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爱情十有九悲。
我与周怀川之间的仇怨，我爹说是血债，须得血偿。
我以为这辈子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可等到东洋人的炮火轰开了城门，他穿着军装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才明白，在时代巨轮面前，我们那点刻骨铭心的恨与情，什么都算不上。
一、旧怨
民国十七年，我二十岁，头一回见着周怀川。
那日是我爹冯敬堂五十整寿。
冯公馆里摆了流水席，从正厅一直铺到花园里，红绸子扎的寿字灯笼挂了满树。
我爹是江州城商会会长，做丝绸起家，后来开了钱庄，连省里的大帅见了他也要称兄道弟。
来贺寿的人乌泱泱的，门口收礼的账房先生手都写酸了，最后拿了印章，蘸了印泥啪啪往礼簿上盖。
我穿着一件月白色新式旗袍，是我爹特意请上海师傅来裁的，领口镶一圈细米珠。
我站在爹身旁给长辈们敬茶。
茶是上好的黄山毛峰，我端得手腕发酸，笑也笑得腮帮子发麻。
周怀川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
他穿一件灰布长衫，腋下那块儿补丁摞着补丁，针脚粗粗拉拉的，一看就是自己缝的。
手里提着一盒点心，那种街角铺子里最便宜的桃酥，油纸包上洇出几个圆圆的油印子。
在满堂穿绸挂缎的宾客里，他扎眼得像一匹好缎子上落了只灰扑扑的蛾子。
满厅的喧嚷像被人拧小了声音，十几双眼睛齐刷刷落在他身上。
可他偏偏站得笔直，脊背挺得像根竹竿，不卑不亢地穿过人群，走到我爹面前，微微欠身。
“冯会长，晚生周怀川，受聘于城西敬德学堂，特来给您贺寿。”
我爹脸上那团笑僵了半瞬。
旁人听不出，我却是知道的，周这个姓，在我爹面前是提不得的。
十八年前，周怀川的爹周秉坤跟我爹合伙做丝绸生意，后来闹出“通匪”的罪名。
周秉坤被枪毙在大校场，周家所有家产充了公，冯家则凭空多出三间铺面。
我爹常教育我，做人要心善，可他也说过，周家的事谁要再提起，就是跟他冯敬堂过不去。
有一回厨房老妈子跟花匠嚼舌头，说了句“周家那会儿多惨哟”，叫我爹听见了，当天就把老妈子辞了，花匠扣了半月工钱。
我爹很快把那瞬的僵硬抹平了，笑呵呵接了点心，叫管家多抓两把瓜子给这位周先生。
周怀川道了谢，目光在厅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这位是大小姐吧？冯会长好福气。”
我点点头，没接话。
他那双眼睛说不上冒犯，可看人的时候像在打量一件物什，把你值几斤几两都估好了价。
我心里头不大舒服，把茶碗往托盘里一搁，转身去招呼别桌客人。
走出去几步回头瞟了一眼，他正站在点心架子旁边，捏着一块桃酥端详，像在鉴定成色。
寿宴散后，我问我爹：“那个周怀川，是周秉坤的儿子？”
我爹正在泡脚，听了这话脚盆里的水晃出来半圈，泼了一地。
伺候洗脚的小丫鬟吓得赶紧拿抹布来擦，我爹摆摆手把她轰出去，自己拿脚在盆沿上蹭了蹭。
“你离他远些。周家人命硬，克父克母，沾上了没好事。”
我应了声是。
可我爹说这话时不敢看我，眼睛盯着脚盆里飘飘悠悠的艾草叶子，像那里头藏着什么了不得的机密。
我爹这辈子撒谎有个毛病，一说假话就爱盯个没要紧的物件。
小时候我问他娘去哪儿了，他盯着房梁说“你娘去苏州买绣线了”。
其实我娘是跟个唱昆曲的武生跑了，全江州城都知道，就他自己以为瞒得严实。
江州城就这么大，敬德学堂的先生们逢年过节是要来商会领笔墨银的。
端午、中秋、年关三节，我替爹去送过两回。
每回都能碰见周怀川。
他教的是国文，娃娃们扯着嗓子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就站在廊下，手里捏着半截粉笔，安安静静听。
廊下挂着一串红辣椒，是秋天他领着学生晒的，说是教娃儿们认节气。
有个娃娃背错了书，他也不恼，走进去拿粉笔在桌上画个圈，让那娃娃把圈里的字抄二十遍。
有一回我送完东西往外走，正碰见他送学生出门。
一个小女娃鞋带散了，蹲在门槛上自己跟那儿系，系了死疙瘩解不开，急得直吸鼻子。
周怀川走过去蹲下，把自个儿长衫下摆一撩掖在腰上，给娃儿解疙瘩。
他那双手又瘦又长，骨节分明，解的工夫嘴里还念叨：“不急不急，回去路上当心车。”
那女娃蹦蹦跳跳跑了，他才直起身来跟我点头。
“大小姐又替会长跑腿。”
“我爹腿脚不便。”我说。
他笑了一下，那笑说不上热络，倒像秋天最后一茬蝉鸣，透着股说不清的倦。
“冯会长好腿脚，去年商会改选，他上台讲话站了半个钟头呢。底下百十号人拍巴掌，巴掌拍得越响，他站得越直。”
这话接得未免刻薄了些。
我脸一沉：“周先生对我爹倒是上心。”
“杀父之仇，不敢不上心。”他说得风轻云淡。
我攥紧了手包，转身就走。
走出去七八步，听见他在后头慢悠悠补了一句：“大小姐别恼，我这个人说话直。
你回去告诉会长，就说周怀川记性极好，十八年前的事，桩桩件件都记着。他哪天得空了，我上门跟他细聊。”
我回家把这话原封不动学给我爹。
我爹沉默了很久，把手里盖碗搁下，磕出一声脆响，碎瓷片子溅了一桌子，上好的雨前龙井顺着桌沿滴答往下淌。
小丫鬟要过来收拾，被他吼了一嗓子“滚出去”。
“他记着？他还敢记着？当年他爹私运烟土给革命党，要不是我提前跟衙门通了气，整个江州城都得跟着吃挂落儿。
我没让他周家绝后，已经是菩萨心肠。”
我爹说这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不像菩萨，倒像庙里瞪眼的金刚。
他越说越气，把桌子拍得山响，“他周秉坤自己作死，怨得了谁？
我给过他路走，他不走，非得往死路上奔。
他儿子现在来跟我翻旧账，行啊，让他翻。看他翻出什么花来。”
可那天夜里我起夜，路过他书房，听见里头有翻箱倒柜的动静。
门缝里漏出一线光，我扒着门缝往里瞧，我爹蹲在地上。
把柜子底下的旧账本一摞一摞往外搬，每搬一摞就翻开来看看，然后丢进脚边的铜火盆里。
火苗子蹿起来老高，映得他一张脸忽明忽暗，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真切，只断断续续逮着几个字：“三月十七……这页……撕了……”
第二日管家悄悄告诉我，老爷把民国元年的几本旧账翻出来烧了，烧了小半夜，灰都埋在后院石榴树底下了。
管家说这话时拿手捂着半边嘴，眼睛滴溜溜转，说完还加一句：“大小姐，我可什么都没说。”
二、孽债
周怀川在敬德学堂教了半年书，名声渐渐传开了。
江州城的太太小姐们办诗会，爱请他去品评。
他写一笔好字，颜底柳面，端正里头带几分筋骨。
又会讲些北平上海的新鲜事，什么胡适之提倡白话文啦。
什么电影明星胡蝶跟阮玲玉谁更好看啦，说话文绉绉的，跟那些张嘴就是银钱生意的商人们不一样。
我表姐嫁到省城，回门时在诗会上见了他一面，回来拉着我的手说。
“南絮，这个周先生人不错，就是穷了些。可穷怕什么？人好就行。你要不嫌弃……”
我把茶碗重重一搁：“表姐，他是周秉坤的儿子。”
表姐张了张嘴，拿帕子按了按嘴角，再没提这茬。
可过了半晌她又憋不住：“周秉坤是周秉坤，他是他。
我看这年轻人不坏，上回诗会散了，他帮张太太拎东西，一直拎到巷子口，张太太给他车钱他都没要。”
“他那是收买人心。”我说。
可江州城的人记性都不太好，或者说，穷人的记性尤其不好，谁给块糖吃就记谁的好。
周怀川教书教到第二年，商会改选，有几个年轻会员竟推举他当文书，说他字好人正办事公道。
我爹气得摔了一套粉彩盖碗，碎瓷片子扫了半簸箕，最后花钱买通票箱，把周怀川的名字划了。
这事儿办得不算体面，票箱里的选票对不上数，有个姓孙的副会长当场拍了桌子，说冯敬堂你把商会当自家堂会呢？
我爹脸不红心不跳，说孙老弟你消消气，回头我请你吃鱼翅席。
鱼翅席吃了，事儿也压下去了，可商会里从此分出两拨人，一拨跟着我爹，一拨明面上不说什么，背地里跟周怀川走得近。
周怀川没闹，也没再提这茬。
他照常教书，照常给穷学生垫纸笔钱。
开春的时候还在学堂后头开了块菜地，说是教娃娃们认得五谷。
我去学堂送端午节的粽子，正看见他挽着裤腿在浇粪，粪桶搁在脚边。
他拿长柄勺一瓢一瓢往菜畦里泼，泼得均匀仔细，像在写字。
“周先生好兴致。”我站在田埂上。
他头也不抬：“大小姐见笑。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晚生扫不了天下，只好先扫扫粪。
等秋天收了菜，给娃娃们一人分两棵白菜，也算没白吃学堂的饭。”
我把粽子搁在田埂石头上，转身走了。
走出不久，听见身后勺碰桶沿的响动停了。
“冯南絮。”他头一回叫我全名，不叫大小姐。
我站住了，没回头。
“你爹烧账本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我攥紧了食盒提手。“不知道。”
“那你回去问问他，民国元年三月十七那本流水，记得不记得最后几页记的是什么。
问清楚了，你要还觉得我周怀川该千刀万剐，我认。”
我没回头，脚步越走越快，走到巷口拐弯的地方才敢拿手去扶墙。
手心全是汗，把食盒提手浸得滑腻。
我在书房窗根底下听见他念叨过这个日子，说“三月十七这页得撕干净，一个字都不能留”。
回家我到底没忍住。
趁我爹去商会开例会，我溜进书房翻了个底朝天。
账本早烧了，可柜子最里头塞着一本《秋水轩尺牍》，油蜡纸封套，看着不起眼。
我抽出来一翻，书脊是空的，里头塞着一卷发黄的纸，用牛皮纸信封装着。
我抖出来一看，是民国元年三月十七那天的流水抄件。
上头记着：付周秉坤烟土款，大洋二百，付衙门李师爷茶敬，大洋五十，付大校场枪决队茶敬，大洋三十。
二百块大洋的烟土款。
我爹当年告周秉坤私运烟土，可他自己也买了周秉坤的烟土。
买完了，再把人卖给衙门，钱货两讫，还赚了三间铺面。
我拿着那卷纸手抖了半天，纸上字迹我认得，是我爹的亲笔，一笔一划板板正正，跟他给官府递的状子一个字体。
我把那卷纸原样塞回去，回屋躺了半天。
午饭没吃，晚饭也没吃，我爹派丫鬟来问，我说身上不自在，歇歇就好了。
躺到掌灯时分，起来洗了把脸去学堂。
周怀川正在批作业，桌上堆着两摞毛边纸本子，他拿红笔一本一本圈点。
见我进来，搁下笔，把凳子往外挪了挪。
“问清楚了？”
“问清楚了。”我在他对面坐下，“周先生，你爹当年是不是真运了烟土？”
他愣了一愣，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直白。
“运了。给我娘治病，那会儿江州城只有他手上有路子弄到那批货。
我娘咳血，郎中说要拿参汤吊着，参汤里得兑烟膏子止疼。
我爹跑了半个月，把家里能当的都当了，凑了二百块大洋。”
“所以也不全是冤枉你爹。”
“我没说我爹干净。”周怀川把作业本合上，摞成一摞。
“大小姐，我跟你爹的仇，不光是烟土。他告密之前，我爹已经跟他商量好了，烟土赚的钱分他四成。
我爹说敬堂兄你路子广，帮我这一回，往后我做牛做马还你。
你爹满口答应，转脸就去衙门领了赏钱，拿我爹的命换他冯家的铺子。
我娘死的时候，家里连买棺材板的钱都没有，是隔壁王婶子给凑的。
那年我九岁，拿张破席子把我娘裹了，王婶子看不下去，把她自己的寿材让出来，我娘才没叫野狗啃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平的，跟念课文似的。
可我看见他拿粉笔的手在抖，粉笔灰簌簌往下落，在毛边纸本子上积了薄薄一层灰。
“你要报仇，冲我来。”我说。
“冲你？”他终于抬眼看我，那目光像冰面底下压着暗流，表面平平静静，底下的东西搅得急。
“冯南絮，我要是想动你，你早掉护城河里八回了。去年中秋你从诗会回家，走的那条巷子黑灯瞎火的，我就在后头跟着。
你掉了一方帕子，我给捡起来搁在你家门槛上了。我要想害你，那会儿推你一把就完了。”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
“杀了你，你爹顶多哭一场，该吃吃该喝喝。他冯敬堂心硬得很，死了闺女再娶一房姨太太生儿子就是了。
我要你好好活着，活得你爹提心吊胆，生怕哪天我把你拐跑了，让他冯敬堂断子绝孙。”
我端起他桌上那杯凉茶泼了他一脸。
茶叶沫子挂在他眉毛上，滴滴答答往下淌水。
他抹了把脸，笑了。“这就对了。泼得好。冯敬堂的闺女就该这个脾气。”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周怀川，我爹欠你家的，我替他还。你说个数。”
“你还不起。”他把湿了的作业本摊开晾着。
“不过冯南絮，你这句话我记下了。将来有一天我求你办事，你别赖账就行。”
三、长诀
民国二十年，我爹给我定了亲。
对方是省城王主席的侄子，叫王承业，留洋回来的，在中央银行做事。
我爹说王家根底厚，嫁过去吃不了亏。
我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王主席手里有枪，周怀川再能蹦跶，蹦跶不过枪子儿。
上半年商会改选又闹了一出，周怀川那边的人推他当副会长，票数居然跟我爹的人打了个平手。
最后我爹把孙副会长请到家里喝了顿酒，许了他儿子一个钱庄襄理的缺，孙副会长才反了水。
我爹回来跟我拍桌子：“这个周怀川，不把他弄走，我冯敬堂在江州城就睡不踏实。”
定亲前一夜，我去学堂找周怀川。
他正在收拾东西，箱笼摊了一地，娃娃们送他的泥人泥马摆了半桌子，有缺胳膊的，有掉脑袋的，他都拿纸包了小心翼翼地码进藤箱。
“你要走？”
“教育厅调我去省城师范。”他头也不抬，把一摞作业本码进箱底。
“你爹给王家递了话，王家给教育厅递了话，我再不走，下回递的就是拘票了。
冯南絮，你爹这回是铁了心要把我撵出江州城。”
我站在门槛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周怀川，你恨了我这么多年，就这么走了，甘心？”
他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身来。
学堂里只剩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把他半边脸照得明暗不定。
“不甘心。”他说，“可冯南絮，我跟你耗了三年，该做的事一件没做成。
你爹这个老东西太精，他宁可把闺女嫁给王家的蠢侄子，也不肯给我留半点空子钻。
我认栽。你回去告诉他，就说周怀川滚蛋了，让他晚上睡个安稳觉。”
“那你以后还回来吗？”
“回来做什么？看你和王承业永结同心？”
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他没躲，脸歪到一边，半晌正回来，嘴角破了个口子，渗出一丝血。
“打得好。”他说，“这一巴掌把我那点痴心妄想打没了。
冯南絮，咱俩两清。你回去当你王家少奶奶，我走我的阳关道。你爹欠我周家的，我下辈子再讨。”
他提着藤箱从我身边走过去，布鞋擦着青砖地，沙沙响。
走到巷口，他停了一停，没回头。
“对了，你那个王公子，我托人打听过。他在北平念书时经常跟同学一起逛窑子。”
说完他就走了。
我追到巷口，只看见个灰扑扑的背影，拐过街角就没了。
巷子里黑黢黢的，远处传来几声野猫叫春，叫得人心里发慌。
我回家跟我爹闹，说周怀川讲了王公子的腌臜事。
我爹捋着胡子笑：“南絮啊，男人年轻时候荒唐些有的，你爷爷还讨过三个姨太太呢。
王家根底厚，别的都是虚的。再说了，那些留洋回来的，哪个不在外头胡混几年？过了三十就收心了。”
我到底嫁了。
嫁过去头一晚，王承业喝得醉醺醺的，进洞房就吐了一地，我伺候了半宿。
婚后头一年他还装装样子，按月回家吃饭，月初给我家用，出门应酬也带着我。
第二年就原形毕露了，先是夜不归宿，后来干脆在外面租了间小公馆，养了个唱评弹的。
我回娘家哭，我爹就叹气：“忍忍，忍忍就过去了。等生了儿子就好了。”
我忍着忍着，没等来儿子，等来王承业把评弹艺人领回家，说要把人抬成二房。
我跟他吵，他抬手要打，我抄起桌上的铜镇纸砸在他脚面上，他抱着脚跳了半天，骂骂咧咧走了。
我忍到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的炮响了。
王承业头一个跑路，带着小老婆和细软往香港去，连声招呼都没跟我打。
我清早起来，看见他屋里柜门大开，衣裳箱子全空了，床头柜上搁了张字条：南絮吾妻，战乱之际，各自保重，勿念。
落款是个“业”字，写得龙飞凤舞。
我爹急得中风，半边身子瘫在床上，商会也没人管了。
正乱着，周怀川回来了。
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肩章上扛着少校衔，身后跟着两个勤务兵，皮靴踩在冯公馆水磨石地上咯噔咯噔响。
比起六年前那个穿破长衫的教书先生，他黑了，瘦了，眉骨上添了道疤，从左眼梢斜劈到太阳穴，像条灰白色的蜈蚣。
我爹躺在床上，看见他进来，嘴歪眼斜地往外吐唾沫。
周怀川摆摆手：“冯会长别激动。我如今是军政部运输处江州站站长，管着往前线运粮运弹药的差事。
您这公馆地势好，挨着码头，我征用了。”
“你……你……”我爹“你”了半天，没“你”出下文，一口气没上来，眼白往上翻。
我赶紧给他顺胸口，回头瞪周怀川。
“你要气死他？”
“气死他我偿命。”周怀川从皮包里抽出一张纸，“征用令，军政部大印盖着呢。冯南絮你识字，自己看。”
我接过来扫了一眼，白纸黑字红戳子，挑不出毛病。
“您放心，我周怀川不干落井下石的事。您这公馆我给您留三间偏房，您跟大小姐住着，我按月给租钱。”
他从兜里摸出三块大洋搁在床头，“先付一个月。”
我爹气得翻白眼，我赶紧给他灌了半碗参汤。
周怀川看了我一眼，那目光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他看我像看件值钱的物什，如今像看个活人。
“冯南絮，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跟到廊下。他从皮包里又抽出一张纸。
“运输站缺个管账的。你在王公馆当了几年家，算盘会打吧？”
“会。”
“一个月八块大洋，管吃，不管住。你爹这情况离不开人，你每天来站里对完账就回去。”
他把纸往我手里一塞，“冯敬堂欠我周家的，你替他还。”
我拿过那张纸看了一眼，是张委任状，底下盖着军政部的大印。
“周怀川，你以前说要我活着，让你爹提心吊胆。现在我爹瘫了，你称心如意了？”
“称心如意？”他把皮包扣上，扣子咔嗒一响。
“冯南絮，我要是真称心如意，这会儿就该把你爹扔大街上。可我没那么干。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东洋人打过来了。我手底下三十条船，要往南京运三千吨弹药。
账本乱得跟鸡窝一样，我手下那些兵痞会打枪不会打算盘。你干不干？”
“干。”
四、烽烟
我在运输站管了三个月账。
周怀川那摊子事烂得超出我想象，前头站长是个蛀虫，把公家的柴油倒卖给黑市，账上做平了，可船队出勤记录对不上。
我熬了几个通宵把窟窿找出来，列了张单子搁在周怀川桌上。
他看完单子，把军装扣子一解，别上驳壳枪就要出门。
“你干吗去？”
“抓人。”
“你一个人去？”
“一个人够了。那小子见了我腿就软。”
“你多带几个人。”
“带多了人，打草惊蛇。”
我拦不住他。他一个人去的，半夜回来的，脸上挂了彩，左胳膊缠着绷带，血洇出来把纱布染得通红。
“那小子狗急跳墙，掏了枪。”他坐在椅子上，把胳膊搁在桌上让我换药。
“我躲得快，子弹擦着耳朵过去的。妈的，差点让他把老子耳朵打掉。”
“活该。”我拿药棉蘸烧酒给他擦伤口，他疼得龇牙，“谁让你不多带两个人。”
“带多了人，那小子就不掏枪了，回头上峰追查，说我逼供。现在多好，他先动的枪，我把他打死都没话说。”
“你把他打死了？”
“没。打折了条腿。让他坐牢去，牢里管饭，比在外头祸害人强。”
这话说完不到半个月，南京沦陷了。
大批难民涌到江州，码头乱成一锅粥，大人喊孩子哭，行李卷儿扔了满地。
周怀川的船队本来要往上游撤，他临时改了主意，把三条运弹药的空船腾出来运难民。
我跟他说这不合规矩，上峰要追查的。
“查就查。枪毙我我也得拉这一趟。”
“你拉了这一趟，以后运输站的差事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他站在码头上，风把军装下摆吹得猎猎响。
“冯南絮，你往上游撤，带上你爹。这三船人拉到武汉我就回来。”
“回来做什么？差事都没了。”
“回来接着拉人。船没了就找船，找不到船我就拿脚走。总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叫东洋人祸害。”
我没走。
我把我爹托给表姐带走，自己留在站里帮他调度难民船。
头三天运出去一千多号人，码头上天天挤得水泄不通。
有个老太太抱着只老母鸡死活不肯上船，说鸡是她命根子，鸡在人在鸡亡人亡。
周怀川过去劝了半天，最后把鸡接过来抱在怀里：“大娘您先上船，鸡我给您抱着，保证一根毛都不少。”老太太这才颤巍巍上了跳板。
第四天东洋人的飞机来了，贴着江面扫射，子弹打在水面上噗噗冒白烟。
周怀川站在趸船上指挥难民上船，子弹把他脚边铁板打得叮当响，他动都不动，嗓子都喊劈了：“别挤！让老人孩子先上！船够！都走得掉！”
“你下去！这里我来！”我冲他喊。
“你会看吃水线？你知道哪条船还能再塞五十个人？”他头也不回。
“冯南絮，回屋里去，别在这添乱。”
我回了屋，把账本银箱都锁好，出来时候手里多了杆从散兵手里买的汉阳造。
周怀川看见我扛着枪下来，愣了。
“你会放枪？”
“我爹以前护商团，我十岁就会打枪。后坐力大，得抵紧了肩膀打。”
他看了我半天，嘴角往上一扯：“行，冯南絮，你这辈子总算干了件让我顺眼的事。
码头东头归你，西头归我，看见东洋人的飞机低过房檐你就搂火，打不着也吓它一跳。”
我们在码头守了七天，运出去三千多号难民。
第八天武汉来电，说运输站就地裁撤，人员编入野战部队。
周怀川编入五十七师运输营，我编入师部野战医院卫生队。
出发前一夜，他把我叫到站里。
站里东西都搬空了，就剩张破桌子和两把椅子。他从抽屉里摸出个布包。
“这个给你。”
我打开，里头是那卷民国元年三月十七的流水抄件。
我爹当年烧的是真账，这本是他自己抄的，前头几页都黄得发脆了，边角拿糨糊粘过。
“我留了这些年，本想等扳倒你爹那天贴到城门楼子上去。”
他点了根烟，烟是劣质的骆驼牌，呛得他直咳嗽。
“现在看没意思了。东洋人打过来，你爹那点破事连个屁都不算。
你拿着吧，回头你爹要是再跟你唠叨周家人不得好死，你就拿这个堵他嘴。”
“你自己留着，等打完仗再说。”
“打完仗？”他把烟掐灭在桌沿上，烟头滋啦一声。
“冯南絮，我比你清楚，五十七师这一去，能回来一半就不错。咱俩那点仇，今天算了结了吧。”
“怎么算？”
“你替我管了三个月账，帮我抓了个蛀虫。我救了你和你爹两回，难民船上也有你一份功劳。
恩怨相抵，从今往后，咱俩就是……”
他想了半天，没想出个合适的词。
“就是同志。”我说。
他笑了一声，笑得很轻，像那年开春在菜地里，他拿长柄勺泼粪时溅起的水花。
“对，同志。”他把布包往我怀里一推。
“同志，这个你拿着。万一我回不来，你替我收着。
万一你回不来，我替你收着。
咱俩总得有一个活到打完仗，把这笔烂账给后人看看，让他们知道民国元年江州城出过这么档子事。”
“你少说丧气话。”
“这叫有备无患。”他把军帽戴上，帽檐压了压。
“冯南絮，出发了。你走前头，我走后头。
你那个卫生队缺药少绷带的，到了地方给我来个信，我想办法给你匀。”
五、殉国
民国二十七年秋，五十七师在田家镇布防，拦着东洋人往武汉打。
我在师部卫生队，每天从前沿抬下来的伤员把帐篷塞得满满当当，消毒水味儿混着血腥味儿，呛得人睁不开眼。
纱布不够用，拿老百姓捐的被单子撕了煮过再用。
麻药更缺，锯腿的伤员一人灌半碗烧酒，嘴里塞条毛巾，锯完了毛巾能咬烂。
周怀川在运输营当营长，管着往前沿送弹药和往回运伤员。
他每回送完弹药都来卫生队转一圈，不看我，看伤兵名单。
“今天死了几个？”
“六个。”我把登记簿递给他。
他翻一遍，在本子上记一笔。
从田家镇打到富池口，四十多天，他那本子上记了四百多个名字。
有一回他记完了，把本子一合，蹲在帐篷门口抽了根烟。
抽完了站起来，跟我说：“冯南絮，你猜我在运输营干得最顺手的是哪档子事？”
“运弹药？”
“运棺材。”他把烟头踩灭，“今天送了二十七口，明天还得送三十口。棺材不够用，拿芦席裹，芦席不够用，拿麻袋。
我手底下那帮兵现在练出来了，麻袋怎么裹不散，比打枪都熟。”
九月十六那天，东洋人突破了富池口，师部下令撤退。
卫生队的船不够，周怀川从运输营调了四条木船过来，亲自押船。
装船装到一半，东洋人的炮追上来了，炮弹落在江心里，炸起的水柱比桅杆还高，江水泼上甲板，把伤员身上绷带都打湿了。
“开船！赶紧开船！”周怀川在岸上吼。
最后一条船离岸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带着运输营剩下的人还在往船上扛伤兵。
炮弹落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他晃都没晃。
有个小兵腿软了爬不上跳板，他过去一把把人拽上来，扛在肩膀上就送上了船。
船到江心，我听见后头一声巨响。
再回头，码头已经炸平了，浓烟滚滚往上冒，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宜昌收拢卫生队残部，等了半个月，没等到周怀川。
师部下来一份阵亡名单，运输营营长周怀川，九月十六日富池口殉国，尸骨无存。
我在名单上签了字，手抖得笔都拿不稳，字写得歪七扭八。
签完了把名单一合，继续收治伤兵。
那天晚上我躲在帐篷后头哭了一场，哭完了拿袖子擦擦脸，回去给伤员换药。
第二年开春，我在长沙碰到运输营一个老兵，姓赵，山西人，原先给周怀川当勤务兵。
他说周营长那天没死，腿上挨了弹片，被老乡抬走了，后来编进别的部队，再后来听说去了别的队伍。
“他让我给您带句话。”赵老兵说，“他说那本账册在他行李里头，要是他回不来，让您找军需处要。”
“他原话怎么说的？”
赵老兵挠了挠后脑勺：“原话是，你跟冯南絮说，那本账我管了两年。她要是敢说我把账弄丢了，我托梦骂她。”
我没去找。
那种年月，今天活明天死，找不着的。
再说他要是活着，自己会来找我。
他不来，就是没空来，或者来不了了。
民国三十三年，我随远征军医院在滇西，四月里收复腾冲，从前线抬下来一批重伤员。
其中有个少校，浑身缠得只露一双眼睛，右腿从膝盖以下没了，纱布上渗着黄水。
我给他换药，他疼得直哼哼，哼着哼着突然不哼了，把嘴上的纱布扯开，冲我笑。
“冯南絮，你这辈子总算干了件让我顺眼的事。”
我手里的镊子差点掉地上。
“周怀川？”
“别哭，你哭起来难看。”
我没哭，我拿酒精棉球使劲摁他伤口，他疼得龇牙咧嘴。
“你这些年死哪去了？”
“缅甸。跟孙立人打密支那，腿让炮弹皮削了，截了。”
他拍拍床沿，“坐。跟你汇报汇报，你那本账我后来又管了两年。
你那个王公子后来跑香港去了，我托人打听了，前年死在香港，痨病。你算是熬出头了。”
“谁问你王公子了。”
“不问王公子问什么？问我想没想你？”
他把手枕在脑后，眼睛望着帐篷顶，“想了。在野人山的时候，饿得吃皮带，我就想你那年在学堂泼我那杯凉茶。
龙井吧？真他娘的香。我跟赵老兵说，等打完仗回去，头一件事就是找冯南絮讨杯茶喝，她要是再泼我，我就再笑一回。”
他在腾冲医院住了一个月，腿伤口长好了，装了条木腿，拄着拐又闹着要上前线。
上头不批，他就转业到军需处管被服。
我跟着医院往保山撤的时候，他把他那根拐杖送给我。
“拄着，山路滑。”
“你自己拄什么？”
“我坐车。”他拍拍军需处那辆破吉普，“冯南絮，打完仗你打算做什么？”
“回江州，开个账房。”
“那我呢？”
“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我跟你合伙开账房怎么样？”
“你会打算盘？”
“你教我。”
民国三十四年春，东洋人打到滇西独山，军需处往前沿送被服。
周怀川跟车押运，在盘山路上碰见东洋人飞机扫射。
司机当场死了，方向盘往崖壁方向上撞，车头撞上岩壁，周怀川人没下来。
消息传到保山医院是三天后。
军需处派人来收拾遗物，一个铁皮箱子，里头有张存折，存了八年的薪饷，一块没花。
存折底下压着张纸，写着：
“冯南絮亲启。账房本钱。要是不够，你添点。要是嫌少，你就当我这些年利息没算对。”
我拿着存折去昆明中央银行取钱，连本带利三百四十二块大洋。
柜台里的小伙子问我：“太太取这么多钱做什么用？”
“开账房。”
“开账房三百块不够吧？光租门面就得二百。”
“那就先摆个摊。”
我在昆明开了间小账房，租不起门面，就在巷子口支了张桌子，招牌上写“川絮号”。
有人问这名字什么意思，我说没意思，找俩字凑数。
第一个月接了四单活，帮人代写书信、代算工钱，挣了六块大洋。
第二个月添了块木板，帮人记流水账。
第三个月有个绸缎庄找我管月账，一个月给八块。
我攒了两年，把巷子口那间铺面盘下来，招牌换成了木板刻的，金漆描字，还是那三个字。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昆明那天，我关了账房，买了瓶烧酒去城外山上。
那山上有座无名烈士墓，木牌子上没刻名字，只刻了个编号。
我对着墓碑把酒喝了半瓶，剩下半瓶浇在地上。
“周怀川，你这个骗子。说好打完仗回来合伙开账房，账房我开了，你人呢？”
山风刮过来，刮得漫山遍野的野菊花乱晃。我把空酒瓶搁在墓碑前头，下山去了。
后来我活到八十八岁，死在昆明那间账房里。
邻居三天没见我开门，砸了锁进来，发现我趴在桌上，手边摊着本旧账册。
最后一页写着民国三十四年春，亡夫周怀川阵亡抚恤金，大洋三百四十二元整。
底下画了个勾，旁边蝇头小楷批了四个字：
两清。不值。
邻居把账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看不懂最后那四个字什么意思。
一个来帮忙的街道干部说，大概是老太太糊涂了，写错了账。
他们把我葬在城郊公墓，墓碑上刻“冯南絮女士之墓”，旁边空着半块地方，谁也不知道该刻什么。
账册被街道收走了，夹在一摞废旧报表里头，后来送去了造纸厂。
没人再记得民国元年三月十七那笔二百块大洋的烟土款。
也没人再记得有个叫周怀川的教书先生，曾经站在菜地里一瓢一瓢地浇粪，等着秋天收了白菜给娃娃们一人分两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