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我表舅讲给我听的。那是个十一月的晚上，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饭馆的二楼，桌上摆着一瓶酸得叫人皱眉的安茹酒，五六个从诺曼底来的人围坐着，谈论着收成、诉讼和女人。
有人提起伊沃托的一个公证人因为一封信上了吊，我表舅便放下酒杯，用他那双被海风吹得发红的眼睛扫了我们一圈，说：
“信这东西，比枪厉害。枪只打死一个人，信能杀死一整座城。”
然后他便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他发誓每一个字都是真的，除了人名——他说，诺曼底的人还活着，不能得罪。
在科地区一个叫圣奥诺里讷的小镇上，住着位叫塞莱斯唐·戈迪埃的先生。
他五十四岁，退休的法院书记官，个子不高，肚子很圆，脸像一颗熟透的苹果，两颊永远泛着酒意般的红——其实他只喝苹果酒，而且喝得很省。
他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穿一件黑呢外套，戴一顶圆顶礼帽，帽檐擦得能照见教堂的尖顶。他走路步子很小，但极稳，仿佛脚下铺的不是石子路，而是法院的大理石地面。
他在镇上住了十二年。十二年里，他没有迟到过一次弥撒，没有欠过一个小钱的账，没有跟任何人红过一次脸。
他对穷人有节制地慷慨：每年冬天送两捆柴、一件旧大衣，绝不多给，因为“多给了会惯坏他们”。他对孩子和蔼，对狗严厉，对女人——尤其是寡妇——保持着一种经过计算的殷勤。
因为他正在考虑结婚。
对象是奥尔唐斯·勒布律芒太太，四十八岁，船东遗孀，有一栋带花园的房子、三万法郎的存款，以及一头让全镇嫉妒的黑缎子披肩。
她略胖，说话慢，笑的时候先笑眼睛后笑嘴，做饭极好，尤其擅长苹果馅饼。她和戈迪埃先生已经一起喝过十七次咖啡，散过四十一次步，接受过两条披肩、一只金表和一本《效法基督》。
婚事只差一个日子。
镇上的人都说，这是天作之合。两个人都太规矩了，规矩得像一对量出来的尺子。
只有一个人知道，戈迪埃先生身上藏着一件事。
这件事每星期四发作一次。
每逢星期四，他会告诉女仆玛丽：“我去鲁昂办点手续。”然后坐上八点的火车，在鲁昂待一整天，傍晚回来，外套上带着一股印刷厂的油墨味。他说是档案室的味道。玛丽信了十二年。
事实上，他是去一家小印刷厂，坐在二楼一间有霉味的屋子里，核对校样，数钱，然后把一沓沓用纸带扎好的钞票塞进内衣口袋。
因为戈迪埃先生——法院退休书记官、圣奥诺里讷教区最守礼的教友、未来勒布律芒太太的丈夫——就是那本在诺曼底所有集市上卖得飞起的《开心历书》的真正作者。署名是“逗乐老爹”。
这本历书厚三十二页，卖两个苏。里面有天气预测（“十月多雨，宜嫁娶”）、农事提醒，以及二百多条笑话、谜语、俏皮话和荤段子。
荤段子写得极其巧妙：字面上干干净净，意思下流得要命，连最贞洁的农妇读完都要低头抿嘴笑半天。每年圣诞节前后，它能卖出四万册。教区的神父每年都在布道台上痛斥它是“撒旦的厕所纸”，而农民们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记最新的一段，好回家讲给老婆听。
戈迪埃先生一年从中净赚两千四百法郎。这是他全部的秘密，也是他全部的快乐。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清。
也许是因为做了三十年书记官，记录了三千桩离婚案、八百次斗殴和无数件人间丑事，心里积了太多东西，总得有个出口；也许是因为他这辈子太规矩了，规矩得像一口封死的井，非得往里头扔块石头，听听响。
他从没觉得这是罪。直到那封信来了。
那是三月十二日，一个星期二。
早晨的邮差带来了三份报纸、一张账单，和一个淡蓝色的信封。
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只写着：“圣奥诺里讷，塞莱斯唐·戈迪埃先生亲启。”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左手写的，又像是故意写歪的。
戈迪埃先生在厨房里拆开它。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用同样的手写着：
我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逗乐老爹”是谁。
星期五之前，把五百法郎放在老磨坊第三块桥板底下。
不然的话，勒布律芒太太和神父都会知道。
别找警察。我知道的事不止这一件。
戈迪埃先生读了三遍。读到第四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发抖。
不是怕钱——五百法郎他拿得出——是怕那句话：“我知道你是谁。”
他把那张纸凑到炉火上，看着它卷曲、变黑、化成灰。然后他把灰倒进泔水桶，又用勺子搅了两下，确保看不出痕迹。做完这些，他坐下来，喝了半杯冷掉的咖啡，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真正违法的事。而现在，仅仅因为写过几条笑话，他就成了一个可以被勒索的人。
那天他没吃午饭。下午他去见了勒布律芒太太，陪她散步。她说起花园里的洋蓟，说起她侄子的洗礼，说起她想买一架新的缝纫机。
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看着她说话时微微颤动的下巴，心想：如果她知道我是“逗乐老爹”，这张嘴还会这样动吗？
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眼到天亮。
他把全镇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谁可能知道？
印刷厂的人？不可能，他每次都戴假胡子，签的是假名。
邮差？历书是从鲁昂直接寄给书贩的。
镇上的书贩？他不认识戈迪埃。
女仆玛丽？她打扫书房，可他从不把稿子带回家——从不。
那么是谁？
他想到一种可怕的可能：也许对方根本不知道。也许对方只是在猜。也许这封信是随便写的，像扔石头一样扔出去，碰巧砸中了一口井。
这个念头让他稍微好受了一点。随即他又想：如果我不给，他真的去告诉勒布律芒太太呢？如果我只是假装没收到呢？
凌晨三点，他下了床，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到院子里。月光照在苹果树上，树影像一排排站着的鬼。他对自己说：我给。
我给五百法郎，然后这事就完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院墙外的路上，有个人也一夜没睡，也在想同一件事。
星期五之前，他把钱放了进去。
用一个油纸包着，外面裹了一层报纸，像包一块肉。
他选在凌晨四点去的，穿着旧木鞋，走田埂，裤腿被露水打得透湿。放完钱他跑回家，心跳得像敲钟。
星期六早上，第二封信来了。
同样是淡蓝色信封，同样歪斜的字：
你很守信用。很好。
但这只是第一笔。
一千法郎。下星期三。还是那个地方。
另外：别以为换个时间我就认不出你的木鞋印。
我知道的事远不止这一件。
戈迪埃先生坐在椅子上，整整十分钟没有动。
让他发抖的不是数目。
是那行关于木鞋印的字。对方看见他了。或者说，对方声称看见他了。这两件事差别很大，但他已经分不清了。
他第一次产生了愤怒。愤怒之后是恐惧，恐惧之后是一种他很陌生的情绪：屈辱。一个写了二百条笑话的人，被一条笑话压住了脖子。
那天下午他去了鲁昂。不是去印刷厂，是去找人。
他找了个私家侦探。
普罗斯佩·瓦蒂内先生的事务所开在鲁昂大教堂后面的一条窄街上，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
“调查·取证·追债·离婚案件 discretion absolue（绝对保密）”。办公室里有三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 filing cabinet，和一股浓烈的雪茄味。
瓦蒂内先生本人五十岁上下，胖得像个装满东西的麻袋，胡子刮得很干净，眼睛小而亮，看人的时候像在称重量。
他听完戈迪埃的叙述——戈迪埃说得极其小心，始终没有说出“逗乐老爹”这四个字，只用“一件私人的、涉及名誉的不幸事件”代替——然后沉默了很久，久到戈迪埃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
最后瓦蒂内先生说：
“五百加一千。一千五。您付过了五百，还剩一千，外加我的费用。每天二十法郎，开销另计。”
“这么多？”
“先生，”瓦蒂内说，“您买的不是我的时间，是我的脑子。脑子按斤卖是很贵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着手，用一种近乎朗诵的语调说：
“这类案子我办了四十七起。四十六起的凶手都在身边。为什么？因为勒索需要信息，而信息需要距离。离得太远的人不知道您的秘密，离得太近的人——”他转过身，手指一点，“——才有机会看见。”
“所以是我家的人。”
“我没这么说。我说的是‘有机会’。”瓦蒂内坐下来，打开本子，“现在，请回答我几个问题。要精确。精确是推理的母亲。”
他问了四十个问题。戈迪埃答了三十九个，有一个没敢答。
问完，瓦蒂内在本子上画了三个圈、两条线和一个箭头，然后庄严宣布：
“嫌疑人有三个。第一，您的女仆。她打扫，她有钥匙，她薪水低，她有个在鲁昂当学徒的弟弟。动机充分。
第二，您那位未婚妻。
第三，一个您完全没想到的人。”
戈迪埃的心跳停了半拍。“勒布律芒太太？”
“不要激动。我只是列出可能性。”瓦蒂内合上本子，“第三种可能更有趣：写信的人根本不是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您难受。”瓦蒂内笑了，露出两颗金牙，“这种人最危险。钱能谈，恨不能谈。”
戈迪埃走出那条窄街的时候，觉得比进来时更冷了。
接下来的十天，圣奥诺里讷镇出现了许多怪事。
首先是戈迪埃先生突然对女仆玛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开始在她打扫书房时“恰好”留在屋里看书；开始在半夜突然起身，站在楼梯口听动静；有一天甚至翻看了她的针线筐——在里面找到半块奶酪、一根线轴和一张圣像卡，什么也没有。
玛丽是个实心的诺曼底姑娘，观察了三天之后，直截了当地问他：“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东西？”
“没有。”
“那您为什么老看我？”
戈迪埃被问住了。
他一辈子没被人这样问过。最后他说：“玛丽，你……你有没有捡到过什么纸？”
“什么纸？”
“算了。”
其次是戈迪埃先生开始跟踪别人。
他跟踪过邮差（邮差除了送信，只在三家门前停下来跟人聊天气）；跟踪过镇上的小学教师（教师除了喝酒，只在批改作业）；跟踪过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这孩子除了偷苹果，一无所成）。第四天他被农夫马洛的狗追了半里地，爬上一棵苹果树躲了四十分钟，下来时帽子挂在枝上，外套撕了一道口子。
他对外宣称是被风吹的。
第三件怪事发生在星期天。弥撒结束后，神父把戈迪埃拉到一边，神色古怪地问：“我的孩子，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信？”
戈迪埃手里的念珠掉在了地上。
“神父？”
“我问你，有没有收到匿名信。”神父压低声音，“因为我也收到了一封。”
那一刻，戈迪埃的人生第一次出现了光。原来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原来这不是针对他的阴谋！他几乎要拥抱神父了。
神父的信是这样的：
我知道那年复活节祭坛上的两只银烛台是怎么不见的。
三百法郎。不然主教知道。
“我没有拿烛台！”
神父急急地说，“但那确实是……总之，我没有拿。”
“我也没有——”戈迪埃停住了。
两个人站在教堂门口的阳光里，互相看着，忽然都觉得自己很可笑，又都很害怕。
第三天，镇长也来了。然后是医生。然后是卖布的寡妇杜邦太太。
五天之内，圣奥诺里讷镇有六个人收到了匿名信。指控的内容包括：偷烛台、篡改地契、给病人开错药、在酒里掺水、跟邻居家雇工有染，以及——戈迪埃的那条。
全镇的体面人忽然发现，自己全是罪人。
他们在镇长家的客厅里秘密开了三次会。窗帘拉上，声音压到极低，像一群在密谋政变的麻雀。他们决定共同出资，聘请鲁昂的侦探，并且彼此发誓绝不外传。医生举杯时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这座镇上一定藏着一个魔鬼。我们要把他揪出来，在他把我们一个个吃掉之前。”
没有人注意到，这句话的逻辑有点问题：如果魔鬼能把他们一个个吃掉，说明魔鬼早就知道他们所有人的秘密。那魔鬼何必勒索？
但人在恐惧的时候是不讲逻辑的。人在恐惧的时候连“木鞋印”这种话都信。
瓦蒂内先生第三次来到圣奥诺里讷时，带了放大镜、一把尺子、一包粉，和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场。他把六封信摊在镇长家的餐桌上，像摆牌一样排成一排，然后退后两步，眯着眼看。
“同一只手。”他说。
“您确定？”
“确定。歪斜的方式一致。‘我’字的起笔都有个小钩。用的都是同一种廉价的蓝墨水，鲁昂码头区三家文具店有售。纸张是同一个本子撕下来的——注意边缘的毛茬，是用手撕的，不是用裁刀。”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朋友不专业。不专业有两种：一种是真笨，一种是装笨。我要判断是哪一种。”
接下来的一周，瓦蒂内展现了他的方法。
他盘问了女仆玛丽两个小时，问她星期四的去向，问她弟弟的工资，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是历书。玛丽答得极其诚实且极其无聊，最后哭了。瓦蒂内在本子上记下：“排除。哭得太真。”
他约谈了小学教师，试探性地提起文学。教师立刻激动起来，大谈雨果和左拉，谈了四十分钟，中间三次引用自己写的诗。瓦蒂内记下：“有可能是疯子。排除为勒索者——疯子不会要一千法郎，会要一万。”
他跟杂货店老板的儿子聊了聊，那孩子立刻承认自己偷过苹果、偷过鸡蛋、偷过一次教堂的捐款盘（空的），但坚决否认写过信。“我不会写字。”孩子说，“我只会写我的名字，还写错过两次。”
瓦蒂内陷入沉思。
第七天，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我认为，”他说，“这些信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
“什么？”
“表面上看是同一个笔迹。但笔迹可以模仿。动机无法模仿。你们想想：一个人同时掌握六个人的秘密，同时向六个人勒索，而且金额都不大——三百、五百、一千。这不合理。真正的勒索者会挑最肥的那个下手，榨干为止。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勒索，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镇长问。
“说明我们的对手不是在赚钱。”瓦蒂内的眼睛亮了，“是在练习。”
房间里一片死寂。
“练习？”神父喃喃道。
“练习写字。练习威胁人。练习权力。”瓦蒂内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这是一个从未拥有过权力的人。一个被人使唤、被人忽略、被人当成空气的人。他现在发现，只要一张纸、几个字，就能让全镇最有头脸的人半夜睡不着觉。这种快感比钱大得多。所以他不停手。他会一直写下去，直到有人抓住他——或者直到他玩过头。”
“那他到底是谁？”
瓦蒂内停下脚步，缓缓地说出了那个名字。
他说的是镇上的流浪汉，老皮克。一个六十多岁、靠打零工和捡破烂过活的哑巴——或者说几乎哑巴，一年说不了十句话。他住在磨坊后面的破棚子里。他每天都经过邮局。他能捡到一切被人扔掉的东西。
“而且，”瓦蒂内补充道，“老磨坊。信里指定的地点，就在他家门口。”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多么完美的推论！地点、动机、能力、时机，严丝合缝。镇长当场拍板：报警。
只有一个人在角落里没有鼓掌。
是戈迪埃。
他坐在那里，听着瓦蒂内华丽的推理，看着一张张因兴奋而发红的脸，忽然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觉得这一切太整齐了。整齐得像他写的那些笑话：铺垫、转折、收尾，一分不差。
而真实的生活，他想，从来不会这么整齐。
但他什么都没说。因为他太累了。他已经十天没睡好，瘦了四斤，帽子里的汗渍洗不掉了。他只想让这件事结束。
于是他也举起了手。
计划定在星期三。
按照信的规律，下一封信会在星期二送达，要求星期三交钱。警察将从鲁昂调来两名便衣，藏在老磨坊周围的灌木丛里。瓦蒂内坚持亲自指挥。镇长、神父、医生和戈迪埃作为“诱饵团”在远处观望——虽然没人说得清他们要诱谁。
星期二下午，第六封信果然来了。
两千法郎。
这次不许用油纸包。
不许穿木鞋。
我看见你了。我一直都看见你。
戈迪埃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那句“我一直都看见你”像一根针，扎进了他最软的地方。
晚上，诱饵团在镇长家的客厅里待到十一点。没有人说话。神父在数念珠，医生在擦眼镜，镇长在反复看表。戈迪埃盯着壁炉里的火，想起十二年前的一个星期四，他第一次走进鲁昂那间印刷厂，老板问他：“您想写点什么？”
他说：“我想让人笑一笑。”
老板说：“那得先让人难受。笑都是从难受里长出来的。”
当时他不懂。现在他懂了。
星期三凌晨三点，行动开始。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雾从河谷里漫上来，把一切都泡成灰色。两名便衣、瓦蒂内、镇长和神父埋伏在磨坊两侧的灌木丛里。戈迪埃被安排在最靠近桥板的位置——“因为只有您知道确切位置”，瓦蒂内说。实际上是因为瓦蒂内认为，罪犯很可能会先观察交钱的人。
戈迪埃蹲在潮湿的草丛里，膝盖疼，鞋里进了水。他抱着那个装钱的布袋——里面是两千法郎，他攒了三年准备买一辆马车的钱。
四点。五点。天一点点亮起来，雾变成白色，又变成金色。鸟开始叫。磨坊的水轮吱呀转了一下，像是打了个哈欠。
什么都没有发生。
六点半，瓦蒂内终于从灌木丛里爬出来，浑身是泥，帽子不见了，眼镜片上全是露水。他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然后命令搜查磨坊和后面的棚子。
他们在棚子里找到了老皮克。
老头睡在一堆麻袋上，身上盖着一件破外套。被摇醒时，他茫然地看着周围一圈人，看着警察，看着神父，看着戈迪埃，然后慢慢地、慢慢地举起双手——不是投降，是要吃的。
“我什么都没干。”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三天来的第一句话，“我昨天一整天都在河边捡木头。”
搜查持续了一个小时。棚子里有：三个空瓶子、半块面包、一把缺口的刀、一堆碎布，和十几张纸。
瓦蒂内抓起那些纸，像举起证据一样高举过头顶。
然后他愣住了。
那是些包装纸。糖纸。卷烟纸。还有一张从《开心历书》上撕下来的页子——上面正好印着一条笑话：
法官问小偷：你为什么偷鸡？
小偷说：因为我饿。
法官说：那你为什么不偷面包？
小偷说：因为面包在店里，鸡在路上。
瓦蒂内慢慢放下手。他看看那张纸，看看老皮克，看看戈迪埃，然后把纸塞回口袋，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那天上午十点，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抓错了。
而十一点，第七封信来了。
这一次，它出现在勒布律芒太太的门缝底下。
勒布律芒太太没有参加会议。她没有被勒索。她是全镇唯一一个清白的体面人。
她把信交给了戈迪埃。她的手很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戈迪埃回到自己的书房，关上门，拆开信封。里面的纸上写着：
最后一笔。
五千法郎。
或者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你猜猜她会怎么想？
五千法郎。他没有五千法郎。他有马车钱，没有命钱。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院子里的苹果树开花了，白色的花，一团一团的，像雪。十二年前他搬进来的时候，这些树才到他肩膀。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好的累，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怎么躺都不舒服的累。他想起这一个月：失眠、跟踪、爬树、撒谎、在灌木丛里蹲到天亮、对着一个哑巴老头产生可耻的解脱感。
为了什么？为了几条笑话。
他想起瓦蒂内的话：“笑都是从难受里长出来的。”
然后他做了一件这辈子最不规矩的事。
他拿起笔，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了起来。不是写信，是写告白。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小学生抄课文。他写了自己是谁，写了十二年来每个星期四去鲁昂做什么，写了那本历书是怎么诞生的，写了那两百条笑话里有多少条是他从农民的嘴里听来、再加工过的，写了他赚了多少钱，写了那些钱原本打算用来买一辆马车——因为他们婚后要去意大利旅行，他说好了要买一辆舒服的马车。
他写了三页。写完，他读了一遍，改了两个错字，折好，放进外套口袋。
然后他去了勒布律芒太太家。
她正在花园里剪玫瑰。看见他，她放下剪刀，擦了擦手。
“塞莱斯唐。”
“奥尔唐斯。”他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进屋说吧。外面风大。”
他们在客厅坐下。女仆端来咖啡，退出去，关上门。房子里很安静，只有挂钟在走。
戈迪埃把那三页纸放在桌上，推过去。
“这是什么？”
“我。”他说。
她看了很久。戈迪埃看着她看。他看见她的眉毛抬起来，看见她的嘴角动了一下，看见她翻到第二页，又翻回第一页，再看一遍。
看完，她把纸放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然后抬起头。
她的眼睛里全是笑。
“塞莱斯唐，”她说，“你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死的吗？”
戈迪埃愣住了。“船……沉了。”
“不是。”她笑得肩膀都在抖，“他是笑死的。”
“什么？”
“每年新年夜，他都要读《开心历书》。从头读到尾。读到好笑的地方就拍桌子，拍得杯子跳起来。前年，读到第……我想想，第十七条还是第十八条，关于那个法官和小偷的——”
“‘面包在店里，鸡在路上’。”戈迪埃小声说。
“对，就是这条。他读到这儿，笑得太猛，一口气没上来，脸紫了，手抓着桌布，然后——”她做了一个往下滑的动作，“就没了。医生说是心脏。”
戈迪埃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所以你看，”勒布律芒太太说，“我恨这本书还来不及。我因为它成了寡妇。”
“那您——”
“可我后来又想了想。”她收起笑容，认真起来，“他死的时候很高兴。他一辈子没高兴过几次。船亏了三次，货沉了一次，儿子死了，我流产了两次。他死的那一晚，是他十年来最快乐的一晚。”
她伸出手，把那三页纸推回来。
“留着吧。我不要你坦白，我要你继续写。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下一条笑话，写一个寡妇。”她说，“要写得让她不那么可怜。”
戈迪埃的眼泪就是在这时候掉下来的。五十四岁，一辈子没哭过，在一张茶几前，因为一个关于寡妇的笑话，哭了。
哭了很久。勒布律芒太太给他递了手帕，拍了拍他的手，什么也没说。
等他平静下来，她才问：“那信的事，怎么办？”
“我不知道。”戈迪埃说，“我已经没有钱了。”
“那就别管了。”
“可他还会写——”
“塞莱斯唐。”她看着他，眼神忽然变得很锐利，“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一个月，全镇六个最有头脸的人，都被同一封信吓住了。而那个人要的总共不超过四千法郎。一个真有把柄的人，会这么客气吗？”
戈迪埃想了想。“不会。”
“那有没有可能，”她说，“那个人手里根本没有把柄？他只是扔了一块石头，碰巧砸中了六口井。”
戈迪埃呆住了。
这个念头他有过一次，在第一个晚上。然后他把它赶走了，因为它太轻了，轻得撑不起这一个月的恐惧。
“你是说……”
“我是说，”勒布律芒太太站起来，走到窗前，“你们六个人，自己把自己告发了。”
事情是在三天后查清的。查清它的是一个完全无关的意外。
小学教师喝醉了——这是他每周六的惯例——在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摔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邮局的窗子开着，里面透出灯光。教师趴在台阶上，听见屋里有人在说话。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骂一个孩子。
“……你又拿我的纸！我跟你说过多少遍，那是记账的纸！”
“我就拿了一张。”
“一张？地上全是！你看看地上！你到底在上面写了什么？”
“没写什么。”
“没写什么你烧它干什么？说！”
教师趴在那里，酒醒了一半。他认出了那个声音：邮局老板娘，巴蒂斯特太太。那个孩子是她十岁的儿子，小朱尔。
第二天，教师把这件事告诉了神父。神父告诉了镇长。镇长告诉了瓦蒂内。瓦蒂内带着两名警察，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快的一次破案。
真相如下：
小朱尔是个笨孩子。十岁，认字认不全，写字像鸡爪子刨的。他父亲早死，母亲在邮局干活，整天忙，没空管他。他最大的乐趣是捡东西：捡烟头、捡钉子、捡别人扔掉的纸片，然后在上面乱画。
三月初，他在邮局后面的垃圾堆里捡到了一叠纸。那是巴蒂斯特太太记账用的废纸，背面是空白的。其中有一张，正面印着一些数字和缩写——那是戈迪埃十二年前的一份旧账目抄件，不知怎么流落出来的，上面有他的签名，还有一些谁也看不懂的速记符号。
小朱尔不认识那些字。但他喜欢它们的样子。弯弯曲曲的，像密码。
前一天晚上，他刚听隔壁的退伍老兵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坏人写了一封信，就把一个有钱人吓得给了他一百法郎。老兵讲得很精彩，添了很多油醋。
于是小朱尔决定试试。
他用左手写字——因为他听说侦探能认出笔迹——照着老兵教的口气，写下了生平第一封信。他随便挑了一个名字：戈迪埃。为什么挑他？因为那天早上他看见戈迪埃在邮局门口掉了手套，弯腰去捡，帽子滑到了耳朵上。那个样子很好笑。
他要了五百法郎。为什么是五百？因为他想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五百法郎。
信送出去之后，他等了三天。第四天，他看见戈迪埃凌晨四点从老磨坊回来，浑身是露水，帽子上挂着蜘蛛网。
小朱尔吓坏了。
他没想到真的会有人来。他更没想到的是，从那天起，全镇的大人物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出现：神父、镇长、医生、布商寡妇，全都半夜三更往磨坊那边跑，全都鬼鬼祟祟，全都是一副做了坏事的样子。
小朱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人全都有问题。
于是他继续写。写给每一个人。金额越写越高，因为他发现，数字越大，那些人跑得越快。他觉得这是一场游戏。一场他赢了的游戏。
至于“我知道你是谁”“我一直都看见你”这些话——他是从一本廉价小说里抄来的。那本书叫《巴黎的阴影》，封面是一个戴面具的男人。他根本没读懂，只觉得那些句子很有劲。
“那你为什么最后写给勒布律芒太太？”瓦蒂内问。
小朱尔低着头，踢着地板。“因为她没给钱。”
“什么？”
“其他人都给了。”孩子说，“就她没给。我觉得不公平。”
瓦蒂内合上本子，久久没有说话。最后他对镇长说：“您要起诉他吗？”
镇长看了看孩子，看了看他那双脏手和那双大了两号的鞋，叹了口气。“他母亲已经把那四千法郎全退出来了。一个子儿不少，装在信封里，哭了半个小时。”
“那就算了。”瓦蒂内站起来，戴上帽子，“我这边的费用是二百二十法郎。按天算的，不管破没破案。”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说：
“顺便说一句：我的推理，有一半是对的。”
“哪一半？”
“我说对手是个没有权力的人。”瓦蒂内说，“我没想到的是，他连字都写不全。”
尾声
婚礼定在六月。
戈迪埃先生没有买马车。他用剩下的钱修了屋顶，买了勒布律芒太太想要的那架缝纫机，又给老皮克买了一双新鞋和一件外套——老头收到时哭了，虽然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哭，也许只是为了那双鞋。
《开心历书》继续出版。戈迪埃先生加了新规矩：不再写任何关于神职人员的笑话（神父的要求），不再写关于酒的笑话（医生的要求），不再写关于丈夫妻子的笑话（全镇的要求）。结果那一年销量跌了一半。戈迪埃先生说，这样更好，睡得安稳。
只有一条他没答应改。
“面包在店里，鸡在路上。”勒布律芒太太每次读到这条都要笑。笑完之后，她会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想，那个写信的孩子，说不定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事。”她说，“我们这些人，平时看起来那么硬，那么体面，那么不可动摇。结果一张纸，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就把我们全掀翻了。”
戈迪埃先生总是沉默。因为他知道她说得对。
但他还有半句没说出口的话，一直压在心底。
那半句是：真正掀翻他们的不是那几张纸。是他们自己心里早就放着的东西。信只是一阵风，吹开了门，而门后面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堆在那儿的。
七月的一天，他们在花园里喝茶。勒布律芒太太忽然放下杯子，说：
“塞莱斯唐，有件事我也该告诉你。”
“什么事？”
她看着他，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口深井。
“我不是寡妇。”
戈迪埃的茶杯停在半空中。
“我丈夫没有死在海上。”她说，“他也没有沉船。那是我跟镇上说的。”
“那他……”
“他跟一个跳舞的女人去了马赛。一八七八年春天走的。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找我’。”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点戈迪埃从没见过的东西，“我等了他六个月。然后我决定：一个被抛弃的妻子，不如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体面。所以我宣布他死了。神父做了追思，我戴了两年黑纱，没有人怀疑。”
戈迪埃说不出话。
“问题是，”勒布律芒太太继续说，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洋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还活着。马赛那么大，我又没去看过。理论上，我可能还是个已婚女人。”
“那我们的婚姻——”
“无效。”她说，“如果有人追究的话。”
花园里很安静。蜜蜂在玫瑰上嗡嗡地飞。远处有人在赶牛，吆喝声拖得很长。
戈迪埃先生坐在那里，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忽然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老磨坊的雾，想起了灌木丛里的露水，想起了瓦蒂内的金牙，想起了小朱尔那双大了两号的鞋，想起了自己写的那三页坦白书，想起了勒布律芒太太看完之后的笑。
他想起自己曾经以为，只要坦白了一切，就可以重新做人。
现在他明白了：人是没有办法重新做人的。人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秘密之间，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像走在结了冰的河上。
“奥尔唐斯。”他说。
“嗯？”
“这事还有谁知道？”
“没有人。”她说，“现在有你。”
戈迪埃先生点了点头。他喝掉了那杯凉茶，很苦。
然后他想：也许我当初不该坦白。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快得像一只燕子。但它留下了东西。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拿出纸笔，开始写新的一年历书的第一条笑话。写了两行，他停下来，想了想，把那两行划掉。
他重新写：
有个人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我知道你的秘密。
他吓坏了，把秘密全说了出来。
结果写信的人根本不认识他。
——所以说，话要等别人问完了再说。
他写完，读了一遍，笑了。
笑着笑着，他抬起头，看了看窗外。夜色很深，苹果树的影子一排排站着，像一群等着听笑话的人。
他想：明年得加一条关于寡妇的笑话。她提过的。
然后他吹灭蜡烛，上楼睡觉。睡得很好，十二年来最好的一觉。
而在楼下，书房抽屉的最深处，那三页坦白书静静地躺着。旁边，压着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信封上是歪歪扭扭的字，左手写的，淡蓝墨水。
那是第八封信。
戈迪埃先生写的。
收件人那一栏空着。
（我表舅讲到这里，停住了。桌上那瓶安茹酒已经见底。）
“那封没寄出的信里写了什么？”有人问。
我表舅摇摇头。“没人知道。他死后，他妻子烧掉了他所有的纸，除了那本历书。”
“那他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我表舅想了很久，久到我们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最后他说：“因为有些人，哪怕知道了自己是安全的，也还是需要一个可以害怕的东西。没有敌人的人，会给自己造一个。这是人唯一一种不需要本钱就能拥有的权力。”
他站起身，戴上帽子。
“记住我的话：这世上最厉害的勒索者，从来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