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照临川赈粥复煮的一碗稀粥放上御案时，满朝文武都在等着砍我的头。
粥里能数出七粒米。户部尚书却刚刚奏报，临川二十七万灾民，每人每日足额给粮。
皇帝拿匙搅了两下，问我：“沈砚，你说谁在欺君？”
“臣还没有查清。”
殿上顿时响起几声嗤笑。我从袖里取出另一件东西，是一截沾泥的木筹，上面刻着三日前领粮的人数。
“臣只查清一件事。三日前临川东棚来了四百一十七人，给粮的册子上，写的是一千六百人。”
户部尚书贺崇没有看木筹。他看着我官袍上七品的补子，语气甚至带了一点怜悯。
“临川离京六日路程，你昨日还在工曹，哪来的临川实数？”
“快舟能走三日。臣的弟弟在临川做木匠，跟着押漕船回来的。”
“一家之言，怎能拿来御前妄议？”
我将粥碗往前推了一寸。
“所以臣请查，没请陛下凭这一碗粥杀人。”
皇帝看了我很久。他刚过而立，登基三年，最恼的就是朝臣把一切都安排妥当，连他该恼谁、该赏谁，也替他安排好。
他问：“你要多少人？”
“会算账的十人，能护粮的五十人，沿途州县见关文放行。”
“银子呢？”
“赈粮本来拨过，运费本来付过。请陛下先给臣三百两，供这六十个人走到临川。其余的臣到地方核实后再报。”
贺崇终于抬了眼。
有人抢着出班，说洪灾已经损去三府粮仓，重新筹粮少说十万两，一个小工曹竟敢夸口三百两赈灾。又有人说不立军令状，便显不出赤诚。
我等他们说完，才对皇帝行礼。
“三百两是路费，不是拿二十七万人的性命下注。臣能保证的，是逐日写清粮从哪儿来，送到谁手里。若有故意欺瞒，请依律问罪。若是河水再涨，臣的脑袋填不上堤，还是得先想怎么救人。”
皇帝将那截木筹扣在掌下。
“准。”
贺崇在散朝时拦住我。他的靴底极干净，我的鞋边还带着弟弟从临川捎回来的泥。
“年轻人，有些事不必说得那么满。”
我说：“大人，我弟弟在临川分到的就是这样的粥，还分了两顿。他今年十七，正长个子。”
他没再说话。
我出城时，工曹同僚秦泊赶来送我。他给了我一只旧算盘，边角补过三回，算珠拨起来有一颗会卡。
“临川衙门的人未必肯给你纸笔。”
我说总不能连纸笔也扣。他低头替我把算盘塞进包袱。
“你爹当年也是这样说的。”
我父亲做过河工，死在一次巡堤途中。朝廷给他的评语是冒进失察，赔给家里半匹布。母亲把布裁成了两床薄被，一床给我，一床给弟弟。那一年我十一岁，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命能在账上写得很轻。
我没有告诉秦泊，我这回带着父亲留下的水尺。
到临川的第三天傍晚，县衙请我赴宴。
城外水泡着两排屋脊，城里酒楼依然亮灯。县令陆承直亲自到码头接我，身后是漕运司的管事赵应，二人都说一路辛苦，官驿已经备好了热水。
我问粮在哪儿。
陆承直立刻拿出一摞仓册，纸张雪白，账目齐整：“按日发放，绝无短缺。”
我问的是粮，他给我看字。
我把自己的行李递给弟弟沈安，转身去了东棚。
沈安瘦了一圈，左肩勒出一道紫痕。来的路上，他一直不肯让我看，等我伸手，他才把衣领扯回去，说扛木头磨的。
东棚是一片临时围起来的高地，上千人在烂泥里候粥。灶上只有两口锅，其中一口空着，锅底烧出了青黑色。一个老妇人端着缺口的碗，手指泡得发白，看到衙役就把碗藏起来。
给粥的吏员听说我来了，急忙从旁边袋子里添米。
我掀开袋口。上半袋是米，底下是壳。
“大人，灾年米糠掺着吃，才撑得久。”
我没斥他，把盛粥的勺子递给赵应。
“你吃一口。”
赵应皱起眉，陆承直替他解围，说此处人多污浊，不如进棚细谈。我用指头在粥里拨出一片碎陶，放在他递来的仓册上。
“细谈之前，先把这批粮隔开。锅里重新煮，今日不用原来的袋子。”
吏员说没有别的米了。
“仓册上还有多少？”
陆承直迟了一瞬：“两千四百石。”
“开仓。”
县仓的门有两道锁，锁上贴着完整封条。赵应取来钥匙，一路都在解释，水退后仓墙返潮，粮袋不宜翻动。我进门就闻到一股新稻壳的气味，仓顶却干得没有一点霉斑。
粮袋垒到梁下，外面看不出缺口。随行校尉严川拔刀，要从边上劈开。我拦住他，让人搬来木梯，把最上面三层一袋袋抬下。
第三层下面是空的。
几根粗木撑着外面一圈袋墙，里面填着捆好的稻草。还有二十几袋真正的米，被整齐摆在门口，让查仓的人伸手就能摸到。
陆承直脸白了。他是真没想到，还是演得好，我当时分不出来。
赵应跪得很快，说前任仓吏洪灾中失踪，恐怕是他私下侵吞。
我找了块板凳坐下，叫他起来。
“洪水没上过仓门，哪来的冲毁？两千四百石，至少得数十趟大车。谁开的门，谁装的车，谁给的路引，今晚一个个查。”
赵应还想说话，我让严川守住门，将仓里的袋子全部编号。记录的人分成三组，一组记实物，一组询问搬夫，一组去查入城车数，彼此不许先对账。
我只带了十个会算账的人，没有谁能替我遮住所有的漏洞。
第一夜查出实粮一百八十七石。
这个数写出来，连我自己都停了笔。
一百八十七石，供二十七万人吃不到一天。
陆承直说还能到各户劝捐。我问他临川有几家大粮户，他说十二家，我让他写名字。他写到第七个时，赵应咳了一声。
那一声很短，我记住了第七家的名字，福泰粮行。
但我没在这一夜抓人。
棚里的孩子已经没有力气哭了。眼下追账追出一千张纸，也得有人活着等到粮。
我让陆承直把县城所有能用的锅借来，按各棚实到人数分出六个粮点。每点请两名灾民、一名本地铺户和一名差役一起称粮，称完各留一份木筹。天黑前公布明日能煮几锅，先供幼童、伤病者，成年人的份额写清楚。
陆承直迟疑：“这样岂不是把缺粮的事都告诉他们？”
我抬头看他。
“你以为他们喝的是水，心里就不知道吗？”
第二天，乱子果然来了。
一群壮汉堵住东棚粮点，嚷着新来的官把米藏了，要先给亲眷。最前面的男人打翻了称米的木斗，严川手下立刻去按刀。
我把刀按回鞘里，叫他们让开。
那男人冲过来抓住我衣领，手掌粗硬，指甲里全是泥。我闻到他身上一股酒味。
“你家几个人？”
他吼：“六个！饿了三天！”
“叫什么？在哪一棚？”
“问这些做什么，给粮！”
我指了指身后的六块木板，每块板上写着一棚住户。识字的灾民正在读给旁人听，谁家漏了人，可以当场补。
男人的眼睛朝右一偏。
我跟着看过去，赵应手下那个昨日添米的吏员，正往人群后缩。
严川不必听我吩咐，过去就扣住了他。男人松手想跑，被旁边一位老太太一把抓住裤腰。
“他没住棚里！昨夜我见他在酒馆！”
人群一下炸开。我却没有让众人围打，先护住称粮的桌子，叫人把今日的米倒进大锅。
“今日照常吃饭。要审的人带回衙门审。谁再推锅，伤的是你们自己家人。”
锅里水开了，粮点慢慢安静下来。那个抓住我的男人被带走时，从袖里掉出半串钱。
下午，他供出赵应给钱，让他们闹得越大越好。赵应却拿出一张借据，说只是雇他们搬粮，人已经拿了工钱却偷懒。这种事不能靠一张嘴断，我将借据和半串钱封存，暂时撤了他的发粮差事。
他出了衙门还回头冲我笑。
“沈大人，小心忙不过来。”
这话倒不是吓唬。当天夜里，棚里发起了热病。
我原以为缺粮是唯一的大祸。去看病人的时候，一个三岁的孩子躺在门板上，母亲拿破扇子给他扇风，脚边的水桶刚从河里打上来，水面浮着一截麻绳。
我请来的老医工只看了一眼，就问喝水是不是也从这里取。
我点头，他骂我：“你们光盯着肚子，让人把脏水喝进去，米再多也不够埋人的。”
我当着众人的面认了这句骂。
连夜分开饮水点和洗涤点，找出城北尚能用的两口井，把净水煮沸，再让各棚轮班送。棚后挖浅沟导走积水，病人单独安置，碗筷也分开。沈安带着木匠打了几辆小车，专门运水。
到天亮，他累得靠在车边睡着了。我去叫他，才发现他一直揣着半块饼，硬得能敲出响。
“昨晚为什么不吃？”
他醒过来，把饼往袖子里藏：“想着万一明天没有呢。”
那一刻我恨不得把赵应从牢里拖出来，让他看看一百八十七石究竟是什么。
但我只是把饼放到热水碗上，等它回软。
“以后剩多少，都让你知道。”
第三天，我收到了北岭县的回信。他们没遭大水，秋仓还存着粮，愿意卖两千石，却不肯先发货。
我没有怪他们。临川去年的公债到现在没有还，一张盖官印的欠条，在粮商眼里还不如一捆干柴。
我清出县库里的现银，只有四百六十二两。三百两路费还剩一百零八两，加起来连这批粮的一半都买不起。
陆承直终于不再说劝捐，拿出县城两处闲置官铺，说愿意抵押。
我问铺子的租税是否已经拨了别用。他一愣，去查了半天，回来时脸上发烫。果然，两处铺子都已做过抵。
我拿起那份抵契。押契的正是福泰粮行，日期在洪灾前十天。
陆承直小声说：“原是要修堤。”
我问堤修在哪儿，他指向地图东南边，手指在一座水闸上停了一下。
那座闸旁，父亲的旧图上画着一道很细的蓝线。
我先把图合上，叫他去请城中十二家粮商。
十二家来了八家，坐下便说粮少路险，官府既要平价买粮，便得准他们来年免税。有一家甚至提出接管临川县仓。
我没有砍价，也没有答应。我把一张运粮图摊在桌上。
“北岭粮价比你们低四成，走官道确实要绕四日。但西边石埠到临川，有旧驿路能走轻车。车不拉满，分三程接运，五日能把第一批粮运到。”
福泰掌柜孙茂春笑了。
“沈大人，纸上走路容易。您知道石埠这季节有多少泥吗？”
“知道，所以只用轻车，不用大轴车。”
“车从哪来？”
我让沈安推门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车架图，身后跟着城里四家木行的掌柜。
“木料先记工曹购账，木行按辆领定钱，余款押实际运到的粮。不征白工，不抢民车。”
孙茂春还在笑：“钱呢？”
我从袖里取出一份单子，上面是昨日抄验仓袋时查到的旧封签。
“临川县仓少了两千多石。袋子还在，封签还在，前年给朝廷供粮的行号也在。谁愿意先将自家的存粮核清，就先结谁的运费。仓里的账另算，做买卖的账不牵连。”
屋里静下来。一位姓陶的老掌柜低头看了半晌，先开口愿意供三百石，现银收一半，余款等北岭粮到。
孙茂春看向他，陶掌柜避开目光。
“我家孙子就在北棚。”
这句话落地，第二个人跟着报出粮数。
一共七百四十石，仍不足，却让临川多了几日。
当夜，第一队空车出了西门。我送他们到石桥边，领队的车夫把钱袋拆开，当着全队人的面数过。
“大人，回来真还有下一趟的钱？”
我让他把自己的木筹留在县衙账房，另一半揣好。
“回来拿粮单对筹，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他听完，才肯把钱袋系紧。
官印盖了这么多年，头一回让人放心的，却是一块能掰开的木头。
第四日，粮没有到，车夫先到了。
他光着一只脚，另外一只鞋用草绳捆着，说石埠的渡船被漕运司扣了。旧驿路最后一段要过清水支河，水涨之后，原来的木桥断了，只能靠渡船接车。渡口的差役说，今年船木都编入护堤，不奉总领的手令，一条也不许动。
总领的手令，要到省城取，再送来，至少十日。
十日之后，东棚那口锅能不能开，我不敢想。
我把车夫送去医工那里，带严川去了石埠。陆承直说我不能离开，人心刚定，县里一日离不开主事的官。我当着他的面将粮册、钱匣、六棚木筹分别交到三个人手上。
“人心要靠有人做事，不靠我一直站着。陆大人，今晚请你去喝第一碗粥。”
石埠渡口泊着十七条船，三条破了底，六条拉上岸，余下八条都能载货。差役守着绳桩，见关文就说没有用。严川亮出腰牌，对方才让开半步，却说船夫全不在，官府不能自行开船。
我蹲在水边看缆绳，最外侧那条船的桨湿着，舱底还有新洒的麦粒。
“这船今日拉过粮？”
差役不吭声。
对岸一位老人撑着小舟过来，停在离我们三丈远处。他不肯上岸，只问官爷是往临川送饭，还是往孙家坝送沙。
我说送饭。
他抬起下巴，让我看水中央的白浪。
“那边闸口只开三寸，水都逼这儿了。大船要逆流拖过去，船夫不肯出，索性把渡口封了。”
我这才明白，扣船不是一件孤立的事。
有人宁肯让粮断在渡口，也不肯多开几寸闸。
我没有命令船夫冒险。先请老人带我们勘水，找出下游较缓的一段，用空船试渡，再把一辆轻车拆开，连粮分批装过去。车轮、车轴、粮袋各自编号，到岸重装，装船不及满舱。
这办法慢，一夜只能过三十多石。我却给每位船夫照明价付钱，过一趟记一筹，谁都能看见。
守渡口的差役笑我折腾，说一百多车粮，拆得过来吗。
我告诉他，今晚先让三十石过河，明日就是三十石能煮粥。
第二日清晨，第一车粮终于进入临川。
迎着粮车跑出来的人没有喊青天，只是围着车，想摸一摸粮袋。我让人拆开一袋，把白米倒进木斗，前两日抓住那名闹事壮汉的老太太站在最前头，伸出手抓了半把，又小心放回去。
“这回是米。”
我点头。她抬起袖子擦脸，转头吩咐旁边的人：“别围了，让车过去。”
车夫领到钱的那一刻，脸上才有了笑。他将两半木筹并在一起，用拇指使劲压了一下。
当天，我在县衙门口另挂一块板，专写粮运：北岭购入多少，渡口实过多少，县城实收多少，路上损耗多少。每项都有人签押。损耗头一天高得吓人，我派沈安去查，发现有四袋米被车架磨破了麻袋，漏了一路。
他带着木匠在车边补上两道平滑护板，第二趟就没再磨破。
救命的事里，有时一块木板比十道诏书都管用。
粮路通了一半，水的问题却越来越急。西坡的水已经退了，东棚脚下却又长了半尺。村民说上游又下雨，我让人连夜去探，回报却是上游天晴，河道来水还在缓慢下降。
我带父亲的水尺去了孙家坝。
坝上新修了一座白石亭子，石匾写着安澜二字。亭子下面的闸房锁着，守闸人说闸轴坏了，只能开到三寸。按漕运司的规矩，须等匠官来修。
我问匠官在哪儿，他说病了。
“谁报的病？”
“总领衙门。”
严川伸手去碰门锁，守闸人急了，说擅动水闸，淹了万亩良田，我们谁也赔不起。
我终于听到了另一头的事。
坝东是临川七村的洼地，眼下全泡在水里；坝西新垦了一片田，沿河筑起高埂，把旧泄洪渠拦腰截断。水闸多开一尺，坝西就得进水。
我问那些田属谁。
守闸人说属官，名叫济民田，收益将来专供赈灾。
我望着东边的屋顶，差点笑出来。
拿活人的屋子蓄水，去保将来赈灾的田。
“田契给我看。”
他拿不出。严川要押他，我拦了，让他留在闸上，记下今日水位。随后请附近村民带我去找那个生病的匠官。
匠官姓陈，名仲山，住在一间墙面开裂的小屋里。他确实病了，右腿肿得裤管套不进去，床头放着一只断开的铁箍。
见我穿官服，他先把铁箍往被子里塞。
我将父亲的水尺放在床边，他看了一眼，忽然喊出我父亲的名字。
“沈望川是你什么人？”
“家父。”
他闭上眼，半晌才说：“你走吧。你爹的话，当年没人肯听。”
我没走，先请医工给他看腿，又坐在门槛上，等他愿意开口。他的女儿陈萤给我端来一碗水，碗底缺了一角，和东棚老妇人的碗缺在同一个地方。
陈萤说她爹验闸时被落梁砸伤了腿。那次换闸用了细一号的铁箍，陈仲山验出来，拒绝签字，随后就被划作病退。
“他们说旧匠不懂新制。新制就是把铁薄了两分，账多了三倍。”
陈仲山终于坐起来。他从床板底下抽出一卷油纸，里面是三幅图，一幅旧水道，一幅改渠，一幅田界。
我父亲旧图上那条细蓝线，正是被新田拦断的马尾渠。
它平日只是条长草的浅沟，水大时才走洪。过去每三年清一次，近七年没有清过，最后连名字都从修堤的册子上消失了。
陈仲山指着田界图上一条红线：“水不认田契。你把这儿围住，那儿就得淹。你爹说这句，被记了个扰乱工务。”
我看着那条线，许久没有说话。
父亲当年死的堤，离孙家坝还有二十里。过去我只知道他的死有蹊跷，如今才知道，他早就见过这份把水往穷人家里赶的图。
但这些图只能证明旧渠存在，不能直接证明谁贪了钱，更不能拿着就开渠。我请陈仲山替我勘一遍，若腿走不了，就让沈安做一副稳当的担架。
他看了我一阵。
“你要我担保这渠一开就万事大吉？”
“不要。我要你把不能开的地方，也一起画上。”
他接过水尺，用粗糙的拇指抹掉上面的灰。
“这话比你爹长进。”
勘渠用了两日。我们顺着荒沟查到下游，发现旧渠的末段塌了三十丈，河口也淤了。倘若直接挖开新田的埂，水会冲向南村，南村的房子比东边还低。
陈萤跟着记土层和坡势，她识字，算数比沈安快，手上却满是修闸磨的老茧。沈安起初不服，抢着量了一段，报错了两寸，被她按着尺子重新看过，此后便老老实实替她扶尺。
有这样的两个人，我的图才不是关在屋里画出来的。
我们拟定先清下游、修护岸，再在中段分两处泄水，最后打开上游。第一处经过三十七户村民的田，第二处要拆福泰粮行的一座粮栈。
孙茂春拿着济民田契上门时，我刚把图贴到县衙墙上。
“沈大人，朝廷兴办济民田，白纸黑字。你这渠一开，损的可是国帑。”
我请他指认哪份敕令批准堵渠。他翻来翻去，能拿出的只有漕运司的认定书，上面盖着贺崇任临川总领时的旧印。
“贺大人三朝老臣，还能不如你知道水往哪里走？”
我叫人把旧渠图和田契摊在一起，让他看两条线。
“知道，所以这七年淹的都是东边。”
孙茂春压低声音：“年轻人，办事留条后路。粮行的车还在给你运粮。”
“粮行照价收钱，车夫照价做工。大人若想撤车，写清是哪一日、哪一趟，由谁下令。县里会另找人。”
他脸上的客气终于没了。
“你真以为那几百石是大家服你？”
我说：“我没这么想过。我只要那几百石按约送到。”
当日下午，陶掌柜派人来报，福泰不许他们再借渡口的车栈。米只能露天堆着，夜里若下雨，半批粮都得受潮。
我请陆承直出面，将县学空院改成临时转运场，租给各家粮行，统一收费，谁也不许独占。县学先生来找我，说读书圣地岂能堆粮，我领他去看东棚一个正在替人读粮榜的小姑娘。
她十一岁，拿树枝在地上教几个孩子认“米”字。
先生站了片刻，回去把县学的门开了。
粮栈的事压住了，拆田又碰了钉子。
三十七户的村民没有一个愿意按印。他们听说官府要恢复旧渠，以为又是一回白征。里正先来求我，说大人若真为救灾，不如先许他们来年免税。
我不能拿来年的税随口许诺，就把现有能付的钱、不能马上付的钱，以及渠修成后受益的地段逐一讲清。还没说完，有人当着我的面摔了一只旧鞋。
“我爹修堤的工钱，到死也没等到！你们换一个官来，就想换一个说法？”
他姓许，名福生，三十多岁，脸上横着一道晒裂的口。他的田正挡着分水口，离开他家这块地，渠就得绕长一大段，而时间已经不够。
严川想劝他，我让旁人先散了，自己去看他的田。
田里是一片刚成活的桑苗。苗钱是借来的，供着他母亲和两个孩子。洪水已经淹了院子，这片略高的田是他家最后一样能算得出钱的东西。
我问他要多少赔偿。
他说要我的命抵。他说完又蹲下去，把一株倒苗扶正，带着怒气抹了一把土。
我陪他蹲了半个时辰，才问：“如果工钱现在给呢？”
他头也不抬：“田没了，给我工钱做什么？”
“开渠要工，护岸也要工。你家田按今春购苗钱、两年的出息和地价分别核。第一笔现银到你家，再动锹。你愿不愿意带你村的人一起记数？”
他终于看向我。
“少一文？”
“你就把渠工停了，来县衙找我。”
他冷笑：“银子从哪来？”
这问题我已经听了许多遍，每回都得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拿出县库新查出的运费册。一笔拨给福泰的旧渡口修缮费，渡口三年未修，却领过两次。我已经会同陆承直封存原账，请孙茂春限期说明。在他说明之前，尚未付出的尾款两千一百两暂扣县库，报上级核验。眼下不能拿未定罪的银子擅自赔地，县衙便以本年未列支的桥路余款先垫，每笔单独记，等待核准结算。
“不是我从袖子里变的钱，是县里本来该修桥铺路的钱。你去看账，也请你们村识字的人去看。”
许福生盯着我，过了很久，拣起那只扔到田边的旧鞋。
“别哄我。我是真的会去。”
“那就明早来。”
第二天，他带来了十九个人，还有一个背着算盘的老太太，是他母亲。老人眼睛不好，算数却清楚，一枚铜钱拨两回，就能把不对的地方指出来。
她坐在县衙门口，第一笔赔地钱亲手数过，才肯在契尾按印。
那天傍晚，马尾渠下游落下了第一锹土。
我没有站到高处说话，脱了外袍，和他们一起搬挡在河床里的烂木。木头泡得很沉，抬到一半，我脚下一滑，摔得满身泥。许福生在旁边看着，终于伸手拽了我一把。
“沈大人，您这手，拿锹还差点。”
我喘了半晌：“那我去搬土筐。”
他指了指另一边：“那边有人记工。别把自己的工记上。”
我听出他在打趣，顺着他说：“知道，我领俸禄。”
他笑了一声，提着锹走进水里。
开渠的第三日，朝廷的停工文书到了。
纸上先列我擅挪桥款，又列我逼迫民田，最后一条，是我借赈灾之名结党聚众。文书没有提那座锁死的闸，也没有提灾民每天喝的粥。
送文书来的是监察御史魏则。
他比我大十余岁，个子不高，胡须修得整齐。他到县衙时没有喝茶，先问我账在哪里。我把从到任第一天起的所有账目搬出来，连那三百两路费也没漏。
魏则翻得很快，在桥路余款上停了笔。
“这钱的用途不包括赔田。”
“恢复旧渠，原在桥路范围。赔田是修渠必要支出，我已单独列账，递文求核。”
“你没等批文。”
“批文要八日。下游再不清，八日后也许就没有田可以赔。”
他合上册子：“这话不能替代规矩。”
我知道。他若不愿意听，没有一句急也能成为我的护身符。
我便请他去看规矩管着什么。
魏则起初不肯，严川说御史既为查结党而来，总要看看我结的是什么党。到工地时，许福生的母亲正为一笔工钱与账房争执。她认定一名工匠两日都来过，册子却只记一天。
账房说另一天此人去西棚修水车，领的是那边工钱，不能重领。老太太叫来本人，把两边木筹拼过，果然只该领一次。她当场认错，仍把账房那笔写得不清楚的字用炭圈出来。
魏则站在旁边，一直到他们结完账。
我请他问村民是不是被逼来的。他问了十一个人，得了十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有人为领工钱，有人为救田，有人只想水退后能回家，还有一位老汉说，听闻这里饭比棚里稠。
没有人说是来拥戴沈大人。
我反倒松了口气。
魏则走到已清好的河段，用靴尖拨了拨夯实的护脚。
“你知道这封文书是谁催下来的？”
我说知道，至少猜得到。
“既然知道，为何不将事交给陆承直，自己回京陈情？”
“我回去，他会撤工。”
陆承直站在一旁，听到这句，脸一下红了，却没有辩。他第一次肯承认，若不是我压着，他早就依文书把工地停了。
魏则转过来问他：“所以，这里谁能承担停工后果？”
陆承直张了张嘴，许久道：“下官不能。”
魏则没有替我撤停令，但给了我一夜。他说次日午时之前，可以将眼下已经挖开的危险河段加固，不能再向上游新开。
一夜，也是一夜。
我让陈仲山按最急的地方排序，所有人只补护脚、封临时缺口，不抢进度。许福生说既然只剩一夜，不如偷偷多挖几丈，我没有答应。
“今天你帮我坏一条规矩，明天他们就拿这一条，把咱们做成的事全拆了。先把能站住的做实。”
他恨恨抡了一锹土，还是去了下游。
那夜我在灯下写了一封复核疏。没有痛陈自己忠心，只把停工后水从哪里走、何处未加固、多少户尚未转移，分别画图。钱粮账另附一册，所有承认不合的地方都标红，所有尚未查清的地方都不下结论。
我写到天亮，手腕酸得拿不住笔，最后一句删了两遍。
原先写的是臣愿以死明志。
删去后，写成请命一名懂河务的官员与陈仲山共同复核，三日内给准或驳，驳则附替代治水方案。
魏则拿走疏时，看见桌上撕碎的纸。他没有问，带上了那截最早的木筹。
接下来的两日，工地停着，粮运不能停。
赵应趁停令重新回到粮点，说我既被查，旧章程应当恢复。他带着几名差役要拿木筹，碰见了许福生的母亲。
老太太将盛筹的小匣子抱在怀里。
“我这把年纪，死可以，粮得先记清。”
赵应骂她无知。我赶到时，四个粮点的记账人已经全来了，站在门口谁也不让。
我把停工文书念给他听。
“上头停的是马尾渠新工，没停发粮，也没许你抢账。”
他伸手指着我，说御史都查了，我还不知收敛。我当着众人的面叫陆承直重新出一份告示：赈粮章程未被撤销，任何变更，须县衙与督赈官会签，公示原因。赵应既已撤差，只能凭原差补结账目，无权接管。
陆承直握着官印，迟迟没落。
我没有替他盖，只说：“你若不肯，写下不肯的缘由，我一起报。”
他最终盖了。
赵应走后，陆承直坐在门槛上，脱下靴子倒出半靴泥水。他今日也去了两个棚，脚上磨出泡，过去几日整洁的官服再也穿不回去了。
“沈大人，你是不是一直瞧不起我？”
我坐在他旁边。
“我瞧不起你明知有空仓，还想让我先赴宴。”
他点头，脸上露出一点难堪。
“那日我想，只要你好好吃一顿，话能说软些，就还有转圜。”
“谁替棚里的人转圜？”
他没有答。
过了一会儿，他从袖里取出一把钥匙，放在我旁边。是县库内柜的钥匙，里面有历年的田税底簿。县里以前报送的都是誊本，原簿很少给外人看。
“你查福泰，不妨从田粮交割的年月查。”
我没向他道谢，先问：“这能替你免罪吗？”
他摇头：“不能。我只想别再添一条。”
原簿比空仓更难看。
济民田账面有六千二百亩，实际登记给官府的只有两千八百亩。其余地块以代种、佃护、借垦名义划给六家铺户，六家铺户的保人全是福泰。官府每年支出修护款，福泰收佃租，水大的时候，再把洪水挡在东边。
所谓济民田，只济了几个人。
更要紧的是，县仓每年拨出“工役口粮”给这六千二百亩的佃户，但册上有一千三百多人，在户册里根本找不到。
我还不能断定粮全入福泰。于是将登记的姓名逐个列出，请各村老人认。有些是死了多年的，有些是搬去外县的，有些字只改了一个偏旁，一人变成三人。
一直查到一个叫冯冬的人，线断了。
他在册上有名有户，也真的在坝西种过田。邻人说去年秋后他去了省城，因为儿子在漕运司当差。赵应也拿这条来辩解，说不过是旧户册更新不及，哪能拿来定侵吞。
我派人去查，回来的人说冯冬在省城已经死了，生前留下的一纸地契，却转到贺崇小舅子经营的清义堂。
严川听完就要写进奏疏，我把笔拦住。
“我们只有传话，没有原契。清义堂与贺大人有亲，也不能当成贺大人贪赃的证据。再查。”
那时我才觉得，做一个能查清的官，比做一个敢骂的官难多了。愤怒很容易，证据不肯因为我愤怒就多一张。
秦泊的信就在那天送到。他在京中替我查了历年拨粮公册，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灾前六个月，临川曾报出一笔旧粮折损，奉准换购新粮；一月后，又报仓储充足，足供三年。
两份文书各自没有错，但按临川的运力，短短一月根本运不进那么多粮。
他在信尾写，贺崇已在朝中提议另派督赈官，理由是我治水心切，反误赈粮。接任的人选正是漕运司出身的侍郎邵齐。
我把信烧了，只留下公册抄件。
我不怕新官比我大，怕的是他到来那日，马尾渠重新填上。
我们必须赶在他来前，让账和水都说得出真话。
我请陈萤带人复量水位，沿孙家坝上下游设七根标桩，每日卯、午、酉三次记录。每处由两个村子轮值，同一时刻派人报数。另找来闸房值守的原始簿，与河面漂浮物的过流方向一道核。
第三夜，陈萤从坝上回来，带来一截带刻线的旧木板。
它原是闸房门框，修闸换下来后被垫在柴棚底。上面从低到高刻着七道深痕，对应历年大水。
今年的水位，比前次大洪还低一尺。
临川却淹了比前次更多的村。
“只说今年雨大，解释不了。”她将木板压在图边，“除非过水的地方缩了。”
旧渠被堵，主闸又小开，两个原因都在图上了。剩下的是证明，有人明知如此，还把它当做救灾的办法报上去。
陈仲山让我去找一位退休书吏，姓苗。他当年给河工誊图，父亲上报的原件都由他经手。
苗老头住在北街，靠替人写信为生。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给一位老妇写平安信。老妇的儿子在外县做工，信上只说家里无事，田地尚好。窗外明明还能望见她家泡在水中的茅屋。
我等写完才进门，说明来意。
苗老头先看我的水尺，又看官服。他说原件按制早送省库，自己没有留。我没有搜屋，只把父亲那份旧图摆在桌上。
“这上头有两处我看不懂。您替我讲讲，也算帮临川人一回。”
他用手指压住纸角，半天没移开。
“你爹画图，喜欢把底线描两遍。一次给自己看，一次怕别人看不清。”
他说完就哭了，眼泪掉在发黄的图纸上。
他没有藏原件，藏的是一页退回的批语。父亲当年上报，说马尾渠不得废弃，批语却命他先照新田界改图，不许再以旧洪痕阻挠垦殖。
签字是当时的总领属官邵齐，旁边批了一个贺字。
只一个字，仍需核笔迹、查行文，不能当成全部。但它把旧图、济民田、今年的封闸令连在了一处。
苗老头问我：“现在写出来，还能算吗？”
“能算一份证。我会把谁保管、何时留下都记明，也会给你一份收据。”
他忽然笑了：“你爹当年给我借两文钱买墨，也写收据。”
我走时，他追出门，将一封写了一半的信递给我。是替那位老妇写的平安信，他将“田地尚好”四个字划掉，改成了“田被水淹，人都活着，县里在开渠”。
“她刚刚让我改的。”
我把信还给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领到的这份差事有了分量。
不在印上，在这一行字里。
邵齐比复核文书早到一日。
他带了两百名护卫，十二辆车，车上压着成套的新帐篷。随行吏员一到便说朝廷体恤灾民，要在城南高地新设安置所，统一收留，旧棚须三日内清退。
城南高地是福泰的地，旁边没有水井，离粮道又远。我问为何选在那里，邵齐说已有成议，不必争。
他看我的第一眼，就知道我不肯服。
“沈大人，你在工曹该明白，做官不能一味求快。何况朝廷派你督粮，并未让你主持河务。”
我将授命关文取出来。上面写督临川赈务，后面另有便宜察验水道一句，是皇帝亲加的。
邵齐扫过一眼，说便宜二字也不是恣意妄为。随后命我交出仓库钥匙，所有粮先入新设总仓。
“二十七万人，六处分粮，一百多本账。你怎么防奸？”
我把昨日总表递给他。分粮本册确实多，总表只有两页，从粮车到木筹，逐项能对。
“集中一仓也得记账。若不记，仓堆到梁下也可能是空的。”
赵应就在他身后，脸上的肉跳了跳。
邵齐将总表放回桌上。
“你是说我也会造假？”
“下官是说，粮到谁手里，都请照表核验。”
他拍了桌子。院外的护卫随即往前走，严川横刀挡在门口，仍没有拔刃。
我不想让这件事变成两个官的武力相持，便将钥匙放到桌上，请邵齐当场派人一起盘仓，盘完后签接收数。所有粮点的明日份额已运走，仓里还存多少，他只能接多少。
他没有伸手。
接一座账面充足的仓容易，接一个写清实际存粮的仓，就得对明天负责。
那一日，他最终只接了官驿，把交仓留到明晨。
我连夜让所有粮点抄三份接领数，分别交陆承直、魏则的随员和记账灾民。既然换人可能无可避免，我便把换人时最容易丢掉的事留下。
沈安看我收拾文书，急得把墨都碰翻了。
“哥，咱们做到这儿，就让他摘果子？”
“能让棚里继续吃饭，谁摘都行。”
“他真肯继续？”
我将染黑的那页纸扯出来，重写一张。
“所以多留三份。”
次晨，魏则的马踏进县衙时，我正在盘仓。
他带回的复核意见由三名河务官共同签押，承认马尾渠应恢复，但规定两处护岸必须加厚，开闸要分次，不许骤泄，所有迁移必须先于动土。
更重要的一道上谕，是暂缓更换督赈，命魏则与邵齐同核账册，沈砚继续督办水粮。
邵齐接谕时，站得笔直。听到同核两个字，他下意识看向魏则。
魏则没有看他，径直把三名河务官请进来。三个人各带工具，一个查土，一个核标高，一个验闸。我见他们的第一句话，是请先看图上可能做错的地方。
查土的老官当场挑出我下游护脚不足。他说得很难听，沈安脸上不服，我叫他记下来，按新尺寸改。
邵齐想用这处失误证明我无能，老官却回过头问他：“你们堵渠时，有谁量过土？”
邵齐回答不出。
复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拆福泰粮栈。
孙茂春让几十个伙计坐在门前，说里面有一千石灾粮，拆屋会把粮淹坏。我派人验仓，确有粮，袋面挂的却是济民田口粮封签，日期正是临川县仓“换新”的那一个月。
孙茂春立刻改口，说暂借仓存，账上都有，不曾私取。
我请他交出代存凭据。他拿出来，数目和袋号却对不上，纸上的押字竟是那个洪灾中失踪的仓吏。
魏则亲自在旁见证，我们没有立刻强拆，先将粮逐袋转到高处，验明干湿，分清哪一批属于官仓，哪一批确有进货票。孙茂春的私粮按价计搬运费，争议粮原地封存，留足证据再运。
他叫嚷说我抄家，我指着独立记账的桌子。
“一袋都不会不记。大人既然代官府存粮，今日便该高兴把粮还回来。”
伙计们起先还不肯搬。我让陆承直念出告示：受雇搬运者，只须说明实际领过的工钱、做过的事；愿意核实仓袋与车次的，按程序作证。掌柜的账不算在伙计头上，私下焚毁单据则另论。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个右手少了半根指头的老搬夫。
他走到一袋粮边，摸出袋角藏着的一块竹片。
“这个是去年秋天的。我装的车。装完叫我们把县仓牌摘了，换福泰牌。”
孙茂春扑过去骂他养不熟，被严川拦住。第二个伙计也站起来，说去年一次运粮没有走进城道，而去了坝西。他愿意带人认路。
没有谁忽然良心发现。老搬夫对我说，他早就不愿干了，但半年的工钱押在掌柜那里，家里人还要吃饭。
我把未结工钱也一并列入核账。
那座挡着马尾渠的粮栈，终于在第三日午后拆开。沈安拆下第一根横梁时，发现梁上旧年水线刻得很清楚：原来这房子也曾进过水，只是后来把地基越垫越高，把洪水推出去。
我将那截木头留下，同七根标桩的记录放在一起。
当天傍晚，上游急报来了。
青山口连下大雨，洪头两日后到。
这一次，真是天灾。
三名河务官没有夸口，陈仲山把新测的水尺数写在旧图旁，说即使渠全通，也不能保证东边七村都保住。必须把还留在低处的人全部迁走，包括不肯离开的老人，以及新田里还在照看桑苗的许家人。
我先去许福生家。他母亲已经收好了算盘，却不肯让人抬床。
“这床是他爹打的，水来了也泡不烂。”
许福生站在门边，急得额头冒汗，既不敢骂，也劝不动。我弯下腰去看床腿，发现床板可以整片拆下。
“床板带走，腿脚留屋里高处。水退了再装。”
老太太看着我：“你保证还回来？”
“我不能保证水不冲屋。我能让木匠把尺寸记下来，若冲没了，按尺寸重新做。床板是原来的。”
她摸了摸床沿，终于起身。
我们抬她走时，许福生将门框上孩子的身高线拓在纸上，折好藏进衣襟。那张纸让我明白，迁户册上一笔勾，并不是一个人真正离开了家。
于是我让每一队领人都慢半刻，把能带的要紧东西带上，剩余房屋编号，牲口赶到另一片围场，不许只管人、不管人回去以后怎么活。
这慢半刻，后来省去许多人半夜偷偷返家的险。
洪峰到来前夜，闸房出了事。
细铁箍虽然更换过，闸梁一侧却仍有暗裂，提到半程突然卡死。一名年轻匠人手臂被撞伤，陈萤立刻让人止动，水声在闸洞里轰得听不清话。
邵齐派来的监工在旁边叫喊，说既然不能开，不如封死，以免溃闸。我听到“封死”，看见陈仲山的脸冷下来。
他让陈萤扶他坐到安全的高台，指着下方两处受力点，示意先卸一侧牵索，再用新梁分担，不准人站在吊梁下面。老河务官核了两遍，才点头。
我不是匠人，便守在绞盘外记每一次试提。谁发令，谁回报，谁确认人员离开危险处，都用同一套口令，听不清就停，绝不抢。
沈安要下去替换横楔，我一把抓住他。他气得冲我喊：“你当我是小孩？”
“你胳膊上还带伤，刚才已抬不稳梁。换老朱。”
他还想争，陈萤将新楔递给老朱，反手把他拖到绞盘边。
“想帮忙就别挡。”
后来沈安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被人骂得那么服气。
闸在丑时重新动了。一次提两寸，停下看水，看护岸，看下游回报。黑水从闸下冲出，马尾渠里先是细细一股，接着水面越铺越宽。
我站在高岸，看见许福生的桑田慢慢浸进水里。
他也在旁边，看得一声不吭。
“后悔吗？”
“后悔没早些把苗移走。”
他说完，拍了拍装在胸口的赔地契。
“但我娘在高地睡着，这回不后悔。”
天亮前，第三标桩突然报水位不降反升。
有人喊开渠无用，我让报信的人把时刻再说一遍。七根桩只有第三根不合，其上下游两根都在回落。陈萤拿着图看了一眼，立刻说是支渠口可能被漂木堵了。
她要去，我让熟悉那一段的船夫带路，另给六人守绳，不许任何人直接下急水。到地方果然是半座冲塌的草棚横在窄处，杂草缠成一团。
船夫用长钩牵住棚架，岸上十几个人一起拉。第一根绳断了，第二根接上，他们把草棚拖偏，水口终于露出来。
到辰时，第三根标桩回报降了三寸。
我将“三寸”两个字写得比任何一次都重。
这些天朝中许多话，我一句也没能让水退下去。三寸，就是三寸，少不到哪里，也多不到哪里。
洪头在午后抵达。
主河水面高过岸边的旧痕，新护岸一处渗水，河务官命人打桩压脚。陈仲山说要先辨清是浸水还是翻沙，不能只往表面堆土，我将不必要的人撤离，只留下能做事的工匠。
邵齐也来了，站在后面一遍遍问能不能保住。我叫人给他搬了张凳子，让他去迁移所核对还没找到的人名。
他脸上铁青：“你敢使唤我？”
“大人带了两百护卫，眼下最能派上用场。”
魏则就在旁边，接过我手里名单，先走了。邵齐站了片刻，只得跟上。
他后来找回了两个躲在柴棚的老人。这是他到临川以后，第一件我愿意记进功簿的事。
不能因为我恨他，就抹掉两个活人。
这一场水过了整整一夜。
我们没保住所有田。下游有一段尚未及加高的堤退了，几处提前迁空的屋子塌进水里，七十余亩已经泡伤的麦地彻底没了。但东棚水位没有再涨，新分洪渠吃进最大的那股洪头，清水支河的渡口也稳住了。
第二日傍晚，前夜还贴着窗棂的水退到门槛以下。
许福生站在高处，往自己家方向看了很久。他没去抢着回家，先帮身边的人抬下那块拆来的床板。
老太太坐到床板上，摸摸干燥的木纹，低声说：“好，还是这块。”
我就在她身边坐下，想喝一口水，才发现自己碗里是空的。
沈安把他的水分过来一半。他掌心磨破两处，肩上的旧伤又裂了，脸上却有了我很久没有见过的神气。
“哥，今天的米，够吗？”
我取出最后一张粮表。
“够。明天也够。”
他捧着碗笑，笑了一会儿，头一歪就睡着了。
我让他靠在自己肩上，没再动。
水退第三日，临川没有摆庆功宴。
我们开始逐村核人，核房，核种子和牲口。六个粮点减到四个，已经能回家生火的户，每三日领一次口粮，不必天天排队；不能回家的继续住棚。修屋料与种粮各自记账，不能领了粮就当修好了屋，也不能发了种子就当人已经有饭吃。
陆承直做这件事，比我起初想的细。他带着县吏一户户看，遇到屋架尚能用的，先标危险处，再让匠人决定拆还是修。有一户只有老妇和小孙女，他亲自搬了两趟瓦。
魏则问我，要不要替他写一笔救灾得力。
我说：“做了就写。先前空仓的事也照写。”
他点了头。
真正的账，不能只记一个人的好，也不能只记一个人的坏。
孙茂春被收押前，还以为自己只需赔一座粮栈。
直到魏则把福泰外账、六家铺户的保契和临川县仓车簿摆在一起，他才知道，几份各自看似能解释的账，合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那批所谓旧粮换新，实际没有换。粮从县仓运到福泰的栈里，改称私购；官府再花一笔钱，向福泰买了同样的粮，纸上新粮入库，实物却留在栈里。新购粮款的一部分变成济民田垦费，另一部分经清义堂转入省城两处典铺。
六家铺户各自只记自己那一截，单查一家，看不出全貌。把日期、车次、袋号与支付时刻排开，假话便没有地方站了。
更致命的是，典铺有一笔付款，恰好对应孙家坝那套细铁箍。
工务账付的是足尺寸新铁，匠作铺收的却是薄箍钱。差额去了哪里，铺主不敢说，邵齐却先托人找到了他。
那人进门前，严川已经守在后屋。魏则没有设饵让他们行贿，只在铺主此前报有人威胁后，派人保护并记录来访。来人捎的口信十分清楚：过去的账由总领担着，铺子若敢乱说，以后就不用开门。
口信不是全部证据，铺主的原始料单才是。每一套铁件的重量、工时、运抵日都写在带油渍的账上，与邵齐签发的验收单相差近一半。
邵齐被请到县衙那天，仍坚持自己只信承办人的汇报，未到现场，不能知情。
魏则将陈仲山拒签的旧验单放在他面前。单上原有的退回批字，正是他的手迹，日期在验收前两日。
“邵大人，你说未到现场不知，那为什么事先退回了不合的验单？”
他沉默半晌，说是承办人拿错了。
陈萤搬来那只断铁箍，将断口朝上。
“拿错一次，验错一次，工钱再错一次。怎么错来错去，省下的都是我们这一头？”
邵齐抬头要训她无礼。魏则让记录的书吏将问题记下，请他答话。
他再没有答出。
我没有在旁边骂他，脑子里却一遍遍想起闸梁下那名伤了手臂的年轻匠人。医工说伤能养好，但以后提重物会疼。邵齐每一次说拿错，都有一个人的骨头替他受过。
县衙审的是实物和账，省城还得审权与钱。
贺崇很快呈上辩疏。他承认济民田经自己批准，承认当年认为旧渠可以改作垦地，但否认知晓空仓、薄铁与折粮。他说把所有事推给一个离任多年的官，是下面人为逃责攀诬。
如果证据只有旧图上一个贺字，他这番话便有道理。
秦泊没有替我写一封义愤填膺的信。他送来了内库收存的拨款回批副本，那里有贺崇以现任户部尚书身份签认的两次粮款，并有他在今年灾前要求继续维持济民田封闸的札付。
札付上引用的水位，竟比当日实测低了八寸。
报数来自邵齐，而转报时将“坝东有溢”四字删去了。省库留底尚在，有刮改痕，与临川所留来文能对。
魏则派人同时调取，不给任何一方单独解释的机会。另一路循典铺查下去，终于找到贺崇家管事替清义堂代收的田租和粮款。收款簿里，临川两字被写成了“临修”，但押字的管事已经在别处用了同一印记。
到这时，贺崇才要求回乡养病。
皇帝没有准。
我被召回京复命时，临川早稻的补种刚下去。沈安想跟我走，陈仲山却让他留着学修闸。他装作不情愿，收拾行李时把新做的水尺放进了自己的箱子。
我问他以后想不想考学。
他想了很久，说想学会造真正能用的闸，不想再做一个只会照着官样锯木的匠人。
“那就先把算数补上。”
陈萤正站在门边，听到这一句，将一叠写满算式的纸塞到他手里。
“晚上做完，明天我看。”
他脸上立刻垮下来，耳朵却红了。我笑着上马，没有戳破。
进京那天，秦泊在城门等我。他比我还瘦，眼下乌青，把那只旧算盘拿回去，试了试会卡的珠子。
“没坏？”
“坏了，临川木匠给修过。”
他拨了一下，果然顺畅，过了片刻又笑：“那你比我强，好歹带回来一件修好的。”
朝堂还是原来的朝堂。贺崇的位置空着，旁边几个曾叫我立军令状的官，都低头看手中笏板。
皇帝让我先说功。
我没有推辞。米送到多少，渠修了多长，迁了几户，花了多少银，留了哪些尚未完的工程，我全部说了。功簿上有船夫、有木匠、有医工、有数钱的老太太，也有犯错后补救的陆承直。
说到损失，我也没有藏。七十余亩麦地没有保住，几处房屋倒塌，两名工匠受伤，迁移中有一位老人旧病发作，医治无效。那家人已经领到抚恤，但抚恤不能写作救回一人。
皇帝听完，问我还有什么要请。
我将父亲的水尺呈上。
“臣请重查先父当年冒进失察之案。”
殿里又静下来。我知道他们等这一句很久，等着把我做的一切，都说成一个儿子借公事报私仇。
我把第二份文书也递上去。
“此案与临川灾务有关，但不能混作一案。旧图、批语、当年役夫姓名，臣都列在册中。关于先父死因，眼下证据不足，臣不请今日定论，只请按证据复核。”
皇帝看完，交给刑部。
他随后问：“你对贺崇，要说什么？”
我想了片刻。
“请让他先读临川迁户册。”
贺崇被带进来时，已经换下朝服。他仍站得体面，听到我的话，脸上露出一点不以为然。皇帝命人拿来迁户册，让他从第一户读。
他读了十几行，开始停顿。
册上没有感天动地的文章，只有几口人，原居何处，何日离屋，带了什么，缺什么，回屋时还剩什么。有一户记着两头猪，有一户记着一匣嫁妆，一户是床板，一户是孩子的书。
读到第七十户，嗓子哑了。
“陛下，臣知罪。”
皇帝没有因为这句就让他停。
我也没有因为这句就觉得痛快。真正让我痛快的，是他从此再不能隔着一份齐整的奏报，把二十七万人说成一笔已经安排妥当的数字。
贺崇的案子审了两个月。最后判定他受贿、侵吞官粮并明知堤渠有害而隐匿实情，革职收监，财产按查实的数目追缴。邵齐、孙茂春各按所犯定罪，赵应参与侵粮与扰赈，另案处罚。
没有一家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满门发落，六家铺户有两家确被蒙骗，补齐所欠租粮后继续经营。搬夫的工钱先从查封资产中核付，陶掌柜借出的粮按约结清。
许福生的母亲听完判词，最关心的仍是下一笔护岸工钱哪天给。我让送信人告诉她，照旧逢五结，不因为贺崇倒了就晚一天。
父亲的案子比贺崇还慢。
刑部找到当年一名受伤役夫，又调出省库旧札，证实父亲多次上报渠患，没有冒进。他那次巡堤，奉有核验险段的正式札令。朝廷撤了原评语，补发恤银。
但父亲是失足，还是因堤面被粗修而塌落，旧现场早已消失，不能再判。
我接受了这个没有全部答案的结果。
母亲收到新文书，坐在门口看了整整一下午。她不识许多字，便叫邻家先生一遍遍读撤销原议那几个字。晚上，她从箱底取出那床已经磨薄的旧被，说今年冬天该换新的了。
我给她量了床，第一次没有想着怎样从半匹布里多省两寸。
朝廷给我升了两级，问我愿不愿留京入户部。
我说想先回临川，把秋仓建完。
皇帝问：“你就那么喜欢那地方？”
“臣在那儿欠的事，还没做完。”
他准我回去，又命工曹拟一份各地可以参照的灾务章程。我没有抄临川原样，只列最要紧的几件：粮食要按实物验；灾户要能对领粮数；水位由上下游合记；迁移先安人，再核财；每一笔借调有归还之期；每一道停工令都要说明停后由谁接手。
秦泊替我校稿，看到最后一条，笑得肩膀都抖。
“你是叫朝廷以后少说几句空话。”
“说了也得有人做。”
入秋时，我回到临川。
我原以为最难的事已经过去，接到的第一份呈报，却是南村种粮发错了。
县里按亩数发种，没有分清哪些地积水久，哪些地退得早。有两户照常把种撒下，烂在泥里，又来求第二份。管事不肯再给，疑他们领了种粮拿去吃，双方吵到衙门。
我跟陆承直下田时，那两户人还在一粒粒翻地里的种，想证明自己没有说谎。一个汉子把手心里沤黑的种子递过来，问官家要不要拿回去过秤。
我接到手里，沉默了半晌。
我们把粮送到了人手里，却没有问清粮落在哪块地里。
这不是再抓一个贪官就能了结的事。县里所有人都没想害他们，错还是出了，田也不会因此多长一棵苗。
我请附近几位老农到田边，按积水深浅、退水早晚重新划出三片。还能赶种的另给合适的种，赶不上的改种短季菜蔬，留作冬前口粮；已误种的两户单记补发，不从他们原有口粮里扣。
账房问补发算谁的责任。
“派发规则是我签的，先记在我名下。核清之后，该怎么分担就怎么分担。”
那汉子听到这句，收回手中坏种，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我让他扔了，再领一袋新的。
新的种粮不能仅凭粮商说好。我请老农各取一小把，分盆试芽，把发得齐、发得慢、发不出的分别记录。七日后，果然有一批看着饱满的种，发芽只及另一批的一半。粮商拿出供货文书，说官府的验收条件只列了粒色。
他这回没有造假，文书确实只写了粒色。我们将这批改作食粮，按实价结，不给他强扣罪名，同时重拟后续收种条件，封样试芽一项添进约中。
陆承直拿着新约，低声说从前从没这样买过。
“那就从今年起。”
我答得快，回衙以后却在桌边坐了许久，重新看一遍自己刚拟好的灾务章程。在有关种粮那行补了十几字，又把一处“照亩足给”改成“核地核时”。
救过一回人，并不等于以后就不会办错。
陈萤来送巡闸记录，见我改文书，顺手取走旧稿。她说马尾渠也有一处护岸沉了，得趁秋水小补修，若只等来年巡查，泥里那条缝会藏得看不见。
我让她核材料与工钱，她却将一张役夫轮值表放在我面前。
“钱之外，还有谁做。您回京那两个月，三个人都以为那一段归旁人看。”
这句比我想的要紧。我叫来陆承直、村里管水的人和河工，一段段对清责任，哪一段由谁巡，何时交接，出险先报哪处，交接时两人一起走，不许只在册上按印。
沈安给每一段做了木牌，牌背刻上两头接界的树或石，不再只写空泛的东段、西段。
第二日，他们一起去插牌。我跟到堤边，听见几个村的管水人正在争一条浅沟归谁，有人嫌多管了半里，有人怕少记了工钱。陈萤让他们先把水放过来，看沟往哪边排，再定谁清哪一头。
我站了一会儿便回去，没有替他们说最后一句。
这条渠要年年有人管，不能每次都等我回来。
东棚已经拆了，原来摆锅的地方晒着新收的谷。县学恢复授课，墙角还留着一条粮袋磨出的痕，先生没有刮掉，说留着教孩子认“仓”字。
新仓不高大，底下垫了通风的木架，仓门外贴着实收数。每一批粮先验干湿，再留样封存，搬夫签收的是实际入仓的袋数，绝不许再按车估算。
陆承直没有升官。他被记过、降俸，仍留在县里补完后续。看见我，他不再请宴，先领我看剩下三户还没修好的屋。
我和他走了一圈，回程碰见许福生赶车。他那片桑田改了水道，新补的田在稍远处，地力还得慢慢养。工钱给家里添了一头瘦牛，牛脾气不好，一到桥头就不肯走。
他下车牵牛，冲我摆手：“沈大人，别站那儿，挡它看路。”
我往旁边让了两步。
桥下水流不急，陈萤在教几个年轻匠人看尺，沈安提着墨斗跟在后面，遇到不会的就问。陈仲山坐在岸边，腿还不灵便，骂人的精神却很好。
我父亲的那把水尺挂在他们新搭的工具棚里，旁边是一排尺寸相同的新尺。
它终于不再是一件只有我家才知道分量的遗物。
秋仓合账那日，许福生的母亲又来了。老人带着自己的算盘，把末一笔数完，抬头问我：“这回仓里都是真的？”
我领她进去，叫她挑一袋。
她挑了中间最不好取的一袋，沈安搭梯搬下来，拆口，金黄的谷粒落进木斗，响得脆实。老人伸手搅了搅，满意地将袋口重新系上。
“明年若没灾，这些怎么用？”
“轮换新粮，旧粮按价出，账也照样贴。没有灾，也得查。”
她说这话才像过日子。
傍晚合仓，最后一辆车的粮已点清。我接过车夫递来的半截木筹，与账房那一半拼上，边缘严丝合缝。
车夫领了钱，问还有没有下一趟。
我看着仓外刚晒干的路，告诉他：“有。明早运种粮去南村。”
他把两半木筹交回来，说这回不用再留一半了。
我仍将其中一半放进他手心。
“带着。账要对。”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