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楔子 井沿上的八双鞋
2004 年 1 月 2 日，下午三点，搜救队找到我的时候，我坐在太平屯村口那口井的井沿上。
雪停了。天是那种下过暴雪之后才有的灰白色，亮得刺眼，看久了会流泪。我脚边摆着八双鞋，整整齐齐，鞋头朝外，像有人要穿它们出门。七双冻得硬邦邦，鞋帮上结着一层壳。第八双是我的，还软着。
带队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脸被风吹得像树皮。他蹲下来，先看我的眼睛，又看我的鞋，最后才问：
“还有几个人？”
我说：“没有了。”
他又问：“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说：“我运气好。”
这句话被记进了笔录。做笔录的警察写字很慢，一笔一画，写完抬头看我一眼，好像“运气好”这三个字有什么问题。
那年我二十一岁，中文系大三，摄影社副社长，随身带着一台凤凰 DC303 胶片机和一本硬皮笔记本。笔记本是深蓝色的，封皮上有一道被火燎过的黄痕。后来他们把本子收走了，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互相看了一眼，没让我看。
我现在四十三岁。这件事过去二十二年。我结了婚，又离了，有个女儿，今年上高一。我在市图书馆做古籍修复，工作很安静，同事说我手稳。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年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我的指尖会先发麻，然后是舌头，最后是眼眶。像有人在我身体里提前点了一盏灯。
心理医生让我把记得的都写下来。她说，写下来，你就能把它放到纸上，不用一直放在身体里。
我写了三个月。
写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我记得的，和笔录里的，不完全一样。有些地方我记得太清楚了，清楚到不该是我能看见的角度；有些地方是一片白，像被雪填平的坑。
我不知道该信哪一个。
所以我把两个都写下来。
以下是我记得的。我把它写下来，是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会连这个版本也不信了。
2 白毛风
出发那天是 2003 年 12 月 27 日，早上五点半，天还黑着。
我们七个人在师大南门口挤进一辆白色的金杯面包。车是孔亮找的，他大四，机械系，当过两年森林武警，退伍回来念书，比我们都大两岁，平时不怎么说话，笑起来左边有一颗虎牙。车是他舅舅介绍的，司机姓赵，五十多岁，本地人，林场下岗后跑私活，车身上还留着一行没擦干净的“林业局”三个字。
高远是社长，体育系的，个子高，脾气也高。这次进山是他攒了半年的局：老岭林业局的森林小火车年底要停运，最后一趟冬运，拍下来能拿去投省里的青年摄影展。他为了这次拍摄，跟家里要了两千块，又把自己的山地车卖了。
“都到齐了没有？点个名。”高远站在车门口，手里捏着一张纸。
“沈苓。”
“在。”
“苏眠。”
“在。”苏眠坐在我旁边，帽子压到眉毛，只露出半张脸。她是我最好的朋友，美术系，画速写，怕黑，低血糖，包里永远塞着水果糖。
“郑川。”
“在。”郑川在最后排，医学院大三，带了一个帆布急救包，里面碘酒、纱布、绷带、退烧药、一小瓶葡萄糖，码得像药房。
“李彤。”
“在在在——”李彤举着 DV，镜头已经对准了高远，“社长，说句话，说句狠的。”
高远看了镜头一眼，说：“这次拍摄，只许成功。”
“太装了。”李彤笑，镜头没关。
“何嘉。”
“……在。”何嘉最小，大一，是高远的表妹，穿一件过长的军绿色羽绒服，手插在袖子里，只露出两个指尖。
“孔亮。”
“在。”孔亮把最后一个登山包塞进后备箱，拍了拍车顶，“老赵，走吧。”
车门关上，暖气坏了，玻璃上很快结起霜。我用指甲在霜上刮出一个小洞，看外面的城市往后退。路灯一盏一盏地少下去，最后只剩车灯照出的两条雪白的路。
出城两个小时后，两边就没有房子了。全是树。落叶松、白桦、樟子松，被雪压得低低的，一片连着一片，像有人把整座山裹进了一床旧棉被。天亮了，但没有太阳，只有一层灰白色的光浮在树梢上。
“白毛风。”老赵说，“今天要变天。”
“白毛风是什么？”何嘉问。
“风把地上的雪吹起来，贴着地跑，看不见路，也看不见人。”老赵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八几年有一回，林场两个人出去巡线，回来一个。另一个找了三天，在离场部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找到的，坐着，靠着树，冻成了一块。”
车里安静了一下。李彤把 DV 转向窗外，说：“这段好，这段有气氛。”
我举起相机，对着车窗上的霜拍了一张。快门的声音很小，像有人在我手心里咬了一口。
十一点多，路开始往上走。雪越来越厚，车轮压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像嚼冰糖。孔亮坐在副驾，一直看着窗外，忽然说：“前面那个梁子，车过不去。”
“怎么过不去？”高远探过身。
“你看雪棱子。”孔亮指了指，“风把雪堆在路中间，一人多高。得等推雪车。”
老赵把车停在路边，下去看了一圈，回来说：“差不了二里地，翻过这个梁就是太平屯。要不你们走过去，我把车倒回去找个窝子停着，明天再来接。”
“走过去？”高远看了一眼外面的雪。
“二里地，快的话四十分钟。”老赵说，“你们年轻人，走走就热了。”
我们下了车。风一下子把人的衣服灌满，像有人从里面把棉花往外掏。雪没到小腿，走一步要拔一次腿。何嘉走在最后，走十分钟就要停一下。苏眠把她的一根登山杖给了她，自己抓着我的胳膊。
“苓子，”她凑到我耳边，“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看我们。”
我回头看。雪地上只有我们七个人的脚印，还有风刮出来的纹路，一道一道，像梳子梳过。
“没有。”我说。
“那你举相机干嘛。”她笑。
我确实举了。取景框里，山坡上有一排黑色的东西，我以为是树。按下快门之后再看，那排东西不见了。
下午两点，我们进了太平屯。
村子比我想的小。三十几户人家，沿着一条土路排开，房子是那种老林区的砖瓦房，房檐压得很低，烟囱里冒着白烟，烟一出来就被风扯成一条斜线。村口有一口井，井台是水泥的，被雪埋了一半。井旁边立着一根木杆，杆上挂着一块锈铁，是以前敲的钟。
狗不叫。
我们在村口站了一会儿，七个人，没有一条狗出来叫。只有风。
“人呢？”李彤把 DV 举起来，慢慢转了一圈，“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在家猫冬呢。”老赵说，“这天气，谁出来。”
他去敲最近的一户门。敲了半天，门开了一条缝，里面一张老太太的脸，眼睛浑浊，看了看老赵，又看了看我们，把门关上了。
“这家姓孙，老支书。”老赵说，“怪了。”
第二家、第三家，都一样。有人，但不开门。门缝里有眼睛，一只，两只，看着我们，不说话。我注意到一件事：每家门框上都贴着一张红纸，不是春联，是剪出来的，剪成一个人的形状，有头，有手，有脚，没有脸。
风把红纸吹得贴在门板上，“啪、啪”地响。
“这是啥？”郑川问。
“不知道。”老赵说。他脸色不太好看。
最后是村东头一户开了门。一个男人，六十来岁，个子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脸上皱纹很深，眼睛像两块结了冰的玻璃。
“老孙。”老赵叫他。
老支书孙德海看了看我们，没说话，先抬头看天。天已经暗下来了，雪又开始下。
“几个人？”他问。
“七个。”高远说。
孙德海沉默了一下。他又问了一遍：“几个？”
“七个。”高远有点不耐烦，“大叔，我们车陷在梁子那边了，想在村里借住一晚，明天雪停了就走。给钱。”
孙德海这才把门让开。他说：“进来吧。炕给你们烧上。”
屋里很暗，一股炕席被烤焦的味道，混着酸菜和旱烟的味。灶膛里的火“噼啪”响，把墙上的一张年画照得忽明忽暗。年画上是个抱着鱼的孩子，脸被烟熏得发黄。
孙德海给我们烧了一锅水，又端出一盆冻梨，说：“吃吧，暖和。”
“大叔，村里怎么都不开门？”李彤问。
“猫冬。”他说。
“门上贴的红纸是什么？”
孙德海添了一把柴，火“轰”地一下起来。他说：“山神收人。贴个样子，山神看见有人，就不进来了。”
李彤笑了一声：“还有这讲究。”
孙德海没笑。他说：“你们城里人不信。不信就别乱看，别乱喊，天黑以后别出门。”
“为什么？”
“山神晚上出来。”
这句话说完，屋里静了几秒。灶膛里一根柴塌下去，火星子溅出来。
高远打圆场：“大叔，我们就在这儿住一晚，明天一早就走。您给我们找个能睡的地方就行。”
孙德海把我们领到村小学。小学早就废了，两间教室改成了“知青点”，其实就是给外来人住的破屋子。靠墙一排通铺，铺着草席，草席上盖着两床旧被子。窗户纸糊的，有几处破了，用塑料布钉上。
“炕烧热了，别灭。”孙德海说，“夜里冷，零下三十几度，冻死人的。”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他的目光在我们脸上一个一个地过，数了一遍。
“七个。”他小声说了一句，像在确认什么。
他走了。
我们把包放下。孔亮去检查窗户，郑川把急救包放在枕头边，李彤把 DV 架在窗台上，镜头对着院子。高远在灯下看地图。
“这村子不对劲。”孔亮说。
“哪儿不对劲？”高远头也不抬。
“狗不叫。”孔亮说，“一个村三十几户，一条狗都没有。狗呢？”
没人回答。
天完全黑下来之后，王大夫来了。王大夫叫王有福，五十来岁，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背着一个掉了漆的药箱。他端来一大锅汤，汤是褐色的，上面飘着几片姜和几粒红红的东西，闻着有一股甜香。
“驱寒汤。”他说，“都喝一碗。这天气，不喝要落病根。”
“什么汤？”郑川问。
“草药。山上采的。”王大夫笑，露出一口黄牙，“放心，喝不死人。”
何嘉第一个喝。她冻坏了，捧着碗“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碗，喝完脸就红了。
苏眠喝了一口，皱眉：“有点麻。”
“姜。”王大夫说，“姜辣。”
我也喝了一口。那味道很难形容，不像姜，倒像有人把一朵花揉碎了泡在水里，甜得很怪，甜到舌根发麻。我把碗放下，说太甜了，喝不惯。
王大夫看了我一眼。他说：“不喝也行，年轻人火气旺。”
他走后，我把剩下半碗汤倒进了炕洞。火“嗤”了一声，冒出一股白气。
那晚我们很早就睡了。通铺上七个人，从左到右：孔亮、郑川、高远、何嘉、苏眠、我、李彤。炕烧得太热，草席下面烫，上面冷，人像被夹在两块铁板中间。
我睡不着。我看了一会儿窗户。塑料布被风拍得“啪、啪”响，外面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我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醒了。
不是被声音吵醒的。是很安静。风停了。整个村子安静得像被人按住了。
我睁开眼睛，看见窗户上有一个亮块。是月光。
月光照在院子里的雪地上，亮得发青。雪地上站着一排人。
我数了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人，一动不动，面朝窗户，站在雪地里。看不清脸，只能看见棉袄的轮廓。最左边那个矮一些，像是何嘉；最右边那个高，肩膀宽，像高远。
我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害怕，是数错了。我又数了一遍。
七个。
第七个抬起了手。
它抬得很慢，像胳膊上挂着冰。手举到胸口的位置，停住，然后朝我摆了摆。
像是在打招呼。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我想推醒苏眠，手伸出去，摸到的却是冰凉的草席。她不在。
我猛地坐起来。
通铺上，从左到右：孔亮、郑川、高远、何嘉、一个空位、我、李彤。
苏眠的位置是空的。
我扑到窗边。院子里没有人。雪地上一排脚印，从窗户底下一直延伸到院门口。
只有一排。
我数了数，七个脚印坑。可那一排只有一串，一前一后，是同一个人走出来的。
我回头看炕上。苏眠躺在她的位置上，睡得很沉，脸朝里，被子盖到下巴。
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亮。脚冻得没有知觉。
第二天早上，我跟他们说昨晚的事。
高远说：“你做梦了。”
郑川说：“炕太热，睡迷糊了，正常。”
苏眠说：“我一直在睡啊，我还梦见你了呢。”
只有孔亮没说话。他走到院子里，蹲在雪地上看了很久，然后回来，把手伸给我看。
他手心里有一小撮雪，雪里混着一点红。
“窗台上也有。”他说。
我跑到窗台去看。塑料布钉在木框上，木框的边缘，有一道被蹭掉的红漆。红漆很新。
村里每一扇门上，贴的都是这种红纸。
3 雪人
第二天早上七点，天还没亮透，老赵不见了。
他昨晚没跟我们一起睡，说要去看着车。孙德海给他指了村部的一间小屋，离小学二百米。高远说让他别去，他不听，说车上有他半年的油钱。
我们去找他。村部的门开着，屋里没人，炕是凉的。桌上放着半包烟和一个打火机。
“去梁子那边了。”孔亮说，“他惦记车。”
我们沿着昨天的路往回走。雪一夜之间又厚了一层，路完全看不出来了，只能凭孔亮的方向感。走了大概四十分钟，看见那辆白色金杯。车歪在路边的雪窝里，车头朝下，像一头扎进雪里的牛。
车窗上结着厚厚的霜。孔亮伸手去拉车门，拉不开——从里面锁着。
他敲了敲玻璃。
“老赵。”
没人应。
他绕到车后面，用袖子擦后窗的霜。擦了两下，他停住了。
“过来。”他说。
我走过去。后窗被擦出一块巴掌大的透明。我先看见的是方向盘，然后是一只搭在方向盘上的手，手指张着，像要抓什么。然后是老赵的脸。
他靠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脸上带着笑。
不是那种冻僵之后肌肉收缩的笑。是真的笑。嘴角往上，眼睛半闭，像听见了什么好笑的事。
高远把车门撬开了。门一开，一股气味冲出来，不浓，是那种冷透了的、闷了很久的味道。
车里很整齐。老赵的棉帽放在副驾上，烟盒在仪表盘上，钥匙插在锁孔里，拧到了“OFF”。车窗全关着，连一条缝都没有。
郑川探进去看了看，又摸了摸老赵的脖子，退出来，脸色很难看。
“冻死的？”何嘉小声问。
“不像。”郑川说。
“那是什么？”
郑川没答。他绕到车后面，蹲下去看排气管。排气管被雪堵死了，堵得很实。他用手扒开，里面掉出一块冰。
“一氧化碳。”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雪，“车没熄火，排气管堵了，废气倒灌进来。他在车里睡着了，就没醒。”
“那……那他还笑？”
郑川停顿了一下。“一氧化碳中毒，有的人会……面部肌肉松弛。”
“他说的是真的吗？”苏眠在我耳边问。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钥匙是拧到“OFF”的。车是熄的。一个熄了的车，怎么倒灌废气？
我没有说。我把它写进了本子里。
我们回去的时候，村里有了动静。人们出来了，站在自家门口，看着我们这一队人从路上走过。还是不说话。有个老太太在门口烧纸，纸灰被风吹起来，贴着地皮跑。
孙德海在村口等我们。他看了看我们的脸，就明白了。
“收了。”他说。
“什么收了？”高远问。
“山神收了。”孙德海说，“今年第七个。”
“什么第七个？”
孙德海不答。他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们别出村了。封门了。”
所谓封门，是用木杠把村口的路拦上，杠子上系红布。全村的人都出来了，男人抬杠，女人撒纸，有人敲一块铁，咣、咣、咣。
“这是干什么？”李彤举着 DV 拍。
“送山。”一个男人说。他脸上没有表情，“山神收了一个，就得送一个上去，要不他还来。”
“送给谁？”
“山神。”
我们被赶回了小学。门从外面插上了。
那天上午，我们七个人坐在通铺上，谁都没说话。炕烧得很旺，屋里闷热，窗户上的霜化了，水一道道往下流。
高远第一个开口：“今天必须走。”
“走不了。”孔亮说，“梁子那边雪埋了一人多高，刚才我们过去，是踩着昨天的脚印。再走一趟，天黑了都到不了。”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
“谁等死了。”孔亮说，“等雪停。最多两天。”
“两天之后呢？再收一个？”
“高远。”郑川说，“你先冷静。”
“我冷静个屁。”高远把地图摔在炕上，“我带来的七个人，现在已经少了一个。你让我冷静？”
屋里又静下来。
李彤把 DV 接在电池上，开始回放昨天的素材。小屏幕上，白雪、树、车、我们的脸，一段一段地过。她一边看一边快进，忽然“咦”了一声。
“怎么了？”
“昨晚我架在这儿拍的。”她把屏幕转过来，“夜里自动录的。”
屏幕上是黑白的夜视画面，院子，雪地，井台，一片惨白。时间码在右下角走。走了大概两分钟，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
从院门口走进来，走得很慢，走到院子中间，停住，面朝窗户。
“这是谁？”何嘉问。
“看不清。”李彤按了暂停，又放大。
画面被放得很大，全是噪点。那个人的脸是一片白。不是被光照白的白，是像被人用白纸糊住了。
“是不是苏眠？”高远问，“她昨晚出去过？”
“我没有。”苏眠说。
“那沈苓呢？你不是说看见人了吗？”
“我看见的是七个。”我说。
李彤把带子往后倒，又看了一遍。那个人在院子中间站了很久，然后抬起手，朝窗户摆了摆，转身走了。
走的时候，只有一串脚印。
“等等。”郑川忽然说，“往回倒。”
他把带子倒到那个人出现之前，一帧一帧地看。
“你们看这儿。”他指着屏幕左下角。
院墙的阴影里，蹲着一个人影。很小，缩成一团，一动不动。从那个人走进院子开始，它就一直在那儿。等那个人走了，它才站起来，跟在后头，也走了。
“两个。”郑川说。
“这是谁？”李彤的声音有点抖。
没有人回答。
我数了一下屋里的人。七个。
加上外面那两个，是九个。
中午，孙德海送来一盆玉米面饼子和一锅酸菜。他没进门，把东西放在门口，隔着门说：“吃吧。吃饱了，晚上好上路。”
“上什么路？”高远问。
孙德海没回答。他走了。他走之后，我听见门外有铁锹铲雪的声音，一下，一下，很久。
下午，我们决定出去看看。门是从外面插的，但窗户上的塑料布可以拆。孔亮拆了一块，先探出头看了看，然后翻了出去。
我们跟着他，一个一个从窗户爬出去。院子里没有人，村道上也没有人。家家户户门关着，红纸在风里“啪、啪”地响。
“去村口看看。”孔亮说。
村口的雪地上，多了七个雪人。
昨天还没有。今天有了。七个雪人，一字排开，面朝村外，堆得比人还高，有头，有肩膀，有胳膊。胳膊是树枝做的，插在两边。雪堆得很实，表面被风刮得发亮。
“谁堆的？”何嘉小声说。
“村里人。”孔亮说。
“堆这个干嘛？”
孔亮没答。他走到第一个雪人跟前，看了看，伸手在雪人的脸上抹了一把。雪人的脸是平的，没有五官。
第二个，也是平的。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第六个雪人的脖子上，系着一条围巾。
米白色的，羊毛的，边上有个小破洞。
是何嘉的。
何嘉站在我身后，我看见她的脸一点一点白下去。她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我……我围巾呢？”
没有人说话。
“我围巾呢！”她喊了一声，转身就往回跑。
高远追了上去。
我们站在原地。风把雪吹起来，贴着地跑。我看见第七个雪人。
第七个雪人有脸。
不是画上去的，是雪自己塌出来的形状：两个眼窝，一个鼻梁，一道嘴。嘴是往上弯的。
在笑。
“走。”孔亮说。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七个雪人站在雪地里，面朝村外。
它们的背后，是七个脚印坑，从村里一直延伸到雪人跟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坑。每个坑里都站着一个人。
我数的时候，第七个坑是空的。
回到小学，何嘉在被子里发抖。高远守着她。苏眠给她冲了糖水，她喝了两口，全吐了。
“我看见了。”何嘉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昨天晚上，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
“我看见窗外有人，我就想出去看看。我出去了。”她的眼睛睁得很大，“院子里有七个人，站成一排。我走到他们跟前，一个一个看。看到第七个的时候，第七个转过来了。”
“然后呢？”
“然后它把围巾解下来，给我系上。”她说，“它说，戴上，别冻着。”
“它长什么样？”
何嘉看着我，看了很久。
“它长着我的脸。”她说。
那天晚上，何嘉不见了。
4 井
何嘉是第二天夜里没的。
我们发现的时候是早上六点。通铺上她的位置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叠成一个小方块，放在枕头中间。她的鞋还在，羽绒服还在，只有人不见了。
高远第一个冲出去。我们在村里找了两个小时。
雪地上有一串脚印，很小，是她的鞋码。脚印从小学的后窗出去，绕过柴垛，一直走到村口的井台，然后断了。
就断在井台边上，像人走到那里，被谁抱走了。
井口结了冰。冰面中间有一个洞，圆圆的，边缘很整齐，像有人特意凿开的。洞下面黑得像一块墨。
孔亮把辘轳上的绳子解下来，在手上缠了两圈，另一头系了个活扣，放下去。
绳子放了大概三米，停住。
他往上提。提了两下，脸色变了。
“沉。”他说。
郑川过去帮他。两个人一起绞辘轳，绳子“吱呀、吱呀”地响。井台边上围了几个村民，站着看，不说话。
绞到井口的时候，先出来的是头发。
黑的，湿的，结着冰碴，一缕一缕贴在绳子上。
然后是脸。
何嘉是倒着被捞上来的。她的脚先出井口，然后是腿、腰、胸、脖子、脸。整个人是直的，冻得像一根木头。她的眼睛睁着，嘴也张着，嘴里塞着一团红纸。
我认出了那团红纸。是门框上剪的那种，剪成人的形状，有头，有手，没有脸。
她的脖子上没有围巾。
高远跪在井台边上，伸手去抠她嘴里的纸。抠出来，纸已经被她的口水冻住了，硬得像一片红陶。他把纸扔在地上，然后去抱她。
孙德海来了。他看了一眼，说：“第二个。”
“什么第二个？”高远站起来，眼睛红的。
“山神收的第二个。”孙德海说，“今年一共七个。”
“你他妈再说一遍。”
“小伙子。”孙德海的声音很平，“你们来了七个。山神要收七个。收了，就放一个走。”
高远冲上去，被孔亮拦住了。孔亮一只手压着他的胸口，另一只手指了指周围。
我这才发现，井台边上已经站满了人。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穿着棉袄，手里拿着东西——铁锹、镐头、柴刀、猎叉。他们不说话，就是站着，看着。
还有三条狗。是老梆子的狗。老梆子是个独眼，左眼上蒙着一块黑布，手里牵着一根麻绳。三条狗里有两条在叫，第三条不叫，那条狗是瞎的，两个眼窝都是白的。
“把人给我们。”孙德海说，“送上山。”
“不给。”高远说。
“不给，山神就自己来拿。”孙德海说，“到时候，拿的不止一个。”
我们僵在那里。风把何嘉的头发吹起来，一缕一缕地飘。
最后是郑川开口的。他说：“给她吧。”
高远回头看他。
“我们现在带不走她。”郑川说，声音很轻，“天黑了，路封着，我们连一口热水都没有。给他们，我们还能活着出去。”
高远松了手。
村民把何嘉抬走了。四个人抬，抬在一块门板上，门板上还贴着没撕干净的红纸。他们往山上走，走得很慢，队伍后面跟着敲铁的人，咣、咣、咣。
我们被赶回了小学。门口撒了一圈白灰，孙德海说，这叫“界”，山神不越界。
那天下午，郑川把王大夫昨天送来的汤舀了一勺，装进一个装过葡萄糖的小玻璃瓶里。他又从急救包里拿出一小瓶碘酒，滴了两滴进去。
汤变成了灰绿色。
“这是什么？”李彤问。
“不知道。”郑川说，“但我知道另一件事。”
他把那碗汤端起来，喝了一口。
“郑川！”苏眠喊。
“别喊。”他放下碗，闭着眼睛等了一会儿，“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他的脸红了，嘴唇干得起了皮，瞳孔大得几乎看不见黑眼珠。他去照镜子，看了很久，然后回来，坐下。
“我心跳一百二。”他说，“口干，脸热，看东西发虚，边上有一圈光。”
“这是什么？”
“东莨菪碱。”他说，“洋金花。曼陀罗。”
“你说中文。”
“就是闹洋花。”他说，“山上长的，开白花，喇叭形。这东西少量是药，多了就是毒。喝了会口干、脸红、心跳快、瞳孔散大。再多了，就看见东西。”
“看见什么东西？”
郑川看着我。
“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他说。
“那你还喝？”
“我得确认。”他把碗推到一边，“这汤不能喝了。一口都不能。王大夫不是在给我们驱寒，是在给我们下药。”
“他为什么下药？”
“不知道。”郑川说，“但这药劲儿上来的时候，人会听话。会看见山神，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人。”
屋里静下来。李彤把 DV 关了。苏眠抓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那何嘉……”何嘉是喝了汤的。她喝了大半碗。
“别想。”郑川说，“想了也没用。”
那天晚上，王大夫又来送汤。他敲了敲门，把锅放在门口，说：“趁热喝。”
没人动。
他从门缝里看进来，看了一圈，看见那锅汤还满着。他的脸沉下去。
“不喝？”他问。
“不喝。”高远说。
王大夫站在门外，站了很久。风把他棉袄的下摆吹得直响。
“不喝，山神就认得你们了。”他说。
他走了。锅留在门口，汤在风里很快结了一层膜。
那天夜里，村里有声音。
不是风。是鼓。一面鼓，敲得很慢，“咚——咚——”，一下一下，像有人的心跳放在了外面。还有铃铛，哗啦、哗啦。还有唱。
唱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高，很尖，拐着弯，词听不清，只有调子，像哭，又像笑。
我们七个人——不，我们五个人——趴在窗户上看。李彤把塑料布掀开一条缝，DV 的镜头伸出去。
井台边上点了一圈火把。村里人围成一个圈，慢慢地转。圈子中间站着一个人，穿红棉袄，是雪姑。
她仰着头，对着天唱。唱到一半，她停下来，转过身，直直地看向我们这边。
隔着二百米，隔着一层雪，我看见她笑了。
“她在唱什么？”苏眠问。
孔亮会说一点本地话。他听了一会儿，说：“七个进门，一个出门。”
“什么？”
“七个进门，一个出门。”孔亮又说了一遍，“她一直唱这一句。”
“七个进门，一个出门。”李彤重复了一遍，然后她笑了，“这不就是说我们吗。七个进来，一个出去。”
“别笑。”孔亮说。
李彤没听。她把 DV 从窗缝里抽回来，抱在怀里，眼睛亮得吓人。
“我要拍下来。”她说。
“拍什么？”
“第八个人。”她说，“我拍到了。昨天晚上，我拍到了。就在院子里，我们七个人，加上它，八个。我要把它拍清楚。”
“李彤。”郑川说。
“这是证据。”她说，“出去以后，总得有人信我们。”
“你不能出去。”
“我就在院子里。”她说，“我不出村。”
她把军大衣穿上，把 DV 举在手里，从后窗翻了出去。
孔亮去拦，晚了一步。
后窗“吱呀”一声，合上了。
我们趴在窗户上看。院子里，李彤站在雪地中间，举着 DV，慢慢地转。火把的光从村口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转了一圈，两圈。
第三圈的时候，她停住了。
她面对着院门口。
院门口站着一个人。
穿红棉袄。
李彤举起 DV。她往前走了一步。
那个人也往前走了一步。
李彤又走了一步。
那个人也走了一步。
她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听见李彤在说话，隔着一层塑料布，听不清，但她的语气是兴奋的，像在跟人介绍什么。
然后那个人抬起了手。
院子空了。
雪地上，只有一串脚印，从李彤站的地方，一直走到院门口，然后出了院子。
我把窗户撞开，跳出去。
雪很深，我摔了一跤，爬起来，跑到院子中间。
我抬头看外面。黑的，什么也没有。
“李彤！”我喊。
没有回声。
孔亮从我身后跑过去，一直跑到院门口，站住。他回头看我的时候，脸色是我从没见过的。
“别追了。”他说。
“她——”
“别追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低，“追不上。”
5 第八个人
李彤是天亮以后找到的。
在村子北边的林子里，离小学大概一里地。她靠着树坐着，背挺得很直，头微微低着，像在看自己的鞋。
她的军大衣敞着，里面的毛衣是白的。白毛衣上有一片黑，从胸口一直漫到腰，干了，硬了，像一块铁皮。
她的眼睛没有了。
两个眼窝是空的，边缘很整齐，像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啄干净的。雪地上有鸟的脚印，很多，绕着圈。
乌鸦。这一带冬天的乌鸦，一群一群的，落在树上像黑叶子。
DV 还挂在她脖子上，带子绕了两圈。屏幕亮着，还在录。
孔亮伸手把 DV 拿下来，按了停止。
我们谁都没说话。风从林子里穿过去，树上的雪“噗”地落下来。
郑川蹲下去，看了看她的手。她的右手是握着的，握得很紧。郑川掰开她的手心。
手心里是一小撮红色的东西。
不是纸。是线。红棉线，很短，几根，缠在一起。
“棉袄。”郑川说，“她抓过那件棉袄。”
“那说明她反抗过。”高远说。
“也说明她够得着。”郑川说。
我们把李彤抬回了小学。高远一路上没说话，抬到门口，他把门框上的红纸撕下来，撕得粉碎，扔在雪地里。
回屋之后，李彤的 DV 被架在桌上。我们围着看。
带子从她翻窗出去开始。院子里，雪，火把的光，她的呼吸声，很粗，很快。她转圈，DV 扫过井台、柴垛、院墙。
然后画面停住了。她看见了那个人。
镜头推近。红棉袄，很旧，袖口磨得发亮，下摆有一颗扣子掉了，用一根黑线系着。
再往上，是脸。
脸是白的。
不是皮肤的白。是那种没有血色的、纸一样的白。五官很小，很淡，像被人用铅笔轻轻描上去的。
镜头抖了一下。李彤说话了。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兴奋得发抖：
“你是谁？你也是被困在这儿的吗？”
那个人不动。
“你别怕。”李彤说，“我们是师大的，我们明天就走。你跟我们一起走。”
那个人还是不动。
“你叫什么？”
那个人抬起了手。
镜头往上抬，跟着那只手。手很白，指尖有点发青。手伸过来，伸向镜头。
镜头猛地一歪，画面翻倒，对着天。天是黑的，雪从上面落下来，一片，一片。
然后是脚步声，走远。
画面里只剩下天。
过了很久，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的下半张脸。
只有下半张。下巴，嘴，鼻尖。是倒着的，因为镜头躺在地上。
那张嘴在动。
在数数。
“一。”
一个声音，很轻，很平，像在数台阶。
“二。”
“三。”
“四。”
“五。”
“六。”
我的手指在发抖。DV 的屏幕很小，声音更小，可我听得清清楚楚。
“七。”
然后是“八”。
数到“八”的时候，画面里伸进来一只手。手盖在镜头上。画面黑了。
屋里静得能听见炕席在响。
“那是谁的声音？”高远问。
没有人回答。
“我问，那是谁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我的嗓子很干，像塞了一把棉花。
“是我。”我说。
高远看着我。
“不是我。”我又说了一遍，“不是我。”
“那是谁？”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记得。”我说，“我真的不记得。我昨天晚上在炕上。”
“苏眠。”高远转向她，“你看见她出去了吗？”
苏眠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过了很久，她说：“我半夜醒过一次。她不在。”
“我上厕所。”我说。
“厕所在后院。”苏眠说，“后院没有雪。”
屋里又静下来。
我想起一件事。我的棉鞋。今天早上，我的棉鞋是湿的。鞋帮上有雪，鞋底有一层冰。我以为是早上出去找李彤时沾的，可我们出去的时候，是从村道上走的。
“你看我干什么。”高远说。
“我没看你。”
“你在看。”
“高远。”郑川说，“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高远的声音突然大了，“我带了六个人进来！现在已经死了三个！老赵、何嘉、李彤！下一个是谁？你？她还是你？”他指着我，又指着苏眠。
“够了。”孔亮说。
高远不说了。他坐到墙角，把头埋在手里。
那天下午，高远出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有一杆枪。
猎枪。双管，木头枪托，磨得发亮。他怀里还揣着四发子弹。
“哪来的？”孔亮站起来。
“老梆子家。”高远说，“他挂在墙上。”
“你偷的？”
“我拿的。”高远说，“我要带你们出去。今天晚上就走。谁拦我，我打谁。”
孔亮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走不了。”
“走不了也得走。”
“你知道外面是什么吗？”孔亮说，“白毛风。零下三十度。天黑，没有路。走出去一里地，人就没了。你打枪也没用。”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被收？”高远笑了，笑得很短，“一个一个，收够了七个，放一个走。你们信这个？”
“我不信。”孔亮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这村子每年冬天都死人。”孔亮说，“不是今年才死。死的人，都被送上山。山上有个坑。”
我们都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郑川问。
孔亮把袖子往上撸。他小臂上有一道疤，很长，从手腕一直到肘弯。
“七五年。”他说，“我在森林武警。那年冬天，老岭这边雪大，我们进山清过一次。清什么，上面不说。我们清出来十七具。”
“十七具？”
“都穿着棉袄。”孔亮说，“不是本地人。有几个还背着包。包里有相机，有本子，有学生证。”
他看着我。
“有个本子，我记得。”他说，“深蓝色的硬皮。封皮上有一道火燎的痕。”
我的手一下子凉了。
“后来呢？”郑川问。
“后来上面说是山难。”孔亮说，“就地埋了。”
“你信吗？”
孔亮没答。他把袖子放下来，说：“今晚不走。明天天亮，雪要是停了，我们自己找路。往东，翻两个梁，有一条伐木道。我走过。”
高远没说话。他把枪放在腿上，坐着，眼睛盯着窗户。
那天夜里，我们没吃饭。王大夫的汤在门口冻成了一块褐色的冰。
半夜，我醒了。
不是被声音吵醒的。是热。炕太热了，热得人像躺在锅里。我出了一身汗，棉袄都湿了。
我坐起来，想喝水。
屋里没有人。
通铺上，被子都在，人都不在。
我下了炕，走到门口。门开着。
院子里，雪地上，站着五个人。
高远、孔亮、郑川、苏眠，还有一个人，背对着我，穿着一件我不认识的黑棉袄。
五个人站成一排，面朝村口，一动不动。
我叫了一声：“苏眠。”
没有人回头。
我走过去，走到苏眠身后，伸手碰她的肩膀。
她的肩膀是硬的。不是人的硬，是冰的硬。
我绕到她前面。
她的脸是白的。眼睛睁着，瞳孔大得像两个黑洞。她的嘴在动，很小声地动。
“七。”她说。
“苏眠！”
她不理我。她往前走了一步。
五个人一起往前走了一步。
我跟在后面。雪很冷，我的脚没有知觉。我们走到村口，走到井台。井台边上，村里人围成一个圈，火把插在雪里，雪姑在圈子中间唱。
“七个进门，一个出门。”
五个人走进圈子。圈子合上了。
我站在圈外。我看见孙德海站在对面，他也在看我。
他朝我摇了摇头。
然后他抬起手，指了指天。
我抬头。
天上有一轮月亮。月亮很大，很白。月亮下面，雪地上，站着七个人。
七个人，一字排开，面朝我。
我数了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个是我。
我低头看自己。我站在圈外，穿着棉袄，脚在雪里。
我再抬头。第七个还在。
它在朝我招手。
我闭上眼睛。我告诉自己，这是药。这是洋金花。这是假的。
我睁开眼睛。
天亮了。
6 祭
天亮的时候，我躺在井台边上。
雪落在脸上，一片一片，化了，凉。我坐起来，看见井台周围一片狼藉：火把烧剩下的木棍，踩烂的雪，红纸，还有一只棉鞋，不知道是谁的。
五个人躺在雪地上。
高远、孔亮、郑川、苏眠，还有那个穿黑棉袄的。
我爬过去，先看苏眠。她的脸是青的，嘴唇是紫的，鼻子里还有气。我掰开她的眼皮，眼珠动了动。
郑川也活着。他仰面躺着，胸口起伏得很慢。
高远活着。他侧躺着，手里还攥着那杆猎枪。
孔亮死了。
他跪在井台边上，上半身直着，头低着，像一个在祈祷的人。他的两只手搭在井沿上，手指插进井口的冰洞里。他的脸上没有痛苦，只有一种很安静的、认命的表情。
他的棉袄被人脱了，只剩一件单衣。单衣的后背有三个洞，不大，边缘整齐，像被什么东西钉过。
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是王大夫。
他也死了。死在离井台十步远的地方，脸朝下，埋在雪里。他背上插着一把柴刀。
孙德海站在村口，看着我们。他身后站着村里的人，一个不少。
“收了四个。”他说，“还剩四个。”
“你们七个进门，”孙德海又说，“外头还躺着一个。加上他，正好七个。”
高远醒了。他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找枪。枪在，子弹也在。他把枪端起来，对准孙德海。
“让开。”
孙德海没让。
“让开！”高远往前一步。
孙德海抬起手，往下压了压。村里的人退到两边，让出一条路。
“走可以。”孙德海说，“往东，翻两个梁，有一条伐木道。走一天，能到青沟。”
“你耍什么花样？”
“我不耍花样。”孙德海说，“你们走，我不拦。但走之前，跟我来一趟。有些事，你们得知道。”
他带我们去了村后的山神庙。
庙很小，一间屋，门口挂着一块匾，匾上的字掉了漆，只剩“山神”两个字。庙里没有神像，只有一排架子。
架子上摆着七个东西。
七个稻草人。
稻草扎的，穿着真人的衣服。第一件是蓝夹克，第二件是红色羽绒服，第三件是军大衣，第四件是黑色棉袄，第五件是灰色毛衣。
每个稻草人的胸口都贴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名字。
老赵。何嘉。李彤。孔亮。王大夫。
第六个稻草人，胸口贴着一张空白的红纸。
第七个，什么也没有。
“这是什么？”郑川的声音很哑。
“账。”孙德海说。
他在庙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从怀里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点上。烟在冷空气里散得很慢。
“一九六一年。”他说，“那年林场断粮。上面说调粮，调了三个月，没到。村里一百多口人，吃树皮，吃皮带，吃观音土。后来有人从场部仓库里翻出玉米，发霉的，长着黑穗子。没办法，吃了。”
他抽了一口烟。
“吃了以后，人就疯了。”
“麦角。”郑川说。
孙德海看了他一眼。“啥？”
“霉玉米上的菌。”郑川说，“吃了会中毒。手脚发麻，抽筋，看见东西。严重的，手脚会烂掉。”
“我们这儿叫‘火病’。”孙德海说，“那年冬天，村里人一个一个发起来。有人看见雪地里站着人，有人听见山在说话。我娘看见我爹回来了，跟他在炕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爹的坟还在山上，没动过。”
他吐出一口烟。
“后来呢？”我问。
“后来死了很多。”孙德海说，“死了四十多个。有冻死的，有烧死的，有自己走进林子没回来的。开春雪化了，我们在山上找到十七个。都坐着，靠着树，像等着谁来接。”
他顿了顿。
“那年冬天，是第七个死的。”他说，“第七个人死的那天晚上，雪停了。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了。村里剩下的人，都活下来了。”
“所以你们就信了。”郑川说。
“不是信。”孙德海说，“是知道了。”
“知道什么？”
“山神收七个，放一个。”孙德海说，“从那以后，每年冬至，村里就要送七个上去。有时候是病死的，有时候是冻死的，有时候……”他没说完。
“有时候是外人。”我说。
孙德海看着我。他的眼睛很浑浊，但那一刻很清。
“一九七五年，来了十一个。”他说，“背相机的，画画的，唱歌的。我们收了七个，走了四个。”
“那四个呢？”
“不知道。”他说，“走了就没回来。”
“报警呢？”高远的声音在抖，“这么多年，就没人报警？”
“报什么警。”孙德海笑了，“小伙子，你知道从这儿到县里多远吗？一百二十里。冬天封山，四个月。等警察来，雪都化了。雪一化，什么也找不着。”
他把烟袋在石头上磕了磕。
“再说，谁报？”
“你们村里人。”郑川说。
“村里人？”孙德海站起来，“村里十九口人。最年轻的四十七。我们这些人，都是那年活下来的，或者是那年活下来的人的后代。我们吃的玉米，到现在还是那批玉米。每年秋天，晒在场院上，长着黑穗子，我们照吃。”
他指了指庙里的稻草人。
“吃了就看见。看见了，就得送。不送，山神就自己来。”
风从庙门口灌进来，吹得稻草人的衣服“啪、啪”地响。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我问。
孙德海看着我，看了很久。
“因为你们只剩三个了。”他说，“三个，不够七个。”
“那怎么办？”
“等。”他说，“等到够。”
那天下午，老梆子来了。他带着三条狗，站在庙门口，不说话，就看着我们。
高远把枪端起来。
老梆子笑了。他一笑，脸上的黑布跟着动，露出下面一个空洞的眼窝。
“你那枪，打不响。”他说。
高远扣了扳机。
“咔。”
第二管。
“咔。”
老梆子从怀里掏出两发子弹，扔在雪地上。
“受潮了。”他说，“我挂墙上挂了六年。”
三条狗扑上来。
高远被扑倒在雪地里。他挣扎，喊，狗咬着他的袖子往后拖。孔亮的尸体还在井台上，没人管。郑川想上去，被两个村民按住了。
我抓着一根柴棍冲上去，被孙德海拦住了。他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六十岁的人。
“别去。”他说。
“放开我！”
“去了，你就是第四个。”
我看着高远被拖走。他一直看着我，嘴张着，说了什么，被风刮散了。
那天夜里，郑川被带走了。
带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沈苓，你听着。不管发生什么，别喝汤，别吃他们的东西，别信你看见的。”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别信你自己。”
“什么意思？”
他没答。他被两个人架着，往山神庙的方向走。
我和苏眠躲进了柴垛。柴垛在小学后面，一人多高，是劈好的桦木，码得很密。我们扒开一个洞，钻进去，再用柴把洞口堵上。
柴垛里很黑，很干，有一股树皮的味道。苏眠在发烧，额头烫得像一块炭。她抓着我的手，一直在说话。
“苓子，我们会不会死在这儿。”
“不会。”
“我冷。”
“靠着我就行。”
“苓子。”
“嗯。”
“你昨天晚上，回来过。”
我停住了。
“什么？”
“昨天晚上。”她说，声音很轻，像在梦里，“我们都站在井台那儿，转圈。你不在圈里。你在外面站着。后来你走了。”
“我一直在外面站着。”
“不。”她说，“你走回小学了。过了一会儿，你又回来了。”
“苏眠，你在发烧。”
“你身上全是雪。”她说，“头发上，肩膀上，都是雪。你手里拿着一把刀。”
我的呼吸停了。
“你走到我面前，”她说，“你问我，第七个是谁。”
“我……”
“我说，我不知道。你就笑了。”她说，“你笑的时候，嘴里有血。”
柴垛外面，风“呜——”地叫。
“苏眠。”我说，“你烧糊涂了。”
“我没糊涂。”她说，“你还给我扎了手。”
她把左手伸出来。手腕上有一道口子，不深，但很长。口子上扎着一根布条，是白色的，扎得很紧，打了一个很奇怪的结。
我认识那个结。
我奶奶教过我。她说，这种结叫“拴魂结”，打的时候要念三遍名字，这样走丢的魂能找回来。
我从来没有教过别人。
“是谁给你扎的？”我问。
苏眠看着我。
“你。”她说。
7 刀
那天夜里，我们从柴垛里出来。
不是为了跑。是因为苏眠烧得厉害，开始抽。她的牙咬得很紧，嘴角有白沫。郑川被带走了，急救包还在小学的通铺上。
我让她在柴垛里等着，我回去拿药。
“别去。”她抓着我。
“五分钟。”
“别去。”她的指甲掐进我手背，“你一出去，就不是你了。”
“苏眠，你放手。”
她放了。
我从柴垛后面绕到小学。小学的门开着，里面没有人。通铺上的被子被掀开了，草席被翻起来，像有人在这里找过东西。
郑川的急救包不见了。
我在炕洞里摸，摸到一个小玻璃瓶，是葡萄糖。我把它揣进怀里。我又在地上捡了半块饼子，硬的，掰不动。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看见了我的笔记本。
它被扔在墙角，摊开着。深蓝色的封皮上，那道火燎的痕还是那么明显。
我捡起来。最后一页被人撕掉了。
我翻着本子，手在抖。前面几页是我记的：日期，地点，人名，天气。从第三天开始，字迹变了。
不是变丑了。是变得很整齐。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的字。
第三日那一页写着：
“何嘉会死在井里。她怕黑，所以她不会闭眼睛。”
第四日那一页写着：
“李彤会先死。因为她话最多，最容易跟人走。”
第五日那一页写着：
“孔亮会跪着死。他欠了债，他自己知道。”
我翻到第六日。那一页只有一行字。
“苏眠。”
后面没有了。
我把本子合上，塞进怀里，跑回柴垛。
柴垛是空的。
洞口开着，柴被扒到一边，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从柴垛后面出去，往井台的方向。
我跟着脚印跑。
井台边上，雪姑在。
她穿着那件红棉袄，站在井台的正中间，仰着头，唱：“七个进门，一个出门。”
她看见我，不唱了。
“苏眠呢？”我问。
她抬起手，指了指南边。
南边是林子。
我往林子跑。跑了大概二百米，我看见了她。
苏眠躺在雪地里。
她是侧躺着的，蜷着，像睡觉。她的左手伸在外面，手腕上的布条还在。她的眼睛睁着，看着一个方向。
看着井台的方向。
看着洞口的方向。
看着我的方向。
她的脖子上有一道口子。不深，但很长，从左耳下面一直划到喉结。血已经冻住了，黑红色，像一条围巾。
我跪下去，把她抱起来。她的身体已经硬了，抱起来的时候，她的头往后仰，喉咙里发出“咯”的一声。
我的手上有血。我低头看。
我手里有一把刀。
柴刀。木头柄，刀刃很钝，刃口上有缺口。刀上全是血，冻成一层黑红色的壳。
我不记得我拿了刀。
我不记得我砍了她。
我坐在雪地里，抱着苏眠，一直坐到天黑。
天黑了以后，我开始想一件事：如果是我，我为什么？
我没有答案。
我把苏眠放下。我想把她埋了，可雪太硬，我没有工具。我只能用手扒雪。扒了很久，扒出一个坑，不深，只能盖住她一半。
我把她放进去，把雪推回去。我从脖子上解下围巾，盖在她脸上。
然后我摸口袋。
左边口袋：一个发绳。米白色的，上面有两只小熊。是苏眠的，她一直戴在左手腕上。
右边口袋：一卷胶片。不是我的。我的胶片都是自己缠的，这一卷缠得很乱。
内袋：一颗纽扣。红色的，塑料的。何嘉的羽绒服缺一颗，我第一天就看见了。
裤子口袋：一支钢笔。英雄 100，郑川的，他总插在胸前口袋里。
还有一个打火机。铜的，上面刻着“安全第一”。老赵的。
我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摆在雪地上。
六样。
我一样都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拿的。
我只记得一件事：我每次拿到它们的时候，都很暖和。
8 红棉袄
第七天早上，我回了村子。
村子空了。
不是那种早上没人的空。是那种人走了很久的空。门都开着，屋里的火都灭了，灶膛是冷的。炕上叠着被子，桌上摆着碗，碗里的粥冻成了冰坨。有一家的锅里还煮着东西，我掀开盖子，里面是八双鞋。
我的鞋在里面。
我把我的鞋拿出来，穿上。鞋是干的。
村口的雪人不见了。井台被雪埋了。小学的通铺上，草席还在，被子还在。
我坐在炕沿上，坐了很久。
我想睡觉。我太困了。可我一闭眼，就看见苏眠的眼睛。
我站起来，走到山神庙。
庙门开着。七个稻草人还在架子上。第六个稻草人胸口那张空白红纸上，现在有字了。
“苏眠。”
第七个稻草人，穿上了一件衣服。
我的军大衣。我第一天穿的那件，袖口有一块油渍，是吃酸菜的时候溅的。
它的胸口贴着红纸，上面写着：
“沈苓。”
我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名字。
我笑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笑。我就是笑了。笑得停不下来，笑得蹲在地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然后我从口袋里摸出老赵的打火机。
铜的，很沉。我打开盖子，火苗“噗”地一下窜起来，在冷空气里是黄的，很小。
我把火苗凑到稻草人的衣服上。
棉布烧起来很慢。先是黑，然后是红，然后是火。火沿着袖子往上爬，爬到肩膀，爬到胸口，把那张写着“沈苓”的红纸卷起来，烧成灰。
庙里全是烟。烟很呛，我不咳嗽。我站在烟里，看着七个稻草人一个一个烧起来。
火从庙里烧到庙外。屋檐上的雪化了，水往下滴。滴在地上，“滋”的一声。
我走出庙。
雪姑站在庙门口。
她穿着红棉袄，看着我。火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很白，皱纹很少，眼睛很亮。
“烧了。”她说。
“烧了。”
“烧了也没用。”她说，“账在山上。”
她转身往村后走。
我跟她走。
村后是一条上山的小路，雪很厚，但路上有脚印，很多，踩得很实。我们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到了一片林子。
林子中间有一块空地。
空地上有一个坑。
坑很大，能装下十几个人。坑里是雪，雪下面是别的东西。有些露在外面：一只手套，一个相机的背带，一截白色的骨头。
坑边上坐着很多人。
不是活人。
是雪人。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一排一排，面朝坑，坐着。有的已经塌了，只剩一个雪堆。有的还完整，能看见头、肩膀、胳膊。
“都是哪年的？”我问。
“六一年。”雪姑说，“七五年。八三年。九一年。九八年。”
“每年七个？”
“每年七个。”她说，“有时候不够，就等。”
“等什么？”
“等来人。”
她走到坑边，蹲下去，伸手在雪里扒。扒了一会儿，她掏出一样东西。
一个怀表。铜壳的，表盖开着，里面的指针停在十二点十分。
“七五年的。”她说，“一个男学生。会拉手风琴。”
她把怀表扔回坑里。
“我那年，也是第七个。”她说。
我看着她。
“我一九六一年进的山。”她说，“我们十一个人。走了一个。”
“是你？”
“是我。”她说，“他们把我送上山，我在雪里躺了两天。第三天，我醒了。我爬出来，走回村子。村里人看见我，吓坏了。他们说，山神放我回来，是因为我穿着红棉袄。”
她摸了摸自己的袖子。
“我娘给我做的。”她说，“她说，红色辟邪。”
“所以你就留下了。”
“我留下了。”她说，“我留下来，替山神说话。他们送我上来的人，我都认得。我给他们唱。”
“你为什么不走？”
她看着我，笑了。她的牙很白，很整齐。
“走？”她说，“往哪儿走？我走了，谁替他们唱？”
风从林子里穿过来。雪从树上落下来，落在坑里，落在那些雪人身上。
“你也要走了。”她说。
“我能走吗？”
“能。”她说，“今天雪停了。往东，翻两个梁，有一条伐木道。”
她脱下红棉袄，递给我。
“穿上。”
“为什么？”
“山神不收穿红的人。”她说。
我接过棉袄。棉袄很轻，很暖，里子是红的，外面也是红的，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下摆有一颗扣子掉了，用一根黑线系着。
我穿上。
棉袄很长，盖到我的膝盖。我闻见一股味道，很淡，是柴火和雪的味道。
“走吧。”她说。
我往前走。走了几步，我回头。
雪姑站在原地。她没有穿棉袄，只穿着一件单衣，白色的，很薄。风把她的单衣吹起来，她的身体很瘦。
“你不走？”
“我不走。”她说，“我得留下。账还没完。”
“什么账？”
她抬起手，指了指我。
“你的。”她说。
我转身就跑。
我跑出林子，跑上小路，跑上雪坡。风很大，雪打在脸上像沙子。我摔了三次，每次都爬起来。
我跑到梁上的时候，天亮了。
梁下面是一条路。不是土路，是一条压出来的车辙，两条，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路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青沟 12”。
我坐在雪地上，喘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了发动机的声音。
一辆卡车，绿色的，车斗里装着木头。它从远处开过来，很慢，车灯在雪里是两团黄。
我站起来，走到路中间，举起手。
车停了。
司机探出头，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狗皮帽子。
他看见我，愣住了。
“你……”
“救救我。”我说。
他跳下车，绕到我面前，上下看我。他的目光在我的红棉袄上停了很久。
“你从哪儿来的？”
“太平屯。”
他的脸变了。
“太平屯？”他说，“太平屯去年就没人了。”
“什么？”
“去年冬天，林场撤了。人都迁走了。”他说，“那地方现在是空的。”
我看着他。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一个人？”他问。
“一个人。”
他看了看我身后。雪地上，只有一行脚印。我的。从梁上一路下来，歪歪扭扭，一直到我脚下。
他把我扶上车斗。车斗里全是木头，很冷。他给了我一件军大衣，又给了我一个暖水壶。
车开的时候，我一直回头看。
雪地把什么都盖住了。路，树，山，脚印。
只有一行。
9 第七个是我
县医院在城边上，三层楼，墙是白的，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和冻白菜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住的是单人病房。窗户上结着冰花，冰花很厚，像一层毛玻璃。窗外是雪，一直下。
做笔录的警察姓陈，三十多岁，戴一副眼镜，镜片上总有一层雾。他进来的时候，先把暖气片上的手套拿开，坐下，把本子摊在膝盖上。
“沈苓。”他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慢慢说，想起来就说，想不起来就说想不起来。”
我点头。
“你们一共几个人进山？”
“八个。”
“哪八个？”
“我，高远，苏眠，郑川，李彤，孔亮，何嘉。还有司机，老赵。”
他写下八个名字，一个一个，写得很慢。
“老赵没进村？”
“没有。他在村部。”
“为什么？”
“他看着车。”
陈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们在山口找到了车。”他说，“老赵在驾驶座上。排气管堵了，一氧化碳中毒。法医说，死亡时间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夜里到二十八日凌晨之间。”
“对。”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第二天早上。”
他点点头，写了两笔。
“我们在太平屯找到七具尸体。”他说，“老赵，何嘉，李彤，孔亮，高远，郑川，苏眠。”
他停顿了一下。
“加上你，正好八个。”
我看着窗户上的冰花。
“对。”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运气好。”
他写字的手停了一下。
“沈苓。”他说，“‘运气好’这三个字，我这一年听过很多次。每一次，后面都跟着一个不太好的故事。”
他把本子合上，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我们在你的棉袄里找到一些东西。”
他把纸袋打开，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床上的小桌板上。
一个米白色的发绳，上面有两只小熊。
一卷胶片，缠得很乱。
一颗红色的塑料纽扣。
一支英雄 100 钢笔。
一个铜打火机，上面刻着“安全第一”。
一枚护身符，红布缝的，里面是一张黄纸，写着高远的名字和生日。
“这些，”陈警官说，“都是从你棉袄的内衬里找到的。缝在里面，用红线，一共六处。”
我看着它们，没有说话。
“你缝的？”
“我不记得。”
“你记得什么？”
“我记得我捡的。”我说，“我一个一个捡的。”
“捡了以后，为什么缝在衣服里？”
“因为……”我想了很久，“因为暖和。”
陈警官看着我。他的镜片上有一层雾，看不清眼睛。
“还有第七处。”他说。
他从纸袋的最底下，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颗牙。
很小，是门牙。牙根上还带着一点干了的血肉。
“这一处缝得最深。”他说，“在靠近心口的位置。线是红的，打了三个死结。”
“是谁的？”
“我们做了比对。”陈警官说，“不是死者的。”
他顿了顿。
“是你的。”
我看着那颗牙。我用舌尖舔了舔自己的上牙床。那里有一个空缺，很光滑，早就长好了。
我笑了。
“那可能是我自己的牙。”我说，“掉了，我缝起来，留个念想。”
陈警官没笑。他把牙放回纸袋，把纸袋折好，放进公文包。
“还有几件事。”他说，“李彤的录像带我们修复了。最后一段，有一个数数的声音。声纹比对，是你的。”
“我不记得。”
“录像里那只盖住镜头的手，指甲上有一块冻伤，和你左手无名指的伤一致。”
“我不记得。”
“苏眠脖子上的创口，是柴刀造成的。刀在你手里。刀柄上有你的指纹。她的指甲缝里有你的皮屑。”
“我不记得。”
“但是。”他说，“创口的角度不对。从上往下，从左往右。如果是你站着砍的，角度应该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除非你当时是反手，或者，你是跪着的。”
他看着我。
“你当时是跪着的吗？”
我想了很久。我想起雪，想起苏眠的眼睛，想起我手里那把刀。
“我不记得。”
陈警官叹了口气。他把本子收起来，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沈苓，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
“您问。”
“你们七个人进村。”他说，“李彤的录像里，院子里站着八个人。第八个是谁？”
我看着他。
“雪姑。”我说。
“雪姑是谁？”
“村里那个疯女人。穿红棉袄的。她救了我。”
陈警官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们搜了三遍太平屯。”他说，“村里常住人口十九个，我们都核对过了。没有一个人叫雪姑。也没有一个人见过穿红棉袄的疯女人。”
“那孙德海呢？”
“孙德海一九六一年就死了。”他说，“村里的档案上写着，那年冬天，冻死在山上。”
“山神庙呢？”
“太平屯没有山神庙。”他说，“村后是一片林子，林子里有个坑，我们叫它‘老坑’。六一年埋过人，后来一直空着。”
“那我的棉袄呢？”我问，“红棉袄，是谁给我的？”
陈警官看着我。
“你被找到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军大衣。”他说，“没有红棉袄。”
他走了。门在我身后合上，发出一声很轻的响。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出院那天是三月，雪化了。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有一滩一滩的水，映着天。天是蓝的，很久没见过那么蓝的天。
我回了家。我娘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她抱着我，什么也没问。
后来我毕业，工作，结婚，生女儿，离婚。日子像水一样，一天一天地流过去。
我以为我忘了。
二〇二六年冬天，我搬家。整理旧物的时候，我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是我的旧胶片，十几卷，都用橡皮筋捆着。
我拿去冲洗。冲洗店的老板是个年轻人，他说，这么老的胶卷，不一定能出影。
三天后我去取。他说，出了。大部分都废了，只有最后一卷，最后三张还有影。
第一张是我们七个人在知青点门口的合影。李彤举着 DV，高远站在中间，苏眠在我旁边，郑川在最右边。照片有点歪，曝光不足，每个人的脸都是灰的。
第二张是雪，和那口井。井台上有一个人影，很小，看不清。
第三张——
第三张是在村口。
七个人站在雪地里，排成一排，面朝镜头。我数了一遍：高远、苏眠、郑川、李彤、孔亮、何嘉、老赵。
七个。
最右边还站着一个人。
穿红棉袄。
它站得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靠后一点，半个身子在雪里。它的脸被闪光灯照得太白，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一个笑。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字，蓝黑墨水，是我的笔迹：
“第七个是我。”
我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翻回去，对着灯，凑近了看。
红棉袄的袖口磨破了，露出一截手腕。
手腕上有一道疤。
我抬起自己的左手。
我的左手腕上，有一道疤。是我八岁那年，被开水烫的。
照片上那道疤，位置一模一样。
我把照片烧了。
火很暖。
那个冬天，我一直很冷。只有那一刻，我觉得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