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道帘子
2025 年，柬埔寨的夜里，她发来一段语音。
“我住六人间，上下铺。下铺是个德国小伙子，二十几岁，胡子都没长齐。”
“昨天我回来得晚，他已经躺下了。我站在床边说了句 hello，他看了我一眼，把帘子拉上了。”
她笑了一声。
“拉得严严实实的，一点缝都不留。我又不吃人。”
二十年前，她坐在一九一二的吧台边上，端着一杯酒，等一个金头发的男人给她让半个位置。
那一年她二十七岁，在南京。她跟我说：世界不止这么大。她要嫁个外国人，好好过日子，有个正常的家。
那天她问我天天在忙什么。我说算一块钢板怎么切。用丝，通上电，一点一点切。慢，但是切得开。
第一章 歪停的桑塔纳
2005 年
世界不止这么大。
——苏晴
那年我二十五，在南航读研三，读航空宇航制造，天天在实验楼四楼算一块钢板怎么切。
把我拽去见苏晴的是同门的周姐。周姐比我大六岁，工作过几年才回来读研，人活络，健身房、羽毛球场、饭局，哪儿都有她。那天她从健身房回来，一身汗，坐在我桌上喝水，说：“有个女的，健身房里认识的，想找个英语家教，练口语，给钱大方。你去。”
“多少钱。”
“她说一次一百，一周两次。”
一百块，够我吃一个星期的食堂。我说行。
“人挺好的，”周姐补了一句，“就是有点……”她没往下说，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你见了就知道。”
约在学校后门一家叫“半坡”的咖啡馆。九月的南京还热。我提前二十分钟到，挑了个靠窗的位子，把一本《英美概况》摊在桌上装样子。那本书是大三考六级时买的，从大四翻到研二，边角卷起来，书脊用透明胶粘过两道。
门被推开的时候，我先看见的不是人，是外面那辆车。
一辆白色桑塔纳，斜斜地停在咖啡馆门口的非机动车道上，车头几乎压着白线。她从车上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没挪，只是摇了摇头，笑了一下——像是跟那辆车很熟，熟到不必较真。
她穿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衫，下面深色裤子，头发松松挽在脑后，用一根黑发卡别着。妆很淡——淡到后来我跟她熟了，才知道她每天早上要花二十几分钟化妆，只是化得像没化。淡到能看见她本身的好看。
她推门进来，环视一圈，看见我，走过来先伸手：“苏晴。”
手心是暖的，有点潮。
“听说你要练口语？”她坐下，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你英语什么水平。”
“很差。”她答得挺快，也不脸红，“就会几句。”
“哪几句。”
“hello、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她掰着手指一个一个数，“还有 thank you。”
“就这些。”
“还有一句。”她笑了笑，“I love you。”
“这句你用得着？”
“现在用不着。”她说，“以后说不定。”
“那你练口语是为了……”
“我说话不行，就靠笑。”她端起杯子，“人家说一句，我听不懂，我就笑一笑。笑不用翻译。”
她说完自己先笑，笑得毫无算计，露出一点牙龈。那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二十年里最牢的一个印象：一个被人好好爱过的人，笑是不设防的。
我跟她说，英语没有捷径，得从音标开始，一个一个纠。我说得挺认真。她听着，点头，眼睛却慢慢飘到窗外去了。
“你在听吗。”
“在。”她回过头，“你说要跟读。”
“你刚才看什么呢。”
“那棵树。”她抬下巴指了指窗外，“你看它长在马路边上，根都把水泥顶裂了。”
我顺着看过去。一棵梧桐，树根确实把路沿顶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湿的土。
“我小时候就这样，”她说，“上课老走神，看窗外。我爸说我这毛病改不了。”
聊开了，她话很密，问什么答什么，也抢着说自己的事。
她是大专毕业，学护理的。高中念完考的这个学校，读了三年。最后一年实习，在一家医院待了八个月，端便盆、值大夜、被病人家属指着鼻子骂过一回。实习结束那天她跟她爸说，这活儿她死活不干。
她说这段的时候不当回事，一边说一边拿吸管戳杯子里的柠檬片。
她爸没说什么，托人问了一圈，把她塞进表舅的公司做医疗器械销售。跑医院，早上八点到科室门口等，等主任查完房，递名片，递资料，陪笑脸。有的主任连眼皮都不抬，把资料往桌上一推：“放那儿吧。”她就得站着，等人什么时候想起来问一句。
“最难的是等。”她说，“你站在走廊上，一站一个钟头。人家出来进去，都不看你。”
“那你怎么熬。”
“熬呗。”她端起杯子喝一口，“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脸皮厚。”
“脸皮厚能签单？”
“能啊。”她笑，“签不了单也能混个脸熟。医院那种地方，脸熟就是钱。”
她说这话时没有一点自嘲，像在陈述一件很平常的事。
她父亲在建设局，母亲在粮食局，都是体面单位。独女。
“我从小要什么有什么。”她说这话也没有炫耀的意思，像在说她家有几口人，“上初中那会儿，全班就我一个有变速自行车。我爸托人从上海带回来的，红的，二十六寸。”
“你妈不说他？”
“我妈说啊。”她笑，“我爸就一句话：闺女要的，能办就办。”
她把吸管咬扁了，忽然想起来什么。
“我是十一月十一号生的。”她说，“光棍节。”
“还有这个节。”
“我爸说的。”她搅了搅杯底的柠檬片，“他说我出生那天，他在产房外头站了一夜，天亮护士出来说是个闺女，他腿一软，蹲地上了。”
“高兴的？”
“不知道。”她笑，“反正他后来说，这日子挑得不好，一辈子光棍。”
“那你信？”
“我不信。”她把吸管从杯子里抽出来，搁在纸巾上，“我可不打算当光棍。”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
“你呢。”她问，“你天天在忙什么。”
“算一块钢板怎么切。”
“用刀？”
“用丝。”我说，“通上电，一点一点切。”
“切得开？”
“慢。”我说，“但是切得开。”
她点点头，没再问。
“那你怎么想起练口语。”
她把杯子放下，想了一会儿。
“想出去看看。”
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了一下，然后抬手往窗外比了比，指向那条被梧桐叶盖住的街。
“就这儿，就这么大。”她说，“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走的就是这几条路。医院在珠江路，公司在华侨路，我家在山西路。我这二十几年，就没出过这个圈。”
她说这话是笑着的。我记得她的手指在窗玻璃上点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印子，很快就淡了。
家教没做成。
我英语其实也就是读文献的水平——看得懂，写得出，张嘴一样卡。她要学的是“说”，这个我教不了。
第二次见面她带了本《走遍美国》，翻两页说“这个太老了”；第三次说公司忙，改天；再后来就不提了。
倒是聊得投机。第三次散场，她一拍我肩膀：“以后别当老师了，当姐们儿。”
她比我大两岁，说这话却像个大姐大。
那阵子她还在后宰门盘了一间服装店。店面很小，一个门脸，卷帘门，进去三步就到头。货从环北市场批来，一件件挂在架子上，进价三十五，卖八十。她自己没空盯，雇了个阿姨看店。阿姨五十多岁，脾气极好，就是不会卖东西——客人进来，她比客人还紧张，站在旁边搓手，问一句答一句，绝不主动说第二句。
半年就黄了。
“亏了多少。”
“两万多吧。”她耸耸肩，“玩票。”
那天我们从新街口走回去，说这话时正好红灯。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抬手拨开，没再说什么。
第二章 一九一二的灯
2006 年
她等的不是一个人，是另一种可能。
那年七月我毕业，进了一家做机械配件的老厂，在鼓楼。活儿是画图、编工艺、跑车间，一个月去城北七八趟，回来一身机油味。工资一千八，到手一千五。
同学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结婚。那年我喝了七场喜酒，最远一场在苏州，坐三个小时大巴去，红包三百，和不认识的人拼桌。新娘是我本科同寝室的同学，敬酒到我这桌，说：“你也快点啊。”
我笑着说好。
一桌人都在看我。那种看法我很熟，不恶毒，就是好奇。
我一个人住，在四平路一栋老楼的一楼，一室一厅，月租六百五。墙脚有一片返潮的水渍，形状像一只趴着的动物。隔壁住着一对夫妻，晚上电视开得很大声，一句一句从墙那边透过来。有时候他们吵架，摔东西，摔完就没声了。
下班回来，开门，开灯。灯是老式吸顶灯，要亮两秒才彻底亮起来。屋子空着，桌子空着，锅冷着。
我学会了给自己煮面。一锅水，一把挂面，两个青菜，一个鸡蛋。面汤的热气把眼镜糊白，我摘下来擦，擦完戴上，又糊了。
有一回我煮完面，端到桌上，坐下来，忽然发现自己在等一个人说话。
屋里没有人。
那阵子苏晴打电话来，问我房子找得怎么样。她说她租的两居室空一间，一直空着，让我过去分摊。
“你也省点，我也省点。”她说，“再说我一个人住也闷。”
我搬进去那天是十一月。她请了半天假，把次卧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晒过，晒出一股太阳味，还换了新床单。
“女孩子住，得有点人气。”她把枕套抖开，套上。
我把箱子打开，一件件往外拿。那本《英美概况》我摆在床头柜上。她进来看见，笑：“你还留着？”
“看着安心。”
“安心什么。”她把窗帘拉了一下，“你又不出去。”
我没接话。
她住主卧。门经常开着，我能看见里面：一张一米八的床，一个塞满的衣柜，梳妆台上摆了一排瓶瓶罐罐，按高矮排得整整齐齐。床头有一张照片，是她和父母在某个公园拍的，她站在中间，笑得露牙。旁边有一本英语书，书页里夹着支笔，我后来翻过一次，看到第三页，没再往前。
就是在那儿，我看清了她的一周。
有个星期六我调休。她要跑一趟医院，让我陪她去。
“你陪我去，站在走廊上，人家看着像两个人办事，好说话。”
“这也有讲究。”
“什么都有讲究。”
省人民医院住院部，早上八点。电梯口排着队，穿病号服的、拎保温桶的、抱着片子的。她拎一个牛皮纸袋，站在队伍里，把头发往后一拢，从包里摸出小镜子照了一下——不是看妆，是看表情。她对着镜子把嘴角提了提，试两下，找到那个弧度，收住。
“走吧。”
七楼，普外科。走廊很长，两头是窗，中间一段暗。她走得不快，一边走一边往病房里看，看见某张床上有人，就停下来，隔着门笑一下。
“张主任在吗。”
“查房呢。”护士站里一个小护士头也不抬。
“那我等。”
她就在墙边站着，把纸袋抱在怀里。站了二十分钟，一句话没说，脸上的笑一直挂着，像开了一盏不太亮的灯。
八点四十，查房的车推过来。主任走最前面，白大褂敞着，后面跟五六个。她迎上去半步，不多不少，正好是让人停下来的距离。
“张主任。”
“哦，小苏。”
“上次那个吻合器，科室用得还顺手吧。”
“还行。”
“我给您带了两份新资料。”她把纸袋递过去，声音放低了一点，“不着急看。”
主任接了，夹在胳膊底下，往前走了。她退回墙边，笑着，等人走远了，才把笑收掉。
“成了？”我问。
“没成。”她说，“今天就是让他知道我在。”
“就这样？”
“就这样。”她往前走，“他记住我这张脸，下回就好说了。”
下楼的时候她跟我讲：哪个主任早上八点十分最好说话，因为那会儿刚喝完茶；哪个护士长不能得罪，因为她能让你在走廊上站一下午；哪个科室的采购是副院长的小舅子在管。
“你怎么知道这些。”
“跑出来的。”她说，“跑五六年，谁都知道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脚步很轻，下巴微微抬着。我不是没见过能干的人，厂里那些老师傅，一摸就知道哪个轴承不行。可她那套本事是另一路的——她能在三句话里掂出一个人的分量，知道该往前半步，还是退后半步。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她这个人，什么事都算得清。
那天晚上她没出门。九点多就睡了，门照旧开着，我路过看了一眼，她侧躺着，脸朝着墙。
平常的日子她很规律。晚上七点多回来，煮点东西吃，看会儿电视，十一点睡。可一到周末，她就变。过了十点，她开始换衣服：裙子、耳环、一点口红，往手腕上喷香水，然后在玄关的镜子前照一遍，转身问我：“行不行？”
“行。”
“哪儿都行？”
“哪儿都行。”
她笑，开门出去，高跟鞋在楼道里一路响下去。
她去一九一二。
有一夜我睡不着，两点多，听见钥匙转。她推门进来，先摸墙找灯，摸了两下没找到，站在玄关笑了一声。我从房间出来，看见她歪在门框上，一只手拎着鞋，脚是光的。
“还没睡？”
“等你呢。这么晚。”
“今天吧台那个，”她压低声音，说一个秘密似的，“金头发，德语区的。”
“说话了吗。”
“说了。”她把鞋放下，“我说 hello，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我就笑。他也笑了。”
“然后呢。”
“然后他问我叫什么。”她从鞋柜里摸出拖鞋趿上，走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头发解开，“我说苏晴。他说不准，让我再说一遍。”
“你说了？”
“说了三遍。”她把脚盘上去，“他说我名字好听。”
她换了个姿势，往沙发深处靠。
“你说，德语区是哪儿。”
“德国、奥地利、瑞士一部分。”
“哦。”她点头，“那挺好。德国好。”
“你连人家哪儿来的都没问清楚。”
“问不清楚。”她笑，“问清楚了也听不懂。”
“你说德国人怎么样。”
“我没接触过。”
“我听说德国人挺实在的。”她仰头看着天花板，“不像美国男的，嘴上说得好听。”
那天晚上她说了很多。说酒吧里有一桌外国人，七八个，围在一起说话，声音很大，谁都不看她们那几个中国女孩。说她端着酒过去，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有个人让了个位置。说她坐下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笑。
“笑什么呢。”
“不知道。”她把脸埋在沙发靠垫里，闷闷地说，“反正笑总没错。”
她不承认自己是冲着老外去的。可喝高了会漏。
有一次她一边卸妆一边跟我说：“王姐你认识吧？长得还不如我呢。”
“哪个王姐。”
“就我们公司那个。前年找了个加拿大人，现在都办签证了。”她把脸上的妆一点点擦下来，露出底下的毛孔和倦色，“她英语都不会几句。”
她把化妆棉扔进垃圾桶。
“凭什么轮不到我。”
我没答。
追她的本地人其实不少。有个在银行做的，人挺周正，托人送过两次花；有个是她客户，医药公司的，开一辆黑色帕萨特，来接过她三回。她都不去。
不是老外，免谈。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为什么非得是外国人。”
她正蹲在冰箱前找东西，闻言停下来，回过头。
“因为……不一样啊。”她说，“跟他们在一起，日子就不是现在这个日子了。”
“现在这个日子怎么了。”
她没答。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酸奶，撕开盖子，喝了一口。
“睡吧。”她说。
还有一次，她拍着我的肩，很认真地说：“等我找着外国男朋友，带你出去。”
她说这话时是真心的。眼睛亮亮的，像已经看见了另一种人生。
我当玩笑，她当真。
第三章 一面小旗
2008 年
她说的中文，我写的英文。
那年秋天，她拿着一张纸来找我。
不是一沓，是一张，从我桌上抽的纸。她把它摊平，上面是她写的。
“帮我看看。”她说，“我给他写的，你书读得多。”
“哪个他。”
“美国的。”她在我床边坐下，“网上认识的。聊了三个月了。”
我把纸拿起来。
一共七行。她写的是英文，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中间用横杠连着，像有人在黑夜里摸着墙走：
I... want... you... come... Nanjing... I... show... you...
我看了一会儿。
“这没法改。”我说。
她脸一下红了。
“是不是特别差。”
“不是差，”我说，“是根本不成句子。你这不叫写，叫把词堆在纸上。”
她不说话了。手从膝盖上滑下去，搁在床沿。
“那我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跟他说的话，我说不出来。”
我说，你说中文，我翻。
她抬起头：“行吗。”
“行。”
她下楼买了两瓶水，回来坐在我旁边。我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是白的。
“你说吧。”
她想了一会儿。
“你就写……我每天下班，都要从夫子庙那边过。晚上灯亮起来，桥上都是人。”
我一句一句写。
“还有，”她说，“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放风筝。风筝挂树上了，他爬上去够，裤子蹭了一块灰。”
我写下来。
“你跟他说，我想让他来看看。”
我写下来。
写了三页。她凑在旁边看，看两行就去看别处了，过一会儿又凑回来。
写到第三页，她忽然说：“你加一句。”
“什么。”
“我想跟他成个家。”
我停住。笔尖落在纸上，没动。
“这句，”我说，“是不是太早了。”
“早什么。”她说，“他都说要来看我了。”
我低下头，写下那一行：
I want to build a family with you.
“这句什么意思。”她凑过来，“念给我听。”
我念了一遍。
她听完，想了一下，点头。
“对。”她说，“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她走的时候把前两页带走了，说要收着。第三页写了一半，她说：“剩下的你帮我补上，我明天来拿。”
那一页就留在桌上。夜里台灯照着，最后一行是那八个词。
她为那次见面买了条裙子。米色底，小碎花，裙摆到膝弯。她买回来那天就穿上了，在我房间里转了一圈，裙子鼓起来，又落下去。
“太素了吧。”她对着我的柜门玻璃照。
“挺好。”
“会不会显得老气。”
“不会。”
她把裙子脱下来，仔细叠好，挂在我房间的衣柜门后——她的衣柜塞满了，借我这儿挂。挂在那儿，米色的一小片，像一面小旗。
“到时候我带他去吃鸭血粉丝。”她躺在床上，两只脚翘着晃，“去夫子庙，去玄武湖坐船。你也来。”
“我去干什么。”
“帮我把把关啊。”她翻了个身，脸朝我，“你就坐在旁边，别说话，看他人怎么样。”
那些天她一有空就翻日历。
日历是银行送的那种，印着山水，一天一格。她拿笔在某个日子上圈了个圈，圈了两遍，把纸都圈破了一点。
“他说下个月十号前后。”
“十号前后是哪天。”
“他说前后嘛。”
“机票订了吗。”
“他说在看。”
过了一个礼拜，那个圈还在，日期被她自己改了一次，改成十七号。
再过一个礼拜，她说：“他行程改了，印度那边的事拖着。”
那天她坐在我床边，手里捏着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他忙。”她说。
后来消息就稀了。她发十条，他回一条，回得越来越短：ok、nice、thanks。她开始替他解释：他那边时差，他工作累，他家里有事。
再后来，就没有了。
有一个晚上她坐在客厅里，没开大灯，只开了电视。电视里在放一个选秀节目，唱得很难听。我坐到她旁边，她也没看我。
“分了。”她说。
“谁提的。”
“他。”她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摆得很正，“他说我们隔得太远。”
她笑了一下。
“隔得远，”她说，“他一开始不就知道？”
第三页她一直没来拿，搁在我桌上，后来收进了抽屉。过了很久我收拾东西，从底下翻出来，纸角已经翘了。上面那行英文，我又看了一遍。
然后塞回抽屉最下面。
同一年，我也在找。
先是同学介绍。一个物理系的师兄，在研究所上班，人不坏，就是话少。我们在湖南路一家川菜馆吃了两个钟头，他讲他研究的方向、他的导师、他所里的食堂，我讲我的工作。菜吃完了，茶也凉了，他问我：“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看书。”
“哦。”
我们都没再说话。结账的时候他抢着付了，出门我们往两个方向走，走了几步他回过头，说：“那……联系。”
“好。”
谁也没联系谁。
后来我上了相亲网站。注册、填资料、上传照片——照片是同学帮我拍的，在一棵树下，我笑得很用力，看着像牙疼。
我筛，我聊，聊到深夜。有人说两句就没影了，有人一上来就问“你身高多少”“有没有房”，有人聊得挺好，约出来一见面，两个人都沉默。
我对着屏幕看那些自我介绍，像看商品标签：身高、体重、房、车、年薪、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是否退休。
有一回我聊了一个在银行做的，聊了三个礼拜，他说想见面。我们约在新街口，他比照片胖一点，头发抹了东西。坐下第一句话是：
“你多大了。”
“二十八。”
“哦，”他点点头，“我妈说最好三十以内的。”
后来我们吃了饭，看了电影，他说“再联系”。我回去等了一个礼拜。
他没有再联系我。
我怕的不是找不着。是怕一个人回到那间安静得能听见心跳的屋子。
第四章 番茄蛋花汤
2009 年
所谓归宿，有时不过是一句“你尝尝”。
花钱请红娘这件事，我没跟几个人说。
婚介所在新街口一栋写字楼的七楼，门口挂一块铜牌，写着“缘来婚恋”。进去是一间办公室，两张桌子，一台饮水机，墙上贴满了红纸剪的喜字和塑封的合影。吴姐五十来岁，烫一头小卷，手上戴两个金戒指，说话像机关枪。
“姑娘你条件不差。”她一边翻我的资料一边说，“就是岁数上来了。二十八九，男的都看三十以内的。”
“那怎么办。”
“包在我身上。”她把笔一拍，“半年。半年包成。”
三千八。
我掏钱的时候手停了一下。三千八，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吴姐看出我在犹豫，把合同往我面前推了推：“你想想，一年两年找不着，光阴值多少钱。”
我签了。
她给我排了一串见面。第一个是中学老师，见面就问我会不会做饭；第二个离过婚，带个孩子，说他孩子不接受后妈；第三个挺好，聊了两个钟头，第二天发消息说“我妈觉得我们属相不合”。
一个接一个，都不成。
会员快到期那阵子，我其实已经不太上心了。吴姐电话又来了，语气比平时轻快：“有个不错的，见见？”
“什么样。”
“外企的，人老实，就是嘴笨。房子还没有，学历一般，外地的。”
“多大了。”
“二十九。”
我嗯了一声。二十九，跟我同岁。
“见见吧。”吴姐说，“最后一次，不成我不收你钱。”
见就见吧。
那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地方是婚介所楼下的一家茶餐厅，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菜单。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男人已经坐在靠里的位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洗得发白，袖口有一点点磨毛。见我来了，他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刮了一声。
“你好。”他说，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才伸过来，“我姓陈。”
他不高，不帅，头发理得很短，看着比岁数老。说话慢，一句一句往外挤。
我们点了两个菜，一个炒饭。他把菜单推给我，说“你点”，我说“你点吧”，他推回来，最后还是我点的。
那顿饭吃得中规中矩。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了；我问他，他说了两句：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一年，后来考了南工大的成人本科，毕业进了现在这家公司，一家做物流的外企，他在里面做 IT。他不是本地人，老家在下面县里，一个人在这边。
中间他去洗手间。我把包里的《英美概况》掏出来翻了两页——不是为了看，是想让手上有东西。
他回来，看见书，站着看了一眼封面。
“你英文很好吧。”
“一般。”
“那挺好。”他坐下，拿起筷子，又放下，“我英文不行。上学的时候就差这个。”
后半顿饭我们没怎么说话。吃完饭他抢着结了账，四十六块。出门他问：“我送你？”
“不用，我坐地铁。”
“哦。”他点点头，“那你路上小心。”
我以为就这么完了。
过了三天，他打电话来，问我周末有没有空，说想请我吃个便饭，他自己做。
“你做饭？”
“会一点。”
他租在城南一栋老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杂物，有一辆落灰的自行车，几盆半死的绿植。他开门的时候还系着围裙，蓝格子的，有点短。
房子两室一厅，不大，收拾得很干净。地板拖过，桌上一块塑料台布，四个角压得平平整整。客厅里一台老电视，一个书架——书架上没有几本书，摆着几个铁盒子、一摞报纸、一个玻璃鱼缸，鱼缸里没鱼，养着两株水草。墙角立着一个黑色的袋子，裹得严严实实，我一直以为是折叠晾衣架。
“随便坐。”他说，“我去弄。”
厨房很小，一个人转身都费劲。我站在门口看。他切番茄，刀工意外地稳，一刀一刀，切好的块大小差不多。打蛋的时候用筷子，转着圈打，碗碰在台面上，笃笃笃。
“你平时都自己做？”
“嗯。”他没回头，“外面的贵，也不干净。”
“一个人做一个人吃，不嫌麻烦？”
“习惯了。”
他把番茄下锅，油响起来，屋子里一下子有了味道。然后加水，等开，把蛋液顺着锅边淋下去，蛋花在汤里散开，一朵一朵的。
汤端上来，白瓷碗，热气腾腾，搁在我面前。
“你尝尝。”他把勺子放在碗边，“我别的不会，就会做两个家常菜。”
我舀了一勺，吹了两下，喝下去。
鼻子忽然一酸。
不是因为汤好喝。番茄有点酸，盐放少了，蛋花有一小块没散开。是因为太久没人给我做过饭了。我上一次吃到别人做的、专门端到我面前的饭，是什么时候，我想不起来了。
我低头又喝了一口，没让他看见。
“怎么样。”他坐在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挺好。”
“咸淡行吗。”
“行。”
他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那天吃完饭，他洗碗。我坐在客厅，听着水声和碗碰碗的声音，看着桌上那碗剩下的汤。汤已经不冒气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我把勺子放回碗边，勺子上沾着一点番茄。
我想，我找累了。
就这个吧。
年底我们结了婚。婚礼在城南一家饭店办，二十桌。他公司的同事来了两桌，我那桌坐着我大学同学，一个个都比我小，一个个都带着伴。
苏晴来了，包了个红包，坐在靠门那桌。她那天穿了一件酒红色的裙子，头发新烫过。散场的时候她走过来，抱了我一下，说“好好的”，然后松开手，转身走了。
高跟鞋在饭店门口的台阶上响了两声，就没了。
第五章 白婚纱
2010 年
船进了港，不等于靠了岸。
她结婚前回过一次南京。
约在新街口一家粤菜馆。她比我早到，坐在窗边，面前摆着一杯没动的茶。看见我，抬手招了招。
“瘦了。”她打量我，“结婚是不是挺累的。”
“还行。”
她点了菜，点得很快，不用看菜单：白灼虾、清蒸鱼、一个芥蓝、一个例汤。服务员走了，她把包放在旁边椅子上。
“香港的，”她说，“开公司的。”
“怎么认识的。”
“上海。”她把茶端起来，“我去上海待了一阵子，健身房认识一个小姐妹，她介绍她表哥。”
她把左手伸过来给我看。戒指在灯下亮，切面很细，细细一圈。
“他大我八岁。”她停了一下，“一直没结婚。”
“人怎么样。”
“好啊。”她答得很快，“就是忙。他妈妈规矩多。”
菜上来了。她剥了一只虾，放在我碗里，自己剥第二只，剥得很仔细，一条虾线都不留。
“我这次去，就不太回来了。”她把虾壳放在盘边，摆成一堆，“他公司那边缺人手，让我过去帮忙。”
“那你的工作。”
“辞了。”她说得轻描淡写，“反正也做够了。天天跑医院，陪着笑脸，我都快忘了自己长什么样。”
“那……”
“那边有不习惯的，跟你说。”她替我把话说完，笑了一下，“能有什么不习惯的。香港又不是国外。”
她这句话说完，我们都笑了。
笑完我低头夹了一筷子芥蓝。
她找了这么些年，最后找的这个人，说的是中文。她一句都没提外国人。
那天她话不多，跟从前不一样。以前她说话是往外倒的，那天像是每一句都要先掂一掂。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
“我妈不太愿意。”
“为什么。”
“说太远了。”她把筷子放下，“她还说，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怎么会一直没结婚。”
“你怎么想。”
“我想，那正好啊。”她说，“没结过婚，没有前头的事，干净。”
她说完这句话，自己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后来我是在她的 QQ 空间里看到婚纱照的。
白婚纱，白得刺眼，拖尾铺在台阶上，她站在中间，笑得很标准，露八颗牙。新郎站在她旁边，个子和她差不多，头发梳得很整齐。相册底下只写了一句：
嫁了。
我在办公室，把那页关掉，过了一会儿又点开看了一眼。
那阵子她偶尔打电话来，一打半小时，全是抱怨。
她说婆婆嫌她不会煲汤。“我们家煲汤要煲三个钟头，”她说，“我哪有那个时间。我婆婆就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一句话不说，就那么看着。”
她说她花钱大手大脚。“我买了个包，两千多，他妈妈知道了，跟我老公讲了一晚上。”
她说她去老公公司帮忙，看不惯那边的做事方式。“他们做事情稀里糊涂的，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一个合同改八遍。我提了两句，他们就说我内地来的，不懂规矩。”
“同事背后又怎么讲我，”她说，“我都听得懂。”
我在这头听着，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听一边择菜。她说到一半会停一下，像是在等我说什么。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她顿了一下，“我本可以过得更好。”
这句话她说过好几次。每次说完，电话那头就安静一会儿，然后她说“算了，不说了”，挂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案板上的菜。
我心里是松了口气的——她总算上岸了。有家，有丈夫，日子再琐碎，也是日子。
那口气松得太早了。
2011 年冬天，有天凌晨三点多，她来电话。
我摸到手机的时候心跳得很快——这个点来电，不是好事。接起来，那头没声音。有呼吸，很轻，压着的，像怕吵醒谁。
“苏晴？”
还是没声音。我坐起来，握着手机听。那头很静，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
“我没事。”她忽然开口，嗓子是哑的，“睡不着，起来煲了锅汤。”
“几点了，你煲什么汤。”
“煲上了才想起来，”她说，“明天他们都不在家吃饭。”
她笑了一声。笑声到一半，断了，断在半截，像一根线。
我攥着手机，没敢催。
过了很久，她说：“睡吧。没事了。”就挂了。
第二天中午她又打来，声音跟平常一样，说婆婆昨天夸她汤煲得像样了，说他周末带她去太平山顶。一句没提凌晨。
我也没提。有些电话，接住了就行。
第六章 空屋
2012 年
人走了，屋子才显出原来的大小。
她约我在一家茶馆见面。
那家茶馆开在居民楼底下，屋子里一股陈年木头和潮气的味道，桌上摆着一套廉价的茶具，杯子有一道磕痕。
她坐在靠里的位子。人瘦了一圈，眼下一片青，粉底压不住。头发剪短了，到下颌。
“怎么了。”我坐下。
她搅着杯子里的勺子。勺子碰在杯壁上，一下，又一下。
“离了。”
我没说话。
“上个月办的手续。”她说，“我提的。”
“为什么。”
她把勺子放下。
“我想生。”她说，“我三十四了，再不要就来不及了。”
“他不同意？”
“他说顺其自然。”她抬眼看我，“我让他去做个检查，他不去。他说他没问题。”
“那也可能真没问题。”
“我知道。”她说，“可是连查都不肯查，是什么意思。”
她端起杯子，茶已经凉了，喝了一口就放下。
“我后来想，”她说，“他不是不想要孩子。”
“嗯。”
“他是不想要跟我生的孩子。”
这句话说出来，她自己愣了一下，好像也没想到会说得这么直。她伸手去拿茶壶，倒了半杯，倒得太满，茶从杯沿溢出来，流到桌布上。她拿纸巾去按，按了两下，纸就透了。
“我这双眼睛，”她说，“跑了十年医院，看人一看一个准。”
她把湿了的纸团起来，捏在手里。
“怎么就看不出他。”
她端起茶壶，给自己又倒了半杯，这回没倒满。
“最后那半年，我们分房睡。”她说，“他晚上回来，洗完澡，在我房门口站一下，说一句‘睡了’，就把门带上。”
“你们……”
“就这样。”她说，“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他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光打在他脸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叫他。”
她把杯子转了半圈。
“你说可笑不可笑。我嫁到香港去，最后跟他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像两个合租的。”
“签完字那天，”她说，“我在民政局门口站了很久。”
“站多久。”
“不知道。”她摇摇头，“风很大。我就站那儿，看别人进去，看别人出来。有对年轻的，进去的时候还手拉着手。”
她笑了一下。
“我没哭。”她说，“就是觉得空。像一间住惯了的屋子，忽然被搬空了。你站着，回音都不一样了。”
“房子呢。”我问。
“他的。”她说，“公司也是他的。我什么都没要。”
“为什么不要。”
“要什么。”她笑了一下，“我嫁过去的时候，也没带什么。”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我妈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离了。”
“你没说。”
“怎么说。”她说，“她当初就不愿意。我要是说了，她这后半辈子，就有话说了。”
有几个月她不接电话。
后来我直接去了她离婚后租的公寓，在城东，二十几层。她开门的时候穿着睡衣，头发乱着，屋里窗帘拉得死死的，白天也黑。茶几上堆着打包盒和一个空了的红酒瓶，她脚边一只没拆的行李箱，拉链上还挂着机场的纸牌。
“我没事。”她说，“就是累。”
我们坐在那儿看了一下午电视，声音开得很小，谁也没说话。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把自己弄得太难看了。”
“没有。”
“有的。”她说，“我知道。”
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张罗了。
相亲、介绍、饭局，一个接一个。有人给她介绍一个做建材的，比她大五岁，老婆去世了，有个上初中的儿子。她见了一面，回来说“人还行，就是孩子太大，不好处”。
又有人介绍一个当兵的，转业在街道办。她见了两面，说“太老实了，跟他没话说”。
我听着，觉得她在使劲，像一个人在水里，使劲往上游。
这一次，她没再提“必须老外”。
我以为她想通了。真的以为。
过了年，我们吃了顿饭。吃到一半，她夹了一筷子菜，说：“你说，我现在找个老外还来得及吗。”
第七章 急诊走廊
2013 年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苏轼《临江仙》
我三十三岁生的孩子。
怀孕那十个月，吐到第五个月才停。前三个月我瘦了六斤，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白粥，闻到油味就往卫生间跑。丈夫下班回来，站在卫生间门口，问：“还好吧。”
“还好。”
他“哦”了一声，就去客厅看电视了。
婆婆从老家来照顾我。来的第二天就说：“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么金贵，怀着孩子还下地干活。”她做饭放盐很重，我吃不下，她就说“现在的年轻人嘴刁”。
生孩子那天疼了十四个小时。产房外面，丈夫和婆婆坐在长椅上。后来护士把孩子抱出来，我迷迷糊糊听见婆婆在外面问：“是男孩女孩。”
孩子夜里闹，两三个钟头醒一次。我抱着他在屋里转，转得两条腿发软。丈夫白天上班，夜里睡得沉，孩子一哭，他翻个身，嘟囔一句“你哄哄”，又睡过去。
那本《英美概况》被我塞进书柜最上层，压在一摞育儿书底下。
孩子八个月那天半夜，烧起来了。
我先是被烫醒的。他贴着我胳膊睡，小小一团，烫得像块刚出炉的红薯。我摸他额头，又摸自己的，摸了两遍，坐起来开灯。体温计“嘀”一声：三十九度四。
我把丈夫推醒：“去医院。”
他坐起来，懵的，看了一眼表：“现在？”
“三十九度四。”
“哦。”他下床，穿裤子穿反了，脱下来重穿。孩子在我怀里开始哭，一声比一声尖。
急诊楼在住院部西边。半夜的挂号厅只开一个窗口，队伍从窗口拐出来，绕过一整排椅子，一直排到门口。满屋子的人，都抱着孩子，都低着头。空气里是消毒水味，和一种闷住的尿布味。
我抱着孩子排，排到一半回头看了一眼——他在后面，隔着四五个人，低头看手机。队伍往前挪，他才跟上来。
挂号、量体温、分诊，一道一道排。体温三十九度六。护士让先物理降温，等叫号。
我们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一排椅子中间断了一根横档，谁坐上去都得挑着坐。丈夫去买水，去了很久，回来时手里多两根火腿肠。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了一眼我怀里的孩子，把火腿肠塞进外套口袋，没说话。
孩子哭一阵，睡一阵。我用温水给他擦手心、擦腋下、擦腿弯，擦完把毛巾搭在肩上。走廊的灯很白，照得每一个人都不像在自己家里的人。
旁边一对夫妻交接孩子，女的抱前半夜，男的抱后半夜，一句话不说，动作很熟。我看了两眼，把脸转开。
我那时没想别的。我想的是明天的周会，PPT 还差两页。想着想着，忽然想不起自己昨天中午吃了什么。
叫到号的时候，走廊尽头的窗子已经白了。天是什么时候亮的，我不知道。只记得抬头看了一眼是灰的，再抬头，就是白的了。清洁工推着车过来，拖把在地上划过去，水痕一道一道，很快就干了。
医生很年轻，戴着口罩，只露两只眼睛。他一边问一边在电脑上敲：烧几天、有没有抽、有没有吐、吃了什么药。我一条一条答。他拿压舌板看了看嗓子，又听了听背，在单子上写了几行。
“病毒性的。”他说，“开点退烧药。三十八度五以上再吃，多喝水。有抽搐、精神不好，再来。”
我说好。
我们拿着那张单子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药房要八点才开。我们坐在药房门口的台阶上等。他去买了两个包子，一人一个。包子凉得很快，皮发硬，我咬了两口，咽不下。
我换了个姿势。胳膊从半夜抱到现在，肩胛骨里像塞了一块石头。
孩子在我怀里睡着，烧退了一点，额头上一层薄汗，我用袖子给他擦了。
天亮之后我看了一眼手机，十一月十一号。
苏晴的生日。
她三十五了。一个人住在城东，离我这儿九站地铁。
我想起第一次见面，她把吸管从杯子里抽出来，搁在纸巾上，说“我可不打算当光棍”。那时候她二十七，坐在窗边，外面一棵梧桐把路沿顶出一道口子。
我点开跟她的对话框，输入法弹上来，我打了三个字。
我好累。
看了很久。删掉。
又打：今天你生日。
也删掉。
对话框往上翻，翻到半年前她发来的那条，蓝色的未读点还挂着。我把它划掉了，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然后锁屏。
那年冬天，我和婆婆大吵了一架。
她说都怪我，夜里让孩子踢了被子。又说孩子烧的时候就该捂汗，捂一捂发出来就好了，是我非要去医院，“白花钱，孩子还受罪”。
我忍了半年，那天没忍住，说您那套是老黄历。她把围裙一摔：“我带大三个，还不如你一个念书的？”
我摔了碗。
丈夫下班回来，听他妈说了半截。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我以为他要说句什么。
他说：“妈也是为孩子好。你让着她点。”
我看着他。他躲开我的眼睛。
第二天，我提出去民政局。他说去就去。
到了门口，台阶上人来人往。他站住了，蹲在花坛边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死活不肯进去。
“进去。”我说。
“回去吧。”他说。
我们在那儿僵了半个多钟头。最后他把烟摁了，说了实话。说得很慢，眼睛看着地：
“要说有多么爱，那是没有的。”
“就是觉得，大家挺合适的。”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个人不坏，不赌，工资卡上交，蹲在那儿的样子，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们回去了。日子照过。
只是从那天起，我知道了这个家是什么。像一双合脚的鞋，走远了磨脚，但站住了，稳。
那年冬天之后，我们联系就少了。她不打来，我也不打过去。
第八章 南半球
2015 年
那边天蓝。面包七点以后打折。
她从澳洲回来那年冬天，我们见了一面。
约在湖南路一家卖鸭脖的小店，两张小桌，塑料凳。她来了，我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黑了，瘦了，脸上的肉没了，颧骨显出来，看着比实际年龄大。手腕上戴着一个细细的银镯子，磨得发乌。
她坐下，把包放在腿上，翻开菜单看了半天。
“你点吧。”她说，“我随便。”
我点了鸭脖、鸭翅、一份藕片、两碗粥。
“怎么样。”
“还行。”她啃了一口，啃得很慢，“悉尼挺好。天蓝。”
“三个月都待悉尼？”
“前一个月在悉尼，后面去了墨尔本。”她说，“青年旅社，一个床位一晚三十澳币。”
“住得惯？”
“住不惯也得住。”她笑了一下，“一间房六个人，上下铺。有个日本女孩天天晚上打电话，说日语，说得特别快。”
“钱呢。”
“跟爸妈要的。”她说，“离婚我净身出户，就这点好——穷得清清爽爽。”
“要了多少。”
她没马上答，把一块鸭脖啃完，骨头吐在纸上。
“没算过。”她说，“我妈每次都问够不够。”
她低头擦手指。
“我在那边打电话，一听她开口问这句，就想挂。”
我没接。她也没再说下去。
“镯子哪儿来的。”
“二手市场。”她说，“八块钱。”
“你英语练出来了吗。”
她停下啃的动作，看了我一眼。
“练出来一点。”她说，“骂人的话全记住了。”
她把鸭脖放下，抽了张纸擦手。
“一天吃几顿。”
“两顿。”她说，“超市七点以后打折，面包、烤鸡，一袋一袋的。中午不吃。”
“瘦了多少。”
“十六斤。”
她说这个数的时候很平静，像在报别人的数。
那顿饭她吃得很慢。鸭翅啃到一半，她把纸推到一边，两只手撑在桌沿上，坐正了一点——那个动作我认得，是腰不好的人从椅子上把自己挪起来的样子。
“腰怎么了。”
“早上起来直不起来，得扶着墙站一会儿。”
“看医生了吗。”
“看什么。”她笑了一下，“那边看个医生，够我吃半个月。”
“还有。”她顿了一下，“例假三个月没来。”
“去看。”
“嗯。”她应了一声，没再提。
后来她讲了一件事。
邻居开派对，音乐放到半夜。她去敲门，说了三遍让他们小点声。那几个人看着她，说“pardon”，她就再说一遍。说到第三遍，其中一个女的笑了。
“她笑什么。”我问。
“不知道。”她说，“我就火了。”
“你干什么了。”
“我推了她一下。”她说，“不重。”
警察来了。她因为说不清话，被带到警局待了四个钟头，最后是一个同住旅馆的台湾女孩来把她接走的。
“那女孩人挺好。”她说，“帮我翻译，还给我买了瓶水。”
“那你还挺幸运。”
“是啊。”她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幸运。”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店里的电视开着，在放一档相亲节目，男嘉宾站在台上，一排灯亮着。
“我在那边，有天早上起来，”她说，“站在阳台上，看对面那栋楼。一个老太太在浇花，浇得特别仔细，一盆一盆地浇。我就想，我在这儿干什么。”
“然后呢。”
“然后我回房间，把回程机票改签了。”她说，“提前了十一天。”
她说完低头继续啃，啃了两口，又放下。
“我是不是特别可笑。”
我没答。
那顿饭散得很快。出了店门，她往南走，我往北。地铁口风大，她围巾没系好，我伸手替她压了一下。
她笑：“你倒像个当姐的。”
“我本来就是。”
她转身下台阶，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一声一声，很响。
第九章 船票
2018 年
来
那年她离幸福最近。
她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擦窗，换床单，把家里所有能洗的都洗了。她去超市买了一整套新餐具，四个碗四个碟，回来洗了一遍，摆在橱柜里，摆得整整齐齐。
“其实用不上这么多。”我去帮她的时候说。
“用得上。”她把最后一个碗擦干，“万一他多住几天呢。”
她还买了啤酒，四瓶，德国牌子的，摆在冰箱最下层。她不喝酒，我不知道她从哪儿打听来的。
接到人的那天晚上，她打我电话，声音压不住地颤：“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我正在单位加班，走到走廊上接。她的声音像被谁拧开了阀门，一直往外冒：“昨晚到的，我去接的机。他没让我等，出来就看见我了，冲我笑……”她忽然停下，深吸一口气，“你快来，帮我看看他。”
我在她家见到那个德国男人。
他离过婚，不高，鬓角有点灰，笑起来客气而遥远，像被生活磨过一遍的人。
闲聊里，她把十几年前那句话又搬了出来：“德国好。我说什么来着。”
她忘了，当年她说这话的时候，连德语区在哪儿都没问清楚。
他不会说中文。她的英语，还是当年在一九一二学会的那几句，加上一个手机软件。
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把中文打进去，等它变成德文，把手机转过去；另一个看完，点头，或者也低头打一句，再转回来。一句话要等半分钟。半分钟里两个人都看着桌面。
刚开始我看着急。后来我发现，她不急。她有的是时间。
他给她带了礼物，一盒巧克力，一条围巾——围巾是灰蓝色的，羊毛的，摸着有点扎。
她把围巾绕在脖子上，对着镜子照，左看右看，笑得像个孩子。
“好看吗。”
“好看。”
“他说是他们那儿的牌子。”她摸着围巾，“不是什么大牌，但是手工的。”
那天晚饭是她做的，四菜一汤，摆了满满一桌：盐水鸭、清炒虾仁、糖醋排骨、一个青菜，还有一锅老母鸡汤。汤是她前一天就开始炖的，小火炖了一夜。
她给他夹菜，他礼貌地点头说“谢谢”，说得生硬，咬字很重。她听懂了，笑了一下——这两个字他练过。
我坐在对面，看她的样子，是我只在二十几岁那年见过的——眼睛亮，腰板直，笑是从里往外漾的。
她挽着他的胳膊，像挽着一张终于兑现的船票。
处
他们在南京待了一个月。她请了假，天天陪他。
夫子庙、玄武湖、中山陵，一家一家地逛。她发照片给我：在秦淮河边，在一家小馆子门前，在明孝陵的石象路上。她笑得连牙缝里都透着光。
去中山陵那天她穿了高跟鞋，回来脚后跟磨破了，贴了创可贴，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
“你穿高跟鞋爬山？”
“他不知道要爬山。”她说，“再说好看啊。”
她又开始学德语。手机里下了个软件，每天早上读半小时，读得磕磕巴巴。她学语言从来学不过前三页——日语学过，英语学过，现在轮到德语。
有天她把我拉到阳台，压低声音问：“你说他会不会嫌我英语太差。”
“不会。”
“我昨天想说一句‘你多吃点’，说了三遍，他没听懂。”她把手搭在栏杆上，“最后我给他夹了一筷子，他就懂了。”
“那就夹。”
“我就这么办的。”她自己也笑了，笑完又说，“德语我肯定学不会。不过也不用全会吧，过日子又不考试。”
我去看过他们两次。第二次是个周末的早晨，我买了早饭过去，推门看见她系着围裙在煎蛋，他坐在餐桌旁看手机，桌上摆着两杯咖啡。阳光从窗子斜进来，照在她脸上，她回头看见我，说：“你来得正好，尝尝我煎的蛋。”
那语气，像一个过了很多年这种日子的女人。
有个晚上他下厨。
冰箱里没什么，他翻出两根香肠、几个土豆、半个洋葱，切成块，煮了一锅，端上来的时候撒了点绿的东西在上头。
她拍了照发给我，说：他做的。
那锅东西看着不怎么样。她说好吃。
吃完饭他洗碗。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看了很久，然后举起手机，又拍了一张。
那张照片我后来见过：一个男人的背，两只手在池子里，水开着，旁边摞着碗。灯是黄的。
那一个月里，她还把父母请来吃了一顿饭。她妈提前三天就开始忙，腌了鸭，卤了牛肉——不是怕他吃不惯中餐，是怕他在南京没吃好。她爸不会说英文，一整顿饭只对那个德国男人讲过一句：“Eat, eat.”说完自己先笑，笑得肩膀一抖一抖。
饭后她爸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掰出几粒药，就着温水咽下去。我数了数，五种。她妈坐在我旁边剥橘子，剥到一半停了手，问苏晴：“刚才说到哪儿了。”
“没说什么。妈，你接着吃。”
送他们下楼的时候，苏晴挽着她妈，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她跟我说：“我爸的药，我妈的忘性。我以前觉得日子长着呢，现在算的是——我一年回来一趟，他们还能让我回来几趟。”
说完她自己先笑了：“你看我，又来了。”
临走前几天，我们三个人在家吃了顿饭。他喝了两瓶啤酒，脸有点红，开始说话，说了很长一段。
我听懂了一半。他语速快，句子套着句子，讲一个地方、一个年份、一个人。
她听不懂，把手机推过去，让他打字。
他低头敲，敲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找。敲完把手机转过来。
她低头看，看了很久。
“他说什么。”我问。
她把手机转给我。屏幕上是两行德文，底下一行中文，是软件翻的，译得别扭：
他说他想起了他的前妻。
她手指往下一滑。
他说他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饭了。
她笑了一下，端起碗，把剩下的饭吃完。
吃完饭她把手机还给他。他没关屏幕，那两行字一直在那儿亮着，亮到自动锁屏。
后来她悄悄跟我说，例假晚了几天，还以为有了，“可惜”——那声可惜，是遗憾，不是轻松。她说这话时，手无意识地护着小腹，像一个母亲，提前抱住了还没来的孩子。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说不上来。他太客气了，客气得像一个客人，而不是一个要留下来的人。他从不谈以后，不谈“明年”，不谈“你来德国”，也不谈“我再来中国”。
苏晴就替他补。用她所有的热情，把每一个空当都填满。
走
他从中国回去一个月后，人没了。
先是消息回得慢，一天，两天，三天。她发十条，他回一条。她替他找理由：他忙，他倒时差，他公司事多。
后来连一条也没有了。
她打我电话，声音很薄：“他不回了。我发消息，他不回。”
“你发了多少。”
“昨天十七条。”
她开始翻他们一个月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翻到那张洗碗的，手指停了一下，划过去了。
她问我：“你说是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
“没有。”
“是不是我做饭太油了，他不习惯。”
“不是。”
她要打电话去他公司，我拦：“别。”
她不听，真打了。电话是德语，她听不懂，只会说“hello”，说“Mr.”，说那个名字。那边说了一串，她一个字没听懂，最后那边挂了。
她愣在那儿，握着手机，半天没放下。
过了两天，她托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德国留学生帮她打过去。人家回来说：查无此人。
我当时没说话。
一个人，在这边待了一个月，吃过她做的四菜一汤，也用她的锅煮过一锅香肠土豆，喝过她父亲递过去的啤酒。然后一个电话打过去，那头说，没有这个人。
不是他死了。是他给她的那个自己，本来就不全是真。
再后来，屏幕上跳出一句：
We are not suitable for each other.
她拿给我看，问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是。
“就这个？”她说，“就这一句？”
没有解释，没有道别。
她塌了很久。
我去见她，她靠在沙发上，腰上贴着膏药——那阵子她总说腰疼，起初以为是累的，后来才知道，是日子熬的。茶几上放着那条灰蓝色的围巾，叠得整整齐齐，边上还带着折痕。
她望着天花板，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对。”
我说不是。
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从那以后，她再没那样笑过。
第十章 沙鸥
2022 年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旅夜书怀》
疫情那三年，日子过成了一条线。
折叠桌支在阳台上，孩子上网课，我开会，中间隔着一道推拉门。他上课走神，我得过去敲桌子；我开会，他跑过来问“妈妈我的橡皮呢”。单位降薪，发七成，丈夫那边也一样。
有一回半夜抢菜，抢到两点，购物车里的东西一样样变灰。我坐在黑暗里看着手机屏幕，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人活到四十多岁，凌晨两点，在抢一颗白菜。
解封之后，微信上跳出一个好友申请。
头像是她在海边，戴一顶草帽，脸看不清。
“还记得我吗。”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一会儿，回：“怎么会忘。”
她说这几年，哪儿老外多，她就去哪儿住一阵。泰国住过一个月，越南待过一个雨季。
她的语音我开始不敢听。六十秒，一条接一条，有时候一连七八条。
“我在清迈，这边欧美老头特别多，都是来养老的。有一个天天在咖啡馆坐着，我跟他聊过两回，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
“曼谷那边更好，有个酒吧一条街，全是外国人。”
“越南那边不行，越南人不爱说英语。”
有一次我们视频。
她在清迈，房间很小，白墙，一张床，床边一个塑料衣柜。她穿着一件印花衬衫，头发烫卷了，人也胖了一些，眼角的纹路很深。她把手机举起来，转一圈给我看。
“一个月多少钱。”我问。
“三千泰铢。”
“合人民币六百。”
“六百。”她点头，“比国内便宜多了。”
“吃饭呢。”
“楼下有家面馆，一碗四十泰铢。”她把手机放回支架上，“我一天吃两顿。”
“你这样下去怎么办。”
“怎么办。”她笑了一下，“还没想。”
她忽然把脸凑近摄像头，问我：“我是不是老了很多。”
“没有。”
“你别哄我。”她抬手摸自己的脸，“我早上照镜子，吓一跳。”
过了些天，她发来一张照片。
清迈一家小馆子，木头桌子，桌上一本学泰语的书，摊开着，旁边一杯冰咖啡，冰块化了一半，杯壁上一层水。
我看见那本书，想起我那本《英美概况》。
两本书，一本讲英美，一本讲泰语，摊在桌上，谁也没翻到最后一页。
那年冬天我在手机上下了一个学英语的软件。
不知道为什么会下。可能是刚跟她通完话，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拨了一下。
软件每天提醒打卡。我打卡。一开始念十分钟，后来念二十分钟。有一回念到凌晨一点多，孩子在旁边睡着，我戴着耳机，跟着念一句 “I would like to...”，念了三遍，软件跳出一个绿色的对勾。
四十三天。
开春以后，我就没再打开过。
去年换手机，软件没装回来。那四十三天的记录，也跟着没了。
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出差，三天，看了个天安门，拍了张照。风大，头发全吹到脸上。
苏晴说的那些地方，我一个也没去过。
不是没机会。是从来没打算过。
我这边，孩子上了学。早上送，晚上接，中间是开会、报表、回不完的消息。丈夫升了一级，回来得更晚。婆婆身体不好，住了两回院。
有一回我在厨房洗碗，水开得很大，哗哗地响。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说过一句与家务无关的话。
厨房窗上挂着一道布帘，洗过两回，颜色淡了，一直垂着。
第十一章 两个帘子
2025 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柬埔寨的夜里，她发来一段语音。
“我住六人间，上下铺。下铺是个德国小伙子，二十几岁，胡子都没长齐。”
背景里有电风扇转的声音，一圈，一圈。
“昨天我回来得晚，他已经躺下了。我站在床边说了句 hello，他看了我一眼，把帘子拉上了。”
她笑了一声。
“拉得严严实实的，一点缝都不留。我又不吃人。”
那段语音我一直留着。
二十年前，她坐在一九一二的吧台边上，端着一杯酒，等一个金头发的男人给她让半个位置。二十年后，她站在一个六人间的床边，被人用一块布隔开。
都是隔开。前一种是人家没看见她，后一种是人家看见了她，把帘子拉上。
那年春天，她爸住了院。她从柬埔寨飞回来，我去看过一次。
七楼。电梯门开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二十年前，我陪她来过这一层，她抱着一只牛皮纸袋，站在墙边等一个主任查完房。
她爸躺在靠里的那张床，瘦得厉害，被子盖到胸口，一只手露在外面，手背上扎着针。她妈坐在床边，一直在说话，说他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说夜里闹着要回家。
苏晴削了个苹果，切成一牙一牙，摆在碗里。
“我去打水。”她说。
她拎着暖瓶出去。我在病房里又坐了两分钟，出来，看见她没往水房走。
她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塑料椅上坐着，暖瓶放在脚边。两只鞋脱了，脚踩在凉地上，一只脚压在另一只上。肩是塌的。
她没看手机，也没看窗外。就那么坐着。
走廊的灯很白。
我站在十几米外，看了大概两分钟。她一直没动。有一回她抬手揉了一下眼睛，揉完手在脸上停了一会儿，才放下来。
我想过去，又没过去。
她要是哭出声，我就过去了。她没出声。
后来她把鞋穿上，拎起暖瓶，往水房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跟我说这医院的水有味儿，泡茶不好喝。
我说那就不喝茶，喝白开水。
她笑了一下，说，那也得烧。
裁员那天是十月。
上午十点，人事发消息让我去一趟小会议室。会议室里坐着人事经理，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桌上摊着一份文件、一个信封。
“公司架构调整。”人事经理说，“你这个岗位取消了。”
我听见自己说：“哦。”
然后她讲赔偿，N+1，几号之前到账，社保交到几月，年假折成钱怎么算。她说得很流利，像背过很多遍。我一句没记住，只记住她推过来的那张纸，和最后那句“感谢你这些年的付出”。
我拿起笔签字，手很稳。签完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过就落几片。
出来的时候，走廊上很安静。有个同事从工位探出头，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谁的键盘在响，一直响。
我回工位收拾东西。
抽屉里：一支没水的笔、两盒回形针、一包开了封的纸巾、一个印着公司 logo 的杯子、几张过期的考勤卡。
最底下，我摸到一本硬壳的书。
《英美概况》。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从家里跑到办公室来的。也许某次搬家顺手塞进了纸箱，也许它一直在这儿，压着几份过期的合同。
书里夹着东西。一张对折的纸，边角翘着。
展开，是那第三页。
是我的字。蓝黑墨水，一行一行往下，写到下半页，最后一行是那八个词：
I want to build a family with you.
纸黄了，墨迹淡了。
这句英文她当年听不懂，是我念给她听的。她听完点头，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我把纸折回去，夹回书里，抱着纸箱出了写字楼。外面在下小雨，梧桐叶贴在马路牙子上，一脚踩上去，很滑。
回家，丈夫在客厅看电视，孩子在书房写作业。
“今天怎么这么早。”他从沙发上侧过头。
“被裁了。”
“哦。”他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两格，“赔多少。”
我报了数。
“那还行。”他说，“先歇着吧。”
然后他把遥控器放回茶几，眼睛回到电视上。
纸箱角硌着胳膊，我换了个手。鞋没换。
我站在玄关，抱着纸箱，没往里走。灯是亮的，饭在锅里，一切照常。可我忽然想不起，这二十年，我上一次纯粹为自己做一件事，是哪一年。
那个周末他自己去了趟超市，回来拎了两袋菜。白菜挑得帮子厚，一看就是哪棵便宜拿哪棵。排骨、鸡蛋、一挂香蕉。他蹲在冰箱前，一样一样往里码，码完直起身，捶了两下腰，说：
“往后买菜的事，我来。”
就这一句。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别的说法。他不是心疼我。他只是觉得，这件事从今天起归他了。
那天晚上他炖了汤。番茄蛋汤，咸了。我喝了三碗。不是因为好喝，是因为饿。
我没说咸。
又过了几天，我收拾储物间，翻出一个纸箱。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我跟苏晴唯一的一张合影，半坡咖啡馆门口，那年她二十七，我二十五。
照片边角磨圆了。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他的笔迹：
她朋友。
不是“苏晴”，是“她朋友”。连名字都没写。
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一会儿，明白过来——这不是珍重，也不是记不住。在他那儿，她就叫这个。他没有多写一个字的义务，也没有多写一个字的念头。
二十年，这张照片在箱子底下，不扔，也不看。跟他买菜、交工资卡、在我跟他妈吵架的时候站到一边去，是一回事：做完了，就算了。
我想起他在民政局门口说的那句话。他没有骗我，爱是没有的。
恨也没有，怨也没有，藏起来的深情更没有。他后来就成了一个觉得日子还行的人，一天一天，把这日子过了二十年。
我把照片放回箱底，压好。
储物间的角落里立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蒙着灰。二十年了，我一直以为那是旧晾衣架。
擦开一看，是一把吉他。
琴袋的拉链锈住了，我拽了两下才拉开。弦松了，有一根断的，垂在琴颈上，晃。琴身上有一道划痕，不知道磕在哪儿。琴头背面贴着一张小纸片，字快掉光了，还能看出两个字：红棉。
我把它拎到客厅。丈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个，你的？”
他看了一眼，隔了两秒才说：“我的。”
“你会弹。”
“大学弹过。”
“弹给谁听。”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一闪就没了，跟他平时不太一样。
“忘了。”
他把手翻过来看了看，指腹上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学了大半年。”他说，“手指头磨出茧，按弦按得流血。”
“后来呢。”
“后来就不弹了。”
他把吉他靠在茶几边上，转回去看电视。屏幕上在放一个综艺，笑声一阵一阵。
那句“忘了”，我记了很久。
一个能把一张照片在箱底压二十年的人，不会真的忘。
很多年前，他一个大学同学来家里吃过饭。喝到第三瓶，那人拍着桌子说：“他当年抱着吉他，去女生宿舍楼底下表白，弹《情非得已》，弹了一晚上。保卫处来了把他撵走，第二天他又去了。”
丈夫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
“哪个谁。”我问。
“没谁。”他说，“喝多了。”
那人愣了一下，看看他，又看看我，把话咽回去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
那顿饭之后，我们再没提过。
我不问，是因为我知道答案。他会的。他能抱着一把吉他在人家楼底下弹一整晚，被撵走第二天还去；失恋了能跟人喝酒，喝到吐在马路牙子上。这些他都干过。
那首歌我会唱。那两年，满大街都在放。
他没给我弹过。
我坐在地上，抱着纸箱，忽然不知道该不该哭。
他没有对不起我。他不是不会爱。他只是不爱我。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我花了二十年才弄明白。
我把吉他靠回墙角。
苏晴的语音是那之后来的。
“我就是想嫁个外国人，好好过日子，有个正常的家，为什么总是得不到。”
她的声音从柬埔寨的夜里传过来，带着一点电流的沙。她说腰常疼，健身房也去得少了；说她其实很喜欢孩子，可这辈子是不会再有了；说她这些年用的钱，都是跟爸妈开口的——说这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说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把父母陪到老。
最后她说：“你说，我当初的坚持，是不是错了。人这一生，意义到底在哪儿。”
我握着手机，没急着回。
我先把那条语音又听了一遍。她在里面笑了一下，笑到“我又不吃人”那里，停了半秒，才接着往下说。
那半秒，比什么都响。
我走到书柜前，把那本《英美概况》塞回最上层，压在那摞育儿书底下。
上个月她发来一张照片，陪父母看了场京剧，靠在母亲肩上，笑得还算平静。我回她：等忙完，我们见一面。
帘子拉着。她那头是别人拉上的，我这头是我自己没去掀。
苏晴赌了半辈子。我忍了半辈子。一个为自己挑，一个被日子推。到头来，谁也没比谁更明白。
她凌晨三点煲的那锅汤，我半夜抢的那颗白菜，他在民政局门口摁灭的烟头。
书放回原处的时候，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下午。
她从那辆停得歪歪的桑塔纳上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笑了一下。
我当时以为，我们俩中间，总有一个会走出去。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