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喊魂
一九九五年那个暑假，我十一岁。
那年夏天热得邪。屋里那台老吊扇转起来"咔、咔"，一圈一圈，把热风搅成更热的风。我现在闭上眼还能听见那个声音；一想起柳树林，鼻子先闻到那股味道，水腥气、烂柳叶、还有水泥坝体上晒了一整天的青苔味。
我们一共六个人，四个男的两个女的。男的是我、胖墩、大勇和小勇，后头这两个是双胞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两张脸，只是一个嗓门大，一个不爱说话。女的是小燕和春玲，她俩总走在最后，笑我们的时候用手捂着嘴。
那个夏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是玩。上午在打谷场上滚铁环，滚到一身土；中午躲进窑洞里分一瓶橘子汽水，六个人轮着一个瓶口喝，喝完还要把瓶底那点甜味倒过来舔干净。到下午三点多，日头稍微偏一点，我们就出发。去柳树林。
柳树林在村子北边三里地，一大片歪脖子柳，树底下是湿的，草是深绿的，踩上去发软。穿过林子就是那道水坝，六十年代修的，早废了。坝体上裂着口子，缝里长出一人来高的野蒿，水位线一道一道画在水泥上，像谁用粉笔划的横道道，最高那道离坝顶还有两尺。
坝里的水是墨绿的，看不见底。大人们都说那水里有东西，说早年修坝的时候淹过架子工，说水底下有抽水的管子，人一下去就被吸住。我们从不当回事，只当那是全村子最凉快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们六个蹲在坝顶的斜坡上，知了在柳树里叫得人耳朵疼。大勇忽然站起来，把背心一脱，扔在水泥上。
"我能潜很久。"
胖墩笑，汽水瓶子在手里转："多久？"
"你们数。"
"数到多少？"
"数多少我都不上来。"大勇把下巴一抬，他站在坝顶最高那块水泥上，肋巴骨一根一根都能数清，晒得跟泥鳅一样黑，"我哥俩肺活量大，你们不懂。"
"吹。"胖墩说，"你要能憋过四十，我把明天那根冰棍给你。"
"你说话算数？"
"算数。"
小勇蹲在一边抠水泥缝里的石子，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大勇背后，拽了一下他的背心角。
"别下。"
声音很小，小得像怕被人听见。大勇回头看他一眼，甩开他的手，笑了。那一下甩得很随便，就是哥哥对弟弟的那种随便。
"你懂什么。"
我们真数了。大勇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噗"地破开，翻起一层白沫，然后合上，平得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一、二、三……"
数到二十的时候胖墩的声音低了下去，数到三十小燕拽了拽我的袖子，数到四十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比数数还响。
"四十五……四十六……"
水面动了。大勇的脑袋"哗"地冒出来，头发贴在脸上，他抹了一把水，冲我们咧嘴笑，牙白得刺眼。
"多少？"
"四十七！"胖墩喊，随即骂了一句，"你个龟儿子。"
大勇在水里踩着水，晃着脑袋，喘得胸口一鼓一鼓。我们几个凑到坝沿上七嘴八舌地问，底下什么样，黑的吗，冷不冷，能看见脚吗。
"什么都看不见。"他说，"下面黑，全是黑的，摸一把都是泥。"他顿了顿，忽然又说，"我想试试能摸多久。"
"上来！"小燕喊他，"大勇你上来！"
"水底下凉快。"
"别试了！"我也喊，"一会儿大人来了。"
他没听。他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响，肩膀上那两块骨头一下子抬起来，然后他看了小勇一眼，很短的一眼，我当时没懂那是什么意思。他翻下去了，这一次翻得比刚才利索，脚背在水面上翻了一下，人就像被谁从底下拽走了一样，没影了。
水面又合上了。
我们接着数。数到五十胖墩不数了，数到六十小燕开始哭，数到七十的时候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坝里的水是凉的，人是能憋的，大勇说过他肺活量大。数到一百，太阳已经从柳树梢上滑下去一截，水面被照得发黄，坝顶的水泥也开始发凉。
"大勇！"胖墩冲着水面喊，"大勇你上来！我们不数了！"
"大勇！"
"大勇！"
我们的声音撞在坝体上，回来的时候变小了，混在柳树里那一片知了声里。小勇一直没喊。他站起来，走到水边，蹲下去，两只手撑在水泥沿上，脸离水面只有一尺。
他就那么看着。然后他回头，说了一句特别轻的话：
"我下去找他。"
他脱了鞋。我扑过去抓他的胳膊，抓空了。小勇跳下去的时候几乎没声音，就像一块布掉进水里。
我趴在坝沿上往下看。水从墨绿变成黑，越往下越黑，他的白背心在水里晃，晃得很慢，一直往下，往下，像被什么东西托着送下去，而不是自己沉。
然后我看见了。水底下，小勇的斜后方，有一团东西。不是人影，比人影大，比水更黑，像一大蓬泡胀了的头发，又像一堆泡烂的衣服，看不清哪是头哪是手。它没有动。一直到小勇的背心晃到那个高度，它才动了一下。
往后一收。
小勇的背心猛地一瘪，像被一只手从中间掐住。他在水里挣了两下，两只胳膊往上举，举到一半就软了。那团黑往下一沉，把白背心一起带了下去。水面翻上来一串泡，大的，圆的，破了，然后水面又平了。
我趴在坝沿上，一动都不能动。后来是春玲在尖叫。小燕已经跑了，跑出去十几步又回头拽春玲，两个女孩沿着坝体往下跑，凉鞋在水泥上打滑，"啪"地摔了一个，爬起来又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啊——救命啊——"
她们跑了。我和胖墩留在坝上，谁也没敢下水，就趴在那个水泥沿上看着水。太阳彻底落到柳树后面去了，水面从黄变灰，从灰变黑，知了忽然一起不叫了。
大人比我想的来得快。先是小燕她爸，扛着一把铁锹跑过来，连鞋都没穿；然后是村里的治保主任，然后是拿着手电的、拿着竹竿的、牵着一条狗的，十来个，最后连赤脚医生也来了。他们拿手电往水里照，竹竿在水面上戳来戳去，戳到坝中间，戳到坝底下的闸口。
"这水深得很，底下有管子。"
"下去吗？"
"谁敢下？"
有个会水的汉子脱了上衣下去，只下到齐腰，摸着坝体走了一圈，上来的时候脸都白了，说什么都没有。后来是报警，派出所来了一辆吉普，两个民警，站在坝上看了半个钟头，打了几通电话。
第二天来了打捞队。橡皮筏子、大网、铁钩，从坝尾拖到坝头，从闸口拖到柳树倒下来的那一片。日头把我晒脱了一层皮，我看着那张网在黑色的水里一趟一趟地走，网眼贴着水面擦过去，什么也没拉起来。
打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半夜下起雨来，打捞队收了船。民警说："接着找吧，会不会冲到下游去了？"下游我们也走了，走了两里地，两岸的芦苇长得比人高，人进去就看不见头。
那几天，双胞胎家里跟断了电一样。我见过他们的妈坐在坝坡上，抱着两件叠好的衣服，一件是大勇的，黄的，一件是小勇的，蓝的。她不哭，就那么坐着，嘴唇一直在动，不知道在跟谁说话。你仔细听，她是在叫名字。
"大勇。"停一会儿。"小勇。"停一会儿。"大勇，小勇。"
他们的爹不怎么说话，见人就点头，好像谁都不知道这事已经完了，好像下一个人来了，就还能带走两个儿子。
第三天下午，来了个老头。
没人认识他。他穿件洗得发白的靛蓝褂子，脚上是布鞋，手里提着一只竹篓，从柳树林那边慢慢走上来，在坝坡上站住，眯着眼看了很久的水。他不看人，只看水。然后他走到那对夫妻跟前，蹲下来。
"水里有东西，你们捞不着。"声音是那种被烟熏了几十年的哑，"人是留住了。"
双胞胎他爹抬起头，眼神是空的。
老头从竹篓里抓出一把米，在手掌里搓了搓，扔进水里。米落下去的地方，水面起了一圈很细的环，往外推，推到我们脚底下才散。
"记着。今天晚上，十二点到一点，你们两个人来，一人守一边，沿着河沿从上头往下走，一边走一边叫名字。叫一声，再喊一声回来。"
"叫名字就行？"双胞胎他爹问，声音在抖。
"叫名字，再喊回来。"老头站起来，"他俩是走岔了，找不着路，你们得给他俩指。叫得回来就显形，叫不回来你们也别怨。"
"显形是什么意思？"
老头已经转过身了。他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的妈，说了句很轻的话：
"叫回来的时候，别回头。他喊你们，你们别应。"
那天晚上我跟着我爸去了。他拿了一只手电，我不肯在家待着，就跟着走，到河边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半。
雨停了。河面上飘着一层白汽，远处的杨树只剩下黑轮廓。河水的声音比白天大，哗哗的，像有人在底下不停地擦洗石头。
十二点整，两个人分别在河的两岸动了。
"大勇——"
是他妈的声音。一开始很小，很干，喊到第三遍才拉开。
"大勇——回来——"
对岸隔了七八秒，传来他爹的声音，更低，更闷，被水声吃掉一半：
"小勇——回来——"
"大勇——回来——"
"小勇——回来——"
两个人一步一步往下游走，手电光贴着水面扫。喊声不太齐，一前一后，隔着水，隔着那片白汽，来回地撞。
我站在坡上，抱着自己的胳膊，越来越冷，冷得牙齿开始碰牙齿。我告诉自己那是水汽，是下半夜的凉，可我的眼睛不听我的，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片水面。
走到第三个河湾的时候，他妈的声音忽然停了。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走远了，或者喊哑了。然后她又喊了一声，这一声跟前面的都不一样，是软的，是往前探的：
"大勇？"
我爸的手电光停住了。我们谁都没动。河面上那层白汽被风从中间拨开了一道缝。那道缝底下，水面动了一下。
非常轻，就像有人在水里，很小心地，把脸转了过来。
然后我听见了。不是喊声，也不是水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回答，从水底下冒上来，带着气泡破开的"啵"。
他说：哎。
我爸的第二只手捂住了我的嘴，把两个人一起按在坡上的草里。我没敢再抬头，只记得草叶擦着我的耳朵，我妈在家等着的那盏灯很远。
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一声"哎"。
那天我们去的是六个人。回来的是四个。
— — —
第二章 名字
喊魂是在第三个河湾应了一声之后的第二天，人们才明白老人说的"显形"是什么意思。
那一夜他们一直喊到快一点，第四个河湾、第五个河湾，喊到嗓子破了，什么也没有再响。回去的路上没人说话，手电光照着脚底下，谁也不敢往水那边多照一下。走到村口，双胞胎他爹蹲在路边吐了；他妈站着，两只手还向前伸着，像手里还牵着绳子。
第二天天没大亮，小燕她爸跑到我家门口拍门，说河湾上"有东西"。
我爸把我关在院子里，自己去了。我是翻墙跟过去的。到河湾的时候太阳刚起来，水面上浮着一层很薄的白，正在散。出事的是第三个弯，水在这里拐得急，靠岸一片泥滩，平时没人踩，泥上全是细密的小孔，是雨打的。
泥滩上有脚印。
赤脚的，一串，从水边一直走到岸上。步子不快，也不整齐，一大一小两行，挨得很近，像两个人是并着肩走的。走到芦苇边上，芦苇密得人钻不进去，脚印在那里断了。旁边还有两行水痕，弯弯曲曲，是身上的水淌下来又蒸掉留下的，跟脚印对得上。
泥上的印子很浅，浅得不像人踩的，倒像谁用指头在上头按过一次。第一枚脚印最深，就在水边上，脚趾头印得清清楚楚；越往岸上走越浅，走到芦苇边那一枚，几乎看不出来。
有人拿竹竿去量，量到一半手抖了，竹竿掉在泥里。没人敢再往前走。十几个大人站在泥滩边上站成一排，有个上了年纪的往后退了两步，蹲下去呕。我爸把手电关了，虽然天已经亮了。
我站在人缝里，看见那串脚印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一只塑料凉鞋的襻，断了的，沾着泥。
"是那俩。"有人说。
胖墩也来了，跟着他爹来的，站在人堆最外头，脸肿着，一晚上没睡。他盯着那串脚印看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那天是我数数。"没人接他的话。他自己接着说："我数到五十就不敢数了。"还是没人接。他就把嘴闭上了，两只手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擦了一手泥。
春玲也来了，躲在大人后头，眼睛只敢看水，不敢看泥。我听见她小声跟她娘说："我说了那是头发。"她娘回了一句："闭嘴。"
后来我才拼出那一夜的事。他们喊到第三个河湾，水面动了一下，两个孩子真的上来了。不是尸体浮上来，是自己从水里走上来的，一步一步，走到芦苇边上就没了。老人说的"显形"，原来是这样：只给看不给碰。
那一整个上午村里人沿着芦苇滩走。芦苇比人高，走进去看不见头，出来一身碎叶子，脖子里全是划痕。走到中午有人坐在田埂上哭，哭完了接着走；走到天黑，什么也没有。
打捞队又来了。这回他们把坝体、闸口、坝尾倒柳那一片、下游两里芦苇滩全部拖了一遍。橡皮筏子在水上走，网贴着水皮擦过去，一趟，两趟，第三趟挂住了，几个人拽了半天拽不动，最后是拿刀割的绳子。
网出来的时候，网眼里挂着水草、烂树枝、一只塑料凉鞋。
凉鞋是黄的，只有一只。谁的也说不清：大勇那天在坝顶把背心扔了，鞋是没脱的，可那天去坝上的六个人，穿黄凉鞋的有三个。
到了傍晚筏子靠岸，人坐在泥上抽烟，抽完把烟头摁进泥里。队长跟我爸说了一句话：这水底下有东西，他们不打算再下第三次。
他们本来想请个外村的潜水员。那人开价不低，钱也凑得出来，可他听说是在柳树坝来的水上作业，先问了一句"是不是那道废坝"，听说"是"，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又打过去一次，他女人接的，说人不在家。
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听我爸骂人。他不骂谁，就骂天，骂了两句，把铁锹往地上一摔，摔完自己蹲下去，扶着锹把，半天没起来。
第三天，双胞胎下葬。没有尸首，村里人把两件背心放进两口薄棺，一件黄的，一件蓝的。棺是我爸做的，他就是村里的木匠。他做了两口小的，做得很快，一上午就完了，刨花堆了一地。中午他没吃饭，坐在刨花上抽了半包烟。
下葬的时候两口小棺并排放进一个坑里，头朝河。村里人说，这样他俩还能看着水。他妈没有哭。她跪在坟前把土一把一把捧起来，捧到第三把的时候手停了，停了很久，然后接着捧。捧到一半她忽然问了一句："晚上还喊不喊。"
没人答她。那个提竹篓的老人没有来。
葬完之后村里在打谷场上开了个会。治保主任站在碾盘上说，往后不许孩子往柳树林去，不许靠近河沿，谁家的孩子去了，谁家自己管。有人不服，说这算什么规矩，水坝年年有人淹，还能都不让人下地了。
底下有人回了一句："这回不是淹。"
场上就静了。静了很久，静到能听见打谷场边上那只鸡在地上刨土。
最后定下来一条，是双胞胎他爹说的。他从头到尾没抬头，声音也不大："夜里在河边、在村口、在地里，听见有人叫你名字，别答应。"他不是对着人说的，是对着地说的。
他妈坐在碾盘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散会的时候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只补了一句："喊的时候，别回头。"这一句没人反驳，有人当场就打了个哆嗦。
散会的时候有人问治保主任，这条算不算数。治保主任说，算不算数，你自己试。
那几天我被我爸打过一巴掌。我又跑到河湾去了一次，站在泥滩上，看那串脚印被太阳晒得发白。我爸把我拽回来，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上，打得耳朵里嗡嗡响。
"你看见了。"他说，"你看见了，就得记着。"
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是那个老人走的时候回头对他说的。我挨了打，没敢再问。
老韩是八月二十六来的。外村人，三十来岁，脸黑，右边眉毛上有一道旧疤，是让鱼钩划的。骑一辆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渔网和一只铝盆，车把上挂一串鱼漂，晃起来叮叮当当，老远就能听见。
他要下河湾。村里人拦住他，他把车支起来，先笑，说："水又不能吃人，人是自己淹死的。"有人把双胞胎的事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怎么下的水，怎么数到一百，怎么半个月找不着，怎么喊魂，怎么在泥上看见脚印。
他听完，把烟叼在嘴上，点了，吸一口，说："那是没找着。找着了就完了。"
"死过人的地方鱼才多。"他说，"这道理你们不懂。"
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记得他手里那张网，网绳被烟熏得发黑，一抖，响。后来听人说，老韩在别处也碰上过事：有一年在一个水库，夜里也是有人喊，喊他一起去看网，他没去，第二天那个人就没了。他讲这事的时候当笑话讲，说那人胆小，自己把自己吓进了水。
他讲完，村里人一个也没笑。
那天下午他还是下了网，网下在第四个河湾，水最平的那一段，两头用竹竿撑住，网绳绑在杨树根上。他脱了鞋下水，水到胸口，脸上的疤被太阳照着，看着像一条虫。太阳落下去的时候网还在水里，他坐在岸边吃饼，饼渣掉进水里，被小鱼啄。
我那天晚上睡在堂屋，窗户朝北，窗户纸破了一个角。我们家院子离河沿不到一百步，夜里静的时候，水声能顺着地皮传过来。
大概十一点多，也可能是十二点，我听见有人在喊。不是喊我，是喊姓。
"韩——"
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平，不像喊人，倒像在点一个名字，喊一声，停一停，再喊一声。
"韩——"
我趴在炕上没动，把被子蒙到头顶。我心里想，他别应。我想起来去喊他，可堂屋的门从外头插上了。我爬到门口，隔着门缝看，看见我爸站在院子里，没动，也没回头。他手里那根烟一直烧到指头，他才扔在地上踩灭。
河那边的声音喊了七八遍，中间有一段很长的空白，长到我以为完了。然后我听见一声应答，从河那边传过来，很短，只有一个字：
"哎。"
跟我十几岁那年在河湾听到的那一声，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老韩的网还晾在岸边的杨树根上。网绳解开了，摊在草地上晒着；铝盆在泥里，盆里还有两条鲫鱼，翻了白肚皮。自行车靠在一棵杨树上，车把上那串鱼漂还在响，风一吹就响。
人没了。鞋还在岸边，摆得整整齐齐。
村里又找了一天，芦苇滩从头到尾又走了一遍。那串旧脚印早被雨冲没了，成了所有人的坐标。找完了，什么也没有。有人说去外村报个信，有人说报了也没用，人是在我们这儿没的。
第三天村里在河湾边立了一块砖。砖上没写字，就那么立着。谁走过都看一眼，谁也不说为什么。
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十一岁，开学上了五年级。
后来我长到三十几岁，回过一次村。河湾还在，杨树长得更高了。芦苇滩被推平了一半，种上了玉米。那块砖不见了，大概被谁拿回家垫了灶台。
我在河湾边站了一会儿。风从水面上过来，带着那股水腥气，跟一九九五年一模一样。那年玉米长得很好，穗子压得秆子弯下去，可玉米地边上有一条窄窄的空带，一垄也没种，从地头一直通到水边，像谁特意留出来的路。
我没敢靠近水，在离水二十步的地方就停下了，站着，看着，一直看到太阳下去。
我这辈子只听见那水里叫过一次名字，不是叫我。可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声音的调子：平，慢，一点也不着急，像它知道，总会有人答应。
它不挑人。它只等人应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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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个应声的人
第二个应声的是老韩。第三个是谁，谁也说不清，因为从那一年夏天起，村里听见自己名字的不止一个人。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年过去了。河湾边那块砖还立着，没人动它。夏天又热，知了照旧叫，麦子割完了，场上晒着新麦，鸡在麦堆上刨食。孩子们绕着河边走，走的时候不看水，也不说话。不全是怕，更像是习惯了，像走路绕开水坑一样。
老韩那串鱼漂被人捡走了，捡的人挂在自家门框上，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妈骂了他一顿，说这不吉利，他才拿下来，可没扔，藏在柴垛底下。规矩是立住了，谁家夜里听见什么，第二天早上都不说。
村里人说话也开始绕。以前提那事，说"大勇小勇"；后来不说名字了，说"那俩"。坟上的草长到膝盖高，他妈每个月十五去一趟，扫干净，摆两个碗，摆完就回来，从来不坐。有人问她还喊不喊，她说"不喊了"，问的人就不敢再问。
李长庚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五十来岁，脸上有道疤，是年轻时候跟人打架留下的。他不信这些，但也不破，只是每到夜里巡村，他走的那条路离河沿有二百步。
他媳妇叫桂英，跟他过了二十六年。她喊他从不喊"长庚"，喊"长庚啊"，后面那个"啊"拖得很长，像在等他把手上那点活干完。三年前她走得急，早上还说要去集上买布，中午就不行了。
七月十四晚上，他巡到村口。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压着几块砖，砖是给双胞胎刻名字的，他打着手电照了照，照完接着往前走。就在这时候，树后面有人叫他。
"长庚啊——"
拖着尾音。
李长庚站住了，手电光柱对着一块砖，一动不动。他没答应，一个字都没出。
可他回头了。规矩里说的是不能答应，没说不能回头。他自己后来也想，也许就是因为回头了。
那一夜他回到家，把门插上，坐在炕上抽了半包烟，烟灰掉在炕席上，他没掸。后半夜他起来过一次，走到门口，隔着门板听了很久，才回炕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嗓子哑了，说不出话；到第三天，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只能用手比划，写字条。
他先去了镇上。医生看了喉咙，说是嗓子发炎，开了两盒药，还让他少说话。药吃了没用，到第五天，他连"嗯"都发不出。他自己知道不是。他在纸上写：你们别答应。
那张纸传了一圈，最后传到我家。我爸看完，折成四块，压在柜子底下。
李长庚哑了四十多天。那四十多天里，村里的事都是别人替他跑，他每天照旧巡村，走到槐树底下就停一下，站一会儿，再往前走，也没有绕过那段路。
七月十六，事情就不止一个人了。
先是春玲。她那年十一，晚上起来去院里，听见篱笆外头有人叫"春玲"，是她外婆的声音，喊得很轻，像外婆在她小时候喊她回家吃饭。她外婆在她七岁那年没的。春玲站在院里没动，那声音喊了四五遍，然后没了。她后来说，她当时最想干的事是应一声，因为那声音太像了，像得让她觉得外婆还活着，就在篱笆外头等着。第二天她跟她娘说，她娘打了她一巴掌，让她以后别夜里出去。
然后是胖墩。八月里一个晚上，他妈在灶房擀面，他在院里洗脚，听见灶房那边有人喊"胖墩"，是他妈的声音，喊得挺急，像他小时候掉进猪圈那次。他光着脚跑进灶房，他妈好好地站在案子前，手上全是面，问他跑什么。
他说你喊我。他妈说我没喊。
他站在灶房门口，两只脚全是水，脚底下一摊湿印子。他后来说，那一刻他想起的不是水，是他娘年轻时候的嗓子，那声音比他娘现在的声音要年轻，要亮。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七月十八那天，治保主任家的闺女说，她在院子里听见有人喊她儿子的名字。她儿子才三岁，正在炕上睡着。
喊活人的名字，用死人的嗓子。村里人这才明白，规矩里那条"别答应"，防的不是死人，是活人。
七月十九，村里开会。这回是李长庚主持。他嗓子还是哑的，说话得用半个气声，人往前凑才听得见。
"这不是水里的事。"他说，"水里哪知道'长庚'这种小名。这是有人，夜里在村边上喊，装神弄鬼。"
有人问："谁？"
他说："查。"
他组织民兵守夜，三个人一组，从村口到河湾这一段来回走。第一夜什么都没听见，三个人走到河湾，站在离水三十步的地方抽了根烟，回来的时候还笑，说这活儿给的钱太少。
第二夜走到后半夜，一个叫王建国的民兵忽然停住，说有人喊他，另外两个人什么都没听见。建国是退伍兵，在部队待过五年，最不信这些话。他站在那儿脸白了，把手电递给别人，说他不走了，谁劝都不走。往回走的时候他一直不说话，进了村口才说了一句："喊我的是我老连长，去年死的。"
第三夜没人肯去。李长庚一个人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从河湾回来，鞋上全是泥，走到打谷场边上坐下来，把鞋脱了磕泥，磕了半天。有人给他递水，他摆了摆手。
七月二十，李长庚问村里谁夜里去过河边。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有人提了一句：那个穿靛蓝褂子的老头，还没查过。有人提了一句：大勇他爹那两天夜里不是在水边站着吗。有人提了一句：陈守业，那天晚上老韩出事，有人看见他站在院里，站到半夜。
我爸当时在场。他没答，也没抬头，一直在用手指抠桌角，抠掉一小块漆。
会场里有人小声说，喊人的会不会就是活人。这话一出口，场上的空气就变了。原来怕的是水，现在怕的是人，因为水不会知道谁的小名叫什么，也不会知道你死去的老连长叫得那么亲。
会就开不下去了。
那天回家，我爸一进门就把门从里头插上，然后把柜子底下那张纸拿出来，摊在桌上，看了很久。他没念，我识字，我自己念的。
七月二十一日，夜里。
我们家那天睡得早。我睡在堂屋，窗户朝北，窗户纸那个破角还在。院子里的鸡早就进窝了，狗趴在门槛下，一声不响。我快睡着的时候，听见有人喊我。
"小军。"
那声音就贴在窗户外头，不高，很平，一点也不着急。
是我的嗓子。十二岁男孩的嗓子，还没变声，尾音带着一点哑，跟我平常说话一模一样，连那个哑都一模一样。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听见过自己的声音，可我就是知道，那是我的。
我趴在炕上，把脸埋进被子里，两只手压住耳朵，心里数数，数到四十七，再数，数到一百。院子里的狗一声没叫。
我一直到天亮都没敢动。天亮了，鸡叫了，我才把被子掀开。我爸在灶房里烧火，我问他夜里听见什么没有。他说："睡你的觉。"
我一直没答应。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去河湾。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去。砖还立在那儿，昨天谁走过都看一眼的那块砖。砖面上有三个字。
是湿的。
那几天下过大雨吗？没有。砖面上别的地方都是干的，太阳一晒，白得发脆，只有那三个字是湿的，像有人用指头蘸了水，一笔一笔写上去，写完还没多久。
字是：陈小军。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风从河面过来，吹在砖上，那三个字一点也没干。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人，都是早起下地的，他们看了一眼，没说话，走了。到中午砖边上围了二十几个人，谁也不进那个圈，站在圈外头看。
有人说这是谁恶作剧。有人说恶作剧哪有写成湿的，这么热的天，一指头水出去半分钟就干。有人蹲下去摸了一下，摸完把手往裤子上擦，擦了很久。
我叫了我爸。我爸拿指甲抠，抠掉了，砖面上留下一道白茬。他把手在裤子上擦，擦得很用力，擦完盯着我看。
第二天早上，那三个字还在。他用切菜刀刮，刮得砖面掉了一层碴；刮完把刀扔在院里，把自己关在屋里半天。
第三天，字又出现了。这一回不只是我的。砖面上多了两个名字：李长庚、王建国。
第四天，村里来了七个人，他们把砖撬起来。撬的时候，砖底下的泥是湿的，湿得反常，七月的大太阳晒了半个月，那一小块泥还是黑的、软的，一按就出水。
撬之前还有一番争执。有人说把砖挖出来烧了，烧成灰就散了；有人说烧不得，烧了名字就跟着烟走了；有人说请个先生来看看，看完了再说；也有人说这砖就当没看见，谁也别动。
李长庚哑着嗓子说了两个字："沉了。"
他把麻袋抖开，往地上一放。他们把砖砸了，砸成十几块，装进麻袋，抬到河湾，扔进水里。
扔的时候谁也没说话。麻袋沉下去，水面翻上来一层白沫，很快又平了。扔完往回走，走到半路有个人回过头看了一眼，然后走得比谁都快。
那天夜里，全村的狗叫了半夜，叫到快天亮才停。第二天早上村里人出来看，狗都趴在自己家门口，一声不响，谁叫都不应。
那块砖以后就没再出现过。河湾边空了一块，露出底下的土，过了两年草长上去，谁也看不出那里曾经立过什么。
我在那年秋天上了初中，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后来我离开村子，去了很远的城市，很多年没在夏天回去过。我一直没应过那一声。
我还活着，我的名字还在户口本上。我结婚、生子、给人签字、在纸上写自己的名字，写了三十年。
只有一个习惯我改不掉：在夜里，我从不喊我闺女的全名。要叫就叫她的小名，喊得短，喊完就闭嘴，绝不多拖那半秒。
她也问过我为什么。
我说："怕你答应。"
可我知道，那声"哎"迟早会等到。它不着急，它有的是时间。
— — —
第四章 记着
沉砖那天以后，我爸开始夜里站在院子里。
不是守夜，也不是巡村。家里就那么大个院子：鸡窝、柴垛、一口压水井。他站在井边，面朝北，北边是河。手插在裤兜里，不抽烟，不动，站到后半夜。
头两天我以为他在听动静。第三天我发现，他不是在听，他是在等。我趴在窗台外面那条土坎上数他站多久，他能站一个多小时，中间会走两步，又站住，然后再走回来。有一次我数到一千多，他忽然抬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回屋了。
我妈也发现了。有天半夜她起来上茅房，看见井边站着个人，吓得叫了一声。我爸回了一句"是我"，声音很平，像早就在等她叫。我妈后来说，他那个"是我"听着怪，不像在说自己，像在提醒别人他是谁。
八月下旬，他的活开始出错。
我爸是村里唯一的木匠，做门窗、做柜子、做犁。那年秋前，邻村一户人家请他去做门框。他量了三回，三回尺寸都不一样，回来锯出来，短了两指。东家没说什么，他自己把料钱赔了。还有一回更怪，他给东家写账，把人家姓写错了，姓刘，他写成"留"，写完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才划掉重写。
最不该出错的是老周家那件事。双胞胎的坟头立了两块小木牌，是他开春做的，入夏雨水泡过一道，字有点浅了。周德海来家里，说想请他重新描一遍。我爸答应了。可那天下午他把两块木牌摆在院里，描了一遍，描完了叫周德海来看。周德海蹲下去看，看了一会儿，站起来，什么也没说，走了。
我过去看。牌上一个字也没描上。他手里那支笔还是干的。
我妈说他老了。他不老，四十七。
那天下午他不在家，我进了他的工具箱。箱子是老榆木的，三层，上头一层放手使的家伙：刨子、凿子、墨斗、卷尺、一把缺了口的斧子。底下那层平时不打开，我知道那里有东西，因为我爸拿东西的时候总背对着人。
我把箱子拖出来，掀开底板。底下是一块木头，做棺剩下的边角料，一掌宽，两指厚，松木，边上还带着锯痕。一掀开底板，那股松脂味就冲上来，做棺那几天满院子都是这个味。木头被手摸得发亮，油光光的，像被人反复拿在手里转过很多次。
木头上刻着三个名字。周大勇。周小勇。陈守业。
前两个刻得早，笔画深，边上有反复描过的痕迹，那是他刻给自己看的，怕刻歪。第三个刻得最晚，也最浅，笔画细，收尾的地方有点飘，像刻的人手在抖。
我把木头放回去，把箱子扣好，坐在地上坐了很久。那一年我十二岁，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又说不清那是什么。
夜里我装睡。那天他没去院里，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后来他站起来走到院里，站在井边。我趴在窗台外头，听见他说话了，声音很小，像自言自语，一个字一个字，不快。
"守业。"
停一下。
"守业。"
停一下。
"守业。"
他念了七八遍，念完站在那儿没动。风把井台上的水桶吹得晃了一下，铁皮响。我后脖颈的汗全凉了。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确认，就像有人反复摸摸口袋，确认钥匙还在。
第二天早上我问他："爸，你是不是应过。"
他没回头，正在磨刨刃，手在石头上来回走，走得很平。磨了很长时间，才说："谁跟你说的。"
"没人。我看出来的。"
他把刨刃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又放下去。
"那年做棺，"他说，"第三天夜里。棺材做完，刻名字。刻完了，我坐在刨花上抽烟。"他讲得很慢，中间几次停下来，像在找一个不那么难听的词。"窗户在外头。刻完第三个名字，窗外有人喊了一声。"
我等他说下去。
"喊的是'守业'。""我应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时我还想，谁这么晚找我干活。"他说到这儿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很干，跟他这个人平时一模一样。"我应了一句'哎'。就一个字。应完了我才想起来，那规矩是我自己定的。"
他把刨刃放回工具箱，扣上盖子，手压在盖子上，压了很久。
"我怎么没死。"我说。
他终于回头看我了。他眼睛里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害怕，是一种特别累的平静，像一个人算完了一笔算不明白的账。
"名字。"他说，"那两个名字是我刻的，刻在他们棺材上。我刻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也跟着进了木头。它拿不走我，它要的是名字。我名字不在我身上，在木头上。"
他说完就不说了，重新把箱子锁上，钥匙挂在腰上。
我问他："那现在怎么办。"
他说："我不站院子了。"
我说："它还会来吗。"
他说："它要的不是我。"
那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很多年以后才懂。它要的从来不是人，是名字；他的名字已经还回去了，剩下这一副身子，它不稀罕。
那天之后他不再夜里站院子。也不是不站，是站得少了，站一会儿就回屋，好像已经得到了他要的那个答案。
可八月末出了一件事。
八月二十九那天夜里，有人在喊我。不是贴窗户，是在院子外头，隔着院墙，在我家院门口。
"陈小军。"
"陈小军。"
不大，也不急，一遍一遍。我听出来了，那是我妈的声音，不是我妈现在的嗓子，是她年轻时候的，我五六岁时候听过的那个。那时候她喊我，喊完还要笑一声。
我妈那天晚上在屋里睡着，我听见她翻身的声音。我没应，把被子拉上来压住嘴。
那声音喊了整整一夜，从十一点多喊到天快亮，中间不歇，也不变调，就像一个人坐在院门口，坐着慢慢喊。四点前后有一阵，声音忽然近了一点，像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又退回去。
最难受的不是怕，是那种熟。那是我妈的嗓子，我妈的调子，连她喊完一句之后那个小小的叹息都有。我知道她没有在院门口，她就在屋里，离我三丈远，睡得正沉。可我的耳朵一直往院门那边伸，像有一根线被牵住了。
天亮的时候我爸出来了。我听见院门开了，听见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回来，把工具箱的钥匙解下来，攥在手里。那天下午他去了趟镇上，回来的时候带了半斤猪油、两包烟，还有一小桶漆。
三十号晚上，他把那块木头从箱子里拿出来，拿砂纸打了一遍，打得很光，然后坐在门槛上，用刻刀在背面刻字，刻了半夜。
三十一号，八月最后一天。那天晚饭吃的是面，我爸吃得比平常慢，吃完把碗推到桌子中间，坐着没动。他让我早点睡。我说我不困。他说睡。
我躺下，等他出门。等的时候心里发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跟着。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听见钥匙响，听见门轴转过半圈，那扇门他上个月才修过，抬起来上了油，转起来不响。
他出门的时候带上了门，很轻。我从后窗翻出去，跟在他后头，隔着一百步。那夜有月亮，但不太亮。田里的玉米砍了一半，剩下的秆子在风里哗哗响。他走得很慢，不快也不停，路上一次也没回头。我跟在后头，踩着他的影子走。
他走的是往河湾的那条路。走到第三个河湾，他在水边站住了。
他在那儿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改主意了，然后蹲下去，把手里的东西放进水里。那块木头先是浮着，转了一圈，然后沉了。
他蹲在水边说了句话，风往我这边吹，我听见了半句。
他说："名字还你，人我留下。"
说完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往回走。我赶紧趴进草丛里，等他走过去才爬起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停了一下，没回头，只说了两个字：
"回家。"
那天夜里他没再站院子。他躺在床上，睡得很沉，我第一次听见他打呼噜。
九月初，他好像好了。活也做得准了，门框一次就对，账也写对了，村里人说他那阵子大概是累着了。
可他开始忘事。先是忘别人的名字。双胞胎他爹来串门，他站在门口，叫不出人家的名字，只"哎"了一声，让人进来。过了两天他去村小学交学费，把老师的姓叫错了。
有一年过年，治保主任李长庚来我家喝酒。李长庚喊他"守业"，喊了两遍，他都没反应，第三遍他抬起头，说："你喊谁。"
李长庚把杯子放下了。两个人坐在那儿，谁也没说话。后来李长庚站起来走了，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我看得很清楚。
再后来，他开始忘我。
那年冬天我从学校回来，站在他面前喊爸。他抬头看我，看了有两秒钟，然后笑了，说："回来了。"
他没喊我的名字。我以为是小事。第二年还是这样，第三年也是。
很多年以后我回去看他，他已经六十多了，脑子糊涂得厉害。我坐在他跟前，他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
"你是那个孩子。"
"我是小军。"
他点点头，说："对，那个孩子。"他又说："我记着事呢，我记着一件大事。"
"什么事。"
他想了很久，眼睛看着窗外北边那个方向。
"我记着有人喊过我。"他说，"我没应。"
这句话他说得特别清楚，一个字都不含糊。我没纠正他，坐在那儿，握着那只做过两口小棺、刻过三个名字的手，一直握到天黑。
窗外那条路往北，一百步，是院子；再往北，是村口；再往北，是河。
他这辈子只做错了一件事：他应了那一声，又用自己的名字把它顶回去。顶回去了，人也就不全了。他把我记着，把别人记着，把全村人的名字记着，代价是他自己的名字留在水里，一直没拿回来。
我后来想，他那句"名字还你，人我留下"到底算不算数。算的，他活到了六十多。只是从那天起，他再也没被人喊过名字，也没喊过自己。
有一年夏天我回村，站在第三个河湾边上看着那片水，在心里问了一句：那块木头还在吗。
水面上什么都没有。风过来，起了一层薄皱，很快又平了。我没下水去找，我知道找不着，那东西从来只往外给，不往回还。
— — —
第五章 第二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提竹篓的老人那天晚上对我爸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对全村说的。这句话后来被抄在纸上、抄在墙上、抄在人嘴里，抄了整整一辈子：午夜十二点到一点，两人分守两岸，一边喊名字，一边喊"回来"，不能回头，不能应声。
第二句是对我爸一个人说的。
那天是八月十四。双胞胎在水底下躺了整两天。前一天打捞队下网下了一天一夜，坝体、闸口、坝尾那片倒柳、下游两里的芦苇滩全拖过了，什么都没捞上来；第二天上午又下了半天的网，还是空的。到下午，人已经不太说话了。
河湾那边一直有人在。双胞胎他妈坐在第三个河湾的泥滩上，从中午坐到现在，不说话，也不哭，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爹站在她后头四五步，不敢挨近，也不走。村里人轮着去看，看完了回来，谁也不说什么。打谷场上晒着的麦子没人翻，鸡在上面刨了一整天。
老人就是这个时候来的。没人看见他是从哪条路上走进来的，等他站在打谷场中间，提着那只竹篓，人们才发现场上多了个人。那件靛蓝色的褂子洗得很旧，下摆有一圈灰白的边，被水泡过、干了留下的。他不高，也不瘦，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站在那儿不动，跟周围所有人都不太一样。
治保主任李长庚头一个过去问他："你是哪儿来的。"
老人没答，说了一句话：
"你们喊了两夜，喊错了。"
这句话一出，场上就静了。李长庚脸沉下来，说："你说什么。"
老人说："你们喊的名字，喊的是死人。人还没上来，名字先喊下去，喊错了。"
有人在后头小声骂了一句，说这是哪来的骗子。老人也不生气，他把竹篓放在脚边，说："你们听不听，随你们。我说完了就走。"
然后他就开始说。他说那两个孩子没走远，就在第三个河湾底下，压在泥里，泥有一尺多厚，人下去了摸不着。他说水里的东西不肯把东西交出来，得有人去叫它交。他说叫的人得是两个，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各守一岸，不能凑在一处。他说从半夜十二点叫到一点，不要早，也不要晚，早了它不出来，晚了它不认。他说喊名字，喊回来，名字喊三遍，"回来"喊一遍，来回喊，一直喊到一点；喊到最后一遍，不许回头，不许应声。
"听见什么都不用怕，"他说，"只要别应。"
人群里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能应。"
问这话的是我爸。他站在第二排，两手在裤子上擦着，擦完了又擦。老人往那声音的方向看了看，没答，接着说：
"它也在等一个应。"
场上没人出声。这句话我记住了，不是因为懂，是因为它听着别扭：什么东西，在等一个应。
有人又问："那要是不灵呢。"老人说："那就明天再喊。"有人说："那要是还不行。"老人说："那就后天。"
有人问："你在别处喊过没有。"
老人没马上答，眼睛往河那边偏了一下。"喊过，"他说，"有一年，一条河，喊了七天七夜。喊上来了，一家三口，一个不少。"
人群里有人松了口气，有人追着问那家人后来怎么样。老人说："后来他们搬走了。"
问的人还想问，老人把头转开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再没往下说。我长大后想起这一段，总觉得他停在那儿是有意的：喊上来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他这句话说得很平，没什么起伏，说完就停了，好像他的活儿到此为止。
人群慢慢散开。有人问他从哪儿来，他没答；有人问他要不要吃饭，他摇头；有人递烟，他也摇头，说他不抽。治保主任又问了一句："这规矩，出了事谁担。"老人说："我担。"李长庚没话了。
人散的时候，老人抬了一下眼，越过一堆肩膀，看见了我爸。
"你是木匠？"
我爸愣了一下，说："是。"
老人点了点头："那你出来一下。"
他们出去了。我没被叫，可我跟着了。那时候天还没黑透，西边有一条很窄的红，收在玉米梢上。两个人没有走远，就站到我家院墙外头，墙根下那排白杨的影子拉得很长，一条一条压在地上。我躲在柴垛后头，柴垛堆得比我高，中间有个抽柴火的洞，正好能看见外头，外头看不见我。
老人先问："家里有松木没有。"
我爸说有，做活的料，搁在西屋。
老人说："好。"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什么。"我这话不是给所有人听的，"他说，"你听也行，不听也行。"
我爸没说话，两只手插在裤腰里。
"今天晚上叫完了，"老人说，"它总要找一个人补上。它挑人，不看你胆子大不大，看你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在夜里、是不是应了。"
我爸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应。"
老人说："你刚才问'为什么不能应'。"
他顿了一下。
"问这句话的人，心里已经有声音了。"
我爸的喉结动了一下。我躲在柴垛里，那时候还小，我不懂这句话有多重，我只记得我爸没有反驳。
"还有，"老人说，"我站在场上，一圈人里就你身上有木头味。它挑人，先挑手上有活的。"
我爸问："那怎么办。"
老人说："应了就刻。"
我爸问："刻什么。"
"刻名字，刻在你自己的活上。别刻在纸上，别刻在石头上。纸会烧，石头会沉。"他把竹篓提起来一点，又放下，"刻在你做的东西上，那东西就在你手里。你的名字在你自己手里，它拿不走。"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白杨叶子响了一阵，风从河那边过来，带着水腥气。然后我爸问："那什么时候赎。"
我到现在都记得老人听见这句话的样子。他没有马上答，往院墙上看了一眼，墙头上有几根晒蔫的草，被风一吹，抖了一下。他好像在想，这一问该不该答。
"什么时候你自己说了算，"他说，"可它记着这笔账。你赎的那天，别指望全须全尾地回来。"
我爸没说话。
"还有一句，"老人说，"不在你手上，在你手上做出来的东西上。你手上做的东西，别让人拿走。"
说完这句，他自己也停了一下，好像这话说得太明白了。他提起竹篓准备走，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爸，说了那句话，后来被我讲了十几年、讲了几十遍的那句话：
"你看见了，就得记着。"
那晚他们去河湾喊魂。
我爸也去了，我和他一起。八个人分守两岸，从十二点喊到快一点。我和我爸在对岸的坡上，蹲在草里，草叶子上全是露水。喊名字的是个男人的嗓子，喊"回来"的是女人的嗓子，两个人的调子不一样，一个高，一个低，来回接。
中间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静得能听见水在草根底下走。然后第三个河湾那边应了一声。
"哎。"
短，轻，一点也不远。
那一声出来的同时，我爸的手扣在我嘴上，另一只手把我按进草里。他按得很重，我脸贴在湿土上，闻见的全是泥味。我听见河那边有几个人在叫，声音乱了一阵，很快又静下去了。他的手在我嘴上按了很久，久到那声"哎"早就没了，久到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比水声还响，然后他松开手，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他一句话没说。到家他没进屋，坐在院子里的井边，一个人坐到天亮。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样坐：面朝北，手插在兜里，一动不动，鸡叫头遍他都没动。
两天后，双胞胎的尸首还是没有找着。村里决定做两口薄棺，装两件背心。木匠是我爸。
他上午开工，做得很快。两口小的，四尺二，村里孩子用的尺寸。他刨板子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刨花在地上堆了一片，白的，软的。中午他妈来了，抱着两件背心，一件黄的，一件蓝的。她站在院里，不进西屋，也不抬头。我爸出来接，她把背心递给他，两个人都没说话。背心是洗过的，叠得很齐，领口都翻在里面。我爸接过去，用手抹了一下黄的，抹完了把两件放回她怀里，说："你搁进去吧。"
她走进西屋，把两件背心一件一件放进两口小棺，摆平，用手压了压。中午他没吃饭，坐在刨花上抽了半包烟，烟头扔了一地。
下午他开始刻名字。先刻周大勇，再刻周小勇，刻得很深，刻完一遍，又描了一遍。我看着他描，描完了还要凑近了看，看刻得正不正。
然后他从料堆里捡起一块边角料，一掌宽，两指厚，松木，是从做棺材板剩下来的。
我那天给他递过一回茶水。我看见他手里那块木头，看见他刻"陈"字的第一笔。刻刀在木头上走得很轻，走得很慢，比刻前面两个名字都慢得多。刻到"业"字的最后一竖，他停了一下，把刀拿开，看了看，又接着刻。
那个"业"字收尾的地方有点飘。他刻完了，把木头翻过来看了看，没有描第二遍，然后把那块木头压到工具箱的底板底下，扣上盖子，锁了。
锁了整整一年。
后来的事我在前一章讲过了：他把那块木头在第三个河湾沉了下去，说"名字还你，人我留下"。他赎了，赎回了一个人，没赎回一个名字。
我后来把这些话都拼起来，才明白那天傍晚在院墙外头，那个提竹篓的老人到底做了什么。他给了全村一句话，那句话是规矩，管住了一村人：不要在夜里应声。它救了大多数人，因为大多数人一辈子没在夜里被喊过。
他还给了我爸另一句话。那句话不是规矩，是账，它只保住一个人，而且要用那个人的名字去换。
我爸选了第二句。他选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这买卖有多长，他只想到一件事：如果他不刻，四天以后他就会跟那两个人一样，躺在第三个河湾的泥底下，谁也找不着。
他把我留下来了，用他自己的名字。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那个提竹篓的老人在院门口回头，说完那句话就走了。他没说他是谁，也没说他为什么知道。他走的时候我还趴在柴垛里，我听见他走路的动静，很轻，一步一步往村外去，走到听不见了。
那之后村里再没人见过他。有人在别的集上打听过，说没听说过这么个人。
很多年以后我想，也许他自己也赎过一次，也许他也没能全须全尾地回来。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在夜里听见有人喊自己，会跑；一种人会停一下。
我爸是后一种。他停了一下，然后记了一辈子。
— — —
第六章 桂英
李长庚的嗓子是那年十月底好的。
好得很突然。头一天还只能出气声，第二天早上他咳了一声，咳出来一句完整的"哎哟"。他自己愣了一下，又试了一遍，能说话了，只是慢，比从前慢半拍。他把这个事告诉了很多人，好像这是件喜事；村里人也都当喜事听，说李主任这是熬过去了。
只有我知道那不是。那一声哑，是他回了一次头换来的。嗓子回来了，不代表那件事完了。
那年入冬以后，他把规矩变成了制度。他在打谷场东头立了一块木板，用红漆写了七条，字是他自己的，一笔一画，写得特别正。
七条是：一、夜里不许出村。二、河边、村口、地里，听见有人叫名字，不许答应。三、不许回头看喊你的方向。四、哪家的孩子夜里出门，家里要负责。五、外来的人进村，先到他家报到。六、不许在河湾边立任何记号，砖、牌、碑都不行。七、谁听见了，第二天早上报给他。
第七条是他自己添的。他说，听见了不报，就等于瞒着全村。可这七条立出去以后，报到他这儿的一共只有三次，三次都是老人，三次都说自己听错了。
他每天傍晚在村里走一圈，走到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就停一会儿。停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大概一袋烟的工夫。他站在树底下，不抽烟，戒烟了，说抽了嗓子疼；两只手在背后背着，脸朝着村外那条路。
他自己知道他在等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来得晚，正好碰见他。他看见我，说："这么晚。"我说我在镇上赶末班车。他说："快点回去。"我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脸朝着黑的那一头。
腊月十六，出了事。
那天夜里快十点，一个外村收破烂的老头推着车路过村口。那人六十多岁，车上捆着纸壳子和几个破铁锅，走到槐树底下歇脚，把车靠在树上，蹲下来抽烟。
据他自己后来讲，他后来还能讲，只是讲的时候嘴一直抖，他蹲在那儿，听见有人喊他。喊的是他的小名。不是大名，是小名，只有他死去的老娘那么叫过他。那声音就是他老娘的嗓子，喊得又轻又慢，像小时候他在外头野了一天，天黑了，他娘站在院门口叫他回家吃饭。
他答应了。他说他当时想都没想，就"哎"了一声。
他说应完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想看看是谁在喊，绕着槐树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还喊了两声"谁呀"。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第二天早上，他的车还在槐树底下，人没了。车上那捆纸壳子好好的，破铁锅好好的，车把上挂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还有半缸凉水。
村里人沿着路找了三天，最后在河湾的泥滩上找到一只鞋，他的鞋，鞋底朝上，陷在泥里两指深。
那辆破车在槐树底下放了七八天，没人敢动。后来是李长庚自己去推的，推到打谷场边靠着墙，纸壳子捆好，破铁锅摞在车斗里，搪瓷缸子挂回车把上。他说："东西留着，人要是回来，还得用。"过了年那车还在那儿，开春化雪的时候，缸子里的水结了冰又化了，缸底裂了一道缝。
李长庚那天在泥滩上站了很久，没让人往下挖。回去的路上他说了一句话：
"这不归我们管了。"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那个老头。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下午他去了镇上，找过派出所，也找过乡里，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回来。他在我家门口停了一下，跟我爸说了几句话。
"你们村那个水，得有个说法。"
我爸说："什么说法。"
他说："我不能一直这么守着。"
我爸没接话。
那天夜里他没回家。他去了河湾。这些是我后来自己拼出来的，因为那一夜我也在河湾，我是跟着他去的，他没发现。
他站在第三个河湾的水边，站在原来立砖的那块空地上。雪刚下过一场薄的，地上白了一层，他的脚印从村口一路到了水边，一条线，很直。他站在那儿，先没有说话，站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
"长庚。"
声音不大，但在那样的夜里传得很远。
"长庚。"
他又喊了一遍。
"李长庚。"
第三遍他喊了大名。喊完了，他站着不动，脸朝着水面。水面黑着，什么也没有，雪落在水上，化了。
我在坡上冻得手脚发麻，也不敢动。他等了有半个钟头，中间又喊了两遍，最后一遍声音哑了，破了。
什么都没有来。没有人喊他，没有那声"长庚啊"。
他对着水面说了一句话，风把话吹散了一半，我听见的是："我知道你在。"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这一句我完全没听见。说完他退了半步，蹲下去，蹲在雪地上，两只手抱着头。
那一夜之后我懂了一件事，比之前懂的所有事都更让我害怕：它不来找你。
你站在水边喊自己的名字，喊一百遍，它也不来。它只在你刚好是一个人的时候、在夜里、在你刚好答应的时候才动手。能被它找上，说明它有事要办；你去求它，它不理你。
腊月二十六，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见了那件棉袄。
蓝底碎花的旧棉袄，袖子磨得发亮，挂在堂屋门后头的墙上，挂了三年。桂英走的时候是秋天，棉袄还没来得及拿出来穿。他站在那儿看着，伸手把它抱下来，抱在怀里，抱了一会儿，又挂回去，挂回去的时候用手把袖子捋了一下，捋平了。
屋里还留着她的东西。窗台上一个搪瓷缸，缸里插着一把断了齿的梳子；柜子上压着一张照片，两个人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背景是假的西湖白堤，他站得笔直，她笑得眼睛眯起来，照片边上有点卷。
我说："李叔。"
他回过头，看见我，脸上有点窘，好像被人撞见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
"你妈让你来的？"
"不是。我自己来的。"
他"嗯"了一声，就进屋了。
腊月三十，除夕。
村里放鞭炮，从傍晚放到半夜。那年村里的规矩松了一点，因为过年，也因为李长庚自己说的：过年放炮，人多热闹，不算夜里一个人出门。
他家在村东头，一间堂屋，一间灶房。他闺女嫁到外村去了，除夕夜没回来，家里就他一个。我在我家院子里，隔着院墙能听见他那边的动静，他那边很静，没有鞭炮，也没有电视。
差不多十一点多，我听见了。不是在他家，是在村口那边。
"长庚啊——"
拖着尾音。
我浑身一凉，站在院里没敢动。那是桂英的嗓子。我在他家院里听过桂英说话吗？我没有。可我就是知道那是她的，那种拖着尾音的、等着别人把手上活干完的调子。
第二遍。
"长庚啊——"
隔着院墙，我听见他家院门响了，门轴转过半圈的声音，我太熟悉了，那是他上过油的那扇门。脚步声一步一步往村口去。他的脚步我认得，走路带一点拖，左脚的鞋后跟磨得厉害。
我没敢喊。我知道喊他也没用。
过了大概两分钟，我听见了一声应答。
"哎。"
不长，也不响，就像一个人半夜起来喝水，应一句"在"。那一声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第三遍，没有回应，鞭炮还在响，村东那边有人在笑。
初一早上，我早早就起来了。他家院门开着，他坐在门槛上，穿着一件旧棉衣，手里捧着一个碗，碗里是饺子汤，冒热气。他看见我，抬了抬下巴。
"李叔，过年好。"
"好。来吃饺子。"
他说话很正常，声音也正常，给我盛了一碗饺子，还给我倒了点醋。我坐在他对面的小凳上，看着他吃。他吃了半碗，忽然放下筷子，抬头看我。
"小军。"
"嗯。"
"你见过我家桂英吧。"
"见过。"
"她长什么样，你说说。"
我愣住了。我说："李叔？"
"你说说，她长什么样。我这两天想，想不起来了。"
我坐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记得她的名字。我记得她喊我'长庚啊'。我记得她走的那年秋天，记得她走的时候穿的那件褂子是我给她买的。"他停了一下，把碗往前推了推，"我想不起来她的脸。"
灶房里很静，锅里的水在响，冒白气。
我说："她……她脸有点圆，眼睛不大，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
他听着，点头，点得很慢。"是吗。"他说。他又点了一下头。"对，"他说，"是。"
可我看得出来，他没有想起来，他只是在同意我。
过了十五，他托人往闺女那个村捎了个信，问她妈长什么样。闺女回话说：妈脸圆，眼睛小，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和他从我这儿听见的一模一样。他把那张纸折起来，塞进棉袄内兜里，贴着胸口放着。
那年正月十五以后，他家院门白天也开始关着。他不再每天傍晚去槐树底下站了，红漆木板还立在打谷场东头，字迹被雪水泡得有点花。
村里有人问他，那晚村口到底有没有声音。他说："什么声音？我什么都没听见。"他说得很平常，好像真的什么都没听见。可我知道他撒谎。
他撒这个谎，是为了让别人别学他。因为他已经试过了，而且他成功了，用了一个村子的规矩管不住的办法。他把自己留住了，把那个名字留住了，丢了一张脸。
那张脸现在只在别人的嘴里，被一遍一遍地说："脸有点圆，眼睛不大，笑起来眯成一条缝。"
他自己再也看不见了。
很多年以后我回村，听说他搬走了，搬到闺女那个村去了，房子让给侄子住。他走的时候把堂屋门后头那件棉袄带走了。红漆木板还立在打谷场东头，七条被雨水冲得只剩三四条能认。
我在那块板前站了一会儿。第一条还在：夜里不许出村。
我把这七条抄在了本子上，抄完加了一条，是我自己加的：第八条，你要是真的想听那声音，就承认你想，别拿规矩当幌子。
这条我没写在木板上。我没有那个胆。他也没有。
— — —
第七章 陈念
那年秋天，坝要拆了。县里修引水渠，要顺着河道走，废了几十年的柳树坝正好卡在中间，定下来平掉。老宅也在拆迁范围里，一处院子，三间房，按平方给补偿，另外在镇上给一套楼房的名额。我请了三天假，开车回去。
我今年四十一，闺女二十，在省城读大三；我爹八十六，住在县里的敬老院，住了七年。
临走前我去敬老院看他。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晒太阳，膝盖上盖着一条毯子，瘦得像一把柴。他认得我，但他叫我"那个孩子"，从一九九六年秋天起就这样。别人听见会以为是老人糊涂了，我不解释。
"爹，坝要拆了，我回去收拾房子。"
他没反应。过了很久，他抬了抬手，说要我把工具箱带回来。
"那个箱子早就没了。"
"那里面有东西。"
"我知道。"
"你别打开。"他说完又补了一句，说得特别清楚："我记着有人喊过我，我没应。"
"我知道。你没应。"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好像这样就够了。
第二天下午我到了村口，先进了老宅。屋里东西早搬空了，就剩几件不要的：一口掉了漆的木箱、两把豁口的镰刀、一个腌菜缸、墙上褪色的年画。
工具箱在后墙根靠着，老榆木的，三层，锁扣早锈死了，一掰就断。我把三层抽屉全抽出来：刨子、凿子、墨斗、一把他用了半辈子的刨刃、一小盒生了锈的钉子。
底板是空的。底板下面那一层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圈深色的印子，木头压了三十年，压出来的印子还在。
我把箱子合上，搬上车。他说要我带回去，那我就带回去。
村里还剩七户，都是老人，最年轻的六十七。签了字的都搬去镇上，没搬的等补偿款。晒谷场边上堆着拆下来的门窗，一垛一垛的，有些门板上还贴着去年的红对联。
胖墩在。他大名王磊，五十二，留在村里给砂石场看场子，头发白了一半，肚子比小时候还大。他看见我，先愣住，然后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
"小军，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站在晒谷场上说话。他说村里现在一天到晚没几个人出声；说周德海还活着，八十一了，每个月十五还去坟上扫，扫完不坐，转身就走，跟他娘当年一模一样；说李长庚早搬去他闺女那个村了，前年没了，走之前把那件棉袄带走了，别的东西一件没拿。
"那件棉袄我知道。"
"他到最后也没想起来他媳妇长什么样。"胖墩说，"他闺女说，他每天晚上躺下之前都要念叨一遍'桂英、桂英'，念完才睡。"
他问我："你闺女呢，多大了。"
"二十，念大学。"
"你还回村住吗。"
"不住了。"
"那你也别让她回来。"
我们俩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傍晚我一个人去了河湾。这年旱，坝里早没蓄水了，露出来一片泥底，灰褐色，裂纹像干裂的手背。杨树还在，长得更高，叶子掉了一半。
我在岸上站了很久，然后下去了。泥很深，踩下去要拔一下才能走。走到第三个河湾那块地方，我看见泥里露出一个角。
是那块木头。松木，四个指头宽，半边陷在泥里，半边翘着。我把它抠出来，泥从指缝里往下淌。正面三个名字都被水磨了：周大勇、周小勇、陈守业，笔画只剩浅浅的凹痕，最深的那两处也平了。
背面有字。
新刻的。刻痕还是亮的，木屑没掉干净，像昨天刚刻的。两个字，刻得浅，收尾往上挑，是个没做过木工的人刻的：
陈念。
我拿着那块木头，站在泥里，站了不知道多久。天黑了，远处村里有一家的灯亮了。
我闺女是自己开车来的。她没跟我说。傍晚我在河湾站着的时候，听见身后有车声，回头就看见她那辆白色的旧车停在村口，她从车上下来，背着相机包。
"爸，妈说你回村了。我课少，跟来拍点照片。"
"谁让你来的。"
她说是她自己要来的。我叫她念念，从小到大我都这么叫，喊得短，喊完就闭嘴。
她从坡上下来，鞋陷进泥里，叫了一声，然后把鞋脱了扔在坡上，光着脚走。
"这水怎么是黑的。"
"别下去。"
"我又不是小孩。"
她走到水边蹲下，把相机举起来对着那片黑水拍。夕阳已经落到杨树后头了，天边还剩一条橘红，水面黑得像一块没有反光的铁。
"爸，这地方一点声音都没有，太安静了，静得耳朵里嗡嗡响。"
"回去吧。"
"等一下，我拍两张。"
然后她站起来了。我看见她身体一停，相机从手里垂下去，挂在脖子上。
"谁在叫我。"
"谁也没叫。"
"有人叫我的名字。"
她的名字是我起的，"念"是惦记、是记着。上户口的时候她妈想改，说单名太重，我说不改。
"念念，你听我说，别出声。"
"爸，真的有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头在转。我知道她在找声音的方向，也知道她只要一转到位，就会往那边走。水边起了一层白汽，薄薄的一层，贴着泥面推过来。
"是女的声音。年轻的。跟我一样。"
她的声音开始抖。
"她叫了我的全名。叫得特别准，'陈念'，两个字，一点都不含糊。第二遍她还加了一句，她叫我'念念'。"
那不是我。那是我闺女自己的嗓子，年轻的、带点笑的、尾音往上扬的，我在她十六岁那年听过她这么喊同学，一模一样。
"爸，我差点就答应了。"
"你把嘴闭上。"
"我就想答一句我在。"
我抓住她胳膊的时候，她已经转过身了。我把她按下去，按在泥里，按在坡上，一只手压住她的嘴，一条胳膊横在她的胸口，整个人压在她身上，脸朝下。
她挣。她的胳膊撞在我肋上，我的膝盖陷进泥里，泥是冷的。我按了很久，按到我自己的胳膊开始抖，按到她的挣扎变成发颤，按到她不再挣，只剩下喘。
我爹当年就是这么按我的。三十年前，在同一个河湾的对岸，他的手扣在我嘴上，把我按进湿土里，按到那声"哎"早就没了，按到心跳比水声还响。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让我喊，他说："不是不让你喊，是不让你应。"
我不说这句话。我只是按着。
等她安静下来，我才松手。她躺在泥上，脸上有泥，头发上有泥，眼睛睁着看着我。
"你干什么。"
"回家。"
"你疯了。"
"回家。"
那一夜我们没回城。老宅还没拆，炕还在，我烧了一锅水给她洗脸洗脚。她一直没说话，到半夜，她坐在炕沿上忽然问我：
"爸，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我听见了。我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我自己的嗓子。"
"对。"
"那她为什么用我的嗓子。"
"因为它学得快。它学得比我们想的快。"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十根手指绞在一起。
"我要是答应了会怎么样。"
"你会跟那些名字一样。"
她沉默了很久，说："爸，你这些年……你都自己一个人扛着？"
"扛不住也得扛。"
那夜两点多，我一个人下到河湾，带了手电，带了刻刀。泥比白天更冷。我走到那块地方，木头还在泥里翘着，我把它抱起来，抱到岸上，放在干一点的土上，用手把泥擦掉。
背面那两个字，我认得笔画。刻的人没使过刻刀，下刀重一下轻一下，"念"字最后一笔拖得太长，往上挑。那不是我爹的手，我爹刻了四十年，收刀干净。
我在那两个字上重新刻。一刀一刀，沿着原来的痕迹往下走，把浅的刻深，把飘的收住。木屑落在手心里，松脂的味道冲上来，冲得我鼻子发酸。刻完了，我摸了摸那两个字，是凹的，是深的，是有边的。
我对着那块木头说了一句话："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刻的。"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水边，把它扔了出去。木头在水面上转了一圈，转得很慢，像有人在水底下托着它，转到第二圈的时候沉了。
我看着水面平下去，看着那层白汽散开。
我没喊。我爸当年在这件事上比谁都清楚：喊是活人做的事，是给活人一个交代的。名字沉下去就沉下去了，它有的是时间，我不急。
第二天上午，推土机来了。两台，黄色的，履带陷进泥里，一台挖，一台推。坝体上的水泥被啃下来一块一块，露出里头的石头和钢筋，几十年前的架子工砌的，砌得很实。我到坡上去看，水已经抽干了大半，泥底露出来，宽宽的，平平的。
我下去了，走到第三个河湾那块地方。泥是平的。没有木头，没有脚印，没有坑，连昨天我踩的那些坑都被夜里渗出来的水抹平了，像从来没有人来过。我站在那儿，脚底下是软的、平的、冷的泥。推土机在我身后响。
中午我开车回城，闺女坐在副驾，一路没说话。出村的时候她找水喝，把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
"爸。"
"嗯。"
"你以后叫我名字吧。别叫小名了，叫全名。我又不是小孩。"
"行。"
车里静了一会儿，挡风玻璃上的树影一段一段往后跑。我叫了一声：
"陈念。"
她答应了一声。
"嗯。"
不是"哎"。这一辈子我知道这个区别知道得太清楚了：答应一声"哎"的人是把自己交出去的，答应一声"嗯"的人是听见了、知道了、还在。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她说："爸，你手怎么这么凉。"
"没事。"
现在每年秋天我都回去一趟。村子没了，那片平地上一排一排的大棚，种着西红柿和黄瓜，水渠从中间过去，淌得很稳，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站在渠边上，喊一遍名字：周大勇。周小勇。老韩。还有一个收破烂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就喊"收破烂的"。
我从来不喊我爹。他还活着，在敬老院，八十六了，每天早上还能自己刮胡子。他记得有人喊过他，他没应。他活到了现在，代价是他想不起我的名字，只叫我"那个孩子"。
我喊完就走，不等谁答应。
她后来又问过我一次，问我那些名字到底喊给谁听。
"喊给还记着的人听。"
"那你还记着。"
"记着。"
"记着累不累。"
"累。但是不能不记——你看见了，就得记着。"
这句话是我爹教我的，中间隔了一个老人、两个夏天、一条河。
"那我记着。"
"你别记着。你只要记一条：夜里听见有人喊你，别答应。"
"行。"
她说得很随口，像答应一件小事。我听见那声"行"，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它有的是时间，它不着急。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我每年秋天回去一趟，喊一遍名字，喊完就走。
它们有的是时间。我只有这一遍。
— — —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