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都说我这辈子废了。
穷、窝囊、没出息。
一口老黄牙笑得比谁都欢。
重生回到这个吃饭靠天、看人眼色的年代，我第一反应不是哭。
是——
该从哪块荒地下手。
【第一章】
我死的时候，脑子还是清醒的。
大概是清醒惯了，到死都没能糊涂一回。
盖棺盖到一半，我听见堂哥在外头说，早死早超生，这辈子也是白活了。
旁边人没人接茬，但也没人反驳。
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我叫程有粮，四十三岁，窝在县城一间漏风的出租屋里，没钱、没家、没人。
没有人会为我哭。
然后我就睁眼了。
土坯房的梁，脑袋正上方一根大黑蜘蛛网，随着外头的风轻轻摇。
身上压着一床棉絮，硬邦邦的，棉花板结成了疙瘩，戳脊背。
我躺了大概三秒。
然后坐起来。
脑子里的东西一涌而来，前世的记忆和这具身体的记忆叠在一处，混了片刻，很快就捋顺了。
一九六二年。
我还是程有粮，但是二十岁的程有粮。
大队的知青点，土坯房三间，住着六个人，我靠最里头那铺炕。
外头有人在说话。
程有粮，大队长叫你去领任务。
声音是同屋的老刘，比我大五岁，下乡三年，整个人被磨得跟石头一样，说话都是硬的。
我应了一声，把棉被叠好，穿上布鞋出门。
脚踩在土地上那一刻，我心里就定了。
前世的我，一辈子都是随波逐流。
家里穷，就认了。
被人欺，就忍了。
旁人笑我，就低头。
笑完了还要谢谢你。
死的那一刻，我唯一的念头是，我这辈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
现在回来了。
我不想再那么活。
大队长姓赵，五十来岁，脸上沟壑如刀刻，腰板笔直，说话从来不废字。
他坐在大队部的土台子后头，见我进来，抬了抬眼皮。
你就是程有粮？
是。
他把一张纸拍在桌上，今年春耕，知青每人负责两亩地，赶在清明前翻完，不翻完，公分不算。
我接过来看了看。
两亩地，按这个年代的工具，一把铁锹，一张犁，要翻完不是不行，但很费劲。
其他知青都皱眉头，旁边站着的女知青李秀华小声嘀咕，这哪是干活，这是要命。
我把纸折好揣进口袋，问赵大队长，大队有没有荒地，没人种的那种。
他愣了一下，有，南边那片，烂泥滩，种不了庄稼，没人动。
我说，那片地我能用吗？
他看我，眼神里带着探究，拿去用没问题，但那片地出了产出是队里的。
我点头，行。
走出大队部的时候，李秀华跟上来，悄声问我，你要那烂泥滩干什么？
种东西。
那种得出来吗？
我没回答她。
种不种得出来，试试才知道。
南边那片荒地，我前世记得。
这里后来改成了农场，改造之后那土层里藏着大量的腐殖质，肥得很。
改造的方法不复杂，就是挖排水沟，把积水引走，再翻深土，晾一季，就能种。
这一世，我先动手。
那天下午，我扛着铁锹去看了那片地。
烂泥滩，大约有七八亩，周围是芦苇丛，脚踩下去咕叽咕叽往里陷，泥水漫过鞋面。
旁边放牛的老汉看着我，笑得露出两颗牙，小知青，这地不能种。
我说，大爷，您觉得呢？
他说，祖祖辈辈都没能耐种这地，你行？
我蹲下去，抓了一把泥，在手心里捻了捻。
腐殖质，很肥。
就是水太多。
我站起来，对老汉说，种得了。
他摇摇头，走了。
我开始挖第一条排水沟。
铁锹下去，泥水四溅，裤腿全湿，鞋底全是黑泥，一锹一锹翻，腰开始酸，手开始起泡。
但我没停。
前世的我没干成的事情太多，这一世，一件一件来。
先从这片地开始。
日头偏西的时候，第一条沟挖好了，大概三十米长，水顺着往低处流。
我站在那里，喘着粗气，看着沟里混浊的水哗哗流走。
心里有什么东西，活了。
回到知青点，老刘看见我一身泥，愣了一下，你去烂泥滩了？
我说，嗯。
他说，那地没用，别费那劲。
我去打了水，洗手，没说话。
旁边铺上的陈建国凑过来，小声问，有粮哥，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我看了他一眼，陈建国，二十二岁，老实人，这辈子会在大队一直待到改革开放，靠着一股子勤快熬过来，最后日子过得还可以。
但现在他家里兄弟多，父母病，他一个人撑着，过得很紧。
我对他说，有兴趣一起干吗？
他眨眼，干什么？
我说，开荒。
他沉默了一会儿，问，能成？
我说，能。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好。
就这么说定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睁眼看着那根蜘蛛网，心里把这一世能记得的东西都捋了一遍。
前世混到死，一事无成。
这一世，我记得哪年政策变，记得哪年能赚钱，记得什么时候要留手，什么时候要出手。
但这些都是后话。
眼前最要紧的，是把人先活好。
把根扎稳。
再说其他。
我闭上眼，睡了。
【第二章】
那片烂泥滩，我和陈建国用了整整二十天。
二十天，挖了七条排水沟，翻了四亩地深土，把芦苇根全清了。
手上的泡破了结痂，结了又破。
陈建国有天晚上洗脚，把鞋一脱，脚趾甲缝里全是黑泥，看了半天，跟我说，有粮哥，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说，种地。
他说，大队地不够我们种吗？
我说，大队的地是大家的，咱们开出来的地，结出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他想了想，也对。
这话在那个年代不能随便说，说出去要挨批，但在屋里头讲，两个人心里都懂。
就是这么个意思。
四月的时候，我在翻出来的地里种了红薯和土豆。
这两样东西产量大，不挑地，烂地里都能活。
大队里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知青王建平溜过来看了一圈，回去跟别人说，程有粮在烂泥滩折腾，搞不好要出洋相。
这话传回来，我听见了，没说什么。
折不折腾，等秋天结果再论。
大队长赵德生有天路过，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我停下来，问他，大队长，这地开出来，产出按什么算？
他看了看地，再看看我，七三开，大队七，你们三。
我点头，行。
他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这个娃，有点意思。
我没当回事，继续干。
四月底，秧苗出来了。
绿色的嫩芽从翻过的土里钻出来，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陈建国蹲在那里看了很久。
他说，真出来了。
我说，当然。
他站起来，脸上第一次露出点笑，有粮哥，你这脑子，不简单。
这话说完，他自己也没多想，但我心里是清楚的。
我这脑子，是用四十三年换来的。
五月的时候，队里出了一件事。
粮食分配出了问题。
具体说，是负责记工分的小队长刘有财，压了三户人家的工分，把那几家人该得的粮食挪了一部分，说是填去年的亏空。
被压了工分的三户，有一户就是陈建国家。
我那天下午在地里，陈建国过来的时候脸色铁青，手里拿着一张单子，一言不发。
我接过来看，工分记录，数字明显对不上。
我说，你去找刘有财了？
他说，找了，他说这是大队统一安排，叫我去找大队长。
我说，大队长知道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下，不知道。
刘有财这个人，前世我也记得。
小滑头，欺软怕硬，仗着管着记工分的权，没少吃拿卡要，后来改革开放了，第一个下海做买卖，倒腾了几年，赔得精光，最后灰溜溜回来种地。
这种人，得让他疼才长记性。
我把单子还给陈建国，说，这事我帮你。
陈建国说，你怎么帮？
我说，你先回去，让我想想。
当天晚上，我去大队部转了一圈。
赵德生在，我敲门进去，把那张单子放到他桌上。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会儿，抬起头，你从哪来的？
我说，陈建国给我看的，他让我来问问，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赵德生看着那张单子，眼神沉下去。
他沉默了大约一分钟，把那张纸叠好，放进了抽屉里。
我该知道了，你回去吧。
我转身走。
走到门口，他在身后说，你这娃，心里有数。
第二天，刘有财被赵德生叫去谈了一个小时，从里头出来脸色难看，后来陈建国那三家人的工分都补上了。
刘有财在大队部门口碰见我，眼神不太好看，从我旁边过去，哼了一声。
我看着他背影，没说话。
这只是个小事，但这种小事我见多了。
前世吃了多少亏，就是没学会这个——
人吃人的地方，软了只会被吃得更狠。
五月末，我开出的那几亩地苗子长势很好。
大队里开始有人来看，起初是好奇，后来有人过来问，这地产量大概有多少？
我说，得看秋天，估不准。
那人说，你这知青，胆子不小。
我说，饿着的时候胆子都不小。
那人笑了笑，走了。
旁边一直在听的陈建国轻声说，有粮哥，你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我说，跟你学的。
他笑，不信。
六月初，我认识了赵晴。
不对，是重新遇见了她。
赵晴，赵大队长的女儿，二十岁，在大队卫生站当赤脚医生，人长得清秀，说话轻，但眼神很稳。
前世的我，在这个年代里，曾经喜欢过她。
但前世的我又穷又怂，连句话都没说成，后来她嫁了别人，我在她婚礼上吃了两碗饭，一个人走了。
这一世，我在卫生站门口碰见她，她正在给一个小孩包手。
小孩哭，她哄，声音很轻，不哭不哭，好了。
我站在那里，脚没动。
她包完了，抬头看见我，问，你来看病？
我说，没有，路过。
她点点头，那你让一让，这里要走人。
我让了一步，让那小孩出去，然后没走。
她把用过的纱布整理好，看了我一眼，还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是看看。
她说，看什么？
我说，就是看看。
她皱了一下眉头，你这个人挺奇怪的。
我说，可能是。
走出卫生站的时候，我心里想了一件事。
这一世，要走稳一点。
不能像前世那样，让喜欢的人看着我穷一辈子，然后走掉。
这次不一样。
【第三章】
七月。
暑热里，那片荒地出了状况。
连着半个月的雨，排水沟不够用，低处的几垄地积了水，土豆叶子开始发黄，有的根部泡烂了。
陈建国蹲在田埂上，脸都白了。
他说，有粮哥，坏了。
我说，没坏。
他说，这叶子都黄了，根都烂了——
我说，是有损失，但不是全完。
我已经在想怎么补救。
积水往东引，还能再挖一条沟，把水往南边那个洼地里排。
问题是那条沟得挖穿一道硬土层，用铁锹慢，得花时间。
我去借了大队的铁镐，借的时候管器械的老头儿翻了个白眼，都用烂泥滩，借镐干嘛？
我说，打硬土。
他哼了一声，还是借给了我。
之后两天，我和陈建国轮番挖，把那条沟打通了，水退下去，剩下的苗子总算保住了大半。
晚上回来，我坐在炕上，点着煤油灯，把损失算了一遍，大约损了一亩多地的量。
陈建国坐在对面，叹气。
我说，叹什么。
他说，损了这么多。
我说，还有四亩多没损，你看那边的红薯，根比拳头还粗，秋天一亩怎么也能出个几百斤。
他算了算，眼睛亮了一下，那……好像还不错？
我说，前期开荒有损失是正常的，这叫代价。
下次知道了，沟再挖深一点，挖多挖密，就能防这个。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
我吹灭灯，躺下去。
心里想的是，这场雨其实是好事。
暴露了问题，比秋天结果不好再来找原因要强。
八月，苗子恢复了。
红薯藤铺满了地，绿油油一大片，走进去能没过腰。
有几个大队社员路过，站在地头看了又看，说话声音压低了，哎，这地还真种起来了。
我听见了，没吭声。
八月中旬，大队里来了一个人。
县里下来的干部，姓吴，三十多岁，来视察农业生产。
赵德生领着他在大队转，转到我这块地的时候，吴干部停下来，盯着那片红薯藤看了很久。
他问赵德生，这是谁开的？
赵德生说，知青，程有粮。
吴干部叫人把我喊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年纪不大。
我说，二十岁。
他说，这地以前是烂泥滩？
我说，是，排水改造过的。
他说，怎么改的？
我把排水沟的挖法跟他讲了一遍，他听得认真，拿着个小本子记。
记完抬起头，你这个方法，别的地方能用吗？
我说，原理上能，得看具体地势，不一样的地要调整。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这个知青，学的什么专业？
我说，没学什么，就是摸索的。
他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走了。
赵德生在他走后，过来找我，说，吴干部问你的事情，你答得不错。
我说，就是实话。
赵德生说，实话难得。
他顿了一下，秋收之后，大队要开一个生产经验交流会，我让你去讲。
我说，讲什么。
他说，就讲你这烂泥滩怎么变良田的。
我点头，行。
走开了几步，我回过头，大队长，这次开会，能不能让陈建国也去？
他说他也参与了开荒，他去合适。
赵德生看了我一眼，可以。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但我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后来很多事的一个开头。
同月，知青点发生了一件事。
新来了两个知青，从省城下来的，其中一个叫方凯，城里孩子，穿着干净，说话带着点傲气，第一天到知青点，扫了一眼那几间土坯房，嘴角往下撇了一下，没说话，意思说得很清楚。
另一个叫林芳，女的，话少，眼神清冷，看人的时候总是平静的，摸不透。
方凯第一天晚上就跟老刘打听情况，问谁在这里资历老，老刘指了指我，说程有粮来得早。
方凯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兄弟，听说你在种地？
我说，嗯。
他说，那辛苦了，我体质不行，下地干活儿不合适，你多努力吧。
说完转身走了，那意思是，脏活累活，你干就行了。
老刘悄悄戳了我一下，小声说，城里来的，你别跟他计较。
我没说什么。
计较什么，这种人前世见多了。
仗着点背景，把世界看成他的服务员。
不用计较，等着瞧就行。
九月初，秋收开始了。
我那片地，红薯和土豆开始起收。
第一天起了一块地，陈建国拿着锄头，挖出第一个红薯的时候，愣了一下。
比拳头大，圆滚滚的，土里裹着，颜色深红。
他呆了两秒，然后开始大笑，哈哈哈哈，出了，真出了！
我说，别嚷，干活。
他笑着蹲下去，手脚利落地挖，一颗一颗摆在一边，越摆越多，旁边看热闹的人逐渐多起来，有人蹲下来帮着拾，有人站着嗑瓜子。
那天傍晚，这片地第一批收成出来了。
称了称，三亩多地，红薯加土豆，合计两千三百多斤。
陈建国抱着称量的本子，手都在抖。
他说，有粮哥，两千三。
我说，嗯。
他说，这是真的吗？
我说，手里拿着数呢，假不了。
赵德生在旁边，低头看了看那堆红薯，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不错。
就两个字，但我听出来他声音里的重量。
大队按七三分，我和陈建国分到将近七百斤。
七百斤粮食，在这个年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
那天晚上，陈建国跑去给家里写信，在煤油灯下写了两页纸，最后一句是，妈，今年过年能吃饱了。
我看了一眼，没打扰他。
转过身，把自己那份粮食的账算了一遍。
七百斤，够了，够越冬，够春天撑到下一茬苗子出来。
现在的根扎下来了。
下一步，看得更远一些。
【第四章】
秋收完，大队开了生产经验交流会。
来的人不少，大队里的干部，几个大队长，还有吴干部。
我站在前头讲，没什么花头，就把排水改造的方法从头讲到尾，怎么选地，怎么挖沟，怎么判断土质，一条一条来。
讲完，吴干部问了几个问题，我答了。
他点头，说，可以推广。
这三个字，我记住了。
散会之后，方凯在外头拦住我，笑着说，不错嘛，当上先进分子了？
我说，没有，就是讲个经验。
他说，听说你秋收分了不少粮食。
我说，嗯，还行。
他说，那挺好，你这种人，就适合种地，踏实。
说踏实两个字的时候，他嘴角带着一点什么，说不清楚是同情还是别的。
我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不值得和他多费口舌。
十月里，事情来了。
赵晴来找我。
我正在地里收最后一批土豆，听见背后有动静，回头，是她。
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走到我跟前，递给我，说，我爸让我送过来的，给你的，山楂，自己晒的，搁着吃。
我接过来，谢谢。
她说，不用谢，是我爸的意思。
我说，我知道，但我还是谢你，你走了这么远送来。
她愣了一下，这里离卫生站也不算远。
我说，也得走十来分钟吧。
她没说话，转身要走。
我说，赵晴。
她停了步，回过头，什么？
我说，你会在大队一直待下去吗？
她看我，表情有点奇怪，应该吧，我家在这里。
我说，嗯，那挺好。
她皱了皱眉，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随口问问。
她哦了一声，走了。
走出一段，又回过头来，你手上有伤，去卫生站换一下药。
我低头看，虎口那里有一道口子，干活的时候划的，结了痂，没在意。
我说，不严重，没事。
她说，你们这些人，都觉得没事。
就这一句，转身走了。
我捏着那个布包，站在地里，有点出神。
陈建国从旁边钻出来，嘴咧着，说，有粮哥，大队长女儿啊？
我说，送东西来的，她爸让她来的。
他说，她爸为什么不自己来。
我说，你这问的是什么话。
他哈哈笑了，你自己想吧，反正我不懂。
我没说话，把布包放进口袋，蹲下去继续收土豆。
心里是明白的。
这一世，我不会再错过了。
十一月，进了冬，地里的活少了，知青点的人多了些空闲。
方凯开始显出他的本事了。
他在城里有关系，能搞到一些别人搞不到的东西，从省城带来的收音机，半导体的，小小一个，能收信号，晚上藏在被窝里听。
这东西放在那个年代，拿出来是要出问题的，他拿着到处炫，找人借，借了又要换各种好处。
大队里有人为了借他那收音机听，拿了粮食去换，他收了，笑得很得意。
老刘私下跟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头。
我说，不管他，各人走各人的路。
老刘叹气，但凡这种人，在大队里总是容易出事的。
我说，那就等他出事。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记了一笔。
方凯这个人，要留意。
十一月末，陈建国的妈妈病了，家里写信来，说是肺上的问题，一直咳，吃了些药，不见好。
陈建国拿着信，脸色发灰。
他家穷，看病的钱不宽裕，药也贵。
我说，你手头现在有多少？
他说，这个月的公分换了些粮，但看病的钱……不够。
我想了想，把秋天那批粮食的账又算了一遍，从里头抽了一部分，折成钱，借给陈建国。
他愣住，有粮哥，这不行，这是你的。
我说，借你的，等你有了还我，不急。
他站了好一会儿，眼眶红了，我跟你说，我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妈看病要紧，废话少说。
他接了钱，低着头，没再说话。
后来这笔钱他还了我，一分不少，还的时候往里头多塞了一把山楂糖，说是谢礼。
我笑了，说你这谢礼倒是便宜。
他说，你嫌弃你还回来。
我们两个在那间土坯房里，在煤油灯下，笑了很久。
那是六二年的冬天，我第一次觉得，活着这件事，有了点滋味。
【第五章】
一九六三年，春天。
我在那片地上继续干。
这一年，我在排水沟外围又扩了两亩，把总面积做到了将近十亩。
赵德生那边默许了，没有明说，但也没阻拦。
我懂他的意思——结果好看，他也有交代。
春耕下种，我换了一部分种植结构，加了玉米。
玉米产量高，好储存，关键是大队里缺，这东西种出来不愁用处。
陈建国这一年状态好多了，他妈妈的病控制住了，他整个人身上有了劲儿，干活比去年积极，嘴也比去年碎，一边干活一边说话，说个没完。
我说，你这嘴，怎么越来越能说了。
他说，跟你学的。
我说，我话不多。
他说，就是，我跟你学，学了个寂寞。
我没理他，低头翻地。
四月里，赵晴的事让我知道了一件事。
她有人上门提亲了。
是镇上的一个干部子弟，家里条件好，听说对方还在县里供销社有个位置，在那个年代算很不错了。
我是从陈建国那里听说的，他消息灵，大队里什么事都能打听到。
他说这话的时候，拿眼睛偷偷瞄我，瞄了好几次。
我说，看什么？
他说，没事，你继续，没事。
我沉默了一下，问，她什么意思？
他说，赵晴？她没表态，说要想想。
我手里的活停了片刻，然后继续。
想想，那就还没定。
时间不多，但也还有。
那天下午，我收工回来，绕了一段路，从卫生站门口过。
赵晴在里头，见我进来，眼神有点意外，你手上的伤又犯了？
我说，没有，手好着呢。
她说，那来干什么？
我说，来看看。
她又皱眉了，这成习惯了？
我说，差不多。
我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看她在整理药箱，动作很稳，不多余。
我说，赵晴，有人给你提亲了。
她手顿了一下，转过头看我，你哪里听来的？
我说，大队里的事，瞒不住。
她沉默了，低头继续整理，没说话。
我说，那个人是镇上的？
她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你要是愿意，那就去，日子能过好，挺好。
她抬起头，眼神里有点东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字面意思。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说话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说，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不愿意，也不用将就。
她慢慢把药箱盖上，放好，然后看着我，程有粮，你就是来说这个的？
我说，也不全是。
她问，那还有什么？
我说，秋天，我的地今年扩了，粮食产量应该比去年好，我打算年底前把知青点那间漏风的墙修一修，再攒点，往后打算长干下去。
她听着，没说话。
我说，所以你要是觉得我现在还凑合，不嫌我条件差，可以先记着我这边。
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说得挺直白，不像是会说的话。
但我前世吃过那个亏，磨磨唧唧的，结果什么都没有。
这一世，有什么说什么。
赵晴看了我很久，脸上表情很平，最后开口，程有粮，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说，知道。
她说，我爸会同意？
我说，我去跟他说。
她低头，说，你去说？
我说，对，我去说，当面讲，我现在手上有地，有粮，不算差，我会继续干，不会吃软饭。
她忽然笑了，那一下笑得很轻，但我看见了。
她说，你倒是挺……直。
我说，绕弯子费时间，我不习惯。
她说，那我知道了。
她没说答应，也没说拒绝。
但她说的是，我知道了。
对我来说，够了。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说，那件提亲的事，你先压一压。
她说，我还没说答应你。
我说，我知道，但先压一压。
走出卫生站，外头的风凉的，我深吸了一口。
手心是热的。
【第六章】
五月，事情出了。
出事的是方凯。
他那台收音机，被人举报了。
举报的人不知道是谁，反正公社那边来了人，把知青点翻了一遍，在方凯铺位底下把那台收音机摸出来，还有一本从省城带来的书，书的内容不对，是不该有的那种。
方凯当场就白了脸。
他那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大队不是省城，没有他以为的那层保护。
他被带走了，两个人架着走的，从知青点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第一次没了那股傲气，全是慌乱。
老刘站在那里，叹了口气，我就说嘛。
陈建国小声问我，你说他会怎样？
我说，不知道，看他家里能不能运作。
陈建国说，他平时那么得意，结果……
我说，得意什么时候是会长久的事。
方凯最终没出大事，他家里在省城有人，运作了一番，被安排回城里去了，但名声算是坏了，那台收音机也没了。
临走前，他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程有粮，我以前看不起你，现在想想，是我眼皮子浅。
我说，没事。
他说，你这里，怕是待不长的，你那个脑子，往后肯定不止是种地。
我说，种地也挺好。
他摇摇头，走了。
这件事之后，知青点少了一个人，反而安静了不少。
林芳还在，她一直不声不响的，干活，吃饭，睡觉，从不惹事，偶尔说话也是轻的，听不清楚。
我对她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觉得这个人沉得住气。
六月，我跟赵德生说了那件事。
就是赵晴的事。
我去大队部，等他一个人的时候进去，把话说了，说我对他女儿有意思，想长处，希望他知道。
我当时说话很平，不紧张，就是陈述。
赵德生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问我，你家里什么情况？
我说了，父母在，家里不富裕，但我手上有地，今年收成好，往后打算继续扩，不会让她吃亏。
他说，你是知青，早晚要回城。
我说，我不一定回去，这里扎得住，我想在这里。
他说，你知道说这种话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知道，我想清楚了。
他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没说话，敲了好一会儿。
然后说，我不拦她，也不替她做主，她自己说了算。
我说，好，那就让她自己说。
他说，你这个娃，有把握？
我说，没有，但我不说，更没有。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嗯了一声。
就一个字，但我明白了。
这一关，过了。
七月，夏收。
那年玉米长得好，我那片地，亩产比大队平均值高出了一截。
赵德生把数字报上去，吴干部那边下来了回信，说要在全公社推广那套排水改造的方法，让我写一份简单的说明材料。
我用了半天写好，送上去了。
陈建国问，你就这么给出去了？
我说，给出去有什么不好，别人的地能种好，大队整体情况好，有什么不对？
他想了想，说，你这个人，真不一样。
我说，哪里不一样了？
他说，换了别人，这种能出风头的事情，哪能这么平。
我说，我种地不是为了出风头。
他说，那为了什么？
我说，填饱肚子，护住家里人。
他低头，不说话了。
我知道他听懂了。
八月，赵晴来找我。
她来地里，走到我跟前，也不绕弯子，直接说，那个提亲的，我已经让我爸回了。
我说，嗯。
她说，我爸跟我说了你来找过他。
我说，嗯。
她说，你说你想在大队长待下去？
我说，是。
她说，那要是以后政策变了，可以回城了，你还在？
我说，这里有我的地，有你，我为什么要走。
她听到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看着我，说，程有粮，你说话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
我说，不留情面才知道是真的。
她说，谁告诉你的。
我说，自己悟的。
她笑了，又是那种轻的笑，但这次持续得久一点，她转过身，走了两步，背对着我说，我知道了，你干活吧。
就走了。
走得很快，背影很直。
陈建国从旁边的玉米地里探出头，满脸戏谑，有粮哥，怎么样？
我说，滚回去干活。
他哈哈笑着缩回去，声音在玉米地里传着，哈哈哈哈，成了成了。
我低头，把手里那把锄头握稳了。
心里那块什么东西，踏踏实实地落了地。
【第七章】
那年秋天，我正式跟赵晴在一处了。
没有什么仪式，就是有一天我去卫生站，带了一小袋花生，她收了，就算定了。
赵德生那边，我去拜见过，认认真真叫了声叔，把手头的情况都讲清楚，他看着我，半天才说，你记好，我女儿不能受委屈。
我说，知道。
他说，光知道没用，靠着做。
我说，您看着。
这一年，大队的整体情况比去年好了一些，我那片地的产出成了个参考，附近几个大队都有人来看过，问怎么弄的。
我一一说了，没藏着。
陈建国说，你这是广播答疑。
我说，别人会了，整体才好。
他说，你就不怕别人做得比你好？
我说，怕，但那是好事。
他摇头，说，我真的没想通你这脑子。
我说，你不用想通，照着干就行。
他笑，照着干，行。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我把知青点那堵漏风的墙修了，用的是自己攒的料，找了两个泥瓦匠，花了三天，修得扎实。
那天晚上，老刘坐在修好的墙边，抽着旱烟，说，这回好了，去年冬天那风，能把人吹死。
我说，嗯。
他说，有粮，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说，两年多。
他说，这两年，你变化挺大的。
我说，是吗？
他说，以前你好像什么都没有，现在不一样了。
我没说话，想了一下，说，以前是没有，现在有了。
他吐了口烟，说，人有了盼头，就不一样了。
这话说得对。
有了盼头，才能使劲。
那个冬天，我开始攒钱。
把粮食折算，把多余的换成钱，一点一点存着。
不是为了当下，是为了后来的事。
我记得，改革开放是七九年。
从六三年到七九年，还有十六年。
十六年，够了。
够我把根扎深，把底子打牢，等那个门开了，我比别人先走出去一步。
这是前世没有的优势。
这一世，我要把这个优势用满。
一九六四年，春天来了。
陈建国找了个对象，大队里的女知青，叫桂芬，人勤快，两人相处得挺好。
我去喝了他的喜酒，在大队里办的，简单，但热闹。
赵晴坐在我旁边，吃了两个菜，说，他们挺好的。
我说，嗯，是挺好的。
她说，你们以后还在大队一起种地？
我说，不一定，要看情况。
她侧过脸，看着我，情况怎么看？
我说，时机到了自然知道。
她说，你这人，总是说一半留一半。
我说，说多了不算数，做出来才算。
她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她其实懂，她只是有时候想听我说出来。
这一点，我比前世强了太多。
那一年，我没少跟她说话，有想法就说，有打算就讲，她在旁边听，偶尔说两句，偶尔质疑，但总的来说，她信我。
信这件事，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基础。
【第八章】
一九六五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我后背发凉的事。
陈建国的媳妇桂芬，在一次闲聊里，不小心说出去了一句话。
她说，有粮哥总说要看时机，我听他跟建国说，改革之后能做买卖，能赚钱。
这话被人听了去，传出去变了个样子，说成了程有粮整天说能做买卖，有投机倒把的心思。
这件事被捅到公社那边，来了个人，叫了我去问话。
我那天进去，坐在那个房间里，心跳是稳的。
我知道这一关怎么过。
问话的人问，你说过改革能做买卖？
我说，我说的是，地里的改造技术推广开了，农业效率提高，那就能有更多余粮，余粮多了就能更好地支撑工业，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传到您这里变成什么样了。
那人看了我一会儿，把我说的话记下去，又问了几个问题。
我一条条答，平平稳稳，没有一个字出格。
最终这件事没有深查，问话完了就放了。
但我走出来的时候，背后衣服已经湿了。
回到大队，陈建国在门口等我，脸色煞白，有粮哥，对不住，是桂芬那边说漏了，我不知道——
我说，没事。
他说，我——
我说，建国，我说没事就没事，她不是故意的，这事过去了。
他低了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我拍了拍他肩膀，进屋去了。
进了屋，我在炕上坐了好一会儿。
这件事给我提了个醒。
步子不能太快，话不能说早，即使心里有数，也得等时候。
时机到了，再动。
在那之前，老老实实种地，低调，扎实。
我把前世的教训重新翻了一遍，在心里理了一条线——
走得太快，摔死；走得太慢，废了。
这条线，要一直绷着。
那以后，我说话更注意了，有些话只在心里，不往外说。
陈建国也知道了分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说话都留着一层。
这是代价，但能接受。
一九六六年，我和赵晴结婚了。
手续办得简单，但赵德生那边认认真真摆了几桌，请了大队里的人，热热闹闹地办完。
我坐在那里，看着赵晴，她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衣服，颜色是暗红的，头发梳得整齐，坐在那里，眼神平静。
我端着杯子，走过去，轻声说，往后的事，你放心。
她看着我，说，我知道。
就两句话。
但那两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们住在一起，那间土坯房小，但干净，炕烧得热，窗纸贴得严实。
有时候夜里，她在灯下缝什么，我在旁边看书，外头风再大，屋里是静的，暖的。
前世，我没过过这样的日子。
这一世，我把它捡回来了。
【第九章】
往后的岁月，一年一年过。
一九六七到七一年，是最难的几年。
那几年，地里的事不好搞，管得严，很多东西不能动，只能按部就班，照着队里的安排来。
但我没停，地里还是种，改造还是做，只是更小心，更低调。
陈建国有了孩子，头一个是儿子，取名叫建强，虎头虎脑，见人就笑。
我和赵晴的孩子，老大是六七年生的，女儿，我取名叫程安。
程安，安稳的意思。
前世我一个人，到死没留下什么。
这一世，留下的东西，一点一点多起来。
程安两岁的时候，赵晴又怀了，生了个儿子，我取名叫程实。
实在的实，踏实的实。
赵晴说，你取名字怎么这么朴素？
我说，朴素的才管用。
她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要落地才算。
我说，落了地才是真的。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笑了。
日子就这么过。
每一年的粮食，我都认真记着，丰收的年份，多留种，多攒底子；差的年份，拿出去年的储备，撑过去。
大队里有几户人家，连着两年闹了饥荒，是我这边借了粮出去，才撑过的。
赵德生跟我说，你这做法，是做人的样子。
我说，帮人不是为了让人记着，是因为当时他们需要。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要比我想的，强得多。
我说，您高看了，我就是个种地的。
他说，种地的，有你这样的，少。
那几年，我攒下了一些，不多，但够用。
口粮有保证，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赵晴的卫生站那边，我每年给补一点药材，让她那边不至于太捉襟见肘。
旁人看着，未必懂，但日子是实在的。
一九七二年，事情缓了一些。
陈建国有天找到我，说，有粮哥，我看着你这几年，你是心里有谱的。
我说，谱早就打好了，等时候罢了。
他说，等什么时候？
我说，等门开了再说。
他想了想，没再问。
这几年，我除了种地，还做了一件事。
跟大队里几个年纪大的老人，把这附近的地势都摸透了，哪片地适合种什么，哪里的水文是什么情况，哪里的土质怎样，记了厚厚一本。
没人知道这本子有什么用。
我知道。
等改革开放，土地政策松动，那时候选地、选项目，有没有这本子，差距不是一点。
信息，本身就是资产。
一九七三年，程安六岁，进了大队学校。
她第一天回来，跟我讲了一路的事，说谁谁跟她抢橡皮，谁谁在黑板上写了字，谁谁说她头发好看。
我听着，心里暖得很。
不是那种说得出口的暖，是那种，脚踩在土地上，扎进去了，踩稳了的感觉。
前世什么都没有，这一世，一件一件，都有了。
【第十章】
一九七九年，正月里。
我听到了消息。
政策要变了。
那天大队部的大喇叭里广播了新闻，我站在院子里听，手里端着一碗稀饭，一口都没喝。
陈建国走过来，站在我边上，问，你听懂了？
我说，听懂了。
他说，什么意思，能干什么？
我说，能干的事情多了，就看谁先动。
他问，我们先动吗？
我说，对，我们先动。
这十六年，我攒的不只是粮食和钱。
我攒的是底气。
现在门开了。
那年春天，我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联系了附近几个大队里的几个人，提出合伙，一起搞一个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加工，玉米、红薯，做初级加工，往县城里送。
这在当时，是刚开了口子的事情，名义上叫集体的副业项目，但实际上是自主经营了。
几个人听了我的方案，半信半疑，但都是见过苦日子的，知道机会难得，最后都答应了。
第二件，我那本记了十几年的地势本子，起了用场。
县里在研究新的农业开发计划，我把那本本子整理了一份报上去，里头有具体的数据，有分析，有建议。
吴干部，现在已经是县里的一个负责人了，看到这份材料，专门找我谈了一次。
他说，这本东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我说，六二年。
他沉默了一下，六二年……你就知道这个有用？
我说，不知道，就是觉得该记。
他说，程有粮，你这个人，我见过不少知青，像你这样的，一个。
第三件，我开口跟赵晴说了这些年心里的打算，从头到尾，一字一字说。
她坐在那里，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问，那要是失败了呢？
我说，失败了，地还在，手还在，从头来。
她说，你准备了这么久。
我说，是。
她说，我知道的。
我愣了一下，你知道？
她说，你以为你那本本子，你那些年攒的东西，我没看见？
我说，你没问过。
她说，你没说，我就等你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程有粮，我嫁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不是因为你现在穷还是富。
我想了很久，才说，谢你。
她说，谢什么，一家人。
就这三个字。
一家人。
这三个字，比什么都扎实。
那年夏天，那个收购和加工的项目开起来了。
头一批货发出去，我亲自跟着车送到县城，县城的粮站收了，价格按当时的市价，算下来，比单纯种地多出来一块。
陈建国数了数账，傻笑了半天，有粮哥，赚钱了，真的赚到了。
我说，这才是第一步。
他说，还有几步？
我说，多着呢。
他说，那我跟着干。
我说，我知道，你一直在。
那一年，程安十二岁，程实九岁，两个孩子都在学校里，成绩不差，程安尤其厉害，数理化全拿前三。
我那时候就想，将来让他们好好读书，往外走，去看更大的地方。
前世我没机会，这一世，让他们去。
一九八零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来了。
我把手上能承包的地，都拿了过来，加上这些年摸清楚的地势，把布局做好，该种什么，怎么种，早就有数。
陈建国跟着我，一起扩，两家人合力，那年秋天，收成是大队里最高的。
旁人看着，有佩服的，也有羡慕的。
刘有财，那个当年压工分的小队长，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走了。
他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早年那点小算盘，搁今天，不值一提。
那年年底，大队里的年终会上，赵德生已经退了，新的大队长念了一串成绩单，念到我这里，说，程有粮，是大队里第一个做出规模的。
台下有人鼓掌，也有人沉默。
我坐在那里，没起身，没说话。
鼓掌的，我记着。
沉默的，我也记着。
散会出来，赵晴走在我旁边，说，你今天怎么不说话？
我说，没什么好说的，说再多，不如结果说话。
她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说，不然还能怎样。
她笑了，往后呢？
我说，往后，一年一年过。
孩子往外走，我们把这里再做扎实一些，把能做的事都做了，对得起这片地，对得起自己这几十年。
她握了一下我的手，没说话。
外头天黑了，星星很多。
我在这片土地上站着，想起六二年那天，我扛着铁锹走进烂泥滩的那个下午，脚陷进黑泥里，腰酸手烂，旁边的老汉说，小知青，这地不能种。
我抓起一把泥，说能。
后来种出来了。
前世有人笑我，说穷、窝囊、没出息。
我低着头，没说话。
这一世没有人来笑我，但就算有，我也知道该怎么答。
不用说话，让结果说。
地，种出来了。
家，撑起来了。
旁人说过的那些话，散干净了。
剩下的，就是这片土地，这家人，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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