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车来了
拆迁通知是村部的人来贴的，红纸黑字，糊在我家院墙东头那棵老槐树底下。浆糊还没干，风一吹，纸角一翘一翘的。
我蹲在灶房门口择豆角，听见院外头有车响。
抬头一看，一辆黑车停在门口，车头挂着省城的牌，轱辘上全是泥。
车门开了，我哥从里头下来。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肚子把皮带顶得往前凸。
三年没见，他胖了。
我手里攥着一把豆角，没站起来。
他也没喊我，绕到后备箱，拿出一卷卷尺，“啪”一声拉开。
那一声挺响，跟抽人一嘴巴似的。
他先量院墙。卷尺头搭在墙根，往上抻，抻到一米八，嘴里念了个数，记手机里了。
然后量院子宽窄，从东墙走到西墙，来回三趟，鞋底把地上的土踩出一溜印子。
我把豆角扔盆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哥。”
他抬头看我一眼，“嗯”了一声，又低头看手机。
就那一声“嗯”，跟他三年前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三年前我爸刚倒下那阵，他回来过一趟，在炕边站了不到十分钟，说省城工地离不开人，走了。走的时候也是这么“嗯”了一声。
后来就没回来。
过年没回。我爸生日没回。我给他打电话，头两回还接，说忙，第三回就不接了，改发微信：老二，家里你多担着，哥这边实在走不开。
我担了三年。
他量完院子，往屋里走。
我拦了一下：“爸在屋呢。”
“我知道。”他说，“我先看看房。”
他推开堂屋门。一股味出来，尿垫的味，药膏的味，还有炕烧太旺那股糊味，混在一块儿，闻惯了不觉得，外人一进门就得皱鼻子。
我哥皱了。
他没进屋，站门槛外头，拿卷尺量门框。
“这房多少年了？”他问。
“八二年盖的。”
“四十四年。”他点点头，“砖混的，能算面积。”
我没接话。
他进了里屋。
我爸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蓝布被子，被子底下鼓起来一块，是他蜷着的腿。他眼睛睁着，看着房顶。
听见脚步，他眼珠转了半圈。
看见是我哥，那双眼就定住了。
我哥站炕沿边上，低头看了他一眼，说：“爸，我回来了。”
我爸没吭声。他说不了话，嗓子那根管子在，气能出来，字出不来。
我哥也没等他吭声，把卷尺往炕上一搭，“啪”一声拉到头。
卷尺那铁头，就搭在我爸脚边那块褥子上。
我爸的脚在被底下动了一下。
“这炕多长？”我哥问。
我站门口，手扶着门框。
“哥。”
“嗯？”
“卷尺收了吧。”
他回头看我，“咋了？”
“爸还躺着呢。”
他愣了一下，好像才想起来这炕上还躺着个人。他把卷尺往回一收，铁头“啪”地弹回来，钻进壳里。
“我就量量。”他说，“这房要拆，得算面积。”
“我知道要拆。”
“你知道这房能赔多少不？”
我没说话。
他自己答：“一百八十万。两套安置房，一套九十，一套六十。”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我看了我爸一眼。
我爸也在看我。他那只右手从被子底下往外挪，指头动了动。
那是他想写字。
第二章 三年
我爸是二〇二三年秋里倒下的。
那天他在地里刨葱，直起腰的时候人往后一仰，倒在垄沟里。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脑梗，右边那半边，从胳膊到腿，全不管事了。
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六天，花了七万二。
钱是我出的。我哥那时候还没失联，接了我一个电话，说“我给你转”，转了三千，再没下文。
我妈走得早，二〇〇八年的事了。家里就我跟我哥俩。我哥大我三岁，念书念到高中毕业，去了省城，从给人刷墙开始，后来拉起了装修队，一年比一年阔气。
我留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卖钉子、合页、水管、电线，一年挣个十来万，够吃够喝。
我爸出院那会儿，医生说回家养着吧，勤翻身，勤擦洗，别长褥疮。
我说行。
头一个月我请了护工，一个月六千。请了三个月，一万八。
第四个月我不请了。
不是嫌贵，是算不过来。我爸一个月吃药打针一千七，尿垫一天六片，一片两块一，气垫床八百，营养粉一罐一百六，一个月两罐。再压上六千护工，我那五金店一年挣的钱，一半得填进去。
我媳妇秀兰在镇上超市收银，一个月三千二。她跟我说：“要不我去跟你哥说说？”
我说：“说啥？说了他给？”
秀兰没再说话。
她自己也是难。她妈瘫在隔壁镇，她一年回去两趟，每趟待三天。她跟我说：“我知道那是啥日子。”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请不起护工，就我自己上。
早上六点起来，先给我爸翻身，从左边翻到右边，垫上尿垫，擦一遍身子，褥子底下拍两把爽身粉。然后冲一碗营养粉，用勺子一口一口喂，喂一口擦一下嘴角，他咽得慢，一碗得四十分钟。
七点半我去店里开门，中午十一点半回来一趟，翻一次身，换一次尿垫。下午五点关门，回家做晚饭，给他擦洗，喂饭，八点再翻一次。
夜里定闹钟，两点响一回，四点响一回。
头一年我没睡过一个整觉。
有一回夜里两点，我给他翻身，翻到一半，他人往下滑，我一把没抱住，他半个身子压在我胳膊上。我一屁股坐地上了，抱着他，动不了。
那天我坐在地上，骂了一句：“娘的。”
骂谁不知道。骂他？他躺那儿什么都不知道。骂我哥？他远在省城。骂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听。
我就那么坐了有十来分钟，然后把人抱回炕上，接着翻。
褥疮还是长过一回，在后腰，指甲盖那么大一块，红的，破了皮。
我拿着那块地方看了半天，心里发怵。我去镇上卫生院问了，人家说气垫床得用，得两小时一翻，翻的时候手要托着，不能拖。
我买了个本子，巴掌大的那种，一块五一本。
我在上头记：几点了翻身，几点了喂饭，几号买了什么，花了多少。
一天记一页。
记了三年。
本子摞在柜子里，摞了十一本。最后一本，皮都磨掉了。
我哥三年里打过四个电话。头两个是问“爸咋样”，后两个是问“村里是不是要占地”。
我没跟他多说。我说爸还那样。他说那就好，那就好。
二〇二五年冬天，我推我爸去了一趟县公证处。
那天特别冷，风刮得脸疼。我给他穿了棉袄，戴了帽子，抱上轮椅，一路推过去。路上他手一直抓着轮椅扶手，抓得指头都白了。
公证处的人问他要办啥。
他说不了话。
他让我把纸笔拿出来。
他在纸上写：意定监护，我老二。
写完，他抬头看那个公证员，看了很久，眼睛不眨。
公证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爸，问：“您是自己要办的？没人逼您？”
我爸点头，点了三下。
那天办完，我在外头站着，抽了根烟。风把烟灰吹了一脸。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张纸以后有啥用。
我只知道，他信我。
第三章 量房
我哥在院里量了一个多钟头。
他从兜里掏出个本子，蓝皮的，跟我在家记的那个差不多，就是新。
他一边量一边记，记完还画了个图。三间房，一个院，院墙多长，房梁多高，他都标上了。
我从灶房端了碗热水出来，放窗台上。
“喝口水。”
他没喝，先问：“老二，这房本在谁手里？”
“爸手里。”
“爸现在这样，房本谁管？”
“我管。”
他“哦”了一声，把本子合上，揣回兜里。
然后他站到院子中间，两手插腰，抬头看了一圈，说：“这房是爸的。”
“是。”
“爸的，咱俩一人一半。”
我端碗的手停在半空。
“哥，你说啥？”
“我说这房，一人一半。”他看着我，“法律上就这么写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妈没了，就咱俩。”
“爸还没死。”
他脸上那点笑，一下僵住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哪个意思？”我把碗往窗台上一放，“爸躺炕上喘着气呢，你进门先量房，量完跟我分？”
“我这是提前说清楚，免得以后扯皮。”
“以后？”我说，“哥，你三年没回来，一回来就跟我扯以后？”
他不说话了。
我嫂子刘敏这时候从车上下来了。她穿一件米色风衣，脚上是双小白鞋，一下车就掏纸巾擦手。
“老二，”她说，“你哥也是为你好。这房要拆，手续多，得有人跑。你一个人跑得过来？”
“我跑了三年了。”
“那是伺候人，不是跑手续。”她把纸巾叠了叠，塞兜里，“你哥在省城认识人多，这事他办得比你利索。”
我看着我哥：“你是来帮我办手续的，还是来分房的？”
“两样都办。”他说得挺坦然，“该我的那份，我不多要，也不能少。”
我笑了。
我笑的时候，我爸在屋里咳嗽了一声。
那一声咳得挺长，跟拉风箱似的。
我进屋给他拍拍背。
我哥跟进来，站门口。
我一边拍一边说：“哥，你要分，行。咱先把账结了。”
“啥账？”
“这三年，爸吃药、打针、住院、护工、尿垫、气垫床，一共十六万八千六。”我直起腰，看着他，“你是儿子，我是儿子，一人一半。你先给我八万四千三。”
我哥的脸，红了一下。
“老二，你这是跟我算账？”
“我不跟你算账。”我说，“我跟你讲理。”
秀兰是那天傍黑回来的，超市六点换班。
她进院看见我哥的车，脚步就慢了，站门口先喊了一声“哥”。
我哥从屋里出来，“哎”了一声。
“啥时候到的？”
“下午。”
“吃饭没？”
“没。”
秀兰就进灶房，洗手，和面。
她一边和面一边跟我说：“你哥这回待几天？”
“不知道。”
“他要是提分房的事，你别跟他吵。”
“我没吵。”
“你那脸都写着呢。”她把手上的面刮下来，“爸还躺着，吵起来，爸心里不好受。”
我没说话。
面下锅的时候，我哥进来，坐灶台边上。
“秀兰，”他说，“这三年，辛苦你了。”
秀兰拿筷子搅着锅，头也没抬：“辛苦的是建国。我就是搭把手。”
“你也不容易。”
“哥，”秀兰把火关了，“你有啥话直说。”
我哥顿了一下，说：“我想问问，这房拆了，你们打算咋办。”
秀兰把面捞出来，两碗，一碗推给他。
“我们不打算咋办。”她说，“我们就打算让爸多活两年。”
我哥端着那碗面，没动筷子。
第四章 接人
第二天上午，我哥又来了一趟。
这回他把车停得挺正，车头朝外，跟要走的时候一样。
他进屋，先在我爸炕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说：“爸，我接你去省城。”
我爸眼睛动了一下。
“省城有大医院，康复科好，我认识人。”他蹲下来，声音放软，“你在这炕上躺三年了，去那边治治，说不定能坐起来。”
我站门后头，没吭声。
我知道他图啥。
拆迁协议得监护人签字。意定监护那张纸他不知道，他现在以为监护权在“家里人”手里，谁把老头弄走，谁就能签。
我爸那只右手，从被子底下往外挪。
挪到一半，听见我哥又说了句“省城”，那只手就往回缩，缩进被子里，缩到胸口那儿，攥住了被角。
攥得挺紧，手背上那根筋都鼓起来了。
我说：“哥，爸不愿意。”
“他糊涂了。”
“他不糊涂。”我说，“他比咱俩都清楚。”
我哥站起来，转过身：“老二，你啥意思？我是他儿子，我接他去看病，你还拦着？”
“我没拦着。”我说，“你接。”
他愣住了。
“你真让我接？”
“你接。”我说，“你现在就接。车在那儿，人在这儿。你抱他上车，我帮你抬轮椅。”
他站在那儿，没动。
我嫂子在院里喊：“建业，抬不抬？”
我哥回头看她一眼，又转回来看我。
“老二，你这话里有话。”
“我没话。”我说，“你不是要接爸去治病吗？接啊。”
他往前一步，伸手去掀被子。
我哥弯下腰，两只手伸到被子底下，想把人抱起来。
他三年没抱过我爸，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先抓胳膊，抓了两下没抓住，又去托后背。
我爸一米七二，一百二十斤，瘫了三年，肌肉都塌了，剩下骨头和一层皮。
可我哥托他的时候，还是托不动，手在抖。
“老二，帮我一把。”
我站在那儿，没动。
“你自己来。”我说。
他咬着牙，把人往起抬。抬到一半，被子滑下来，露出我爸的腿。
那条腿细得跟胳膊似的，皮白得发青，膝盖上还贴着一块膏药。
我哥的手停在那儿。
他看着那条腿，看了有一会儿。
然后把人放回去，把被子拉上来，掖好被角。
我爸那只左手，突然从被子另一边伸出来，抓住了炕沿。
抓的是炕席边上那截木头，指甲盖抠进去，抠得发白。
我哥的手停在半空。
屋里静了有半分钟。
我嫂子进来，看了看，说：“爸这是舍不得家。”
“他不是舍不得家。”我说，“他是舍不得命。”
我哥把手收回去，退了两步，坐到椅子上，掏烟。
点了两回没点着，打火机“啪嗒啪嗒”响。
“老二，”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回来抢你的？”
“我没觉得。”我说，“我就是觉得你回来得太快了。通知上午贴，你下午到。省城到这儿，三百二十公里，你开几个钟头？”
他没答。
“你得开四个半钟头。”我说，“也就是说，通知一贴，你就上路了。谁给你打的电话？”
他把烟摁灭在鞋底上。
“村里老李。”
“老李为啥给你打？”
“他……”他停了一下，“他早跟我说了，说这块地要动。”
“早到啥时候？”
“去年。”
我看着他。
“去年你就知道要拆。”我说，“去年我爸生日，你没回来。今年过年，你没回来。上个月他发烧三十九度八，我半夜送医院，你没回来。你知道要拆，你就回来了。”
我哥脸上一层一层地红，红到脖子根。
他站起来，把烟盒往兜里一塞。
“老二，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
“我不难听。”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你要是爱听好听的，你回省城听去。”
第五章 一张纸
第三天，我哥把律师带来了。
律师姓周，三十来岁，戴眼镜，拎个黑包，进门先递名片。
“陈先生，”他跟我说，“关于您父亲的监护权问题，我们想谈一下。”
“谈。”
“您父亲目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情况，监护应当由……”
“由法院指定，或者由他自己事先定。”我打断他，“周律师，你后头这句漏了。”
他推了推眼镜。
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是去年冬天公证处给的，边角磨得起毛，上头的字是我爸按的手印。
我把里头那张纸抽出来，放桌上。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号，县公证处。”我说，“意定监护，监护人陈建国。被监护人陈老栓。录像存着，编号我这儿有。”
周律师把纸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我哥凑过去，看了两眼，说：“这啥时候办的？我咋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说，“爸自己去的，自己说的，自己按的手印。”
“爸那时候都糊涂了！”
“他糊涂？”我说，“他还能写字。他写的是‘我老二’三个字，一笔一画，公证员在旁边看着。”
周律师把纸放下，问：“公证书原件在吗？”
“在。”
“录像能调吗？”
“能。”
我把电话拨过去，开了免提。
公证处那边接的是个男的，我说了编号，他说稍等，然后有鼠标点的声音。
过了大概两分钟，他说：“陈老栓，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意定监护公证，录像在。需要发您一份吗？”
“发。”
我说：“念一遍内容。”
那边念了：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二十三分，被监护人陈老栓，意识清楚，能自主表达……
念到一半，我哥说：“行了。”
我说：“别行，念完。”
那边接着念：……自愿指定次子陈建国为其监护人，负责其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决定及财产管理。
念完，那边说：“录像里老人写了字，我们拍了照，存档了。”
我哥问：“写的啥？”
“写了‘意定监护，我老二’，一共七个字，写了两分半钟。”
我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屋里没人说话。
我嫂子在门口站着，脸绷着。
我哥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在那儿搓。
过了会儿他说：“老二，你早就防着我？”
“我没防你。”我说，“我是防着有一天，有人比你还急着要这房。”
周律师把名片收回去，站起来，说：“陈先生，这个情况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研究吧。”我说，“慢慢研究，不急。我爸躺了三年，也不差这几天。”
他们走到院里，我嫂子回头撂了一句：“老二，你别太绝。”
我说：“嫂子，我绝不绝，你三年没来看过我爸一眼，你比我清楚。”
车走了。
我回屋，把那张纸叠好，塞回信封，塞回柜子最里头。
我爸在炕上看着我。
他眼睛里有东西，说不清是啥。
我走过去，给他掖了掖被角。
“爸，”我说，“你放心。”
他那只左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了抓我的手背。
抓了三下。
第六章 写字板
接人没接成那天的夜里，我给我爸擦完身子，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白板。
白板是A4大小，原先挂墙上，后来他躺着够不着，就搁枕头边上，上头顶一块毛巾。
板子早上刚擦过，一片白。
他用左手拿记号笔。右手不能动，左手也不灵便，写得慢，一笔一笔往前挪。
先写了两个字：房。
停了一会儿，又写：给老二。
写完，他喘了几口，笔在手里抖。
然后写第三行：老大，别进来。
写完这行，笔尖在板上顿了一下，戳出一个小黑点。
我站在炕边，看着那三行字，半天没动。
这三年，这块板子上写过的东西，我都记得。
头一年写的是“冷”“热”“翻身”“疼”。
第二年写的是“别花钱”“不用治了”“我想死”。
写“我想死”那天是冬天，褥疮刚破，他疼得整宿不合眼。写完那两个字，他把笔一扔，脸扭到墙那边。
我把“死”字擦了。
擦的时候手是抖的。我说：“爸，这个字不许写。”
他没理我。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把“我想”两个字也擦了。
那块板子上，后来再没出现过那个字。
第三年写的是“累”“歇会儿”“别管我”。
还有一回，他写了三个字：“你哥呢。”
那是去年中秋。我端着月饼进屋，他让我把板子拿过来，一笔一笔写。
写完，他看着我。
我说：“哥忙。”
他把板子翻过来，背面朝上，不写了。
那块板子，我擦过多少回，记不清。有时候一天擦三回，有时候三天不擦。
但那三行字，他没让我擦。
写完那晚，他把板子立在枕头边上，拿毛巾盖住，看着我。
我说：“爸，我知道。”
他闭上眼睛。
隔了一天，我哥又来了。
这回他没带律师，自己来的，手里拎着两盒点心，稻香村的，纸盒上印着红字。
他把点心放桌上，说：“给爸买的。”
我爸看了一眼，把头扭开了。
我哥在炕边坐下，坐的那个位置，正好是我平时坐的那个小马扎。
“老二，”他说，“我昨天想了一宿。”
“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他说，“我不该一进门就量房。”
“嗯。”
“我也不该说分房那话。”
“嗯。”
他抬起头看我：“但是老二，话得说回来。这房，我确实有一份。”
“爸还在。”
“我知道爸还在。”他说，“我说的是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就晚了。”他说，“这房要拆，补偿方案签了字就定死了。到时候钱进了谁的账，谁的嘴大。”
我看着他。
“哥，你这话说得挺明白。”
“我不藏着。”他说，“我大老远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你也别装糊涂。”
“我没装。”我说，“我从头到尾就一句话：爸还在，这房谁也别动。”
他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走到门口，又转回来。
“老二，你听我说完。”他压低声音，“这房拆了，一百八十万，两套房。咱俩一人一半，你九十万，加一套房。你伺候爸三年，我认，我再另外给你补十万。行不行？”
我没说话。
“你算算，”他说，“你开那五金店，一年挣十万，你得挣十八年。”
“哥。”
“嗯？”
“你这三年，给爸打过几个电话？”
他不说话了。
“四个。”我说，“我都记着。头两个问爸咋样，后两个问村里是不是要占地。”
“我忙。”
“我也忙。”我说，“我一天睡四个钟头，我忙不忙？”
他站在那儿，脸上的肉绷着。
我把毛巾掀开，把白板立起来，转过去，对着他。
他低头看。
那三行字，一笔一画，歪歪扭扭。
他看了有一阵子。
看完，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爸写的？”
“爸写的。”
“啥时候写的？”
“前天晚上。”
他站在那儿，蹲下去，蹲到炕沿边上，跟我爸平视。
“爸，”他说，“我不是来抢的。”
我爸眼睛睁着，看着他。
看了能有半分钟。
然后我爸那只左手从被子里出来，抬起来，摆了摆。
那个动作很慢，像是在赶什么东西。
我哥的脸，一下就白了。
第七章 算账
我哥没走。
他在镇上旅馆住下了，一天一百二，住了六天。
第六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二，咱坐下来把账算清楚。”
我说：“行，你来。”
他来的那天下午，我把柜子里的东西全搬出来了。
十一本本子，摞在桌上。
一摞单据，用皮筋捆着，捆了三捆。
还有个鞋盒子，里头是这三年买药的小票，一张没扔。
我哥坐对面，看着这一桌子东西，说：“你都留着？”
“都留着。”我说，“一块五一本的本子，我记了十一本。”
我把最上面那本翻开。
“二〇二三年十月八号，住院第二十六天，出院，结账七万二。同日，买气垫床一个，八百。”
“十月九号，买尿垫两包，四十二。”
“十月十二号，请护工王姐，一个月六千，先付一个月。”
我一页一页念。
念到第十三页，我哥说：“行了行了，别念了。”
“不念你咋知道多少。”
“你说个数。”
我把单据推过去。
“住院七万二。你转的那三千，我扣出去了，算六万九。”
“护工一万八，三个月。”
“药钱，一个月一千七，三年六万一千二。”
“尿垫，一个月一百八，三年六千四百八。”
“营养粉，一个月两罐，一罐一百六，三年一万一千五。”
“气垫床八百，轮椅六百，杂七杂八算三千。”
我拿笔在纸上加了一遍。
“十六万八千六。”
我把纸转过去，推到他面前。
“你一半，八万四千三。”
我哥盯着那个数，不出声。
“八万四千三。”他念了一遍。
“对。”
“老二，我手头紧。”
“你车三十八万。”
他抬起头。
“你咋知道我车多少钱？”
“你上回来，车钥匙放桌上，我看了。”我说，“落地三十八万，我上网查的。”
他不说话了。
我嫂子在门口听不下去了，进来：“老二，你这就没意思了。车是你哥挣的，跟这账有啥关系？”
“没关系。”我说，“我就是说，他不缺这八万四千三。”
“缺不缺是一回事，该不该给是另一回事。”她把包往桌上一放，“爸是咱爸，你伺候是你愿意，谁逼你了？”
我把手里的笔放下。
“嫂子，你说这话，我记着。”
“你记着干啥？”
“我记着，往后法院问起来，我好有个说法。”
她脸变了。
“你还要告我们？”
“我不告。”我说，“我就是把话说明白。这三年，你们一回没来，一分没出。现在房要拆了，你们来了，要分。这个理，搁谁身上都说不通。”
我哥站起来，把我嫂子往外推了一下。
“你先出去。”
她不动。
“出去。”
她出去了，门摔得不轻。
屋里就剩我俩。
我哥坐回来，两手撑着桌子，低着头。
过了会儿他说：“老二，八万四千三，我给。”
“啥时候给？”
“年底。”
“年底之前，拆迁款到了。”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有点复杂。
“你连这个都算好了？”
“我算三年了。”我说，“我算得比谁都细。”
第八章 全村都看着
拆迁办来复核那天，是十月二十六号，礼拜一。
来了三个人，一个拿着图纸，一个拿着测距仪，一个拿本子记。
车停在村口，人走进来。
消息传得快。不到半个钟头，院门口站了二十来号人，都是村里的，老的少的，挤在门口往里看。
我把院门敞开了，让人看。
测距仪架在院子中间，对着房。
我哥站在一边，跟拆迁办的人说话，说这房梁是老榆木的，说这墙是二四墙，说这院子的地是他爸一九八二年批的宅基地。
他说得挺熟，跟背书一样。
老支书李长顺也在。他七十多了，拄着根拐，站在人堆里，没说话。
我嫂子在旁边跟人解释：“我们不是来抢的，我们是来讲理的。这房有我们一半。”
隔壁张婶子接了句：“那你三年干啥去了？”
我嫂子脸一红：“我们在省城，忙。”
“忙。”张婶子咂了下嘴，“忙得连个电话都不打。”
人堆里有人笑了一声。
测距仪测完，拆迁办的人进屋看炕。
那个拿本子的年轻人，一进门就皱了鼻子。
“这屋通气不好。”他说，“老人长期卧床？”
“三年了。”我说。
“有护理记录吗？”
“有。”
我把十一本本子搬出来，放桌上。
他翻了两本，抬头看我一眼，说：“你这记得真细。”
“不记不行。”我说，“记了，心里有底。”
他点点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我哥在旁边站着，脸色不太好看。
测完出来，拆迁办的人在院里跟老支书说话。
老支书拄着拐，说了句：“这院子三年谁在，我们都看着。谁不在，我们也看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哥。
我哥低了下头。
人堆里，有人小声说了句：“三年不回来，一回来就量房，这事儿搁我身上，我做不出来。”
声音不大，但院里静，都听见了。
我嫂子转身想找是谁说的，人堆里没人吭声，都看着她。
她站在那儿，站了有十秒钟，然后扭头回车上去了。
我哥跟过去，敲车窗。
车窗没开。
他站在车边上，站了一根烟的工夫。
老支书把拐杖往地上一顿。
“都别嘀咕了。”他说，“我说两句。”
院里静下来。
“老栓这房，一九八二年批的地基，我经手的。”老支书说，“这三年，谁在这院里进进出出，我天天从这儿过，我看得见。老二一天回来两趟，中午一趟，晚上一趟，风雨不误。老大——”
他看着我哥。
“老大，你这三年，我一次没见着。”
我哥张了张嘴。
“我不是说你不好。”老支书说，“你在省城挣钱，也是本事。可这院里躺着的是你爸。挣钱归挣钱，爸归爸。”
人堆里有人“嗯”了一声。
我嫂子在车上坐着，车窗降下来一条缝。
老支书接着说：“拆迁的事，按政策走。该谁签，谁签。可这人情上的账，得自个儿心里有数。”
他说完，拄着拐走了。
那天下午，拆迁办的人走了。走之前，那个拿本子的年轻人跟我说：“陈师傅，你这情况，回头签协议的时候，监护人得来。你爸的监护手续，你办好了吗？”
“办好了。”
“那行。”他说，“回头我们通知你。”
人走了，院里就剩我跟我爸。
我把院门关上，回屋。
我爸在炕上看着我，眼睛动了两下。
我坐他边上，说：“爸，都看着呢。”
他那只左手伸出来，拍了拍我的手。
拍了两下。
第一下轻，第二下重。
第九章 判
官司是我哥先告的。
他告的啥，我看了状子才知道——他要“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二分之一份额”。
开庭那天是十一月十八号，县法院第三审判庭。
我穿了件深灰夹克，洗干净了，袖口还是有点磨。
我哥穿了西装，头发梳得整齐。
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姓孙，说话不快。
我哥的律师先念。
念了一大段，什么“法定继承”“家庭共有财产”“期待权”。
孙法官听完了，问了一句：“原告，你父亲现在什么状态？”
“卧床。”我哥说，“无民事行为能力。”
“在世吗？”
“在世。”
“在世。”孙法官重复了一遍，“那你主张分割的，是你在世父亲的个人财产？”
我哥的律师接过去说：“我们主张的是家庭共有财产的析产，不是继承。”
“宅基地上的房屋，登记在谁名下？”
“陈老栓。”
“那他活着，房子就是他的。”孙法官说，“他要处分，是他的事；他不处分，谁也不能替他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律依据是什么？”
律师翻了翻纸，说了几条。
孙法官听完，说：“这几条我都看了。你们主张的‘期待权’，现在没有法律依据。”
我哥的脸沉下来了。
轮到我反诉。
我要的很简单：赡养费。
我把十一本本子和三捆单据搬上去。
开庭前，法官助理清点了半天，做了个清单。
十六万八千六，我垫的。我哥应付一半，八万四千三。
我哥的律师说：“赡养费应当根据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赡养人的负担能力确定，不宜按垫付金额简单对半。”
孙法官问：“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你们有异议吗？”
“没有。”
“赡养人的负担能力？”
我哥说：“我一个月挣两万多。”
“那八万四千三，你付得起。”
孙法官又问：“你父亲这三年的护理，你参与过吗？”
我哥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
“出过钱吗？”
“转过三千。”
“三千。”孙法官在本子上记了一笔，“三年，三千。”
我哥低着头。
旁听席上坐着秀兰，还有张婶子。张婶子是从村里坐班车来的，她说她要来看看。
孙法官问我哥：“你父亲的房子，你主张分一半。你父亲的护理，你三年没参与。这两件事，你自己觉得，说得过去吗？”
我哥抬起头，说：“法官，我不是没良心。我是……”
“是什么？”
“是我一开始觉得，老二在家，他管得了。”
“他管得了，你就当没这回事？”
我哥说不出话。
最后宣判，是十二月九号。
判决书三页纸，我看了三遍。
第一，驳回原告要求确认房屋份额的请求。房屋系陈老栓个人财产，其尚在世，不存在继承。
第二，反诉成立。被告陈建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建国垫付的赡养费用八万四千三。
第三，自二〇二七年一月起，被告陈建业每月支付赡养费八百元。
我拿着判决书出法院，站在台阶上。
那天太阳挺好，风冷。
我哥跟在后头出来，站在台阶下边，掏烟，点了三回。
第一回风大，灭了。第二回打火机没气了。第三回点着了，他抽了半根，摁在台阶上。
他抬头看我：“老二。”
“嗯。”
“你赢了。”
“我没赢。”我说，“我就是没输。”
他笑了一下，笑得挺难看。
“爸要是早十年瘫，”他说，“我可能就回来了。”
“爸要是早十年瘫，”我说，“你就早十年跑。”
他没再说。
第十章 扭头
拆迁协议是腊月签的。
监护人签字那一栏，签的是我的名。
一百八十万，两套安置房。钱先打到共管账户，按月拨给我，用于我爸的护理。
我拿第一笔钱，给他换了一张护理床，能摇起来的那种，两千八。
又请了个护工，白班，一个月四千五，这回请得起了。
剩下的，我一分没动，都存在我爸名下。
我哥腊月二十三回来的，小年。
他没开车，坐的大巴，从镇上走到村里，走了四十分钟。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灶上煮饺子。
他站在门口，说：“老二。”
“回来了。”
“嗯。”
他把手里一个纸袋放桌上，里头是两条烟，还有一件棉背心，蓝色的。
“给爸买的。”
我看了那件背心一眼，说：“他穿不了。他上身不能动。”
我哥站在那儿，手还搭在纸袋上。
“我忘了。”
“你忘了三年了。”
他没说话。
我把饺子捞出来，装了两碗，一碗放我哥面前。
“吃吧。”
他坐下，吃了一个，放下筷子。
“老二，我想跟爸说句话。”
“去吧。”
他进屋。
我站门口，没进去。
我听见他在炕边坐下，坐的那个小马扎“吱”了一声。
“爸，”他说，“我错了。”
屋里没声。
“我这三年，不是人。”他说，“我知道。我过年没回来，我该回来。我接到电话说地要动，我一宿没睡，第二天就开车回来了。我不是冲你，我是冲那房。”
他声音有点哽。
“爸，你骂我两句。”
我爸没骂。
他骂不出来。
我听见炕上有点动静，是身子在挪。
我探头看了一眼。
我爸眼睛睁着，看着房顶。
我哥在他炕边跪下了，跪在地上，两只手撑着炕沿。
“爸。”
我爸的头，一点一点，往墙那边转。
转得很慢，像一截老木头。
转过去，就不动了。
后脑勺对着我哥。
我哥跪在那儿，跪了能有五分钟。
然后他站起来，抹了把脸，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到院里，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
我跟出去。
院里黑，只有灶房的灯亮着。
“老二，”他说，“我明天走。”
“嗯。”
“钱我打你卡上了，八万四千三，一分没少。”
“我看见了。”
他抬头看了看那棵树。
“这树多少年了？”
“比我岁数大。”
“拆的时候，能保住不？”
“保不住。”我说，“规划里没它。”
他点点头。
站了会儿，他说：“老二，你狠。”
我说：“哥，我不狠。我就是没走。”
他走了。
车是第二天早上六点走的，我没送。
我回屋，把灶上的火压了压，进屋给我爸翻身。
翻到一半，我爸那只左手抓住我的手腕。
他抓得挺紧。
我低头看他。
他眼珠往门口那边转。
我说：“走了。”
他的手松了。
我把被子给他掖好，坐在炕边，看着窗外。
天还没亮透，院墙上那张红纸让风吹掉了一个角，露出底下的青砖。
拆迁是第二年三月动的工。
推土机进村那天，我没去看。
秀兰去了，回来说，那棵老槐树先放的，锯了半个钟头。锯末子落了一地，黄乎乎的。
“爸知道不？”她问。
“不告诉他。”
后来我爸又问了一回。
他在板子上写：树。
我写：保住了。
写完我把板子转给他看。
他盯了半天，把“保住了”三个字擦了，自己写了一行：不骗我。
我在底下写：不骗你。
他又写：那就好。
我把板子擦干净，放回枕头边上。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去镇上买早饭。
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屋。
我爸躺在那儿，三年了。
这房要拆了。
他不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