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我坐在面试官的位置上，看着那个偷走我录取通知书的女人推门进来。
她还偷走了我的工作、我的城市户口，以及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夫。
而现在，她坐在我对面，恭敬地递上简历，求我给她一份饭碗。
1
面试安排在曜宸集团三十八楼的玻璃会议室。
落地窗外是大半个城市的天际线，阳光斜进来，在长桌上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我坐在背光这一侧，手里捏着她的简历，已经看了第三遍。
“下一位，许美琳。”助理推门，压低声音提醒。
我抬起头。
门被推开，一个中年女人拎着包走进来，米色西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是那种练习过很多次的、得体又谦卑的笑。她大概三十八岁，保养得还行，只是眼角的细纹和微微发福的腰身，藏不住这些年的疲态。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右边眉毛尾端那颗小痣，紧张时会下意识抿一下嘴唇，笑起来左边有个浅浅的梨涡。
二十年了，很多东西会变，有些东西不会。
许美琳。
我在心里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念得很轻，像在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她显然没认出我。这也难怪，眼前的沈知微，一身剪裁利落的深色西装，妆容精致，气场压人，是曜宸集团分管人力的副总裁，是能决定她去留的人。而她记忆里那个沈知微，停在二十年前那个灰头土脸、被“落榜”两个字砸懵了的乡下丫头身上。
人怎么会把一个集团高管，和一个当年南下打工、据说早就没了音讯的人联系到一起呢。
“各位面试官好。”她微微欠身，把简历双手递过来，目光在我脸上只停了半秒就礼貌地移开，“我叫许美琳，来应聘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我接过简历，指尖在纸面上轻轻一敲。
学历那一栏写着：京州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本科。
工作经历那一栏写着：省纺织机械厂，人事科，二十年。
我盯着“京州大学”四个字，看了很久。
那是我二十年前，拼了命考上的大学。
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是县一中成绩最好的学生。高考分数出来那天，班主任骑着自行车跑了八里地来我家报喜，说我过了京州大学的线，稳了。我妈激动得把家里仅有的两只老母鸡都宰了，挨家挨户送红鸡蛋。
我也信了。我天天往村口跑，等那张录取通知书。
可通知书没来。
别人的通知书一封封到了，升学宴一场场办了，许美琳家的鞭炮放得最响——她考上了京州大学，风风光光，全村都去喝喜酒。而我等来的，是一句轻飘飘的“没录取，许是志愿报高了”。
我妈一病不起。家里本来就穷，拿不出钱让我复读。我把眼泪咽进肚子里，背着一个蛇皮袋，跟着同乡南下打工，进了电子厂的流水线。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年不是我没考上。
是我的通知书，被人半道截了下来。
“沈总？”旁边的面试官轻声提醒我，“可以开始了。”
我收回思绪，把简历放平，抬起眼，冲对面露出一个标准的、看不出任何情绪的微笑。
“许女士，别紧张。”我说，“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许美琳清了清嗓子，开始背她那套准备好的自我介绍。
不得不说，她的开场很熟练，语速、停顿、微笑的时机都恰到好处，一听就是练过的。
“我在省纺织机械厂人事科工作了二十年，从科员做到科长，熟悉招聘、薪酬、绩效各个模块，有丰富的人事管理经验……”
她讲得很流畅，可惜内容空。
通篇都是“负责”“参与”“统筹”这类大词，真要问她具体做成过什么、数据是多少，就开始含糊。
我耐心听她讲完，翻了翻简历，问了第一个问题。
“许女士，简历上写你主导过薪酬体系改革。能不能具体说说，你们当时的岗位价值评估用的是哪套模型，要素法还是海氏法？改革前后，核心岗位的薪酬带宽变化是多少？”
许美琳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这个……我们主要是结合厂里的实际情况，”她语速慢了下来，“综合考虑，多方论证，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
“我没问领导班子。”我语气平和，却没给她绕过去的机会，“我问的是模型，和带宽数据。”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个所以然，额角开始冒汗。
我又问了几个劳动法相关的问题，经济性裁员的补偿口径、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条件、工伤认定的时效。她答得磕磕绊绊，有两处还答错了，被旁边的面试官当场纠正，脸一阵红一阵白。
一个在人事科待了二十年的科长，专业底子就这？
我心里冷笑。
其实不奇怪。她那二十年是怎么过的，我多少能猜到。捧着顶替来的铁饭碗，靠着她父亲在县里的关系，在国企里混日子。茶水报纸、论资排辈，专业的事有别人干，她只需要占着那个位置。
太平年月，这样的位置能混一辈子。可这两年厂子改制，她被裁了，一身“水分”被挤到市场上，立刻现了原形。
“许女士，”我合上简历，状似随意地问，“你是京州大学毕业的？”
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挺直腰板：“是，京州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那我问你个事。”我看着她的眼睛，“你入学那年，京州大学的校训是什么？”
她愣住了。
“校……校训？”
“嗯。”我点头，“一个学校的校训，毕业生总该记得。”
她眼神飘忽，支支吾吾，半天憋出一句：“时间太久了，一时想不起来……”
“二十年不算久。”我不紧不慢，“那说点近的。你们管理学院的院长，你读书那会儿是谁？人力资源这门课的主讲教授，叫什么名字？”
她的脸一点点白了。
我问的这些，真正在那间教室里坐过四年的人，不可能答不上来。可她答不上来。因为她坐在那间教室里的时候，心里想的从来不是学问，而是怎么把这个偷来的身份，一天天地演下去。
她开始不敢看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摩挲。
“沈总，”她勉强笑了笑，声音发虚，“您问的这些……工作中也用不上，我这些年主要精力都在实务上……”
“用不上？”我也笑了，“许女士，你应聘的是管人事的岗位，连自己的专业和母校都答不利索，让我怎么相信你简历上那些‘丰富经验’？”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其他几位面试官都低头记着什么，没人替她解围。
她盯着我，眼神里忽然多了一丝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疑惑，又像是某种被勾起的、不安的熟悉感。
“沈总，”她试探着问，“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看您有点眼熟。”
我没接这个话，只是把她的简历轻轻推回到她面前。
“许女士，面试先到这儿。”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别人可以走，你留一下。”
“我有些旧事，想单独跟你聊聊。”
3
其他人陆续离开，会议室的门被带上，只剩下我和许美琳两个人。
她坐在原地，双手不安地绞着包带，笑容已经挂不住了。
我没急着说话，而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慢慢拆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份份取出来，在桌面上一字排开。
第一张，是二十年前的高考准考证。
照片上的女孩十八岁，扎着马尾，眉眼清亮，名字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沈知微。
第二张，是县招生办存档的录取通知书存根复印件，录取院校：京州大学，新生姓名：沈知微。
第三张，是当年的高考成绩登记表、户籍迁移记录，还有一份我托人做的笔迹比对。
许美琳的目光落在那些东西上，脸色“唰”地一下，白得像纸。
“这……这是什么……”她的声音抖了。
“你不是问我眼熟吗？”我把准考证推到她眼前，“看清楚，我是谁。”
她死死盯着那张照片，又抬头看我，瞳孔一点点收缩，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轰然炸开。
“沈……沈知微？”她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你是沈知微？！”
“难得你还记得这个名字。”我靠回椅背，语气平静，“毕竟，你用我的名字、我的学籍，在京州大学读了四年书，又顶着它找了二十年的工作。”
“不，不是的……”她猛地站起来，又腿一软坐回去，语无伦次，“知微，你听我解释，这里面有误会，我当年……我也是被逼的，是我爸，都是我爸安排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挑了挑眉，“你不知道自己高考考了多少分？不知道自己本来连专科线都够不着？不知道你背着我的行李、拿着我的通知书去报到那天，我正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挣给我妈治病的钱？”
她被我问得节节后退，嘴唇哆嗦着，眼泪说来就来，一下子涌出眼眶。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她哭了，“可我没办法啊知微，那时候我才十八，我爸让我去我就得去，我不敢不听。这些年我也不好过，我天天做噩梦，我怕被人揭穿，我活得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我重复了一遍，觉得有点好笑，“你住着省城的房子，捧着国企的铁饭碗，嫁给我当年的未婚夫，孩子都快上大学了。你管这叫提心吊胆？”
我特意顿了顿，看着她的眼睛。
“那我呢？我妈在病床上躺着，我在流水线和夜校之间连轴转，被人骗、被人欺负，自考考了五年才拿到第一张文凭。我这二十年，又叫什么？”
她哭得说不出话，只是摇头。
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
这套眼泪我太熟悉了，白莲花的眼泪从来不是为愧疚流的，是为自己流的。她怕的不是对不起我，是怕这二十年偷来的好日子，到头了。
果然，她哭了一会儿，见我毫无松动，眼神开始发慌，悄悄摸出手机，借着包的遮挡，飞快地按了个号码，贴在耳边，声音压得极低。
“喂……”她背过身，几乎是用气音说，“老周，你快来，出大事了……面试我的那个沈总，她是沈知微，她没死，她还当上高管了……她手里有东西，你快想想办法！”
老周。
我握着笔的手指，几不可察地紧了一下。
周景明。
这个名字像一根埋了二十年的旧刺，我以为早就拔了，此刻听见，还是有那么一瞬，心口微微发沉。
我那个青梅竹马、曾经说要等我一辈子的未婚夫。
原来他也在。原来这二十年，他一直和她在一起。
许美琳挂了电话，转过身，还想再说什么，我却先开了口，声音听不出情绪。
“搬救兵？”我把文件袋重新系好，抬眼看她，“行，我等着。”
“我倒要看看，二十年前你们一起欠我的这笔账，今天，他打算怎么还。”
4
周景明来得比我预想的还快。
大概四十分钟后，前台打来内线，语气为难：“沈总，楼下有位周先生，说是许女士的家属，情绪有点激动，非要上来见您。”
“让他上来。”我说。
门被推开的时候，我正站在窗边喝水。
一个中年男人快步走进来，西装皱巴巴的，头发有些花白，身形也发了福。他先是去扶许美琳，低声问了两句，然后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脸上。
只一眼，他整个人就僵住了。
“知……知微？”
他的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像是见了鬼。
也难怪。在他的认知里，我这个被顶替、被生活踩进泥里的人，本该在某个角落里潦倒一生，怎么会一身光鲜地站在这种地方。
“周景明。”我放下水杯，平静地叫出他的名字，“好久不见。”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脸上的震惊慢慢变成一种复杂的神色，喉结动了动，竟然有些无措。
“真的是你……”他喃喃道，“这些年，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句话该我问你。”我走回座位坐下，抬了抬下巴，“坐。”
他没坐，许美琳在旁边拉他的袖子，带着哭腔：“老周，你跟她解释解释，当年的事……”
“当年的事，我正想跟你好好捋一捋。”我打断她，目光落在周景明身上，“周景明，我问你，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订过亲，我高考那年你说等我大学毕业就结婚。结果我‘落榜’南下，不到半年，你就跟许美琳在一起了。你告诉我，你是真不知道她那身皮囊底下，是我被偷走的人生？”
周景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没说话。
“我替你说。”我看着他，“你知道。你不光知道，你还猜得八九不离十。”
“我没有……”他下意识辩解。
“你没有？”我冷笑，“我在县一中一直是头几名，你比谁都清楚我的成绩。一个稳上重点的人，突然说落榜就落榜，连个复读的机会都没有，紧接着，成绩远不如我的许美琳，顶着我的名字去了京州大学，她爹还四处张罗，给你在省城谋了个编制。周景明，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他的脸一点点灰了下去，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狡辩。
我知道我猜对了。
他不是被蒙在鼓里的傻子，他是装睡的人。他或许确实有过疑惑，可许家递过来的好处太实在了——城里的户口、稳定的工作、一个“大学生”媳妇。于是他选择把那点疑惑咽下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心安理得地走进了我用人生换来的那场盛宴。
“知微，”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声音低了下去，“我承认，我当年是有点私心，可我那时候年轻，我也做不了主……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愧，我……”
“你有愧？”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两个字很轻，轻得可笑，“你有愧，所以这些年你睡得着觉，吃得下饭，跟她过日子、养孩子，一样没耽误。周景明，你的愧疚可真便宜。”
他被我噎得脸色发白。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他定了定神，换上一副商量的口吻，“知微，你看这样行不行，美琳这份工作，你要是不愿意要，我们不要了。当年的事，我们给你赔罪，经济上补偿你，多少你开个价。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你现在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何苦……”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
二十年了，他还是觉得，世上什么都能谈个价钱，什么都能拿钱摆平。
“补偿？”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一字一句，“周景明，你以为我熬到今天，坐到这个位置，费这么大周折，是为了等你们俩拿钱来堵我的嘴？”
“你错了。”
我看着他骤然绷紧的脸，慢慢说：“你以为我能坐到今天，靠的是运气？”
“你们最好有个心理准备，这一次，我不要钱。”
5
我没再卖关子，重新打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从里面抽出另外几份文件，推到桌子对面。
“先看清楚，我是谁。”
最上面一份，是曜宸集团的股权与高管名册。周景明疑惑地拿起来，翻到其中一页，当看到“沈知微”三个字后面跟着的职务——集团副总裁、合伙人、薪酬与人力委员会主任——他的手明显一抖。
“你……你是曜宸的合伙人？”他抬头看我，眼里满是震惊。
“这次招聘，最终录用权在我手里。”我淡淡道，“我一句话，许美琳能不能进这道门，就定了。但这只是小事。”
我又抽出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举报材料的回执，盖着省教育厅和公安机关的公章，落款日期是八个月前。
周景明的脸色，在看到公章的那一刻，彻底变了。
“八个月前，我已经委托律师，正式向省教育厅和公安部门举报了二十年前的冒名顶替案。”我看着他，“你们以为今天这场面试，是许美琳运气不好，撞我枪口上？”
“不。”我摇了摇头，“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她投出的每一份简历，我都知道。她会坐到我对面，是我安排的。”
许美琳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摇摇欲坠。
“你……你早就知道……”她声音发颤。
“我不光知道你要来。”我说，“我还知道，专项调查组这半年，已经把当年的链条查得差不多了。”
我一份份点给他们看。
县招生办的录取存根，证明当年被录取的人是我；京州大学的学籍档案，里面的照片、笔迹、身份信息，处处是破绽；户籍迁移记录，显示我的身份是怎么被人做了手脚、移花接木的；还有当年经手的人——招生办的、派出所的、学校的，名单一份不缺。
“你父亲许建国，当年在县教育局，是他牵头买通了经办人，截下我的通知书，伪造材料，让你顶替我入学。”我盯着许美琳，“这些事，他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惜纸包不住火。”
就在这时，许美琳的手机响了。
她木然地接起来，听了没两句，手一抖，手机“啪”地掉在地上。
“是……是厂里打来的。”她眼神空洞，“京州大学来了人，还有教育局的，说要核查我的学历，让我……让我配合调查……”
周景明猛地站起来，又惊又怒：“怎么会这么快？！”
“因为你们耽误的这二十年，法律没有忘。”我平静地看着他们，“冒名顶替，早就写进刑法里了。该来的，总会来。”
6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塌。
京州大学率先发布核查通报，认定许美琳的入学资格系冒名顶替取得，学历、学位依法撤销。她在省纺织机械厂的职称、待遇随之被一笔勾销，连退休金都要重新核算。
调查组顺着当年的档案往下挖，许建国被带走的时候，已经退休在家带外孙。和他一起被查的，还有当年那个改户籍的派出所民警、招生办里收钱办事的经办人，一个都没跑掉。
许家彻底慌了。
他们先是托了一拨又一拨的人来说情，有当年的老同事，甚至有我老家的远房亲戚，轮番上门，话里话外都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一概不见，只让律师带了一句话回去：“当年她们母女可怜我妈的时候，怎么没人来劝一句饶人？”
软的不行，他们就来硬的。
周景明不知从哪儿找了个“门路”，反过来咬我一口，向有关部门写匿名信，说我利用职权“职场打压”“敲诈勒索”，还在网上雇了水军，发些没头没尾的帖子，想把水搅浑，逼我收手。
许美琳更是闹到集团楼下，坐在大堂里哭，说我“公报私仇”“仗势欺人”，引来不少人围观。
我没躲，也没急着辩解。
我让法务把完整的证据链、举报回执、这些年的调查记录，连同他们写匿名信、雇水军的截图，一并整理出来，堂堂正正地发了出去。
真相清清楚楚，谁在撒谎、谁在维权，一目了然。
舆论一夜反转。那些泼过来的脏水，原封不动地泼回了他们自己身上。平台封了造谣的账号，周景明不仅没把我怎么样，他自己公司那边因为这桩丑闻和账目问题，先停了他的职。
经此一闹，他们最后一点体面，也碎干净了。
那天傍晚，我接到律师的电话。
“沈总，”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振奋，“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了，罪名是冒名顶替，相关涉案人员都会依法追责。许美琳那边，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她随时配合调查，出境也受限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三十八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这座灯火渐次亮起的城市。
二十年了。
从那个在村口苦等通知书的夏天，到流水线上轰鸣的夜晚，到夜校昏黄的灯光，再到今天这通电话。
我等的“公道”两个字，终于要来了。
“我知道了。”我轻声说，“辛苦你们。接下来，按法律程序走。”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心里没有想象中那种狂喜，反而很静。
我知道，还差最后一步。
我要当面，跟他们把这二十年，彻底做个了断。
7
正式的对峙，安排在集团的一间大会议室。
在场的不只有我，还有我的律师、集团纪检和人力部门的人，调查组的两位同志也来了。长桌一侧坐满人，许美琳和周景明被带进来的时候，脸色一个比一个灰。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
许美琳显然也明白，刚坐下，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知微，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她隔着桌子看我，声音哽咽，“可当年我才十八，我什么都做不了主，是我爸，是他非要我去的。这些年我也受了报应，我天天活在怕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求你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饶我这一回。”
她说着，竟然要起身给我下跪。
我没动，也没去扶。
“你说你做不了主。”我平静地开口，“那我问你，去京州报到的人是谁？是你。四年里，明明知道自己是假的，还把书读下去、把文凭拿到手的人是谁？是你。毕业分配、进国企、评职称、嫁人生子，享受这一切的人，又是谁？”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还是你。”
“你父亲是主谋，可你不是无辜的。你有一万次机会停下来、说出来，可你没有。你只是舍不得这偷来的好日子。”
她哭得更凶，却答不上来。
“你说你受了报应，睡不好觉。”我继续说，“可你知道我妈是怎么过的吗？她以为我真落了榜，急火攻心，一场大病，差点没了。我在电子厂，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被零件磨得全是血口子，下了班还要赶夜校，累得在公交车上都能睡着。我自考一张文凭，考了整整五年。”
“你住着楼房、捧着铁饭碗的时候，我在为我妈的医药费发愁。你嫁给周景明、办婚礼的时候，我连房租都快交不起。”
“现在你告诉我，你睡不好觉，就是报应了？”
我摇了摇头：“许美琳，你那点睡不着，跟我和我妈吃的苦比，什么都不是。”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她瘫在椅子上，面如死灰，最后一点说辞也被我堵了回去。
调查组的同志合上本子，开口了：“许美琳，相关证据已经固定，你的情况我们会依法处理。冒名顶替他人取得高等学历、就业安置，涉嫌冒名顶替罪，后续请配合调查。”
她身子一颤，再没说出话。
“至于你。”我转向周景明。
他一直低着头，此刻闻言，肩膀抖了一下。
“你当年不是不知情，你是装作不知情，因为许家给你的好处，比一个‘落榜’的未婚妻值钱。”我说，“这些年你享的福、走的捷径，如今都要一笔笔还回去。你公司的问题，自然有人查；知情不报、利益输送，法律也会给你一个说法。”
“知微，”他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悔恨，“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当年要是我……”
“没有要是。”我打断他，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周景明，二十年前你做选择那天，我们就已经两清了。你现在的后悔，不是因为对不起我，是因为账要算到你头上了。”
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
调查人员带走许美琳的时候，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恨，有怕，也有说不清的悔。
我没有回避，就那么平静地看着她，然后转过身，望向窗外。
门在身后合上。
二十年压在我心口的那块石头，在这一刻，终于落了地。
8
案子后来的进展，我是从律师和新闻通报里看到的。
许美琳因冒名顶替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她父亲许建国和当年涉案的几名经办人，也分别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周景明因利益输送和相关账目问题被原单位解除职务，听说还背上了处分，两个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头。
京州大学撤销了那份本不该属于她的学历，省纺织机械厂重新核算了她的一切待遇。
二十年前被偷走的东西，有些再也回不来了，比如我的十八岁，比如我妈熬白的头发。
但公道，到底是回来了。
我回老家那天，把通报念给我妈听。
老人家捧着那张纸，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没哭出声，只是反复抹眼睛，最后攥住我的手，那只手粗糙、干瘦，却很暖。
“微啊，”她声音发颤，“都过去了，妈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值了，值了。”
我反握住她，喉咙发紧，却笑了。
“妈，都过去了，往后都是好日子。”
回公司后，我牵头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集团招聘里加了一道更严的背景核查和学历核验流程，不是为了为难谁，是想让每一个凭真本事来的人，都能被公平对待，让那些想靠造假、顶替走捷径的人，再无缝可钻。
二是我拿出一部分钱，在老家设了一个小小的助学基金，专门资助那些家境困难、险些因贫辍学的女孩。我知道，一张通知书、一个机会，对一个寒门孩子意味着什么。
我不想再有人，走我当年的老路。
那天处理完所有文件，已经是傍晚。
我拉开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旧文件袋。我把那张二十年前的高考准考证、那份录取存根，轻轻放了进去。
照片上的姑娘十八岁，眉眼清亮，正看着我。
我看了一会儿，伸手，慢慢把抽屉合上。
“咔哒”一声，很轻。
像是把那个在村口苦等、在流水线上硬撑、在黑夜里咬牙的二十年，轻轻关在了身后。
我没有扔掉它，也不必再时时翻开。它提醒我，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第二天上午，又有新一批应届生面试。
我坐在三十八楼那间熟悉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落地窗斜进来，在长桌上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一个个年轻的面孔推门进来，眼里有紧张，也有光。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
许美琳来面试的，不过是一份工作。
而我用整整二十年，跌过跤、吃过苦、咬着牙一路往上走，终于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考官。
“下一位。”我抬起头，微微一笑，“别紧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