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来得急。九月底，厂门口的杨树一夜之间全黄了，扫地的老孙头说，今年上冻早，四十五天，一天不多。
我把长顺从广东寄回来的汇款单摊在炕上，一共十一张。最后一张是六月，三百块，字迹比前十张都歪。
县邮局的人说，广东那边七月以后，就没他的信了。
小叔子赵长贵昨天来过，说要替我「保管」房本。他走的时候把半包烟落在门槛上，我捡起来扔灶坑里烧了。然后我从柜子最底下翻出长顺去年留下的那个帆布包。
里面的东西我攒了三个月，就等上冻。
一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来得急。
九月底一场霜下来，厂门口那两排杨树一夜黄透。扫地的老孙头把叶子扫成一堆一堆，嘴里骂着，说今年上冻早，四十五天，一天不多。
我在食堂后头揉面。手背上的口子一按就裂，白面渗进去，蒸熟了看不出来。
十点，桂芝掀帘子进来，棉手套没摘。
「秋云，通知贴出来了。」
「哪个。」
「食堂的。」
我没停手。一屉馒头醒着，十一点得上锅。
「十月三十一号，食堂停办。」她把一张纸搁在面案边上，「名单上头一个是我，第二个是你。」
我把面团翻了个面，按下去，再翻回来。
「买断工龄，一年四百八。我算过了，十四年，六千七百二。你比我多两年，你七千六百八。」
「算得挺快。」
「我男人昨晚就算完了，他是会计。」
灶上的汽把帘子顶得一鼓一鼓。我把面团揪成剂子，一个一个码进笼屉。
「你不问为啥是你？」桂芝说。
「食堂九个人，停了就都停。」
「不一样。你是面案，厂长外甥媳妇在库房，人家留了。」
我把笼屉盖上，拿抹布擦了擦手。
「桂芝，把手套摘了说话。」
她愣了一下，摘了。
「我不冲你。」我说，「我问你，这通知是今早贴的？」
「八点。」
「那你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桂芝眼睛往窗口那边看。
「行。」我说，「知道就知道。中午照常打饭，车间那帮人不能饿着。」
中午窗口前排队排到门口。前面的人不看菜，看我。
「秋云，听说食堂要黄了。」
「还没黄。」
「那你咋整。」
「我还没想。」
后头有人小声说话，前头的人笑了一声，又收住。
我给他多舀了半勺土豆。
最后一个打饭的是三车间的老马。他把饭盒递过来，压着嗓子说：「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我得罪谁了？」
「我瞎说。你别往心里去。」他端着饭盒走了，走了三步又回头，「秋云，真黄了，你跟我说一声。」
下午收工，我把剩的馒头数了一遍，二十七个。往常剩不下这些。
回家路上经过厂部，那张通知还贴着，纸角让风吹起来又落下去。老孙头在旁边扫叶子，扫到我脚边，没抬头。
「孙叔。」
「嗯。」
「今年真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十月十五头一场雪，十一月二十就封地。」他把叶子往簸箕里扒，「你办啥事，趁早。」
我到家还没换衣裳，院门口就响了喇叭。
赵长贵把车停在门口，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瓶酒，往桌上一放，瓶底磕得桌面一响。
「嫂子，做饭呢。」
「没做。你吃了？」
「吃了。」他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搓了搓。他开货车，手黑，指甲缝里洗不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
「说。」
「我哥在外面欠了钱。」
我把炉子上的水壶提起来，给他倒了半缸子。
「多少。」
「两万。」
「谁说的。」
「包工头打电话到运输队了。人家找我，不找你，怕你一个女人家扛不住。」
我把缸子往他那边推了推。
「长贵，你哥去年三月走的，到今年六月，寄回来十一张汇款单。最多的一张八百，最少的三百。」
「广东那边花销大。」
「嗯，大。」我坐下来，「那他欠人家两万，钱花哪了。」
「我哪知道。他那人你还不清楚，手里有钱就攥不住。」
「你咋知道是两万。」
「人家说的。」
「人家打电话到运输队，正好你接的？」
「对。」
「运输队三部电话，你守着一部。」
赵长贵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嫂子，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纸，摊开，「房子是他名下的。他欠了钱，人家要抵。你签个字，我先替你代管着，等他把钱挣回来再说。」
纸我看了一眼。上头的字是找人写的，横平竖直，一看就是中学老师的手笔。
「后天我来拿房本。」他说，「你这两天想清楚。」
「行。」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烟掏出来点了一根，抽了两口，掐了，把剩下半包往门槛上一搁。
「嫂子，你一个人过不容易。」
「嗯。」
他上车走了。喇叭按了两声。
我把门槛上那半包烟捡起来，扔进灶坑。火苗舔上去，纸壳子卷了一下，冒了股蓝烟。
然后我进里屋，把柜子最底下那个帆布包拖出来。
包是长顺走那年留下的，军绿色，带子上还别着他厂里的出入证。拉链坏了一半，我拿手掰开。
上头是件旧工作服，洗得发白，领子上有块烧焦的洞。
工作服底下是个牛皮纸袋，我按了按，硬。
纸袋上面压着一张对折的纸。我展开。
长顺的字，写得很急，笔画都往外跑：
「秋云，别怕。有事找老崔。」
我把纸折回去，捏在手里坐了一会儿。里屋没开灯，窗户上是院里那棵榆树的影子，风一动，影子就动。
纸袋里有东西硌手，一叠，边上还硬。
我没拆。
外头有人喊收破烂，声音从胡同口一路过去。
二
职工会定在早上八点半，厂部二楼。
我到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三十来号人，食堂九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前头黑板上还留着上个月的生产进度，「九月份任务：1200 台」，1200 底下画了三道杠。
韩德福坐在长桌后头，桌上一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漆掉了一半。
「今天就说一件事。」他把缸子往边上一推，「食堂办不下去了。厂里亏损，一年贴进去四万多，谁摊谁心疼。」
底下有人咳嗽。三车间的老马把腿往前伸，鞋跟蹭着地。
「从十一月一号起，食堂交给县里王福来承包。人家自己出人，自己出菜，工人照常吃，价钱不涨。」
「那我们九个人呢。」后头有人问。
「买断。一年四百八，签字当天给钱。」韩德福翻了一页纸，「桂芝，六千七百二，秋云，七千二百。」
「厂长，我十六年。」我说。
他抬了下头。
「我一九八一年进厂，先在铸造车间抬砂箱，八六年调到食堂。十六年。」
「账上有你的工龄。」他说，「按账上来。」
「账上写的是十四年零十个月。剩下一年两个月，是九〇年到九一年，厂里放假，我在食堂看库房，没给记工。」
屋里没人说话。窗外老孙头在扫叶子，扫帚刮水泥地，一下，一下。
「这个后头再说。」韩德福说，「今天主要是让大伙知道个信儿。」
「那我问一句。」我说，「食堂的设备、库存的白面、还有库房里那两桶豆油，怎么算。」
「并到承包里去。人家接手，东西得给人留着用。」
「设备是厂里拿折旧费买的，白面是上个月刚进的，账上还在。并出去，走没走评估？」
韩德福把缸子端起来，又放下。
「林秋云，你在食堂干了十几年，什么时候管过账。」
「我不管账。我在面案，白面多少钱一斤我天天摸得着。」
后排有人笑。韩德福脸往下沉了沉。
「方案是厂部定的。职工代表都签过字了。」
「我签过吗。」
他愣了一下，翻纸。
「你是职工代表。」
「我是。我签过字吗。」
屋里静下来。我听见后排有人挪凳子。
「这个……签字是分片签的，你可能那天不在。」
「我天天在。我一天三顿在这儿蒸馒头。」
老崔这时候抬了下眼皮。
崔守义坐在长桌最边上，六十二，头发白了一半，原三车间主任，退下来在工会。他手里捏着支铅笔，笔尖一直在纸上点，点出一个一个黑点。
「行了。」韩德福把纸合上，「签字的下午到劳资科。不签的，月底走人，一分钱没有。」
我说：「厂长，我要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
「食堂黄了，是厂里的事。我们九个人，是厂里的人。怎么安置，有没有文件，得有个说法。」
「文件在劳资科。」
「那我下午去劳资科看文件。」
散会的时候，人往外走，谁都不挨着谁。桂芝走在我后头，走到楼梯口拽了我一把。
「你刚才那样，」她声音压得低，「你不怕？」
「怕。」
「那你还说。」
「我怕他先把我话堵死。」
出了厂部，我没回家，绕到工会那间小屋。老崔在里头泡茶，暖瓶塞子拔出来冒白气。
「崔叔。」
「嗯。」他没抬头，把开水倒进缸子，茶叶沫子浮上来。
「我男人去年走的时候，跟你说过话吗。」
他把暖瓶放下。
「说过。」
「说啥了。」
「他说他出去两年，挣够钱回来买台小四轮。」老崔吹了吹茶叶，「他还说，要是有个万一，让我照看你。」
我站在门口，手在门框上按着。
「崔叔，食堂的事——」
「材料备齐了再来找我。」他打断我，「空口说白话，我这儿一句都递不上去。」
「备什么材料。」
「你自己想。想不全，我告诉你也没用。」
他把茶缸推到我面前。
「喝了再走。凉了不好喝。」
下午两点，我去了县西头的砖瓦胡同。李二柱家在最里头，院墙是旧砖垒的，墙头插着玻璃碴。
院门虚掩着，我推开。
马凤兰在晾衣裳，看见我，手停在半空。
「嫂子。」
「秋云啊。」她把衣裳往绳上搭，「你咋来了。」
「二柱啥时候回来的。」
「没回来。还在广东。」
「他跟你通过信吗。」
「通。上个月还寄了钱。」
「二柱跟长顺一个工地？」
「一个。」她把夹子往盆里一扔，「秋云，我这衣裳还没晾完，孩子放学得吃饭。」
「嫂子，我就问一句。七月份，工地是不是出过事。」
马凤兰弯腰去端盆，盆里的水晃了一下。
「我不知道。二柱不说这些。」
「他没说，还是你不让说。」
她端着盆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秋云，」她背对着我，「有些事知道了，你也办不了。你一个女人家，办不了。」
门关上了。
县劳动局在县政府后院那栋楼，二楼。走廊里有股消毒水味，墙上贴着「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207 的门开着，里头一个小伙子，二十七八，戴眼镜，正在盖章。
「同志，我咨询个事。」
「说。」
「我爱人在广东打工，出了工伤。我要给他申请工伤认定。」
他把章放下，看了我一眼。
「哪儿的单位。」
「广东的工地。」
「那你上广东去。」
「人回不来，我在这儿申请行不行。」
「不行。」他翻出一本册子，「工伤认定归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行政部门管。他参保在哪儿？」
「他没参保。农村户口，跟着包工头走的。」
「那就更麻烦。包工头有没有营业执照？」
「不知道。」
「不知道就查不了。」他把册子合上，「再说了，申请得有条件。第一，单位的工伤报告；第二，医院的诊断证明；第三，事故发生的证明材料。三样你有哪个。」
「都没有。」
「那你申请什么。」
「我可以自己去要。」
「你自己去要，人家给你吗。」他把笔拿起来，「你先找厂里开证明，证明你爱人原来是我们厂职工，再拿着证明去广东。要来材料，再回来。」
「我爱人原来在红星机械厂，九六年下的岗，档案还在厂里。」
「那就先找厂里。」
我站着没走。
「同志，他最后一次往家寄钱是六月。七月以后没信了。」
他把笔停了半秒，又接着写。
「这种情况你得上法院宣告失踪。两年。」
「两年之后呢。」
「两年之后你才能处理他的事。」他把盖好章的材料摞好，「大姐，我跟你说实话。这类事，我们见得多了。人不回来，钱要不回来，最后都是一场空。你要是家里困难，去民政局问问，看能不能办个低保。」
我从楼里出来，站在台阶上。
风从西边过来，把院里的杨树叶子刮得哗哗响。台阶下头有个卖烤地瓜的，铁皮桶里冒着烟，甜味飘过来。
我兜里揣着三块六。
买了两个地瓜，一个当场吃了，一个拿纸包着，揣怀里。
邮电局就在街对面。我进去打电话，打到广东汕头，号码是长顺上回信里写的工地旁边小卖部。
「喂，找一下赵长顺。」
「谁？」
「他媳妇。我找赵长顺。」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有电流声。
「这个号停机了。」
「啥时候停的。」
「早停了。这店换人了。」
我放下电话，手在话筒上按了一阵。
「秋云？」
我回头。老姜头在柜台后头，戴着套袖，手里一本挂号信册子。
「你来得正好。」他把册子往柜台上一摊，「有个包，上礼拜退回来的。」
「什么包。」
「你男人的。从广东汕头退的，退回原因写着『查无此人』。」
他从柜台底下拖出一个编织袋，蓝白条纹，捆着两道塑料绳。
「签个字。」
我签了字，把袋子抱到门口的台阶上，解开绳。
里头是一床旧棉被，卷着，一股潮味。棉被里裹着一件衬衣、一个搪瓷缸子、一双胶鞋。
最上头压着一顶安全帽。黄色的，边上磕掉一块漆。
我把帽子翻过来，帽檐内侧写着一行字，蓝墨水，笔迹被汗浸得发花：
「秋云，别哭。我还能干。」
我蹲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把帽子扣回袋子里，重新捆绳。
捆了三回没捆上。
三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顶安全帽装进布袋，去了厂里工会那间小屋。
老崔正在擦他的自行车，链子上油，一手黑。
「崔叔。」
「东西带来了？」
我把帽子掏出来，放在他桌上。
老崔看了半天。他伸手把帽子翻过来，看帽檐里那行字，手指头在那行字上摸了一下，又缩回去。
他把门推上，插销插了。
「秋云，我问你一句实话。」
「你问。」
「你这三个月，为啥不去广东。」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我去了，这个家谁看着。」
「这不是实话。」
屋里静着。窗外有人在敲铁皮，一下一下，很远。
「崔叔，我要什么材料。」
老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拿铅笔在纸上画杠。
「四样。第一，你男人在红星机械厂的用工证明，档案在劳资科，你自己是职工，能调。第二，他跟工地签的劳务协议，或者包工头给过的工钱单据，能证明他跟谁干。第三，事故证明，工地出的，或者当地劳动部门出的。第四，医院的诊断。」
「工友的证言要不要。」
「要。」他抬了下头，「越多越好，按手印，写清楚哪天、几点、在哪个位置、谁看见了。」
「这些东西我啥时候要？」
「越快越好。」他把铅笔放下，「单位三十天内该报工伤，没报，家属自己能在一年内报。你男人七月出的事，你还有九个月。」
「九个月够。」
「够，也不够。」老崔说，「广东那边一拖，九个月就是九个月。」
我把纸折起来，塞进兜里。
「崔叔，还有一件事。」
「说。」
「食堂是职工福利设施。处置这个事，上不上职代会。」
老崔把铅笔捡起来，在纸上点了一下。
「你比我想的明白。」
「厂里说职工代表都签过字。我没签过。」
「那你就去查会议记录。」他站起来，把自行车往墙边推，「记录在厂办，你去调，看日期。」
「调得出来吗。」
「你是职工代表，你有这个权利。」他顿了顿，「调不出来，说明问题更大。」
我走到门口，回头问了一句。
「崔叔，你为啥帮我。」
老崔把抹布叠好，搭在车座上。
「我欠你男人一顿酒。」
他说完就低头擦车把，没再抬头。
档案室在一楼最东头，铁门，窗户上糊着报纸。管档案的是小丁，二十四五，去年从技校分来的。
「林姐。」
「小丁，我调个材料。」
「调啥。」
「我自己的用工档案。八一年到九六年。」
小丁翻了一阵，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抖了抖。
「林姐，你这个记工表缺一段。九〇年到九一年，一片空白。」
「那一年厂里放假，我在食堂看库房。」
「看库房没记工，就不算工龄。」他把表摊平，「你这个得找劳资科补，得有当年的考勤，或者有人证。」
「我知道。」
我把表看完，又问了一句。
「小丁，厂办前阵子的会议记录，在你这儿吗。」
小丁的手在抽屉上停住。
「林姐，你要那个干啥。」
「我是职工代表，我看看我自己签没签字。」
他往门口看了一眼，走廊上没人。
「记录不在我这儿。在厂办机要柜。」他压低声音，「不过我这儿有一份复印件，是给工会报的。」
「能看吗。」
「不能带走。」
「我不带走。」
小丁从最底下一层抽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翻开，摊在我面前。
九月十八，厂部会议：同意食堂对外承包，承包方王福来，承包期三年，年租金八千。
九月二十六，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食堂停办及人员安置方案。
我把两个日期看了三遍。
「小丁，笔借我。」
他把笔递过来，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把两个日期抄下来，一个字一个字抄，抄完对着看了一遍。
「林姐。」小丁声音发紧，「你别说是从我这儿看的。」
「我不说。」
「我妈以前也在食堂干过。」他把文件夹合上，塞回最底下，「她说你蒸的馒头是厂里最好的。」
我把纸折成四折，塞进内衣口袋。
「小丁，那一年我看库房，你们家是不是也在放假。」
「在。」
「你妈那年记工了吗。」
「记了。」他低着头，「我妈是正式工，我是子弟。」
我没说话。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我刚把炉子点着，院门口又响喇叭。
这回进来两个人。赵长贵在前头，后头跟着个生面孔，四十来岁，穿一件夹克，头发抹了油。
「嫂子，这位是吴会计，包工头那边的人。」
吴会计伸出手，我没接。
「坐吧。」
吴会计坐下，把一个黑皮包放在腿上，拍了拍。
「赵嫂子，事情呢，赵师傅跟我说了。咱们都是实在人，把话说明白。赵长顺在我们工地上欠了两万块钱，工钱预支的，有账。这笔账，工地不追了，房子抵过来，我们两清。」
「账呢。」
「账在汕头。」
「那你把账拿来。」
「来回一趟一千多公里，谁跑。」
「我跑。」我说，「你把地址给我。」
吴会计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眼睛没动。
「赵嫂子，你不懂这里头的规矩。这种事，讲的是个快。你签了，房子我们接手，账一笔勾销，你落个干净。」
「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我说，「我有一半，他那一半，要处分，得有他的委托书。」
「他在外头，哪来的委托书。」
「那就得有法院的判定，或者他本人回来。」
吴会计把黑皮包的拉链拉开一半，从里头抽出一沓钱，拍在桌上，压在协议上。
「两千。你先拿着，办手续的时候再给三千。」
我把那沓钱推回去，推得很慢，一直推到他手边。
「吴会计，我不识字，但我认数。」我说，「我男人六月寄回来三百块，七月以后一分没寄。你说他欠你们两万，那他这两年挣的钱，挣给谁了。」
吴会计把手缩回去，钱散在桌上。
「赵嫂子，你这话说得不好听。」
「我说话一直不好听。」
赵长贵在旁边坐着，一直没吭声，这时候把烟按在缸子里。
「嫂子，你别听人挑唆。」
「谁挑唆我了。」
「你这两天跑劳动局，跑档案室，全厂都传开了。」
「我去问个事，犯法？」
「不犯法。」赵长贵嗓子提起来，「可你这么闹，我哥在外头还怎么干。人家一看家里有人闹，工钱都不给结。」
我把桌上的钱收起来，一沓，理齐，放在他手边。
「长贵，你说你哥欠两万，你把这句话写下来。」
「写啥。」
「写清楚：赵长顺欠工地两万元，由赵长贵代还，房子抵账。签你的名，按你的手印。」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点慌。
「嫂子，你让我写这个干啥。」
「我明天就签你那份协议。」我说，「你写下来，我心里有个底，将来你哥回来，我好跟他说清楚。」
赵长贵的手在裤腿上擦了擦。
吴会计在旁边轻轻敲了下桌子。
「写吧。写清楚了好。」
赵长贵拿起笔，写得慢，写完把纸推给我，签了名，我递过印泥，他按了手印。
我把纸拿起来，对着灯看了两遍，折好，塞进内衣口袋。
「后天早上，我在家等你们。」
他们走了以后，我把十一张汇款单摊在炕上，一张一张数。
六千三百。
我把那句「由赵长贵代还」念了两遍。
念第二遍的时候，我听见院门响了一下。
四
来的是马凤兰。
她站在院里，没敢进屋，手里攥着个信封，攥得皱了。
「嫂子，进屋坐。」
「不坐了。」她往身后看了一眼，「秋云，我说完就走。」
「你说。」
她把信封递过来，手在抖。
「二柱前天打了个电话到街道，让王主任转告我。他说，让我把那个东西给你。他不敢自己给。」
我把信封拆开。里头一张信纸，还有一张复印纸，复印得发灰，边上缺了一块。
信纸上就三行字，字歪得厉害：
「嫂子，对不住。七月十九号，架子塌了。长顺哥在最底下。你要办他的事，这个纸你能用。别说是俺给的。」
那张复印纸上头一行字：《事故经过说明》。
我拿进屋，凑到灯下看。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十分，本工地三层外脚手架局部失稳，三名作业人员坠落。伤者赵长顺，男，三十八岁，腿部受压，失血。因就近救治，送双河镇卫生院处理。特此说明。汕头市××建筑工程队，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
底下盖了个章，红的，盖得偏，一半压在字上。
我把纸放在炕沿上，坐了很久。
「嫂子。」马凤兰在门口，声音很低，「二柱说，包工头给了他们三家一人两千，让他们别往外说。二柱拿了。他拿了钱，晚上睡不着，喝了半年的酒。」
「长顺呢。」
「长顺伤得最重。镇上那个卫生院接骨没接好，后来发烧，人迷糊。包工头怕人死在工地，八月里让人把他送回东北了。」
「送回哪儿。」
「二柱只知道是个姓卢的，在双河镇那边，是包工头的表舅。」她抹了下眼睛，「秋云，我男人怂，我对不住你。」
我起身，给她倒了杯水。
「凤兰，坐下。你帮我把知道的全写下来。」
「我写不好。」
「你咋说，我咋写，你按手印。」
我们坐在炕桌上写了半宿。哪天二柱走的，哪个工地，包工头叫陈金水，四十来岁，汕头口音，工地几号院，几层架子，几点塌的，谁先掉下来，谁喊的人，长顺压在哪个位置。
写完，我念一遍给她听，问她改不改。
她摇头。
我拿印泥，她按了手印，按了三回，第一回印太浅，第二回手抖，第三回才清楚。
她走的时候，天快亮了。
「秋云，」她在门口回头，「你一个人去双河镇，行吗。」
「行。」
「你咋知道是双河镇。」
「我不知道。」我说，「我先去找姓卢的。」
门关上以后，我把帆布包拖出来，把那个牛皮纸袋拆了。
里头三样东西。
一张剪报，从《工人日报》上剪的，讲工伤认定怎么办，报上有红笔画的杠。
一份劳务协议，油印的，一九九六年三月，甲方「陈金水」，乙方「赵长顺」，月工钱六百，管吃管住，签名处两个指印。
还有一张纸，写了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双河镇，卢家屯，卢守田。
纸背后一行小字，是长顺的笔：「这人还行。」
我把四样东西摊在炕上：用工档案的抄件、劳务协议、事故说明的复印件、马凤兰按了手印的证言。
一样一样对。
窗纸开始发白。院里那棵榆树的影子淡下去。
我把地瓜从怀里掏出来，纸包着，还是温的。放了一夜，皮皱了。
我重新包好，放进布袋，和那顶安全帽放在一起。
五
去双河镇的班车早上六点二十开，县客运站，票价两块八。
车上坐的多是赶集的，抱着鸡，捂着筐。车开出土路，窗户缝里灌进风，一层土。
两个半小时到镇口。往卢家屯还有八里，我搭了一辆拉玉米秆的三轮，坐在秆子上，到地方一身草屑。
卫生院在小学对面，两排平房，墙刷的白灰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红砖。
挂号窗口没人。我敲了两下玻璃，里屋才出来个老头，六十来岁，白大褂的扣子系错了一个。
「看病？」
「不看。我来要个证明。」
「啥证明。」
「今年七月十九，有个叫赵长顺的，腿砸了，送到这儿来过。」
老头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屋，从柜子里抱出一摞本子，本子角都卷了。他翻，翻到七月，手指头在纸上点。
「赵长顺，男，三十八。」他把本子转过来给我看，「七月十九，晚上八点。右小腿开放性骨折。处理：清创，复位，夹板固定。八月一日转出。」
我一个字一个字看。
「转哪儿了。」
「没写。」
「为啥不送县医院。」
「送他来的人说是自己从架子上掉下来的，身上没钱，让先接上再说。」老头把本子翻回去，「县医院要押金，他说没有。」
「大夫，这条腿保得住吗。」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
「我跟你说实话。」他说，「接骨没接好。十来天以后化脓，人烧到四十度。我这儿治不了，让他们转。转到哪儿，本子上没记。」
「他们转了？」
「转了。抬上车的时候人已经迷糊了。」
我把手放在柜台上。
「大夫，我要一张证明。」
「证明不能随便开。」他把本子合上，「得本人来。」
「本人在卢家屯。」
他的手停在半空。
「卢家屯？」
「卢守田家。」
老头往椅背上靠了一下。
「卢守田是他表舅。」他说，「送他来的那三个人里，有一个就是卢守田。」
我没说话。
老头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拿起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两下。
「写啥。」
「写清楚哪天来的，什么人，什么伤，怎么处理的，哪天转走的。」
他一笔一笔写，写到「转出」那两个字停了一下，抬头问我：「转出原因写啥。」
「写伤情恶化，转上级医院。」
他写了。写完从抽屉最里头摸出个木章，红泥干了，他往印泥盒里按了两下，哈了口气，往纸上一盖。
章盖得正。
我把纸拿起来，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最后那行是「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
「大夫，这个证明，将来办残疾证能用吗。」
「能用。」他把钢笔帽拧上，「你拿着这个，到县里、到市里，都认。」
我把纸折成四折，塞进内衣口袋，按了两下。
「大夫，我再问一句。那天送他来的人，长什么样。」
老头想了一会儿。
「四十来岁，穿件夹克，头发抹了油。」他说，「他在门口抽烟，不进来。走的时候塞给我两百块钱，让我写证明的时候，别写『工伤』两个字，就写『自己摔伤』。」
他抬起头。
「干。」
「明天早上五点，到后门。煤得提前拉，火不能等。」
「干。」他又说了一遍。
他推着空车走了。车轮在雪地上压出两道印子，一会儿就被新雪盖住。
天黑的时候，老崔来了，拎着一瓶酒、一条咸鱼。
我们在屋里摆了个小桌。长顺不喝酒，倒了半杯，摆着。
老崔喝到第三杯，话多了。
「长顺，我跟你说个事。」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去年你走前那顿酒，你说的话，我一直没跟秋云说。」
「崔叔。」长顺抬了下头。
「今天得说。」老崔转向我，「秋云，他去年三月找我，不是托我照看你。」
我把筷子放下。
「他是托我盯着厂门口那三间空房。」老崔说，「他说，食堂早晚得黄，厂里那帮人吃不上热饭。他说他媳妇手艺好，一个人能撑起一个灶。他出去干两年，攒个本钱，回来让她盘下来。」
屋里静着。炉子上的水壶响了，嘶嘶的。
「他说买小四轮，是唬你的。」老崔把酒喝了，「他怕你不让他走。」
我看着长顺。
他低着头，手在桌沿上搓。
「你咋不跟我说。」
「说了你能让我去？」
「不能。」
「那不就完了。」他抬起头，眼睛有点红，「秋云，我算了两年。我算着攒够一万，回来正好赶上食堂黄。我没算到架子塌。」
我把他的杯子往他那边推了推。
「喝一口。」
「我不喝。」
「喝一口。今天不喝，明天腿疼你又要骂人。」
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皱起脸。
老崔笑了。笑完把杯子放下，从怀里摸出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张纸，折成四折，边上磨毛了。
「这个，你走前塞给我的。」他对长顺说，「你说要是有个万一，让我给秋云。」
我把纸展开。
上头是长顺的字，写得很急：
「秋云，别怕。有事找老崔。厂门口那三间房，别让人租去。」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墨淡了：
「我要是回不来，你别等。」
我把纸折起来，折成原来那四折，压在枕头底下。
外头风大，把窗户纸吹得响。
「长顺。」
「嗯。」
「明天开始，你去食堂烧火。」
「我这样能干啥。」
「烧火不用腿。」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几缸。」
「三缸。」
「不够。往年都腌四缸。」
「今年就三缸。」我把缸盖压上，往上头搬了块青石，「多一缸，给饭馆留着。」
他抬起头。
「啥饭馆。」
「厂门口那三间房。」我说，「我明天去谈。」
雪又下起来了，落在缸盖上，落在青石上，一会儿就化。
院里那棵榆树的叶子早落光了，枝子伸在黑天里。
屋里炉子烧得旺，铁皮烟囱往外冒白烟，顺着风往西边倒。
「秋云。」
「嗯。」
「那树，今年黄了没。」
「黄了。」我说，「落了。」
「明年还长？」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