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三个信封
我拆开第十三个信封的时候，才知道我妈骗了我十年。
陈守义是七天前死的。发现他的时候，冰箱里那块冻肉已经长了白毛，屋里一股潮味，谁路过都要皱一下鼻子。
电话是街道办打来的，说五号楼三零二的陈老爷子走了，无儿无女，社区想找人收拾屋子，问我接不接。
我接。干这行六年，我收拾过一百多个死人的家当。名片上我没印“遗物整理”，印的是“身后物整理”——客户看见“遗物”两个字，脸会僵一下，好像那两个字能把人往坟里推。
这活儿有规矩。进门先拍照，东西原位不动，分三类：证件票据、能卖的、要还给人家的。最后出一份清单，写清哪样东西去了哪儿。我师父说，人死了，东西还在替他说话，你得听得懂。
三零二没人来交代过什么。社区给了我一把钥匙，只留一句话：屋里东西，能留的留，不能烧的就别烧。
五号楼是八十年代的老楼，楼道灯坏了一半，我一边上楼一边跺脚。三零二的门推开，潮味混着药味涌出来，是那种湿抹布捂了二十年的味道。
屋子四十来平。单人床，折叠桌，一个掉漆的铁皮柜。柜子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只搪瓷缸，缸底积着一圈褐色茶垢。所有抽屉都被拉开了，又推回去，次序是乱的。
墙上有本日历，停在9月17号，之后再没撕过。日历旁边钉了一排挂钩，挂三把钥匙，每把都用胶布贴了个条，写着楼号。
桌上摆着七个药盒，按星期排好，最后三格是空的。
电视还开着。物业的人说，他们敲门，屋里有电视声，就是没人应；后来把门撞开，电视播的还是天气预报。这栋楼的锁是老式碰锁，锁舌磨得很薄，用力一撞就断。
冰箱上贴着一张纸，铅笔写了一串数字：1、2、3……一直到13。字写得很重，纸都戳破了。
我拍照存档，这是规矩。
柜子里全是塑料袋，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旧报纸、药盒、剪下来的彩票，还有用皮筋捆好的公交卡充值小票。老人过日子，什么都舍不得扔，最后这些就成了我的活。
下午三点，我把床垫翻过来。
床垫是老式棕绷。翻到一半，有东西从夹层里滑出来，啪地掉在地上。
十三个牛皮纸信封，麻绳捆成一摞。
信封很旧，边角磨软了，上面用钢笔写着名字。是那种老派人的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
第一个：周芷。
第二个：李宝成。
第三个：吴小满。
第四个：赵玉兰。
我一个一个摆开，数到十二，手停住了。
第十三个信封上写着：沈砚。
我的名字。
我在床垫边上坐了很久。雨还在下，窗户上的水痕一条一条往下爬。我把那个信封捏在手里，很轻，里面只有一张纸。
我没拆。
十三个信封在床上排成一排，从左到右，像一排等人认领的东西。十二个名字我一个也不认得，只有最后一个，是我自己。
下楼时，二楼的老太太探出头问我：“三零二那老头，是不是被人害的？”
“我不知道。”
“那天夜里我听见他屋里有动静。”她说，“像两个人吵架，还摔了东西。第二天他就不出来了。”
我没接话。干我这行，听得最多的话就是“那天夜里”。人一死，邻居总能想起点什么，大半是事后编的，小半是真的。
其实我和陈守义见过一面。
去年深秋，他来过我店里。人瘦，背有点驼，进门先在门口站着，等我手里的活干完。那会儿我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的女儿收拾梳妆台，一抽屉的雪花膏，全是八十年代的牌子，盖子上的铁皮都锈了。
他问整理一个人一辈子的东西多少钱。我报了个价。他点点头，没还价。
然后他问：“要是那些东西不是我的，能不能还给别人？”
我说能。我们这行有规矩，找不到人的捐出去，找得到的送回去。
他“哦”了一声，又问：“要是那个人不想让人知道她是谁呢？”
我当时觉得这话古怪，随口说：“那也得还。东西有主。”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红塑料袋，往我桌上放了两个橘子，走了。
那两个橘子我放在窗台上，放到干了才扔。
晚上八点，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把信封摊在桌上。
拆之前我洗了手。这习惯有点矫情，但我改不掉——我碰过太多人的一杯子，总觉得手脏。
信封里是两张纸。
一张是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1998年7月，西安市某医院。婴儿姓名一栏是手写的，原来的字被涂掉，上面压着三个字：沈砚。母亲一栏写着：韩秋。
我妈的名字。
另一张是方格信纸，从中间撕下来的，边上还带着毛茬。钢笔字，和信封上的一样用力：
“这个孩子，是我欠的最后一笔。”
我把两张纸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我妈叫韩秋，十年前病死了，死在我十六岁那年冬天。葬礼是我办的，骨灰现在还放在殡仪馆寄存处，每年清明我去交一次保管费。
所以我不明白，一个陌生的老头，为什么要在床垫底下，藏着我妈的笔迹和我的出生证明。
我把那半张信纸对着台灯看。纸背有压痕，像被人写过，又擦掉了。
我拿铅笔在牙痕上轻轻涂了一层。
浮出来三个字：蓝田县。
窗外雨小了些。我忽然想起冰箱上那十三个数字。
一、二、三……十三。
第二章 死了八年的人，还在交社保
每个信封里的东西都一样：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一寸照片，一份户籍变动登记表的复印件。
我把十二个名字在纸上抄了一遍，抄的时候手有点抖。做完这行，我信一件事：人活着靠记忆，人死了靠纸。纸上有名字，这个人就没算彻底消失。
第一个名字，周芷。
照片上的女人三十出头，短发，眼睛细长，笑得很客气，那种照相馆里被师傅喊着“往前看、笑一点”的笑。身份证号显示她1978年生，西安市灞桥区。
我先去了她户籍所在的派出所。
户籍窗口的民警听我说完，头都没抬：“死人查什么？”
“我想确认一下，她是不是真的死了。”
“系统里是死亡注销，2018年。”他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了一眼，“病故。没别的问题。”
他最后补了一句：“这种老档案，1999年以前都没进系统。真要查，得去区档案馆调底册。”
我去了区档案馆。窗口的人说，查底册要单位介绍信，或者直系亲属带死亡证明。我说我是整理遗物的，对方摇头：“那你查不了。这是户籍档案，不是报纸。”
从派出所出来，我在路边站了会儿，掏出手机，打开了养老保险的小程序，输了周芷的身份证号。
页面转了两圈，跳出来：
周芷，参保状态：在职。缴费单位：新城环卫保洁有限公司。缴费记录，最近一期，2026年6月。
我盯着那行字，后背一阵发凉。
一个2018年病故的人，八年了，还在缴社保。
环卫公司在城北，一间平房，门口堆着扫帚和铁桶。人事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一边嗑瓜子一边翻本子。
“周芷啊，挂着呢。”她说得很轻松，“挂在我们这儿八年了，人没来过，工资卡每月进钱，进完就转走，我们就是个名头。”
“工资卡在谁手里？”
“不在我们手里。”她把瓜子壳扫进垃圾桶，“我们只负责挂名，每个月报上去，社保那边扣款。你要查卡，得有案子。”
“她要是活着，为什么不自己来上班？”
人事笑了下，笑得有点凉：“小姑娘，我们扫大街的，一天一百二。谁愿意挂个名不干活？挂名的人不是想干活，是想有个地方交社保，有个单位能开证明。”
她低头翻本子，忽然“咦”了一声：“这名字八年前办的时候，是个男的来办的。四十来岁，戴个眼镜，说是她表哥。”
“谁办的？”
“上面打过招呼的，我来的那年就在了。”她抬头看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是她远房亲戚，想找她。
她笑了下：“那你可找不着。这名字在我们这儿，就是个壳。”
从环卫公司出来，我翻到信封背面。每张信封的右下角都用铅笔记了一串手机号，周芷那一张写的是：
139**14。
我拨了过去。
嘟一声，两声，三声。通了。
没有人说话。
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屏住呼吸。那头很安静，安静得不像在外面，像在一个关着门窗的屋子里。我能听见一个挂钟走针的声音，咔，咔，还有很远的地方有电视在放广告，一个女人在笑，笑声被压得很低。
然后我听见了呼吸声。很轻，稍微有点急，像一个人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漏出来的一口气。
“周芷？”我说。
呼吸声停了。
“我是整理陈守义遗物的人，他死了。”
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然后挂断。我再打，关机。
我站在马路边上，手心全是汗。西安的秋天，风已经开始往骨头里钻，我却觉得后背在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派出所，要求见负责陈守义案子的民警。值班的人说案子在刑警队，让我等。
我等了三个小时。
四点半，一个女人从里面出来。三十五六岁，短发，穿深蓝色夹克，袖口卷到小臂，走路很快。她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路过我时扫了一眼，又退回来。
“你就是沈砚？”
我点头。
“顾清，刑警队。”她把材料夹在腋下，“你上午来问周芷的事，我听见了。”
她把我带到走廊尽头的会议室，关上门，先把桌上的一次性纸杯推给我，然后说：
“陈守义不是心梗死的。”
我手一抖，水洒了一点在裤子上。
“法医报告昨天出来的。颈部有带状压迫痕，舌骨骨折，是被人用软的东西压住脖子闷死的。死亡时间比报案早三天。”她看着我，“门锁完好，抽屉被翻过，床垫没动。”
“床垫没动。”
“对。”她说，“翻东西的人，不知道床垫里有东西。”
我把那摞信封的照片翻出来给她看。她一张张划过去，划得很慢。
“十二个名字。”她抬头，“加上你，十三个。”
“你怎么知道加上我？”
“因为最后一个信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你在床边坐了四十分钟没动。”她说，“邻居家的监控拍到了。”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监视你。”顾清把手机收起来，“这十二个人，最近半年，本市有十一起类似的举报。都是‘死了的人，还在动’。”
她抽出两张纸给我看。第一张是个举报记录：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去社保局，说他老伴2019年就走了，可退休金一直在领，领钱的人还换过一张卡。第二张是个调解记录：一家人为了一个死人的户口份额吵到街道办，因为那个户口还在拆迁名单上。
“这十一起，前后半年，加起来涉及二十多个名字。”她说，“我们一直以为是几伙人各干各的。直到你拿出这十二个名字。”
她把一次性纸杯往我面前推了推：“现在从头说。信封是怎么发现的，你拍过什么，动过什么，按顺序说。”
她顿了顿，忽然问：
“你母亲叫韩秋？”
“是。”
“她哪年去世的？”
“2016年，十一月。”
顾清没说话。她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写完把本子合上，抬头看着我：
“今晚别一个人睡。”
第三章 每月三千块
我妈留下的东西不多：一个樟木箱，两床棉被，一个装着证件的老饼干盒，还有一本存折。
存折是工商银行的，绿色封皮，边角卷了。她走后我一直没销户，因为家里水电还挂在她名下，每年往里存几百块。
第二天上午，我去银行打流水。
柜员把单子递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机器卡纸了。那张纸长得不像流水，像一卷收据，末尾还接了一截。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电脑：“这本户八年没动过，突然来打流水？”
“查一笔钱。”
“那你慢慢看。”她把单子往我这边推了推，顺手把印泥盖上。
2016年3月5日，转入3000元，汇款人：陈守义。
2016年4月5日，转入3000元，汇款人：陈守义。
2016年5月5日，转入3000元，汇款人：陈守义。
我数到九十六。
数了三遍，三遍都是九十六。九十六笔，八年，一个月没断过。最后一笔是今年8月，陈守义死前九天。
我坐在银行大厅的塑料椅上，把那张单子从头看到尾。柜台后面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可能以为我在算遗产。
我在想另一件事：我妈“病逝”是2016年11月。可陈守义的钱，是从2016年3月开始打的。
那时候她还活着。
当天下午我回了纺织城。
老家属院在纺织厂后面，红砖楼，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墙上还有九十年代的标语，字迹被雨水冲得快看不清。房子一直空着，我每季度来一次，开窗通风，擦擦柜子上的灰。屋里还留着她的味，肥皂和晒过的棉花混在一起，一开门就往鼻子里钻。
衣柜最上面那层是空的。我妈的东西我一件没敢动，就那么摆着，像她只是出门买菜。
米缸在厨房角落，那口缸我妈用了一辈子，缸沿磕掉一块瓷。我把米倒进袋子里，伸手进去摸，摸到缸底一个铁盒。
铁盒是装饼干的那种，锈了，盖子要用螺丝刀撬。
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张剪报，1998年7月13日的《西安晚报》，头版下面一小块：“蓝田县某乡遭洪水，多村被淹，伤亡待核。”纸已经黄得发脆，边上有一圈干掉的胶水痕。
一张彩色照片。两个婴儿并排躺着，都裹在襁褓里，一个包被是红的，一个是蓝的。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两个字：7.12。
还有半张信纸。方格纸，从中间撕下来的。
我把那半张信纸翻过来，跟第十三个信封里的那半张对了一下。
毛茬对得上。
一张纸，撕成了两半。一半在陈守义的床垫底下，一半在我家米缸里。
对门王姨听见动静，端着一碗面过来串门。她七十多了，在这院里住了四十年，是那种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敢说的老太太。
我把照片递给她。
她眯着眼看了半天，忽然“哎哟”一声。
“这不是你妈抱回来那俩孩子吗？”
“俩？”
“俩。”她用筷子点了点照片，“那年发大水，你妈从蓝田回来，怀里抱着俩，一个包红的，一个包蓝的。院里人都说，韩秋这是捡了双份。”
“后来呢？”
“后来就剩一个了。”王姨把碗放在桌上，“那个包红布的，没几天就没了。你妈那阵子整个人都不对劲，天天抱着剩下的那个往派出所跑，说要给孩子上户口。人家问她孩子哪来的，她说不清，就在门口坐着，坐到天黑。”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那年前后，院里还有两家也不对劲。三楼刘家，孩子丢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换了个名，叫刘建国；后院老李家更怪，闺女明明没了，户口本上还在，年年还领补助。那会儿乱，谁也顾不上谁。”
我捏着照片，指关节发白。
“王姨，我妈那年是不是病过？”
“病？”她想了想，“没病。就是魂丢了一阵子。后来突然好了，抱着孩子回来，说户口办上了。孩子叫沈砚，跟你姥爷一个姓。”
我从老宅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楼道口站着个男人，三十出头，穿一件黑色羽绒马甲，手里拎着车钥匙，靠在墙上玩手机。看见我，他笑了。
“沈老师。”
我没应。
“我是陈立，陈守义是我叔。”他把手机揣进兜里，“我叔的东西，麻烦你交给我。”
“你叔的东西，我已经交给警察了。”
他脸上的笑没变，眼睛没跟上。
“十三个信封。”他说，“我知道在你那儿。”
“我说了，交给警察了。”
“沈老师。”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很轻，“那十三个信封，是我叔的命。你把它们交出去，他的命就白搭了。”
我后退一步，往楼门的方向挪。
“你叔是被人害死的。”我说，“你也知道。”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出声。
“那你更该把信封给我。”他往前又走半步，“沈老师，我不跟你绕。那些信封里装的是地址，是身份证号，是十二个人的新名字。这些玩意儿在我手里能换钱，在你手里就是个死人留下的废纸。你留着它，晚上睡得着吗？”
我后背贴着楼道门，手心冰凉。
“我给你三天。”他转身往车那边走，走了两步又回头，“三天以后我再来一趟。你要是还没想好，我就自己想办法进去拿。”
车开走了。我站在原地，风把楼道的塑料门帘吹得哗哗响。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把信封全塞进背包，把门反锁，又搬了张椅子顶在门后。
三点零九分，我被一阵声音弄醒。
金属摩擦金属的声音，很轻，很有耐心，一下，一下，从门外传进来。
我从床上坐起来，先摸手机。屏幕上有顾清晚上十点发的一条微信：有事马上打我电话。
我给她回了三个字：有人开门。
然后摸黑下床，从厨房抽出一把菜刀。刀是超市买的，二十几块钱，切冻肉都费劲，但握着它，心里能稳一点。
门外的声音停了。
停了十几秒，有人在门上敲了三下。不急，很轻，像怕吵醒邻居，又像知道我就站在门后。
第四章 夜里三点，有人在开我的锁
我没开灯。
摸到手机，蹲在门边，打了110。
接线员让我说地址。我压着嗓子说，说完又补一句：有人在开我家门锁，我已经顶住了。
那头说民警马上到，让我不要出门，不要开门，不要靠近窗户。
我把椅子往后挪，整个人靠在墙上。门外那个声音停了大概十来秒，然后又响，节奏比刚才快了一点。
我听见有东西掉在水泥地上，很轻的一声，像一根细针。
然后是脚步声，往下走的，不快，也不慢。
七分钟后，警车到了。两个民警上来，手电照了楼道，什么也没有。楼下单元门的锁是好的，监控那两天正好坏了一个，物业说配件还没到。
民警看了看我家门锁，脸色变了。
锁芯周围有一圈很淡的灰色粉末，锁孔边缘有细密的划痕，像被什么东西反复探进去过。
“技术开锁。”一个民警说，“老手。你要是没顶门，他三分钟就能进来。”
第二天早上，顾清来了。
她在门口蹲了十分钟，拿手机拍，拍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你不是第一个。”她说。
“什么意思？”
“最近半年，全市有十一起。”她靠在墙上，“都是举报‘死人还活着’的人。前后脚，家里都进过人，都被翻过。手法一样。”
“你们不管？”
“管。”她看了我一眼，“但我们一直没找到这十一起之间的线，直到你拿出那十二个名字。”
她把我带到车里，副驾上摊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她抽出几张纸。
“陈立，三十一岁，陈守义的侄子。明面上做‘代办’——代跑腿、代排队、代交材料。实际上是卖身份的。”
“卖身份？”
“有人欠债、有人被限高、有人想重新开始。”顾清说，“他就给人找一个‘干净’的身份。而这十二个人——死了，但档案是活的。”
我明白了。
“陈守义是货源。”
“对。”顾清点头，“1998年那场洪水之后，蓝田、周至好几个乡的户籍档案被冲毁了。街道办临时抽调人手去安置点补录，一个人负责一片。陈守义当年就在那个登记点，负责盖章。”
“他盖了十二个章。”
“他盖了十三个。”顾清把一张复印件推到我面前，“这十二个孩子，父母在洪水里没了，被亲戚、被同村人领走。领走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分地、领补助，都用了另一个名字。有的是顶了自家夭折孩子的名，有的是捡了个没人要的户口。陈守义在登记本上，一个一个，把这些名字盖了上去。”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后来后悔了。”顾清说，“2012年他退了，开始找。十二年，他找回十二个。照片、地址、现在的名字，都在这十二个信封里。”
她从档案袋里拿出一本硬皮笔记本，封皮磨破了，用胶带补过。
“在他家找到的。”她翻开，“你自己看。”
本子里的字很小，一行一行，全是地名和人名。蓝田县某村，某某某，现名某某，见面时间，几月几日。有些名字后面打了钩，有些画了圈，圈旁边写着“没见着”“搬走了”“不认”。
有一页写着：“第7个，找了三次，他媳妇不让我进门，说我骗人。第四次在镇上集市碰见，我说了1998年那个登记的下午，他哭了。”
另一页只有一句话：“我不图他们谢我。我只想把名字还回去。”
我把本子合上，手指在封皮上按了很久。
“第十三个呢？”
顾清没回答。她把另一张纸递给我。
那是一张死亡证明的复印件。姓名：韩秋。死亡时间：2016年11月6日。死因：心梗。签发单位那一栏，盖着一个街道办的红章，经办人签字：陈守义。
“你妈没死。”顾清说，“2016年11月，她改了名字，搬走了。”
我盯着那张纸，耳朵里嗡嗡响。
“为什么？”
“因为陈立。”顾清说，“2016年，陈立开始做这个生意。第一批找上的，就是陈守义手里那些旧档案。他要的是一整套能用的身份，配套的死亡证明、户籍底册、单位挂靠。你妈是1998年那批档案的经办人之一，她手里有底册。”
“陈立威胁她？”
“我们审出来的是这样。”顾清说，“陈守义让她‘死’一次，改名搬走，每个月给她打钱。他说这样陈立就找不到人了。”
我想起那九十六笔三千块。
“陈立抓到了吗？”
“昨天晚上十一点，火车站。”顾清说，“他身上带着十二张身份证复印件，准备跑。”
“他为什么杀他叔？”
顾清沉默了几秒。
“因为他叔要把这十三份档案交给警察。”她说，“名单交出去，他这些年的生意就全废了。”
“他交代了一句话。”顾清看着窗外，“他说，那老太太在南边一个镇上，卖菜。”
“哪个镇？”
“临水。”
第五章 第十三个名字
临水镇在西安南边，坐长途车三个小时。
车出了城区，路边就只剩白杨和收完的玉米地。半路上来一群赶集的老人，拎着鸡笼和编织袋，车厢里全是土味。我把包抱在怀里，一路没睡。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卖化肥的、修电动车的、两家面馆。菜市场在主街尽头，顶棚是石棉瓦，地上永远是湿的，走一步滑一下。
我问了两个人，都指同一个摊位。
摊主是个瘦小的老太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正在给一把菠菜称重。她的手背上有裂口，指甲缝里是黑泥。
十年了，她老了，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在摊位前站了一会儿。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秤砣停在半空。
她没有惊讶，也没有问我怎么找到的。她只是把菠菜递给顾客，收了钱，然后解下围裙，说：
“你等我一下，我把摊收了。”
我们坐在菜市场后面的台阶上。她给我买了一瓶水，自己没喝。
“你叫韩秀。”我说。
“户口本上叫这个。”她说，“叫着拗口，我到现在都应不过来。”
“妈。”
她低下头，肩膀抖了一下。
“1998年7月12号。”她说，“蓝田那边决了口。”
“我抱着砚砚跑，跑到半路，水就上来了。她三岁，会跑了，她挣开我的手往前跑，跑到一个坡下面。”
“我追不上。”
她讲得很慢，像在讲别人的事。她说她在泥里找了半天，找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不动了。她抱着孩子在坡上坐到天黑，是救援的人把她拽走的。
“八月份，安置点。”她说，“我在那儿帮忙烧水。有个女婴，放在纸箱里，三天没人来认。她父母都没了，一整个村就冲走了七户。”
“纸箱里垫的是一件男人的衬衣，孩子身上全是痱子，哭得没声了。我用米汤一勺一勺喂，喂到第四天，她抓住我的手指头不放。”
“我把她抱起来了。”
“我知道我不该。我自己的女儿还在泥里，我却去抱别人的孩子。”她抬头看我，“可我一抱起来，她就不哭了。”
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她孩子叫什么。她说，沈砚。
“那个人跟我说，这样不行。”她说，“他说你女儿有档案，销了户就销了，你给这个孩子用她的名字，将来是要出事的。”
“我没听。”
“他劝了我三次。第三次，他叹了口气，把章盖了。”
“他叫陈守义。”
我点点头。
“我后来才知道，他那天盖的不是一个章。”她说，“他一共盖了十三个。”
台阶下的积水里，有一只塑料瓶漂着。她伸手把它捞起来，扔进垃圾桶。
“他一直记着我。”她说，“2016年，他来找我，说有人要拿旧档案做买卖，我是名单上第一个。他说，你得死一次。”
“我问他，死了我住哪儿，吃什么。”
“他说，我每个月给你打钱。”
“他打了八年。”我说，“一个月三千，一次没断。”
她“嗯”了一声，眼圈红了。
“他没跟我说过一句多余的话。钱一到，我就知道他还活着。”她说，“今年9月，钱没到。我就知道出事了。”
我沉默了很久。
“那我是谁？”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是七月的孩子。”她说，“安置点的登记本上，你叫七月。登记的人说，这女婴没名字，就按月份叫，七月。”
“三十年了。”我说，“你一次都没叫过。”
“我不敢。”她说。她的声音忽然散掉了，“我叫你砚砚，是因为我怕。我怕我一叫七月，就承认砚砚真的没了。我又怕我不叫她，她在那儿找不着我。”
风从菜市场那边吹过来，带着烂菜叶的味道。
我在临水镇待了两天。她给我做了两顿饭，炒土豆丝，西红柿鸡蛋，都是我妈以前做的味道。她住的房子是租的，一间半，墙上有张年画，还是2019年的。
走的时候她送我到车站，塞给我一袋自己晒的柿饼。
“别再来了。”她说。
“为什么？”
“陈立的事还没完。”她说，“等完了，我去看你。”
回西安的第三天，顾清给我打电话，说陈立的案子移交检察院了，涉嫌故意杀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还有几桩跟“卖身份”有关的。
她说，那十二个信封现在在她手里，问我要不要拿回去。
我说我拿。
信封拿回来那天，我在店里把它们摊开，一个一个对着地址打电话。十一个号码是通的，三个是空号，两个关机。
我按着信封上陈守义写的地址，先去送了第一封。
周芷的地址在城东，一个老小区，六楼。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头发花白，脸上有一块旧疤，手很粗。
“找谁？”
“周芷。”
“我不叫周芷。”她说，语气很平。
我把信封递过去。
“陈守义让我把这个给你。”
她愣住了，接过信封，拆开，抽出里面那张一寸照片。
她盯着照片看了十几秒，然后蹲下去，靠在她家门框上，哭了。
“他找到我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一直在等他。”
她抹了把脸，站起来，让我进屋。屋里很素净，一个电饭锅，一张床，墙上挂着一张老年公交卡。
她说她十岁那年被远房舅舅领走，改名叫王秀琴，去了甘肃。她在那边长大、结婚、生孩子，一直不知道自己原来叫周芷。2018年她回过一次西安，想找当年安置点的人，问了一圈都说没有这个人。
“去年冬天，有个老头在菜市场门口等我。”她说，“他叫我周芷。我当时腿都软了。他说他找了我十四年。”
“他说他还得再找几个人，等找齐了，一起把名字还回来。”
她把那张照片贴在胸口，问我：“他走了？”
我说走了。
她没再说话，转身去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面。
我站在楼道里，没进去。
最后一封，我留给了自己。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把那第十三个信封拆开，把里面的出生证明复印件和那半张信纸，一张一张摆平，抚平折痕。
然后我拿马克笔，在信封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
七月。
写完我把它贴在门上，正对着楼道。
雨停了。西安那年入冬前的最后一场连阴雨，下了九天，断在那一夜。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这是三十年里，我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门上，写下我自己的名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