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午夜来电
我叫沈叙，男，今年三十一岁，在电台做一档深夜节目，叫《午夜谈心》。
这节目本来以前是我爸的做起来的。他做了十五年，一直做到千禧年台里改革，这档陪伴了无数夜归人的节目就这么停了，三年前他去世了。去年台里搞怀旧企划，也不知道哪个领导一拍脑袋，说把老牌子捡回来，成本低，还有情怀。于是就找到在电台工作的我，说你是沈老师的儿子，你要让这个节目在手上迎来新生。
我接了。一是找不到更好的节目，二是我确实不知道除了说话，我还会干什么，之前投了不少的简历，结果发现外面在下。
节目是午夜十二点到两点，热线倾诉，谁的电话进来，我就听谁说。说婚姻，说工作，说失眠，说各种各样过不去的坎。我做了一年，不温不火。收听率勉强够得着台里的及格线，广告没有，赞助没有，领导开会的时候提起来，永远是那句”年轻人，要找找新的内容，把节目搞起来，平时多和其他几个节目主播交流交流。”
这我可太知道了，什么新的方式，不就是因为现在人们打发深夜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尤其是这种午夜的节目，什么和其他的主播交流交流，这都是虚的，一个是台里有名的知心大姐姐，一个是聊各种民生新闻的，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的时间太好了。
出事是在七月。
那晚和平常一样，我报完节目名，放了首歌，热线就进来了。
导播把电话切进来，我习惯性地说“你好，这位听众，怎么称呼？”
电话那头是个女人。声音不大，有点哑，像是很久没好好说过话了。
她说“姓名不重要，你听我讲讲就行。”
做深夜节目的人都懂，这样的听众最多。不要称呼，不要安慰，只要一个能说话的地方
我嗯了一声，示意她继续。
她说她丈夫打她。不是一天两天了，是结婚第二年就开始了。开始是推搡，后来是拳头，现在是用东西砸。上个月她胳膊骨折了一次，她跟同事说是自己摔的。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他喝多了就说要杀了我。”她说“昨晚他拿着刀比划来着，比划完又抱着我哭，说他不是人，说他再也不敢了。沈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愣了一下。我没跟她说我姓什么。
导播接热线的时候一般会报一下我的称呼，但从来没报过全名。节目里大家都叫我“沈老师”，这是从我爸那时候传下来的叫法。我当她是从哪儿听来的，没多想，顺着她的话往下接。
我说，第一，报警，验伤，留证据。第二，别信“再也不敢了”这种话，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这不是我说的，是所有案例统计出来的。第三，如果暂时没有地方去，我给她念两个听众的来信，以前有听众遇到过类似的事，后来走出来了。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她说“谢谢你听我说完。”
电话挂了。
我看了看通话计时，四分半。导播间的小王探头进来说“哥，这电话录得不错，情绪挺真，要不要留素材？”我说“留吧。”
这就是第一晚。说实话，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这样的电话，我一天能接十几个。
第二晚，同一个时间，十二点四十，热线又进来了。
一听声音，还是她。
我以为是个巧合，深夜听众里回头客不少。我照常问怎么称呼，她说“你听我讲就行。”
然后她开始讲，讲的还是那件事。丈夫，酒，刀，哭，求原谅。连句子都几乎一模一样，像把前一晚的话重新念了一遍。
我有点不舒服了，但还是听完了。挂了电话，我问小王“昨晚那个家暴的录音，你调出来我听听。”
小王调出录音，我戴着耳机听。越听头皮越发麻。两晚的话，从开头到结尾，重合度高得离谱，只有几处语气词不一样，像是同一段话说了两遍。
小王说“哥，是不是同一个人又来倾诉？这挺常见的。”
是常见。但常见不代表不奇怪。
第三晚，她又来了。十二点四十，一秒不差。
这次我打断她了。我说“女士，我们前天和昨天聊过，我记得你。我建议你认真考虑一下我给你的建议，报警，或者联系妇联。一直重复说同一件事，解决不了问题。”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然后她说“他没有打我了。”
我松了口气。
“他那天比划完刀，第二天就病了。”她说“病得很重，下不了床。可他躺在床上，眼睛一直看着我，他说，等他好了，第一件事就是杀了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即报了半天警，但是支吾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哪里发生的事情什么的，到这一步全都用不上了似的。她不等我说话，继续说“沈老师，我再讲一遍，你听着。等我讲到他死，我就好了。”
电话挂了。
我坐在直播间里，空调开得很足，后背上却全是汗。
第四晚、第五晚、第六晚，她每晚十二点四十准时打进来，讲同一件事，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像上班打卡。第六晚讲完的时候，我随口说了句“你背景里好像有音乐？很轻的，是收音机没关吗？”
她说“是歌。”
“什么歌？”
“我最喜欢听的歌。”
电话又挂了。
我把六晚的录音全部扒出来，一帧一帧地听。前五个晚上，她说话的时候，背景里确实垫着一点极轻的声音，轻到我一直以为是电流杂音。放到最大音量，再用软件把人声压下去——是一段旋律。
就几个音，反反复复，像老式磁带倒带时卡出来的调子。
我把这段音频发给大学时的同学，他毕业以后一直做音频修复。第二天他回我电话，说“人声底下这个啊，是首老歌，叫《晚安》，八十年代的歌，早没人听了。这歌当年只在咱们市电台一个深夜点歌节目里放过，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星夜留声机》。后来主持人不做了，歌也跟着停了。你从哪儿翻出来的？这音质够差的，得有二十年往上了。”
我挂了电话，在机房坐了很久。
《星夜留声机》。我听过这个名字。我爸的磁带堆里，有几盘磁带盒上贴着褪色的标签，写的就是这五个字。我小时候问过他那是什么，他说“是他一个同事做的节目做得比我的好，可惜了。”
第七晚，她没来。
我等了一整晚，十二点四十，热线安安静静。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甚至有点说不清的失落。第二天上午，台长把我叫去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
“小沈来了，坐。”台长清了清嗓子，有些为难的说道说“当时让你多和其他节目学学，但是也不是让你搞这些啊，节目先停一停吧，你也回去休息一段时间，这里面的投诉好好看看，别老想着走捷径。”
我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十几封听众投诉。投诉内容出奇地一致：《午夜谈心》宣扬灵异内容，深夜播放来路不明的电话录音，疑似炒作“鬼来电”博取收听率，严重影响电台公信力。
台长说“记得把你手头的活儿交接一下。”
我说“台长，那些电话都是真实听众打进来的，我可以提供录音——”
“提供录音？”台长把文件夹往我面前推了推“小沈，我们查过了。你所说的这七通电话，导播系统里，一条接入记录都没有。”
我当场就愣住了。
我冲进导播间，把小王拉到机器前面，让他调过去一周的来电记录。我们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对。十二点四十，前后各放宽十分钟，什么都没有。七晚，四十分钟，空空荡荡。
小王脸都白了。他说“哥，不可能啊，每通电话都是我亲手切给你的。”
是啊，是他亲手切给我的。可是系统里没有。
简单的拿上办公桌上的个人物品就回到了家中，那一晚我失眠到三点。快睡着的时候，手机在床头柜上自己亮了。我拿起来看，屏幕显示正在通话中，号码是一串乱码，长短不一，根本不是正常的号码格式。
我把手机凑到耳边，心里不由的一紧，是她。等等，她怎么有我的电话。
“你叫沈叙。”她说。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节目里从没有人叫过我全名，台里老人喜欢叫我小沈，比自己小的，大部分都叫我沈老师，至于沈叙，很少有人叫，尤其是自己这一年多一直在做深夜节目，平时和台里大部分同事都没有交集。
她轻轻地说“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劝我的。”
电话断了。通话记录里什么都没有，手机干干净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忽然想起我妈说过的一句话。我爸走之前那两年，偶尔半夜不睡觉，坐在客厅听老磁带，听完一盒，就在本子上记点什么。我妈问他记什么，他说，记账。
我妈说，听磁带记什么账？
我爸说，欠的账，总得有人还。
当时没人听懂。现在我好像懂了一点，但我宁愿自己永远不懂。
2 二十年前
第二天一早，我直接回了我妈家。
我爸的遗物一直堆在书房的储物柜里，我妈舍不得扔，也懒得整理。我翻了一上午，翻出两个大纸箱，上面贴着胶布，写着“磁带—节目”。
打开来，满满一箱磁带，每盘盒子侧面都贴着标签，用钢笔写的字，是我爸的笔迹：《午夜谈心》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翻到箱子底，有几盘标签不一样，写着《星夜留声机》。
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
磁带下面还压着一摞听众来信，用橡皮筋捆着，按年份排的。我一封一封地翻，大多数是感谢信，说沈老师救了他的人生，说他失眠三年只有这个节目能陪着入睡。我爸都留着，一封没扔。
翻到一九九八年的那一捆，有一封信从里面滑出来。信纸已经发黄，边角有一种暗褐色的痕迹，像是很久以前沾上过水，干了以后留下的印。字写得很娟秀，很小，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信的内容很短。她说感谢主持人，说丈夫最近动了手，她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是听了节目里的话，决定再给家庭一个机会。她说主持人讲得有道理，婚姻哪能没有磕磕碰碰，丈夫已经认错，还给她写了保证书。她说谢谢主持人劝她回头，这个家保住了，孩子不会没有爸爸了。
落款没有全名，只有一个字：珍。
我捏着那封信，在阳台站了半天。楼下有人遛狗，有小孩在喊，太阳挺好，一切都正常得过分。可我心里有个地方开始往下沉，一点一点地，停不下来。
下午我去了周叔家。
周叔是我爸的老同事，《星夜留声机》就是他做的。我爸说过，那个节目做得比他的好。后来节目停做，周叔调去了别的岗位，再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我妈给了我地址，说他儿子如今照顾他。
开门的是周叔的儿子，四十来岁，一脸警惕。我说我是沈老师——我爸——的儿子，来看看周叔。他让我进了门，压低声音说“看可以，别待太久，也别提过去的事。他现在糊涂，认不得几个人了，医生说要少受刺激。”
周叔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瘦得脱了形，眼睛望着外面，谁也不看。我在他旁边坐下，喊了声周叔。他慢慢转过头，看了我几秒，又转回去了。
他儿子小声说“就这样，谁都不认得，你还是回去吧。”
我没死心，拿出手机，把那段音频放了出来，音量调到最大。《晚安》的旋律，几个音，反反复复，从手机里漫出来，在阳台上飘着。
周叔本来耷拉着的眼睛，慢慢抬起来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跟着旋律，极轻地哼了两句。然后他转过来看我，这一回，他看住我了，眼睛里有东西一点一点亮起来，像一间黑屋子里有人划了根火柴。
“点播的。”他说，声音是哑的，但每个字都很清楚“阿珍……点播的。”
他儿子一下激动的站起来“爸？”
“劝回去了。”周叔不理他儿子，眼神紧紧的盯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有些悲伤的说“我们劝回去了……后来，就没了。”
“什么没了？”我问。
周叔的眼睛又暗下去，像是火柴烧到了头。他的头慢慢歪向一边，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劝回去了……没了……孩子……孩子藏在柜子里……别让她再躲了……”
“爸，爸你别想了。”他儿子赶紧上去按住他的肩膀，回头瞪我“我说什么来着？别刺激他！你到底放的什么东西？快点关掉！”
我张了张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等到老周情绪稳定了下来。
他儿子脸色有些难看的把我送到门口“以后别来了。老头子就这样了，过去的事，跟我们说不清楚。”
门关上了。我站在楼道里，半天没动。
孩子藏在柜子里。
别让她再躲了。
我坐在车里，把整件事从头捋了一遍。一个死了二十年的节目，一首停播的老歌，一封“劝回去”的感谢信，一个糊涂老人嘴里“没了”的阿珍。还有那个每晚十二点四十打电话来的女人，她说，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劝我的。
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就是拼不到一块儿。
拼了三天，我做了个决定。
我去找台长，说节目停可以，但停之前，我想做几期告别节目，给老听众一个交代，台里反正不吃亏。台长看了我半天，大概觉得我闹不出什么花样，批了，就三晚。
第一晚，我什么都没说，照常接热线，只在节目里放了一次《晚安》，没报名字，没说话，就放了一遍。
第二晚，我放了两遍。
第三晚，我把这首歌放完，对着话筒说了一段话。我说，最近有位听众，每晚打进热线，讲同一件事，讲一个被打得不敢回家的女人。我说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想当面听她说完。
我说“阿珍，如果你还在听，我在等你。”
热线电话一晚上没响。十二点五十分，直播结束，我开始收拾东西，导播间的小王突然推开门，脸又是白的。
“哥，”他说“有电话进来。”
十二点四十早过了。可热线接进来了。
依旧是熟悉的开场白，我的神经不由的紧绷了起来。
“你总算像他肯听了。”她说。
我等她往下说。电话里安静了几秒，背景里那段旋律还在，很轻地垫着。
“棉纺厂家属院，”她说“7栋404。我等你。我会告诉你一切。"
电话挂了。
第二天上午，我开着车去找棉纺厂家属院。城西，老厂区，红砖楼，墙皮一片一片地掉。7栋是栋六层的旧楼，楼道里堆着煤和旧家具，声控灯拍好几下才亮，只是那灯光无比的昏暗。
404。我敲了半天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孩子。
我说“你好，我是电台的沈叙，和家里的老人约好了，今天来找她。”
她愣了一下说“家里没有老人，你是不是说这房子之前的住户？这房子是我三年前买的二手房，房主姓陈，当时办完过户陈师傅就搬走了，电话也换了。”
“你要找陈师傅？”她想了想“隔壁王阿姨可能知道，她在这儿住得久。”
隔壁的王阿姨不在，倒是楼下有个挨家挨户发单子的人，胳膊上戴着红袖箍，是社区旧改登记的。
他看我站在楼道里张望，有些疑惑的问道“你是谁？干什么的？”
我含糊说“我是电台的，找以前的住户。”
他一下来了兴致。
“你找谁？”他抖着手里的单子“这里的住户不说全部都认识，但是大部分我都知道。”
我说“404，以前的住户，听他们说星辰。”
他的表情一下就变了，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404出过人命，你不知道？”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说“就404那家，男的打女的，往死里打。有一回下手重了，人没了。女的叫……叫啥来着，反正都叫她阿珍。男的判了无期，房子后来就空了，好多年没人敢住。”
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当年警察来的时候，都说那屋里……哎，反正惨得很。”
我张了张嘴，费了好大劲才问出那句话“我看着房子里还是有人居住的嘛，他们不怕。”
“你说小李他们啊，当时他们要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们专门和她说过，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他们就不听，我还记得她最喜欢说的话，鬼有穷可怕？不过他们也是买到了，比市场价低了近7成，现在也要旧城改造了。”
我想了想，将跑偏的话题生生拉了回来“你对阿珍有没有什么印象。”
他想了想才说道“阿珍，怎么没有，当年她男人打她，还找过妇联什么的，她男人也被抓去教育过，当时街道领导还调解过，让她们离婚，不过听说她出事前，好像还上过节目，主持人劝她，说两口子要互相体谅，说她男人会改。她还真信了，回家没俩月，人就没了。
他后面还说了什么，我没听清。
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人把直播间里所有的设备同时打开了。我站在那个黑洞洞的楼道里，闻着陈年的煤烟味和潮味，忽然想起来八岁那年，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我爸坐在客厅里，一盏灯也不开，就那么坐着。我妈问他怎么了，他说，今天接了个电话，感觉不对。
我当时不懂。现在懂了。
那个女人每晚讲一遍的事，不是她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是她妈妈二十年前经历过的事。她讲的每一天，都是她妈妈还活着的某一天。
而我父亲当年——周叔说，劝回去了。那封信说，谢谢劝她回头。
谢谢。
她把"谢谢"两个字写了那么工整，信纸边角上的暗褐色痕迹，我以为是水渍。现在我站在404门口，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冷得像楼道里的穿堂风。
我爸听了三年的磁带，记了三年的账。
原来欠下的账，真的是要有人还的。
3 一模一样的声音
从棉纺厂家属院回来以后，我请了一周假。
台里以为我要办离职，没多问。我谁也没告诉，自己查。
404的门锁着，我又去找了那个社区登记员，给他塞了包烟，请他帮我翻翻旧档。老厂区改造，街道办留了一堆老住户的底子，灰尘有三指厚。翻了两天，翻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当年的几页材料。
男主人姓陈，就是404那个。一九九八年十月，酒后行凶，用暖水瓶砸死了妻子。妻子的小名，材料上写着：阿珍。
材料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笔录的复印件，是邻居的证词。证词里有一段，我来回读了三遍。
“出事那天晚上，我们听见404打起来了，打得很凶。后来没声音了，我们不敢去。警察来了以后，把孩子从屋里领出来，那孩子就一直躲在衣柜里，不出声，谁拉都不出来。八岁了，吓得尿了裤子，手里死死攥着一个铁皮的八音盒，警察掰都掰不开。”
我捏着那几页纸，手一直在抖。
不是气的，是后怕。那七天晚上，她跟我讲的每一天，每一个场景，刀，酒，求原谅，抱着哭——全对得上。每一个细节都能对得上。那不是编出来的故事，那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衣柜的缝隙里，隔着柜门，看着她妈妈最后一天的样子。
我把笔录放回纸袋，问登记员“那孩子后来呢？”
登记员叹了口气，说“惨哦。妈妈没了，爸爸判了无期，孩子跟着外婆过，就住在这栋楼上。那孩子从那以后就不说话了，看了好几年医生。十五岁那年，从7栋的天台跳下去的。就她妈妈出事的那栋楼。”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江边，坐了两个小时。
我一直以为，打来电话的是阿珍。冤死的妻子，回来求救，这说得通，电视里都这么演。可现在我知道了，打电话的人比这个判断要小八岁，也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她不找凶手——凶手早就在监狱里了，法律惩罚过他。她每晚十二点四十，准时打给一个深夜节目，讲她妈妈最后的日子。
她不是在求救。
她是在质问。
我把七晚的录音又全部翻出来听，戴耳机，一帧一帧地过。第六晚，她说完"我让你听"之后，挂断之前，背景里有很轻的一声响。以前我以为是电流，是线路。这一次我把它单独剪出来，放到最大。
咔哒。
很短，很脆，像什么东西上了发条，齿轮咬合的那一下。
我想起我爸磁带盒里，有一盒《星夜留声机》，我在标签背面见过一行小字，是周叔的笔迹“本期点播：八音盒。”
铁皮八音盒。警察掰都掰不开的那个。
还有周叔。他糊涂成那样，谁都不认得，听到旋律却忽然清醒，说，劝回去了，没了，孩子藏在柜子里，别让她再躲了。
当年节目停做之前，阿珍一定是去过电台的。带着女儿，抱着八音盒，去谢谢那两个劝她回家的好心人。周叔见过那个孩子，躲在妈妈身后，一句话不说。
所以她说，你的声音，和他一模一样。
所以她叫得出我的名字。沈叙。我爸的姓，我爸给我起的名，我爸做的节目，我爸的深夜，我爸劝回去的人。
我像挨了一记闷棍。这一棍不是在打我，是在打我从小到大以为的那个东西——我爸是好人，我爸救了很多人，我爸的节目温暖了这座城市的深夜。这些可能都是真的。可是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因为我爸一句“再给家庭一个机会”，躲在衣柜里，看了她人生最后悔的一幕。她外婆说，孩子从那以后就没再说过话。
好人做的事，也会砸死人。这句话我花了三十一年才听懂。
我拿着所有东西去找台长。录音、笔录、信、周叔的话。
我说“台长，我要做一期节目，最后一期，把这些全讲出来，实名讲，直播。”
台长看了我很久，说“小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父亲的名声，台里的名声，节目刚攒起来的一点收听都会受到影响，这件事就这样吧。”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不拿它做灵异故事。我不讲鬼，我道歉。”
台长最后批了。我猜他批，一半是觉得这事儿压不住，一半是真觉得这是个能留在台史上的东西。
直播那晚，热线全部关闭，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导播间的小王在玻璃后面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从第一晚的录音开始放。四分半，女人的声音在直播间里响起来，讲刀，讲求原谅，讲“他病得很重”。然后是第二晚，第三晚。我把那封"珍"字的信对着话筒念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谢谢主持人劝她回头”的时候，我停了几秒。
我说“写信的人，一九九八年十月，死在自己家里，八岁的女儿在衣柜里目击了全过程。那个女儿，十五岁那年，也从同一栋楼跳了下去。”
我说“我父亲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劝一位被打得骨折的听众，再给她的丈夫一次机会。他可能是好意，他是真的好意，这个我到今天都信。但是好意害死过人，这也是真的。”
我说“最近七晚，那个孩子每天打进热线。导播系统里查不到记录，可她有记录，她的记录记了二十年。她叫得出我的名字，因为她说，我的声音，和我父亲一模一样。”
“我想在这里说一句，”我对着话筒说“一模一样的声音，不代表一模一样的选择。对不起。你妈妈回那个家，不是因为婚姻需要体谅，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一个不该相信的承诺。这个错，今天我来认。”
“还有一句话，我要说给所有正在听的人，”我说“如果有人在伤害你——离开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不需要主持人的，不需要任何人的”
零点二十一分，信号断了。导播间的红灯灭了，小王的嘴在玻璃后面一张一合，我听不见。台里切断了直播，十分钟后，我的解除合同通知发到了手机上。
我坐在空了的直播间里，忽然特别平静。
十二点四十，手机亮了。它自己亮的，通话记录里，那串乱码安静地躺在最上面。
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那边很安静，没有旋律，没有电流声，安静得像一间终于熄了灯的房间。
过了很久，有个声音，轻轻地，几乎是笑着说“谢谢。我可以走了。”
电话断了。从那以后，那部手机再也没有在半夜亮过。
后来发生的事，有些是我没想到的。
那期节目虽然被切断，但直播流出的录音在网上传开了。第三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听众联系到了媒体，说她一九九八年就在电台门口见过阿珍，那个女人领着个小闺女，孩子手里抱着个八音盒，说是来谢谢主持人的。她说她一直记得，因为那个女人道完谢，高高兴兴地领着孩子走了。”
一周后，当年办案的民警也通过媒体证实了细节：卷宗里确实有邻居关于衣柜和八音盒的证词，和我节目里讲的，一字不差。
台里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是要求重播的。半个月后，台里把那期节目的完整录音重新上线，做成了一期纪实特别节目，栏目换了新的形式复播，第一期就叫《一模一样的声音》。
周叔的儿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爸走之前听到了那期节目的重播。老人听完没说话，睡了，睡得很沉，再没醒过来。他儿子说，爸走的那晚，枕边放着一盘磁带，标签上写着《星夜留声机》。
至于我，失业了三个月，后来台里把我聘了回去，做新栏目的制作人。工资比以前低，活儿比以前多，但我每天做得很踏实。
我失去过一些东西。我爸在我心里的那个完完整整的好人形象，碎了一块，拼不回去了。还有我妈，她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我为什么要在广播里讲那些，我们为此冷战了很久。这些代价是真的。
但我知道她走了。那个每晚十二点四十分打来电话的人，讲了二十年的那一天，终于有人从头到尾听完，然后对她说了一句对不起。
这就够了。
上个月收拾我爸的遗物，我把那盘《晚安》单独拿了出来，装进一个新信封。想了想，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
给不再躲藏的人。
磁带放回了箱子，信和笔录的复印件放在了一起。做完这些，我坐在客厅里，把灯全部关掉，像八岁那年看见我爸一样，在黑漆漆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儿。
爸，账我替你还了一笔。
剩下那笔，我接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