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被一辆豪车从山村接走，他们说我是被抱错的千金。
车停在村口老槐树下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黑色锃亮的车横在土路中间，把整条路堵得只剩一条缝。村里的小孩围着它转圈，谁也不敢摸。王婶从灶房探出头，隔着半个院子喊："枝枝，这是接你去当大小姐的车啊？"
我没应声。
我手里还拎着半篮鸡蛋。刚从后山鸡窝里捡的，还带着草屑，本来要拿到镇上换盐。
赵叔要来接，我躲了一下。他的手停在半空，很尴尬。
我把篮子放到路边的石头上，把鸡蛋一个一个摆好，数了两遍。二十三个。
"给王婶家送过去。"我回头对李秀兰说，"她家鸡病了。"
李秀兰"嗯"了一声，没有解释车的事。
那几个鸡蛋是我在那条土路上，最后一件能自己安排的事。
来接我的人姓赵，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剩。他叫我"沈小姐"，公事公办，声音里没有多余的情绪。
李秀兰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她手上还沾着面，围裙没解，站在门槛里头，不说话，只盯着那辆车。她盯了很久，久到赵叔都把手从车门上放了下来。
然后她转身进屋，拎出一个塑料袋，塞进我怀里。
袋子很轻。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襁褓，两颗用油纸包着的糖。
"别回来。"她说。
我说："嗯。"
王婶走过来，压低声音："枝枝，到了那边，可别忘了我们啊。"
她身后几个小孩跟着笑，笑得像在看一场戏。
李秀兰忽然回头，说："都回去。"
声音不大，那几个孩子立刻就散了。
她把我拉到一边，从裤袋里掏出一叠钱，塞进我书包的侧袋。钱是卷起来的，边角都软了。
"多少？"我问。
"两百二。"她说，"路上买水喝，别舍不得。"
我想说不要，她已经把手背到身后去了。
我没问为什么。这句话，她十二岁那年就说过一次。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追了两步，又停住，站在槐树底下，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擦了一遍，又擦一遍，像我小时候摔破了膝盖，她想擦又不敢碰的样子。车一拐弯，她就不见了。
车里有股很淡的香，闻久了心里发闷。窗外是山路，一圈一圈往上绕，我数到第九个弯就不数了。赵叔从副驾驶递过来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您先看看。"
"看什么？"
"流程。"他说，"三天后家里要办一个小的媒体见面会。您照着念就行。"
我翻开。第一页是时间表：几点见律师，几点换衣服拍照，几点做"身体检查"。"身体检查"四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旁边写着：抽血、留样。第二页是问答稿。
"记者问：这十七年，您过得怎么样？"
"答：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
我读到这一句时，手指停了一下。
稿子是打印的，只有一行被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笔尖把纸戳破了一个小洞。那一行是：
我是自愿回来的。
"赵叔。"
"您说。"
"这一句为什么划掉？"
他从后视镜里看我，看了两秒，说："赵叔年纪大了，眼睛花。"
"我不花。"我说，"我是自愿回来的。为什么划掉？"
车里空调的声音忽然很响。
过了很久，他说："因为这一句，要留着让您自己说。"
我把稿子合上，放回他手里。
"沈茵呢？"
车顿了一下。不是刹车，是他踩油门的脚慢了半拍。
"您认识茵茵小姐？"
"村里有过她的照片。"
这不是假话。照片贴在村小学的墙上，是一张"爱心助学"的合影，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站在最中间，笑得像照模板画出来的。
"茵茵小姐在沈家。"赵叔说，"她很好。"
"那就更奇怪了。"我看着窗外飞快后退的树，"沈家已经有一个女儿，为什么还要接我回去？"
他没有回答。
后视镜里，他的眼睛挪开了，落回前面的路上。
我低头看自己的书包。一个帆布包，洗得发灰，拉链坏了，用一根红绳系着。里面是两件换洗衣裳、一本翻烂的字典，还有一盒橡皮——李秀兰赶集时买的，她说城里孩子都用这个。
我没再问。我把那个塑料袋放在膝盖上，隔着薄薄一层塑料，摸到那件旧襁褓。布是硬的，洗了太多次，硬得像纸。
车又拐了一个弯。山下有一片灯，密密地亮起来，像谁把一整把米撒在了黑布上。
沈家就在那片灯里。
我十七年来第一次看见它，心里没有一点"回家"的感觉。
我只是想起李秀兰说的那句话——别回来。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哭。她从来不在我面前哭。
十二岁那年夏天，村里来过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
裙子太白，走在土路上像一块还没落地的云。她蹲在我家门口的水缸边，看我洗红薯，看了很久。
她给我一颗糖，问我："你叫什么？"
"枝枝。"
"姓什么？"
"李。"
"李什么？"
"李枝。"
"哪个枝？"
"树枝的枝。"
她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好听。"
她笑了。那个笑很奇怪，像笑到一半被人掐住了。
"你妈对你好吗？"她又问。
"好。"
她低下头，把手伸进水缸里，捞起一个红薯，搓上面的泥。她搓得很认真，指甲缝里全是土。她不是那种会搓红薯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们山里，冬天冷不冷？"她问。
"冷。"我说，"下雪，水管会冻住。"
"那怎么办？"
"烧柴。我妈上山砍。"
她点点头，把红薯放回水里，看着它沉下去。
"真好。"她说。
我没听懂。山里冬天冷得要命，有什么好。
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有妈上山砍柴"这件事好。
袖子滑下去，我看见她手腕上有一圈淤青。青里发紫，上面还有几个针眼，密密麻麻的，像一小片下了雨的沙地。
我没说话。我从小就知道，看见不该看的东西，要当作没看见。
她走的时候，站在老槐树底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
是医院的手环，塑料的，边角已经卷了。上面印着两个字：沈茵。
"如果有一天，"她说，"有人开车来接你，说你是他们家的孩子——你别信他们说的第一句话。"
"那第二句呢？"
"第二句，"她说，"你自己听。"
她转身走了。白裙子在土路上一晃一晃，走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没沾上一点灰。
那天晚上，我把手环藏在枕头底下。我翻来覆去地想，一个城里来的女孩，为什么要跑到我们村里来，跟我说这种话。
后来我想明白了。她不是来说给我听的。她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铁门开的时候，我看见两排梧桐。
路灯已经亮了，光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石子路上，像撒了一地的碎玻璃。
客厅很大，大得说话都会有回音。里面坐着三个人。
沈砚山，五十多岁，西装没换，手里端着一杯茶。从我进门到我站定，他一直没抬头，像在看茶叶什么时候沉底。
宋曼云坐在他旁边。她的妆很整齐，指甲是刚做的，颜色很新。她看着我，从头看到脚，看到鞋上那块洗不掉的泥。
还有一个女孩，坐在最边上的单人沙发里。
米白色毛衣，瘦得能看见手腕上的骨节。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串珠子，珠子底下，露出一小截发青的皮肤。
是沈茵。
她比五年前更瘦了，脸还是那张脸。
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
她的手指抠着沙发的扶手，指甲都发白了。她看我的眼神里没有敌意。
是害怕。
宋曼云站起来，走过来。
她没有说"你回来了"。
也没有说"让我看看你"。
她说："手伸出来。"
我伸出手。
一个穿护士服的女人从旁边走过来，托住我的手腕。酒精棉擦上去，凉得人清醒。
针扎进去的那一刻，我看着宋曼云。
她在看我的血。
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我在村里见过——过年杀猪的时候，人才会用那种眼神看一条血线。
血抽了两管。护士换第三管的时候，沈茵忽然站起来，说："够了。"
客厅里静了一下。
宋曼云回头看她："茵茵，坐下。"
沈茵站着，胸口起伏得很厉害。她说："抽一管就够了。"
"这不是你的事。"宋曼云的声音不高，但是硬的，"坐下。"
沈茵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然后她坐下了。珠子手串在她手腕上滑了一下，我看见底下那片淤青，比五年前更大。
我经过她身边时，她忽然伸手，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子。
"晚上别睡太沉。"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要抽血，都是半夜抽的。"
宋曼云回头："茵茵。"
她立刻松了手，坐回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明天先做配型。"护士小声说。
"什么配型？"我问。
没有人回答我。
针拔出来，棉球按上去。
宋曼云说："好了，去洗手，吃饭。"
上楼的时候，她走在前面，脚步很稳。
"这间房以后是你的。"她推开一扇门，"缺什么跟赵叔说。"
房间很大，窗帘是新的，床上铺着白色的被单。
"我不一定住得惯。"我说。
"住得惯的。"她说，"人只要有钱，什么都住得惯。"
我按住胳膊上的针眼，跟着她往餐厅走。
路过客厅墙上那张全家福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照片里三个人。沈砚山，宋曼云，沈茵。她站在中间，穿着白裙子，笑得很标准。
照片里没有我。
一张都没有。
晚饭四菜一汤，摆得很整齐。我面前那副碗筷是新的，瓷白得晃眼。
没有人动筷，都在等我。
我坐下来，吃了两口。味道很好，好得不像做给一个刚从山里接回来的人吃的。
"枝枝。"宋曼云忽然叫我，用的还是村里那个名字，"明天检查完，把名字改回来。"
"改什么？"
"沈枝。"她说，"你本来就叫沈枝。"
我抬眼："那沈茵呢？"
她的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一下。
"茵茵……"她停了一下，"茵茵身体不好。她也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会照顾她。"
"她哪里不好？"
"这个你不用管。"
"哦。"我点点头，"那我要管什么？"
"管好你自己。"沈砚山开口了。他第一次抬头看我，"三天后的记者会，你照着稿子念。念完了，你就是沈家的女儿。这栋房子，有你一间房。"
"如果我念错呢？"
"你不会念错。"他说，"你识字。"
他喝了口茶，又说："你养母那边，我们会给她一笔钱。她种了一辈子地，也该歇歇了。"
"给多少？"
"看她的表现。"
我笑了。
这顿饭吃到这儿，亲就算认了。
沈茵从头到尾没吃几口。她面前的饭几乎没动，筷子摆得规规矩矩。
我起身的时候，她低声说了一句："少吃点。"
"为什么？"我问。
"抽血前不能吃太油。"她说，"他们明天一早就要抽。"
宋曼云在餐厅门口叫她："茵茵，回房。"
她站起来走了，走得很快，像被一根线牵着。
饭快吃完的时候，赵叔拿来一个文件袋，放在我手边。
"认亲要办手续。"他说，"您先签了，明天好一起办。"
我把文件抽出来。
第一页，亲子关系确认书。
第二页，户口迁移申请。
第三页，一份《医疗知情同意书》。
我看得很慢。我读书不好，但我认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最后一页的表格上方，印着一行小字：
捐献者与被捐献者关系：父女。
我把那份同意书放回袋子，推回去。
"这个我不签。"
沈砚山放下筷子："为什么不签？"
"因为上面写着'父女'。"我说，"可我还没做配型。你们连配不配得上都不知道，就先把同意书准备好了。"
客厅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
沈砚山看着我。他的眼睛很沉，像两口井。
"你比我想的聪明。"他说。
"我比你想的穷。"我说，"穷人的孩子，早懂事。"
我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完，站起来。
"我睡哪儿？"
房间在二楼最东边，很大，比我家的灶房大两倍。床垫软得像踩在云上。
我躺了一会儿，起身去开门，门把手转不动。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很久。
没有声音。
过了大概十分钟，走廊里有脚步过来，很轻，停在我门口。有人试了一下门把手，试了两下，然后停住。
我退回床边，坐直了。
脚步声顺着走廊走远了，又上了一层，去了更里面。
我这才把那个塑料袋打开。
襁褓摊在床上。旧棉布薄得能透光，边上有一圈褪了色的蓝。我把它翻过来，把四个角都摸了一遍。
在左下角，我摸到一个字。
不是"李"。
是"沈"。
一个绣得很工整的"沈"，针脚细密，一看就不是村里人的手艺。
我用指甲挑开线头。
棉布是双层的，中间夹着东西。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一小片硬的东西，滑出来，落在床单上。
是一支黑色的U盘，很小，外壳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标签，墨迹已经发灰。四个字：
十七年前。
我又挑了一遍夹层，里面还有一张纸，对折了四次，硬得像块布。
我把它展开。
是一张收据。
二〇〇四年三月，某医院，住院费、手术费、营养费，一张一张粘在一起。最下面那张单子上，收款人一栏，写的是"李秀兰"。
金额：二十万。
付款人：沈砚山。
我把那张纸放在膝盖上，坐了很久。
窗外有车过去，灯扫过天花板，一晃就没了。
我忽然很想知道，那份协议上，"李秀兰"三个字，是谁握着她的手按下去的。
她那时候二十六岁，刚生了孩子，怀里抱着别人家的病婴。
她大概连字都认不全。
然后我打开从村里带来的那台旧笔记本。它是我初中毕业那年，李秀兰用卖猪的钱买的，键盘上掉了两个键。
我把U盘插进去。
屏幕上跳出一个文件夹。
里面只有四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份出生记录。同一家医院，同一天，两个女婴。一个的母亲栏写着"宋曼云"，一个的母亲栏写着"李秀兰"。
第二样，就是那张二十万的收据，扫描件。
第三样，是一份《自愿放弃抚养权及保密协议》。协议里写着：乙方自愿放弃对女婴的抚养权，永不主张任何权利，永不主动联系，违者退还全部款项。
乙方签名处，"李秀兰"三个字，笔画歪歪扭扭。
那不是她写的。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写得比这三个字端正得多。
那三个字底下，按着一个红色的手印。指纹很清楚。
我把手环从塑料袋里翻出来。塑料已经发黄，字还认得清：沈茵。
我把它放在那张出生记录旁边。
记录上写着：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女婴，母亲宋曼云。
另一行：同日，女婴，母亲李秀兰。
两个孩子的名字栏都是空的。
空着。像两条还没写上名字的命，随便谁伸手，就能换过来。
手环上那两个字，是后来才写上去的。写的不是她。
她十二岁那年把它给我，是把自己真正的名字，还给了我。
第四样，是一段录音。
我戴上耳机，点开。
先是电流声，然后是椅子挪动的声音。
一个女人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拿手捂着嘴。
她说："孩子……孩子不治了吗？"
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平："治不好。"
"能治的，医生说能治的，就是要钱——"
"钱我给了。"男人说，"二十万。让她带走。别让她回来。"
"那是我的女儿——"
"她现在不是了。"男人说，"签吧。"
录音到这里断了。
我摘下耳机。
楼下有声音。隔着一层楼板，听不清字，只听得见高低。女人的声音尖，男人的声音低，一句一句顶上去，然后忽然都停了。
过了会儿，楼梯上有脚步上来，走到走廊，往我这边来。
脚步声在门口停住，停得很久。
我关了电脑，把U盘拔下来，塞进枕头套里，躺下装睡。
门把手转了一下，转不动，又转了一下。
然后脚步走远了。
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楼下挂钟走针的声音。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上的手印。红色的，很清楚，像一小块干了很久的血。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李秀兰这辈子，只在两个地方按过手印：一次是领我的户口，一次是给我做手术。
她给我做手术那年，我八岁。那台手术要二十万。
她跟亲戚借了个遍，还差一大截。最后她卖了家里的两头猪、三亩水田，还有她自己的嫁妆——一只金镯子。
可她还是凑够了。
钱从哪儿来的，她从来没说过。我问过一次，她说："你好了就行。"
我那时候以为，是她命好，遇上贵人。
现在我坐在这张软得像云的床上，知道了。
那二十万，她一分没留。
她用他们给的钱，把我这条他们不要的命，买了回来。
我想起八岁那年。手术前一晚，我躺在病床上，她坐在床边给我削苹果，削得坑坑洼洼。
她一边削一边说："枝枝，明天睡一觉就好了。"
"要是好不了呢？"
"好不了，"她说，"妈也带你回家。"
她把苹果递给我，转过身去，肩膀在抖。
我一直以为她是舍不得钱。
原来她是在还债。她用别人给的钱救我；救我，就等于认下那笔买卖。
这十七年，她一边替我赎命，一边替自己赎罪。
第二天早上七点，车就在门口等着。
医院在城东，白色的大楼，玻璃幕墙亮得刺眼。我从车里下来，看见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几个抽烟的人，穿着病号服，脚上趿着拖鞋。
抽血在四楼。护士换了三个，才找到我的血管。她说我血管细，不好扎。
抽完，她们让我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等。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赵叔推门进来，说："先生想见您。"
病房在顶楼，单人间，门口站着一个护工。推门进去，我先看见的是输液架，然后是床。
床上躺着沈砚山。
一个医生跟在他身后进来，翻着病历，说得不快："沈先生的情况，化疗已经到第三轮了。亲属间移植，排异小，成功率高。我们建议尽快。"
"如果不移植呢？"我问。
医生看了宋曼云一眼，才回答我："半年。可能更短。"
他说完就走了，门关得很轻。
他穿着病号服，比我昨天见到的时候老了十岁。手背上插着针，床边的心电监护在跳，一下，一下，很慢。
宋曼云坐在床边，正在削苹果。她削得很薄，皮连成一条，一直没断。
"坐。"沈砚山说。
我坐下。
"昨天那份同意书，"他说，"你不想签，可以。"
我没说话。
"法律上，没人能强迫你。"他喘了一下，"我知道。"
"那你还接我回来？"
"因为你是我女儿。"他说，"这是事实。不管是抱错，还是别的，血是骗不了人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
"医生怎么说？"我问。
"配型还没出。"他把手从被子上抬起来，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信封，"但医生说了，直系亲属，成功率最高。你如果愿意，这个数。"
信封里是一张卡，还有一份打印好的协议。
"两百万。"宋曼云说，"再加一套房，写你名字。你养母那边，我们也会安排好。"
"如果我不愿意呢？"
"你可以不愿意。"沈砚山说，"但你要想清楚。"
他停了一下。
"你养母住的那块地，地契在我手上。当年她签字的时候，你可能还没出生。"
"那是我家的地。"
"是我买的。"他说，"二十万，连地带你。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他。
他也在看我。他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谈一桩生意。他这辈子大概谈过很多桩生意，没有一桩比这桩更便宜——买一条命，两百万。
"先生。"我说，"我能问一句吗？"
"问。"
"当年那份协议，你有没有想过，我会活着回来？"
他沉默了很久。
"没有。"他说，"医生说你活不过十岁。"
我点点头。
"那我活下来了。"我说，"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他没接话。
"你在山里，"过了一会儿他说，"苦不苦？"
"苦。"我说，"冬天手会裂，夏天要下地。但我没饿过一顿，也没挨过打。"
"那就好。"他说。
这三个字出口，他自己愣了一下，像被自己吓了一跳。
"您别这么说。"我说，"您这么一说，我该心软了。"
宋曼云手里的苹果皮断了。
她低下头，把断掉的皮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出门的时候，我在走廊尽头看见了沈茵。
她坐在轮椅上，靠窗，一只胳膊的袖子挽着，胳膊肘内侧压着一块棉球。
她也在抽血。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你也被抽了？"她问。
"抽了。"
"疼吗？"
"还行。"
她低下头看自己的胳膊。那片淤青上，又多了几个新的针眼。
"他们抽了我五年。"她说，声音很轻，"每年都抽。抽完就说，再等等，再等等。"
"你妈知道吗？"我问。
"她不知道我抽血。"沈茵说，"她只知道我身体不好，一直吃药。"
她停了一下。
"枝枝，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讨厌你。我怕你。"
"怕我什么？"
"怕你配得上。"她说，"你要是配得上，他们就会把你留下。留到抽干为止。"
走廊的灯闪了一下。
"那你呢？"我问，"你配不上，他们会放你走吗？"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在十二岁那年见过。
"不会。"她说，"配不上的人，也有配不上的用处。"
"你恨我吗？"她忽然问，"我占了你的位置十七年。"
我看着她的胳膊。
"位置是你占的吗？"我说，"是他们给你的。"
她低下头，眼泪掉在膝盖上，砸出一个小小的深色圆点。
"等什么？"
"等一个配得上的人。"她抬起头，"枝枝，你配得上吗？"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
傍晚，赵叔说，人接来了。
偏厅里，李秀兰坐在沙发上，坐得很直，只坐了三分之一，像随时准备站起来。
她换了衣服。那件深蓝色的外套，只有过年才穿，袖口已经磨得发亮。头发也梳过了，用一根黑卡子别在耳后。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指甲缝里还是黑的，洗不掉，她这辈子也没打算洗掉。
"吃饭了吗？"我问。
"吃了。"她说，"车上给的，一个面包。"
我把那叠纸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收据，协议，出生记录。
她看了一眼，没有伸手。
"你翻出来了。"她说。她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下雨了"。
"你早就知道。"
"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她说，"你八岁那年刚做完手术，我要是跟你说，你是别人家不要的孩子，我拿他们给的钱把你治好了——你说，你还能好好长大吗？"
我没说话。
"我想过的。"她说，"等你十八岁，我就告诉你。要是没人来接你，我就不说了。"
"他们给了你二十万。"
"给了。"她说，"我不要，他们非给。姓宋的那个女人，把钱塞在我包里，说就当是补偿。"
她抬起头看我。
"我拿了。"她说，"我拿着这钱，回来给你治病。我想，他们把女儿退给我了，我就当你是我生的。"
她顿了顿。
"你就是我生的。"
她说完这句，手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你八岁那年，手术做完，你躺在病床上问我：妈，我是不是捡来的。"她说，"我说不是。你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就不提了。"
"我记得。"我说。
"我一直记着那句话。"她说，"所以我不敢跟你讲。我怕你知道了，连那点信都没了。"
门开了。
宋曼云进来，身后跟着赵叔。
"李女士。"宋曼云说，声音很客气，"我们长话短说。枝枝年轻，很多事想不明白。你是她养母，她听你的。"
"你想让我劝她。"
"是。"
"劝她什么？"
"劝她救她父亲。"宋曼云说，"这是她的本分。"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李秀兰手边。
"这里是三十万。"她说，"那块地，我们也可以还给你。"
李秀兰没有看那个信封。
"宋女士，"她说，"你们家是不是觉得，什么东西都有价钱？"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十七年前你们是这么说的。"李秀兰说，"今天还是这么说。你们一点没变。"
她把信封推回去，推得很慢，像在推一块石头。
李秀兰站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个子比宋曼云矮半个头，可她把背挺得很直。
"宋女士。"她说，"十七年前，你们把孩子给我，说永远别让她回来。我做到了。"
"那是——"
"十七年后，你们把她接走，说要认亲。"她说，"我也没拦。"
"她现在是我们家的人。"
"她是我家的人。"李秀兰说，"我卖过一次女儿，不会再卖第二次。"
偏厅里静下来。
宋曼云的脸白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最后说："李女士，你要想清楚。那块地——"
"那块地是我家的祖坟地。"李秀兰打断她，"你们用二十万买走我女儿，顺手把我家的地也写进了合同。你们城里人做事，真是周到。"
她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存折，放在茶几上，往我这边推。
"这里面有八万七。"她说，"是你这几年攒的，还有我卖菜的钱。不多。"
"妈——"
"你要是不想捐，"她说，"就跟我回去。他们要告，让他们告。大不了我把地还给他们，我们租房子住。"
她说完，拎起布袋，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枝枝。"她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妈不怪你。"
门关上了。
我把存折拿起来，翻开。
第一页上，她的字：李枝，十八岁，上大学用。
八万七千块，一笔一笔存进去的。有五十的，有一百的，最多的一笔是两千——备注写着"卖猪"。
最后一笔，是我被接走的前一天。三百块。
备注四个字：路上买水。
我把存折合上，忽然想起她走之前回头说的那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说得那么轻，像在放我走。
可我知道，她回去那一夜肯定睡不着。她会坐在床边，一遍一遍地想：女儿要是真去捐了，算不算又被人要走了一次。
第三天，市里一家酒店的宴会厅。
厅不大，摆了三十几把椅子，来了二十多家媒体，摄像机架在后排，红灯一亮一亮。
他们给我准备了一条白裙子，很贵，吊牌还没剪。有人给我化妆，粉扑上来，凉凉的。赵叔在我耳边放了一个很小的耳机。
"待会儿我提示您。"他说，"别紧张，照着念就行。"
我上台的时候，腿有一点抖。
沈砚山坐在第一排的轮椅上，腿上盖着毯子。宋曼云站在他旁边。沈茵坐在更后面一排，穿一件浅灰的毛衣，低着头。
台下有人在拍照。
我站到话筒前，把稿子铺开。
第一句：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叫沈枝，是沈砚山先生失散十七年的女儿。
第二句：这十七年，我在山里长大，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
第三句：我是自愿回来的。
我看着这三行字，看了很久。
台下开始有小声的议论。赵叔的声音在耳机里催："念，念第一句。"
我抬起头。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说。
"我叫李枝。"
厅里一下子静了。
"李枝，木子李，树枝的枝。"我说，"我妈叫李秀兰，在山里种地，养了两头猪，供我上学。"
"我不是沈砚山先生失散的女儿。我没有被抱错。"
"我在村里长到十七岁。小学四年级，班上有个男孩说我是捡来的，因为全村就我一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我回家问我妈，我妈打了我一巴掌，然后自己蹲在灶台后面哭。
从那以后我不问了。
我以为是我命不好，生在穷地方。我认了十七年。
后排有人站起来，镜头往前推。
"十七年前，我出生在这座城市的第三医院。"我说，"同一天，宋曼云女士也生下了一个女儿。那个孩子出生时就被查出有病，医生说治不好，要很多钱。"
"他们给了我妈二十万，让她把我抱走，永远不要回来。"
"他们管这叫'抱错'。"
"其实叫扔掉。"
厅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闪光灯亮成一片。
赵叔冲上来，想把我拉下去。我抓住话筒，没有松手。
"我这儿有一段录音。"我说，"是十七年前，他们和我妈谈条件时录的。你们可以听一听。"
我把手机接上台上的音响。
电流声，椅子响。
女人的哭声："孩子……孩子不治了吗？"
男人的声音，很平："治不好。"
"能治的，医生说能治的——"
"钱我给了。二十万。让她带走。别让她回来。"
录音放完，厅里像炸了一样。
有记者喊："沈先生，您有什么要说的？"
沈砚山坐在轮椅上，一只手抓着毯子，抓得指节发白。他没有说话。
宋曼云挡在他前面，说："这是造谣，我们有亲子鉴定——"
"有。"我说，"那份鉴定，是你们自己做的。你们做它，是为了让我能给你们捐骨髓，不是因为我是你们女儿。"
"因为我是。"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
"我是他的女儿。他扔掉的那个女儿，现在站在这里，告诉他：我不捐。"
"不是因为钱少。"我说，"两百万，一套房，我种十年地也挣不到。
"是因为我妈。
"她拿他们给的二十万，把我这条命买回来了。她要是知道，我又把自己卖回去，她这辈子就白活了。"
厅里彻底乱了。
就在这时，后面有人站起来。
是沈茵。
她把袖子挽到胳膊肘上，举起来。
灯光下，那条胳膊上一片淤青，密密麻麻的针眼，新的压着旧的，一层盖一层。
"我也不是沈家的女儿。"她说，"我是李秀兰的女儿。"
"他们抽了我五年。"她的声音在抖，但没有停，"每年都抽，抽完就说再等等。他们要找的那个配得上的人，从来不是我——是她。"
她指着我。
有记者举手："李枝，你想要什么？"
我想了想。
"我想要一张出生证明。"我说，"上面写我的名字，我妈妈的名字。
"我还想要一句道歉。不用当着镜头，私下说也行。
"如果这两样都没有，我也能活。"我说，"我活了十七年，一样活。"
又有人问："你恨他们吗？"
厅里安静下来。
我看着沈砚山的方向，看了三秒。
"恨。"我说，"但恨他们，我得花力气。我的力气要留着挣钱，给我妈换个不漏雨的屋顶。"
"他们把她从山里接回来，不是因为她是女儿。是因为她是血。"
闪光灯几乎连成一片白光。
保安开始往台上挤。赵叔拽住我的胳膊，力气很大，我的袖子被扯开了。
我被半推半拉地往侧门走。
路过第一排的时候，我看见沈砚山。
他坐在轮椅上，低着头。毯子滑到了地上，没有人给他捡。
我停了一下。
赵叔推我："走。"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手背上那个还没拆的针眼。
我想说的话有很多。我准备了三天。
最后我只说了一句。
"您保重。"
那件事在网上烧了三天。
第四天，热搜被撤了。第五天，有几家媒体发了更正，说"相关报道存在不实信息"。第七天，什么都没有了。
有人说沈家的律师团很厉害。也有人说，这种事，压下去对谁都好。
我没有再看。
第十天，赵叔打过一个电话。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小姐，对不起。"
我说："赵叔，你只是开车。"
"那天在车上，"他说，"我说我眼睛花。我没花。"
"我知道。"
他叹了口气："我干了三十年。头一回，觉得自己不是个人。"
电话快挂断的时候，他忽然说："先生昨天问我，那孩子叫什么名字。我说，李枝。他念了一遍，念了三遍。"
"然后呢？"
"然后他把脸转向窗户，没再说话。"
一个月后，我回了山里。
秋天的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地掉。村口那棵老槐树还是老样子，树干上还留着小时候我刻的字。
李秀兰在院子里晒玉米。看见我，她没说话，进屋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吃到一半，她问："捐了？"
"没捐。"
"他们没再找你？"
"找了。"我说，"后来不找了。有个志愿者配上了。"
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剥玉米。
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个姑娘呢？"
"哪个？"
"姓沈的那个。"她说，"她也是我生的。"
我抬起头。
"她前天来过。"李秀兰说，"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让她进来，她就哭。哭了半天，叫我一声妈。"
"你怎么说？"
"我说，进来吃饭。"
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王婶来串门，坐了一个钟头，问东问西。李秀兰一句不答，只管剥玉米。
王婶走的时候，在院门口小声跟我说："枝枝，你被接走那阵子，你妈天天去镇上打听你的消息。"
"我知道。"
"她不敢打电话。"王婶说，"她说，怕你嫌她烦。"
那天下午，我在村口坐着。
一辆车从山路上下来，停在槐树底下。
车门开了，沈茵下来。
她穿了白裙子，还是很瘦，但脸色比在沈家的时候好一些。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
"我跟他们断了。"她说，"我现在住镇上，在一家药店上班。"
"过得下去吗？"
"一个月四千二，包午饭。"她笑了笑，"比在沈家好。在沈家，我每天吃药，吃到胃疼，还要笑着叫人爸。"
"他们肯放你走？"
"他们把我说的话录下来了。"她笑了笑，"我成了他们的麻烦。麻烦是要处理掉的。"
我们在槐树底下站着，谁也没说话。
风把叶子吹下来，落在她白裙子上。这一次，终于沾了灰。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塑料袋。
袋子我一直留着。里面的襁褓，我洗干净了，叠好了。两颗糖还在，油纸都发脆了。
我把糖拿出来，一颗给她。
"这个糖，你十二岁那年给过我一颗。"我说，"另外那一颗，我一直没舍得吃。"
她剥开糖纸，放进嘴里。
"化了。"她说，"硬得像石头。"
"糖放久了都这样。"
她含着那颗糖，眼睛忽然红了。
"枝枝。"她说，"你恨他们吗？"
我想了很久。
"我恨过。"我说，"在车上，看见那份划掉了'我是自愿回来的'的稿子的时候，我恨过。"
"后来呢？"
"后来我看见我妈的存折。"我说，"最后一笔，三百块，备注写'路上买水'。我就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恨很费力气。"我说，"我得留着劲儿，好好活。"
她笑了，笑出了声，眼泪跟着掉下来。
天快黑了。山里的天黑得快，一层一层地压下来，先是山尖，然后是屋顶，最后是人的脸。
"你叫什么名字？"她忽然问我。
"李枝。"
"我叫什么？"
"你叫李茵。"我说，"木子李。"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头。
"李茵。"她念了一遍，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这个姓，比那个好听。"
我们往回走。
路过老槐树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十二岁那年，她就站在这儿，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开车来接你，说你是他们家的孩子——你别信他们说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你自己听。
我听了。
第二句是什么，我这十七年，用一整条命，才听清。
那句话是：你不是谁家丢下的孩子，你是被一个人捡回去养大的孩子。
我推开院门。
李秀兰在灶房里喊："洗手，吃饭。"
我把书包挂在门后。那个帆布包的拉链还是坏的，红绳换了一根新的。
李秀兰从灶房里探头出来："愣着干啥，端碗。"
我应了一声，走过去。
锅里的水开了，白汽一层一层涌上来，把整个灶房都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