说他半夜走的，东西都没拿全，像被什么撵着。
我做了一张表，写在一张便利店的收银小票背面：
用了什么——隔天谁出事——多远。
三行。
每行的距离都在两公里上下。
我坐在仓库的泡沫箱上，把这张小票看了很久，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账不是不还，是先让别人还。
离我远的，不认识的人。
那我就只要，别在熟人身上用。
从那天起我放开了。
父亲的医药费，我一次性交了半年，一万八。
交完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钱是从哪来的，我只知道我“要”了，然后就有了。
像从很深的口袋里掏东西，掏的时候不觉得费力。
收费窗口的玻璃反着光，我看见自己的脸，右边鬓角那撮白好像又大了一点。
我把找零塞进口袋，没敢再看。
我换了份白天的工作，在便利店隔壁的写字楼里做录入员，一个月四千八。
我给妹妹转了三千。
她在南方打工，前年跟我说想开个小店。
我在转账备注里写：别省着。
她很快回了一条语音，说哥你发财了？
我说没有，老板发了奖金。
她笑了两声，说那你也给自己买件新衣服。
我说好。
我没买。
我把钱留了一部分在卡里，想着下个月再给父亲交一笔。
那半个月，是我这辈子最舒服的半个月。
我白天坐在写字楼里敲键盘，晚上回便利店值夜班。
便利店的夜班其实没什么事，后半夜几乎没人，我就坐在收银台后面看手机。
父亲在医院里稳定下来，护士说他能喝粥了。
妹妹发了几张店面的照片，说在谈租金。
我回她：别急，慢慢来。
我以为我终于把日子过顺了。
然后父亲垮了。
住院第七天。
护士站的小姑娘跑过来喊我，说老爷子不太好。
我进病房的时候，床上那个人我看了一眼，没认出来。
他瘦了。
不是病瘦，是那种被时间抽干的瘦——脸颊陷下去，眼皮耷拉着，手背上的血管像树根一样凸出来。
我拉过椅子坐下，握住他的手。
那只手在我手里，像一张揉过很多次的纸。
护士在旁边小声说，老人一夜之间垮下去是常事，你们家属要有准备。
我说好的，谢谢。
她走了。
病房里只剩我们两个，还有呼吸机那个一上一下的声音。
父亲没睁眼。
他的呼吸很轻，轻到我要凑近才能听见。
我坐在那里，突然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河里摸鱼，他站在水里，裤腿卷到膝盖，回头跟我说，别下来，水深。
那时候他的手很有劲，一把能把我拎起来。
现在那只手在我手里，轻得不像一只手。
我蹲在走廊里，蹲了半个小时，站不起来。
我脑子里那三行小票，突然全部改写了一遍。
第一次：晨跑的中年人。
第二次：无故昏睡的人。
我以为那是本金，其实那是零头。
真正的账，从来没有走过“陌生人”。
它一直挂在最亲的人身上，只是排在后面。
我用了半个月。
我一直在花我爸的时间。
父亲是三天后走的。
走之前他醒过一次，眼睛看着天花板，说了一句“你妈来了”。我说爸，妈不在了。
他没听见，笑了一下，又闭上眼。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笑。
3.
父亲走了。
凌晨三点零七分，走得很安静，像被人叫回去了。
我办完丧事回来，第三天就重新上班。
我什么也没做。
我把所有钱都退了，把录入员的工作辞了，回到便利店值夜班。
“退钱”这件事说起来很怪。
我找到那些曾经莫名其妙多出钱的账户，能退的退，能还的还。有一笔一万八的医药费，我去医院财务科问能不能退，窗口里的人像看傻子一样看我。
最后我没退成，那笔钱就留在医院账上，当是我爸最后半年的床位费。
我把录入员的工牌剪了，扔进垃圾桶。
我每天坐在收银台后面，什么也不想要。
第七天，来了第一个人。
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穿灰夹克，头发有点油，进门先买了一包烟，然后没走，站在收银台前面看着我。
他看了很久。
看得很认真，那种认真的看，让人后背发凉。
“你想干什么？”
“我看看你。”他说。
他把烟放在台面上，慢慢地说了一句话。
很短的一句话。
短到不像遗言。
然后他开始老。
我没有看清过程。
我只看见他的皮肤往下塌，塌得很快，像有东西从里面被抽走了。牙齿从嘴里掉出来一颗，落在台面上，滚了半圈。
头发在几秒钟里从黑变白，从白变成一种很干枯的灰。
最后，一件灰夹克落在地上。
台面上还有那包烟，和一颗牙。
我蹲下去捡那件衣服。
捡起来的时候我才开始吐。
吐完了，我靠在货架上看那件空衣服，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杀人了”。
是——
我又赚了一笔。
这个念头让我第二次吐。
那天晚上我没敢回家，在仓库里坐了一夜。
我坐在泡沫箱上，看着自己的一双手。
我想不出那双手有什么不一样的。
它们跟昨天一样，指甲剪得很短，虎口有一道旧疤，是小时候帮父亲搬煤球划的。
可就是这双手，刚才什么也没做，一个人就没了。
我低头闻了闻手心，什么味道都没有。
没有血，没有烟，没有老人味。只有一点便利店仓库的纸箱味。
第二天来的老头，进门先关灯。
“别关。”我说。
“关着好说话。”他把灯又关了，只留了收银机那点绿光，坐下，从怀里摸出一瓶散酒，倒了两杯。
“我姓周。”
“你要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我来讲规矩。”
他喝了口酒，说得很慢。
“第一：这世上有那么些人，天生带点东西。那东西测不出来，仪器只能测现象，测不了意思。”
“第二：谁能把他那东西的真名说出来，他当场就死。”
我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
“第三，”老周说，“说名字，是拿自己下注。押中了，你拿走他的；押错了，你的归他。”
他喝完那杯，又倒了一杯。
“我在这一行三十年，只押过三次，三次都对。”
我抬头看他。
“那你现在——”
“我现在每天在想我到底是什么。”他把杯底剩下的酒一口闷了，“想这件事，等于慢性自尽。”
我咽了口唾沫：“那我刚——”
“我知道。”他打断我，“你身上没动。那人押错了。”
“他为什么押错？”
老周笑了，笑得很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押什么。”
他站起来，把外套抖了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现在最怕的不是死。”
“……是什么？”
“是你发现自己不在乎别人死。”
他说完就走了。门上的铃响了两声。
我在黑暗里坐了整整一晚。
老周的话像一颗钉子，钉在我脑子里。
我反复想那句“他不知道自己在押什么”。
灰夹克死之前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我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很短，短到我甚至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人话。
可就是那句话，把他自己押没了。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很确定地站在我面前，很确定地说出那个词——我会怎么样？
我不敢往下想。
上班第三天，店里来了个熟客，小李——在对面奶茶店做店员，每天下班来买关东煮。
他跟我一样，二十几岁，说话很快，笑起来露出半颗缺了的门牙。
“哥，还有萝卜吗？”
我从锅里给他捞了三块，汤多了一点。
他接过碗，站在收银台旁边吃，一边吃一边说今天遇到个神经病客人。
说那人点了一杯奶茶，非要少冰，少冰又嫌不够冰，加了冰又说太冰，最后把奶茶摔在柜台上走了。
“你说这种人图什么？”他咬着萝卜，含含糊糊地说。
我说图个痛快。
他笑了，说哥你说话真有意思。
我看着他的门牙。
那天夜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那件灰夹克里，曾经有一个人。
那个人押错了，他死得很干净，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而我在旁边收钱。
我不是什么被追杀的可怜人。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省事的一种凶手——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有人自以为是，我就有收入。
4.
她叫纪霜。
个子不高，穿一件起了球的深色风衣，从进门那一秒起就没看我的脸，只看了我身后的货架。
“有没有热的。”
“热水两块钱。”
她付了钱，拿着杯子坐下，从包里拿出一沓纸，摊在收银台上。
那是一张表。
时间、地点、死者年龄、死亡方式、死亡前一小时的位置。
四十六行。
纸边被翻得起了毛，有几页贴着便利贴，字很小，密密麻麻。
“这片区三年，四十六个人，死法都不一样。”
她用手指从第一行划到最后一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死在以这里为圆心，两公里以内。”
她抬头看我。
“我不是来押你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做统计。”她把纸收回去，一张一张对齐，“我不押名。我这七年，一个字都没押过。”
我松了一点。
她又说：“但我可以让你自己往下掉。”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是在三天后才听懂的。
三天里，我的生活是这样的：
第一个押名人，穿西装，在我店门口站了四个小时，进来买水，付钱的时候说了一句，押错了，倒在门口。
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瓶水，水滚到货架底下，瓶盖没拧紧，漏了一地。
我拖地的时候闻到一点漂白水味。
第二个押名人，是个女的，很年轻，眼睛很亮，进门先问我父亲是不是刚去世，我说是，她说节哀，然后押错，死在我面前。
她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我伸手给她合上，手指碰到她的眼皮，凉的。
第三个没进来。
他在门外站着，站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走了。
第二天我在小区门口的贴吧里看见一条消息：有人在那边发现了一具尸体，说是冻死的。
我开始算自己的账。
从父亲走那天起，我没有任何一天是睡着的。
我坐在收银台后面，一整个夜班，眼睛睁着。
天亮了，我还是不困。
我摸了摸自己的鬓角，那一撮白，面积大了两倍。
我算不出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被逼着做一个决定。
如果我不再还手，我会被人一直押，总有一个人押对。
如果我出手——我不能“杀”人。
我只能让别人押错。而让别人押错的办法，是让他“看到”一个假的答案。
我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下午三点，小李来了。
“哥，萝卜。”
“没萝卜了。”我说，“你帮我个忙，去后面货架第三排，看看还有没有。”
他端着碗，笑着往里面走。
那一刻我在心里想了三个字。
让他消失。
三秒。
我说的是三秒，从头到尾，只消失三秒。
我算好了，背后那道门关着，声音很小，他出去的时候正好有一辆车在卸货，没人会注意。
那个押名人那时就在门外，隔着玻璃，正在看。
三秒后，小李回来了。
“哥，没有啊。”
“那算了。”
我把关东煮递给他。
他接过碗的时候，还在笑。
晚上七点，我从店里出来，去对面奶茶店，想跟小李说一声对不住。
我在玻璃门外面站住了。
他站在柜台后面，给客人找零。
找了半天，那张钱翻来覆去地看。
客人说：“二十三。”
他抬起来，很客气的笑：“对不住，我……我叫什么来着？”
奶茶店老板娘在旁边拍了他一下：“小李，你干嘛呢。”
“小李”这两个字，他没有反应。
他愣了一会儿，笑了一下，说：“对。小李。”
我站在门外，手还扶着门把。
那天回店里，我在收银台后面坐了整夜，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他家里人问起来，我该怎么说。
我什么都没想出来。
我赢了。
我在天亮之前，一直想着这两个字，想着它们有多便宜。
后来小李还是每天来买关东煮。
他还是笑，还是会说今天遇到个神经病客人，但他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问我：“哥，我昨天是不是来过？”我说来过。
他说哦，然后继续吃。
他忘了自己忘了什么。
我看着他缺了半颗的门牙，什么也没说。
5.
我摸到了一条活命的规矩。
只要我自己不确定我是什么，就没人能押中。
押名的人要先自己相信，才能开口。
他相信的是一种“答案”。
可如果那个答案在我身上没有落点——他自己就会开始发虚，一发虚，那一句话就押不出去。
所以我要练的本事，只有一样：
不想。
不想我是谁。
不想我从哪来。
不想那个孩子为什么活下来，不想我爸为什么走，不想那三个押错的人躺在我门口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我每天上班，收钱，扫货，摆货架。
我把脑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搬，像搬空一间屋子。
那半个月，很顺。
第一个来的，是个老头，戴鸭舌帽，进门就说了一句。
押错，当场老死，倒在饮料柜前面。
他倒下的时候帽子掉了，露出头顶一块老年斑。
我把他帽子捡起来，盖回他脸上。
第二个，一个年轻人，很激动，说话的时候手在抖，他说了一句，押错，然后站在原地很久，慢慢把眼睛闭上了，好像忘了自己叫什么，安安静静地站着，一直站到天亮。
我报警，警察来了，说这是无主人员，登记一下就走了。
第三个，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可是第二天我怎么都想不起他进门以后发生了什么。
我只记得收银机上多了一笔钱，一块五，一包口香糖。
我摸了摸手背。
便签在。
上面写着两个字。
陈默。
那是我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写。
我只知道那天早上醒来，我坐在床上想了很久，才想起自己叫什么。
那一瞬间我有点慌，从便签本上撕了一张，写下“陈默”，贴在手背上。
我把它按紧了一点，怕它掉。
那天早上我醒过来，花了一点时间才记起自己在便利店上班。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户外面，天已经亮了。
我努力想，我想不起来我妈的生日是哪天。
我甚至要想一下，我妈还在不在。
我摸到手背上的便签，才踏实下来。
就在那天中午，纪霜来了。
不是押名的人。
她进门不看货架，看我的手背。
“你手背上是什么？”
我把手缩回去。
“你现在一直在忘事，”她说，“你每天都忘一点。你比他们死得慢。”
她说完就走了。
我追出去两步，站在门口，看着她在雨里走远。
她走得很慢，一点也不像在追人。
她像是在等我。
那天晚上，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第一次开始想：我为什么不用睡？
人总得有一段时间是不清醒的，不然那点东西——那个“我”——早就用完了。
可我不用。
我不困。
我吃了东西也不饿。
我上班的时候手被货架划破过，第二天早上就没了。
我一直在借。
借谁的？
我闭上眼，想了一分钟，然后睁开。
我不能再想了。
再想下去，我就得给自己一个答案。
6.
雨下了一整天。
晚上十一点半，纪霜推门进来。
这一次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折了三折，用胶带封过，胶带发黄。
她坐下，把档案袋放在收银台上，没有打开。
“我妹妹叫纪雪。”她说。
“七年前，她押中了一个人。她赢了。她拿到了那个人的东西。”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拿到了以后，她活了十一个月。”
“她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她抓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就走了。”
我等着。
她没说那句话。
她只是把手放在档案袋上，慢慢地说：
“这七年，我把这四十六份档案做了一遍。两个人的死法不能相同，但反过来——同一种死法，不会出现在两个不同的答案上。所以我不需要押中你。
我只需要一个一个把这四十六种死法对应的答案排除。”
“只剩一个。”
“今晚我把它算出来了。”
我的手在收银台下面，慢慢握起来。
“但是，”她说，“我不用它押你。”
我抬头。
“因为我妹妹押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看着她押，看着她赢，看着她死。”
“然后我用七年时间明白了一件事。”
她把档案袋往前推了推。
“我一直在算你是什么。算到今天我才发现，我算的根本不是你。”
“你身上没有账。”
我又没听懂。
“我查过这三年所有在这附近出事的人，我查过他们的病历、他们的家属、他们的赔偿单。没有一个死者的家属，收到过一分来路不明的钱。”
“你拿的所有东西，都落进了别人身上。”
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稳。
“因为你身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存放你欠的东西。”
她站起来。
“你活到今天，不是因为你厉害。是因为你身上一直空着。”
“你是空的。”
我的脑子在那一刻，第一次往下沉了一点。
她看着我：
“你不需要怕我押中你。你该怕的是——你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你也一直不肯问。”
“现在我问你一句。”
她弯下腰，看着我，眼睛在便利店的白光下面，一层一层的。
“你不欠任何人。”
我倒了。
不是慢慢倒的。
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那根撑着的骨头，从椅子上滑下去，膝盖先落地，然后是额头。
我倒在地上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她押中了。
我躺在地砖上，闻着那点消毒水的味道，听着冰柜压缩机在响。
很安静。
我等着。
等着自己像那三个人一样，像那件灰夹克一样。
7.
我没有死。
我在那块地砖上躺了很久——大概是十几秒，也大概是一分钟。然后我撑着货架站起来。
我站起来的时候就在笑，笑得很难看，因为我知道了。
“你说的不是我。”
她的脸一点都没有变。
“你说的是你妹妹的话。”
“你复述一句死人的话。那句话没有押注，没有下注的人，没有要赢的东西。”
我扶着货架，呼吸很粗。
“唯名律只对下注生效。”
“对哀悼不生效。”
她还是那样站着，看着我，眼睛干干的。
“你说得对。”她说。
“我没押你。我这七年没押过一次。”
我把手放在收银台上。
手在抖。
“可你刚才那句话，”我说，“差一点点就是我的名字。”
“差一个字？”
“差一个意思。”
她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笑得很轻，也很累。
“那你现在知道了？”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头发。
我想的是——我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做。
可是就在我倒下去、脑子里什么都空的那一秒，我的身体比我的脑子快。
它要活。
它自己去赊了一次。
我当时不知道赊了什么。
等我站起来，我看见了。
纪霜的头发，在我眼前，从黑变成一种很干的灰。
她的脸塌下去了一点。
手背上的皮肤像被水泡过又晒干。
她扶着桌子，慢慢坐下，坐下的时候嗯了一声，很轻的，像钥匙插进锁孔。
她坐在那张塑料椅子上，抬头看我。
“我刚才还在想，”她说，“我要把他算出来。”
“我算了七年。”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安静了一会儿。
“我妹妹……当年也是这么死的吗？”
我张着嘴。
我答不出来。
她也好像不在乎我答不答。
她把档案袋推过来一点：
“这个给你。四十六份。”
“我算完了，剩下的你自己看。”
她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两下桌子。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说了最后一句话。
“他们押错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点高兴？”
门上的铃响了两声。
那天夜里，我一直在想这句话。
我一直想到天亮。
结尾
雨停了。
天开始翻白。
我把那袋档案收进抽屉最底下。
抽屉里还有一张纸：账本。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在的，也不知道它是谁写的，我只知道它一直在，跟我一起上班，一起站在收银台后面。
我翻到最后一页。
前面全是数字。
那些数字很大，很大，一直往上堆，堆到我看不过来。
每一笔都有一个来源，短的，长的，有的只有一个日期。
最后一栏，是我。
我盯着那一栏看了很久。
不是零。
是一个负号。
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把抽屉关上，从便签本上撕下一张。
笔在手里捏了很久，指尖有点凉。
然后我写了一个词。
写完，我看两秒。
划掉。
划得很用力，纸都被划破了。
我把那张便签贴在手背上，贴在“陈默”上面，两层。
然后我抬起头，看了看门口的监控。
红灯还亮着。
雨后的风机在外面转。
便利店里的灯管有一根在闪，一闪一闪，把整个店照得忽明忽暗。
收银台上，那包没人拿走的烟还在。
旁边是一颗牙。
我伸手把它捡起来，放在纸巾上，包好，扔进垃圾桶。
冰柜的压缩机响了一下。
我又坐回收银台后面。
手背上的两层便签贴在一起，有点痒。
外面天亮了，路上开始有车。
我什么也没想。
因为从今晚起，我连“我是什么”都不能想了。
——那是我唯一还剩下的东西，也是我唯一不能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