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九早上五点半，青石湾村口晒场上停着三辆冷链车，车上码了一半的桃箱，四十多户人围着车头，把我堵在中间。
马占魁站在最前头，手里的烟头一摁，说：“程老板，不是我泼你冷水，外头的贩子昨晚打电话给我，现结三块六，一斤比你多两毛。今天这车桃，少三块六不发。”
我看着车上那半车桃，又看了看身后围上来的村民，忽然觉得手心里那份盖了十七个红手印的保底协议，轻得像一张废纸。
半年前我来青石湾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我今年三十六岁，是禾风供应链的基地采购负责人，公司做农产品直采，专供连锁商超。去年冬天县里招商引资，我把青石湾那三百亩老黄桃圈在了本子上。
青石湾的黄桃是老品种，皮薄肉厚，糖度能到十六，就是交通闭塞，一直没有销路。往年村里人都指望贩子上门，一斤压到一块八，桃贩子还挑三拣四，稍有磕碰就压等压价。
我第一次进村，是腊月二十六，坐了四个小时的山路，在村委办公室里把方案摊开，说：“何支书，我们的规矩很简单，保底收购价一斤三块二，签了合同全年有效，行情涨了跟着涨，行情跌了保底兜底。”
何支书姓何，五十多岁，捏着方案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说：“小程，你这话能写进纸里吗？”
我说：“能。定金二十万，一周内打村委会账上，秋后按斤结算，差一毛钱你们拿着合同去公司告我。”
那天村委会坐了半个屋子的村民，只有一个人当场拍了桌子。
马占魁，五十一岁，在十里八乡倒腾水果十几年，村里一半的桃子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他斜着眼看我，说：“黄毛小子，口气不小。你一年能收多少？收不完烂在地里，谁负责？”
我说：“三百亩，六十万斤，我一斤不剩全收。马老板要是担心，欢迎也来签一份保底协议。”
马占魁哼了一声走了。他心里明白，我这个年轻人一来，他往年一块八压价收桃的买卖就到头了。
定金二十万，七天到账。签协议那天，全村一百三十七户，来了九十八户，协议上摁了九十七个红手印。
只有马占魁没摁。他站在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把烟吸得滋滋响，说：“等着瞧，桃子下树那天，有他哭的时候。”
马占魁怕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断他的财路。这些年他收桃有自己的算盘：六月压价囤货，七月拉到外县批发市场倒手，一斤赚八毛到一块二，光青石湾的桃，他一年稳稳当当落十来万。
他儿子在县城定亲，彩礼加上首付的头期，欠着一屁股账。这笔账，他原本就打算今年从桃上翻本。
村里老人私下讲过他的旧账：零几年桃价最贱的那年，是他把全村的价压到七毛，转手在批发市场卖到三块。这事没人当面提，但人人心里有杆秤。
协议写得很细。统货保底三块二一斤，分拣后特级果每斤加五毛，一级果加三毛，磕碰果、虫眼果单算，按次果两块收，保证不留一颗烂果在树上。
为了让村民信这个价，我把县农业局的检测单复印了贴在村委会墙上，又把公司给商超的供货价目表打到投影上，一笔一笔算给村民看。
我说：“桃子从你们地里到商超货架，中间的分拣、包装、冷链、损耗都是公司担，你们只管把桃种好，钱一分不会少。”
村里最先服气的是福伯。福伯七十四岁，种了五十年桃，拄着拐在晒场上转了一圈，说：“往年贩子来收桃，压秤压到人心口疼，这娃把价目表贴在墙上，明明白白，我信他。”
三月初，我自费带福伯和六户村民代表去了一趟省城，在永鲜连锁的门店里，他们亲眼看见自己村的黄桃摆在中岛堆头上，产地标签写着青石湾，零售价八块九一斤。
福伯站在堆头跟前，伸出手把标签上的灰抹了抹，说：“娃，咱的桃，真能进这么亮的屋子？”
我说：“进不进得来，就看你们收不收得住手。这趟车票住宿公司出，就当带你们开开眼。”
回去的山路上，车里的村民一反来时的沉默，七嘴八舌地算账：一斤地头三块二，一棵树挂果八十斤，八亩地就是二十来万。
老赵坐在最后一排，一路没说话，下车的时候拍着我的车门说：“小程，今年我家那八亩，全按你的规矩来。”
老赵话音落地不到三天，村里就传开了新说法。马占魁蹲在代销点门口跟人讲：“省城的柜台是做给人看的，等他把你圈进合同，桃价就由他喊，明年给你一块五你也没处说理。”
这话在代销点里转了一个正月。三月十五村委开会，半屋子人黑着脸进来，何支书把会议室让出来，让我自己讲。
我什么材料都没带，就带了一样东西——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和那份保底协议的原件。我当着全村的面把原件交到何支书手里，说：“原件放村委会保管，我去县公证处再备一份。谁觉得我明年会翻脸，现在就可以拿这份协议去县司法局问，一分钱不用花。”
会议室安静了很久。福伯第一个开口：“娃把身家押给咱了，咱连问句话都不肯问，还叫人吗？”
会就这么散了。散会的时候，马占魁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烟头摁灭在他自己的鞋帮上。
开春，我在村里住下了。租了村小撤并后空下的两间教室，一张床，一张桌，桌上摞着检测仪和台账。
住下的第一个月，我干的全是没人看得见的事。
产地备案、绿色食品基地的申报材料、冷链车进村的路勘——村口那段三里多的土路，雨天大车进不来，我找交通局跑了四趟，又垫了两万块组织人把最烂的两段铺了碎石。
何支书过意不去，说这笔走村账。我说：“不用，走村账就是村里的债。路修通了桃出得来，值。”
村里人只看见我住进了两间旧教室，看不见我包里那摞跑烂了边的手续。有村民当面问过我：“小程，你一个城里娃，图咱这山沟沟什么？”
我说：“图你们的桃值钱，也图我这份工作值钱。咱俩是绑在一根绳上的。”
三月底疏花，我请县里的技术员来教村民疏果套袋，一天跑三个作业组，嗓子讲哑了含着润喉糖接着讲。
四月里倒春寒，夜里霜冻预警，我半夜两点把全村七个测温点跑了一遍，天亮又垫钱雇了十二个短工给低洼地块熏烟防霜。
五月底套袋结束，我在村委会隔壁搭起了临时分拣棚，三十米长，铁架子、传送带、分级机，光运费和安装费我自己垫了四万八。
六月底，连续三天阴雨，气象台报了连阴雨转大雨。黄桃熟到十成糖，多挂一天就多一天裂果。
我连夜把全村十一个作业组排了班，自己带一组，三天两夜守在山上，桃摘下来直接进冷链车，人歇车不歇。
第三天凌晨，我的车陷进了泥坡，垫板、千斤顶折腾了两个钟头。天亮时我坐在车头啃冷馒头，福伯往我兜里塞了两个热鸡蛋，说：“娃，你这钱挣的是汗珠子钱。”
雨停那天，抢收的两万一千斤进了冷库，周边一个村没抢，裂果烂了三成。
村里的风向松动了些。可松动的风，抵不过两毛钱的现钱。
分级标准我写在铁牌子挂上棚柱：单果七两以上、糖度十四以上进特级筐，六两以上进一级筐，磕碰果、虫眼果单独装次果筐，筐分三色，谁也混不了。
二婶是头一天最不老实的，趁人转背就把磕碰果混进了特级筐。我把那几颗果一颗一颗拎出来摆在秤盘上，没骂人，只说了一句：“筐会说话，筐说的话商超会看见。”
教了三天，二婶分得比我的工人还细，后来她逢人就讲：“分级分的是钱，糊弄筐就是糊弄自己家的一卡通。”
我对村民说：“这套分拣线以后就留在村里，不收你们一分钱，你们只管种，分拣的活我教。”
六月初，公司与永鲜连锁谈下了年度黄桃专供，首单八十吨，七月十号前交货。为了这张订单，我往省城跑了十一趟，光样品就寄了六批。
这张订单不是白来的。当时邻县产区也在抢，对方报价比我低一毛，公司内部采购会上有两票倾向邻县。
我把青石湾的黄桃切开盘子端进会议室，糖度检测报告一张一张拍在桌上，说：“低一毛买到的是一般的果，高一档买到的是招牌。今年商超要的不是吨位，是回头客。”
总监最后拍了板。散会后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手心全是汗——那张订单背后，是我拿职位押的注。
我把订单确认函复印了一份，贴在保底协议旁边，红笔在末尾圈了一行：首单八十吨，七月十号前交齐，公司利润让利百分之六给合作社。
福伯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说：“娃，你这是把身家性命都押在咱村了。”
我笑笑，说：“福伯，我押的不是身家，是你们的地。地不负人，人别负地就行。”
桃子套袋是五月的事，下树是六月底。青石湾的黄桃比周边早熟七天，抢的就是这七天的空档。
第一批桃下树，分拣棚开机的头一天，全村来了八十多个人，我带着两个工人在传送带边上教分级，教了一整天，晚饭是福伯家的一锅面条。
头一车桃过秤，三万一千二百斤，当天结算，钱直接打到各户的一卡通上。傍晚晒场上，拿到钱的村民数着票子笑，何支书蹲在台阶上抽烟，跟我说：“小程，今年这个价，是咱村十年来头一遭。”
头三天风平浪静。第四天，风来了。
马占魁的货车停进了村东头老赵家的院子。他收桃不看等级不看糖度，给现钱，一斤三块六，比我的保底价高两毛。
他自己不收，牵线给外县来的两个游商。游商的报价是三块六现结，只要一级果，过秤压百分之五的水。
老赵家八亩桃，头一车两千六百斤卖给了游商，比协议价多卖了五百二十块。老赵在晒场上把票子扬得老高，说：“什么保底不保底，现钱才是真的。”
马占魁在边上煽风点火，说：“都听好了，程牧野的账要秋后才能结清，中途他要抽走两成的冷链费，最后到手还是三块钱。游商现结三块六，过时不候。”
这话没凭没据，但村里人爱听。当天下午，又有十一户把头茬桃卖给了游商。
游商收第二车的时候，把戏露了一半。他们的电子秤提前调过，老赵两千六百斤的桃过完秤成了两千四百七十斤，一级果挑走，二级果当场丢在院子里，说好三天结清的尾款拖了半个月，老赵再打过去，号码换了。
更难看的是抽成。福伯的侄子在游商车上帮过工，回来透底：游商给的三块六里，马占魁每斤抽两毛，落到村民手里是三块四，过秤再压百分之五的水，算下来不比协议价高多少，还搭上了次果没人收这笔账。
可没人愿意当面认这个账。人只信自己想信的话，两毛钱的差价，足够把一年的情分称出去。
我是傍晚才知道的。我赶到晒场，把结算流水摊在石碾子上，说：“各位，头一车三万一千二百斤，货款当天到账，流水在这儿，一分不少。协议写的秋后结算吗？写的当天结算。”
老赵梗着脖子说：“那游商给三块六，你给三块二，两毛钱也是钱。”
我说：“老赵叔，游商只收一级果，三级四级果和磕碰果他们碰都不碰，全留在树上烂。我连次果都按两块收，你们算过这笔账没有？”
老赵不吭声了，转身走了。当天夜里，又有五户偷偷把桃装上了游商的车。
我拦不住，也没法拦。协议没写独家供货，我只能连夜把周边三个冷库的舱位谈下来，把分拣产能往前赶。
七月二号，首批交永鲜连锁的桃装车。抽检的时候出了事。
商超品控抽了十二箱，烂果率百分之三十一。开箱一看，箱底垫的全是磕碰果和雨裂果，面上一层是好桃。
我把那十二箱桃的照片一张一张拍下来，去查是哪几户交的货。查出来七户，全是在游商那儿卖过桃、又被协议价拉回来的。
我把七户人叫到分拣棚，把照片摆开，说：“各位，商超的合同里写着，烂果率超百分之五，整批拒收，超两次直接解约，违约金我担。你们往箱底垫次果，垫的不是我的脸，是一百三十七户人的饭碗。”
有个年轻的村民梗着脖子说：“次果也是桃，凭什么不让人掺？”
我说：“凭合同。凭城里人花八块九一斤买这个桃。凭你们明年还要不要这个价。”
马占魁在棚外头抽着烟看热闹，等人散了，他踱进来，笑着说：“小程，别怪乡亲们，只怪你给的价不够。人心都是肉长的，两毛钱就能称出来肉有多沉。”
我看着他，说：“马老板，你垫的每一步，都是往一百多户人身上踩。”
马占魁笑了，说：“我踩不踩不知道，反正游商明天还来，三块六，现结。”
七月五号，出事了。
商超的采购总监打来电话，首单验收发现客诉，三个门店同批次黄桃开裂，要求书面说明，第二批交付推迟到自查合格。
当天夜里，我写了四千字的整改说明，第二天一早带品控主管跑了三家门店，把同批次货架上的桃一箱一箱开箱复检，又把留样冷柜的记录调出来，一页一页给采购总监看。
总监最后说：“程经理，你们的态度我认，但产地的诚信我不认。这批货我保，下一批，看产地自己。”
回程的车上，品控主管问我：“经理，你还垫得动吗？”
我说：“垫得动。垫不动的是人心。”
同一天下午，马占魁领着外县的游商进了村，直接开到晒场，喇叭一按，全村都听见了。
三块六，现结，过时不候。
那天傍晚，晒场上围了四十多户人。有人在数钱，有人在装筐，何支书站在人堆边上劝，劝一句被顶一句。
一个婶子嗓门最大，说：“保底保底，保到秋后谁知道，游商的票子攥在手里才叫钱！”
福伯拄着拐挤进去，说：“你们糊涂啊！人家娃给咱垫了检测费，垫了分拣棚，霜冻那晚半夜两点在地里跑，你们收人家的钱，坑人家的货！”
福伯的声音被淹了。
有人开始往车上搬自家没交的桃。我站在冷链车边上，一个字没说。
那天傍晚的细节，我后来记了很多年。
数钱的人把钱卷在手里，站在人堆外圈，不敢看车，也不敢看我；跟风搬筐的人，搬两筐歇一歇，眼睛一直瞟着何支书；从头到尾没动的只有三户，福伯、二婶，还有一个我没记住脸的年轻人。
有个老汉搬完最后一筐，回过头问我一句：“程经理，明年你们还来不？”
我说：“你问的这口气还在，我就还来。可要是明年人人都这么问，就没人来了。”
老汉愣了愣，把筐放下，蹲在了车轱辘边上。
七月六号早上，装车的日子到了。协议订的八十吨首单，晒场上只凑出来五十四吨，还有六吨是次果充数的。
剩下的交货我自己扛了。我从邻县的合作社紧急调了二十六吨同品种黄桃补上，垫了差价款和加急运费一共八万六。
永鲜连锁那边的采购总监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说：“程经理，我认你们公司的品控，但不认这个产地。这是最后一次，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村小的教室里坐了一整夜，把半年来的台账一页一页翻完。垫付的分拣棚四万八，霜冻防霜的短工钱，检测费，加急运费八万六，合计十一万七千多。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先给公司写了报告，把产地出事的责任揽到自己名下。总经理看了半个小时，说项目可以撤，账要算清，分拣机器留不留村里，我自己定。我只提了一个条件：货款一分不能少，一天不能拖。
凌晨四点，有人敲教室的门。是二婶两口子，拎着两筐连夜摘的好桃，筐底垫着旧床单，一颗碰伤的都没有。
二婶搓着手，说：“程经理，这是我给商超补的，你别走行不行？”
我看着那两筐桃，看了很久，说：“二婶，桃我收，按协议价。人走不走，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是一百三十七户人的手说了算。”
我把两筐桃过了秤，登记进台账，货款照付。这是我离开青石湾前收的最后一批货。
那一夜我谁也没求，也没再劝。有些账，要等桃烂在树上了，才有人愿意算。
我没有吵架，没有开村民大会。我只是把那份摁了九十七个红手印的保底协议从墙上取下来，复印了一份，重新贴回去，原稿装进文件袋。
然后在村委会门口的公示栏上贴了一张纸，就一行字：
“因产地履约原因，禾风供应链自即日起终止与青石湾村的合作项目，年内不再恢复。协议期内已发生的货款，三日内结清，一分不少。”
贴完我挨家挨户结账，账结到福伯家，福伯拉着我不让走，说：“娃，不是全村人都这样，你给咱一条路。”
我说：“福伯，路一直都在墙上贴着。桃还是那个桃，地还是那个地，就看照不照规矩来。”
七月九号中午，最后一笔货款到账。我把分拣棚的钥匙交给何支书，说：“棚是村里的，机器是公司的，公司撤了，机器折价留给村里，从你欠我的情分里扣。”
何支书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晒场。游商的货车已经不来了，游商收够了货就走了，走之前连欠老赵的三千八百块都没结——老赵追到村口，人家车窗摇上，一脚油门。
马占魁站在自家门口，脸上挂不住。他收来的四万斤桃压在自家院子里，没有冷链，三天就开始软，软了的黄桃卖不出去，五毛一斤都没人要。
青石湾的黄桃熟到第七天，没人收了。树上的桃开始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层，招来满山的果蝇。
消息传得比桃烂得还快。十里八乡都知道了，青石湾把助农商赶走了。
第八天，来了两个人。
柳河村的韩书记和他村里的返乡青年小龚，开着电动三轮，在我们公司楼下等了三天。
韩书记五十岁，进门第一句话，说：“程经理，我姓韩，柳河村的。我们村有老桃园一百二十亩，坡地还有一百八十亩能改。你那套规矩，保底多少、分几级、罚多重，你念，我记。”
我把合同文本推过去，说：“韩书记，这份协议在青石湾没执行完，条款很硬，次果充好按货款三倍罚，毁约全村通报，你现在看，还签吗？”
韩书记戴上老花镜，从头看到尾，看了一个钟头，看完拿起笔，说：“签。就要这个硬。松松垮垮的规矩，护不住好桃。”
小龚在旁边补了一句，说：“程经理，我们村开过会，一百零三户全票。游商给三块六我们也不卖，我们把这话写进了村规民约。”
韩书记带来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五个村民代表，进办公室之前，五个人先在门口把鞋底蹭干净了。
我把去年在青石湾的所有台账推过去，一笔一笔给他们看，包括我自己垫亏的十一万七。
韩书记看完，把本子推回来，说：“亏的这笔，我们不能再让你垫。冷库村里出地，证照我们跑，你只管把规矩带来。”
这是我干采购第八年，头一回听见有人抢着出钱。
消息传回青石湾只用了一个下午。当晚马占魁就撺掇了几个人去堵何支书家的门，说柳河村抢的是青石湾的项目，要何支书去把项目要回来。
何支书把人让进屋，只问了一句：“人家一百零三户全票按规矩来，咱们一百三十七户，摁了手印的协议都执行不下去，拿什么去要？”
屋里没人接话。马占魁在门外把烟摁灭，转身走了。听说那晚他在自家院里坐到了后半夜。
我在柳河村的合同上签了字。日期是七月十二号，离青石湾的首单交货日，只过了两天。
柳河村干得比谁想的都快。八月中旬，坡地改种完成，韩书记把青石湾那套分拣线的图纸要了去，机器重新订了一套。
七月下旬，柳河村三十个人到青石湾的分拣棚学了半个月。棚还在，钥匙在何支书手里，我打了个电话过去，何支书在那头沉默了几秒，说：“来吧，钥匙挂在老地方。”
柳河村的人在青石湾的棚里学分级，青石湾的人扒着墙头看，两村的人隔着一条棚线，谁也没说话。
小龚学得最快，半个月下来，三色筐闭着眼都摸不错。他说：“程经理，等我们的线装好，我来管品控，你立多少规矩，我守多少。”
九月，柳河村的晚熟黄桃下树，头一车四万斤，分拣合格率百分之九十八点六，冷链车开进晒场那天，全村人放了一挂鞭炮。
我站在分拣线边上过秤，韩书记递给我一根烟，说：“小程，你知道吗，青石湾派人来问过价了。”
我说：“我知道。”
韩书记说：“马占魁托人带话，想把他院里那四万斤软桃按两块卖给咱们的冷库周转。”
我说：“冷库是我的，规矩也是我的。软桃入库会坏一库的果，不收。他要按合同来，明年把好桃送来，次果留树上做肥，我按协议价收，一斤不少。”
马占魁没来。他放不下面子，四万斤桃烂在了自家院子里，烂桃的味道顺风能飘过整条沟。腊月里，他去柳河村的装车现场帮工，一天一百二，装的是按协议价三块二收的柳河黄桃。
那年秋后，柳河村的黄桃卖了九百四十万，一百零三户，户均分红九万一。
青石湾的桃贩子再没来过。游商们传话，青石湾的货箱底下垫次果，收一村坏一村的名声，谁去谁赔。
老赵把自家八亩桃砍了两亩，改种了玉米。有村民去县里找过农业局，农业局的答复很简单：合同纠纷自行协商，助农项目跟着信誉走。
第二年六月，又有游商上门，这回压到一块二，还挑剩下的挑。村里一户交了货，桃装上车，游商拿出一纸“代购协议”说好按质论价，到了外县过完磅，打电话回来说果面有锈斑，统一按九毛结算，不结算车不卸。
那户人抱着电话在村委门口哭了半晌。何支书站在门口抽了半包烟，转身把村委会的广播打开，放的是托人从柳河村装车现场录来的声音，就一句话来回过：“柳河村黄桃，协议价三块二，当天结算，一户不欠。”
广播响了一个星期，去打听柳河村规矩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年黄桃下来，贩子上门压到一块二，还只拉走一半。福伯家的桃让儿子拉到镇上摆摊，一天卖三百斤，卖桃的钱不够来回的油钱。
老赵蹲在地头算账：玉米一亩毛收入一千四，八亩一万出头，不够往年桃收入的一个零头。他蹲了半晌，站起来的时候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一句话没说。
马占魁的院子空了，那杆他用十几年的磅秤歪在墙根底下，秤盘上积了一层灰。
入冬前，青石湾先后来了四拨人。
第一拨是老赵，背了一袋核桃站在公司楼下，我让前台把核桃收下，按市价折了钱让他捎回去。第二拨是二婶两口子，什么都没带，进门就掉了眼泪。第三拨是何支书，带着村委会的公函，公函末尾盖了章，写着“全体村民检讨”。第四拨是福伯，福伯没进公司，只打了个电话，说：“娃，我不替他们求情，我就问你一句，地还委屈不委屈？”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很久，说：“福伯，地不委屈，委屈的是规矩。规矩回来那天，人就得先回来。”
第二年清明，我去柳河村看新冷库封顶，回来的时候绕了一段路，从青石湾村口过。
村委会门口的公示栏还在，那张保底协议的复印件还贴在上面，雨水泡过，字迹发黄，最末一行还看得清：行情涨了跟着涨，行情跌了保底兜底。
公示栏边上，还钉着另一张纸，是我当时贴的那一行字，边角卷起来了。
何支书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见我的车，站起来，走到车窗边上，隔着玻璃说：“小程，村里开了会，九十七个手印摁过了，都认账。协议还在墙上，我们想照着来三年。”
我摇下车窗，把一份新的合同文本递出去，说：“何支书，合同在这儿。三年以后的事三年以后说，先把第一年走完，一颗次果都别让下树。”
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何支书捧着合同站在村口，像捧着一件怕摔的东西。
那年霜降，柳河村的二号线装完最后一批设备。我在冷库门口站了一会儿，手机上弹出老赵发来的短信，就一句话：
“程经理，明年我家那六亩桃，全按你的规矩种，你收不收？”
我回了四个字：“按规矩来，收。”
发完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冷库里，新到的八千箱黄桃码得整整齐齐，箱面上贴着柳河村的产地标签，标签底下压着一行小字：次果充好，三倍赔付。
第二年腊月，柳河村的村规民约印成了小册子，隔壁两个村来抄，抄完又各自摁了红手印。韩书记跟我说，这一片现在有了个新叫法，叫“照规矩种桃的沟”。
我又去了几次青石湾，都是坐着何支书的车进的村。村里新翻的地黑得发亮，桃树修枝修得整整齐齐，就等着开春按协议摘第一茬花。
村口的磅秤换了新的，摆在晒场最显眼的地方，秤砣擦得锃亮。
这回没人再动歪心思——想吃这碗饭的人都知道，秤准了，人心才准。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