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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0 18:29:07

周德海第一次来,裤脚湿了一截,说这回是最后一次。

第二次来,他把房产证换成了复印件。第三次来,他儿子堵在公证处门口。老人七十八,教了四十年书,一个人住。

他儿子说,我爸糊涂了。我翻出前两份卷宗。两次签字前的血压,一次一百七,一次一百八。

这不是糊涂,这是怕。我把表格推过去:您想好了再写。老人拿起笔,手在抖,字一笔一笔写得很正。

我一直坐到最后一笔。

01 立遗嘱的老人

雨是从早上开始下的。周德海进来的时候,裤脚湿了一截。

他把伞靠在桌腿上,水滴在地砖上,一滴一滴。

“林公证员,我又来了。”

“周老师。”

“这回是最后一次。”

我把表格推过去。

“您想好了吗?”

“想好了。”

我在区公证处做遗嘱见证,做了六年。公证处在区政府后面,一栋六层的老楼,我们在三楼。走廊里摆着一排塑料椅,蓝色,坐久了硌人。

每天来这儿的人分两种。办房产过户的,进门就笑。立遗嘱的,进门不说话。

我在窗口后面坐了六年,看惯了。有的一家人吵完架进来,还得让我给他们录像。录像的时候都很体面,一出门,接着吵。

窗口的玻璃有一道裂纹,用胶带贴过。夏天不透风,冬天漏风。那道裂纹六年了,一直在。

每年二月最忙,过年前立遗嘱的老人多。他们说趁脑子清楚,把事定下来。过了年,就不提了。

我们科四个人,两个做继承,两个做遗嘱。主任姓吴,快退休了,头发剩得不多。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遗嘱写的不是钱,是人心里那杆秤。”

我说那秤准不准,人死了才知道。

他想了想,说也对。“所以你别催,让人把话说完。”

这句我记住了。六年里我一次也没催过。

吴主任退休那天,把自己那盆绿萝留给了我。他说这盆花好活,忘了浇水也死不了。现在它长到了窗台上,藤蔓垂下来一尺多。

他的办公室在里间,门常年开着。他说关了门,外面的人不敢进来问。

周德海第一次来是三月,一个人,穿一件灰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拎着一个蓝布包,布用旧了。

“我要立遗嘱。”

“您坐。”

“我有一套房子,六十八平,存款三十七万,都给我儿子。”

我问他儿子叫什么。

“周斌。”

“在哪儿?”

“澳大利亚。”

“他知道您来立遗嘱吗?”

“不知道。”

“要不要通知他?”

“不用,他忙。”

他把布包放在桌上,先解开带子,再解开扣。里面是一个牛皮纸袋,纸袋里是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还有一张纸,写着儿子的英文地址,字很小,一笔一划。

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早上用一把木梳,梳三十下,数着梳。

他把牛皮纸袋打开的时候,手在袋口上停了一下。

“这些东西,我攒了一辈子,就这一袋。”

他来得比约定时间早。九点的号,八点四十就到了,坐在走廊最边上。布包放在腿上,两只手压着。

我出去叫号,他站起来,站得很快,不像七十八岁的人。

走到我面前,他说:“我认得你,上回也是你。”

“是我。”

“那就好,换个人我还得重说一遍。”

我低头看他的鞋。一双黑布鞋,鞋面洗旧了,鞋底磨偏。

“您这鞋该换了。”

“穿着舒服,新的硌脚。”

他坐的那趟公交是十七路,从纺织厂家属院到区政府,十九站,四十分钟。他说这条线他坐了四十年,闭着眼都知道哪一站该起身。

他那天穿的是新袜子。后来陈姐说,老人出门办事都要穿新袜子,这是老规矩。

那天的号是十七号。他说他挑了个中间的数,不早不晚。

他说,十七是我儿子的生日。

02 年未归的儿

他坐下了,椅子响了一声。“这椅子该上油了。”“您耳朵真尖。”

“我教书的,听了一辈子粉笔声。”我给他倒了杯水。“您几点出的门。”“六点半。”“这么早。”

“坐公交,倒一趟。”“怕迟到。”他手里那张号单,攥出了汗,边角发软。我接过来的时候,他松手慢了半拍。

他的手放在桌面上,指节很粗。手背上有一块老年斑,颜色很浅。

这双手写过三十八年粉笔字,现在拿笔会抖,签名字要停顿两次。

他喝水的时候,两只手捧着杯子。喝了两口,把杯子放回原处,位置跟刚才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有个习惯,说完一句,会用手指在桌上轻轻点一下。像在黑板上敲粉笔,点完再说下一句。我按流程问他。

“您儿子上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他想了一会儿。“我孙子满月。”

“那是十年前。”“差不多。”

“他结婚我去了。”“后来就不回来了。”

“机票贵。”“他说等我死了他再回来。”他说完笑了一下。

“我还没死,他就先说了。”“您没想过去那边跟他住。”

“去过。”“住了一个月。”

“语言不通。”“出门不认识路。”

“儿媳妇做饭,我吃不惯。”他停了一下。“最要紧的是,我在那儿是个废物。”

“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得人教。”“我教了一辈子书。”

“受不了那个。”他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在手机里翻出来的,屏幕有一道划痕。

照片上两个孩子站在一栋房子前面,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说这是孙子孙女,一个十三,一个九。

都是在那边出生的,没见过面,他说儿子小时候最爱吃他做的糖醋排骨。

他做了二十年,后来儿子出国,他再没做过,说话时很少用手比划。只有说到孙子孙女,会抬手比一下高度。我把表格填好。

“周老师,我念一遍,您听清楚。”

“名下位于……”他打断我。“你不用念那么细。”

“我就一条。”“都给我儿子。”

“我死了,他回来一趟,把手续办了。”“别的不图。”他住的房子在纺织厂家属院。六十八平,两室一厅,八十年代的老楼,没有电梯。

他住四楼。“我要是瘫了,就下不来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

像在说别人的事,他把房产证推过来的时候,用两个手指按着边角。

证件套是塑料的,边已经磨白了。我翻开看了一眼,发证日期是一九九八年。

我念到“存款”两个字,他抬手示意我停。“存款不用念。”

“为什么?”“那点钱,他自己看不上。”他住的纺织厂家属院,是当年厂里分的房,说分房那年他三十八,儿子刚上小学。

搬家那天,他用一辆板车拉了三趟。“四楼,您一个人上下,摔了怎么办?”“摔了就摔了。”

“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楼上楼下都是老同事。”

“真出事了,砸墙。”他用手指关节在桌上敲了两下。“就这么砸。”

“隔壁听得见。”“您这楼没装电梯。”

“想装过一回。”“一楼不同意,说要出钱。”

“后来就算了。”楼道里有股煤气味,老楼的通病。他每天开窗,开半小时,再关。

他楼上住着一对老夫妻,都八十多了。男的有心脏病,女的不怎么出门。

他说我们三家约好了,每天早上把窗帘拉开。谁家不拉,另外两家就去敲门,他说这三家约了四年,一次没断过。

“有一年我发烧,窗帘没拉。”“楼下上来敲门,敲了十分钟。”他把窗帘的事说完,补了一句。

“我要是哪天没拉,您别奇怪。”

03 遗嘱改赠保姆

录像是必须录的。我打开摄像头。“请您说一下,今天为什么来立遗嘱。”他看着镜头,停了三秒。

“我七十八了。”“一个人住。”

“儿子在国外,十年没回来。”“我怕哪天走了,他连房子在哪都不知道。”录完,他签了字。我把回执递给他,他折好,放进布包。

“林公证员。”“您说?”

“这个能改吗?”“能,随时能改。”

“改一次收一次费。”“多少钱?”

“三百。”“那还行。”他把衣领理了理,坐直。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慢。

像在讲台上,他说了三十八年课,知道怎么把一句话说清楚。他说话的腔调很稳。

一字一句,中间没有停顿。我见过很多老人,对着镜头会紧张,会忘词。他没有。

我把摄像机架好,试了一遍声音。“周老师,您说句话我听听。”“说什么?”

“随便。”“今天天气不错。”

我按下录音,红灯亮了。录像必须一口说完,中间不能停,不能剪。我提醒他:

“您慢慢说,说错了也没关系。”“这段存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有人要看。”他点点头。“那就更得说清楚。”

他重说了一遍,从头开始。我把摄像头调了个角度,正对着他的脸,抬手挡了一下。

“晃眼。”我把灯关了一盏。“您别管镜头。”我说。

“不管。”“就当在跟人说话。”

“跟人说话我不怕。”“那就行。”他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

“我七十八了。”“一个人住。”第二遍的开头跟第一遍一样,他重说了两遍。

“我怕”“我想”他说怕不好听,想好听。我没纠正他,说完,看了我一眼。

“这样可以吗?”“可以。”

“那我就放心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他把那句“我七十八了”说得很慢。

像在给自己报一个数,他走了,我站在窗口,看他撑开伞。雨下得不小,他走得很慢。

走到路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公证处,是看马路对面那排梧桐树。

我收拾桌子。桌面有一块湿印子,是他伞上滴的水,把表格归档。编号后面写着日期,六年,我填了四个抽屉,第五个刚开。

每一份遗嘱后面都是一个家,有的家,人还没死就散了。那排梧桐是他种的,一九八几年学校组织植树,他带学生种的。

现在树比楼高,夏天把整条街都遮住。他每次走都要抬头看一眼,走到路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写了两笔。

我隔着玻璃看,看不清写的是什么,收拾完桌子,把伞架上的水擦干。

拖地的时候,拖到门口,看见地上有一道鞋印。是他的,鞋底磨偏的那只,第二次是六月。

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短头发,穿一件蓝布衫。

“这是陈姐。”“照顾我五年了。”陈姐往前半步,冲我点了下头,没说话。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很淡。

像刚洗过手才上来的,我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两只手在身前绞着。“周老师,这位是。”

“我要把房子给她。”陈姐站在他后面半步,他走一步,她跟一步。上楼梯的时候,她的手一直虚扶在他背后。

没碰到,就那么悬着,那股肥皂味一路跟着上楼。陈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口系着。

袋子里是老人的水杯和药,袋子上面压着一张医院单子,露出一角。

04 藏着的隐情

陈姐进门先看了一圈,看墙上的规章,看摄像头,看我的工牌。“这个要录像是吧。”

“是。”“我能不露脸吗?”“不行。”“为什么?”

“因为要证明是周老师自己说的,不是您教的。”她低下头。“那就录吧。”

我让她坐。她坐在周德海右边,椅子只坐了一半,背挺得很直。

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小学生,她看摄像头的时候,眼睛躲了一下。

那一下很短,但我看见了,做我们这行的,看的就是这一下。躲的人,心里有事,她把两只手压在膝盖上,压得很实。

我問她名字,她说陈秀兰,秀气的秀,兰花的兰。说完又补一句,我不会写字。

她坐下之前问了一句,要不要脱鞋。我说不用,还是把鞋在门口蹭了两下。

“您别紧张。”“我不紧张。”

“您手在抖。”“我这个人,见官就抖。”

“我不是官。”“差不多。”她把凳子往里挪了挪。她坐下的时候,两只手先放在膝盖上,又抬起来,抓住包带。

包是人造革的,边角裂了口,用透明胶粘过。“您喝茶吗?”“不喝。”

“我怕上厕所。”她的鞋是一双黑布鞋,跟老人那双一样,鞋面磨得发亮。她说这种鞋在早市买的,二十五块一双,一年穿两双。

她说她不怕录像,怕的是录像被人看见。“看见了我儿子就完了。”“谁会看见。”“他儿子。”“您贵姓。”

“免贵,姓林。”“林公证员。”她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像在记。

“我记性不好,得记住您的姓。”我停了一下笔。“您儿子知道吗?”“不知道。”“那他……”

“他十年没回来。”“我病了三年,是我自己爬起来的。”

“陈姐给我端了三年饭。”周德海说得很慢。“我儿子周斌,今年四十五。”

“大学毕业就出去了。”“在那边做装修,娶了个当地华人。”

“生了两个孩子。”“我见过照片,没见过人。”

“他多久给您打一次电话。”“不打。”

“一年打两次,过年一次,他生日一次。”“每次说什么?”

“问身体。”“问完就没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孙子孙女的课程表。

上面用红笔圈了几个日子,他说这几个日子学校放假,孩子可能有空。

纸已经折得起了毛,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桌面。桌面是浅色的,有一块被热水烫过的白印。

他伸手摸了一下那块印子,说这些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的手。我在写字。

他等我写完才说下一句。“他有他的日子。”“我不怨他。”

“我怨的是,他把我当成了一个任务。”“一年打两个电话,任务完成。”

“他给您寄钱吗?”“不寄,一分不寄。”

“我退休金够。”“他在那边有房子吗?”

“有一套,贷款的,还有二十五年。”“他也不容易。”我按流程问下一句。

“您和陈女士是什么关系。”“雇主和保姆。”

“有没有亲属关系。”“没有。”

“有没有债务关系。”“没有。”

“她照顾我,我给工资。”“一个月三千二。”他算过。一年两个电话,十年二十个,加起来不到三个小时。

他说三个小时,够讲完一个人的一辈子。他把“三千二”说得很清楚。像怕我听错。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不占人便宜。”他把“我不占人便宜”说得很清楚。说完自己点了一下头。

05 怕他找上门

“周老师,我得问一句。”“您和陈女士,有没有过别的约定。”

“什么约定。”“比如她照顾您,您给她钱以外的承诺。”

“没有。”“口头也没有。”

“没有。”“好,这一条我要写进去。”

“写。”“我这个人,不欠人情。”

“您不欠她的。”“我也不欠我儿子的。”

“这话不好听。”“但这是实话。”我把这句话打进笔录,念给他听。

“一个字不差。”“那就行。”

笔录打印出来,两页,他一行一行看。看到“不欠”两个字,停了很久。

他按手印的时候按了三次。第一次太轻,第二次歪了,第三次才正。按完他用手指在纸上蹭了蹭,怕沾到别的地方。

他把笔录拿过去,从头看到尾,看到最后一行,他抬头。“林公证员,你这字写得好看。”

他看完笔录,签了名。名字写得很大,占了两行。“那您为什么要把房子给她。”

他没立刻回答,从布包里拿出一个药盒,打开,里面一格一格的药。“这是我一周的药。”

“早上三种,晚上两种。”“她每天分好,放在这个小盒里。”

“我儿子连我吃什么药都不知道。”“她知道您要给她房子吗?”

“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说。”“等我死了。”他停了一下。“不对。”“得先说。”

“不说,她以为我拿她当外人。”药盒是塑料的,分七格,每格上贴着一个小标签。“早”“中”

“晚”他说他眼睛不好,字小了看不清,说药是社区医院开的,一个月一百多。

他自己去拿,一次拿一个月的。“陈姐陪着。”“她陪着,我就不用排队。”他把药盒盖上,扣好。

“这盒子是她买的。”“多少钱?”

“八块。”“她说八块钱,能省我多少事。”他站起来,把布包夹在腋下。“林公证员。”“您说?”

“我要是死在她前头。”“这份遗嘱,她会拿出来吗?”“会。”“她要不拿呢。”

“那就没人知道。”他把布包的带子重新系了一遍,系的是死结。“这样不漏。”

“改的时候收您三百。”“三百不贵。”

“比打官司便宜。”“您回去路上小心。”

“我认得路。”“走了四十年。”他把布包夹在腋下,站在桌边没走。

“林公证员,我问一句。”“您说?”

“我这样算不算给她添麻烦。”“她拿工资。”

“那就好。”他走的时候,把椅子推回原位,推得很正。我看他推椅子,就知道这个人一辈子都在收拾东西。

他把布包背在肩上,像学生背书包。“下回见。”我送他们到门口。陈姐忽然回头。“林公证员。”“嗯。”

“这个能不能不写我名字。”“为什么?”“我怕。”“怕什么?”

“怕他回来找我。”她站在门口,两只手绞在一起。“我有个儿子。”

“二十六,在汽修厂。”“他要结婚,女方要房。”

“我没房。”“我这个当妈的,一分钱拿不出来。”她说完看着我。

“我不是跟您诉苦。”“我是怕您以为,是我撺掇的。”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手一直没停。

一会儿抓包带,一会儿摸袖口,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有洗不掉的灰。

声音压得很低,低到我得往前倾一点才能听清。说完她抬头看我,眼睛是红的。

她说她那天来之前,在家练了三遍话。练的是怎么跟公证员说,自己不是图房子。

“你儿子知道你在这儿干活吗?”“知道。”

“他说什么?”“他说妈,你别惹事。”

“我说我惹什么事。”“我就是给人做饭洗澡。”

“他说,人家有钱人,你小心点。”她笑了一下。“他怕我吃亏。”

“他不知道,我吃的最大的亏,是没钱。”“他手巧。”

“修车修得好,老板都说他行。”“他结婚我拿不出钱。”

“他自己攒的,攒了三年。”“我知道他苦。”她说儿子在汽修厂干了八年,从学徒干起,现在能独立接活。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亮了一点。那是她整场唯一一次抬头,她说儿子小时候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就去学了手艺。

“他不笨。”“他就是坐不住。”她说儿子上个月来看过她一次。带了两斤排骨,坐了半个小时。

“他说妈你瘦了。”“我说我这是干活干的。”

06 儿子飞回来了

我说:“陈姐。”“这份遗嘱是周老师自己要立的。”

“他清醒,他自愿,我们有录像。”“但我要跟您说句实话。”

“他随时能改。”“您别把希望都压在这上面。”她点点头。

“我知道。”“我照顾他,不是为了这个。”

“那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月三千二。”她说得很直。

“我儿子要娶媳妇,我得挣钱。”我把利害说了一遍。她听得很认真,一句都没打断。

听完她说:“林公证员,您说的是最坏的情况吧。”我说是。“那最坏的我也想到了。”

她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往后滑了一下,扶住椅背,站稳。“林公证员,谢谢您。”

“谢我什么?”“谢您没赶我走。”她问我,公证处收不收礼。我说不收。

“那我带的两斤橘子怎么办?”“您拿回去。”

“陈姐,我送您一句。”“您别跟周老师说‘我不要’。”

“为什么?”“他给您,是信您。”

“您推,他觉得您跟他见外。”“他这个人,最怕见外。”她愣了一下。

“那我该说什么?”“说谢谢。”

“我知道了。”“林公证员。”

“要是他改主意。”“您给我打个电话。”

“我不怪他。”“您贵姓。”

“姓陈,陈秀兰。”我把她的名字打在表格上。三个字,打了两遍,她走到楼梯口,又退回来一步。

“还有一件事。”“您说?”

“他要是哪天不认人了,我照顾他,算不算数。”“算。遗嘱已经立了。”

她这才下楼,下楼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听。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走到二楼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往下,我送她到楼下。她走的时候,把楼道里的一个纸团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四天后的上午,窗口来了个人,个子不高,脸晒得黑。冲锋衣是新的,鞋是旧的,鞋上全是泥。他把护照拍在台面上。

“我叫周斌。”“周德海的儿子。”

“我从墨尔本飞回来的。”“飞了十一个小时。”

“我爸的遗嘱,谁办的。”声音很大,整层楼都听见了,他把一个行李箱拖进来,轮子在地上滚。

箱子很新,保护膜还没撕,他进来的时候,身上有一股飞机的味道。那种密闭空间待久了的气味,混着一点香水。

他把护照翻开,照片上这个人年轻十岁,把行李箱立在墙边,箱子占了大半个过道。

有人从旁边过,得侧着身子,他没管。他站在窗口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抖,不是老的那种抖。

是气的,他抖了两秒,把手插进口袋。“谁是林晚。”“我是。”

“我爸的遗嘱是你办的。”“是。”

“他老年痴呆,你不知道吗?”办公室里还有别人,一对办继承的兄妹停在门口。一个来咨询的老人把耳朵转过来。

我把他请进里面的小房间。“周先生,您先坐。”“我不坐。”

“我爸的房子六十八平,按市价两百多万。”“他给一个保姆。”

“你觉得这合理吗?”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我录音了。”

“您录。”“我要留个证据。”

“可以。”他把手机往里推了推,推到桌子中间,说完这句话,看着我。“你们公证处,是不是跟保姆一伙的。”

“不是。”“那你们跟谁一伙。”

“跟法律。”他把手机录音又检查了一遍。确认还在录,才开口。“周先生。”

“您父亲清醒吗?”“清醒。”“他自愿吗?”“自愿。”

“那这份遗嘱就成立。”“成立个屁。”

“他把房子给一个外人。”“我是不是他儿子。”“是。”“那为什么?”

“您上次回来,是十年前。”“那是去参加葬礼。”

“我妈的。”“参加完就走了。”

“机票是当天订的。”他不说话了。小房间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墙上贴着一张值班表,我的名字写在星期三。他说完“那为什么”,两只手撑在桌上。

桌沿被他按得往下陷了一点,那是一张旧桌子,榫头松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外面那对兄妹往里看了一眼,又退出去。我把门关上了。他说完那句话,自己也愣了一下。像没想到会说出来。

07 看不下去的录像

“您喝水吗?”“不喝。”

“这水是公家的吧。”“是。”

“那更不喝。”“您怎么知道他改了。”

“他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了句,房子我另有安排。”

“我问他什么安排。”“他说,你不用管。”

“我就觉得不对。”“昨天我表妹给我发消息,说在公证处看见他了。”

“我才知道是真的。”他说表妹在区里一个单位上班。那天去办事,看见他舅舅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她说她没敢认,回来才发的消息。他把手机收起来。“我表妹说,她看见我爸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

“他没叫她。”他说完,把护照收进内袋,拉上拉链。“我这次回来,请了十天假。”

“十天,够吗?”“不够也得够。”

“什么录像。”“立遗嘱全程的录像。”

“您父亲当时说的话,都在里面。”“您现在看,还是走程序看。”他坐下了。

“我看。”我把笔记本电脑转过去。“您自己看。”

录像里他父亲坐得很直,说话不打磕巴。说到“儿子十年没回来”的时候,眼睛看着镜头。

像在跟他对视,放到一半,他把头转开。“行了。”“关了。”

“还有六分钟。”“我说关了。”我把电脑合上,录像里的光线很足,是我调的。他父亲的脸看得很清楚,皱纹、眼神、说话时手的动作。

周斌看到一半就不看了,他不是不信,他是看不下去。

他看录像的时候,两只手一直撑着桌沿。撑了十几分钟,我给他搬了把椅子,他没坐。

录像放到第三分钟,他伸手把屏幕按了。按完又松开。他坐回椅子上,摸出烟,又放回去。

“这儿不能抽吧。”“不能。”

“行。”他把烟盒在手里转了两圈。“他就是这样。”

“一辈子都这样。”“说话不留情面。”

“他小时候,我打过他一次。”“就一次。”

“他记了一辈子。”“我妈病的时候,他不让我们插手。”

“他说他照顾得了。”“最后两个月,他瘦了二十斤。”

“他不说。”我看着他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着。他掏烟的时候,我看见他手指上有烟熏的黄。

指甲修得很整齐,是城里人的手。跟他父亲那双手放在一起,不像一家人的。

他说他妈妈走的时候,他在飞机上。落地才接到电话。“我在机场坐了一夜。”

“第二天买票回来,赶上了头七。”他说他在那边开一辆旧皮卡。车斗里常年放着工具。

“干活的人,车就是家。”“周先生,我问一句。”

“您父亲病了三年,您知道吗?”“知道。”

“什么病。”“心脏不好。”

“还有呢。”“还有什么?”

“前列腺,做过手术。”“什么时候。”他不说话了。

“我不太清楚。”“我妈走的时候我回来过一次。”

“后来就……”他没往下说。“他做手术那天,自己坐公交去的。”

“做完自己打车回来。”“在床上躺了三天。”

“第三天陈姐来了,才知道。”“术前谈话,医生问家属在不在。”

“他说没有家属。”“自己签的字。”

我把手术记录调出来念给他听。念到“家属签字”那一栏,我停了一下。

那一栏写的是“本人”。后面括着一个“无家属陪同”。念完,他问了一句。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您忙。”

“我忙。”他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我说完,他把脸转开,看窗外。

窗外是区政府大院,一棵老槐树。他看了一会儿。

08 回家看看他

周斌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我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我说:“周先生。”“遗嘱现在有效。”

“但您父亲还在。”“他随时能改。”

“您要是想争,现在还有机会。”“怎么争。”

“回去看他。”他抬起头。“就这个。”

“他这脾气,我回去也没用。”“他不是要人伺候。”

“他是要人认错。”他在房间里走了两步,又坐下。“他这个人,从来不说软话。”

“我妈走的时候,他一滴眼泪没掉。”“后来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一块手绢,湿的。”

我说完,他没接话。过了很久,他说:“我回去也待不了几天。”“几天也行。”

“他不会改的。”“您先回去。”他说他爸从来没打过电话让他回来。

“一次都没有。”“他要是说了,我就回来了。”

“回去看他。”“他现在还能走能吃。”

“您回去一趟,什么都可能变。”“他要是不改呢。”

“那您也不亏。”“回去一趟,是您自己的事。”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步。

“机票一万二。”“我请不了那么多假。”

“你在那边干什么工作。”“装修,自己干。”

“停一天,少一天钱。”“一天多少钱?”

“四百。”“那您自己算,哪头重。”他低头看着桌面。桌面上有一道刻痕,是别人划的。

“我一年干三百天。”“挣十四万。”

“扣掉房租,剩八万。”“一万二的机票。”他不说了,把手机拿出来,翻出一张机票的截图。

“往返一万二。”“我一年回不来一次。”

“这次回来,我媳妇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我爸把房子给了别人。”他把机票截图收起来。“我明天去看看他。”

“好。”“他要是不开门呢。”

“他会开。”他站起来,把行李箱拉过来。“我住旅馆,明天一早去。”

“您父亲住四楼。”“我知道。”他走了,走到门口回头。

“那个保姆什么来路。”“我们不做背景调查。”

“那你告诉我她住哪儿。”“这个我不能说。”

“行,我自己查。”他下楼的时候,脚步很重,一级一级踩得很响。我站在窗口看。

他走到楼下,站在雨里打电话。打了很久,挂断,又打了一个。然后抬头看了看我们这层楼,我往后退了一步。他没看见我。

我站在窗口看了很久,直到他的伞变成一个点,拐进街口。

那通电话他打了二十分钟,中间抽了一根烟,烟头摁在垃圾桶盖上。

第二天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问我陈秀兰全名怎么写。我没有回。

他打伞的手是右手,左手一直插在口袋里,后来我才知道,他左手抬不到肩膀以上。

这是去年摔的,他的伞是黑色的,伞骨有一根弯了。撑开的时候,那边塌下去一块,他不在意,就那么举着走。

三天后,陈姐来了一趟,眼睛是肿的。“他找我了。”“谁?”

“周斌。”“他在我家楼下堵我。”

“说我骗老人。”“说要报警抓我。”

“他昨天在我家门口站了两个小时。”“我儿子要下去打他。”

“我拦住了。”“我说人家是儿子,我们是外人。”

她坐下的第一件事是把包放在腿上,两只手抱住。包的拉链头掉了,用一根红绳系着。

她说这几天她不敢开手机,一开就有陌生号码打进来,儿子让她报警,她没报。

她说周斌在楼下站了两个小时,中间给她打了三个电话,一个都没接。

“我不敢接。”“接了说什么?”她把包又往怀里搂了搂。

“林公证员,我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没有。”

09 替人当女儿

我给她倒了杯水。“他动手了吗?”“没有。”

“就是骂,骂了半个小时。”“邻居都出来了。”

“他说我五年挣了他三十万。”“我一个月三千二。”

“五年是十九万二。”“他算多了。”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

“我这时候还在算这个。”“我是不是有点傻。”

“我不是来告状的。”“我就是没地方说。”

“我儿子不能听,他听了要去找人打架。”

她说她男人十年前走了,走的时候儿子还在读高中,一个人把人送走,一个人把儿子供出来。

这中间她换过四个东家,最短的干了两个月,最长的是周老师。她说伺候人这活儿,看的是运气,遇上讲理的能多干几年。

她说最后那家东家,老人走得急,去收拾东西,人家儿媳妇把她的包翻了一遍。

“翻完说了句,没少东西。”她说她这十四年,只跟一家红过脸。那家老太太骂她偷东西,后来查出来是儿媳妇拿的。

“陈姐,他要真告,您别怕。”“公证处的录像就是证据,他告不赢。”

“我怕的不是告。”“那怕什么?”

“怕他天天来。”“我儿子下个月十六号结婚。”

“饭店订了,二十桌。”“彩礼十八万,给了。”

“房子首付我出了十二万。”“他要是闹到婚礼上,我这辈子就完了。”

“婚礼的事您别担心。”“他真去,酒店有保安。”

“他要去闹,我不拦。”“那是他的事。”

“我不欠他了。”她算给我听:彩礼十八万,酒席六万,房子首付十二万。

这三笔加起来,是她在周家干十年的工资。她说她攒了七年,还差四万,跟她妹妹借的。

“我儿子不知道这四万是借的。”她说儿子不知道她干的是什么活儿。只知道在城里给人做饭。

“我没敢说洗澡。”“说了他不让我干。”她说儿子结婚的日子定在十六号,农历。

“那天是好日子。”“饭店在城南,二十桌。”

“我这边亲戚不多,主要是女方家的。”她说彩礼是女方家提的,一分没还价。

“人家养了二十多年的闺女。”“我不能亏待人家。”

“林公证员。”“我干这行十四年了。”

“伺候过七个老人。”“五个是我送走的。”

“有一个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叫的是他女儿的名字。”

“他女儿在美国,没回来。”“我应了。”

“我说爸,我在。”“那个老人叫什么?”“姓王。”“王什么?”

“我忘了。”“伺候了三年,名字忘了。”

“他女儿叫什么我记得,叫王倩。”“他临走前一天一直在叫这个名字。”

“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没声了。”她说王大爷走的那天,她给他擦完身子,换了干净衣服。换完她坐在床边,等他女儿来。

从早上等到晚上,人没来,殡仪馆的车来拉人的时候,是她签的字。

她说王大爷的女儿后来给她打过一次电话,问她父亲的存折在哪。“我说不知道。”

“她不信。”她把王大爷的事说完,很久没说话。“我有时候想,我这是替别人当女儿。”

“他后来回来了吗?”“回来了。”

“葬礼第三天。”“在灵堂哭了一场。”

“哭完就走。”“骨灰都没拿。”她捧着杯子,一口没喝。

“我不是图那个房子。”“我就是想,我干了五年,总得有个说法。”

“他给我,我就拿着。”“他不给,我也不要。”

“可他现在给了,他儿子跑来骂我。”“我凭什么挨这个骂。”她说到这儿停了,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她还是喝完了。

“林公证员,我不是要您同情我。”“我就是想让您知道,我干的活不是白拿钱的。”

她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底留了一圈水印。“林公证员,我干这行,最怕的不是累。”

“那是什么?”“是干完了,人家当没干过。”她说完,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了,喝完把杯子放正,杯口朝上。

她走之前问我一句,他儿子要是告我,我扛得住吗。

10 要当坏人吗

“陈姐。”“这房子您要是拿了,他儿子会恨您一辈子。”

“我知道。”“您受得住吗?”

“受得住。”“我穷了半辈子,不怕人恨。”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

“林公证员。”“我要是不要这个房子,他会不会觉得我傻。”

“不会。”“他会觉得您有骨气。”

“那他会不会改给别人。”“可能。”她站在那儿想了很久。

“那我还是要吧。”“我儿子要结婚。”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楼梯口,走了两级台阶,又上来。

“林公证员,我要真拿了这房子,是不是就成坏人了。”“不是。”

“那我就放心了。”她走后,我把第二份遗嘱的编号抄进本子。编号是 0023,前面的空了两格,是别人办的。

我把第三份遗嘱的编号写在便签上,贴到档案袋上。编号是 0031,三个号隔得都不远,中间隔了三个月,两次。

第三次是九月,他一个人来的,我在窗口就看见了。他瘦了,灰夹克在身上晃,走两步停一下。我出去扶他。

“不用,我自己能走。”他一步一步挪进来,坐下的时候喘了很久。胸口有声音,像风箱漏气,我把窗户开了一条缝。

“周老师,您这身体该住院。”“住过,住了十二天。”

“谁陪的。”“白天陈姐,晚上请护工。”

“护工一晚上两百八。”“我算过,住一个月,我这点存款就没了。”他坐下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开。

是医院的检查报告,我扫了一眼,上面好几个箭头朝上。“医生让我住院,我没住。”

“为什么?”“住了就回不来了。”他把检查单叠好,放回口袋。

“这单子我谁都没给看。”“为什么给我看。”

“您是公证员,看了不作数。”他说他这病,医生说了三年。“三年,我一天没住院。”

“我怕住进去出不来。”“林公证员,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想问。”

“您说?”“遗嘱立了,人还在。”

“这房子现在是谁的。”“您的。”

“那我能不能卖。”“能。”

“卖了以后,遗嘱还有效吗?”“房子没了,这一条就执行不了。”他点点头。

“那我就卖。”我愣了一下。“您卖了住哪儿。”

“养老院。”“公办的,一个月三千八。”

“我退休金四千二,够了。”“那您儿子……”

“他不知道。”“他也不用知道。”他说养老院他排了两年队。中间去看过三次,每次都在门口站一会儿。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晒太阳,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

他说那天他回来,一夜没睡。他说养老院的房间是四人间,朝南,有一个小阳台。

“能晒被子。”“还能种两盆花。”

“不种了,种了没人管。”他说养老院的手续要本人去办,他打算自己去。“不用人陪。”

“您一个人行吗?”“我行。”

“我这辈子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办的。”“您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卖了以后他一分钱都没有。”

“他现在也没有。”“他没给过我一分钱。”

“我住院,他说他忙。”“我摔在地上,他不在。”

“我卖房,凭什么问他。”“您不怕他恨您。”

“他早恨了。”“恨我管他严,恨我送他出国,恨我不给他钱买房。”

“恨到最后,我死了他都懒得回。”“我这一辈子,怕的不是死。”

“那怕什么?”“怕死之前,把话说完了,没人听。”他说完,低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在膝盖上摊着,一动不动。

“我这一辈子,管过一千多个学生。”“最差的也来看过我。”

“就我儿子没来。”“他不是最差的。”

“他是我最疼的那个。”“那卖房的事,您定了吗?”

“没定。”“回去想了半个月。”

“想明白了,不卖。”“为什么?”

“卖了我就得住养老院。”“住进去,就再没人来看我了。”

“房子留着,他们还有个由头。”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怕别人可怜他。“可怜我的人,最后都不来了。”

11 拿房试人心

“那这回给谁?”“我孙女,周小满。”

“在本市读研。”“一个月来看我一次。”

“不空手,总带点水果。”“不贵,就是苹果香蕉。”

“您本来想给陈姐。”“想过。”

“后来改了。”“为什么?”

“她有个儿子。”“她儿子要结婚,要房子。”

“我这一给,那孩子就盯着这套房。”“她还能好好照顾我吗?”

“那您孙女呢。”“她从小到大,没跟我要过一样东西。”

“您孙女叫什么?”“周小满。”

“哪个满。”“满意的满。”

“她妈妈取的名,说生下来就满足了。”“她妈妈呢。”

“走了六年了,病走的。”他说孙女的妈妈是病走的,走的时候三十九。“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爸,孩子交给您了。”

“我说你放心。”“我做到今天。”她说孙女的名字是她取的。

“我生孩子那天,下了雪。”“满字好,满了就不缺了。”

“您孙女知道这事吗?”“不知道。”

“她爷爷要把房子给她,她一点都不知道。”“她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会不要。”“为什么?”

“这孩子实诚。”“她妈妈走得早,她爸爸不管她。”

“她是我带大的。”“从小到大,没跟我要过一样东西。”

“她学校离我这儿远,坐地铁一个半小时。”“来一趟路上三个小时,坐一个小时就走。”

“我说你别来了。”“她说,爷爷,我不来了你就一个人。”

“这句话我记了三年。”他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女孩,穿一件宽大的卫衣,站在学校门口。

头发扎得很随便,背着一个褪了色的书包。“这张是她自己拍的,发给我看。”

“她说爷爷你看,我像个学生吗?”他说孙女从来不要钱。有一年他硬塞给她两百,她收下了,第二天买了双棉鞋送回来。

“她说爷爷你脚凉。”“那双鞋我穿了三年。”她说孙女去年拿过一次奖学金,三千块,拿到手第一件事是给他买了一台收音机。

“她说爷爷你一个人在家,有个响。”那台收音机放在窗台上,一直在响。

第三份立完,他签字,笔尖压得很重,纸背面能看见印子。签完,他把笔放下,没走。

坐在那儿看窗外。“林公证员。”“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坏。”

“怎么坏。”“我拿一套房,试他们。”

“那您还给她。”“我给,她要不要,是她的事。”

“我立,是我的事。”“权利是权利,人心是人心。”

“我七十八了。”“试一次,少一次。”他说完那句话,自己沉默了。窗外有辆车按喇叭,按了两声,他把布包重新系好,站起来。

“林公证员,我这一趟,是来把话说清楚的。”“说清楚了。”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

“我这三份,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不地道。”“不会。”

“为什么?”“您每一份都想清楚了。”他说完,伸手把桌上的笔摆正。笔跟桌沿平行。

“我这一辈子,就硬过两回。”“一回是娶我老伴。”

“她家里嫌我穷,不同意。”“我骑着自行车去了三趟。”

“第三趟,她爹在门口坐着,抽了一袋烟。”“抽完说,行吧。”

“就这两个字,我记了一辈子。”“第二回,就是今天。”

“您老伴走了几年?”“十一年。”

“她走的时候我在床边。”“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比我小四岁。”“她走在前头,是福气。”他说他老伴是小学老师,教算术。两个人一个学校,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

退休以后她爱种花,阳台上摆了十几盆。她走了以后,那些花他一盆一盆地养死了。

他说老伴走之前,把家里所有的钥匙都贴了标签。哪个开哪个门,用圆珠笔写在胶布上。

“她怕我找不到。”“现在我找得到了,她不在了。”他说老伴走的那天,他在医院签了三次字。病危通知、抢救同意、死亡证明。

“三次都是我签的。”“签完我坐在楼梯上,坐了一个小时。”他站起来的时候,问我还想再改一回,行不行。

12 记满的账本

他走了以后,我把三份遗嘱调出来。编号排在一起,三月、六月、九月,三个继承人,三份录像。

我把三份都看了一遍,开场白都一样。“我七十八了,一个人住。”

不同的是后半句。三月是“我怕他连房子在哪都不知道”。六月是“她给我端了三年饭”。

九月是“她是我带大的”。第一份七分钟,第二份九分钟,第三份十四分钟。

越录越长,话越说越多,第一份他说到儿子,眼睛看着地。第二份说到陈姐,眼睛看着镜头。第三份说到孙女,眼睛看着窗外。

我说不清这算什么,但我记住了,把三份录像按日期存好。文件夹的名字是年月日加编号,这是我的习惯。

存完我坐在椅子上,把三份的开头重新看了一遍。同一个人,同一张脸,说的是同一个开头。

后面的话,一次比一次软,看完我给三份录像各写了一段备注。

第一份备注是“情绪平稳”。第二份是“情绪平稳”。第三份我写了“情绪平稳,语速偏慢”。

我把三份录像的光盘刻了两份。一份归档,一份放保险柜,十一月底,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他。

他坐在花坛边上晒太阳,膝盖上放着一个本子,手里一支笔。“周老师。”“哎,林公证员。”

“您这是写什么?”“记账。”

“记什么账?”“记谁来看过我。”他把本子合上,塞进兜里,动作很快。

“有效吗,这么记。”“有效。”

“我看得清楚。”“谁来了,坐多久,带没带东西,我都记。”

“记了给谁看。”“给我自己看。”

“人老了容易记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

“不记下来,我怕自己骗自己。”他把本子给我看的时候,只翻了两页。一页上写着“3月12日,小满来,坐一小时,带苹果六个”。

另一页上写着“3月18日,无”。后面连着七八个“无”。他说这就是账,一笔一笔,不会错。他把本子揣好,站起来。

“林公证员,我这本子,谁都不给看。”“为什么给我看。”

“您不算谁?”他说完自己笑了,翻本子的时候,手指在纸上按着。一行一行往下移。

“这本子记了多久了。”“三年。”

“从我住院那年,出院以后开始记。”

“记满一本了。”本子是硬壳的,封皮上印着“工作笔记”,边角磨起了毛。“您不留给谁?”

“留给谁都是结仇。”“烧了干净。”

“烧了可惜。”“不可惜。”

“留着他们看见了要打架。”“烧了我带走。”

“您这房子,真舍得。”“舍不得。”

“舍不得也得舍。”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本子上摸,摸封面,摸边角。

“这本能烧,我早就想烧了。”“那为什么不烧。”

“还没记完。”他说这本子记完,他要埋在花坛里。“埋了,就没人翻。”第二年五月,他第四次来,我在窗口看见他,就知道有事。

他走得很稳,比九月那次稳,脸色也好。“周老师,您这是好了。”“好了。”

“开春以后能吃了,一顿两碗饭。”他坐下来,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纸,把那张纸推开给我看,是一张宣传单。

彩印的,上面印着一间教室,孩子们在看书。“这是他们新盖的,去年盖的。”

“我去看过。”“书架是空的。”

“校长说没钱买书。”“一本书三十块。”

“我算了算,我这房能买七千本。”“七千本,怎么放。”

“书架靠墙,一排一排。”“我量过。”他说他拿卷尺量了图书室的四面墙,算出能摆二十个书架,算了两遍,写在宣传单的背面。

他说宣传单是校长给他的,放在口袋里揣了半个月。“我天天看。”“看什么?”

“看那个空书架。”他把宣传单摊在桌上,用手抚平。“这张纸我揣了半个月,揣得起了毛。”

“一天看三回。”他说,“就看书架还空着。”

13 房子捐学校

“我要把房子捐了。”我以为听错了。“捐给谁?”

“纺织厂小学,我原来教书的那个。”“做图书室。”

“您儿子、孙女、陈姐,都不给了。”“都不给了。”

“存款呢。”“存款三十七万,我留着。”

“我还没死呢。”他说完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得意。“七千本,够一个孩子看十年。”

“我一个教书匠,最后能给的就这个。”“图书室叫什么名。”

“还没起。”“我说叫周老师书屋。”

“校长说太土。”他说到这儿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他把那句“我还没死呢”说得很重。

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这话不好听。”“实话都不好听。”他说他算过,一本书三十块,七千本二十一万。

“我那房子值两百多万。”“剩下的钱,学校自己添。”

“您儿子那边怎么说。”“不说。”

“等他知道了,房子已经是学校的了,他闹也没用。”“他会恨您。”

“他已经恨我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他妈妈走的那年。”“他觉得是我没照顾好。”

“他妈妈肺癌,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三个月,她撑了八个月。”

“我照顾了八个月。”“他不信。”

“他妈妈走的那天,我在医院走廊坐着。”“他过来问我,你为什么不早点带她查。”

“我说查了。”“他说,你没查。”

“从那天起,我们就不说话了。”他说妻子走的那年,他六十七。办完丧事,儿子在家里待了四天。

第四天晚上,两个人在厨房碰见,谁也没说话。第五天早上,儿子走了,他说儿子这些年寄过三次钱。

一次两千,一次三千,最后一次是五千。“我都存着,一分没动。”“为什么不动。”

“动了就成他的了。”他说儿子那年回来,在灵堂前跪了半个小时。“跪完起来,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我给他办手续。捐赠要评估,要公示,要签协议。

学校那边来了三个人,校长姓李,四十多岁。握手的时候一直在说谢谢,周德海摆摆手。

“别谢,我有条件。”“您说?”

“图书室门口挂一块牌子。”“写什么?”

“写‘周德海捐’。”“就这四个字,别的不要。”

“还有个条件。”“孩子们来看书,别登记。”

“为什么?”“一登记就有人问是谁捐的。”

“问来问去,成了我的功德。”“我不要功德。”

“我就是要他们看书。”校长愣了一下。“行。”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加这一条,他说孩子来借书,家里穷的不好意思登记。

一登记就要写名字、写班级,写完了要还。“不登记,他们才敢来。”他说完这几条,校长看着他,看了很久。

“周老师,您这几条,比捐房子还难办。”“难办才要写在纸上。”

校长姓李,四十多岁,戴一副眼镜。他说他小时候在这个小学念过书。“周老师教过我哥哥。”

“你哥哥叫什么?”校长说了个名字,周德海想了半天,说记不清了。“不登记,书丢了怎么办?”

“丢了就丢了。”“书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数的。”

“那牌子能不能不写我名字。”“不能,您捐的,得写。”

“那写小点。”手续办了一个月,过户那天他没来,委托书是提前签好的。我给他打电话。

“周老师,办完了。”“好。”

“您不去看看。”“看什么?”

“看房子成别人的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这辈子就这一套房。”

“住了四十年。”“捐了,我心里空。”

“可我不捐,我心里更空。”签完协议,他把笔放下,两只手在桌上撑了一下。“林公证员。”“您说?”

“我这一辈子,签过很多字。”“这一份,签得最轻松。”他把委托书签好,推给我。

“过户那天我不去。”“为什么不去。”

“去了我怕反悔。”“那就不去。”他把委托书看了两遍。第二遍看到签名那一行,停了一下。

14 律师函来了

七月十一号,周斌来了,他没排队,直接推开了我窗口旁边那扇门。后面跟着一个人,白衬衫,手里一个公文包。

“林公证员。”“我是。”

“这是我请的律师。”白衬衫把名片放在台面上,蒋明,正衡律师事务所。

“我爸把房子捐了。”周斌说,“这手续是你办的?”

“是我办的。”“你凭什么办?”

“他本人来的,本人签的字,本人录的像。”“他七十九了。”

“七十九也能立遗嘱。”蒋律师把手机推过来,屏幕朝上。一张照片,红纸,A3,右下角一枚圆章。

“接受捐赠公示。”他说,“第十一行,周德海。”

“公示贴了七天。”“贴在哪儿?”

“学校门口。”他说,“我们第八天才看见。”

“公示是学校贴的。”“公证处不知道?”

“公证处只认他本人的意思。”“他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我把手里的笔放下。

“这句话我可以不答。”

“可以不答。”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两页,骑缝盖了章,“那我们换个问法。”

律师函。“我们要求撤销这份公证。”“理由。”

“第一,立遗嘱人年事已高,认知状态存疑。”“第二,公证员与受益人存在利害关系。”

“哪个受益人?”“陈秀兰。”

“她拿工资。”我说,“一个月三千二,五年没涨过。”

“五年,一千八百二十天。”蒋律师说,“一个外人,在老人家里住五年。”

“她是保姆。”“保姆能替老人接电话吗?”

“她没替谁接过电话。”“我们有录音。”

“那您把录音交给局里。”周斌在边上坐着,一直没坐实,半个身子悬在椅子外。

他穿一件黑T恤,头发剪得很短,鬓角全白了。“我问一句。”我说,“您父亲知道您回来吗。”

“不用他知道。”“上一次见他,是十年前。”

“我妈的葬礼。”他说,“我回来了。”

“回来了七天。”“我请不了那么长的假。”“这次请了几天?”

“我退休了。”他说,“去年退的。”

“退休了,就有时间了。”“有时间,没脸。”他把这句话说得很快,说完自己愣了一下。

“公示是谁告诉您的。”“我表妹。”“她怎么看见的。”

“她住学校对面。”他说,“早上买菜,看见门口围了人。”“她拍了照。”

“拍了三张。”他说,“发给我。悉尼那边半夜三点。”

“看完您做了什么。”“买了机票。”“哪天的。”

“当天晚上的。”他说,“我在机场坐了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想什么。”“想我爸为什么不等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桌面。

“我爸的存款呢。”“多少。”

“我不知道。”“那您问什么。”

“他跟我说过,攒了三十几万。”“这笔钱不在公证处。”“在哪儿。”“他没说。”

“他没说,还是您不说。”“他没说。”我把律师函翻到最后。落款是七月八号。

“这份函我收下。”我说,“复核走程序,二十个工作日。”

“二十天。”他笑了一下,“二十年我都能等。”“第二件。”“请讲。”

“我们要调全部录像。”“录像不对当事人开放。”

“那我们走投诉。”“可以。”蒋律师把公文包扣上,扣子响了一声。两个人走到门口,周斌回过头。“林公证员。”“您说。”

“我爸家的门钥匙,那个保姆有一把。”“她有。”

“我明天去换锁。”门关上,我坐在窗口后面,把那张律师函摊平。纸是新的,边上还有毛刺。

正衡律师事务所,四个人名,蒋明排第三。我把函件归进卷宗,卷宗右上角写了一个日期。

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陈姐给我打电话。她说,门打不开。

15 换锁堵门外

我到纺织厂家属院的时候,楼道里站着四个人。陈姐在最里面,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

老人坐在台阶上,一只手按着膝盖,一只手扶着楼梯扶手。开锁的师傅蹲在门口,工具摊在一块布上。

“锁芯换了。”师傅说,“昨天下午换的,新的。”“谁换的?”

“不清楚。”他说,“我来的时候就这样。”“您几点来的?”

“七点四十。”陈姐说,“我七点到,钥匙插不进去。”

“插进去转不动?”“转到一半,卡住。”我蹲下去看锁眼。铜的,边上没有划痕,老锁眼周围有一圈旧漆,掉了半圈。

“您儿子换的。”我说。老人点了一下头。“他昨天来过。”“几点?”

“我不知道。”他说,“我睡着了。”

“您睡在屋里,他换了锁,您不知道?”

“我耳朵背。”他说,“钥匙响,我当是风。”陈姐把塑料袋放下,袋子里是豆浆和两个包子。

“我买的早饭。”她说,“现在凉了。”

“先别急。”我掏出手机,“您报警了?”

“报了。”老人说,“110,八点。”

“民警什么时候到?”“说马上。”楼道里有股潮味,墙皮从顶上掉下来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台阶一共十二级,老人坐在第三级上。陈姐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他背后。

“您先起来。”我说,“地上凉。”

“我起不来。”他说,“腿麻了。”

“我扶您。”“不用。”他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慢慢站。站到一半,停了一下,又坐回去。“您吃药了吗。”

“没吃。”他说,“药在屋里。”陈姐的手在袋子上攥了一下,民警八点二十五到。两个人,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轻的。

年轻的姓李,他先看了门,又看了老人。“您是住户?”“四十年。”老人说。

“房产证呢?”“在屋里。”

“屋里进不去。”小李说,“我们查一下登记。”他打了个电话,报了地址和门牌号。那边回得很慢,他等了大概两分钟。

“产权人是区第三小学。”他抬起头,“去年九月过的户。”

“是。”老人说,“我捐的。”小李停了一下,笔在本子上顿住。“您捐的?”“我捐的。”

“捐了,您还住这儿?”“我住到死。”

“协议呢。”老人说,“跟房产证放一块,锁在抽屉里。”

“那现在怎么办。”陈姐说,“饭都吃不上了。”

“别急。”老民警说,“先解决进门。”他回头看开锁师傅。“能开吗?”

“能开。”师傅说,“但要业主同意。”

“业主是学校。”“那我们得联系学校。”我拿出手机,翻到第三小学总务处的号,接电话的是个女的,说王老师在开会。

等了十二分钟,王老师回过来。“林公证员?我们李校长知道这事。”“学校能不能出个人过来。”

“能。”他说,“二十分钟。”二十分钟里,老人一直坐在第三级台阶上。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一串钥匙。

四把,每把上面贴着一个纸条。“大门”“里屋”“阳台”“煤棚”

“这字不是我的。”他说,“我老伴写的。”

“她走几年了。”“六年。”“纸条还没掉。”

“我用透明胶粘过。”他把钥匙收回去,“粘了三回。”王老师九点十分到,他带了房产证的复印件。纸是热的,刚从复印机里出来。

“学校同意开门。”他说,“但锁是别人换的,我们得说清楚。”

“换锁的人是我儿子。”老人说。“您儿子有权利换吗。”“他没有。”

“我们学校是产权人。”王老师说,“这属于擅自更换门锁。”

“他不懂。”“不懂也得说。”门开了,屋里有股闷味,桌上摆着一碗泡着的面,面条已经涨开了。

老人先进去,走到桌边,把碗端起来,倒进水池。“我不吃了。”他说,“坨了。”

陈姐跟进去,把窗户一扇一扇推开。王老师站在门口,没进去。“林公证员。”他压低声音,“李校长让我问一句。”

“您说。”“老人住在这儿,学校没意见。”

“那问什么。”“要是他儿子天天来闹呢。”我没答。王老师把复印件折起来,折了三折。

“明天上午九点。”他说,“李校长请您到学校来一趟。”“我去。”“老人也来。”

“他走得动吗。”

“打车。”他说,“学校出钱。”

16 程序出纰漏

第二天上午九点,学校三楼会议室。长桌,八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校园平面图。

李校长坐在中间,他四十几岁,说话前先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桌上。老人坐在他右手边,陈姐在门口站着,没坐。

“先说清楚。”李校长说,“房子是学校接受的捐赠,手续齐全。”

“齐全。”我说。“老人住的问题,学校认。”“怎么认。”

“签一份协议。”他把一张纸推过来,“无偿居住,住到百年。”“写‘百年’两个字?”

“写‘终身’。”他说,“法律上认这个。”老人把纸拿过去,看得很慢。

“有一条我不明白。”他说。“您说。”

“我死了,这房子你们怎么用。”

“做图书室。”他说,“您那间屋,做阅览室。”

“我的书架呢。”“留着。”

“书呢。”“也留着。”老人点了一下头,把纸推回去。

“我签。”“等一下。”门口有人说话,周斌站在门口,后面是蒋律师。

“谁让他进来的。”李校长说。

“我说我是家属。”周斌往里走,“家属能进吗。”

“能进。”他抬了抬手,“坐下说。”

“我不坐。”他把一份材料拍在桌上。

“我投诉了。”他说,“投诉公证处,也投诉学校。”“投诉什么。”“串通。”

“证据呢。”

“证据就是这速度。”他说,“我爸七月三号捐的,七月十一号公示。八天。”

“八天怎么了。”“正常要一个月。”李校长笑了一下。

“周先生。”他说,“评估做了十二天,公示七天,协议签了两轮。这不算快。”

“不算快?”“不算。”周斌的手指在材料上敲了两下。

“我妈的遗物呢。”“什么遗物。”

“家里那些东西。”他说,“柜子,缝纫机,还有一块表。”“表?”

“上海牌。”他说,“我妈戴了三十年。”老人抬起头。

“那表我给秀兰了。”“你给她干什么?”

“她伺候我五年。”“她拿工资的。”

“工资是工资。”老人说,“表是表。”会议室里静了几秒,李校长把协议推到老人面前,又推过去一支笔。

老人没接,他的手在桌面上放了很久。“我签。”

他说,签完,他把笔帽扣上,扣了两次才扣住。我送他到楼下。陈姐扶着他,走得很慢。

回到公证处,下午两点,孙主任在走廊等我。“局里来人了。”他说。“哪个局。”

“司法局。”他把一份纸递给我,“公证管理科,杨科长。”纸是一张通知书,编号 2023-047。

“调档。”孙主任说,“六月的录像,全部。”“调吧。”

“小林。”他叫住我,“你自己看一遍。”档案室在四楼,录像带在铁柜里,一盒一盒,编了号。

六月的带子有三盒,我放进机器,快进。第三盒,第十一分钟,画面里老人坐着,我在他对面。

门开了,陈秀兰端着一杯水进来,放在老人手边,转身出去。十一秒,她一句话没说,她也没看镜头。

但她在场,公证程序里有一条:遗嘱见证,受益人不得在场。我把带子倒回去,又看了一遍。

十一秒,数字在屏幕右上角跳,杨科长三点到,带了一个记录员。“看完了?”

“看完了。”“有问题吗。”

“有。”我说,“我的问题。”

“你知道这一条。”“知道。”

“为什么没请她出去。”

“因为那杯水是温的。”我说,“老人那天咳嗽,我让他喝口热水。”

“这不是理由。”“不是。”杨科长把带子退出来,装进袋子,封口。封口上写了日期和签字。

“立案。”他说,“停接新案一个月,等结论。”“停多久。”“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做什么。”

“整理档案。”他说,“别的一律别碰。”“好。”“你有意见吗。”

“没有。”他走到门口,回头。“林公证员。”

“您说。”“你在窗口坐了六年,一次投诉都没有。”

“现在有了。”他说。第二天,陈姐没有来。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六个字:我不干了,对不起。

17 偷表的误会

陈姐走后的第三天,周斌报了警。我是在派出所走廊上知道的,走廊有六把椅子,绿的,掉了漆。

陈姐坐在最边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他们说我偷东西。”“偷什么。”

“一块表。”“你拿了吗。”

“我没拿。”她抬起头,“是他给我的。”“有凭证吗。”“没有。”

“有别的人看见吗。”“没有。”她说完,把脸转开。

“我干了五年。”她说,“五年,连一块表都要算。”走廊尽头的门开了。民警小李拿着一叠纸出来。“陈秀兰。”“在。”

“进来。”我也跟进去。屋子里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小李把纸摊开,第一张是接警单。编号 J2023-0811-16。

“报案人周斌。”他念,“称其母亲遗留的上海牌手表一只丢失,价值八千元。”

“八千?”陈姐说,“那表不值八千。”“你见过。”“我见过。”

“在哪儿见的。”“在他家抽屉里。”

“抽屉锁着吗。”“锁着。”“你怎么打开的。”

“我没打开。”她说,“是老人拿出来的。”

“什么时候。”“六月二十六号。”

“有别人在吗。”“没有。”小李把笔放下。

“陈秀兰。”他说,“你这说法,等于没有证据。”

“我知道。”“表现在在哪儿。”

“在我箱子里。”“你带来了吗。”

“带来了。”她从布包里拿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一块女表。

表面有一道细划痕,表带是皮的,扣眼磨大了。小李把表放在桌上,正面对着灯。

“这表你什么时候拿的。”“六月二十六号下午。”

“为什么拿。”“他说,你戴上。”“你就戴了?”

“我没戴。”她说,“我放在箱子里。”

“为什么不戴。”“我怕人说。”小李把表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有字。”“哪儿?”

“后盖上。”他把表推过来,“你自己看。”陈姐凑过去,她不识几个字,看了半天。“我看不清。”

“刻的是‘秀兰’两个字。”小李说,“还有日期。”

“我不知道。”她说,“我真不知道。”我伸手把表接过来。后盖上确实有字,两个字,刻得很浅,边上还有一道划痕。

日期是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这算什么。”陈姐说,“他刻的。”“谁刻的。”“他刻的。”

“他一个七十九岁的人,拿什么刻。”“我不知道。”小李把这段话记下来,写完抬头。

“这案子我立不了。”他说。“为什么。”

“没有非法占有的证据。”他说,“表是他给的,你收着,这不叫偷。”“那我没事了?”

“现在没事。”他说,“但要核实。”“怎么核实。”

“找老人本人。”他把本子合上,“明天上午,我们上门做个笔录。”

“他身体不好。”“就因为不好,才要快。”陈姐站起来,腿在椅子边上磕了一下。“民警。”她说。“你说。”

“他要是说了不算呢。”

“他说了算。”小李说,“只要他脑子清楚。”

“他清楚。”陈姐说,“他比谁都清楚。”小李把笔录纸理齐,装进一个牛皮纸袋。

“表我们先带回去。”他说,“做个登记。”

“登记完给个条子。”陈姐说。“给。”

他撕了一张受案回执,写上编号,递过来。陈姐把回执折了两折,塞进布包最里层。

“这个我留着。”她说,“万一以后说不清。”

“民警。”她又开口。“你说。”

“我以后还能去他家吗。”小李把笔停住。“这个我管不了。”

“那我问谁。”“问家属。”出门的时候,周斌在走廊另一头站着。他手里拿着一部手机,屏幕对着我们。

“录着呢。”他说。“你录什么。”陈姐说。

“录你说话。”“我说什么了。”

“你说了,表在你箱子里。”陈姐往前走了两步,我拉住她的胳膊。“别。”

“他录我。”“让他录。”周斌把手机放下来。

“林公证员。”他说,“你也在这儿。”

“我在。”“你是来帮她,还是来办案。”

“我来做笔录。”“公证员做笔录?”

“我做见证。”我说,“她一个人,不敢来。”周斌笑了一下,把手机装进兜里。

“明天我也去。”他说,“我看看我爸还认不认得人。”

18 个红手印

第二天上午十点,老人的家,客厅里摆了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笔录纸和一盒印泥。

印泥是新的,红得很正,老人坐在藤椅上。他穿一件白背心,外面套了件衬衫,扣子扣错了一颗。

“周德海。”小李念,“我们今天来,是核实一件事。”

“你说。”“您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有。”“现在在哪儿。”

“我给了陈秀兰。”小李的笔停了一下。“您再说一遍。”

“我给了她。”“什么时候。”

“六月二十六。”老人说,“下午,三点多。”

“为什么给。”“她伺候我五年。”“她拿工资。”

“工资是工资。”老人说,“表是表。”“这表值多少钱。”

“不值钱。”老人说,“我老伴的。”

“您老伴的东西,您给外人。”“她不是外人。”老人说完,咳了两声,陈姐从厨房端了一杯水出来。

她走到门口,停住,把杯子放在鞋柜上,退回去。小李看了一眼杯子,没说话。

“您知道这表是您儿子的意思吗。”他问。

“我儿子没有意思。”老人说,“他有十年没回来。”“他今年回来了。”

“回来了。”老人说,“回来换锁。”

“换锁的事,您知道他为什么换吗。”“知道。”

“为什么。”“他怕我把房子给别人。”

“房子已经给学校了。”

“对。”老人说,“所以他更怕。”小李把笔录往前推。

“您看一遍。”“我看不清。”

“我念。”他念了一遍。老人听着,中途抬了两次手。“最后一句改一下。”老人说。“哪一句。”

“我写的是‘自愿赠与’。”他说,“改成‘我给她的’。”“意思一样。”

“不一样。”老人说,“‘赠与’两个字,像在打官司。”小李改了,他把笔递过去。

“您签个字。”老人接过笔,笔尖在纸上落了一下,画出一道歪线。“我手抖。”

“慢慢来。”他写了三个字。周德海,第二个字写坏了,他划了一道,重写。签完,小李把印泥盒打开。

“按个手印。”老人把右手拇指按下去,抬起来,纸上只有半个印。“再来一次。”

第二次,印泥沾多了,糊了一片。“再来。”第三次,他按得很慢。按下去,停了三秒,才抬起来。

纸上是三个红印,前两个糊,第三个清楚。小李把纸拿起来,吹了吹。“成了。”

周斌在门口站着,他一直没进来。“按完了?”他问。“按完了。”

“我爸说什么了。”“你自己看。”周斌接过笔录,站在门口看,他看了很久。看到一半,把纸往下压了压。

“表的事,我不追究了。”他说。

“不追究,也得销案。”小李说,“你跟我回去签个字。”

“签。”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爸。”老人没应。“爸。”“听见了。”

“我下个月再来看你。”“你下个月来,我不一定在。”周斌的脸动了一下,他把笔录还给小李,转身下楼。

脚步声在楼道里响了很久,人都走了以后,屋里剩下我和老人。他坐在藤椅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小林。”“您说。”

“我给你添麻烦了。”“没有。”

“我听说了。”他说,“停了一个月。”

“一个月不长。”“一个月,少挣多少钱。”

“我不靠这个挣钱。”他笑了一下,笑得很轻。“我这辈子,欠人两笔。”他说。“哪两笔。”

“一笔是秀兰的。”他说,“一笔是你的。”“您不欠我。”

“欠。”他说,“你替我挡了三回。”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一串钥匙,放在桌上。

“这个给你。”“钥匙我不能要。”

“不是给你开门。”他说,“是给你留个念想。”我没接。他把钥匙又收回去了。

“那我留着。”他说,“等我走了,你再来拿。”一个月后,处理结论下来。通报批评,不停职,调离窗口岗位,做档案整理。

孙主任把决定书放在我桌上,一张纸,A4,右下角一个红章。“委屈吗。”他问。“不委屈。”

“你其实可以争。”“争什么。”“那杯水。”

“那杯水是我让他喝的。”我说,“我认。”孙主任看了我一会儿,把绿萝往我这边推了推。

“这盆花你带走。”“为什么。”

“档案室没窗户。”我抱着绿萝下楼。三楼到一楼,二十七级台阶,走到二楼拐角,我看见走廊的塑料椅上坐着一个人。

老人,他手里捏着一张单子。“小林。”“您怎么来了。”

“我排上号了。”他说。

19 平静离世

“您捐了住哪儿。”“养老院,已经排上号了,下个月入住。”

“陈姐知道吗?”“不知道。”

“我走了再告诉她。”“她要是哭呢。”

“她不会哭。”“她会说,老头,你早该去了。”

“您什么时候去。”“下个月十五。”

“我去送您。”“不用,我自己打车。”

“我不想让人看见我搬家。”“搬家难看。”他走的那天,我在窗口看见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陈姐把一个箱子搬上车。

他自己拉开车门,坐进去,没有回头。车开走的时候,陈姐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他把箱子拉上拉链,坐在床沿上歇了一会儿。“这个屋子,我住了四十年。”

“四十年,东西就这么点。”他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好。衣服放下面,药放上面,最上面是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他老伴的照片。“她得跟我走。”九月,学校请他去看,他去了,回来跟我说:

“牌子挂上了。”“红底白字。”

“字有点大。”“我跟校长说太大了,不体面。”

“校长说,就这么大。”“我说行吧。”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轻,不像在说一件大事,最后一次来公证处也是九月。

穿了一件新夹克,深蓝色。“陈姐买的。”“她说我去养老院得穿得体面。”“多少钱?”“一百八。”

“她还挺舍得。”他把夹克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这颜色是不是太亮。”

“不亮。”“我七十九了,穿这个像什么?”

“像去开会。”他笑了,说牌子挂上去那天,他在门口站了十分钟。有个小孩从里面出来,抱着一本书。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心里踏实了。”他说那块牌子,他让人做小了一号。

“大了不好看。”第三年一月,他走了,陈姐早上七点到,敲门没人应。她有钥匙。

开门进去,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上很平静。

像睡着,陈姐说,那天早上她有一种感觉。走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四楼的窗户关着。

平时那个点,窗帘会拉开。她跑上楼的,四层,跑得喘。开门,叫人,没人应。

她站在床边看了很久,伸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下巴。“他怕冷。”“冬天总说脚凉。”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平。“林公证员。”“周老师走了。”“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说完这句,她在那头停了几秒,然后说:“我先给他擦个脸。”

她说她那天把窗帘拉开了,拉开以后,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才上去。“我想着,他要是起来了,能看见我。”

陈姐说,那几天他一直在收拾东西。把抽屉里的纸一张一张撕了。“我问他撕什么,他说没用的。”

“撕完他把纸屑装进袋子,自己下楼扔了。”葬礼在殡仪馆办的,一个小厅,来了二十几个人,大半是学校的老师。

周斌站在最前面,穿一身黑西装,袖口上还挂着商标签。周小满站在旁边,眼睛肿着,陈姐站在最后一排,没往前挤。

“他最后说什么了吗?”“没说,走得很安静。”

“他前一天还跟我说,明天想吃饺子。”“我说行。”

“第二天没吃上。”“他生前有什么交代吗?”

“就一句,别办大的,来几个人就行。”灵堂里放的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黑白的,穿一件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

照片下面摆着一个搪瓷缸,是陈姐放的。她说他每天早上用它喝水,用了五年。

周斌在灵堂外面站了很久,陈姐给他递了一支烟。他接了,没抽。“他抽了一辈子,我没给他买过一包。”

陈姐站在最后一排,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是她自己买的,用报纸包着。

20 份遗嘱曝光

葬礼第二天,三个人都来了。周斌先到,周小满后到,陈姐最后。

三个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谁也不看谁。我把他们请进会议室。“周老师一共立了四份。”

“四份。”周斌站起来。“他疯了吗?”

“他没疯。”“每一份都有录像。”

“第一份,三月,全部给周斌。”“第二份,六月,全部给陈秀兰。”

“第三份,九月,全部给周小满。”“第四份,第二年五月,全部捐赠。”

“以最后一份为准。”“房子去年九月已经过户给学校了。”

“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说了。”

“他跟您说过三次。”“您一次都没听。”周斌把手按在桌上,按了很久,指节发白。“四份。”“对。”

“哪四份。”“您一份,陈女士一份,您孙女一份。”

“最后一份,捐了。”周斌坐下的时候,把西装扣子解开了。解完又扣上,周斌把四份都翻了一遍。

“这不可能。”“他最后一回见我,还说过年给我留了钱。”

“那是他跟您说的客气话。”“他从来没跟我提过要给您留钱。”

“哪一次。”“每一次。”他坐下去,手垂在膝盖上。

“我爸是不是早就想好了。”“是。”

“什么时候。”“从您十年前没回来那次。”

“我爸的存款呢。”“三十七万。”

“在哪个银行。”“我不知道,他没说。”

“那房子,现在归谁?”“学校。”

“手续都办完了。”“去年九月。”

“他为什么不给我留一句。”“他留了。”“在哪儿?”“本子上。”

“就一行。”他说完,看着桌上那四份遗嘱。“四份,一份都没我的。”周小满忽然开口。

“等一下。”“第三份是给我的。”

“对。”“那我为什么不知道。”

“您爷爷说,不告诉您。”“为什么?”

“他说您知道了会不要。”她低下头。“他说对了。”

“我不要。”“那我什么都拿不到。”

“拿不到,一份都没有。”“他给我留了个什么?”

“一个本子。”“本子里写了您。”

“一行。”“这算什么理由。”

“对他来说够了。”周小满低下头,两只手在膝盖上绞着。“我一个月来一次,是为了他。”

“不是为了房子。”“我知道。”她把面前那份复印件推回来,推得很轻。

“这个我不要。”“我来看他,不是为了这个。”她说她不要,是因为她爷爷最后那半年,她没来够。

“我以为还有很多次。”陈姐从包里拿出那个本子,很薄,封皮磨破了。“我在他枕头底下找到的。”

我翻开,前面记的是日期,一行一行,最后一页只有三行字。“周斌:三月来过一次电话,说了六分钟。”

“陈秀兰:五年,一千八百二十天。”“周小满:来了十四次,带了二十七斤水果。”

下面还有一行,字很轻。“我这一辈子算得很清楚。”“就是没算到,最后陪我的,是拿工资的那个。”

封面用透明胶粘过,粘了两道,我翻开的时候,纸页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前面的日期一直记到去年十二月。最后一条写着:“今日无。”

没有第二天,我把本子翻到最后,又翻回第一页。第一页的日期是三年前的三月。

字迹比最后那几页硬,那时候他手还有劲。陈姐说,本子她翻过一遍,看到最后那行,她哭了一场。

“我不是为他哭。”“我是为我自己。”周斌看着那三行字,看了很久。

“六分钟。”“我打了六分钟。”

“他连这个都记。”“他一直在数。”陈姐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

“林公证员。”“这个本子我能留着吗?”“能。”“那我不烧。”

“他自己说烧。”“他说烧,是怕我们打架。”

“现在打不起来了。”她走到门口,回过头。“林公证员,我想问一句。”

“您说?”“我以后要是老了。”

“也来找您立遗嘱。”她走了,本子抱在怀里。我坐回窗口,把那四份档案按日期排好。

最上面一份是第二年五月的,档案柜第五个抽屉,现在装了半抽屉。

我把最上面那份往里推了推,关上抽屉,锁好。窗外又开始下雨,(全文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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