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的一件事，是在十七岁那年的五月，站在高二（三）班的讲台上，当着五十四个人，唱完了整首《勇气》。
我不是唱给全班听的。
我唱给一个人听。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桌上摊着一本物理习题册，笔尖压在纸上一动不动。从我开口，到最后一个音落下去，他没有抬过一次头。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教室顶上的吊扇吱呀吱呀地转，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我唱到副歌的时候声音在抖，抖得像家属院晾衣绳上没拧干的床单。全班的起哄声几乎掀了屋顶，有人吹口哨，有人拍桌子，有人喊他名字喊得比我还响，一声接一声，把那个名字砸在我背上。
他始终没抬头。
很多年里，我都以为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场耻辱。
九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天下午，那个座位上根本没有人。
他站在教室后门外那条昏暗的走廊上，背靠着墙，从第一个字听到最后一个字，一个音都没漏。
而在他听见我开口之前，他已经喜欢我，喜欢了整整十一年。
第一章 三号院
我们家住临江市城东，红旗路尽头，当地人都叫它"三号院"。
三号院是军区通信修理所的家属院，三栋红砖楼，围出一块方方正正的水泥地。院子正中一棵老槐树，树下两张水泥乒乓球台，台面上坑坑洼洼，一到夏天就有蝉壳粘在上面。西边是锅炉房，东边是车棚，车棚尽头有个小门，推开就是所里的营区。每天早上六点，营区大喇叭一响，号声顺着红砖楼往上爬，全院子的人跟被拧了发条似的翻身起床。
我爸赵国强是修理所的技术员，一辈子跟电台、示波器、烙铁打交道，说话慢，脾气更慢。我妈周秀兰在所卫生队当护士，嗓门大，走路带风，全院子的孩子都怕她打针。
李飞家住我家对门，402。他爸李建国当时是修理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所长；他妈孙玉兰随军前在县纺织厂织布，随军后没上班，先是帮着看锅炉房的澡堂，后来在院门口的小卖部支了个摊。
我比李飞大两个月。
从我记事起，我妈就教育我："你是姐姐，你要让着飞飞。"
这话说了十几年，事实却完全相反。
七岁那年冬天，我在车棚后面跟人抢一块跳皮筋的地盘，对方是营区那边过来的三个男孩，最大的一个上五年级，个头有我两个高。我嘴硬，站在雪地里梗着脖子跟人理论，理论到一半被人一把推倒在雪堆里。
我还没哭，李飞就上去了。
他那年七岁，瘦得像根豆芽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棉袄，袖子长出一截，只露出两只手。他冲上去，什么话都没说，一头撞在那个大个子的腰上。
结果当然是我们俩一起挨了打。
回家路上他一瘸一拐地走，棉袄上全是雪水，嘴角破了。我边走边哭，哭得比挨打还委屈。他忽然停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块化了一半的水果糖，塞到我手里，说：
"你、你、你别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说话结巴。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结巴，只觉得他这三个字说得真费劲，像从很深很深的井里一桶一桶往上打水。我把糖塞进嘴里，甜得腮帮子发酸，含含糊糊地说："李飞，你说话怎么这样啊？"
他低着头，用脚尖碾雪，半天说："我、我也不想。"
从那天起，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谁笑李飞说话，我就跟谁没完。
这规矩我执行得非常彻底。小学六年，我为他打过四次架，骂过不知道多少人，最辉煌的一次是在四年级的课间操上，当着全年级的面，冲着一个模仿他说话的男生喊："你再说一遍试试？"
那男生真说了第二遍。
我上去就是一脚。
后来我妈被叫到学校，站在教导处门口拎着笤帚要抽我，李飞拦在前面，结结巴巴地说："阿、阿姨，是、是我不对。"
我妈那笤帚举在半空，愣是落不下去。回家路上她叹口气，跟我说："心婷啊，你以后可怎么办哟。"
我说："怎么了？"
她说："你这么护着他，将来谁敢娶你。"
我说："谁敢欺负他我就打谁，跟娶不娶有什么关系。"
我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像是想说点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把手里的笤帚往车筐里一扔，蹬着自行车走了。
现在想想，我妈那时候就看明白了，只有我自己一直没明白。
第二章 锅炉房的秘密
李飞是个闷葫芦。
这三个字不是我说的，是三号院全体居民的共识。
院里的孩子分两种：一种是王大鹏那种，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嘴就没停过，谁家在哪儿腌了几缸酸菜他都知道；另一种是李飞那种，你问他三句，他答一句，答完还怕你不满意似的，抬眼看你一下，又赶紧低下去。
王大鹏住二号楼，比李飞大一岁，是李飞唯一的朋友，也是我从小到大最烦的人。他管李飞叫"飞哥"，管我叫"婷姐"，叫得比亲姐还甜，但只要一有机会就干缺德事——比如把我俩的书包挂在老槐树的枝上，比如在我跳皮筋的时候把皮筋剪断，比如在我唱歌唱到一半时突然在后头学鸡叫。
李飞从来不跟他一起干这些。李飞只会在我气得跺脚的时候，默默搬来一块砖头垫在我脚下，让我能够着书包。
初三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天我值日，倒垃圾要穿过锅炉房后面那条夹道。夹道里堆着煤渣，风一吹呜呜地响。我走到一半，听见前头有声音。
是李飞的声音。
我停下来，缩在墙角。
他在念课文。
念的是《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句一句，念得又慢又用力，每个字都咬得死死的。念完一句停一下，再从头念一遍。同一段文字，我在那儿站了不到十分钟，听他念了十一遍。
十一遍。
夹道里冷得像冰窖，他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念到"结巴"的地方就卡住，卡住了就停下来，用拳头砸一下自己的大腿，然后再从头开始。
我那天拎着垃圾袋，在墙角站了很久很久，站到脚都冻麻了，最后悄悄退回去，绕了一大圈，从正门那边重新走了一遍夹道，故意把脚步踩得咚咚响。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包括我妈，包括王大鹏，包括李飞自己。
但我从那天起，改了一个习惯：我说话不再那么快了。
我以前说话像机关枪，一句话说完能不带喘气的。从那年冬天开始，我跟他说话就放慢，一句一句地说，说完了等一等，看着他，不着急。有时候他要开口，卡在那儿，脸憋得通红，我就假装低头找东西，或者扭头看别处，给他时间。
他大概以为我不知道，我也一直没让他知道。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俩坐在自家阳台上剥毛豆，他忽然说："你、你从初三那年开始，说、说话就变慢了。"
我手上的毛豆掉了一地。
他说："我、我一直知道你在等我。"
那天我哭了。哭得特别没出息，一边哭一边剥毛豆，剥一个掉一个。他笨手笨脚地给我递纸巾，递了半包，最后说："你、你别哭了，你哭我也、也想哭。"
我说："你想哭就哭啊。"
他真的红了眼睛。
一个大男人，一米八三，穿着军装，肩章在灯底下亮闪闪的，坐在那儿眼睛红红的。
那一刻我忽然特别特别后悔——后悔我在十七岁那年唱完那首歌之后，为什么要转身跑掉。
但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跑。
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跑掉的不是我自己，是他攒了十一年的、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一句话。
第三章 一中
二〇〇四年九月，我和李飞一起考进了临江市第一中学。
一中在城西，离家有八站地，得骑自行车。第一天报到，我妈给我买了一辆粉色的淑女车，车筐是白色的塑料的，李飞的车是他爸淘汰下来的一辆二八，漆掉得斑斑驳驳，链条响得像挂了串铃铛。
我们从三号院出发，穿过红旗路，经过铁路道口，再沿着江边一直往西。江面上每天早上都有雾，白茫茫的，太阳一出来就散了。他骑在左边，我骑在右边，他总是不声不响地骑得比我慢一点，等我从后面追上来，跟他说三句话，他"嗯"一声，或者"哦"一声。
那段路骑了整整三年。
分班的时候我们没分到一个班。我在（三）班，他在（六）班。我在（三）班的第一天就后悔了，第二天就去找班主任，说要转班。班主任问为什么，我说（六）班的物理老师更好。班主任说：（六）班的物理老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说：新老师有热情。
班主任看着我笑了半天，说：赵心婷，你要是有转班的这份心思在学习上，你中考能多考四十分。
我没转成。
但我做了一件更蠢的事——我加入了校广播站。
广播站每天中午十二点二十播十五分钟，播天气预报、校园通知、还有音乐。我图的不是这个。我图的是广播站的喇叭，装在教学楼顶层，朝着操场，声音能传到全院子的每一层楼。而（六）班的教室，正好在操场东边那栋楼的四层。
我进广播站的第二周，就在节目里放了一首歌。
放完我说："这首歌，送给一个每天早上骑车带我上学的人。"
那天中午我趴在广播室的窗户上往下看，看见操场东边那栋楼的四层，有一个男生趴在窗台上，仰着头，一动不动地听着。
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我知道是他。全一中只有一个人会把校服外套脱下来搭在窗台上、把袖子叠成整整齐齐的方块。
后来我才知道，那首歌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那天中午没吃早饭，趴在窗台上是因为胃疼。
他胃疼这件事，我也是九年之后才知道的。
第四章 高二（三）班的五月
到了高二，文理分科，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李飞分到了我们班。
高二（三）班，理科班。他坐最后一排靠窗，我坐第三排靠过道。中间隔着四排脑袋，隔着一个总是掉橡皮的女生，隔着班里最高的男生，隔着我整整一年的心跳。
李飞到（三）班的第一件事，是被全班男生发现他物理好。
第二件事，是被全班女生发现他长得好看。
我得承认，李飞是那种长大以后越长越好看的人。小时候他瘦得像豆芽，初中开始抽条，到高二已经一米七八了，肩膀宽，腰细，眼睛很黑很亮，睫毛长得让人嫉妒。他不爱说话，也不笑，坐在窗边低头做题的时候，侧脸上有一层很淡的绒毛，被阳光照得发亮。
班里的姑娘们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他高冷有型，另一派觉得他无趣得像块木头。
我属于第三派：我知道他不是木头。
我知道他在锅炉房的夹道里念过十一遍《岳阳楼记》；我知道他书包侧兜里永远有一块水果糖，因为我低血糖的时候会头晕，他从初一就开始往我书包里塞糖；我知道他骑车的时候永远在我左边，因为左边是机动车道；我知道他每次跟我说话之前都要先深吸一口气。
我还知道一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他记性极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高一有一回我俩在院门口的小卖部买冰棍，我随口说了一句"这家的小布丁不如去年好吃了"。半年之后，他家冰箱里出现了整整一箱别的牌子的小布丁，是他妈从批发市场搬回来的。孙阿姨还纳闷，说她儿子从来不让她买冰棍。
我以为这就是喜欢。
我以为一个人把你所有的话都记住，把所有的好都藏起来不声张，那就是喜欢。
我以为他只是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于是我决定，那个时机由我来创造。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五，高二（三）班主题班会，主题叫"我们的十七岁"。
班主任姓吴，教语文，是个刚工作两年的年轻姑娘，思想开明，班会前一周就说："这次班会你们自己组织，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说什么说什么。"
班里立刻炸了。有人要表演魔术，有人要朗诵，有人要跳街舞。文艺委员拿着报名表在班里转了三圈，转到我桌子跟前的时候，我把笔一伸，写了三个字。
唱歌。
文艺委员问："唱什么？"
我说："《勇气》。"
她"哦"了一声，在表上写完，又抬头看我一眼，那眼神意味深长："心婷，你唱给谁听啊？"
我说："唱给全班听。"
她笑得特别欠揍："全班有五十四个人，你眼睛盯着一个人唱，你觉得我们看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家，一路上心跳得像擂鼓。到了院门口，李飞在那儿等我，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我妈、我妈包的荠菜饺子，让你、让你过去吃。"
我接过袋子，袋子还是热的。
我说："李飞。"
他"嗯"了一声。
我说："明天我们班开班会。"
他又"嗯"了一声。
我说："我要唱歌。"
他抬起头看我。
那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抬头看我。院子里的路灯是坏的，一闪一闪，他站在暗处，眼睛在灯亮起来的那一瞬间特别亮。
他问："唱、唱什么？"
我说："《勇气》。"
他愣了很久很久。
久到路灯又灭了两次，久到孙阿姨在四楼喊他回家吃饭，久到我以为他又要低头做题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那、那你明天，一定、一定要好好唱。"
我当时高兴得差点从车上蹦下来。
我以为他懂了。
我以为他听懂了。
我以为明天，一切都会不一样。
第五章 五月十九日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之后，教室里的桌子被推到墙边，腾出一块空地当"舞台"。有人从家里带了录音机，有人拿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太阳，写着"我们的十七岁"六个字。
吴老师坐在后排，手里抓着一把瓜子，笑得跟过年一样。
前头的节目都很普通：有人朗诵，朗诵到一半忘了词，全班哄笑；有人变魔术，变到一半扑克牌撒了一地；有两个男生合唱《朋友》，唱得鬼哭狼嚎，但全班跟着吼完了整首。
轮到我了。
我站起来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我在裙子口袋里擦了擦手，走到教室中间。全班安静下来，四十几双眼睛看着我。文艺委员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前奏响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眼睛越过前面四排脑袋，越过第五排，越过第六排，落到最后一排靠窗那个位置。
然后我开始唱。
我记得我唱得并不好。我太紧张了，气息全是浮的，第一句就起了个太高的调，后面只能硬顶。我记得我唱到"爱真的需要勇气"那一句的时候，声音劈了，全班爆发出一阵笑声，不是恶意的笑，是那种"我们懂我们懂"的起哄的笑。
我记得王大鹏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了我们班，站在后门那儿，激动得直拍门框。
我记得我唱完最后一个音，教室里安静了半秒钟。
然后，炸了。
所有人都在喊同一个名字。
"李飞！李飞！李飞！"
五十四个人，加上后门那个王大鹏，声音大得把窗户玻璃震得嗡嗡响。有人拍桌子，有人吹口哨，有人站起来指着最后一排。
我站在教室中间，喘着气，等着。
我等那一排靠窗的位置站起来。
等他抬头。
等他哪怕只是脸红一下，笑一下，挠挠头，或者说一句"你、你别闹了"。
什么都没有。
那个位置空着，桌上摊着一本物理习题册，笔尖压在纸上，一动不动。
我以为他在低头做题。
我以为他听见了全班的喊声，还是不肯抬头。
我以为这是他能给出的、最明确的拒绝。
我站在教室中间，站在五十四个人的喊声里，忽然觉得浑身发冷。五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四十，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冷得手指尖都在抖。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的。我记得我说了句"谢谢大家"，我记得我鞠了一个躬，我记得我回到座位上把脸埋在胳膊里。
我记得王大鹏在后门喊了一句："飞哥呢？飞哥人呢？"
有人回答："他刚才出去了，好像被吴老师叫走了。"
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但当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它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赵心婷这辈子，再也不唱歌了。
第六章 冷战
五月十九日之后的那个星期一，李飞没有来上学。
星期二也没有。
星期三他来了，从后门进的，低着头，一路走到最后一排。他经过我座位旁边的时候，我听见他的鞋底在水泥地上蹭了一下——那是他紧张时候的习惯，十几年来一直没改。
我没有抬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低到下巴抵住锁骨，眼睛盯着课本上"集合"两个字，看得那两个字都开始重影。
那天上午的四节课，我一节都没听进去。中午放学，我磨蹭到最后才走，出教室门的时候，最后一排已经空了，桌上那本物理习题册也不见了。
我们那栋教学楼的楼梯有两道，东边一道西边一道。我从西边的楼梯下去，他大概从东边的下去。整整一层楼的距离，我们谁也没有碰见谁。
从那天起，我和李飞之间竖起了一堵墙。
那堵墙不是砖砌的，是三句话砌的。
第一句是他在走廊上跟我说的："早。"
第二句是我回的："嗯。"
第三句是他："那、那个……"
然后就没了。他每次说到"那、那个"，就要深吸一口气，而每次他吸那口气的时候，我已经走过去了。
我不是故意要走过去的。我是腿软。我一软就想快点找个地方坐下，于是要么拐弯要么加速，把他一个人扔在原地，扔在他那半句没说完的"那、那个"后面。
那半年，全院子的都知道我和李飞闹掰了。
王大鹏来问过我一回。他站在我家楼下，仰着脖子喊："婷姐！婷姐你下来！"
我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擀面杖——我妈那天让我擀饺子皮。王大鹏看见擀面杖，往后退了半步，说："婷姐，飞哥他……"
我说："他怎么了？"
他说："他也不是故意的。"
我说："谁管他故不故意。"
王大鹏挠了半天头，憋出一句："婷姐，你那天唱歌，挺好听的。"
我当时差点一擀面杖抡过去。
我说："王大鹏，你以后别再跟我提那天。"
他"哦"了一声，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特别认真地说："婷姐，你要是不喜欢飞哥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以后不喊他飞哥了，我改喊你姐。"
我说："滚。"
他真的滚了，滚得飞快，蹬着他那辆破山地车，一路铃铛乱响。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王大鹏，是不是已经知道些什么了。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知道的。他知道得比谁都多，他替一个人守了九年的口风，守得比守自己家存折还严。
那半年的另一件事，是我退出了广播站。
广播站的老师挽留我，说我是台柱子，说我声音好听。我说我高三了，要学习。老师说你成绩也没那么差啊。我说反正我不播了。
最后一次值班是十二月初，我播完天气预报，坐在话筒前，手放在推子上，愣了很久。
按规定，节目最后应该放一首歌。
我从一沓磁带里翻了半天，翻出一盘没有标签的，塞进卡座，按下播放键。
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是《勇气》。
不知道是谁点过的，录下来放在这儿的，就这么巧，被我摸到了。
我伸手要去按停止键，手指头悬在半空，按不下去。
广播室的窗户朝着操场东边那栋楼，四层，那个窗台上再也没有搭过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校服外套。
那十五分钟我什么都没做，就站在那儿，听着自己的声音从顶楼的喇叭里飘出去，飘过操场，飘过旗杆，飘过冬天的梧桐树。
播完以后我把那盘磁带退出来，扔进了广播室最底下那个装废磁带的纸箱。
我没想到，那个纸箱，后来会被人翻个底朝天。
第七章 七月十一日
二〇〇七年六月，高考。
七月，出成绩。李飞考了六百三十七分，全校第三，全市第十九。
这个分数，够他去任何一个地方。
他填了军校。
消息传回三号院的那天，孙阿姨在小卖部门口跟人说："我们家飞飞要去湖南，读军校，四年。"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睛是红的，但是笑着的。全院子的婶子阿姨都去恭喜她，说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说建国哥该多高兴。
李建国确实高兴。他高兴得在锅炉房后面的夹道里抽了半包烟——那是他唯一一次让我爸看见他抽烟。我爸回来跟我妈说："老李那人，一辈子不抽烟，那天抽了半包。"
我妈说："儿子出息了。"
我爸说："儿子出息了，也不至于抽半包烟。"
那时候没人听懂我爸这句话。
填志愿那几天，李飞一直没出门。我从我家的窗户能看见他家的窗户，他的台灯每天晚上亮到两三点，窗帘拉着，看不见人。
七月十一号，是他走的日子。
那天早上我妈五点半就起来包饺子，包的是荠菜馅的，包了三大盖帘。她一边包一边跟我说："心婷，你去把饺子给孙阿姨送两盖帘过去，飞飞今天走，路上带着吃。"
我说："我不去。"
我妈手里的擀面杖"啪"地拍在案板上。
她说："赵心婷，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我说："妈，你干嘛这么上心？"
我妈看着我，看了大概有五秒钟。然后她把擀面杖放下，用围裙擦了擦手，说了一句我后来想了很多年的话。
她说："闺女，人这一辈子，能让人上心的机会不多。"
我没听懂。
我端着两盖帘饺子站在402门口，按了三次门铃，没人开。孙阿姨从窗户探出头，说心婷啊，飞飞他一早跟他爸去所里了，说是要还什么东西，饺子我下来拿，你回去吧。
我下楼的时候，在楼梯拐角碰见了王大鹏。
他穿着一件明显是新买的白T恤，头发也抹了东西，支棱着。他一见我就说："婷姐，我去送飞哥，你去不去？"
我说："不去。"
他"哦"了一声，没劝。
他转身要走，我又叫住他。
我说："王大鹏。"
他回头。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我最后说的是："路上……替我跟他说一声，一路顺风。"
王大鹏看着我，忽然咧嘴笑了，笑得特别灿烂，露出两颗虎牙。他说："婷姐，你放心，我一个字都不落。"
他跑了。
那天下午两点四十的车。
我在家里坐到两点钟，然后我推着我那辆粉色淑女车出了门。
我没有去车站。
我骑到了江边，骑到了铁路道口，骑到了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经过的那条路上，一直骑到最西边，骑到一中的门口。校门锁着，我从铁栏杆的缝里往里看，操场东边那栋楼的四层，那个窗台，空空的。
我在学校门口站了十分钟，然后掉头往回骑。
骑到半路，天开始下雨，是那种夏天午后的雷阵雨，说来就来，豆大的雨点砸在柏油路上，砸起一层白烟。
我没有躲。
我淋着雨骑回家，浑身湿透，粉色淑女车的车筐里还躺着一盖帘没送出去的饺子——是我妈后来硬塞给我的，说飞飞爱吃，等他不忙了再送。
那盖帘饺子，我在冰箱里放了整整四年。
后来它变成了一坨黑绿色的东西，被我妈扔了。扔的那天她一边扔一边念叨："这孩子，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
我在房间里，一句话也没说。
我不知道的是，那天下午两点十分，李飞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
那是他爸给他买的第一部手机，诺基亚，直板的，屏幕是黑的白的。他翻到一个号码，翻到了，又退出来，退出来又翻进去。
翻进去，退出来，一共十七次。
王大鹏站在他旁边，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
火车开动的时候，王大鹏举起他那个破相机，隔着车窗往外拍了一张。
那张照片后来洗出来，是糊的，一片绿一片灰。照片右下角，站台最边上，有一个模糊的、穿白裙子的姑娘，撑着一把没撑开的伞，站在雨里。
不是我。
我那时候在江边，在雨里骑车。
但是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在照片上认出了我自己。
不是因为那个人是我。
是因为那天下午，在临江市，除了我和他，再没有第三个人，会在那个时间点，站在雨里，看着一列火车开走的方向。
第八章 那些信
李飞走后的第三个月，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寄件地址写着"湖南长沙某某某单位"，邮编，收件人"赵心婷同志"。
同志。
我当时就笑了。我拆信的时候手都在抖，我以为是那种信，我以为他终于要说什么了。
信纸上就一行字，用的是那种部队里公事公办的仿宋体，写得整整齐齐：
"赵心婷同志：我在校一切良好，望你保重身体，努力学习，为国成才。李飞。"
我把这封信在书桌上放了三天。
三天之后我给他回了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临江的江景，背面我写：
"李飞同志：来信收悉。一切良好。祝你也为国成才。赵心婷。"
我写完了觉得特别解气，特别扬眉吐气，跑到院门口的邮筒那儿，"啪"地投了进去。
投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
但是来不及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收到那张明信片以后，在军校的宿舍楼底下站了整整一宿。他的室友以为他站岗，还跟他开玩笑，说李飞你小子加练啊。
他没解释。他把那张明信片夹进了一个本子里。
那个本子，我九年后才见到。
从那以后，我们的通信就固定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式。
他写："赵心婷同志：近好。此地多雨，望你添衣。李飞。"
我写："李飞同志：近好。此地少雨，望你添衣。赵心婷。"
他写："赵心婷同志：我学习了《通信原理》，收获很大。李飞。"
我写："李飞同志：我学习了《古代文学史》，收获很大。赵心婷。"
整整四年，我们通了三十几封信，加起来不到两千字。
我们俩，一个是从六岁起就把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住的人，一个是十七岁敢在全班面前唱《勇气》的人，愣是把所有的想念都写成了公文。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一件事。
但我当时不觉得。我当时觉得这就是他——他就是个闷葫芦，他连信都写不明白，他果然什么都没听懂，他从头到尾就没懂过我。
我不知道的是，那三十几封信，他每一封都打了草稿。
草稿打了多少遍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二〇一一年他军校毕业分配的时候，别人都往沿海跑，往大城市跑，他填了西北。
填完了他跟指导员说："报告，我请求去最远的地方。"
指导员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我怕我离得太近，忍不住。"
指导员没听懂，问他忍不住什么。
他站在那儿，脸憋得通红，憋了半天，说："报告，没什么。"
那四年里，我上了临江大学，读的广播电视新闻。
大二那年我进了学校的广播台——你看，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是躲不掉的。
我不唱歌，也不点歌，我只播新闻和天气预报。我播得非常好，好到大四那年，临江人民广播电台来学校招人，全台只招两个，我是其中一个。
我二〇一一年七月，我成了临江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率的一名编辑。
我负责的节目叫《正午十二点二十》，每天中午十二点二十分到十三点整，三十八分钟，放歌，念听众来信，偶尔接两个点歌电话。
我第一次坐进那间直播室的时候，看着调音台上那一排推子，忽然想起一中教学楼顶层那间广播室。
那间广播室的推子是坏的，第三道老是往回弹。
我在直播室里坐了很久，然后我把第三道推子来回推了七八次。
它是好的。
那天中午我播了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播完了，我对着话筒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三十八分钟，如果您正在路上，请慢一点走。"
我不知道我在说给谁听。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
第九章 干扰
二〇一五年五月，我们台的《正午十二点二十》出事了。
不是大事，是那种让全台工程师都头疼、领导又不太在乎的小事——信号干扰。
从五月初开始，每天中午十二点二十到十二点三十五之间，我们音乐频率的发射信号上会叠进来一阵怪声。不是杂音，不是电流声，是一段有规律的东西：先是"嘀——"的一声长音，然后是三短两长，然后是一串密集的、像下雨一样的点。
听众打电话进来投诉，说你们台是不是坏了，说这声音吵得人耳朵疼，说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关掉。
台里的老工程师姓陆，六十多岁，快退休了，搞了一辈子无线电。他抱着频谱仪在我们频率上蹲了三天，蹲完在技术部的白板上画了一张图，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干扰源在移动，信号强度每天不一样，但出现的时间窗口极其规律，十二点二十到十二点三十五，一分钟不差。"
主任问："什么意思？"
陆工说："意思是，这不是设备故障，也不是别的电台串频。这是有人在发射。"
主任说："谁闲的？"
陆工说："这个频段不是民用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干扰，跟部队的一次电子对抗训练有关。训练区域覆盖到临江上空，我们台的发射频率正好落在了对方一个通信链路的边缘，被压制住了。这在专业上有个说法，叫"邻频压制干扰"。
台里报了材料，材料报到市里，市里报上去，一个星期之后，来了一辆军绿色的越野车。
车停在电台大楼底下，下来三个人。两个穿迷彩作训服，一个穿常服。
穿常服的那个是带队协调的，中尉军衔，个子很高，肩膀很宽，头发理得很短，脸晒得黑。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大厅的时候，前台的姑娘直接站起来了。
我当时在七楼的直播室，正准备中午的节目。
我的搭档小林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婷姐婷姐，底下来了三个当兵的，特别帅，你快去看。"
我说："我在备稿。"
小林说："那个中尉特别帅，他刚才在大厅站了两分钟，谁看他他就冲谁点头，一句话都没说。"
我说："那不挺好，省话费。"
小林说："婷姐你今天中午播什么？"
我把节目单推过去。
那天中午十二点二十，我播的第一首歌是老狼的《同桌的你》。
我推起推子，戴上耳机，对着话筒说了开场白，然后我把音乐压下去，念听众来信。
念到第二封的时候，我耳机里忽然听见导播的声音，很急："心婷，心婷，你出来一下。"
我说："我在直播。"
导播说："我知道你在直播，你快点，出大事了。"
我摘下耳机，从直播室的门缝往外看了一眼。
七楼的走廊上站着三个人，两个穿迷彩的，一个穿常服的。
穿常服的那个，手里拿着文件夹，正低着头，跟陆工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动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送。
我把直播室的门"啪"地关上了。
我在门后头站了三秒钟。
三秒钟之内，我脑子里过的东西，够我活一辈子。
然后我打开门，走出去。
我说："导播，帮我顶两分钟，我去趟卫生间。"
导播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坐进了我的位子。
我走到走廊那头，走到他们跟前。
穿常服的那个人抬起头。
我们俩对视了大概半秒钟。
那半秒钟里，我看见他的瞳孔放大了一点，我看见他握着文件夹的手指关节发白，我看见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次。
然后他站直了，把文件夹换到左手，右手抬起来，敬了一个礼。
他说："报、报告。"
他说："我、我是……"
他卡住了。
他卡在那儿，脸一点一点地红上去，从脖子红到耳朵根，红到发际线。他今年二十六岁，一个中尉，在临江市电台七楼的走廊上，当着两个兵和一个退休老工程师的面，卡住了。
走廊里安静得要命。
陆工在旁边小声说："小李，小李？"
我看着他。
我在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我后来想了很久，我觉得那是我这一辈子做过的第二勇敢的事。
第一件是十七岁那年唱完《勇气》。
第二件事，我伸出手，替他把那句话说完了。
我说："李飞同志。"
他看着我。
我说："近好。"
他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一个大男人，一米八三，穿着常服，肩章在走廊的日光灯底下亮闪闪的，站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七楼的走廊上，眼睛红了。
他把手放下来，特别用力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胸腔都鼓起来了，然后他说：
"此地多雨，望、望你添衣。"
那天中午，我在直播室里坐着，耳机里放着一首我自己都不知道名字的歌。
我看着调音台上的时钟跳到十二点三十五分，看着那个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干扰信号，在频谱仪的屏幕上，消失了。
后来陆工跟我说："你别说，真邪门，人一撤，干扰就没了。"
我说："陆工，那不叫干扰。"
陆工问："那叫什么？"
我说："那叫……邻频。"
陆工琢磨了半天这句话，没琢磨明白。
我也没打算让他明白。
第十章 十二点二十
李飞他们在临江待了十九天。
十九天里，他来了我们台十四次。
第一次是公事，来协调频率调整的方案。第二次是公事，来送材料。第三次也是公事，来签字。
第四次开始，就不是公事了。
第四次他中午十一点五十到的，在我们大楼底下的传达室坐着，坐到十二点二十。他不上来，也不打电话，就坐着。传达室的师傅后来跟我说："有个当兵的，天天来坐一会儿就走，也不找人。"
第五次，他上来了，手里拎着一袋东西，放在前台，说是给赵编辑的。前台的姑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是抖的："婷姐，一个中尉给你送了半只西瓜。"
我说："现在是五月。"
她说："对啊，五月，哪儿来的西瓜啊。"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跑了三个水果批发市场买的，早熟品种，甜不甜他也不知道，他就记得我小时候夏天爱吃西瓜，吃西瓜只吃中间那一口。
第六次，他给我们全办公室的人带了临江本地的一种桃酥，一人一盒，一盒八块，包装上印着"老味道"三个字。
第七次，他什么也没带，就站在楼下，仰着头看我们七楼的窗户。
那天我在直播室里，隔着玻璃，看见楼下院子里那辆军绿色的越野车旁边，站着一个穿常服的人。他仰着头，站得笔直，两手贴在裤缝上，像在做队列动作。
他看了整整十分钟。
我那天中午播错了两次稿子，把"听众朋友"念成了"听众同志"，把气温念成了二十六度——那天是三十一度。
第八次，他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中午十二点二十，直播室的热线电话亮了。
我戴上耳机，按下接听键，说："您好，这里是《正午十二点二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一个声音说："我、我想点一首歌。"
我的手在推子上停住了。
我说："您想点什么歌？"
他说："《勇气》。"
我说："哪位歌手唱的？"
他说："梁、梁静茹。"
我说："请问您怎么称呼？"
那头又沉默了。
我听见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长很长，长到我以为电话断了。
然后他说："我姓李。飞、飞行的飞。"
我说："这首歌您想送给谁？"
他说："送给……"
他卡住了。
我坐在直播室里，隔着话筒，等着。
导播小林在旁边冲我打手势，说这个听众怎么回事，说话这么慢，超时了。
我朝她摆摆手。
我在电话这头，等了整整十一秒。
十一秒之后，李飞说：
"送、送给一个十七岁那年，站在讲台上，唱完了一整首歌的姑娘。"
"我那天没听见。"
"我这九年，每天都在听。"
那天中午的直播，我提前结束了三十八分钟的节目。
我把话筒关掉，把耳机摘下来，走出直播室，从七楼一路跑下去。
我跑到大楼底下的院子里，看见那辆军绿色的越野车，看见车旁边站着的那个人。
他手里还拿着手机，看见我出来，整个人僵在那儿，像被人点了穴。
我跑过去，跑到他跟前，喘着气。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那天为什么不在教室？"
他低下头。
他低下头的时候，我看见他耳朵根又红了。
他说："我、我……"
我说："你那天为什么不在教室？"
他抬起头看我。
他说："我出去了。"
我说："你去哪儿了？"
他说："我、我去后门外头了。"
我说："后门外头有什么？"
他说："有一堵墙。"
我说："你在那儿干什么？"
他吸了一口气。
他说："我在听你唱歌。"
院子里的风把老槐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五月的太阳照在他脸上，照得他那双黑眼睛发亮。
我站在那里，忽然特别特别想哭。
我说："李飞，你听完为什么不走？"
他说："我走不动。"
我说："你为什么走不动？"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话。
他说："因为我、我从六岁那年开始，就在等你唱完。"
第十一章 王大鹏的纸箱
那天下午，我们台给李飞他们安排了招待所。晚上我请了假，和他一起回了三号院。
九年没回来的人，站在院门口，愣是没敢往里走。
三号院还是那个三号院。红砖楼，老槐树，两张水泥乒乓球台，西边锅炉房，东边车棚。只是楼前的自行车换成了一片电动车，小卖部的招牌从"玉兰商店"换成了"玉兰超市"，孙阿姨的头发白了一半，还在那儿坐着，手里剥着一把豆角。
孙阿姨一抬头，看见李飞，手里的豆角"哗啦"全撒了。
她站起来，往我们这边走，走了两步又停住，扭头冲着四楼喊："建国！建国你快下来！飞飞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孙阿姨家吃的饭。李建国从所里赶回来，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安全帽，看见李飞，帽子就掉地上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捡帽子，捡了三次才捡起来。
饭桌上孙阿姨一直在给李飞夹菜，夹一筷子说一句"瘦了"。李建国一句话没说，就着咸菜喝了四两白酒。我妈也来了，端着一盆她自己做的酱牛肉，一进门就拉住孙阿姨的手，两个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说了半小时的话，说的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和李飞坐在阳台的小马扎上，一人手里一杯水。
阳台上晾着孙阿姨洗的床单，风一吹，一鼓一鼓的。
我想起十七岁那年的五月十九日，我在讲台上唱歌，抖得像家属院晾衣绳上没拧干的床单。
我扭头看他。他也在看我。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
最后还是我开的口。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那天，为什么从教室出去了？"
他低头喝了一口水。
喝完他把手里的杯子放在地上，放得很轻，像怕碰碎了什么。
他说："我、我准备了一封信。"
我说："信？"
他说："写了三个月。"
我说："写了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楼下的老槐树被风吹了一整轮，久到孙阿姨在客厅喊"吃水果了"，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说："写的是，班会结束以后，我要站起来，当着全班的面，跟你说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看着我。
他说："我从六岁那年，就、就喜欢你了。"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掉下去。
我说："那你为什么走出去？"
他说："我想在门外，把那句话再念一遍。"
我说："念一遍？"
他说："我、我怕我说不好。"
阳台上的风把床单吹得哗哗响。
他说："我在门外念了七遍。第七遍的时候，你开始唱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进来？"
他低着头。
他说："我进不来。"
我说："为什么进不来？"
他说："因为全班都在喊我的名字。"
他说："我、我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喊我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哭了很久。
李飞坐在我旁边，一动没动，手放在膝盖上，握成了拳头。他不敢碰我，也不敢走。他就那么陪着，陪到孙阿姨出来收衣服，看见我们俩，一句话没说，转身回屋，把阳台的门轻轻带上了。
后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李飞，那封信呢？"
他说："夹在习题册里。"
我说："哪本习题册？"
他说："物理的。"
我的呼吸停了。
我说："物理习题册……摊在桌子上的那本？"
他说："嗯。"
我说："笔尖压在纸上的那本？"
他说："嗯。"
我说："那本习题册后来呢？"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他说："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王大鹏家。
王大鹏现在住在三号院旁边那个新建的小区，两室一厅，他结婚了，媳妇是所里幼儿园的老师，孩子两岁。他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件汗衫，一条大裤衩，头发乱得像鸡窝，一见我就"婷姐"喊得震天响。
我说："王大鹏，我有事问你。"
他一看我脸色，赶紧把门开大："进进进，坐坐坐。"
他给我倒了杯水，自己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两只手搓着膝盖，眼睛不敢看我。
我说："你还没等我问，就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他说："婷姐，我等这一天，等了九年。"
他从卧室的衣柜顶上，抱下来一个纸箱。
那个箱子是那种装方便面的箱子，边上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上头落满了灰。他把箱子放在茶几上，用袖子擦了擦灰，然后抬头看我，说：
"婷姐，你自己开。"
我把胶带撕开。
箱子最上头，是一盘磁带。
没有标签。
我的手在抖。
我把磁带拿出来，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三个字，字迹很丑，是我认得出的、王大鹏那种狗爬字：
"别扔啊"
我说："这是什么？"
王大鹏说："高二那年十二月，你最后一次在广播站值班。你走了以后，我爬上去的。"
我说："你爬上去干什么？"
他说："我想去找飞哥给你写的信。"
我说："信？"
王大鹏挠了挠头，说："婷姐，飞哥那时候，每星期都给你写信。写完不寄，塞在广播站的窗户缝里。他让我去取。取了三十七封。"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说："三十七封？"
王大鹏说："我取了三十七封。取到第三十八封的时候，我发现窗户缝里没信了，只有一盘磁带。"
我说："什么磁带？"
王大鹏看着我，说："《勇气》。"
"你自己录的。"
"你在广播室里放的，被你自己扔进废纸箱的那一盘。"
"我把它捡走了。"
我把那盘磁带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我说："王大鹏，三十七封信呢？"
他从纸箱底下翻出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鼓鼓囊囊的，递给我。
我拆开。
里面是三十七封信，每一封都拆过口，每一封的信纸上都是同一种字迹——那种部队里练出来的、一笔一划的仿宋体。
第一封的日期是二〇〇四年十月八号，就是我们进一中的第一个月。
信上写的是：
"赵心婷：
今天骑车的时候你没跟我说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我不是故意的。我妈说你和阿姨吵架了是因为你值日忘了倒垃圾。我明天帮你倒。
李飞"
第二封，十月十一号：
"赵心婷：
我今天帮你倒了垃圾。你没发现。你没发现也好。
我发现你最近走路很快。你以前走路没这么快。你能不能走慢一点。
李飞"
第三封，十一月三号：
"赵心婷：
今天下雨了。我骑车骑得慢，你还是超过我了。你超过我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看我的那一眼我记下来了。
我今天胃疼。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早上没吃饭。
李飞"
我坐在那儿，一封一封地翻。
翻到第十九封，是二〇〇五年四月，他写："赵心婷：今天广播站放的那首歌我没听清名字。你放歌的时候是不是在窗台边上。我把校服搭在窗台上了，你能不能看见。"
翻到第二十六封，是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他写："赵心婷：你今天中午播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请同学们带伞'。我带了。你也带。"
翻到第三十七封，是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二号，班会前一个星期。
那一封只有两行字。
"赵心婷：
我准备好了。
李飞"
我把信封抱在怀里，在王大鹏家的沙发上，哭得像个傻子。
王大鹏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不敢动，两只手在那儿搓，搓了半天，说："婷姐，你别哭了，我、我看着难受。"
我说："王大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低下头。
他说："婷姐，飞哥不让我说。"
我说："他为什么不让你说？"
王大鹏抬起头，眼睛也红了。
他说："他说，他怕你知道了，会为难。"
我说："为难什么？"
王大鹏说："他说，他要是不结巴，他早就跟你说了。他就是因为结巴，才说了十一年也说不成一句。他说他要是让你知道了，你天天得等他开口，你等不起。"
"他说，你要是等不起，你就得走。"
"他说，你要是走了，他连你唱歌都听不见了。"
"他说，宁可你不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你就还在三号院，还会每天早上跟他一起骑车，还会在他卡住的时候假装低头找东西。"
我的眼泪掉在信封上，把"赵心婷"那三个字洇成了一团。
我说："那三十七封信，你为什么没给我？"
王大鹏说："婷姐，我给了。"
我抬起头。
他从箱底又翻出一沓东西，是复印的，A4纸，装订得整整齐齐。
他说："这九年，我每年都复印一份。飞哥在湖南的时候，我寄给他一份。他去了西北，我又寄一份。他调回来，我再寄一份。"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份？"
王大鹏看着我，忽然咧嘴笑了。
那个笑容，和九年前七月十一号在楼梯拐角，他跟我说"婷姐你放心，我一个字都不落"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说："婷姐，我给你了，你就得原谅他。"
我说："我不原谅他，我还能怎么办？"
王大鹏说："你得等你自己想明白。"
我说："王大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
他"嘿嘿"笑了两声，说："婷姐，我这不叫坏。我这叫守口如瓶。"
我站起来，抱着那个纸箱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回头问他："王大鹏，那个投诉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他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
我说："五月六号，我们台接到第一个听众投诉电话，说中午十二点二十到十二点三十五之间有干扰。那个电话是个男的，说话特别快，报了自己的名字，说叫王大鹏，说他是临江红旗路三号院的居民，说这个干扰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说他要求电台书面回复。"
王大鹏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
我说："三号院根本收不到我们音乐频率的干扰，因为三号院在发射塔背面，信号被山挡住了。"
我说："王大鹏，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他低着头，半天，说："我在所里。"
我说："所里的营区，也在山那边。"
他说："我在我车上。"
我说："你车开到哪儿了？"
他抬起头，笑得特别灿烂，露出那两颗虎牙。
他说："婷姐，我开到发射塔底下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王大鹏说："因为飞哥要来。"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要来？"
他说："婷姐，飞哥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分队在临江这边做训练，压制了一个民用频段，那个频段是临江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每天中午十二点二十到十三点整，有个叫《正午十二点二十》的节目。"
"他说，那个节目的编辑，是他认识的一个人。"
"他说，他向上级申请参加协调组了。"
"他说，他理由写的是'熟悉当地电磁环境'。"
"他说，指导员问他临江有什么电磁环境，他卡住了，卡了半天，说'报告，主要是……山多'。"
我站在王大鹏家门口，抱着那个装方便面的纸箱，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说："王大鹏。"
他说："哎。"
我说："那投诉电话你还是打了。"
他说："打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婷姐，我怕他不来。"
我说："他都申请了，你为什么还怕？"
王大鹏挠了挠头，特别认真地说："婷姐，飞哥这人，申请了也可能不来。他申请完了能站在楼底下看你一个月，就是不上楼。"
"我得给他找条路，让他不得不上楼。"
那天下午，我抱着那个纸箱，从王大鹏家走回电台。
一路走，一路哭，哭完了笑，笑完了哭。走到红旗路口，我在报刊亭买了两瓶汽水，坐在马路牙子上，一瓶一瓶地喝。
我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掏出手机，给李飞发了一条短信。
那是九年来，我给他发的第一条不是公文体的短信。
我写的是：
"李飞同志：来信收悉。此地多雨。我已添衣。望你，尽快归队。"
三秒钟之后，他回了。
他回的是：
"报告：正在归队途中。"
我抬头，看见他站在马路对面，穿着常服，手里拎着一袋西瓜，站在五月的太阳底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天是五月二十三日。
我们俩，在红旗路的马路牙子上，一个坐在路东边，一个站在路西边，隔着一道斑马线，谁也没动。
绿灯亮了三次，红灯亮了三次。
最后还是我站起来的。
我把汽水瓶往垃圾箱里一扔，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我从六岁那年开始，就在等你说完。"
他的手一抖，那袋西瓜"啪"地掉在地上，摔开了一个口子。
红瓤露出来，籽是黑的。
那是三号院夏天最好的西瓜。
第十二章 十九天
李飞他们在临江待的十九天，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奇怪的十九天。
奇怪在哪儿呢？
奇怪在于，我们俩都二十六岁了，都不小了，一个在部队当中尉，一个在电台当编辑，可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样子，跟十四岁那年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敢碰我。
我真的没有夸张。整整十九天，我们没有牵过一次手。
他走路永远走在我左边——九年前骑车他在我左边，因为左边是机动车道；九年后走路他还在左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习、习惯了"。
他跟我说话之前，永远要先深吸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特别用力，胸腔一起一伏，我在旁边看着，看得心里发酸。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李飞，你能不能别吸气了。"
他愣住，说："我、我在准备。"
我说："你准备什么？"
他说："准备说话。"
我说："你准备了多少年了？"
他认真地想了一下，说："二十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把王大鹏给我的那三十七封信又读了一遍，读到第三封"你能不能走慢一点"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哭了半个小时。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事。
我从那天开始，跟他说话，故意说得特别慢。
慢到什么程度呢？我说："李——飞——，你——今——天——吃——饭——了——吗——"
他第一次听见的时候，整个人僵在那儿，脸"腾"地就红了。
他说："你、你干嘛？"
我说："我在等你。"
他说："等、等我什么？"
我说："等你不用吸气。"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一个二十六岁的中尉，站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底下的花坛边上，眼睛湿了。他赶紧扭头，假装看花坛里的月季。
那天中午我播节目，播到一半，我对着话筒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有些话准备二十年，是因为它太重，不敢轻易说。"
"第二句：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准备了很多年的人，请你，走得慢一点。"
我推起推子，放了一首《勇气》。
梁静茹的版本。
那天中午，导播小林在导播间里，隔着玻璃看着我，看了整整四分钟。
后来她跟我说："婷姐，你那天播的这段，我录下来了。"
我说："你录下来干什么？"
她笑得特别贼，说："留着当你婚礼上放。"
我说："谁跟你说我要结婚了。"
她说："婷姐，楼下那个中尉，天天十二点五十到，站在花坛边上听你播节目。他站的那个位置，正好能看见七楼的窗户，也能听见大厅的广播。"
"他每次听你说话的时候，都要深吸一口气。"
"婷姐，我活了二十四年，我第一次见着一个男的，听女的说话要先吸气的。"
我当时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小林凑过来，小声说："婷姐，他是不是紧张啊？"
我说："他结巴。"
小林"啊"了一声。
我说："他从六岁就结巴。"
小林看着我，忽然特别特别认真地说："婷姐，那你得等他。"
我说："我等了九年。"
小林说："那也不差这几天。"
第十九天，是他们撤走的日子。
那天早上七点，我请了半天假，去了招待所。
他们的车八点出发，三辆军绿色的越野车，停在招待所院子里，兵们在那儿装车。
李飞站在车边上，穿着作训服，戴着大檐帽，正在跟带队的少校说什么。他一说"报、报告"，那个少校就笑一下，拍拍他的肩膀。
我站在院子门口的槐树底下，看了他很久。
九年前七月十一号，也是这样一个早上，也是站着一辆车，只不过那次是火车，那次我去了江边，没有去车站。
这次我站在门口。
他转过头，看见我了。
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跟少校说了句什么，然后朝我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站住，立正。
他说："赵编辑。"
我说："李中尉。"
他说："我、我们要走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下次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说："我知道。"
他低下头。
他低下头的时候，我看见他大檐帽的帽檐在抖。
院子里的风把槐树叶吹得哗哗响，兵们在装车，铁锹碰着车帮，叮叮当当。
他站在那儿，低着头，深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特别长。
我等了他二十年。
我说："李飞。"
他抬起头。
我说："你吸气。"
他愣了一下。
我说："你吸完了再说。"
他又吸了一口气。
他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我、我这十九天，一句话都没跟你说利索。"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我这二十六年，一句话都没跟你说利索。"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但是我有三十七封信。"
我说："我知道。"
他说："还有一盘磁带。"
我的眼泪掉下来了。
他说："还有一张纸。"
我抬起头。
他从作训服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过很多次的纸，纸边都磨毛了，颜色发黄，一看就是放了很多年的。
他双手递给我。
我接过来，展开。
那是一张从物理习题册上撕下来的纸，边缘还是撕的，毛毛糙糙。上头用铅笔写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纸面都起了毛，字迹很深，有些地方把纸都划破了。
上头写着：
"赵心婷：
我从六岁那年，就喜欢你。
如果你今天唱完了这首歌，我在班会结束后，当着全班的面，把这句话，说给你听。
李飞
2006年5月19日"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很丑，是王大鹏的狗爬字：
"飞哥，纸我给你收着。你别死。"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行字，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纸上，把"赵心婷"三个字洇成了两团。
李飞伸出手。
他的手在抖，抖得厉害，一个当兵的、在部队里练了九年队列的手，抖得像风里的树叶。
他把手伸过来，替我把那张纸折上。
折好了，他又展开。
展开了，又折上。
折了三次，他忽然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我、我现在说，还来得及吗？"
院子里的兵全停下来了。
带队的少校站在车边上，抱着胳膊，看着我们俩。开车的兵探出头来。装车的兵手里还拎着铁锹。
李飞站在我面前，一米八三，穿着作训服，大檐帽底下的脸红得像烧起来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很长很长，长到院子里所有的兵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他说：
"赵心婷，我从六岁那年，就喜欢你。"
"我今年二十六岁，我准备了二十年。"
"我今天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把这句话，说给你听。"
"你、你要是不答应，我就站在这儿，一直说，说到你答应为止。"
我哭了。
我哭得特别没出息，蹲在地上，抱着那张纸，哭得肩膀一抽一抽。
李飞也蹲下来了。
他蹲在我对面，两只手悬在半空，想碰我又不敢碰，最后他伸出一根手指头，特别特别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袖子。
他说："你、你别哭了。"
他说："你哭我也、也想哭。"
我抬起头，看着他。
一个大男人，一米八三，蹲在招待所院子的水泥地上，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作训服的袖口湿了一块。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我答应。"
他的手一下子就不抖了。
他愣了三秒钟，然后"腾"地站起来，站得笔直，抬手敬了一个礼。
他对着我敬礼。
他说："报告！"
我说："你敬什么礼啊。"
他说："报告，我、我控制不住。"
院子里的兵"轰"地一声全笑了。
带队的少校一边笑一边喊："李飞！上车！要迟到了！"
李飞把手放下来，看着我，说："我走了。"
我说："你走。"
他说："你等我。"
我说："我等了你九年了。"
他说："不、不是这个等。"
我说："那是哪个等？"
他站在那儿，想了想，特别认真地说：
"是那个……你说话说得很慢的等。"
那天上午八点十分，三辆军绿色的越野车开出招待所院子，拐上红旗路，往西边去了。
我站在院子门口，一直看着，看到最后一辆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手里还攥着那张从物理习题册上撕下来的纸。
那张纸，后来被我压在了我家的玻璃板底下，压了整整一辈子。
第十三章 调令
李飞走后的第七个月，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孙阿姨打来的。她一开口就在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心婷啊，飞飞、飞飞他调回来了……"
我说："阿姨，您别哭，这是好事啊。"
她说："是好事，是好事，我这、我这是高兴的。"
我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然后我打开手机，翻到一个号码。
那七个月里，我们每周通一次电话。每次都是他打过来，每次都在星期六晚上八点。他在那头，我在这头，两个人常常十分钟说不到二十句话。大部分时间是沉默，沉默里能听见他那头的风声，能听见我这头电台楼下过车的声音。
我们都不擅长电话。电话这个东西，看不见对方的脸，就没办法在他卡住的时候假装低头找东西。
我按下拨号键。
响了半声就接了。
他说："喂。"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调回来了。"
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然后他说："谁、谁跟你说的？"
我说："孙阿姨。"
他又沉默了三秒钟。
然后他特别小声地说："我本来想、想自己跟你说。"
我说："你想怎么说？"
他说："我想、想站在你家楼下说。"
我说："那你现在在哪儿？"
他说："我在火车站。"
我的手一下子攥紧了手机。
我说："哪个火车站？"
他说："临江、临江站。"
我说："你几点到的？"
他说："十二点四十。"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下午四点十七分。
我说："李飞，你在火车站站了三个半小时？"
他没说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在那头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特别长，长到我隔着电话都能听见。
然后他说："我、我在准备。"
我说："你准备什么？"
他说："准备上你家楼。"
我说："那你准备了多久了？"
他说："三个半小时。"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现在马上打车，去红旗路三号院。"
他说："我、我知道路。"
我说："我知道你知道路，你马上打车。"
他说："好。"
我说："我在家等你。"
他"嗯"了一声，那一声"嗯"，尾音是抖的。
那天下午五点二十，我站在三号院401的门口。
我妈在厨房里剁饺子馅，剁得案板咚咚响。她一边剁一边喊："心婷，你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帮我擀皮儿！"
我说："妈，我在等人。"
我妈的剁馅声停了一下。
然后她说："哦。"
她"哦"完这一声，又继续剁，剁得比刚才更响了。
五点四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一步一步，走到三楼半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站在门口，看见他出现在楼梯拐角。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头发比走的时候短了，脸晒得更黑了，手里拎着一个绿色的行李袋，肩上还背着一个包。他看见我，站住了。
我们俩隔着六层台阶，谁都没说话。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
黑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听见他跺了一下脚。
灯又亮了。
他站在灯底下，看着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你不用吸气。"
他说："我、我控制不住。"
我说："那你吸。"
他又吸了一口。
他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我回来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调令上写的，驻临江，通信修理所，技术科。"
我愣了一下。
我说："哪个修理所？"
他说："红、红旗路三号院。"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说："李飞，你调到你爸的单位了？"
他说："嗯。"
我说："你为什么调那儿？"
他把行李袋放下，从羽绒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
那是他的调令。
他展开，双手递给我。
调令上写着单位、职务、报到日期，最底下是盖章和签名。而在调令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两行字，字迹很淡，像是写上去又被擦过、又写上去的。
那两行字是：
"申请理由一：熟悉本地电磁环境。
申请理由二：山多。"
我说："李飞，你这个理由，你指导员批了？"
他说："批了。"
我说："他为什么批？"
李飞挠了挠头，说："他说，他说他见过很多申请调动的，写'家庭困难'的，写'夫妻两地分居'的，写'照顾父母'的。"
"他说他头一回见着写'山多'的。"
"他说他琢磨了三天，没琢磨明白，但是他批了。"
我说："他为什么批？"
李飞看着我，说："他说，一个人能为一个地方找这么烂的理由，那这个地方对他一定很重要。"
那天晚上，我们两家在一起吃的饺子。
李建国喝了酒，喝到一半忽然站起来，端着杯子，走到我爸跟前，说："老赵，我敬你一杯。"
我爸赶紧站起来，说："老李，你敬我干什么？"
李建国说："我敬你，敬你养了个好闺女。"
我妈在旁边说："建国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心婷是给你家养的一样。"
全桌子的人都笑了。
李建国也笑，笑完他把杯里的酒一口喝了，喝完抹了抹嘴，说："秀兰，我跟你讲，飞飞这孩子，从六岁那年冬天起，就没变过。"
我妈说："六岁那年冬天怎么了？"
李建国说："那年冬天他在车棚后头跟人打架，被人按在雪堆里，呛了雪，回来烧了三天。烧退了以后，说话就开始卡。"
桌子上的笑声停了。
孙阿姨在旁边低着头，手在围裙上擦，擦了半天，说："他四岁以前，说话可利索了。他两岁半就会背《咏鹅》，背得一个字都不错。"
"六岁那年冬天以后，就卡了。"
"我们带他去看了三年，省城、北京，都看了。大夫说是心因性的，说这孩子心里有个坎儿，越急越卡，越卡越急。"
"大夫问我们，孩子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事。"
"我们问他，他不说。"
"我们问了他九年，他一句话都不说。"
孙阿姨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
她说："心婷啊，直到他上高中那年，我才从他书包里翻出一张照片。"
我的呼吸停住了。
她说："照片上是一个小姑娘，穿着红棉袄，站在车棚后头，两只手叉着腰，脸气得鼓鼓的。"
"照片背面写着四个字。"
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我妈在旁边小声问："写的什么？"
孙阿姨说："写的'她不怕我'。"
整个屋子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
我低下头，眼泪砸在面前那只碗里。
那是六岁那年冬天，我被推倒在雪堆里，爬起来的时候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照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留着。
我抬起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李飞。
他正在低头吃饺子，吃得特别慢，一口一口的，耳朵根红透了。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放下筷子。
他抬起头，看着我，说："那年冬天，全院子的孩子都在笑我说话。"
"只有你，冲上去一脚踹在那个笑我的人身上。"
"你踹完回过头，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说：'李飞，你说话慢一点，我等你。'"
他吸了一口气。
他说："从那天起，我就不怕了。"
"但是我、还是卡。"
"我越想说利索，越卡。"
"大夫说得对，我心里有个坎儿。"
"那个坎儿就是，我怕我一句话说不好，你就等不下去了。"
我妈在旁边，一边擦眼泪一边骂："这孩子，这孩子，你说你……"
她骂不下去了。
我爸端着酒杯，坐在那儿，一句话没说，眼睛也是红的。
李建国站起来，把我爸的酒杯和自己的碰了一下，说："老赵，我儿子这辈子，就这一件事。"
我爸说："我知道。"
李建国说："你知道什么？"
我爸说："我知道他六岁那年，为什么要在雪地里替我们家心婷挨那顿打。"
"我也知道，我们家心婷为什么从初三那年开始，说话变慢了。"
"我还知道，我这闺女十七岁那年在讲台上唱的那首歌，唱的到底是谁。"
"老李，这两家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李建国说："那你为什么不说？"
我爸喝了口酒，说："因为闺女大了，她自己的事，得她自己走。"
"我们当爹的，就在旁边看着，别让她摔着。"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和李飞站在402的阳台上。
阳台上晾着孙阿姨洗的床单，风一吹，一鼓一鼓的。楼下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晃啊晃。远处营区那边，隐隐约约能听见哨兵换岗的口令声。
我们俩一人手里一杯热水，谁也没说话。
后来他忽然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你、你十七岁那年唱的那首歌，能不能，再唱一遍。"
我说："我不唱。"
他"哦"了一声，低下头。
我说："我不唱，是因为我要你唱。"
他猛地抬起头。
我说："李飞，你唱。"
他说："我、我不会唱。"
我说："你会。"
他说："我不会。"
我说："王大鹏给我听了。"
他整个人僵住了。
我说："那盘没有标签的磁带，背面是A面，A面是我录的《勇气》。B面是空的，我以为是废带。"
"上个月我把它翻出来，倒了一下，B面有声音。"
"是你唱的。"
"你唱得特别难听，五音不全，中间还卡了三次，卡完了又从头唱。"
"你一共唱了四遍。"
他站在那儿，手里的水杯在抖。
我说："李飞，你什么时候录的？"
他低着头，半天，说："高二那年寒假。"
我说："你在哪儿录的？"
他说："王大鹏家。"
我说："你为什么录？"
他吸了一口气。
他说："我想练。"
我说："练什么？"
他说："练把一句话说利索。"
"我想，我要是能把一首歌从头唱到尾不卡壳，那我就能把那句话，从头说到尾不卡壳。"
"我练了四遍，四遍都卡了。"
"我就没敢给你。"
阳台上的风把床单吹得哗哗响。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一米八三的、穿着军装的、二十六岁的男人，看着他手里那杯在抖的热水。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现在唱。"
他说："在这儿？"
我说："在这儿。"
他说："就、就我们俩？"
我说："就我们俩。"
他把水杯放在阳台的水泥台上。
他站直了，深吸了一口气。
那口气吸得特别长。
然后他开口了。
他唱得真的很难听。五音不全，调子跑得没边，第一句就跑了，第二句卡了，卡完了他停下来，又从头唱。
唱到第三遍，他不卡了。
他唱到"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声音在抖，抖得像晾衣绳上没拧干的床单。
他唱完了整首。
一首歌，四分二十秒，他唱了四分二十秒，一个音都没漏。
他唱完，站在那儿，喘着气，看着我。
他说："赵心婷，我、我唱完了。"
我说："你唱完了。"
他说："我没卡。"
我说："你没卡。"
他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又长又用力，吸完他站得笔直，像在做队列动作。
他说："赵心婷，我从六岁那年，就喜欢你。"
"我这辈子说话，就这一句，最利索。"
那天晚上，三号院的风特别温柔。
第十四章 婚礼
二〇一六年十月一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办在三号院，就在老槐树底下。
这不是我的主意，也不是李飞的主意，是孙阿姨的主意。她说："飞飞从小在这棵树底下长大，就在这树底下办。"
李建国说："院子里办，像什么话。"
孙阿姨说："像什么话？这是我们的家。"
李建国就不吭声了。
那天来了两百多个人。修理所的全体官兵，卫生队的全体护士，电台的全体同事，三号院全体居民，还有一中高二（三）班的三十几个同学——他们是从王大鹏那儿知道我电话的，一个传一个，传了两个月，传遍了全国各地。
吴老师也来了。她那年已经当了教导主任，头发白了一半，进门的时候拎着两瓶酒，一见到我就说："赵心婷，我今天来，是要跟你道个歉。"
我说："老师，您道什么歉？"
她说："五月十九号那天下午，我把李飞叫出去了。"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
她说："我叫他出去，是因为他那天上午的物理竞赛卷子，最后一道大题做错了。我把他叫到走廊上，给他讲了四十分钟的题。"
"讲到一半，我听见你们班教室里在唱歌。"
"唱到副歌的时候，全班开始喊一个名字。"
"我讲不下去了。"
"我问李飞，他们在喊谁。"
"李飞站在那儿，一句话不说，耳朵根红得像要滴血。"
"我说，李飞，你进去吧。"
"他没动。"
"我说，你怎么不进去。"
"他说，'老师，我、我进不去'。"
"我说，为什么进不去。"
"他说，'我怕我进去，我就要在全班面前，说一句话'。"
"我说，说什么话。"
"他低着头，半天，说'老师，我准备了三个月，我怕我说不好'。"
吴老师说到这儿，眼圈红了。
她说："赵心婷，我那天做了一件特别对不起你的事。"
"我跟他说，'李飞，你要是今天说不利索，你以后就更说不利索了'。"
"我说完这句话，我就走了。"
"我走了以后，他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站了整整一节课。"
"他站在那儿，听着你在里头唱完整首歌。"
"歌唱完了，全班开始喊他名字，他没进去。"
"我在走廊那头看着他，他背着墙，蹲下去了。"
"一个一米七八的男孩，蹲在走廊的墙角，两只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那天没敢过去。"
"我到现在都后悔，我那天为什么没过去。"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穿着婚纱，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飞站在我旁边，穿着一身军礼服，肩章是金色的，胸前挂着一朵红花。他伸出手，特别特别轻地，握住了我的手指。
那是我们认识二十六年，第一次牵手。
他的手心全是汗。
我的也是。
司仪是王大鹏。
他穿了一件新西装，头发抹得锃亮，站在一棵树底下，拿着话筒，清了清嗓子，说："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各位三号院的老少爷们儿——"
底下"哄"地笑了。
他说："今天这个婚礼，程序有点特殊。"
"第一个程序，不 exchange 戒指。"
我妈在下面喊："王大鹏，你说人话！"
王大鹏赶紧说："第一个程序，不交换戒指。第一个程序，听一盘磁带。"
底下安静了。
小林从人群里走出来，手里拎着我们台的那台老式卡带机——那是我特意向台里借的，跟一中广播室那台，是同一个型号。
她把磁带放进去。
按下了播放键。
音响里传出来的，是我十七岁的声音。
那个声音很嫩，很紧，气息全是浮的，第一句就起高了，后面硬顶着往上爬。唱到副歌，声音劈了一下。底下有几个人笑了，笑完了赶紧捂住嘴。
那首歌播了四分二十秒。
老槐树底下，两百多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播完了，音响里安静了三秒钟。
然后，B面开始了。
传出来的是一个男孩的声音，变声期还没完全过，有点哑，有点抖。
他唱得五音不全，第一句就跑了调。
唱到第三句，卡住了。
卡住了，音响里传来一声很轻的、拳头砸在什么东西上的闷响。
然后他从第一句重新开始唱。
第二遍，又卡了。
第三遍，唱到一半，卡了。
第四遍——
第四遍他唱完了。
从头到尾，一个音都没漏。
唱完最后一句，音响里传来一声特别长的、用力吸气的声音。
然后那个男孩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二十年前的、十七岁的李飞，在王大鹏家的录音机前，录下来的：
"赵心婷，我唱完了。"
"我现在把这句话，说给你听。"
"我、我从六岁那年，就喜欢你。"
录音里，那个十七岁的男孩，说完这句话以后，卡了一下。
他卡了整整六秒钟。
然后他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一个字都没卡：
"我从六岁那年，就喜欢你。"
磁带"咔"的一声，转到了头。
老槐树底下，两百多个人，哭倒了一片。
孙阿姨哭得靠在李建国肩膀上，李建国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举着酒杯，手在半空中抖。我妈坐在第一排，拿纸巾捂着脸，一边哭一边骂我爸："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我爸站在她旁边，端着酒杯，一句话没说，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吴老师坐在第二排，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又擦。
小林在旁边，哭得比谁都厉害，一边哭一边举着相机拍。
王大鹏站在司仪的位置上，拿着话筒，哭得说不出话，最后他把话筒一举，喊了一句：
"交换戒指！"
李飞从口袋里掏出戒指盒。
他的手在抖，抖得盒子都拿不稳。他打开了三次，第一次没打开，第二次打开了戒指掉了，掉在地上，滚到了老槐树的树根底下。
他蹲下去捡。
两百多个人看着一个穿军礼服的中尉，蹲在树根底下，撅着屁股，伸手在土里摸。
我在旁边站着，忽然就笑了。
我笑得停不下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婚纱的裙摆都在抖。
他也笑了。
他蹲在树根底下，手里捏着那枚戒指，抬起头看着我，笑得眼睛弯弯的，露出两颗我从来没见过的、他笑起来才有的小虎牙——那两颗虎牙，跟王大鹏的一模一样。
原来他也会笑。
他站起来，把戒指上的土擦干净，握住我的手。
他深吸了一口气。
他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以后我说话，还是卡。"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我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能不能，还是那样。"
我说："哪样？"
他看着我，特别认真地说："你说话，说得慢一点。"
"我等你。"
老槐树底下，两百多个人，一起鼓掌。
掌声里，我听见有人在喊："婷姐！飞哥！"
是王大鹏。
他一边喊一边哭，哭得鼻涕都出来了，喊完他自己抹了一把脸，冲着全场说："各位！我宣布！他俩！成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402的阳台上。
阳台上晾着孙阿姨洗的床单，风一吹，一鼓一鼓的。楼下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晃啊晃。远处营区那边，隐隐约约能听见熄灯号。
我们俩一人手里一杯热水，谁也没说话。
后来他忽然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你、你还记得那年寒假，我在王大鹏家录那盘磁带吗。"
我说："记得。"
他说："那天录到第四遍的时候，王大鹏问我，说你录这个干什么。"
我说："你怎么说的？"
他低头喝了一口水。
喝完他说："我说，我录下来，将来有一天，我要在婚礼上放。"
我说："王大鹏怎么说？"
李飞笑了。
他说："王大鹏说，'飞哥，那你得先有媳妇'。"
我说："那你怎么回答？"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说："我说，'我有'。"
"我说，'她从六岁那年，就是我的了'。"
"我说，'就是她还不知道'。"
尾声 二〇三五年
二〇三五年，我四十六岁，李飞四十六岁。
那年夏天，我们回了一趟三号院。
三号院已经不是三号院了。红砖楼拆了两栋，剩下的一栋改成了社区活动中心。老槐树还在，长得比原来大了一圈，树下那两张水泥乒乓球台换成了健身器材。锅炉房没了，车棚没了，孙阿姨的小卖部变成了连锁便利店。
只有营区还是营区，墙还是那堵墙，门口的哨兵换了一茬又一茬。
李飞二〇二一年转业，回到了修理所，现在做技术顾问，头发白了一半，还是不爱说话，还是那句话说不利索。他五十岁了，说话之前还要深吸一口气。
我还在电台，还在《正午十二点二十》。这个节目播了二十四年，换了三任主持，只有我一个人，从头播到尾。
我们有一个女儿，叫李念，今年十七岁。
李念这个名字是李飞起的。他起名的时候在产房外头站了八个小时，最后他说："念、念头的念。"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这一辈子，就一个念头。"
那天我们从活动中心出来，走到老槐树底下，看见一个女孩坐在树下的健身器材上，穿着一中的校服，手里拿着一部手机，正在外放一首歌。
放的是《勇气》。
我站住了。
李念抬头看我，说："妈，你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李念说："这首歌好听吗？"
我说："好听。"
李念说："我们班有个女生，说要在校庆上唱这首歌。"
我的心跳了一下。
我说："唱给谁听？"
李念把手机往兜里一塞，笑了。
那个笑容，跟她爸一模一样，眼睛弯弯的，露出两颗小虎牙。
她说："妈，你猜。"
那天傍晚，我和李飞沿着红旗路往回走。
路修宽了，两边种了新的梧桐，江面上的雾还是那样，白茫茫的，太阳一出来就散了。
我们走了很久，谁也没说话。
走到铁路道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
他说："赵心婷。"
我说："嗯。"
他说："你、你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冬天吗。"
我说："记得。"
他说："那年我七岁。"
我说："那年我七岁。"
他说："我在车棚后头，替、替你挨了一顿打。"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那天从雪堆里爬起来，你站在旁边，你哭得比我还厉害。"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从兜里掏出一块水果糖，塞到你手里。"
我说："我知道。"
他看着我，深吸了一口气。
四十六岁的男人，站在铁路道口，深吸了一口气。
他说："我那天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我、我卡住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卡了十九年。"
我说："我知道。"
他说："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在临江招待所的院子里，当着十九个人的面，把那句话说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今天，还想再说一遍。"
我说："你说。"
铁路道口的栏杆"哐当"一声落下来了，一列火车从我们面前轰隆隆地开过去，车厢一节一节，风把两边的梧桐叶吹得哗哗响。
火车开过去了，栏杆升起来。
李飞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
他没有吸气。
他说："赵心婷，我从六岁那年，就喜欢你。"
"我今年四十六岁。"
"这句话，我说了四十年。"
"我还要说四十年。"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男人，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看着他白了一半的头发，看着他说话时那一点点、几乎看不出来的停顿。
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那是我们结婚二十年后，第一千零一次牵手。
他的手心还是出汗。
我的也是。
我说："李飞。"
他说："嗯。"
我说："你说得真利索。"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得眼睛弯弯的，露出两颗小虎牙。
他说："那、那是，因为你说得慢。"
远处，江面上的雾散了。
太阳落下去，把整条红旗路照得金黄金黄的。
我们从十七岁走到四十六岁，从车棚后头走到铁路道口，从一炉煤走到另一炉煤，从三号院的一栋红砖楼，走到另一栋。
一路上，风花雪月，全都穿过去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