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空盒子
分手那天，周砚只带走了一只黑色行李箱。
我站在玄关，把钥匙搁在鞋柜上，提醒他：“书房最上面的盒子，别忘了。”
那里面装着我们七年的录像带。第一次旅行、他在出租屋给我煮面、母亲最后一个生日，都在里面。
周砚换鞋的动作停了一下，没回头：“你留着吧。反正你比我会保存东西。”
门关上后，我才发现盒子已经空了。
准确地说，只剩一盘。
白色标签上是他的字：六月十七日，勿动。
六月十七日是我母亲过世的日子。
三年前的六月十七日，我在外地出差，周砚说医院打来电话时已经太晚。他赶到的时候，母亲没留下话。
我问过很多遍，她最后痛不痛，有没有叫我的名字。他总说别想了，人要往前看。
我把那盘录像带握在手里，外壳一角磨得发白。周砚从来不让我碰这只盒子，说磁带受潮，等他找人转成数字文件再给我看。
现在他走了，却只把这一盘留下。
我给他打电话，铃响了很久才接通。
“其他带子呢？”
“我拿走了。有公司的素材，整理完还你。”
“我妈的生日也在里面。”
电话那头安静片刻，他说：“林见微，我们刚分手，你能不能别再用你妈的事跟我吵？”
我怔住了。
他从前不会说这种话。母亲刚过世那阵，我半夜梦见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哭，周砚会起床给我倒温水，陪我等天亮。
可也是他，在我们订婚宴前一周，把我的名字从纪录片主创名单里删掉，说投资方只认他。
也是他昨晚对我说：“你不过做了些整理工作，没有我，你的片子根本拍不出来。”
“我不是想吵。”我说，“我只想拿回我的东西。”
周砚在电话里叹了口气：“等我忙完。”
他挂断了。我把录像带装进帆布包，决定自己找地方修机器。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我们共同住了四年的房子，而是去朋友苏乔家借住。她把沙发上的抱枕收起来，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床干净被子，问我要不要吃东西。
我说不饿。她便没有再问，只把一杯温水放在茶几上。
半夜我听见她起床，轻手轻脚地给我关上客厅的窗。第二天我醒来，桌上有一张便条：冰箱里有粥，锅在下面的柜子。我要赶早班，你慢慢收拾。
粥放在一个玻璃保鲜盒里，米粒煮得很软。我热了半碗，吃到一半突然想起周砚曾经嫌我煮粥总忘关火。有一年冬天，我把锅底烧焦，他回来后没有骂我，卷起袖子洗了半小时锅，还说以后早饭他做。
后来很多个早晨，他确实比我先起床。厨房里有切菜声，我抱着被子赖床，闻到热粥的味道才肯起来。
我盯着碗沿发呆。我们分手并不是因为一顿饭、一句话，甚至不只是因为那部片子。过去一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告诉他，我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有不同想法。每次话说到一半，他会先列出资金、工期、人员困难，让我觉得自己只看见委屈，没有看见现实。
他说的困难都存在。钱要付给员工，设备要租，合同也有期限。可现实总要有人让步，而那个主动让步的人，常常是我。
苏乔午休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回去收拾东西。她说可以请半天假陪我，我拒绝了。我和周砚已经约好，他下午不在家，我会把自己的衣服和设备拿走，再把钥匙留下。
“一个人能搬吗？”苏乔问。
“搬不完就叫车，多跑两趟。”
回到家时，餐桌上还放着两只杯子。我的杯底压着一张便签，是上周写给他的：冰箱里的牛奶快过期了，记得喝。
字迹还是我习惯的样子，最后一笔往上翘。我把便签撕下来，团成小球，又重新展开，放进纸箱。
并不是因为想留作纪念。只是我突然想看看，那时候的自己到底有多少话，是写在便签上而没有说出口的。
晚上东西搬完，我发现电脑充电器落在了书房。爬上椅子找时，我又看见放录像带的盒子。它曾经很重，现在拿下来，却轻得让我手腕猛地抬高。
里面只剩那一盘。标签上的日期和周砚说过的那些话，一起涌上来，让我站在原地，连椅子都忘了收。
第二章 修机器的人
城南旧电器市场快拆了。最后一排还开着一家店，门口挂着褪色的牌子：修相机、录像机、转录老带。
老板姓陈，戴着老花镜，先检查了带壳，又看了看我的手。
“你别自己拧，带子卡了会断。”
我问他多久能看。
“机器要先清理。两天吧，别急。”
我当然急。母亲去世三年，我有许多事想不起了：她做饭时系哪条围裙，叫我起床时先敲几下门，笑起来左边脸颊有没有酒窝。
我以为遗忘是一种背叛，常常闭着眼用力回忆，越用力，脸越模糊。
陈师傅把带子放进透明袋，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临走时我接到公司人事电话，通知我下周一办理交接。
“项目已经定下来了？”我问。
“周总说你个人原因退出，补偿方案发你邮箱。”
那个项目叫《回家的路》，是我和周砚一起做了两年的口述影像。我们去过十几个县城，拍那些被留在老房子里的老人。
选题是我做的，采访提纲是我写的，素材有一半是我扛着机器拍的。周砚负责融资和后期，我们说好署联合导演。
直到投资方要求他个人签独家，周砚告诉我，先把项目做出来，署名以后再商量。
“以后”这两个字，我们用了太多年。
我站在市场门口，把邮件从头读到尾，拒绝了那份写着“自愿放弃全部创作权益”的协议。
人事很为难：“林姐，周总说你应该理解他。”
我说：“你把我的回复原样转给他。”
挂断电话，我给之前对接过的制片人发消息，询问素材存档和合同附件。她很快回我：见微，你先找律师看看，我把你能查的资料发给你。
她没有说支持我，也没有劝我大度。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回了一个谢谢。
我在市场外等车时，给苏乔发了消息，说带子可以修，但要等两天。
她回我一个“好”，又问要不要陪我吃晚饭。我们约在她公司附近一家面馆。她点牛肉面，我点了素面，热气从两只碗里往上冒。
“你不是一直想看这些录像吗？”她问。
“嗯。之前他说要转格式，我等他找人。”
“等了多久？”
“三年。”
苏乔握筷子的手停了一下，没有说“你怎么这么傻”。她只是把醋瓶递过来。我倒了半勺，想起母亲做面时，总把醋放在桌上让我自己加。她怕我吃得太酸，却从不直接替我决定放多少。
我告诉苏乔人事电话的事。她听完，问我有没有留底稿和邮件。
“有一部分在我自己的硬盘里，还有一部分在公司服务器上。”
“你先把自己能拿到的整理好。公司的东西不要擅自带走，可以问问律师应该怎么保全。”
我点头。周砚从前管合同和设备，我负责采访和剪辑。有几次我说重要文件要单独备份，他答应了，后来总有更急的事。现在我只能把自己的移动硬盘翻出来，一层层找。
那天夜里，苏乔坐在旁边陪我。她负责念文件名，我负责判断内容。有一次她念出“老屋最终版、老屋最终版二、老屋真的最终版”，忍不住笑出声。
我也笑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命名是我和周砚一起留下的习惯。每剪完一版，我们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修改，第二天又会被投资方的意见打回来。
笑完以后，我点开其中一份文档。页面上有我写的采访问题，也有周砚用另一种颜色标出的建议。我们曾经在这些小字之间认真讨论，怎样不让镜头打扰一个人的生活。
我把文件复制到新文件夹，写上日期和来源。苏乔问：“要不要把你们的聊天记录也导出来？”
“工作相关的可以。”我说，“其他的先不用。”
聊天记录太长，我还没有力气从第一句看到最后一句。我只能先做眼前能做的事：找出文件、列清单、预约律师，再等陈师傅打来电话。
凌晨一点，苏乔给我盖上毯子，说剩下的明天再弄。我关掉电脑，躺在沙发上，想起母亲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
那天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拍完这组素材就回。她说好，又问外面冷不冷。我正忙着调整收音，回答得有些急：“妈，我穿了外套，您别操心。”
她沉默了一下，说：“好，那你忙。”
那句“你忙”，我后来听过无数遍。每想起一次，都想回到电话里，告诉她我其实有时间多说两句。
可我只能在黑暗里睁着眼，等天亮。
第三章 六月十七日
两天后，陈师傅打来电话，说磁带能放，但中间有一段受损，需要慢慢转录。
我请了半天假，坐在店里等。屏幕闪了几下，出现一片晃动的白墙，接着是母亲的脸。
她躺在病床上，头发稀疏，身上盖着蓝白条纹的被子。
“这个灯是不是亮着？”她伸手摸镜头。
画面里传来周砚的声音：“亮着。阿姨，您慢点说。”
母亲笑了一下：“见微这个孩子，小时候嘴硬。她不爱吃香菜，还非说自己什么都吃，怕人家觉得她挑。”
我捂住嘴。
她说的话很琐碎，像坐在厨房择菜，想到哪里说哪里。她叮嘱我胃不好，别空腹喝咖啡；说阳台那盆茉莉花冬天要搬进屋；又说家里床底下有个饼干盒，盒子里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她说：“见微，妈妈没本事，给不了你什么。你以后……”
画面突然跳了一下，只剩刺耳的杂音。
陈师傅按了暂停：“这里磁粉掉得厉害，我再试试。”
我看着屏幕里凝住的母亲。她的嘴唇微微张着，像一句话说到一半。
“这是她走的那天？”陈师傅轻声问。
我点头。
他说：“画面右下角日期像是十六号。你看，这个字虽然花了，但不是七。”
我凑近看，红色的数字在雪花点里晃动，确实是六月十六日。
我记得那天。我在省外拍摄，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没人接。周砚告诉我，她睡着了，医生说情况稳定，让我安心工作。
如果她那时已经在录遗言，为什么他不让我回去？
第四章 稳定
我没有先去质问周砚。
过去三年，每当我对那几天有疑问，他总能给出一个答案：护士记错了，医院太忙了，你那时候精神不好，很多事没听清。
他说得太多，我渐渐相信自己的记忆不可靠。
我先找到当年的病历复印件。上面的病情记录我看不全，只能确认六月十六日下午，母亲的情况发生过变化，医院与家属沟通过。
周砚当时是紧急联系人之一。我的号码也在登记表上。
我又找到那天的通话记录截图。当年我为了报销出差话费保存过。下午四点零七分，有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持续了十七秒。
我完全想不起来接过这个电话。
仔细看才发现，备注写着“未接”。当时我在山里拍摄，手机没有信号，晚上回住处后只看见周砚发来的一句：阿姨今天挺好，别担心。
医院打来电话时没接通，之后为什么没再联系我？病历里没有答案。
我给周砚发消息，问他十六号下午医生说了什么。
他很快回复：过去这么久了，我记不清。
我把录像带的照片发过去。
屏幕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又消失。过了十分钟，他直接打来电话。
“你看了？”
“看了一部分。你说过我妈没留话。”
他沉默很久，说：“她当时意识不太清醒，录下来也只是让你难过。我想着等你状态好一点再给你。”
“我的状态什么时候才算好？”
“见微，我这几年照顾你的感受，你都看不见吗？”
我握着手机走到窗边。楼下有个母亲牵着孩子，孩子踩进水坑，溅了她一裤腿。她假装生气，追着孩子跑了两步。
“那其他带子呢？”我问。
“你先别纠结这个，我明天给你送。”
第二天，他没有来。
第二天，我去医院咨询如何调取记录。离开前，我在一楼的自助机旁站了一会儿。
三年前我也在这里站过。那时母亲刚住院，我不熟悉缴费流程，机器打印出长长的单子，我慌慌张张地折起来，塞进包里。周砚接过我的包，说先去买水，让我陪母亲等检查。
他确实替我做了很多。我甚至记得他给母亲买的是不加糖的豆浆，因为她说甜的喝不惯。
我找到咨询台，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查看当年的联系记录。对方解释了需要准备的材料，也提醒我，病历和记录只能反映当时写下来的事实，不能回答每个细节。
我拿着一张写有办理流程的纸，走到医院门口。路边的花坛刚浇过水，泥土里插着几块小牌子，标明花的名字。
我给周砚发消息，问他当年是几时到医院的。他说大概下午五点。
我问：“医生跟你说情况变化，你有没有问过我能不能提前回来？”
他回：当时阿姨说你在外地，别吓着你。我也不知道她会走得那么快。
我盯着那行字，打下“所以你就瞒着我”，又删掉。我此时还没有弄清凌晨的事，争论只会让我被他带进另一套解释里。
我改成：我正在核对当时的记录。请你把你记得的时间写下来。
他过了很久才回：你一定要这样吗？
我说：要。
他没有再回复。
回到住处，我把能确认的日期写在一张纸上。六月十六日，医院尝试联系我，我未接；录像显示母亲曾对镜头说话；周砚承认医生提醒可能有变化。每一项后面，我都注明来源。
还有许多空白。我用铅笔画了问号，没有填上自己的猜测。
小时候母亲教我记账，买菜的小票没有了，她会在数字旁边写“约”。我当时嫌她麻烦，她说：“记不清就是记不清，不能为了让账好看，随便写个数。”
我把铅笔搁下，忽然发现自己正在用她教我的办法，整理她最后两天的事。
第五章 我替你决定
我去公司找周砚时，他正在会议室里试播《回家的路》的宣传片。
屏幕上是我拍的一个老奶奶。她坐在院子里摘豆角，向镜头外的人抱怨儿女不回家。镜头轻轻一晃，是我蹲久了腿麻，周砚伸手扶了我一下。
那一段他没有剪掉。
片尾的主创名单上，只有“导演：周砚”。
我推门进去，会议室的人都抬起头。
周砚关掉投影，眉头拧起来：“我不是说晚上找你吗？”
“你昨天也这么说。”
他把我带到走廊，压低声音：“带子在工作室，下午让助理送过去。”
“还有署名。项目立项文档、采访记录和初剪版本都写着我们的名字，你不能单方面删掉。”
“投资方要的是一个明确的主创。”
“那就把情况告诉投资方。”
“你以为我没谈过？”他声音高了一点，又看了眼会议室，“见微，这个项目马上要签约，耽误一天几十个人等着。你先让我把事情办完。”
“办完以后，我的名字还能加回去吗？”
他没有回答。
我已经听懂了。他不是没想过我的名字，只是权衡之后，认为拿掉它最省事。
“还有我妈。”我说，“六月十六号，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她情况不好？”
周砚的脸色变了。
他看着我，过了很久才说：“说过可能会有变化。但医生也说不准，我怕你赶回来，最后什么事也没有，错过重要拍摄。”
“那是我妈。”
“我知道。”
“你知道，还是替我决定了。”
他伸手来拉我，我往后退了一步。
“我当时真的以为来得及。”他说，“而且阿姨也说别让你担心。”
我想起母亲病重后，每次我去医院，她都要把疼痛藏起来，说自己挺好，催我回去睡觉。
她不想拖累我，周砚也知道。但这不代表她不想见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自己选？”我问。
周砚张了张嘴，没有声音。
那盘带子暂时留在陈师傅那里。我提出能不能自己买一台旧机器，方便以后观看，他却摇头。
“机器不是插上电就能放。压带轮老化、磁头脏了，都可能伤带子。”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旧零件，指给我看，“你要是想留长久，先把能转的转出来，原带也好好保存。”
我问他怎么保存。他拿笔写在收据背面：避潮，避热，远离强磁场。不要把带子随便拆开，也不要因为画面不清楚就反复放。
我把那张收据折起来放进钱包。母亲以前也常在纸背面记东西。她给我列过回家吃饭的菜单，正面却是一张超市打折传单。她说纸的另一面还空着，扔了可惜。
陈师傅问我还剩多少盘。我把清单给他看，他说要先看实际情况，有的可能保存得好，有的损坏以后即使修复也未必完整。
“能不能全部救回来？”我问。
“我不能给你打包票。”他说，“能做的我会告诉你，做不了的也会说。”
从前我不喜欢这样的回答。我总觉得只要花足够的钱、找到合适的人，损坏的东西就能恢复。现在我看着柜台上那些磨损的带壳，知道有些部分真的会消失。
陈师傅把一盘顾客送来的旧磁带放进盒子。盒上写着一家人的名字，笔迹深浅不一，显然过了很久。
“他们要送给老人做生日礼物。”他说，“上面有孩子小时候学走路的样子。”
“修得好吗？”
“前半段还行，后面坏了。”他把盒子推到一边，“我跟他们讲清楚了，他们说有多少留多少。”
有多少留多少。这句话听起来简单，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
我给陈师傅留了新的联系方式，又问他费用怎么结算。他说先按每盘的具体情况报价，难修的会提前告诉我。我把第一笔费用转过去，收到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收据。
回家的路上，我没有再戴耳机听母亲的声音。我怕自己把那几句听得太熟，以后只记得录音里的她，忘了她在厨房、阳台和菜市场里的样子。
我绕去买菜，挑了一把小青菜。卖菜的人把不好的叶子摘掉，问我要不要葱。我摇头，过了两秒又想起母亲做汤时总放一点，便说：“给我一根吧。”
第六章 饼干盒
当天下午，助理把一只纸箱送到我租住的小公寓，里面只有一部分录像带。
我列了清单，发现母亲六十岁生日那盘不见了，还有几盘采访原带也不在。周砚发来消息：剩下的在仓库，找到再给你。
我没有再打电话催，只把清单发给他，请他确认缺失部分。
随后我去了母亲生前住的老房子。
房子一直空着，邻居王阿姨替我照看，钥匙挂在她家的米缸旁边。她看到我，先问我要不要吃饭，又抱怨我瘦了。
“你妈以前总说，见微忙，忙点好。”她拿钥匙时停了停，“不过她最后那阵，常常念叨你。”
我说：“她没给我打电话。”
“她怕你担心。十六号那天中午还让我帮她看看手机，说充电线接触不好，打算晚上你收工了再打。后来她就不舒服了。”
我站在楼道里，感应灯亮了又灭。
床底的饼干盒积了一层灰。里面有我小学的奖状、褪色的照片、一只缺了耳朵的布兔子，还有一个装钱的红信封。
信封上写：见微买新机器。
里面是一沓零钞，加起来三千四百八十元。母亲退休金不多，生病之后更是处处要花钱。她却还记得我以前说，想买一台轻便的摄像机。
盒子里还有一张纸，是我给她写的拍摄日期表。我曾经答应，等这次外地拍摄结束，就陪她去海边。她在日期旁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
我把纸铺在膝盖上，第一次没有努力回想她最后的样子。
我只是坐在那里哭。哭到嗓子疼，才发现窗外天黑了。
王阿姨敲门，把一碗热面放在桌上，什么也没问。
从母亲的老房子出来时，我拎着那只饼干盒，脚步很慢。
楼下修鞋摊还在。师傅认出我，问：“你妈身体怎么样？好久没见她出来买菜了。”
他大概很久没在这个小区摆摊，不知道母亲已经走了。我告诉他之后，他连忙说对不起，又低头拨弄鞋架上的钉子。
“她以前常拿你的鞋来修。”他说，“有一次鞋底开了，你妈说你在外地跑，怕你回来没鞋穿，催我当天下午做好。”
我想起来那双鞋。那年拍摄条件艰苦，鞋底开胶，我随口在电话里提了一句。回家时鞋已经修好，放在门口，母亲只说鞋匠手艺好，让我下次坏了早点拿去。
我当时没有问她怎么知道我哪天回来，也没有问她为了一双旧鞋跑了几趟。
修鞋师傅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账本，翻了几页，找到母亲的名字。她把每次修鞋的日期都记下来，名字旁边写着“女儿黑鞋”“女儿运动鞋”。最后一条没有取走的记录，是她自己的一双布鞋。
师傅在柜子里找了半天，找出一只塑料袋。布鞋洗得干净，鞋底补过，针脚很密。他说本来想着等母亲来取，后来换地方摆摊，就忘在柜子里了。
我付了修鞋钱。师傅说早付过了，坚持不收。我把鞋带回去，放在母亲以前的鞋柜里。
那天晚上，我问王阿姨：“我是不是有很多事都没看见？”
她正在挑豆子，听完说：“谁能把另一个人的事全看见？你妈也有不告诉你的时候。”
“我以前觉得，只要多挣点钱，让她不用担心，我就是对她好。”
“你给她买药、陪她看病，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她替你修鞋，也是真想让你穿得舒服。你们俩的事，不用都算成谁欠谁。”
我陪她挑完豆子，回到老房子，把饼干盒里的钱按原样装好。那笔钱我暂时没有动，也没有再塞回床底。我找来防潮袋，将信封和那张画了太阳的日程表放在一起。
海边还没有去成。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力气去，但我想先把这张纸保存好。
第七章 附件
我找了律师咨询，把手里的合同、邮件和项目记录一项项整理出来。
律师说，是否能主张什么，要看合同约定、创作过程及现有证据；署名和素材的归属也不能只凭一句“我是女朋友”或者“我参与了”判断。
这正合我的心意。我不想让任何人因为我和周砚在一起七年，就同情我，或把我的工作视为帮忙。
我想证明的，是我具体做过什么。
我们按时间列出拍摄地点、采访提纲版本、原始素材、剪辑工程和邮件往来。制片人发来的文件里，有一份立项会议纪要，明确记录我和周砚担任联合导演。
但正式合同里，“导演”一栏并没有写名字，只约定由制作方另行确认。对方完全可以说，那份纪要只是初步计划。
律师提醒我继续保全材料，也建议先通过正式沟通争取解决。
我给周砚发了一封邮件，附上我参与创作的记录，要求在宣传资料中如实署名，并归还属于我的私人录像带。
他晚上来找我，手里拎着我常吃的栗子蛋糕。
“我们一定要走到发律师函这一步吗？”他问。
“我发的是邮件。”
“你以前不会跟我分这么清楚。”
我接过蛋糕，又放回他手里：“以前我以为你不会把我的东西拿走。”
他站在门外，脸色有些疲惫。几天没见，他下巴长了胡茬，衬衫领口也皱了。我还是习惯性地想提醒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项目有投资方、有员工。”他说，“你现在闹，大家的工作都受影响。”
“我的工作呢？”
“我不是说了会补偿你？”
“我不要你补偿。我想让做过的事有我的名字。”
他捏紧蛋糕盒的提绳，纸盒晃了晃：“你非要把我们之间弄得这么难看？”
“弄得难看的是你删掉名字的时候，不是我要求写回来。”
我关门之前，他忽然说：“阿姨去世那天，我也很难过。”
我没有否认。
他照顾过母亲，陪她复查，帮她搬东西，那些都是真的。可他很难过，和我被剥夺告别的机会，也都是真的。
整理项目资料时，我找到一张两年前的拍摄日程表。纸上沾过咖啡，边角卷起来了。那次我们去山里的村子，采访一位等儿子回家的老人。
老人不愿意面对镜头，一听说要拍片子，就把院门关上。周砚觉得行程已经排满，提出换一个采访对象。我看见墙上晾着刚摘的豆角，便去村口买了点盐，说可以帮她一起腌。
她起初不让我进门，我就在门外坐着，问她豆角要晒多久。她隔着门回答了两句，后来索性开门，把一只竹筛递给我。
那天下午我没有拿摄像机，只帮她择豆角。她讲起年轻时种地、养孩子，说得口干了，我替她倒水。到傍晚，她才问：“拍了能有什么用？”
我说不一定有什么用，但有人会听见她讲的话。她看了我很久，说第二天可以试试，不过不能拍她睡觉的屋子，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也不能拍。
我一条条记下来。第二天她坐在院子里，手上不停择着豆角，慢慢讲起自己每天怎么过。说到儿子，她笑着骂了几句，又从衣袋里摸出手机，问我怎么把字体调大。
那次回来后，周砚看着素材说：“还是你有耐心。”他把我的名字写进立项书，给我倒了一杯水。那时我们确实在一起工作，也确实把彼此当作伙伴。
如今我重新打开文件，发现那份采访提纲的修改记录还在。村子里老人的边界、拍摄同意和不能公开的内容，都由我逐条记录。它们不只是我可以拿出来证明工作的材料，也是我答应过对方要遵守的事。
我给制片人发邮件，提醒她确认老人同意的使用范围。制片人回我，已经让团队重新核查，也会在成片公开前再联系当事人。
这件事没有立刻改变署名争议。但我不希望自己为了争取权利，反而忘记镜头另一边的人。
那晚回到住处，我把制片人发来的资料一份份打印出来。打印机偶尔卡纸，我蹲在地上，把纸小心地从滚轴里抽出来，再重新对齐。
苏乔下班后过来，看见我把纸铺满地板，问是不是在拼地图。
“差不多。”我指着其中一排，“这是选题和立项。这边是采访计划，下面是拍摄日志。项目组谁做了什么，我能找到的都放在这里。”
她帮我找来便利贴，按时间标颜色。我们翻出第一次讨论选题时的邮件。那天我向周砚提议拍留在老家的老人，不只拍子女回不回来，也拍他们在等待以外如何过日子。
周砚回复：这个角度好。我们可以先找三个人试拍，再看投资方的反馈。
后来他真的找来了资金，又陪我跑遍几座县城。最艰难的时候，投资方要求增加煽情旁白，是他据理力争，保住了老人们自己的声音。
这些记录，我没有抽出来藏起。我把他的贡献也列上，因为如果我要求别人如实写我的名字，就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把他的工作删掉。
苏乔看了看时间线，说：“你们以前合作得挺好。”
“是。”
“那你还要不要继续做这个项目？”
我没有马上回答。母亲在世时，我经常带着机器出门。她看不懂合同，却记得我说过，想拍那些平时不被注意的人。每次我回家，她都会问，这次见到了什么样的人。
有一个晚上，我给她看采访的粗剪。片子里一位奶奶在厨房里数碗，说儿女都回来要用六只，平时只用一只。母亲看完没有哭，反而问：“她一个人吃饭，是不是总煮一大锅，下顿接着热？”
我说是。她点点头：“那得让她少煮点，夏天容易坏。”
当时我觉得好笑，如今再想，母亲总能从别人身上先看见具体的生活。她关心故事，但更关心碗里的饭会不会馊。
“我还想拍。”我对苏乔说，“但不一定非得留在这里。”
她把一叠纸压好，用夹子夹住：“那就先把名字要回来，再决定怎么拍。”
第二天，律师看完材料，提醒我有些聊天截图不完整，最好连同上下文一起保存，也不要随意向无关的人散发受访者的隐私资料。
我重新核对，将与项目有关但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单独标记，准备只在必要时按合适的方式提供。整理起来很慢，偶尔看到一段熟悉的对话，我仍会想起当时的心情，但每完成一项，清单上就能划掉一行。
以前我总以为勇敢是突然站起来，大声告诉所有人我不接受。那几天我才知道，有时候勇敢只是坐在桌前，把混乱的文件一份份整理清楚，然后继续打下一通电话。
第八章 缺口
陈师傅又修出一段。
画面里，母亲喝了口水，似乎很累。周砚问她：“您还有什么要跟见微说的吗？”
她摇摇头，又点头：“她要是在路上，就别催她。她着急起来，什么都顾不上。”
我手指一紧。
下一句被杂音淹没，只隐约听见“回来”和“看看”。
“能修清楚吗？”我问。
陈师傅把耳机摘下来：“我尽力，但不能保证。坏掉的部分没法凭空补出来。”
我突然觉得冷。
三年前我一遍遍问母亲有没有叫我，周砚说没有。如今听见这一段，我却仍不知道，她说的是“让她回来”，还是“等她回来看看”。
我多么想从杂音里找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证明她最后在等我，也证明我不是故意丢下她。
可磁带不会因为我想要，就变得清晰。
陈师傅把转录文件复制给我，说先拿回去，等后面的能恢复了再联系。
回家的地铁上，我戴上耳机，反复听那几秒。旁边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我坐过了两站。
我终于按下暂停。
无论她那句话是什么，我都没有来得及见到她。这件事无法更改，但我可以问清楚，当时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事实。
等下一段转录的日子里，我开始清理母亲的老房子。不是为了卖，也不是要把她留下的一切扔掉。房子长期空着，墙角有些返潮，王阿姨提醒我再不收拾，衣柜里的东西可能会发霉。
我戴着口罩，把柜门打开。里面的衣服按季节叠好，最上层放着冬天穿的毛衣。母亲不舍得买贵的衣服，有一件蓝毛衣穿了很多年，袖口松了，她自己拆下来重新织，针脚比原来的粗一点。
我把毛衣抱出来晒太阳，口袋里掉出一张小票。小票已经褪色，依稀能看见药店的名字。背面写着一串数字，像是周砚的电话号码。
母亲生病后怕我工作时接不到电话，便把他的号码抄在很多地方。厨房的日历背后、床头柜的抽屉里、她常背的布包夹层里，都有类似的小纸条。
我曾经因此很感激他。母亲半夜不舒服，他接过电话，开车送她去医院；她忘了复查日期，也是他提醒的。后来我在外地忙，听见他说“阿姨这边有我”，就以为一切都有人照顾。
我把小票压平，夹进一个信封。周砚没有因为后来做错事，就从母亲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他的电话号码仍然在这些纸上。他陪母亲度过的那些时间，也仍然存在。
可是我需要知道，哪些事情发生过，哪些是他为了让我安心而省略的。
衣柜底下还有一件没织完的毛背心，线团和半截织针一起装在布袋里。颜色是深灰色，尺寸看着像男人穿的。我翻到袋底，找到一张母亲记针数的纸，旁边写着“阿砚怕冷，领口别太紧”。
我把纸放回去，坐在地板上很久。母亲把他当家里人，连他不喜欢高领都记得。她临终时相信他说我快到了，也许正因为这些年，他在她面前一直是值得托付的人。
王阿姨来帮忙，看到那件背心，叹了口气：“你妈织到一半，眼睛花了，我劝她别织。她说小周每次来都穿得单薄，等天冷了给他穿。”
“后来怎么没织完？”
“住院了。出院后想接着织，手没力气，就放着了。”
我问她，要不要把毛线送给附近会织的人。她摸了摸线团：“先留着吧，不占地方。哪天你想好了再说。”
我重新把背心装回袋子，没有把它寄给周砚。母亲原本想给他，可那件东西在她没来得及完成的地方停住了。我不想现在替她作出最后一个决定，也不想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急着把它交出去。
下午，我们清出一袋过期药品，按社区提示交到指定回收点。经过菜市场时，王阿姨买了一把小葱，问我要不要回去吃饭。
我说要。
那晚她做了鸡蛋面。我吃完以后帮她洗碗，水龙头有点漏水，滴答滴答响。我想起周砚以前来时会顺手拧紧，就拿工具试着自己修。弄了半天还是漏，我只好记下尺寸，第二天找了维修师傅。
师傅换了一个小零件，水声停了。我付完钱，王阿姨说：“以前小周也会修。”
“我知道。”
“你别多想，阿姨没别的意思。”
“我没多想。”我把工具收起来，“只是这件事，现在有人来修也一样。”
第九章 当年的电话
我联系了当年负责母亲的护士站，说明来意，又按要求提交资料，约到一位仍在医院工作的护士。
三年过去，她不可能记得每个细节。她翻着交接记录告诉我，十六日下午病情变化后，医院曾尝试联系登记的家属，其中一个电话未接通，另一个联系人到院。
“我们当时建议家属尽量通知其他亲人。”她说，“记录里写了已告知，具体你们怎么沟通，我们不知道。”
“十七号呢？”
“凌晨情况又变了。那时我们再次联系了这位联系人。他说已经通知家人，会尽快赶来。”
护士没有替任何人判断，只把记录能证明的部分告诉了我。
我坐在医院走廊里，拨通周砚的电话。
“十七号凌晨，医院联系过你。”
他没说话。
“你告诉他们已经通知我了。”
“我打过你电话。”
“几点？”
“我记不清。”
我打开保存的通话记录。凌晨两点到五点，没有他的来电。五点四十，他发消息说母亲有点不舒服，让我有空回电话。我六点多看到，立即回拨，他没有接。七点二十，他才告诉我母亲走了。
“你给我发的是有点不舒服。”
“我怕你路上出事。”
“我人在酒店，旁边有同事，有车站，也能找人送我。你没问过，就决定我不能知道。”
电话那端传来椅子拖动的声音。
“我那天晚上和投资方吃饭，喝了酒。”周砚终于说，“医院第一次打来，我以为还能等。我想等天亮再告诉你。后来……”
他停住了。
“后来来不及了。”我替他说完。
原来不是电话打不通，也不是医院没有通知。是他觉得还可以再等等。
我拿着手机，指尖慢慢发麻。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让我妈走的。但你是故意不告诉我。”
护士把记录还给我时，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她说走廊尽头有饮水机，纸杯在下面。
我拿着纸杯接水，热水打在杯底，发出很轻的响声。旁边有个年轻女孩在给父亲打电话，问他检查单放在哪里。她说了两遍，对方似乎仍没听清，她提高了声音，挂断后又有些懊恼。
我以前也这样。母亲听力不好，有时我急着去拍摄，说话难免大声。她会把手机拿远一点，等我说完，才轻声问：“你今天是不是很累？”
我坐到长椅上，把当年的记录和自己的通话截图放在一起。护士告诉我的事实并不多：医院联系过，建议通知其他亲人，对方说已经通知。至于周砚当时为什么那样回答，只有他自己知道。
回想刚才那通电话，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写满问题的纸。拨号前，我把想问的事逐条写下来，担心一听见他的声音，就被带回以前那些争吵里。
他刚才的回答还在耳边。
电话挂断，我没有立刻回家。医院门口有一家卖粥的小店，母亲住院时，我常在那里买南瓜粥。店面重新刷过漆，菜单也换了，但老板仍认识我。
“你妈妈好些了吗？”他问完，看见我的表情，又停住。
我说：“她走了。”
他轻声说了句抱歉，舀粥时没有再问。粥比以前稀一点，我坐在窗边喝到一半，手机响了。周砚发来一长段消息，解释那晚投资方突然提出撤资，他赶去应酬，喝了不少酒。他说自己当时判断失误，并不是有意阻止我见母亲。
我把消息读完，只回：你为什么告诉医院已经通知我？
他过了很久才说：我怕他们一直追问，也觉得天亮就会告诉你。
这个答案没有使事情更容易接受，却让一处空白有了轮廓。他为了让自己当时能继续处理另一件事，说了一个不真实的回答。后来他没有补上，直到再也补不上。
粥已经凉了。我付钱离开，站在路边给苏乔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没有立刻说话。
“我在。”她说。
我听见她那边键盘的声音停了，才慢慢把听到的事说出来。说到一半，我忽然问：“如果那天我自己回拨医院，会不会不一样？”
“可能会。”她说，“也可能医院再打一次，或者他当时如实告诉你，事情都会不同。但你现在不能把其他人做过的选择都算到自己身上。”
我知道她说得有道理，却还是难过。她没有继续讲道理，只问我在哪里，说下班后来接我。
那天我们在河边走了一段。路灯刚亮，水面上有细细的反光。她说她陪不了我回到那一天，但如果我想去医院办理后续材料，可以陪我再来。
我说好。
第十章 没有录下来的话
那天晚上，周砚站在我家楼下等了三个小时。
他没打电话，是邻居回家时告诉我，有个男人坐在楼道台阶上，手里拿着两只纸袋。
我下楼的时候，他起身太快，膝盖碰到了扶手。
袋子里装着剩下的录像带，还有母亲的生日录像。他说在仓库角落找到的，里面有几盘受潮，已经让人处理过。
我逐一核对，把属于项目的和私人录像分开。生日那盘外壳开裂，我问他什么时候坏的。
“搬工作室的时候。”
“你知道它对我有多重要。”
“我知道。”
我抬头看他：“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就不会觉得把它们放在仓库等一等也没关系。”
周砚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很小的纸。
那是母亲的住院缴费单。背面有她的字，写着两行电话号码和一句：见微胃不好，早饭吃热的。
“那天她让我给你送东西的时候，随手塞给我的。”他说，“我一直放在钱包里。”
我接过纸。纸边已经磨软，字迹却清楚。
“她问过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周砚说，“我告诉她，拍完就回来。”
“你没说我不知道她病情变了。”
他摇头。
楼道的灯忽明忽暗。他又说了几次对不起，说他后来每次想开口，都觉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让我更痛苦。
“让我不知道，你也不用承担。”我说。
他靠在墙上，像是想解释，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那是分手以来，他第一次承认自己也在逃避。
可我已经不想听更多。
母亲的最后一天，我不在。他说过什么、没说过什么，都只能靠他现在讲给我听。我们一起生活的三年，是我借着他的沉默勉强拼起来的；而他早知道，拼图里少了一块。
第十一章 不再代签
周砚终于答应和我、律师一起谈项目。
会议室还是那间会议室，这次投影里没有宣传片，只有一份列明创作过程的时间线。
他带来了公司的制片和法务，也带来新的方案：给我一笔费用，在鸣谢名单中写我的名字。
“这和之前有什么区别？”我问。
法务解释，这是公司根据现有合同提出的解决办法，具体可以继续协商。
我把采访提纲、原始素材日志和几次初剪的版本放在桌上。每一项都对应时间、文件和参与人员。制片翻了很久，说：“这些采访确实是见微主导的。”
周砚看了她一眼，没有阻止。
我没有指望一次会议解决所有问题。双方约好让各自的律师继续核对证据，也暂缓使用有争议的宣传资料。
走出会议室时，周砚追上来。
“你以前不喜欢开这种会。”
“是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
“因为以前你说你会处理。”
刚认识时，他善于跟人谈条件，我不擅长拒绝。每次有合作找上门，他都会先替我看合同，提醒我哪些地方吃亏。
后来渐渐变成，他认为差不多的条件，就直接替我答应。有一次我想休息，他说已经跟客户约好；有一次我想署名，他说项目太小，别显得计较。
我不是没有提出异议。他会道歉，也会说下次注意。可每一次，已经发生的决定都要由我承担。
“你知道吗，”我看着他，“我以前把你替我挡掉的麻烦当成爱。后来连我自己的选择，也被你一起挡掉了。”
周砚的嘴唇动了动，最后说：“这次我会让他们重新核对。”
我点头：“谢谢。以后这些事，我自己签。”
等待律师回复的那段时间，我接了一份给社区活动剪短片的活。片酬不高，工期却紧。客户希望把老人们排练合唱的两个小时压缩成三分钟，还要求第二天交初版。
我按约定先做了一版，客户看后提出增加字幕、替换音乐，又问能不能顺便做一张海报。
换作以前，我大概会答应。周砚常说，先把关系处好，后面的机会自然会来。我也曾相信，只要别人觉得我好说话，就会记得我的能力。
这次我打开合同，把已包含的修改次数和交付内容逐项列出来。海报不在范围内，如果需要制作，可以另行报价。
发送前，我犹豫了很久。账户里的钱够付几个月房租，但不够让我随意拒绝工作。我怕对方觉得我斤斤计较，不再找我。
十分钟后，客户回复：海报先不用，字幕按照合同修改，谢谢提醒。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并不是所有边界都会引发争吵，有些事只需要说清楚。
那天夜里，我把初版视频重新检查一遍。合唱队里有个阿姨总比别人慢半拍，唱到高潮时却笑得最开心。我把她的镜头留了下来，发给客户时附上一句：如果当事人同意，我建议保留这一段。
第二天，客户说阿姨看过，很喜欢。她还问能不能拷贝一份带回家给孙女看。
我把文件分成适合手机播放的格式，又写了简单的保存说明。做完这些，我在发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字写得有些歪，但每一笔都很清楚。
第一次协商以后，项目制片给我打来电话。
她说，制作团队正在核对素材使用范围。有一位老人看过试映片段后，希望删掉自己提到儿子的那几句话，因为儿子最近回家，两人关系刚缓和，她不想让邻居通过片子猜测。
“那段是你拍的，你还留着当时的同意记录吗？”制片问。
我找出笔记。老人当时同意拍摄，但提过不愿意拍卧室和儿子的照片，至于后来能否保留这几句话，她没有明确说过。我把记录的具体内容告诉制片，没有替老人决定。
“你们最好再和她沟通。”我说，“让她知道会在哪里播放、谁能看到，也让她有时间想。”
制片沉默了一会儿：“周总觉得那段很重要，删掉会影响叙事。”
“那也可以跟她解释为什么重要。她听完愿不愿意，是另一回事。”
两天后，制片说团队重新联系了老人。她同意保留自己讲每天生活的部分，但不愿意公开涉及儿子的几句话。团队最终调整了剪辑，删去了那几句。
制片发来一张工作照，老人正坐在院门口，手里拿着收音机。照片是征得她同意后拍的。我放大看了看，她身后的窗台上摆着一盆葱，长得歪歪斜斜。
这张照片提醒我，项目不是只有我和周砚的争执。镜头里的人仍在过他们的日子，可能今天同意一件事，明天因为生活变化而改变想法。我们记录他们，不等于拥有他们。
那晚我把这件事写进自己的工作笔记，提醒以后签拍摄同意时，把使用范围和后续沟通说得更清楚。
第二周，律师告诉我，对方愿意重新核对我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但双方对具体表述仍有分歧。对方提出先在宣传中写“采访策划”，我看过之后没有接受。
“采访策划只是其中一部分。”我说，“我也参与了拍摄方案和剪辑结构。”
律师让我把相应证据再对应到每项工作。我和她约了周末，带着硬盘去了办公室。我们没有因为一项证据就认定全部事实，而是一份份比对，区分我独立完成、共同讨论和其他人完成的部分。
从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买了一份饭，坐在公交站吃。旁边有人抱着花等车，纸包装被风吹得响。
我突然想起，我们刚开始做项目时，周砚也曾在这样的站台等我。他拿着一袋热包子，说跑了一天，先吃点东西。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人和我喜欢同样的工作，也愿意陪我一起熬。
那种幸运是真的。只是后来，他习惯了把“我们”放在前面，却忘记“我们”里面也有一个需要被看见的我。
公交车来了。我盖好饭盒，拿起材料袋上车。车窗映出我疲惫的脸，眼下有两道淡淡的黑影。我没有觉得自己赢了，但至少，我正在把话说清楚。
第十二章 生日
母亲的生日录像修好了大半。
那年她六十岁，我买了个小蛋糕，周砚买了花。画面里我们挤在老房子的餐桌边，母亲嫌奶油太甜，却把蛋糕上的草莓全留给我。
她唱歌跑调，唱到一半忘了词，笑得直拍桌子。我在镜头外大喊：“妈，你重唱一次！”
她冲着镜头摆手：“不唱了。等你结婚，我再唱。”
视频放到这里，画面抖了抖。我记得后面是什么：周砚接过摄影机，笑着问她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母亲说：“你问她，别问我。”
当年我们都笑了。我觉得那是长辈随口的一句话，如今再听，却忍不住捂住脸。
她连我的婚事都让我自己选。她那么怕麻烦别人，却也没有替我决定，我有没有权利回来见她。
王阿姨来时，我正在看那段视频。她坐在我旁边，把老花镜戴上。
“你妈那天晚上可高兴了。”她说，“后来还给我看花，说小周这孩子细心。”
我问：“你会不会觉得，我跟他分开很可惜？”
王阿姨想了想：“可惜是有一点。你们以前好过，不能当没好过。但日子是你过，你觉得过不下去，就不用替谁可惜。”
我把那段视频又放了一遍。
这次我没有暂停在母亲说结婚的地方，而是看到了后面：她拿纸巾给我擦嘴角的奶油，手上还沾着面粉，擦完才发现，笑着说越擦越脏。
我记得了。她左边脸颊有酒窝，浅浅的，笑得厉害时才看得见。
第一次庭外协商没有谈拢后，我接到父亲的电话。
他和母亲离婚多年，平时联系不多。母亲住院时，他来过两次，留下钱就走了。这次他听亲戚说我和周砚在争项目，开口便劝：“小周照顾你妈那么久，何必弄成这样？”
我握着电话，问他知不知道周砚隐瞒病情的事。
他沉默片刻：“都过去了。”
“对你来说过去了。”
“我也难受。可人总得向前看。”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我曾把它当作要求自己停止追问的命令，仿佛只要还在难过，就是不肯好好生活。
“我在向前。”我说，“我找律师，接工作，按时交房租。我也会想妈，这两件事不冲突。”
父亲叹气，说自己嘴笨，不知道怎么劝。我告诉他，我没有要他站队，只希望他不要替我决定应该难过多久。
通话结束后，他发来一张旧照片。照片里母亲抱着刚学走路的我，站在一棵树下。父亲说那是他拍的，原件在旧相册里，愿意寄给我。
我回了地址，又补了一句谢谢。
我们没有因此突然亲近。他也没有变成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只是几天后，照片寄到，背面用铅笔写着日期和地点。我把它放进防潮袋，第一次看到母亲年轻时抱我的样子。
新协议定下来之前，我和周砚又见过一次。
那天双方约在律师事务所，讨论后续宣传中署名的具体位置，以及已经发出的材料如何更正。律师逐项解释，对方有些条款同意，有些还要带回去问制作方。
中途休息，我去茶水间接水。周砚随后进来，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
“前几天我去过老房子。”他说，“王阿姨说你把鞋带回去了。”
我把纸杯放在台面上：“你去那里做什么？”
“整理仓库时找到阿姨以前的一张照片，我想问王阿姨你还要不要。”
“你可以直接问我。”
他点头：“我怕你不想接我的消息。”
“那也不应该让她替你打听。”
他看着杯里的水，过了一会儿说：“以前我觉得，只要事情最后解决了，中间怎么做不重要。现在我知道你一直在意。”
我没有说话。
“我当时删你的名字，确实想过你会生气。”他说，“但我觉得你知道项目有多难，总会理解。你比投资方和其他人更容易商量。”
这是他第一次把那句“你应该理解”说得这么明白。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更容易被说服。”我说。
“对不起。”
他把纸杯捏得有些变形，“我不是没看见你做的那些事。我只是觉得，先把片子做出来，以后总有机会补。”
“你以前说过很多次以后。”
“我知道。”
我想起母亲去世前，他也觉得还可以再等。我不能把署名和告别简单地放在同一个秤上，但这两件事里，他做决定的方式相似：先替别人决定什么可以推迟，再相信后面还有时间。
他问我：“如果这次我把名字改回来，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打断他：“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是你拿来交换感情的东西。”
他脸色白了一下，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把两件事分开。你应该如实处理项目，我也可以决定不再和你在一起。”
会议室的门打开，律师叫我们回去。我拿起杯子，把喝剩的水倒掉，再把空杯丢进垃圾桶。周砚让开门口，我先走了进去。
第十三章 修改名单
两个多月后，项目的署名问题有了结果。
双方核对了拍摄与剪辑记录，也听取了制片和部分工作人员的说明。制作方同意在现阶段对外宣传中将我列为联合导演，并对后续使用与报酬另签书面协议。
具体条款来回改了三轮。我和律师一起逐条看过，确认后才签字。
制片给我发来新的宣传图。名字排在周砚后面，中间隔着一个顿号。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没有想象中的痛快。
我失去的那两年不是只靠两个字就能全部拿回来。但至少，我不需要再接受别人把那些清晨出发、深夜整理素材的日子概括成“陪男朋友创业”。
项目团队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参与后期，我拒绝了。
拒绝之前，我算过房租，查过存款，接下两份独立剪辑的工作。我不能假装离开没有成本：收入不稳定，新的项目需要重新建立信任，甚至连搬运设备都没人搭把手。
但我不再需要用是否留在周砚身边，来证明我热爱这份工作。
签约结束那天，周砚送我到楼下。
“见微，”他说，“以后你想拍什么，我可以帮你找资源。”
“如果有合适的合作，按正常流程谈。”
他看着我：“我们只能这样了吗？”
路边有人卖烤红薯。我闻到甜味，想起以前冬天我们常常分着吃一个。他嫌烫，总把小的那一半给我，自己拿着大的慢慢剥皮。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说，“但我现在不想和你在一起。”
他没有再追问。
重新签署协议的前一晚，我接到小唐的电话。她是项目组的助理剪辑师，刚入行那年跟着我做过素材整理。
“见微姐，我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她声音很低，“当初宣传片主创名单改掉的时候，我看见过。”
我问她记不记得具体时间和过程。她说自己只知道制片收到新的名单后，让她更新片尾；至于为什么改，她没有参与讨论。
“我当时想问，可是周总说已经和你商量好了。”
我没有让她替我作证。能不能提供说明，应由她自己决定，也需要她只说亲眼所见的部分。我告诉她，律师正在核对，如果她愿意，可以把记得的事如实告诉制片；如果不愿意，我也理解。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胆小？”她问。
“我以前也有不敢问的时候。”
她沉默一会儿，说：“我后来看到你的名字没了，还以为你真的不做了。因为你以前开会总说，项目做好最重要。”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桌前想了很久。我确实说过很多次项目重要，也常在别人夸周砚的时候笑着附和。不是因为我没有工作，而是我以为那些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
知道和愿意说出来，原来不是同一件事。
第二天，小唐给制片发了邮件，说明她接到修改名单指示的时间和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同时注明不知道双方是否有过其他约定。她把邮件抄送给我，也说明不希望被卷进私人争执。
我回信感谢她，并告诉她邮件可以只作为时间线的一部分，不会把她不清楚的事情当成她确认过。
签协议时，制片说她也愿意说明自己知道的创作过程。她没有替任何一方保证结果，只说了自己负责制片时看到的工作分工。双方又核对了一遍材料，最终才有了后来的署名方案。
协议签完，小唐约我吃饭。她告诉我，自己准备去学声音设计，以后想做纪录片的声音后期。
“我以前看你们吵架，还以为合作就是这样，谁能扛就多扛一点。”她说。
“有时确实要互相补位。”我说，“但补位不是永远由同一个人让出位置。”
她问我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坚持把所有约定写进合同。
“会。”我想了想，“但后悔没法替我签现在的合同。我只能从这一次开始，看清楚再签。”
她笑起来，说以后签工作协议也要让我帮她看看。我提醒她涉及重要条款还是找专业人士，她点点头，又把手机里的课程表给我看。
我们聊到很晚。临走时，她从包里拿出一只旧的存储卡盒，说是我以前落在剪辑室的，里面没有卡，只有一张标签。
标签上写着“回家的路，见微备份”。字有些褪色，边缘却还粘得很牢。
我把空盒放进包里。它不能证明全部工作，也装不回已经丢失的时间，但它提醒我，过去那些年，我并不是站在镜头外等别人完成一切。
协议生效后，制作方安排更新宣传资料。我收到新的版本，名字终于出现在该在的位置，可旁边的简介仍写着“协助导演完成采访工作”。
我给制片人回邮件，指出这句介绍不准确，并附上双方已确认的职责描述。她说这是宣发同事沿用旧版本，会请人修改。
等了三天，网页更新了，另一处物料却没有改。我再次发邮件，列出链接和截图。对方回复说，需要时间协调各平台，能修改的会逐项处理，无法直接更换的会补充说明。
这过程比我想象的琐碎。没有人站在台上郑重宣布我的名字回来了，更多时候是检查文件、记录日期、等待回复，再发现某处漏掉了一个字。
我有时也会烦，觉得为什么必须一遍遍提醒。律师告诉我，协议写明了后续处理方式，我可以按照约定提出问题，先把事实记录清楚。
于是我做了一张表：文件名称、发现时间、问题、联系对象、回复和处理进度。小唐偶尔看到我发给制片的清单，笑着说我连催修改都像在做项目管理。
“以前这些活儿不也是我做的？”我问。
她说：“以前大家只看见片子拍出来，没看见你做了这么多表。”
我说：“这次有人看见了。”
过了几周，大部分能更新的资料都改好了。那张表上仍有两项需要跟进，我没有把它们当成自己失败，也没有假装已经彻底结束。我设置了提醒，到时间再核对。
与此同时，我接到一位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看过我剪的合唱短片，问我愿不愿意拍一组关于老手艺的小视频。
我先问了预算、拍摄天数、交付格式和受访者授权。对方说需要回去商量，几天后发来修改过的需求。
价格并不算高，工作量也不轻。我算了设备、交通和后期时间，提出其中两项需要调整。对方犹豫了一天，最终接受了缩短版本数量的方案。
我把合同发给律师看过，确定付款节点和修改范围，再签下名字。签完后，我将扫描件分别存在电脑和硬盘里，在文件名后面加上日期。
这个习惯以前就有，只是过去我总觉得和周砚是一家人，很多约定不用写得太明白。后来我才知道，明白不是为了防备每一个人，而是让参与的人都知道彼此答应了什么。
第一次拍摄那天，一位做竹编的师傅不习惯镜头，反复问我会不会拍到他的脸。我说可以先只拍手，如果他看过素材愿意露脸，再补拍。
他试了一会儿，慢慢放松。竹篾在他手里交错，发出细微的摩擦声。我没有催他说感人的话，只问他这只篮子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粗细的篾。
他讲得兴起，从怎么选竹子一直说到儿子小时候把篮子当船坐，结果把底压坏了。旁边的人笑，他也笑，主动抬头看了镜头一眼。
收工后，我给他看拍到的画面。他指出有一小段露出旁边店铺的账本，希望不要放进去。我记下来，回去剪辑时把那段删掉。
他没有说我拍得多好，只问下次什么时候来。我翻开日程表，说周四上午。他拿起笔，在墙上的日历圈了一个圈。
第十四章 未寄出的片段
陈师傅最后一次联系我时，已经入冬。
六月十七日那盘带子受损严重，中间那句话仍然听不清。但在末尾，他找到一小段此前没有读出来的画面。
母亲睡着了。镜头架在床边，拍到窗台上的一杯水，杯里插着她的假牙。护士进来换药，轻轻关掉了床头灯。
周砚走近镜头，似乎准备关机。就在这时，母亲醒了一下，声音很轻：“见微什么时候到？”
周砚说：“快了。”
她“嗯”了一声，又闭上眼。
镜头晃动，黑了。
我在店里坐了很久，问陈师傅能不能再放一遍。
第二遍的时候，我听清了母亲声音里的疲惫，也听清了她那声很轻的“嗯”。她相信我快到了，所以安心等了一会儿。
那一刻，我恨周砚。
不是恨他没有料到结局，而是恨他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替我们两个人决定了最后的时间。
我拿着转录好的文件回家，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我听见妈妈问我什么时候到了。
他很快打来电话，我没有接。
过了一会儿，他回：对不起。我知道这句话没有用，但我欠你一个承认。我当时没有告诉你真实情况，也没有告诉阿姨你还不知道。我一直不敢面对。
我看完，关掉手机。
那天夜里，我梦见母亲还在厨房。水烧开了，她催我关火，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关。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我坐在黑暗里，给自己倒了杯温水，一口一口喝完。
拿到那段最后修复出的画面后，我有几天不敢打开电脑。工作要做，房租要付，外卖到了还得下楼取；可每当房间安静下来，我就会听见母亲问“见微什么时候到”。
我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接到医院那个电话。山里信号不好，我却把手机放在包里；回住处后，看到未接来电，也没有立刻回拨。我知道周砚隐瞒了情况，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反复想，如果自己再仔细一点，会不会不同。
王阿姨来给我送腌菜，看见我坐在桌前发呆，把罐子放下，问我吃过没有。我摇头，她便去厨房煮面。
水开的时候，我问她：“如果我那天回去，是不是就能陪到她？”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把面拨散，调小火，过了很久才说：“有可能。但谁都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
我说：“我总觉得是我没做好。”
她把火关掉，端着碗坐到我对面。“你妈那时候怕你请假丢工作，老让我别跟你说。可她真疼得厉害，又会问你今天忙不忙。她一边想见你，一边怕耽误你。人就是这样，心里不止一个念头。”
面汤上浮着一层葱花。我拿起筷子，又放下：“她会不会怪我？”
“我不知道。”王阿姨说，“但我知道你在的时候，她很高兴。她跟我说过，你把拍片挣的第一笔钱给她买了鞋，大小刚合适。”
我想起那双鞋。买回来时我还嫌颜色太暗，母亲却说耐脏，逢人就说是女儿买的。后来她住院，鞋放在床底，鞋带被她洗得发白。
王阿姨没有说“她一定不会怪你”，也没有说我应该放下。她只是陪我吃完一碗面，临走时叮嘱我，腌菜开封后放冰箱。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没有反复播放那段录像。我把电脑合上，给自己煮了热水。想念没有消失，但我终于允许自己先睡一觉。
去海边之前，我犹豫过要不要带摄像机。
母亲以前说过，她不喜欢我总隔着镜头看风景。有一年我们去公园看花，我蹲在地上拍了半小时，等抬头时，她已经自己绕着花圃走了一圈。
“你看见花了吗？”她问。
“看见了，都拍下来了。”
她笑着说：“我是问你，刚才有没有抬头看一眼。”
我回放照片，发现画面里的花确实很好看，却想不起那天下午的风有多大，也想不起她站在我旁边时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后来我试着放下相机，陪她坐在长椅上。她把买来的橘子剥开，一瓣一瓣分给我，最后把橘皮折成小船，放在掌心逗路过的小孩。
那天没有录下来。现在我仍然记得她指甲缝里沾了一点橘皮的黄色，也记得小孩伸手拿船时，她怕扎到他，先把边缘压平。
我决定带相机，但不规定自己一定要拍什么。如果想看，就先看；如果想停，就停一会儿。
出发前，王阿姨帮我装了两个茶叶蛋，说火车上卖得贵。她把鸡蛋裹进纸巾，又塞进一个小袋子，叮嘱我早点吃。
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她说自己晕车，等天气更暖和一些，再约附近的朋友去。她没有替我选择这趟路该怎么走，只问我回来以后能不能给她看看海。
“可以。”我说，“我拍给您看。”
“你妈要是去了，肯定要把海鲜面里的虾挑给你。”
我笑了笑，又说：“她自己也爱吃。以前我总说不要，她就挑一只放回自己碗里。”
王阿姨点头：“那你这回自己吃。”
车开前，我给她发消息，说已经上车。她回复一个很大的笑脸，后面跟着一句：下车加件衣服，海边风大。
母亲以前也是这样叮嘱我。相似的话从另一个人那里传来，我还是会怔一下。但这一次，我回了“知道了”，又拍下装鸡蛋的小袋子，告诉她我会记得吃。
第十五章 海边
第二年春天，我带母亲的照片去了海边。
她想去的地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一条旧栈道，一家卖海鲜面的店，岸边有很多会抢食的海鸥。她年轻时在电视上见过，说海看起来很宽，想去坐一下午。
我买了两张车票，把其中一张放在照片旁边。到站后又觉得这样做有点傻，便把票收进钱包。
风很大，我沿着栈道走了很久，在一张长椅上坐下。
旁边的女孩正在给母亲拍照，拍了十几张都不满意。她母亲埋怨她动作慢，她说：“你别动，再拍一张就好。”
我下意识摸了摸相机。
我曾经非常羡慕这样平常的时刻，甚至会因此感到愤怒：为什么别人可以有那么多机会，我却连最后一次都没有？
现在我仍然会羡慕，也仍然难过。但那种难过不再把所有景色都盖住了。
女孩回头看我，问能不能帮她们拍一张合照。我接过手机，等她母亲站稳，连拍了好几张。
她们凑过来看，笑着向我道谢。
我拿出自己的相机，拍下海面。回去以后，我想把母亲的生日录像和这次的海一起剪成一段短片，不放到任何平台，只留给自己和王阿姨。
我不需要把每一段爱都整理成作品，也不需要让所有遗憾都有答案。
短片剪辑并不顺利。
生日录像的声音有一段断断续续，我把能用的部分分开保存，遇到听不清的地方，没有用音乐盖住，也没有替母亲补出一句更完整的话。
我试过把她问“见微什么时候到”的声音放进去。那几秒很短，后面接着海浪声，听起来像我终于赶到了。可我反复看过几遍，觉得那不是事实。
我没有赶到。海是第二年春天我一个人去的。
于是我把这段声音单独存档。短片里留下的是母亲生日那天笑着唱歌，和我在海边拍到的水面。两段画面之间没有解释，也没有刻意让它们看起来发生在同一天。
王阿姨来看时，我给她倒了茶。视频放到母亲拿纸巾替我擦嘴，她笑起来：“我记得这个。你妈那天还把盐当糖放进了蛋糕旁边的水果里。”
“我怎么不记得？”
“你在忙着拍她，她趁你不注意换了一碟。”
我把视频暂停，问她后来怎么样。
“后来小周尝了一口，咸得直皱眉，又怕你妈不好意思，硬说挺特别。你妈一看他的脸就知道了，自己先笑。”
我也笑了。那天的笑声里确实有周砚的声音，很近，很真。我没有把他的声音全部剪掉。他是那一天的参与者，母亲曾经喜欢他，我也曾经喜欢他。删去他的每一个音节，并不能让那一天变得更真实。
但我也不打算把这支短片发给他。它属于我的私人生活，是否分享，由我自己决定。
王阿姨看完，说想把其中一张母亲笑的截图打印出来，放在家里的相框。她问我可不可以。
“可以。”我说，“我给您选一张清楚的。”
她指着屏幕上另一张：“这一张不太清楚，但像她。她笑起来总眯着眼。”
我把两张都打印出来。清楚的那张放在她家，不太清楚的那张，她夹进自己的菜谱。后来她告诉我，有时翻到那里，会想起母亲教她怎么做茉莉花茶。
我没有问她是不是也会难过。想念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有人收起照片，有人把它夹进每天都会翻开的书。只要是她自己的选择，就可以。
海边那天，我从栈道走到卖面的店，发现店面比母亲在电视里看到的旧了不少。墙上的蓝漆有些剥落，菜单写在塑封纸上，边角卷起来。
老板问我要几碗。我下意识说两碗，说完又改成一碗。
他没有多问，转身进厨房。过了一会儿，一大碗面端上来，热气挡住我的眼镜。我把照片从包里取出来，放在桌边，又担心汤汁溅到，改放回包里的夹层。
母亲大概会嫌这碗面贵。我点餐时看见价格，也犹豫了一下。可碗里有新鲜的虾和贝，面条煮得筋道。我吃掉一只虾，想起王阿姨的话，没有把剩下的都留到最后。
窗外有人推着轮椅经过，轮椅上的老人戴着帽子，身边的人扶着她的肩，问风会不会太大。老人摇头，让对方再往海边推一点。
我看了一眼，低头继续吃面。羡慕仍然在，像碗里一粒没捡干净的沙，咬到时硌得牙疼。但这一次，我没有因为它就把整碗面推开。
吃完饭，我把母亲那张画了太阳的日程表拿出来。纸已经折得很软，我没有再往上面添日期，只在背面写：今天看到海了。
我想写很多话，最后只写下这一句。那不是她到过的海，也不能代替我们原本约定的旅行。只是我来了，看过了，并且愿意把看到的告诉她。
回程的车上，一个小孩坐在前排，问母亲海为什么一直跟着车走。他母亲解释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趴在窗边继续看。
我也侧过头。远处的海慢慢被房屋挡住，只剩一条蓝色的缝。等它完全看不见了，我才拿出手机，给王阿姨发去一张照片。
她回得很快：真宽。面好吃吗？
我说好吃，有虾。
她回：那就好。
我们没有提母亲，可我知道她明白我为什么去。我把手机放下，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那枚茶叶蛋。它已经凉了，我还是剥开，在车厢轻轻的晃动里吃完。
第十六章 归档
短片完成那天，我把所有录像带重新装进盒子。
每一盘都贴上标签：母亲六十岁生日、老房子的夏天、第一次去外地拍摄。六月十七日那盘，我单独放在防潮袋里，没有再写“勿动”。
我在标签上写：妈妈。
周砚后来又给我寄过一次东西，是一张旧照片。照片里，我和母亲坐在窗下择菜，我低着头，她正看着我笑。
背面只有一句话：整理旧硬盘时找到的，原件还给你。
我给他回了消息，说收到，谢谢。
他没有再发来别的话。
这几年，我终于能承认，我爱过他，他也曾认真爱过我。那些深夜里的热水、医院走廊上的陪伴，并不是假的。
但爱没有让他在关键时刻把选择还给我，也没有让后来那些沉默消失。
整理录像带时，我发现其中有一盘没有标签。外壳上贴过纸，撕掉后留下一块不规则的胶痕。我本想请陈师傅帮忙查看，却又担心里面是项目素材，不该随意处理。
我先对照归还清单和自己保存的拍摄记录，仍然认不出来，便把带壳照片发给制片。她核对后说，项目素材的编号都有登记，这盘不在清单里，可能是我们以前私人拍摄用的。
我带去给陈师傅。他检查过外壳，说可以先转录一小段确认内容。屏幕亮起来，画面里是一扇没关好的窗。雨从窗外斜斜地飘进来，窗台上放着一盆茉莉。
镜头后有人说：“你拍它做什么？”
是母亲。
我记起那一天了。母亲刚搬进老房子，我和周砚去帮她整理。她把茉莉放在窗台，周砚说外面下雨，要把花搬进去，她却说只下一会儿，叶子正好洗干净。
录像里的我拿着机器，追问她花叫什么名字。她一边关窗一边说：“你都问过几遍了，还记不住。”
“我记得，我是让你再说一遍。”
“茉莉。好听吗？”
“好听。”
“那你以后记住，冬天要搬进屋。”
画面停在她的手上。她手背有几块晒出来的斑，指甲剪得短短的，搬花盆时小心地托住底。周砚在旁边说他来，她不肯，说花盆又不重。
接下来的几分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我们擦窗户、搬箱子、讨论饭菜要不要多放一勺盐。有人走过镜头时挡住光，画面就黑一下。母亲嫌我总拍她干活，伸手盖住镜头，说：“你也来帮忙。”
我在画面里笑，说好。接着机器被放在桌上，只拍得到天花板一角，和我们说话的声音。
以前我大概会觉得这段素材没有用，没有完整构图，也没有清楚的主题。现在我让陈师傅把它全部转出来，包括那几分钟看不见人的天花板。
回家以后，我把它标为“搬家那天”。我没有马上播放第二遍，而是先给茉莉浇水。花盆底下的托盘裂了，我找出一个闲置的白瓷碟垫上，又把窗户关严。
冬天过去之后，我曾以为新的叶子不会再长。可枝头的小芽慢慢展开，颜色很浅，要靠近才能看见。我拿手机拍了一张照，随后又把手机放下，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
我不再要求每一次想起母亲都必须有清晰的画面。记得她叫我吃早饭，记得她把醋瓶放在桌上，记得她说“你问她，别问我”，这些也够我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点点辨认她留给我的爱。
至于那句没能修好的话，我仍然不知道她原本想说什么。偶尔夜里醒来，我还是会想，如果她叫我回来，如果我接到电话，如果路上没有耽搁。那些如果不会自动消失。
我把它们写在一本本子上。第一页写满之后，我合上本子，放进抽屉。下一次想起来，还可以再打开；不想打开的时候，也不需要逼自己。
我把照片夹进相册，合上封面，起身去关阳台的窗。
茉莉花长出了一点新芽。母亲以前总说它娇气，冷了热了都不肯开花，要我多看看。我养得不好，去年落过一次叶，今年换了土，又慢慢长回来。
手机里有新的工作邀请，我坐回桌前，打开合同，从第一条开始看。
窗外有孩子喊妈妈。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我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我翻到下一页，在需要修改的地方做了标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