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的遗物里，有一沓挂号单。
四十七张。
没有一张是他的名字。
一
我爸是扫街的。
扫了三十一年。从三十岁扫到六十一岁。
槐树街，一千二百米，两边一百四十七棵法桐。他负责这一段，每天四点到岗，先扫主路，再掏绿化带里的塑料袋，最后拿水冲一遍路牙子。冲完天就亮了。
工具是一辆三轮车，绿色的，车斗焊了个铁皮箱子，装扫帚、簸箕、水桶、雨衣。箱子上挂了把锁，钥匙用铁丝拴在车把上。
他死在十一月六号早上五点四十。倒在槐树街和解放路交叉口往南三十七米的地方，扫帚还在手里。
心梗。
医生说，走的时候应该没受什么罪，前后不到三分钟。
我去认人的时候，他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件别人给的军大衣。脸是灰的。手里那把扫帚，竹枝磨得只剩一半，柄上缠着黑胶布。
环卫公司的人来得比我早。一个姓刘的经理，三十来岁，穿深蓝夹克，戴工牌，说话很快。
他说，节哀。
他说，赵师傅这个情况，我们也很痛心。
然后他说，但是他今天不在岗位上。
我没听懂。
他把手机翻过来给我看，屏幕上是考勤记录。四点整到岗打卡，四点二十三分，离开了责任路段，往南走。五点四十出事的时候，人不在路段上。
他说，按规定，擅自离岗期间发生意外，不算工伤。
他说，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给两万。
协议是他从夹克内袋里抽出来的，一式两份，边角压得很平，像揣了很久。
《关于赵长顺同志意外身故的慰问及一次性补助协议》。
下面一行小字：签字后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他往南走是去干什么。”
“这个我们不清楚。”笔递过来。
“那边是市二院。”
他看了我一眼，很短。“哦。”
笔还举在半空。我没接。
二
我爸的三轮车被拉到了环卫所的院子里。
我去取东西。铁皮箱子上的锁锈了，钥匙插进去拧不动，最后是拿钳子撬开的。
里面一件一件往外掏。
两把扫帚。一个簸箕，边缘卷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水桶，桶底裂了，用胶粘过。一件雨衣，袖口磨破。半袋洗衣粉。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劳动模范”，字掉了一半。一副线手套。三个馒头，硬的，用塑料袋装着。一盒降压药，没拆封。
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的。
我以为是钱。
打开，是一沓纸。医院的挂号单。
我数了两遍。
四十七张。
都是市二院的挂号单，都是心内科，都是同一个专家，姓韩，叫韩建平。
时间从二〇二一年三月开始，到今年十一月三号。每个月一张，有时候两张。最后一张是十一月三号，他死前三天。
每一张上面都有名字。
张桂芬。王守义。李秀兰。陈国栋。刘玉梅。孙德海。周凤英。吴金山……
四十七张，四十七个名字。
没有一张是我爸的名字。
我坐在院子里那个水泥台阶上，把那沓纸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
我爸叫赵长顺。
这四十七个名字里，没有赵长顺。
十一月的风从院子那头刮过来，把最上面那张吹了一下，我伸手按住。
单子上的字是打印机打的，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医生、时间、挂号费。
最后一张，十一月三号，挂号费八块。
我盯着那个“八块”看了很久。
三
我拿着挂号单去市二院。
挂号处在一楼大厅，六号窗口。窗口里的姑娘很年轻，指甲做了亮片。
我把单子递进去，问，能不能查一下这些号，是谁挂的。
“挂号人不就是单子上这个吗。”
“这些名字都不是我爸。”
她抬头看我一眼，指甲上的亮片闪了一下。
“那你查什么。”
“我想知道这些号是怎么挂出来的。”
“现场挂的，自助机上挂的，都能挂。”她把键盘往自己那边挪了挪，“姓名填什么就是什么，身份证号对得上就行。”
“身份证号也对不上呢。”
“对不上挂不了。系统要校验。”
我愣了一下。
她大概见多了，往下说的时候语气没变：“你要查，得有派出所的证明。我们这儿不能随便查别人的信息。”
“那能不能查一下，这些号有没有就诊记录。”
她敲了几下键盘。
“这些号都是‘已挂号，未就诊’。”她说，“退号了，或者没来。”
“四十七个都没来？”
“我这儿只能看到一个。”
屏幕转过来一点，又转回去。
“你要问，去问我们科长。”
四
我在医院门口站了半个钟头。
十一月，风从街口灌过来，刮得人脸上疼。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铁皮炉子，甜味混着煤烟。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爸的搪瓷缸子上印着“劳动模范”，发缸子的单位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改制，成了公司。
我又想起来，他这几年瘦得厉害。去年过年我回去，他蹲在门口抽烟，我看见他后脖子上的骨头。
“爸，你去查查吧。”
“查什么。”他把烟按在台阶上，“人老了都这样。”
“我给你挂个号。”
“不用。我认识人。”
他说他认识人。
当时我以为他说的是认识医院里的人，能少花钱。
我站在医院门口，把这三个字在心里念了两遍，才发现不是那个意思。
卖红薯的师傅在收摊。铁皮炉子上还剩三个，皮烤得皱起来，有一个裂了口，淌出一点糖稀。
我走过去，买了一个。
他找钱的时候一张一张数，数得很仔细。
“师傅，你在这儿摆几年了。”
“八年。”
“那你认不认得一个扫街的，瘦，脸黑，穿橘色衣裳，早上五点多从这儿过。”
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认得。”他说，“老赵嘛。”
“他天天来？”
“天天。早上五点多，从我这儿过，买一个。”他伸出两根手指，“小的。每回都说小的够了。”
“小的不够吧。”
“不够。”他笑了一下，“一个成年人，一个红薯哪够。我看他瘦，有时候给他挑个大的，按小份收钱。”
他顿了一下。
“他不干。他非给三块。我说两块。他把三块往我车上一放就走。”
“后来呢。”
“后来我不跟他争了。”他把炉子上的红薯翻了个面，“我给他挑个中不溜的，收两块。他不知道。”
“他在这儿吃吗。”
“吃。坐那个小马扎上，慢慢吃。”
“吃多久。”
“一个红薯，他能吃二十分钟。”
“怎么吃那么慢。”
他放下铁夹子，往街对面努了努嘴。
“一边吃一边看对面。”
对面是医院大门，玻璃门，人进人出。
“有一回我问他，”他说，“老赵，你天天来这儿，是有病啊。”
“他怎么说。”
“他说没有。”
“那你还问。”
“我又问了一句，那你天天来干什么。”他把烟摸出来，叼在嘴上，没点，“他说，这儿暖和。”
烟点着了。他吸一口，火光照见下巴上一层青胡茬。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十一月三号。”他答得很快，像早就等着人问，“那天他站这儿，没买。我说老赵，今天不吃？他说，明天吧。”
停了一下。
“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来。”
“我以为他换路段了。”
他把最后一个红薯夹出来，放在铁皮上，没卖，也没吃，就那么放着。
五
我去找了韩建平。
心内科在三楼，专家门诊在走廊尽头。门口排着队，坐了二十几个人，一股膏药味混着消毒水。
韩建平六十岁上下，头发白了一半，白大褂里面穿毛衣，毛衣领子从领口翻出来。
“韩大夫，我想问个人。”
他没抬头，笔在病历上走：“看病挂号。”
“不是看病。我爸上个月没了，生前老来您这儿。”
笔停了。
“他叫赵长顺，扫街的，槐树街那一段。您有没有印象。”
他想了一会儿，把笔帽扣上。
“扫街的……”
“是不是那个，老在门口站着，不进来的。”
“可能是。”
“我知道。”他说，“他老来。”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号贩子。”他往椅背上靠了靠，“你想，一个扫街的，老在我们门口转，还老挂我的号，挂了又不进来。”
“后来我叫住过他一次。”
“他说什么。”
“说他等人。”
“等谁。”
“不知道。他说等人，我就没再问。”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门诊一天八十个号，我哪有工夫问。”
杯子放下来，杯底磕在桌面上。
“他最后一次来，我印象深。那天我下班晚，七点多了，走廊灯关了一半。他坐在长椅上，就那么坐着。”
“他在干什么。”
“坐着。手里拿着张单子，看。”
“我走过去问他，你等人啊。他说，嗯。我说，等的人不来就先回去，这楼里晚上冷。他说，好。”
他停了一下。
“我走了。第二天听说南边路口死了一个扫街的，我还没往他身上想。”
“是心梗？”
“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
“他要是进来，我给他做个造影，最多二十分钟。”
六
我回家翻他的东西。
我是从省城回来的。高铁四个小时，下车打车二十分钟。
上一次回来是去年过年，住了三天。
再上一次是前年中秋，住了两天。
我手机里有通话记录。跟他，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两次，每次三四分钟。
他打来的时候一般固定在晚上七点半，那是他吃完晚饭、洗完脚、坐在床边的时候。
他问，吃了没。
我说，吃了。
他问，冷不冷。
我说，不冷。
他说，哦。
然后就没什么说的了。等十几秒，他说，那你忙。
我说，好。
挂了。
有一次我数过，一共五十七秒。
他住的是纺织厂家属院，三号楼，二单元，四楼。房子是厂里分的，五十八平，一室一厅。我妈走了十四年，他一直一个人。
屋里的东西少得可怜。
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台十四寸的电视，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早不用了，上面压着一块木板，当桌子使。
衣柜里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四件外套，三件毛衣，六件衬衫。每件都洗得发白。
最下面压着一个铁盒子，装饼干的那种，蓝底铁皮，印着“上海梅林”。
里面是一本存折。
我翻开。
余额：八万零一百九十块。
最后一笔存入是今年十月二十八号，两千。
前面每个月都存，数目不等，有时候三百，有时候八百。从去年起才固定每月两千。
存了六年。
存折第一页上写着开户日期，二〇一九年六月。
那年我结婚。
我又翻。
铁盒底下压着一张纸，对折了三次，边角磨毛。
是一张欠条。
“今借到赵长顺人民币八万元整，用于心脏支架手术，一年内归还。借款人：赵长顺。”
日期是二〇二一年二月。
下面是空的。
他自己给自己写了一张欠条，借自己八万，做手术。
然后没有还。
八万是手术的钱。
六百九是术后一年的药。抗凝药，一天两片，一个月五十七块五。
这个数写在账本第一页上，铅笔，很轻。
我把欠条对着窗户照了照。纸是那种老式的横格纸，从本子上撕下来的，边上有毛边。
字写得很正。他一辈子写字都正，一笔一画，像小学生。
铁盒最底下，还有一个小本子。
学生用的作业本，三十二开，封面上印着“数学”，划掉了，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开销。
我翻开。
一页一天，一天一行。
“11.1 馒头1.5 咸菜2 烟5 共8.5”
“11.2 馒头1.5 面条3 烟5 共9.5”
“11.3 馒头1.5 咸菜2 烟5 挂号8 共16.5”
十一月三号那一行，多了一个“挂号8”。
他把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记上，记得很细，细到一毛。
我往前翻。
二〇二一年三月七号，第一张挂号单那天。
“3.7 馒头1.5 烟5 挂号8 共14.5”
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本月超支）
我看不懂。
我往前找了三个月，把每天的数加起来，除以天数。
他一天平均花十一块八。
二〇二一年三月，他一天花十三块二。
多了一块四。
他在括号里写了三个字：下月补。
我翻到四月。
四月一号：“馒头1.5 咸菜2 共3.5”
四月二号：“馒头1.5 咸菜2 共3.5”
四月三号：“馒头1.5 咸菜2 共3.5”
四月前十天，每天都是三块五。
没有烟。
他一天抽五块钱的烟。十天，五十块。
第十一天，他写了一行：“烟5”。
后面加了两个小字：（补回）
我在那页上坐了很久。
他不是没钱买烟。
他是把烟停了十天，把自己三月多花的那一块四，一天一天补了回来。
七
那天晚上我在他屋里睡的。
床板硬，被子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墙上挂着一只闹钟，老式的，双铃，上了发条才走。
我睡不着，躺着看天花板。
三点五十，闹钟响了。
我坐起来。
我爸的习惯是三点五十起床，四点打卡。闹钟定在三点五十，留十分钟穿衣服、洗脸、下楼。
我伸手把闹钟按了。
屋里又黑了。
我坐在床上，穿着我爸的棉袄，一直坐到天亮。
八
我姑来了。
她是我爸唯一的妹妹，比我爸小八岁，住城东。我爸出事那天她来了，第二天回去了一趟，第三天又来了，提着一兜子苹果。
她坐在方桌边，把苹果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上，摆成一排。
“你爸这个人，一辈子不会算账。”她把最后一个苹果摆正，摆成一排。
“你妈看病那几年，借了七万，他还了五年。还完了，自己又攒了八万。”
“攒着干什么，我问过他。”她抬眼看我，“他说，万一。”
“万一什么。”
“他不说。”
她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二〇二一年春天，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说什么。”
“问我，支架能用几年。”
“您怎么说的。”
“我哪知道。”她声音高了一点，“我说你去问医生啊。”
“他就不说话了。”她顿了一下，“后来我又问过他一次，他说，问了，说能用十年。”
“他没问。”我说，“他是在走廊上听的。”
我姑看着我。
我把那沓挂号单推过去。
她一张一张看，看得很慢。看到一半，手开始抖。
“这些名字……”
“都是他扫街认识的。三号楼的、五号楼的、街口修鞋的、卖菜的。”
“他用别人的名字挂号？”
“他用别人的身份证号。他天天在小区里登记废品、登记住户，本子上全是名字和身份证号。”
我姑把单子放下，两只手压在纸上，压了一会儿。
“他为什么不挂自己的。”
“挂了就有记录。”
“有记录怎么了。”
“有记录，我就知道了。”
她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你爸怕你花钱。”
“我知道。”
“他也怕你不花钱。”
她站起来，去炉子上把壶提下来，给我倒了半杯。水汽上来，她的手在杯口上面停了一下，才放下。
“有件事你不知道。”
“你妈生病那年，家里没钱。你爸去跟你二舅借。三千。”
“你二舅当着一屋子人，把钱数了两遍，一张一张。数完了往桌上一放。”
她端起自己那杯，没喝。
“他说，扫大街的，还得起吗。”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炉子上的水壶还在响，细细的。
“你爸把钱拿起来，揣兜里，说了一句‘还得起’，就走了。”
“三年后还清了。”
“最后一笔，他专门挑二舅家办喜事那天去的。当着满屋子人，把钱放在桌上，还多放二百。”
“二舅说不要利息。”
“你爸说，这不是利息，这是那天你数钱的手工费。”
她笑了一下，笑得不好看。
“你爸这人，一辈子就硬过那一回。”
“硬完了，回家躺了一天。”
“从那以后，他跟谁都不借钱了。也不欠人情。谁帮他一点，他都要还。”
她从兜里掏出手绢，擦了下眼睛，把手绢叠好，又塞回去。
我姑站起来，走到衣柜边上，踮脚摸柜子顶上。
她摸下来一个纸袋，灰的，上面印着“市第二医院体检中心”。
她说，这个我见过，他一直放这儿。
我打开。
是二〇二一年一月的体检报告。
一共八页。第一页是基本信息，姓名赵长顺，年龄五十七，单位，工种。
第二页是心电图。
第二页没有了。
不是缺页。是被剪掉的。用的是剪刀，沿着装订线剪的，剪得很齐，剩下的边上留了一毫米的白。
第三页接着是“血常规”。
我姑凑过来看，说，这页怎么没了。
我说，剪了。
她说，剪它干什么。
我说，上面写着让他去心内科。
她伸手摸了摸那个缺口。
她说，剪得真齐。
我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体检结论”，医生签了字，日期是一月十九号。
结论栏里，只有一句话：未见明显异常。
他把那张剪下来的纸，藏到了哪里，我不知道。
我只在他的日历上找到一行字。
老式台历，一天一页，撕的那种。一月十九号那一页，他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字：体检。
然后划掉了。
旁边写了两个字：没事。
九
我去找了其中一个名字。
王秀兰，住三号楼一单元一楼。
开门的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穿着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我说，王阿姨，我是赵长顺的闺女。
“哦，老赵。”她说，“他没了？”
“没了。”
她把我让进去，给我倒水。杯子是洗过才倒的，杯沿上还带着水。
“老赵好人。”她坐在我对面，“我这煤气罐，多少年都是他给我扛上楼的。我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一趟。”
“王阿姨，我想问您一件事。”
“你说。”
“他有没有跟您借过身份证。”
她愣了一下。
“借过。”
“去年夏天，他说要办个什么卡，要身份证号。我说我这老婆子有什么卡好办。”她把手在膝盖上搓了搓，“他说，就是登记。”
“我就给他了。他抄完就还我了。”
“抄了几次。”
“两次吧。要不三次。”她想了想，“记不清了。”
“他还问我生日，说是登记要用。我就告诉他了，四月十八。”
“还问我住址、老家在那儿。”
她笑了一下，牙掉了两颗。
“我还笑他，你比派出所问得还细。”
她端起杯子喝水，喝了两口。
“他是不是拿我名字干什么坏事了。”
“没有。”我说，“他拿您的名字，去给自己挂了个号。”
杯子放下。
“挂上了吗。”
“挂上了。”
“进去了吗。”
“没有。”
她坐了一会儿。
“这孩子。”
十
街口修鞋的老陈，是第二个名字。
他的摊子在槐树街西头，一棵法桐底下，一张小桌，一个铁脚架，一把锥子。
“陈师傅。”
他抬头看我一眼。
“你是老赵的闺女吧。”他眯了眯眼，“眼睛像。”
“我来问个事。”
“问。”
“我爸跟您借过身份证吗。”
“借过。”锥子扎进鞋底，拔出来，又扎进去，“两回。”
“他跟您怎么说的。”
“说要办张卡。”
“什么卡。”
“借书证。”
我愣了一下。
“我说你办借书证干什么。”他把鞋翻了个面，“他说看书。”
“我当时还笑他。”他说，“我说你一个扫大街的，看什么书。”
“他不说话，就笑。”
“后来我把身份证给他，他抄了号就还我了。”锥子停了一下，“我现在想想，办借书证哪用得着抄身份证号。”
他把鞋举到眼前，看鞋跟。
“他是要看病吧。”
“是。”
“他自己没钱？”
“有钱。攒着呢。”
“那为什么不看。”
“他怕人知道。”
老陈把锥子放下。
“怕谁知道。”
“怕我知道。怕街道知道。怕公司知道。”
“知道了会怎么样。”
“知道了就不让他干了。”
老陈看着街对面。对面是新开的连锁便利店，玻璃门，里面亮得很。
“他上个月还来我这儿坐了半个钟头。”他说，“坐那个小马扎上，也不说话，看我修鞋。”
“我问他，你歇着哪。他说，歇会儿。”
“坐了半个钟头，站起来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跟我说了一句。”
“说什么。”
“他说，老陈，你这锥子真好使。”
“我说好使你拿去。”
“他说不用，我看看。”
他低下头，继续扎锥子。
“他那天是不是不舒服。”
“是。”
“他怎么不说。”
我没答。
他把修好的鞋装进塑料袋，放在桌上。没人来取。
十一
我结婚那天，是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号。
考勤表上，那天他迟到四十分钟。
我那时候不知道。
那天早上下了雨，酒席定在中午。他从城西骑车到城东，二十里地，穿一件新买的夹克，白的，袖口还带着折痕。
他到的时候，头发是湿的。我问他怎么不打伞。他说打了，风大，吹翻了。
他给了我一个红包，很厚。
我后来才知道是六千六。
他一个月工资两千一。
那天他一共说了四句话。
第一局，来了。
第二句，路上堵。
第三句，好。
第四句，你们过得好就行。
第四句是敬酒的时候说的，声音很低，说给我一个人听。
婚礼结束，他先走的。我看见他在门口站着，把夹克脱下来，抖了抖上面的水，搭在车把上。
然后骑着三轮车走了。
那天他四点二十三分离岗，去了医院。
我查考勤表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在我婚礼那天早上，去挂的号。
那张单子我找到了。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号，早上五点十七分，六号窗口。
姓名：陈国栋。
背面写着一行字：先不去，等孩子办完事。
十二
我妈的坟在城西的公墓，第九排，靠东。
碑是青石的，字是我爸自己找石匠刻的。碑上我妈的名字叫李素兰，下面一行小字：一九五八—二〇一一。
十四年了。
我每年去一次，清明节。我爸每年去四次：清明、我妈生日、忌日、还有年三十。
他从没叫过我。
我一直以为是他不愿意麻烦我。
去年年三十下午，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
“在外面。”
“外面哪儿。”
“办点事。”
“什么事。”
“没什么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公墓了，一个人，在我妈坟前坐了一个钟头。回来路上买了半斤猪头肉，自己吃的。
这次我去，是十一月二十号。
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把带来的苹果摆上。
“妈，我爸来找你了。”
我说完这句，忽然想起来第十九张挂号单。
那张单子背面写着四个字：她说等等看。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她”是谁。
那天在坟前，我明白了。
他不是没跟人商量过。他跟她商量了。
她说的等等看。
十三
十二月初，我去医院调后台记录。
科长姓吴，四十来岁，说话很客气，让我在办公室等了二十分钟，然后给我打印了一张表。
四十七行。时间、窗口号、操作员编号、挂号科室、医生。
“这些都是现场窗口挂的。”
“能看出是几点吗。”
“能。每条都有时间戳。”
我拿回去对。
四点打卡，四点二十三分走，五点零几分到窗口，六点前回来。
每个月都是这样。
最好的一个月，他五点零三分就挂上了。最差的一次是二〇二二年一月，下大雪，他五点五十一分才到，窗口排了很长的队，他挂完号跑回去，六点二十才到路段，被扣了半天工资。
那次扣了五十块。
我在考勤表上找到那一栏，扣款原因写着：迟到。
一共十一次扣款。
十一次，五百五十块。
回家以后，我拿计算器算了一下。
挂号费八块，四十七次，三百七十六块。
三百七十六块，是他半个月工资。
来回一千一百米，四十七趟，五万一千七百米。
五十一公里。
他骑着一辆破三轮，走了五十一公里，去听了四十七次别人看病。
我又算另一笔。
他攒了八万零一百九，差五百。
五百块，是他八天的工资。
他死在离八天工资还差三天的时候。
计算器上的数字，我按了好几遍，每次都是这个。
我把计算器放下，去洗了个脸。
镜子里的人眼睛是肿的。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我的眉毛跟他一模一样，都是左边比右边高一点。
以前没注意过。
十四
走廊上那个老太太，是我在第三次去医院的时候遇上的。
她坐在心内科门口的长椅上，穿一件暗红色的棉袄，脚边放着一个布袋。她看我站在那儿不动，问我找谁。
“我找一个人。他以前老在这儿坐着。”
“是不是个扫街的。”她抬头，“穿橘色衣裳，瘦，脸黑。”
“是。”
“我知道他。”她往旁边挪了挪，腾出半尺，“我们俩一块儿在这儿坐过好多回。”
“你们说话吗。”
“说。他话少，问一句答一句。”
“我问他，你怎么不进去。他说，我等的人没来。”
“您信吗。”
“我不信。我说你有什么不敢进去的。”
“他怎么说。”
“他说，进去了就得查，查了就得治，治了就得花钱。”
她把手在膝盖上拍了拍。
“我说，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他不说话。”
“后来我进去了。查出来是冠心病，放了两个支架，一共花了四万七。医保报了三万。”
“我出来跟他说，报得多，你别怕。”
“他说，你有医保。”
“我说你没有？”
“他说，我有个新农合，得回县里报，得开证明，得请假。”
她喘了一口气。
“请假要扣钱。”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九月底。他手里捏着一张单子，站在走廊那头，没过来。”
“我招手，他没看见。”
“我就走了。”
“我自己的病还没好利索，也顾不上别人。”
她低下头，把布袋往脚边挪了挪。
“我后来老想，那天我要是过去跟他说句话。”
她没说完。
十五
十二月中旬，公司那边变了个说法。
刘经理没打电话，来的是那个法务，姓许。他在我家楼下等我，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赵女士，我们核实了一些情况。”他把纸袋换到左手，“赵师傅在岗期间，长期收集废品，卖给回收站。”
“这属于干私活。”
“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他卖废品挣多少钱，你们核实出来了吗。”
“这个……”他翻了一下手里的纸，“一个月大概三四百。”
“他工资两千一，扣完社保一千八。”我说，“卖废品三百，一年三千六，六年两万一千六。”
“他存折上八万零一百九。”
“剩下的五万八，是他从工资里一分一分省的。”
他没说话。
“我们还了解到，赵师傅多次用他人身份信息挂号，这属于违规。”他抬眼看我，“如果医院追究……”
“你去追究。”
“你去跟医院说，有个扫街的，用别人的名字挂了四十七次号，一次没进去。”我说，“你让他们追究。”
他看着我。
“赵女士，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这个事情，最好还是和解。”
“我同意和解。”
“那协议……”
“我要六十八万。”
“这个数，公司接受不了。”
“那就走程序。”
他站着没动，把纸袋递过来。
“这是三万的额度，我争取来的。”
我没接。
“许律师。”
“嗯。”
“你今年多大。”
“三十四。”
“我爸六十一。”
“他六十一岁，一个月挣一千八，攒了六年，攒了八万零一百九，还差五百。”
“你要不要算一下，他一天挣多少。”
他把纸袋收回去，转身走了。
十六
调解会定在十二月十九号，市人社局一楼，第三调解室。
屋里八个人。
我，我姑，我姑父。
刘经理，许律师，一个女的人事。
还有一个调解员，姓孙，五十多岁，说话慢。
还有一个我不认识，坐得离刘经理很近，四十来岁，穿皮夹克，一直低头看手机。
孙调解员说，双方先说说情况。
刘经理先说。他说的和电话里差不多，语速快，条理清楚。四点到岗，四点二十三分离岗，五点四十出事，不在岗位。协议已经拟好，公司出于人道主义。
他说完，把考勤表和路段监控截图递过去。
截图上有时间、有地点，我爸的三轮车在画面里，往南骑。
孙调解员看了看，递给我。
我看了。
照片上我爸穿着橘色工装，背影很瘦。车斗里的扫帚露出一截。
“我补充一点。”
我把那沓挂号单放在桌上。四十七张，按时间排好了，最上面是二〇二一年三月，最下面是十一月三号。
“这是在我爸三轮车工具箱里找到的。”
刘经理拿起来看。看了三张，放下。
“这些名字都不是赵师傅。”
“对。”
“那不是他的挂号单。”
“是他的。每一张后面都有他写的字。”
我把最上面一张翻过来。
背面，铅笔写的，字很小，歪歪扭扭：
“问：支架能用几年。答：十年。”
刘经理没说话。
我又翻第二张。
“问：放了支架能不能干活。答：重的不能。”
第三张。
“问：多少钱。答：国产一万八，进口三万二。”
第四张。
“问：不做的后果。答：随时。”
我一张一张翻。
翻到第十九张，背面写着：“她说等等看。”
这个“她”是谁，我上个月在坟前才想明白。
翻到第三十一张：“疼的时候含一片，别停。”
翻到第四十张：“今年不行，明年。”
翻到第四十六张：“十月二十八，存够八万。”
最后一张，十一月三号。
背面只有一行字：
“还差五百。”
上个月二十八号他存了两千。存折上写着，余额八万零一百九。
他要的是八万零六百九。
十七
屋里安静了很久。
孙调解员把单子拿过去，一张一张看，看得比我慢。
许律师先开口。
“这些单子，只能证明赵师傅去过医院，不能证明他是因工受伤。”他翻了一页，“而且这些挂号是冒用他人身份，本身不合法。”
“还有一点，赵师傅平时有捡废品卖钱的习惯。他往南走，可能是去废品站。”
“废品站在北边。”
“那就是去别的地方。”
“他去的是医院。医院有监控。”
“我们调不到医院的监控。”
“我能调到。”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医院后台记录，四十七笔，时间、窗口号、操作员编号，全在。
“都是现场窗口挂的。六号窗口。每次都是同一个时间段，早上五点到六点。”
“他四点打卡，四点二十三分走，五点零几分到窗口，六点前回来。来回一千一百米，他骑车。”
“他每天只有这一个小时。”
许律师没说话。
“那他也还是离岗了。”刘经理说。
“对。”我说，“所以我今天不是来要工伤的。”
孙调解员抬起头。
“我是来问一件事。”
“三十一年，一万一千多天，他迟到十一次。这十一次，每次都是去医院。你们说他‘擅自离岗’——那我问一句，这三十一年，他有没有一次，是为自己的事离岗的。”
“除了这十一次。”
屋里没人说话。
“他扫街的时候捡废品，卖的钱全在这张存折上。八万零一百九。他一分没花。”
我把存折复印件推过去。
“他攒了六年，是为了做手术。”
“他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挂号。一挂号就有记录。有记录，街道上就知道；街道上知道，公司就知道；公司知道他心脏有病，就不让他干了。”
“他不敢。”
“他用别人的名字，挂了四十七次号，坐在走廊上，听医生给别人看病。”
“四十七次。”
“一次都没敢进去。”
我把最后那张单子推到桌子中间。
“这张是十一月三号。”
“他死前三天。”
“他还差五百。”
那个女的人事开口了。三十来岁，一直没说话，手里转着一支笔。
“赵女士，我理解你的心情。”她说，“但是我也想说一句我们这边的情况。”
“环卫这个岗位，招人的时候就是说清楚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千二百米，一天扫两遍，走不开。”
“走了就要有人顶，顶不上就要扣钱。”
“你们扣了他十一次。”
她愣了一下。
“十一次？”
“五百五十块。”我说，“我都查了。考勤表在你们仓库里，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二五年，十本，我翻了六天。”
笔放下了。
“那你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扣钱都是有依据的。”
“我看到了。”我说，“我还看到另外一件事。”
“二〇一六年大雪，他连着三天没回家，睡在三轮车旁边的门卫室。考勤表上没有加班记录。”
“二〇一八年创城，他一个月没休。没有加班记录。”
“二〇二〇年疫情，他给三十七户隔离的人家收垃圾，穿防护服。没有补助记录。”
“这些，你们都有依据吗。”
她没说话。
“赵女士，”刘经理说，“以前的事，我们今天是来解决现在这个事的。”
“我知道。我今天不是来翻旧账的。”
“我就想问一个字。”
孙调解员抬头：“哪个字。”
“离岗。”
“你们的表上写‘擅自离岗’。”
“他人已经死了。这四个字，会跟他一辈子。”
“他三十一年，一万一千多天，迟到十一次，每次都是去医院。没有一次是为自己的事。”
“他连挂号都不敢用自己的名字。”
“这叫离岗。”
屋里没有人接话。
孙调解员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戴上。
“双方都冷静一下。我先说两句。”
“这个案子，我看了材料。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赵师傅离开路段，是往医院方向去的，这个有监控，有时间。”
“另一个事实也是清楚的：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挂号，也没有就诊记录。”
“这两条摆在一起，就有点难办。”
“但是。”
“我干了十几年调解，第一次看见有人攒了四十七张挂号单。”
他把那沓纸推回桌子中间，推得很正。
“我建议，公司这边重新研究一下。”
十八
散会的时候，刘经理先走。
走到门口，回头：“赵女士，这个事，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好。”
“你爸这个人，我们确实不了解。”
“嗯。”
他走了。
我姑在走廊上哭，我姑父递纸巾。
那个穿皮夹克、一直没说话的人，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是街道的。”
“哦。”
“你爸那个路段，明年要改成机械化清扫。”他说，“人不用扫了。”
他走了。
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声控灯灭了，我跺了一下脚，灯又亮。
十九
十二月三十一号，认定下来了。
不是工伤。
是“视同工伤”。
我姑父说，这四个字是给这种情况留的口子：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四十八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
“他们把你爸离岗那段时间，算成了‘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作需要短暂离开’。”他说，“这是让步。”
赔了六十八万。
刘经理打电话来，语气很平。
“赵女士，钱下周到账。”
“谢谢。”
“你爸的事，所里开了会。以后每年体检，加一项心脏彩超。”
“好。”
“还有一件事。”他停了一下，“那四十七张挂号单，能不能给我们一份复印件。”
“干什么。”
“给新来的工人讲。”
“讲什么。”
“讲这个人。”
“好。”我说，“我印五十份。”
二十
钱到账第三天，刘经理约我在路边见了一面。
他没穿工装，一件黑色棉服，站在街边抽烟。看见我，把烟掐了。
“赵女士，我有点话想说。”
“您说。”
“我爸也扫街。”他把烟头在鞋底碾了碾，“扫了二十六年，二〇〇八年，也是心梗，死在路上。”
“赔了四万。”
“那年我十九，刚上大专。”
“我妈拿着四万块钱，在殡仪馆门口坐着，坐了两个钟头。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
他把烟盒掏出来，又塞回去。
“我那时候就想，将来我要坐到能签字的位置上。”
“我坐到了。”他笑了一下，很短，“签的还是这种字。”
风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卷到路牙子边上，散了。
“那四十七张单子，你看完了吗。”
“看了三遍。”
“那你为什么不签。”
他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签了，就是我签字。”
“我签了这一张，明年还有别人的。我签了这一个，公司就要问我，为什么这个签那个不签。”
“我这个位置，签的不是钱，是口子。”
“所以就不签。”
“对。”他说，“我知道这话不好听。”
“是不好听。”
“但是你爸那个事，所里真的开了会。体检加心脏彩超，是我提的。”
“我知道。”
他又开口。
“你爸那个路段，机械化之后，还留一个人。留的那个人，我换了。”
“换成谁。”
“换成一个五十多的。原来在别的路段，身体也不太好。”
“我跟他说，你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别扛。”
“他答应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
他把手插进棉服口袋，站了一会儿。
“赵女士，我不指望你原谅我。”
“我没怪你。”
“那你怪谁。”
我想了想。
“不知道。”
他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走了七八步，回过头。
“你爸那本子，你要不要要回来。”
“给了新来的了。”
“那也好。”
二十一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号，早上五点。
我去了市二院。
挂号处六号窗口，还是那个姑娘，指甲换了颜色。
“挂个号。”
“哪个科。”
“心内科，专家号，韩建平。”
“姓名。”
“赵长顺。”
她敲键盘。
“身份证号。”
我报了。
键盘停了。
“这个身份证号，系统里显示……”
她抬头看我。
“这个人已经……”
“我知道。”我说，“挂吧。”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号打出来。
挂号费，八块。
我数了八块钱给她，一张五块，三张一块。
她接过去，放进抽屉。
我拿着单子上了三楼。
走廊尽头，专家门诊门口，长椅上坐了十几个人。膏药味，消毒水味。
我在最边上坐下。
七点半，门开了。护士出来叫号。
叫到第十九个，是我的号。
我站起来。
我走进诊室。
二十二 代父看诊
韩建平抬头。
“哪里不舒服。”
“不是我。”我说，“是我爸。”
他放下笔。
“他叫赵长顺，扫街的，上个月没了。他老在您门口站着，不进来。”
“他攒了六年钱，八万零一百九。他要八万零六百九。”
“还差五百。”
韩建平看着我。
过了很久，他说：“坐。”
我坐下了。
“他要是三年前进来。”
“现在还能扫街。”
“我知道。”
“你哪儿不舒服。”
“我没事。”我说，“我就是想替他看一次。”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拿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然后戴回去。
“把手伸出来。”
我把手放在桌上。
他给我量血压。
“一百一十八，七十六。正常。”
“你爸这个毛病，有遗传。”
“你三十五岁以后，每年做一次心脏彩超。”
“别等。”
“好。”
他在病历本上写字，写完撕下来一张，递给我。
上面写着一行：建议定期复查心脏彩超，每年一次。
下面是他的名字。
我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放进包里。
二十三
从医院出来，天亮了。
槐树街上的法桐叶子掉光了，枝子朝天戳着。路牙子很干净，一点泥都没有。
新来的扫街的穿着橘色工装，骑着电动三轮，车斗里有个塑料桶。
我走过去。
“师傅。”
“啊。”
“这条街多少米。”
“一千二。”
“多少棵树。”
他愣了一下：“没数过。”
“一百四十七棵。”
“哦。”
“以前扫这条街的人，叫赵长顺。他扫了三十一年。”
“我知道，听说了。”
“他有个本子，记着每棵树的位置，哪棵底下容易积水，哪棵的根把路牙子顶起来了。”我说，“本子在我这儿。”
“哦。”
“你要不要。”
“要。”
我从包里把本子拿出来。塑料皮，封面上写着“槐树街 2019—2025”。
他接过去，翻了两页。
“字真小。”
“他眼睛不好。”
“那我回头看看。”
“好。”
我转身走了。
走了十几步，他在后面喊：“姐，这上头画的圈是什么。”
我没回头。
“那是他歇脚的地方。”
二十四
槐树街那个本子，最后一页是他自己画的表格。
他不舍得另买本子，路况、水费、我小时候的学费，什么都记在一个本上。
横着十二格，一格里一个月。
每一格里写着数：三百。五百。八百。一千五。两千。两千。
从左边往右边涨。
最后一格，十一月，是空的。
底下有一行小字，铅笔写的，被橡皮擦过，还能看出来：
“够了就去做。”
我把本子给了那个人，忘了撕这一页。
回去的路上我想，算了。
他要是翻到最后一页，看见这行字，也许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二十五
过年那天，我去了城西公墓。
带了半斤猪头肉，一瓶二锅头。
我妈的碑前，我摆了两个杯子。
“妈，我爸来了。”
“你们俩喝点。”
风很大，火点不着，我拿手护着，点了三次才着。
纸烧完，我站起来。
走的时候，我在碑前放了一张单子。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号，心内科，韩建平。
姓名：赵长顺。
背面我用铅笔写了一行字。
“看了。没事。”
“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