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殡仪馆门口的桌子
县殡仪馆在城北，一片杨树林里。
门口有一排平房，卖花圈、卖纸钱、卖骨灰盒。
最东头那张桌子，是我爷爷的。
一张旧木桌，桌面裂了三道缝，用铁皮包了边。
一把折叠椅，一个铁皮盒子，一瓶墨水，一支毛笔，一沓信纸。
桌子前面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六个字：
“代写家书，三百一封。”
我爷爷在这儿坐了四十年。
去年冬天，他中风了。
左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也不利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我妈让我回来接手。
“你爷爷那摊子，不能断。”
“妈，我一个字都卖不出去。”
“你会写字。”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说不出来。
我在城里干了八年文案，写过楼盘广告、汽车广告、医美广告。
公司去年倒了，老板跑路，欠了我三个月工资。
我三十四岁，回了县城。
第一天出摊，是三月一号，早上七点。
我把桌子擦干净，把信纸摆好，把墨研开。
坐了三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
十点二十，来了一个老头。
七十来岁，穿一件黑棉袄，戴一顶蓝帽子，走路有点跛。
他在桌子前面站住，看着那块木牌。
“写一封信，多少钱？”
“三百。”
“这么贵。”
“我爷爷写了四十年，都是这个价。”
“你爷爷呢？”
“中风了，在家。”
老头往椅子上一坐。
“那你写吧。”
我从铁皮盒里抽出一张信纸。
“写给谁？”
“我老婆。”
“她叫什么？”
“李桂芝。”
“她在哪儿？”
老头没说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叼在嘴上。
“她死了。”
我把笔蘸了墨。
“你想跟她说点什么？”
“我……”
他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
“那你想一想。”我说，“慢慢想。”
他坐在那儿，叼着那根没点的烟。
杨树林里有人放哀乐，一段一段的。
过了大概五分钟。
“我跟她过了十一年。”他说。
“嗯。”
“我打过她。”
我抬头。
“打过几次？”
“三次。”
“为什么打？”
“第一次，是她没做饭。”他说，“我那天在工地喝了酒，回家看见锅是空的，就打了她一巴掌。”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她回了趟娘家。”他说，“她娘家在双河镇，坐车要两个钟头。她去了三天，我以为她不回来了。”
“第三次？”
老头把烟从嘴上拿下来。
“第三次，是因为她生了个闺女。”
我把笔放下。
“生闺女怎么了？”
“我们家那时候，兄弟四个，都生的儿子。”他说，“我娘说，得生个儿子。”
“然后呢？”
“然后我说了她几句。”他说，“她那天晚上就走了。”
“走了？”
“走了。”他说，“一九九五年，冬天。她走的时候，我闺女才两岁。”
“你没去找？”
“找了。”他说，“找了三年。”
“没找到？”
“没找到。”他说，“后来我娘说，别找了，人家不愿意回来。”
他把烟重新叼上。
“这三十一年，我一个人过。”
“你闺女呢？”
“跟着她走了。”
我把笔蘸墨。
“那你要跟她说点什么？”
老头想了很久。
“你跟她说，我错了。”
“还有呢？”
“你跟她说，我娘死了，十年前死的。”
“还有呢？”
“你跟她说……”他停住了，“你跟她说，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错事。”
我写下第一行字。
“桂芝：”
笔尖在纸上停了。
“下面呢？”
老头没说话。
他低着头，手里捏着那根烟，烟丝掉了一桌子。
“我……”
他忽然站起来。
“算了。”
“怎么了？”
“我不写了。”
“为什么？”
他站在那儿，胸口起伏。
“她还活着。”
我抬起头。
“你说什么？”
“她还活着。”他说，“在双河镇。”
我把笔放下。
“你怎么知道？”
“去年冬天，我碰见她了。”
“在哪儿？”
“在县医院。”他说，“我去看腿，她去陪人看病。”
“你认出她了？”
“认出来了。”他说，“她老了，头发白了。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跟她说话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身边有个人。”他说，“一个男的，扶着她。”
“那是谁？”
“不知道。”他说，“可能是她男人。”
我把笔搁在笔架上。
“周大爷。”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
“你刚说的。”我说，“你说你兄弟四个。”
“我叫周德海。”他说。
“周大爷。”我说，“你既然知道她在哪儿，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她？”
“我去过。”
“什么时候？”
“今年正月。”他说，“我坐车到双河镇，找到她家门口。”
“然后呢？”
“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他说，“我看见她在院子里晒被子。她晒得很慢，一张一张摊开，用竹竿拍。”
“你进去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把信纸往前推了推。
“那就写信。”
“写了怎么给她？”
“我给你送。”
老头抬头看我。
“你送？”
“我送。”我说，“三百块，包送。”
“她要是不收呢？”
“她要是不收，我把信带回来，烧给你看。”
他看着我。
然后他坐下了。
“写。”
我重新蘸墨。
“你说。”
“桂芝。”他说，“我不知道你还认不认得我。”
“我认得你。”
我停下笔。
“这句话我不能写。”我说，“这是你说的话，还是她的话？”
“我说的话。”
“那我不写这一句。”我说，“写信是你说给她听，不是替她写。”
老头想了一会儿。
“那你就写：桂芝，我是德海。”
我写下去。
“三十一年了。”
“嗯。”
“我打过你三回。”
“写吗？”
“写。”
我写下去。
“第一回，是我不对。”
“第二回，也是我不对。”
“第三回，更不对。”
老头说到这儿，声音低下去了。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干了一件错事。”他说，“就一件。这一件，我做了三十一年。”
“别说了。”
他停下来。
“怎么？”
“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三遍了。”我说，“写信不能重复。你挑一句最想说的。”
老头坐在那儿。
杨树林那边的哀乐换了曲子。
“那你就写。”他说，“桂芝，我娘死了。”
我写下。
“她死之前，跟我说，去找桂芝。”
“她说，是我对不起人家。”
“我没去。”
“我不敢去。”
老头说到这儿，抬起手，抹了一把脸。
“你就写，我不敢去。”
我写下。
“我现在敢去了。”
“但是我老了。”
“我腿不好，走不动了。”
“我让我儿子替我去。”
我停笔。
“你有儿子？”
“有。”他说，“我后来又娶了一个，生了个儿子。”
“他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我把笔放下。
“周大爷，这封信，我写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在信里说，让你儿子替你去。”我说，“但是你儿子不知道这件事。你让他去，他怎么去？”
老头坐在那儿，不说话。
“你要么自己写给她。”我说，“要么把这件事告诉你儿子。”
“我儿子不会理解。”
“那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老头抬起头。
“因为我想让她知道，我认错了。”
“她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就得让她知道。”我说，“写信不是让你心里舒服。写信是让她收到。”
老头站起来。
他把那根烟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
“多少钱？”
“这封信没写完，不收钱。”
“那不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压在铁皮盒下面。
“明天我再来。”
“明天我在。”
他走了两步，回过头。
“小伙子。”
“嗯。”
“你叫什么？”
“陈默。”
“陈默。”他念了一遍，“你爷爷叫什么？”
“陈守义。”
老头站在那儿，忽然笑了。
“你爷爷，给我写过信。”
我抬起头。
“什么时候？”
“一九八几年。”他说，“我娘死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一封。写给俺娘的。”
“我爷爷怎么写？”
“他问了我三句话。”老头说，“他问我，你娘叫什么，你娘最疼你什么，你娘临走前跟你说过什么。”
“你怎么答的？”
“我说，我娘最疼我吃饭。”他说，“小时候我吃饭，她总把碗里的肉夹给我。”
“后来呢？”
“后来你爷爷写了一句话。”老头说，“我到现在还记得。”
“什么话？”
老头站在杨树林边上，风把他的帽子吹歪了。
“他写：娘，我这辈子吃了很多肉。每一块，都是你夹给我的。”
我站在桌子后面，半天没说话。
老头把帽子扶正。
“明天我来。”
他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封信。
信写了一半。
“桂芝：”
“我是德海。”
“三十一年了。”
“我打过你三回。”
我把信纸折起来，放进铁皮盒。
然后我抬头，看见桌子对面的杨树林里，站着一个人。
是个女的，二十来岁，穿一件米色的羽绒服，手里抱着一个纸盒。
她站在那儿，看着我。
“你是新来的？”
“我是。”
“以前那个老头呢？”
“我爷爷，中风了。”
她走过来，把纸盒放在桌上。
“我妈今天火化。”
“节哀。”
“我想给她写封信。”
“写给谁？”
“写给我。”她说，“我写给她，她收不到。你写给我，我能收到。”
我看着她。
“你想让她跟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我从来没见过她。”
风从杨树林那边吹过来，把桌上的信纸吹翻了一页。
2 双河镇
第二天早上，周德海来了。
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外套，头发梳过，脸上刮得发青。
“写好了吗？”
“写好了。”
我把信纸推过去。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
“我不识字。”
“我给你念。”
“我自己看。”他说，“我认得几个。”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手指在纸上一行一行地挪。
看到一半，他把信放下。
“写得好。”
“你要不要改？”
“不改。”
“那我念一遍。”
“念吧。”
我拿起信，念：
“桂芝：
我是德海。三十一年了。
我打过你三回。第一回，是我不对。第二回，也是我不对。第三回，更不对。
这三回，我记了三十一年。每天晚上想起来，都像昨天。
我娘前年死了。她死之前跟我说，去找桂芝。她说，是我对不起人家。
我没去。我不敢去。
现在我敢去了。但是我老了，腿不好，走不动了。
这封信，我托人送到你手上。你要是愿意，就收下。你要是不愿意，就烧了。
我不怪你。
德海。”
念完了。
周德海坐在那儿，眼睛看着地上。
“行。”
“那我去了。”
“等一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个红布包。
“这个你带上。”
我打开。
是一只银镯子。
很旧了，上面刻着花纹，磨得发亮。
“这是我娘给我的。”他说，“我娘说，将来给媳妇。”
“你给她？”
“给她。”他说，“她当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
我把镯子包好，放进内兜。
“周大爷。”
“嗯。”
“这封信，我送到。她收不收，我不保证。”
“我知道。”
“她要是收了，你有什么打算？”
周德海想了很久。
“没有打算。”他说，“她收了，我就知道了。”
双河镇在县城西边，坐班车两个钟头。
车在山路上绕，经过三个村子，一片水库。
下午一点到的。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铺面。
我在街上问了三个人，才问到李桂芝。
“李桂芝？”一个卖菜的说，“刘家修车铺那个吧？往前走到头，红铁门。”
刘家修车铺在街尾，门脸不大，院子里堆着轮胎。
我把门推开。
院子里有个老太太在晒被子。
她七十三岁，头发全白，个子不高，穿一件枣红色的棉袄。
一张一张摊开，用竹竿拍。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她抬起头。
“修车？”
“不修车。”
“那找谁？”
“找李桂芝。”
她把手里的竹竿放下。
“我就是。”
我从兜里掏出信。
“有人托我给你送封信。”
“谁？”
“周德海。”
她站在院子里，一动没动。
太阳照在被子上，白得晃眼。
“周德海。”她念了一遍。
“是。”
“他还活着？”
“活着。”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找我干什么？”
“他写了封信。”
“我不看。”
“李阿姨。”
“你回去告诉他，我不看。”
我把信拿在手里。
“那我念给你听。”
“我不听。”
“李阿姨。”我说，“我念一遍，你要是不想听，你就进屋。”
她没说话。
我站在院子里，念了起来。
“桂芝：我是德海。三十一年了。”
她转过身，往屋里走。
我继续念。
“我打过你三回。第一回，是我不对。”
她走到门口，停住了。
“第二回，也是我不对。第三回，更不对。”
她扶着门框。
“这三回，我记了三十一年。每天晚上想起来，都像昨天。”
她慢慢转过身。
“我娘前年死了。她死之前跟我说，去找桂芝。”
她的眼泪下来了。
“她说，是我对不起人家。”
“我没去。我不敢去。”
“现在我敢去了。但是我老了，腿不好，走不动了。”
念到这儿，我把信放下。
院子里很静。
李桂芝站在门框边，抹了一把脸。
“你进来。”
屋里是两间瓦房，一张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
她给我倒了杯水。
“你是他什么人？”
“我不是他的人。”我说，“我在殡仪馆门口代写家书。”
“代写？”
“三百一封。”
“他给了三百？”
“给了。”
她把水杯放在桌上。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一件错事。”
李桂芝坐下。
“一件。”她重复了一遍，“他说一件。”
“他说一件。”
她笑了。
那个笑很短，一下就没了。
“他打了我不止三回。”她说。
“他说三次。”
“第一次是九三年。”她说，“那时候我刚嫁过去两年。他喝了酒，回来打我，因为我没做饭。”
“第二次是九四年。我回娘家，他以为我不回去了。”
“第三次是九五年，我生了闺女。”
“就这三回？”
“这三回是打得重的。”她说，“小的，数不清。”
我把信放在桌上。
“李阿姨。”
“嗯。”
“你恨他吗？”
她想了很久。
“不恨了。”她说。
“为什么？”
“因为恨一个人，也要力气。”她说，“我这点力气，得留着。”
“留着干什么？”
她没答。
她站起来，走到墙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
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纸。
“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
是一张寻人启事。
打印的，纸已经发黄。
“寻女，周小燕，一九九五年生，二零一一年离家，至今未归。”
底下是联系方式，和一个电话号码。
“你闺女？”
“我闺女。”她说，“我带走的那一个。”
“她走了？”
“走了十五年。”李桂芝说，“二零一一年，她十六岁。”
“为什么走？”
李桂芝低下头。
“因为我第二个男人打她。”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一九九八年嫁到刘家。”她说，“老刘人不错，就是脾气急。他喝了酒，也打人。”
“打你？”
“打我，也打小燕。”她说，“小燕那时候十三岁。她被她亲爹打过，又被后爹打。”
“她走的时候，留了什么？”
“留了一张纸条。”李桂芝说，“她说，妈，我走了，你别找我。”
“你没找？”
“找了。”她说，“我找了十五年。”
“怎么找的？”
“贴寻人启事。”她说，“印了一千张，一个县一个县地贴。我去过市里、省城、还有南边。”
“有消息吗？”
“没有。”
她把铁盒盖上。
“这十五年，我不敢搬家。”她说，“我怕她回来找不到我。”
我把那张寻人启事折好，还给她。
“李阿姨。”
“嗯。”
“周德海不知道这事吧？”
“不知道。”她说，“他连我改嫁了都不知道。”
“那这封信，你收不收？”
她看着桌上那封信。
“收。”她说。
“你要回信吗？”
“不回。”
“为什么？”
“因为没什么好说的了。”她说，“三十一年了，我该说的，都在心里说完了。”
她站起来，走到柜子边，拿出一个布包。
“这个你带回去。”
我打开。
是一只手表。
上海牌，机械的，表盘黄了。
“这是他当年给我的。”她说，“我走的时候带走了。现在还给他。”
“他自己留着？”
“他自己留着。”她说，“你跟他说，我留着没意思。”
我把手表揣起来。
“李阿姨，还有一件事。”
“你说。”
“这只镯子。”我从内兜里掏出红布包，“他让我带给你。”
她打开。
看了一眼。
“这是他娘的。”
“是。”
“他娘当年最不喜欢我。”她说，“说我不会生儿子。”
她把镯子放在桌上。
“这个我不要。”
“他说这是他娘让给的。”
“他娘死了。”她说，“死人说的话，我不认。”
我把镯子收起来。
“那我带回去。”
她送我到门口。
院子里，被子还摊在竹竿上。
“小伙子。”
“嗯。”
“你叫什么？”
“陈默。”
“陈默。”她说，“你爷爷是不是也在殡仪馆门口写信？”
“是。”
“陈守义？”
“你认识我爷爷？”
她站在门口，看着远处的山。
“认识。”她说，“四十年前，他给我写过一封信。”
“写给谁？”
“写给我。”她说，“那时候我刚嫁过去，跟他吵架，我跑到县城，想回娘家。我在汽车站哭，他路过，问我怎么了。”
“我爷爷说什么？”
“他说，你要是想写，我替你写。”她说，“他给我写了一张纸，让我寄给我男人。”
“写了什么？”
“写的是：我不回去了。”她说，“我拿着那张纸，在汽车站坐了一下午。后来我还是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肚子里有孩子。”
她把门关上。
我站在红铁门外面，手里捏着一封信、一只镯子、一只表。
太阳快落山了。
我往回走，走了两步，回过头。
李桂芝站在院子里，正在收被子。
她把被子一张一张叠起来，叠得很慢。
叠完了，她抱着被子，站在院子中间。
她没进屋。
她在看门口那条路。
那条路通向镇上，通向县城，通向省城。
她看了很久。
我把寻人启事上的那个电话号码记了下来。
回县城的班车上，我打了个电话。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摊子怎么样？”
“接了个活。”
“挣了多少？”
“三百。”
“还行。”她说，“你爷爷今天精神好，能说整句话了。”
“他说什么？”
“他说，让你别忘了研墨。”
我笑了。
“妈。”
“嗯。”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给人写过很多信？”
“写过。”我妈说，“写了一辈子。”
“那些信，他都留着吗？”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你回去看看他那屋。”她说，“柜子最底下，有个木匣子。”
3 一张没有的照片
那个女孩叫林晓，二十二岁，在县医院当护士。
她抱着一个纸盒，站在我桌子前面。
“我妈今天火化。”
“节哀。”
“我不用你安慰。”她说，“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写封信。”
“写给谁？”
“写给我。”
我把笔放下。
“什么意思？”
“我妈死了。”她说，“我从来没见过她。”
“你多大？”
“我两岁那年，她走的。”她说，“病走的。”
“两岁应该有印象。”
“没有。”她说，“一张照片都没有。”
“为什么？”
“我爸烧了。”
我把信纸抽出来。
“你妈叫什么？”
“林秀芳。”
“做什么的？”
“纺织厂的。”她说，“挡车工。”
“哪一年走的？”
“二零零六年。”
我把笔蘸墨。
“你要她跟你说什么？”
林晓坐在椅子上，抱着那个纸盒。
“我不知道。”她说，“我就是想知道，她要是活着，会跟我说什么。”
“那你得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
“我什么样？”
“你在医院干什么？”
“护士。”她说，“在急诊。”
“累吗？”
“累。”
“一个月多少钱？”
“四千二。”
“够花吗？”
“不够。”她说，“我租房子，一个月八百。我爸身体不好，我每个月给他五百。”
“你有对象吗？”
“没有。”
“为什么？”
她低下头。
“我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怕。”她说，“我怕人家知道我妈的事。”
“你妈什么事？”
“她死的时候，我爸不在。”她说，“他在外面打工。她一个人在县医院，躺了十一天。”
“没人照顾？”
“有一个。”她说，“她同事。一个姓王的阿姨。”
我停下笔。
“那个王阿姨，你见过吗？”
“见过一回。”她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她来我家，给我送过一个书包。”
“后来呢？”
“后来就没见过了。”
“她叫什么？”
“王秀兰。”她说，“以前也在纺织厂。”
我把笔搁在笔架上。
“林晓。”
“嗯。”
“你先别急着写信。”
“为什么？”
“因为写这封信，得先知道她是谁。”我说，“你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写不出来。”
“那怎么办？”
“我去查。”
县殡仪馆的业务室，还是孙姐。
“二零零六年，林秀芳。”
她翻了翻电脑。
“有。”她说，“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火化。家属签字：林建国。”
“林建国是谁？”
“她丈夫。”
“骨灰呢？”
“领走了。”孙姐说，“领走之后，存在县公墓。”
“哪个区？”
“三区，十七排。”
县公墓在城南，一片山坡。
三区十七排，我找到了那块碑。
碑很小，灰白的，上面刻着：
“爱妻林秀芳之墓。”
“一九七四——二零零六。”
碑前有一个塑料花瓶，里面插着三支假花。
花是新的。
碑前的地上，扫得很干净。
我蹲下去，看了看碑的底座。
底座上放着一块小石头，压着一张纸。
我抽出来。
是一张收据。
“县公墓管理费，二零二六年，已缴。”
缴费人：林建国。
我把纸塞回去，站起来。
碑的旁边，一排水杉。
风一吹，树叶哗哗响。
我站在那儿，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
一个男人走过来，六十来岁，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头发花白。
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水果。
他看见我，站住了。
“你谁？”
“我姓陈。”我说，“在殡仪馆门口写信。”
“写信？”
“林晓请我写的。”
他的脸变了。
“她找你干什么？”
“她想让她妈给她写封信。”
林建国站在那儿，手里的塑料袋晃了一下。
“胡闹。”
“林叔。”
“你别叫我叔。”他说，“你回去告诉她，没有这回事。”
“她今天火化。”
“我知道。”他说，“我去了。”
“你去了，为什么不跟她说？”
“说什么？”
“说你每年都来扫墓。”我说，“说你缴了二十年管理费。”
他看着我。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我说，“她以为你把照片都烧了，是不想提她妈。”
林建国把塑料袋放在碑前。
他蹲下去，从里面拿出苹果、橘子，一个一个摆在碑前。
摆完了，他坐在地上。
“我烧了。”他说。
“烧了什么？”
“照片。”他说，“她妈死的那天，我把所有的照片都烧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看。”
他抬起手，抹了一把脸。
“我一看见照片，就想起她躺在床上的样子。”他说，“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把我闺女带好。”
“你怎么答的？”
“我说，你放心。”
他低下头。
“我没带好。”
“怎么没带好？”
“我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他说，“我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两趟。她十六岁自己做饭，十八岁自己去报卫校。”
“她考上卫校了？”
“考上了。”他说，“她自己考的。她没跟我说，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我才知道。”
我坐在他旁边。
“林叔。”
“嗯。”
“照片真烧了？”
“烧了。”
“一张都没剩？”
他停了一下。
“剩了一张。”
“在哪儿？”
“在我家。”他说，“压在箱子底下。”
“你为什么留着？”
“因为那张照片上，她妈在笑。”他说，“别的照片，她妈都不笑。就那一张，她在笑。”
“能给我看看吗？”
他站起来。
“走吧。”
林建国家在县城老区，一栋六层楼的三楼。
屋里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
他从衣柜底下拖出一个纸箱。
箱子里是旧衣服，旧本子，一堆杂物。
他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小铁盒。
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一寸照，放大了。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三十来岁，圆脸，短头发，穿着工作服。
她在笑。
笑得很轻，嘴唇往上抬了一点。
“这就是她。”
我把照片拿在手里。
“林叔。”
“嗯。”
“这张照片，能给林晓吗？”
他站在那儿，看着照片。
“给。”
“你自己给她。”
“我……”
“你自己给。”我说，“这封信，我写。照片，你给。”
那天下午，我回了殡仪馆。
林晓还在那儿，抱着那个纸盒。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查到什么？”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
她一下没出声。
“这是……”
“你妈。”
她伸出手，又缩回去。
“我能拿吗？”
“能。”
她把照片捧起来。
看了很久。
“她长得像我。”
“像。”
“她笑了。”
“她笑了。”
林晓低下头，肩膀开始抖。
我坐在对面，没说话。
过了几分钟，她抬起头。
“你写吧。”
“你想让她说什么？”
“我想让她说，她不怕。”
我把笔蘸墨。
“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我在急诊。”她说，“我每天都看见人死。”
“你怕吗？”
“怕。”她说，“我怕我哪天也这样。”
“你妈不怕吗？”
林晓抬起头。
“王阿姨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她说，你妈最后那几天，一直在笑。”
“为什么笑？”
“她说，她梦见她闺女长大了。”
我把笔落在纸上。
“晓晓：”
“我不怕。”
“我走的时候，你在睡觉。你睡在靠窗那张小床上，脸朝着墙。”
“我没叫你。”
“因为我怕你醒了，我就舍不得走了。”
“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我在纺织厂挡了十二年车，一天走二十里路。我攒了八千块钱，放在枕头底下。
那钱是给你上学的。”
“你爸不知道。”
“我告诉他了，他没找到。你回去翻翻，可能在柜子后面。”
“晓晓，你长大了，别像我这样。”
“我这样不好。我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别人让我加班我就加班，别人借我钱我就借。我这一辈子，都在让。”
“你别让。”
“你要是觉得委屈，你就说。”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你就争。”
“妈不是让你去打架。妈是让你别把自己憋死。”
“我最后那几天，一直在做梦。”
“我梦见你长大了，穿白衣服，在医院上班。”
“你走过来，跟我说，妈，我回来了。”
“我就笑了。”
“我一直笑到你爸来。”
“你爸来的时候，我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拉着我的手，哭。”
“我想跟他说，你别哭。你把闺女带好。”
“我说不出来。”
“晓晓，妈这辈子，就拜托你一件事。”
“你好好活着。”
“别像我。”
“妈。”
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
林晓坐在那儿，眼泪一直流。
“念一遍吗？”
“念。”
我拿起信，念了一遍。
念到“你别让”那三个字，她哭了出声。
念完了。
她抹了把脸。
“多少钱？”
“三百。”
她从口袋里掏钱。
掏了半天，掏出两张一百，一张五十，一堆零钱。
“我只有二百八。”
“二百八就二百八。”
“不行，三百。”
“那就二百八。”我说，“剩下的二十，你替我买束花。”
她把钱放在桌上。
“花买给谁？”
“买给你妈。”我说，“假花该换了。”
她抱着信和照片走了。
走的时候，她回过头。
“陈哥。”
“嗯。”
“我妈说的那个钱，我回去找找。”
“去找。”
那天晚上，我回了爷爷家。
老房子在城北，两间瓦房，一个院子。
我妈在厨房做饭。
“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
“等一下。”
我进了爷爷那屋。
他躺在床上，左边身子不能动，眼睛睁着。
“爷爷。”
他看着我。
“我回来了。”
他的嘴动了动。
“墨。”
“我研了。”
“好。”
我蹲下去，打开柜子最底下那一层。
里面堆着旧报纸、旧衣服。
最里面，有一只木匣子。
樟木的，大概一尺宽，两尺长。
上面上了一把铜锁。
“爷爷，这匣子钥匙在哪儿？”
他看着我。
“没……锁。”
“没锁？”
“扣……上……就行。”
我把锁扣掰开。
匣子打开了。
里面全是信。
不是一沓，是一匣子。
一摞一摞，用红绳捆着，捆了二十几捆。
每一捆上面，都用毛笔写了一个字。
我抽出最上面那一捆。
上面写着：“一九七九”。
我解开红绳。
第一封信，信封上写着：
“秀兰 收”
没有地址。
第二封，一样。
第三封，一样。
我把二十几捆全部解开。
三百多封信。
每一封，都是写给“秀兰”。
每一封，都没有地址。
我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封信。
信没有封口。
我抽出来。
“秀兰：
今天下雨了。我在门口坐了一天，没有一个人来。
我想，你要是来了，我就跟他说，我等了三年。
你要是不来，我就再等三年。”
我抬起头。
爷爷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
“爷爷。”
他转过头。
“秀兰是谁？”
4 一匣子信
那天晚上，我坐在爷爷床边，问了半夜。
“秀兰是谁？”
爷爷的嘴动了动。
“汽……车站。”
“汽车站？”
“嗯。”
“哪一年？”
他想了很久。
“五九。”
“一九五九年？”
“嗯。”
“她姓什么？”
“何。”
“何秀兰？”
他没说话，眼睛闭上了。
我以为他睡着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开口。
“笔。”
“什么笔？”
“钢……笔。”
“她的钢笔？”
“嗯。”
“在哪儿？”
他不说话了。
第二天，我去问了我妈。
“妈，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对象？”
我妈正在择菜，手停了一下。
“你听谁说的？”
“他自己说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汽车站，一九五九年，姓何，叫秀兰。”
我妈把菜放下。
“这件事，你奶奶知道。”
“我奶奶知道？”
“知道。”我妈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跟我提过一次。”
“她怎么说？”
“她说，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在汽车站等过一个人。”
“等了多久？”
“等了三年。”我妈说，“每个礼拜天都去。后来你奶奶嫁过来了，他就不去了。”
“那个姓何的呢？”
“不知道。”我妈说，“你奶奶说，那姑娘是外地的，来县里投亲。后来亲戚没找着，人就走了。”
“走了去哪儿？”
“没人知道。”
我坐在门槛上，想了一会儿。
“妈。”
“嗯。”
“爷爷那些信，你见过吗？”
“见过。”她说，“我嫁过来第二年，就看见他半夜在写。写完就放进匣子里。”
“他为什么不寄？”
“他说不知道地址。”
“那他写了四十年？”
“写了四十年。”我妈说，“你奶奶知道，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不问？”
“问什么？”我妈说，“你奶奶那个人，心里明白。”
上午十点，我出摊。
来了个男人，五十来岁，开一辆面包车，车上全是水泥。
他一下车就掏烟。
“兄弟，写信？”
“写信。”
“多少钱？”
“三百。”
“写。”他把钱拍在桌上，“给我写封道歉信。”
“写给谁？”
“张广利。”
“他在哪儿？”
“死了。”他说，“去年心梗，走了。”
我把信纸抽出来。
“你跟他什么关系？”
“合伙人。”他说，“我们一起干工程，干了十二年。”
“你叫什么？”
“赵国强。”
“你为什么要给他写信？”
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搓了半天。
“因为我欠他钱。”
“欠多少？”
“二十六万。”
“他死了，你欠谁？”
“欠他老婆。”他说，“但是我不能给她写。我一见她，就说不出话。”
“为什么？”
“因为我心虚。”
我把笔蘸墨。
“你说。”
“二零二三年。”他说，“我儿子要买房，差三十万。我手里没钱，我就从工地账上挪了。”
“张广利知道吗？”
“不知道。”他说，“账是我管的。他不管账，他就管干活。”
“挪了多少？”
“二十六万。”
“后来呢？”
“后来房子买了。”他说，“我想着，等工程款下来，我就补上。”
“补上了吗？”
“没有。”他说，“工程款下来，甲方扣了一半，说质量有问题。我补不上。”
“他发现了？”
“没发现。”他说，“他到死都没发现。”
“那他怎么死的？”
赵国强低下头。
“去年八月，他在工地上，跟人吵了一架。”他说，“吵完，他坐在地上抽烟，抽到一半，倒了。”
“心梗？”
“心梗。”他说，“送到医院，人说不行了。”
“他死的时候，你在吗？”
“在。”
“他说了什么？”
“他说……”赵国强停了一下，“他说，老赵，账上的钱，你看着办。”
我把笔停住了。
“他知道？”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赵国强说，“他就说了这一句。”
屋里静了一会儿。
“赵师傅。”
“嗯。”
“你后来怎么办？”
“我把车卖了。”他说，“卖了八万。我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凑了十二万。还差十四万。”
“还了吗？”
“还了。”他说，“去年腊月，我凑齐了二十六万，送到他老婆手里。”
“她收了？”
“收了。”他说，“她问我，这钱哪来的。我说，是广利的。”
“她信了？”
“她没说话。”赵国强说，“她把钱收了，把门关上了。”
我把笔蘸墨。
“那你现在写这封信，是想干什么？”
“我想告诉他。”他说，“钱我还了。”
“他知道吗？”
“不知道。”
“那这封信写了，他也收不到。”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想写。”
我写下第一行。
“广利：”
“你走了一年了。”
“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我知道你收不到。”
“钱我还了。二十六万，一分不少。我把车卖了，把存款掏空了，还借了四万。”
“你老婆收了。她没问我钱从哪儿来的。她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广利，我对不起你。”
写到这儿，我停下笔。
“赵师傅。”
“嗯。”
“这句话太轻了。”
“什么意思？”
“你写‘对不起’，他听不见。”我说，“你得写点具体的。”
赵国强想了很久。
“那你就写。”他说，“二零二三年五月，我儿子要买房，我找你借，你说你没钱。我说我自己想办法。”
“然后呢？”
“然后我从账上挪了。挪的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坐在客厅里抽烟，抽到天亮。”
“你第二天见他，什么感觉？”
“我不敢看他。”他说，“他跟我说话，我就低头干活。他给我递烟，我手抖。”
“抖了多久？”
“抖了一年半。”他说，“一直到今天。”
我把这些话写下来。
写到一半，赵国强忽然站起来。
“不写了。”
“又怎么了？”
“我写不下去。”他说，“我写了这个，我成什么人了？”
“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我说，“写信不是给你洗白。”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
“那你写这个有什么用？”
“有用。”我说，“因为你儿子将来会知道，他爸干过什么事。”
“我儿子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赵国强说，“我去年跟他说了。他听完，一句话没说，回屋把门关上了。第二天，他把他那套房挂出去卖了。
”
我抬起头。
“卖了？”
“卖了。”他说，“卖了三十八万，给我十四万。他说，爸，这钱你补上。”
“你补了？”
“补了。”他说，“上个月补的。”
我把笔放下。
“赵师傅，你这个信，我重写。”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不欠他了。”我说，“你现在是来还人情的。”
我把那张纸抽出来，重新铺一张。
“你说。”
赵国强站在那儿，想了好一会儿。
“广利。”他说，“我是老赵。”
“你走了一年，工地我接着干。去年那个活，我干完了，甲方验收过了。”
“你老婆那二十六万，我还了。你儿子上大学，我每个月给他打一千。”
“你闺女结婚，我去了。我坐在最后一排，随了五千。”
“广利，我这辈子干过一件亏心事，就是那二十六万。”
“我补上了。”
“我补上那天，在我儿子面前哭了。我儿子说，爸，你别哭，你还上了。”
“广利，我不欠你了。”
“我以后干活，抬头走路。”
念完了。
赵国强坐在那儿，眼泪往下掉。
他用袖子抹了一把。
“行。”
“要不要烧？”
“烧。”
我把信点着，放在铁皮盒里。
火苗起来，纸卷着，一点一点变黑。
赵国强看着那团火。
“陈师傅。”
“嗯。”
“你爷爷那些信，是不是也这么烧？”
我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有信？”
“全县城都知道。”他说，“你爷爷在殡仪馆门口坐了四十年，写了几千封信，一封都没寄出去。”
“你怎么知道没寄出去？”
“因为那些信，都在他匣子里。”赵国强说，“我十年前给他修过房顶，我看见过。”
“你看见什么？”
“一匣子信。”他说，“我跟他说，陈师傅，你这信怎么不寄？他说，不知道地址。”
“他还说什么？”
“他说，地址他知道，但是不敢寄。”
我站起来。
“你说什么？”
“他说地址他知道。”赵国强说，“我当时没听懂，我以为他说的是别的。”
我骑车回了爷爷家。
匣子还在柜子底下。
我把二十几捆信全部倒出来，一捆一捆地看。
一九七九，一九八零，一九八一……
一直看到二零二五年。
中间缺了几年。
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七，五年，一封信都没有。
我把二零二五那一捆解开。
里面只有三封。
第一封，信封上写着“秀兰 收”。
第二封，一样。
第三封，不一样。
信封上，第一次写了地址。
“城西，幸福巷，十二号。”
“何秀兰 收。”
我拿着这封信，手在抖。
信封是封好的。
封口用胶水粘过。
我把它举起来，对着灯看。
里面有一张纸。
我没拆。
我拿着信，走进爷爷那屋。
他醒着。
“爷爷。”
他看着我手里的信。
“这封信，你写了地址。”
他不说话。
“城西幸福巷十二号。”我说，“你知道她在哪儿。”
他的嘴动了动。
“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想了很久。
“零五。”
“二零零五年？”
“嗯。”
“你为什么不寄？”
他看着天花板。
“她……嫁人了。”
“你怎么知道？”
“我……去看过。”
“你去看过她？”
“一次。”
“什么时候？”
“零五年。”他说，“我坐车去城西，找到了那个巷子。我在门口站着。”
“你看见什么了？”
“看见她。”他说，“她在门口喂鸡。她老了。”
“你说话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她男人出来了。”爷爷说，“她男人给她搬了个凳子。她坐下了。她笑了。”
“所以你就走了？”
“走了。”
“你回来写了这封信？”
“写了。”
“为什么不寄？”
爷爷闭上眼睛。
“寄了……她就……难做。”
我站在床边，手里拿着那封信。
屋里很静。
窗外有人放鞭炮，很远。
“爷爷。”
“嗯。”
“这封信，我替你寄。”
他睁开眼。
“不。”
“为什么？”
“不……寄。”
“爷爷。”
“不寄。”他说得很清楚，“她……过得好。”
我把信放在他枕头边。
“那这匣子信，怎么办？”
他看着匣子。
“烧。”
“三百多封，全烧？”
“烧。”
“爷爷，这是你写了四十年。”
“烧。”他说，“写了……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没烧。
我把匣子抱回自己屋，一封一封看。
看到第三捆的时候，我停下来。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信。
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铅笔字很淡，几乎看不清。
我拿到灯下。
“今天她又没来。我在汽车站坐到天黑。卖票的老李问我，你等谁。我说，我等一个人。他说，你等了几年了。
我说，三年。他说，你别等了，她走了。”
“我说，我再等三年。”
5 冬至那天
十二月一号，殡仪馆门口贴了一张通知。
白纸黑字，盖着红章。
“根据县里统一规划，殡仪馆门前区域将进行环境整治。所有临时摊位，限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自行清理。”
我站在通知前面，看了三遍。
旁边卖花圈的老刘也在看。
“陈默，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让摆了。”
“不让摆？”老刘说，“我在这儿摆了二十六年。”
“我爷爷摆了四十年。”
“那怎么办？”
“不知道。”
我去了业务室。
孙姐在里面。
“孙姐，通知我看见了。”
“看见了就搬吧。”
“为什么搬？”
“县里要搞‘文明殡葬示范区’。”她说，“门口不能有摊位，要统一规划。”
“统一规划成什么？”
“绿化带。”
“绿化带能写字吗？”
孙姐笑了。
“陈默，你别跟我贫。”她说，“这事不是我定的。”
“谁定的？”
“馆里报了方案，县里批的。”
“主任在吗？”
“在。”
殡仪馆主任姓韩，五十来岁，办公室在二楼。
我敲门进去。
“韩主任。”
“小陈。”他站起来，“坐。”
“我不坐。”
“那你说。”
“门口那个摊子，为什么要清？”
“不是针对你。”他说，“所有的摊都清。花圈、纸钱、骨灰盒，全清。”
“为什么？”
“因为不好看。”他说，“上面来检查，门口一堆摊子，像什么样子。”
“我爷爷在那儿摆了四十年。”
“我知道。”韩主任说，“你爷爷我认识。我刚来这儿工作的时候，他就在门口。”
“那你还要清？”
“小陈。”他说，“我干了二十三年。我不想清。但是文件下来了。”
“文件上写了‘代写家书’不能摆吗？”
“文件上写的是‘所有临时摊位’。”
“那我不是卖东西的。”我说，“我是给人写信的。”
韩主任看着我。
“写信不算摊位？”
“算。”我说，“但是我这个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是空的。”
“空的也是摊。”
我把手放在桌上。
“韩主任，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这殡仪馆，一年火化多少人？”
“三千多。”
“三千多。”我说，“三千多个人，背后是三千多个家。有多少人，临走前有话没说完？”
韩主任没说话。
“我爷爷那四十年，写了多少封信，我不知道。”我说，“但是我知道，他写完了，人家烧了，人家心里就放下了一点。”
“这些话，你跟文件说去。”
“我跟文件说不着。”我说，“我跟你说了算。”
韩主任坐在那儿，手指敲着桌子。
“这样。”他说，“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你把东西搬走。搬走之前，你想干什么，我不管。”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这一个月，你随便。”
我站起来。
“韩主任。”
“嗯。”
“冬至那天，我想办个事。”
“什么事？”
“念信。”
他抬起头。
“念什么信？”
“所有在我这儿写过信的人，我请他们回来，把他们写的信念一遍。”
韩主任看了我一会儿。
“你要闹大？”
“我不闹。”我说，“我就是念信。”
“多少人？”
“不知道。”我说，“可能来三个，可能来三十个。”
他想了很久。
“别堵门。”
“不堵门。”
“别拉横幅。”
“不拉。”
“别叫记者。”
我没答。
“小陈。”
“韩主任。”我说，“记者不是我请的。但是他要来，我不能拦。”
冬至是十二月二十一号。
那天下雪。
早上七点，我到殡仪馆门口。
雪不大，细细的，落在桌子上。
我把桌子擦干净，把铁皮盒打开，把信纸铺好。
然后我在门口立了一块木板，用毛笔写了四个字：
“今日念信。”
八点，来了第一个人。
是老刘，卖花圈的。
“我来念一封。”
“你写过？”
“写过。”他说，“我给我媳妇写的。”
“什么时候？”
“去年。”他说，“她走了三年，我写了一封。”
“带了？”
他从怀里掏出来。
“带着。”
八点半，周德海来了。
他穿着那件蓝外套，拄着一根拐杖。
“小陈。”
“周大爷。”
“我念。”
“你带信了吗？”
“带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
那是我写的，他收着。
“她还回了个东西。”他说。
“什么？”
他从另一个口袋掏出那只手表。
“这个。”
“她退回来了？”
“不是退。”他说，“她还给我的。”
“她说什么了？”
“她没说话。”周德海说，“她把手表给我，就进屋了。”
“那你怎么知道她收了信？”
“因为她哭了。”他说，“她进屋之前，抹了一把脸。”
九点，来了六个人。
九点半，来了十几个。
十点，林晓来了。
她穿着护士服，外面套了一件棉衣，怀里抱着一个信封。
“陈哥。”
“来了。”
“我念。”
“你爸呢？”
“他在后面。”
我往她身后看。
林建国站在人群外面，穿着一件旧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林叔。”
“我不念。”他说，“我就是来看看。”
十点二十，赵国强来了。
他开着一辆旧面包车，车上拉着三个人。
“陈师傅，我把人带来了。”
“谁？”
“我工地上的人。”他说，“他们都有话没说完。”
十点半，来了三十多个人。
门口站不下了，人站到了杨树林边上。
孙姐从业务室出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回去了。
韩主任站在二楼窗户后面，看了很久。
十点四十，我开始念。
第一封，是老刘的。
“媳妇：
你走的那天，我在 hospital 门口坐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这辈子就会扎花圈。我扎了三十年，我给死人扎，我从来没给自己扎过。
你走了，我给你扎了一个。我扎得不好看，你别嫌。
咱家那个铺子，我还开着。我不会干别的。
儿子结婚了，娶了个护士。你不认识她，她长得挺好。
她说，爸，你别老扎花圈，你扎个别的。
我说，我只会这个。
媳妇，我想你。
老刘。”
老刘念完，站在那儿，手里捏着信纸。
“烧吗？”
“烧。”
我把铁皮盒放在他面前。
他把信放进去，我点了火。
第二封，是周德海的。
他拄着拐杖，走到桌子前面。
“我念不好。”他说，“我不识字。”
“我念。”
“我自己念。”他说，“我背下来了。”
他把信纸摊开，看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桂芝：我是德海。三十一年了。”
念到一半，人群里有人动了一下。
我抬头。
李桂芝站在人群最后一排。
她穿着那件枣红色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脸上是被风吹出来的红。
周德海没看见她。
他继续念。
“我打过你三回。第一回，是我不对。第二回，也是我不对。第三回，更不对。”
人群里有人小声说话。
“我娘前年死了。她死之前跟我说，去找桂芝。”
李桂芝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没去。我不敢去。”
“现在我敢去了。但是我老了，腿不好，走不动了。”
念完了。
周德海把信纸折起来，抬起头。
他看见了她。
两个人站在雪里，隔着三十多个人。
谁都没动。
过了很久，李桂芝往前走了一步。
“德海。”
周德海的手抖起来。
“桂芝。”
“你别过来。”她说。
他站住了。
“我收了你的信。”李桂芝说，“我也收了你的表。”
“我知道。”
“我来，不是为了原谅你。”
“我知道。”
“我来是因为……”她停了一下，“我想看看你老成什么样了。”
周德海笑了。
“老得不像样了。”
“是不像样。”李桂芝说。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德海。”
“嗯。”
“你闺女，我找不着了。”
周德海站在那儿。
“找了十五年。”李桂芝说，“你要是有力气，你也找找。”
她走进了雪里。
周德海站在那儿，拄着拐杖，很久没动。
第三封，是林晓的。
她念的是她妈写给她的那封信。
念到“你别让”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又接着念。
念完了，她把信放进铁盒。
“陈哥。”
“嗯。”
“我妈说的那个钱，我找到了。”
“找到了？”
“在柜子后面。”她说，“一个铁盒子，八千块。钱都霉了，我拿去银行换的，换了七千二。”
“然后呢？”
“我拿这钱，给我爸买了个助听器。”她说，“他耳朵不好，他一直不说。”
我抬起头，看见林建国站在人群外面，耳朵上戴着一个东西。
他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
第四封，是赵国强的。
他念得很慢。
念到“我不欠你了”的时候，他停住了。
“广利。”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欠你了。”
念完了。
他把信放进铁盒。
火烧起来。
雪落在火上，滋的一声。
十一点半，来了三十七个人。
念了十九封信。
最后一封，是我的。
我从怀里掏出那封信。
不是爷爷的。
是我自己写的。
“陈默：
你今天三十四了。
你在城里干了八年，写了八年广告。你写过‘尊享人生’，写过‘诗意栖居’，写过‘给孩子一个未来’。
那些字，你一个字都不信。
你回县城，是因为你没地方去。你接手这个摊子，是因为你妈让你接。
你坐在这儿四个月，你写了十九封信。
你第一次知道，字是可以有用的。
陈默，你别回城里了。
你就坐在这儿。
你爷爷坐了四十年，你坐四十年。
你写不动了，你找个人接着写。
——陈默。”
念完了。
我把信放进铁盒，点了火。
雪落在火上。
人群慢慢散了。
韩主任从二楼下来。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块“今日念信”的木板。
“小陈。”
“韩主任。”
“三十七个人。”他说，“十九封信。”
“嗯。”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三年，我没见过。”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
“这样。”他说，“门口不能摆。但是业务室旁边那间小屋，空着。”
“多大？”
“六平米。”
“给谁？”
“给你。”他说，“不要租金。”
我看着他。
“韩主任。”
“你别谢我。”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
“什么意思？”
“我明年退休。”他说，“我干了二十三年，我送走了七万个人。我从来没听见过他们家里人说什么。”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
“你这间屋，留着。”
那间小屋，我收拾了三天。
六平米，一扇窗，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墙上钉了一排木板，钉了四层。
我把爷爷的匣子搬过来，放在最上面一层。
信封摆开，一捆一捆。
最下面一层，放着我这四个月写的信。
我数了一下，十九封。
不对，加上今天的，二十封。
我把那二十封摆好，坐在椅子上。
窗外还在下雪。
门开了。
进来一个老太太。
七十多岁，个子很矮，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上包着一块头巾。
她站在门口，看着墙上的信。
“你是陈守义的什么人？”
“我是他孙子。”
“他还在吗？”
“在。”我说，“他中风了，在家。”
老太太站在那儿，手扶着门框。
“我叫何秀兰。”她说。
6 一碗面
老太太坐在我对面。
七十六岁，个子很矮，手背上全是斑，头上包着一块藏青色的头巾。
“你叫陈默？”
“是。”
“你爷爷，是不是左边身子不能动？”
“是。”
“他说话不利索？”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
“他年轻的时候，话也不多。”
“您认识他？”
“认识。”她说，“一九五九年。”
我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您说。”
何秀兰把手放在膝盖上。
“那年我十九。”她说，“我从南边来，来县里投亲。我表哥在这边，说给我找了个活。”
“找到了吗？”
“没有。”她说，“我到了县里，按地址找过去，那家人搬走了。我在汽车站坐了三天，钱花光了，饭也吃不上。”
“然后呢？”
“然后你爷爷来了。”
“他怎么来的？”
“他在汽车站门口摆摊。”她说，“那时候他不写信，他给人代写状子。”
“状子？”
“那时候不识字的人多。”她说，“谁家有事，找他写。写一张五毛。”
“他看见我了？”
“看见了。”何秀兰说，“我坐在台阶上哭。他写完一张状子，走过来，问我，姑娘，你哭什么。”
“您怎么说？”
“我说我没地方去。”
“他怎么说？”
“他没说话。”何秀兰说，“他去旁边买了一碗面，端给我。”
“什么面？”
“阳春面。”她说，“三毛五。上面有两片葱。”
我看着她。
“您吃了？”
“吃了。”她说，“我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
“后来呢？”
“后来他天天来。”何秀兰说，“他每天写完状子，就坐在台阶上，跟我说话。他说他二十五了，没对象。
他说他家里穷，就一间屋。”
“您怎么说？”
“我说我比你还穷。”她笑了，“我连一间屋都没有。”
“那你们……”
“我们好了。”她说，“好了三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她说，“那年冬天，我表哥找来了。他说他在市里找了个活，让我跟他走。”
“您走了？”
“走了。”
“为什么？”
何秀兰低下头。
“因为我表哥说，他能给我找工作。”她说，“你爷爷那时候，一天挣一块五。”
“您跟他告别了吗？”
“告别了。”她说，“我走的那天，在汽车站。他来了。他站在门口，没说话。”
“您说什么？”
“我说，我去市里，等我安顿好了，我回来找你。”
“他怎么说？”
“他说，我等你。”
屋里静了一会儿。
窗外雪还在下。
“何阿姨。”
“嗯。”
“您回来了吗？”
她抬起头。
“回来了。”她说，“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
“我回来了。”她说，“我在市里干了三年，攒了点钱。我坐车回来，到汽车站，找他。”
“找到了吗？”
“找到了。”她说，“他在那儿。他还在摆摊。”
“然后呢？”
“然后他告诉我，他结婚了。”
我把手放在桌上。
“什么时候结的？”
“一九六零年。”她说，“他说，他等了一年，没等到。他娘给他做了主，娶了隔壁村的。”
“您呢？”
“我走了。”她说，“我当天就走了。”
“您去哪儿了？”
“回市里。”她说，“后来我嫁了人。”
“嫁得怎么样？”
“还行。”她说，“我男人是厂里的，人老实。我们过了五十三年。”
“他什么时候走的？”
“二零一五年。”她说，“心梗。”
我没说话。
“陈默。”
“嗯。”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什么。”她说，“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电视？”
“县里的新闻。”她说，“说殡仪馆门口有个年轻人，给人念信。我看见那间小屋，看见墙上那些信。”
“您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一捆信，用红绳捆着，上面写着‘一九七九’。”她说，“我认得那个字。”
“您认得我爷爷的字？”
“认得。”她说，“他给我写过一张纸。那张纸我留了六十七年。”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
袋子里是一张纸，已经发黄，边角磨破了。
我展开。
上面是毛笔字，四个字：
“我等你。”
“就四个字？”
“就四个字。”她说，“他写完，塞给我，就走了。”
我拿着那张纸，手在抖。
“何阿姨。”
“嗯。”
“我爷爷那匣子里，有三百多封信。”
“我知道。”
“都是写给您的。”
她低下头。
“我知道。”她说，“我猜到了。”
“您想见见他吗？”
她抬起头。
“他愿意见我吗？”
“他写了一辈子信。”我说，“他肯定愿意见您。”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何秀兰回了城北。
雪停了，天灰着。
我推开院门。
我妈在院子里扫雪。
“回来了？”
“妈。”我说，“来客人了。”
我妈抬起头，看见何秀兰。
她愣了一下。
“您是……”
“我姓何。”何秀兰说，“我叫何秀兰。”
我妈手里的扫帚掉在地上。
“您就是……”
“我是。”
我妈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然后她弯腰把扫帚捡起来。
“进屋吧。”她说，“他在屋里。”
爷爷躺在床上，眼睛睁着。
我推开门。
“爷爷。”
他转过头。
“有人来看你。”
何秀兰走进来。
她站在床边。
爷爷看着她。
屋里很静。
过了很久。
“秀兰。”
他说得很清楚。
何秀兰的眼泪掉下来了。
“守义。”
“你……来了。”
“我来了。”她说。
“你……老了。”
“你也老了。”她说，“你比我老得厉害。”
爷爷笑了。
他笑起来的时候，右边脸能动，左边不能。
“你……坐。”
何秀兰在床边坐下。
她从怀里掏出那张纸。
“你还认得这个吗？”
爷爷看着那张纸。
“认得。”
“你写给我的。”
“嗯。”
“我留了六十七年。”
爷爷的眼睛红了。
“我……写过……很多。”
“我知道。”何秀兰说，“你孙子跟我说了。三百多封。”
“没……寄。”
“为什么？”
爷爷想了很久。
“不敢。”
“为什么不敢？”
“怕你……难做。”他说，“你……有家。”
何秀兰低下头。
“我男人，二零一五年走了。”
爷爷看着她。
“我一个人……过了十一年。”她说。
屋里静了很久。
“秀兰。”
“嗯。”
“那碗面……”
“什么面？”
“阳春面。”他说，“三毛五。”
何秀兰笑了。
“好吃。”她说，“我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
爷爷闭上眼睛。
“我……给你……再买一碗。”
“你买不了了。”何秀兰说，“你连床都下不来。”
“我……让……孙子买。”
我站在门口。
“爷爷，我这就去买。”
那天下午，我跑了两条街，找到一家还开着的面馆。
买了一碗阳春面。
三块五。
我端回来的时候，面还热着。
何秀兰把碗端到床边。
“守义。”
爷爷睁开眼。
“面。”
“嗯。”
“你……喂我。”
何秀兰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面，送到他嘴边。
爷爷张开嘴。
他嚼了两下。
“好吃吗？”何秀兰问。
爷爷没说话。
他的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到枕头上。
那天晚上，何秀兰要走。
“何阿姨，您住哪儿？”
“我住城西。”她说，“我自己有房子。”
“我送您。”
“不用。”她说，“我坐公交。”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
“陈默。”
“嗯。”
“你爷爷那些信。”
“在殡仪馆那间小屋。”
“我想看看。”
第二天上午，我带她去了那间六平米的小屋。
她站在墙边，看着那一排木板。
“这些都是？”
“都是。”
她伸出手，摸了摸最上面那一捆。
“一九七九。”
“嗯。”
“这一捆，我能带走吗？”
“我问问我爷爷。”
那天下午，我回爷爷家。
“爷爷，何阿姨想拿走那些信。”
爷爷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
“都……给她。”
“都给她？”
“都给她。”他说，“写了……就是……给她的。”
“那我不烧了？”
“不烧。”
我把匣子搬到了小屋。
何秀兰坐在椅子上，一捆一捆地解红绳。
她解得很慢。
每一封信，她都打开，看一遍。
看到第三封的时候，她停下来。
“陈默。”
“嗯。”
“你看这一封。”
我走过去。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信。
“秀兰：
今天下雪了。我在门口坐了一天。
我想起一九五九年那场雪。你坐在台阶上，我给你买了一碗面。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就是想告诉你，那碗面，我也记得。”
何秀兰看着这封信。
“他记得。”她说。
“他记了四十年。”
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
“陈默。”
“嗯。”
“你说，人这一辈子，能等多久？”
“不知道。”
“我等了六十七年。”她说，“他等了四十一年。”
“你们等了这么久，为什么不见一面？”
何秀兰抬起头。
“因为见了，就要做决定。”她说，“我们那时候，都做不了决定。”
她低下头，继续看信。
我在旁边坐下。
窗外，雪化了。
屋檐上滴着水，一滴一滴。
那天之后，何秀兰每周来两次。
她不干什么，就坐在小屋门口的椅子上，看信。
有时候她看一整天。
爷爷那边，我妈照顾着。
三个月后，爷爷能坐起来了。
他坐在轮椅上，我妈推着他，去殡仪馆那间小屋。
何秀兰在那儿。
两个人坐在门口，不说话。
有时候说两句。
“今天冷。”
“嗯。”
“你穿少了。”
“不冷。”
我坐在桌子后面，写信。
有人来了，我就问：
“写给谁？”
“写给我妈。”
“三百一封。”
“三百。”
我蘸墨，落笔。
窗外，杨树林的叶子绿了。
有一天，来了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穿着一件白衬衫。
他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能代写家书吗？”
“能。”
“多少钱？”
“三百。”
“我要写一封。”
“写给谁？”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我爷爷留给我的。”他说，“他去年走了。他留了一封信，说让我送到一个人手上。”
“送给谁？”
“信上没写名字。”他说，“只写了一个地址。”
我接过信封。
信封上写着：
“城北，殡仪馆门口，陈守义 收。”
我抬起头。
“你爷爷叫什么？”
“我爷爷姓李。”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汽车站卖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