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老街口修伞，修了三十一年。摊子在邮局旁边，靠着邮局的墙，一把大伞撑开，伞底下是我的一张矮桌、一只木箱、一个小马扎。我一天从早上七点坐到天黑，只要不下大雨，我就来。找我修伞的人，一天七八个，下雨前后多，一天二三十个。我今年五十九，姓傅，叫傅长明。我年轻时候在伞厂做过工，做了十四年，厂子散了，我就摆了这个摊。
三十一年，我修过的伞，有一万多把。伞这个东西，我分五样。头一样是油纸伞。竹骨，纸面，刷桐油。这伞老，现在少，一年修不了几把。修的时候要小心，纸脆，一碰就破。第二样是布伞。布面，铁骨，伞骨有八根、十根、十二根。这种伞结实，能用十几年。第三样是尼龙伞。轻，颜色多，伞骨细，钢的。这伞便宜，坏了很多人不修，直接扔。
第四样是折叠伞。三折的、五折的，骨头细得像筷子。这伞最难修，骨头一断，整把就歪。第五样是自动伞。一按就开，里头有弹簧、有弹片。这种伞，我不大修。我的木箱有三层。头一层装伞骨：竹骨、钢骨、铁骨，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一捆一捆，捆着绳。伞骨有二百多根，是我三十一年攒的。
第二层装伞面：布、尼龙、绸、油纸，一块一块，卷着。还有几卷线、几轴蜡线、一小罐桐油、一小瓶浆糊。第三层装工具：一把钩针、一把剪子、一把小刀、一把钳子、一根竹尺、一块磨石、几个铜丝圈。这个箱子是我自己做的，杨木，三十一年，箱角磨圆了，箱盖上的搭扣换过三回。
我的钩针，是我自己磨的。钩针是一根钢丝，三毫米粗，二十公分长。一头磨尖，一头弯成钩。磨的时候我用砂轮，磨了半个钟头，磨完了在磨石上磨光。这根钩针，用处是把伞骨从伞面的小布里穿过去。伞骨和伞面之间有一道布套，骨头要穿进去，用钩针一钩，就过去了。
用钩针要轻：钩重了，布套破；钩轻了，钩不出来。这根钩针我用了二十八年，磨短了四公分。换一根伞骨，工序是这样的。先把伞撑开，找到断的那根，把伞面从骨头上解下来。解的时候要一根一根解，解到断骨那一根。把断骨抽出来，量长度。量完了从箱里找一根相近的，长一点没关系，长了可以削。
新骨削头，削成原来的形状。削完了，穿进布套，用钩针钩过去。穿好了，把伞面一根一根套回去，套到最后一根，收拢，撑开，看正不正。正了，就在骨头和伞面的接头上缝两针。缝完了，这把伞就算完了。一道工序，四十分钟。换伞面，是另一个活。伞面坏了，从伞骨上一块一块解下来，解的时候按顺序摆，摆成一圈，记住哪块在哪。解完了，把旧面摊平，照它的样子剪新面。
新面剪八片、十片、十二片，剪完了，一片一片缝起来，缝成一个伞形。缝的时候用蜡线，缝密一点，缝完了刷桐油。桐油刷两遍，第一遍薄，第二遍厚，刷完了晾一天。晾干了，把新面套上伞骨，一根一根穿，穿完了收拢，撑开，看圆不圆。换一个伞面，两个钟头，收八块。
补一个洞，是最常的活。伞面上破了一个洞，洞有大有小，小的指甲盖大，大的巴掌大。小洞，我剪一块布，比洞大一圈，用浆糊贴上。贴的时候把布的四边压平，压完了晾半个钟头。大洞，得缝。剪一块布，垫在洞底下，沿着洞边缝一圈，缝完了刷一层桐油。补完了，从里头看，能看出一道补丁；从外头看，补丁的颜色浅一点。
2
客人多半不嫌。他们说，能挡雨就行。补一个洞，两块钱。折叠伞最难。折叠伞的骨头细，一节一节，中间有弹簧片，有钢丝。骨头一断，得换整节。换的时候，先把伞拆开：伞柄、伞杆、伞骨、伞面，一样一样拆。拆到骨头那一层，把断的那一节抽出来。抽出来了，量。量完了，找一节相近的。没有一样的，就削、就磨、就改。
改好了，装回去，试。试的时候一按，看它弹不弹。折叠伞我修一把要一个钟头，收五块。我一天修几把伞？晴天五六个，阴天十几，下雨前后二三十。一个洞两块，一根骨四块，换面八块，折叠的复杂活五块。一天平均三十块，一个月九百，一年一万。这一万块，我跟我老伴两个人用。她二零一三年退了，原来在街道的缝纫组。
我这一万块，够饭，够药，够交水电。剩的不多，剩下的我攒着，攒着买伞骨。我的生意跟天走。天要下雨了，人来修伞；下过雨了，人也来修伞。下雨的时候没人来，我坐着。最快的一天，是暴雨前一天，从早到晚来了三十六个，修了四十一把。那天我连水都没喝，天黑收摊，手抖得拿不住钩针。
最差的一个月，是旱月，一个月修了二十把，挣了五十块。那一个月，我一天坐在伞底下，看邮局的人进出。天给我活，我给天干活。下雨天我也出摊。下小雨，我把撑在摊上的大伞往外挪一点，自己缩在伞底下。伞大，能挡两个人。下大雨，我把摊上的伞全撑开：撑一把在我左边，撑一把在我右边，撑一把在后头。三把伞围成一个窝，我在窝里坐着。
有一年夏天暴雨，我在伞底下坐了四个钟头。雨打在伞面上，噗噗的，伞骨弯下去又弹起来。那天没有一个人来。我坐到最后，把三把伞收了，浑身湿了一半。撑在摊上的那把大伞，是我这摊的门面。伞是蓝布的，直径四米，伞骨十二根，铁管的伞杆，杆底下有一个水泥墩。
这把伞是伞厂的样品，一九九六年厂里做外销，做了几把特大的，摆着看。厂散了，我拿了一把回家。我用它三十一年。伞面换过两回，头一回是蓝布，第二回还是蓝布。伞骨断过四根，我一根一根换。伞杆底下的水泥墩，是我自己浇的，一个旧油漆桶，灌了水泥，插上杆。
那把大伞，是我这摊的规矩。伞一撑开，摊就开了；伞一收，摊就收了。街上的老客远远看见这把蓝伞，就知道我在。有一年冬天风大，把伞刮倒了，砸在邮局的门上。邮局的人出来看，说，傅师傅，你的伞倒了。我说，我扶。我扶了半个钟头，扶起来，重新插进水泥墩，用绳子拴在邮局的窗框上。
那一年冬天，我一连拴了七天，天天拴。老晏是我最熟的老客。他七十二，在菜市场卖鱼，卖了四十年。他的摊上有三样：一盆活鱼、一把刀、一块木板。手上腥，一天洗手二十回。他每个月初一来我摊上，坐下来，说，傅师傅，我这伞又不顺了。我说，拿来。他的伞是一把黑布伞，铁骨，八根。伞面上有两个补丁，都是我补的。
我给他调骨头、紧螺丝、补洞，收两块钱。他给两块，然后说，下个月见。老晏那把伞，四十年了。伞是他媳妇陪嫁的，一九七几年的货，铁骨厚，布面结实。伞柄是木头的，木头被手磨得亮。这把伞我修过十几回：换过两根骨，补过五个洞，缝过三回伞面，换过一次伞柄上的木套。
3
我说，老晏，这伞该换了。他说，不换。我说，我给你做一把新的。他说，不要。我说，这伞骨都锈了。他说，锈了还能撑。我说，撑不了几年了。他说，撑几年算几年。老晏说过这伞的来历。他说，这伞是他媳妇的，一九七六年买的，那时候一把伞三块六，还要票。他说，他媳妇嫁过来那年，下雨，她撑着这把伞从娘家走到他家，走了四里路。
他说，那把伞他媳妇用了二十年，用旧了给他。他说，他用了二十年。我说，那这伞比你媳妇还亲。他说，我媳妇还在，这伞还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我摊前的马扎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上是鱼鳞。老晏二零二一年不来了。头一个月我以为他忙。第二个月，我去菜市场找他，他的摊位上换了一个年轻人。
我问，老晏呢。那年轻人说，他走了，去年冬天。我说，走了。他说，走了，肺上的病。我在菜市场站了一会儿，看那盆活鱼，看那块木板，看那把刀。回去以后，我在箱子里翻，翻出一把黑布伞，是老晏上回落在我摊上的。我修好了，没等他来拿。那把伞我留着，挂在邮局的窗框上，挂了五年。
老晏的伞，他儿子来拿过一回。他儿子四十来岁，说，师傅，我爸有一把伞在你这儿。我说，有。我把伞从窗框上取下来。他接过去，看了看，说，这伞还能撑吗。我说，能，我修过。他说，我爸用了四十年。我说，四十一年。他把伞撑开，在伞底下站了一会儿。他说，师傅，这伞我留着。
我说，你留着。他说，我不用，我放着。有个小孩来修伞，八九岁。他拿一把小伞，红的，伞骨断了一根，伞面歪着。他说，师傅，这个能修吗。我说，能，四块。他说，我有五毛。我说，五毛不够。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摊在我桌上：五毛、两毛、一毛，一共八毛。我说，这伞我给你修，不要钱。他说，不行。我说，你留着钱买本子。他说，那我给你八毛。我说，八毛我收。
那把小红伞，我修了半个钟头。伞骨断了一根，我找了一根细钢骨，削成一样长，穿进去。伞面歪了，我把伞面正过来，缝了两针。修完了，撑开，伞面圆的。小孩撑在头上，转了一圈，说，好了。他说，师傅，你的手快。我说，我的手慢。他说，你怎么不要钱。我说，我要了，八毛。
他把伞收起来，夹在胳膊底下，走了。走了几步，回头说，师傅，这伞是我妈的。那个小孩后来常来。他不修伞也来，站在摊前看我修。看我穿骨头，看我补洞，看我刷油。他说，师傅，修一把伞多少钱。我说，看修什么。他说，换骨头呢。我说，四块。他说，那换面呢。我说，八块。
他说，那我长大了也修伞。我说，你长大了修伞，得学三年。他说，我学。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竹签，在地上比划。那个小孩，后来成了我的老客。他上了中学，上了高中，每年雨季来修伞。他的伞换了三把：第一把红的，第二把黑的，第三把折叠的。他二十岁那年，来修一把折叠伞，说，师傅，这伞我要修好。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要去外地读书了，这伞带着。
我说，折叠伞我给你修。修完了，我给他把伞骨拧紧。他说，师傅，我学了三年修伞。我说，你学了。他说，我没学成。我说，你学了。有个女孩拿一把自动伞来，说，师傅，这伞打不开。我看了看，按了一下按钮，伞不开。我说，弹片坏了。她说，能修吗。我说，我不能修。
4
她说，为什么。我说，这种伞里头有弹簧、有弹片、有钢丝，拆开了装不回原样。她说，那我这伞。我说，买新的。她说，这伞三十块。我说，修一把要拆半个钟头，修好了也不一定弹，我不修这种伞。她走了，伞夹在胳膊底下，走得慢。自动伞我不修，是有原因的。一九九八年我修过一把，拆开，里头的东西像一盘铁丝，我拆了半个钟头，装不回去。最后我把伞还给人，说，我修不了。
那人说，你拆开了。我说，拆开了。他说，那你得给我装回去。我说，装不回去。他把伞拿走了，走的时候说，你这个人不行。那一回以后，我再也不动自动伞。有人拿来，我先说，这种伞我不修。人家愿意，我看看；不愿意，我让他们另找。我这三十年，就退过这一种活。
那个女孩一个星期后又来了。她拿一把新伞，说，师傅，我买了新的。我说，好。她说，旧的还能用吗。我说，你不想扔。她说，我舍不得。我说，我给你想想。我拿一根别针，把伞杆里的钢丝别住，让她按按钮。她按了，伞开了。她说，开了。我说，开了，但是不弹。她说，能用就行。
我给她别了一根别针，一块钱。她说，就一块钱。我说，一块钱。用别针救伞，我救过七八把。别针别在伞杆的缝里，把钢丝卡住，一按就开，但是不自动收。这法子管一时，不管长久。我跟客人说清楚：这是凑合，用两个月，钢丝还会滑。有人愿意凑，有人不愿意。我这个人，最怕人家说我糊弄。所以我说清楚：这不是修好，这是撑着用。
说清楚了，客人自己决定。我这三十年，没因为这话跟人吵过。下大雨的时候，我摊上有伞。我把摊上等修的三把伞撑开，摆在摊边，说，谁要过街，先拿去用。有人拿，走了，回来说，师傅，你这伞。我说，放着就行。有一年夏天雨大，一天有七八个人借我的伞。我那三把伞，一天借出去十几回。
借的最后都还回来了。有一把过了三天才还，还的时候伞是干的，折得整齐。我这三十年，没丢过借出去的伞。有一把伞，还回来的时候多了东西。是一个女的借的，三天后还，伞里夹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师傅，谢谢你，那天我妈在医院等我。我看完了，把纸夹在箱子里的一个本子上。
这个本子上夹着十几张纸：有谢的，有留电话的，有一个小孩画的一把伞。我这摊上，收过钱，收过伞，收过纸。纸我不扔。我十七岁进伞厂。伞厂在县城东边，四百来人，做油纸伞、布伞。我在装配车间：先学穿骨，再学绷面，后来学调伞。穿骨是把伞骨穿进伞面的布套里，一根一根，穿错了伞面就歪。我第一年穿骨，一天穿二十把，穿了一个月，穿歪了三十把。
绷面是把伞面绷在骨头上，绷紧了伞撑开是圆的，绷松了伞兜风。我在伞厂做了十四年，一九九一年厂里开始不景气。伞厂的活，我记得最清的是绷面。绷面的时候，八个人围一圈，一个人一角，把伞面拉紧，钉在骨上。八个人要一起使劲，一个人松了，伞就歪。我们八个人，拉的时候喊号：一、二、拉。喊一声，拉一下。
绷好了一面，翻过来绷另一面。一面四五分钟。我们八个人绷了一年面，一年绷两万把。后来我摆摊，绷一面还是这个法子：拉紧，钉牢，看圆。一九九三年，伞厂散了。厂里欠了四个月工资，最后把库房里的东西分了：伞骨、伞面、桐油、线、几台缝纫机。我分到两捆伞骨、三卷伞面、一小桶桐油、一把钩针，还有那把大蓝伞。
5
我把东西拉回家，堆在屋里。我老伴说，这些能干什么。我说，能修伞。她说，修伞能挣钱？我说，能。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在邮局门口摆了这个摊。摆摊第一年，我一天修三把伞。一把两块，一天六块。一年两千块。那时候我在邮局门口，地上铺一块塑料布，箱子上头摆两把伞，就算摊了。没有大伞，太阳晒得我眯眼。
第一年冬天，我坐了两个月没人来。我把伞全撑开，摆成一排，自己坐中间。街上的人走过来看，说，这摊像一朵蘑菇。第二年春天，我把大蓝伞撑起来，摊就有人来了。我第一个客人，是个老太太。她拿一把黑布伞，说，师傅，这伞上有一个洞。我说，我补。我补了半个钟头，补完了她给我两块钱。她说，你这补丁比别人的平。
我说，我绷过面。她说，绷过什么。我说，我在伞厂绷布伞的面。她说，怪不得。她走了以后，我把那两块钱放在兜里，一路上摸了好几回。那两块钱，是我摆摊挣的头一笔。我为什么选邮局门口？一是墙。邮局的墙是水泥的，能拴伞，能遮风。二是人。邮局一天进出一百多人，寄信的、取钱的、打电报的。
三是荫。邮局门口有两棵槐树，夏天荫着。这三个条件，街上别处没有。我这三十一年，没挪过位置。有一年邮局改门面，把门口的水泥地改了，我挪了两米。挪了两个月，人少了，我又挪回来。邮局的人跟我熟。营业员姓刘，四十来岁，一天收发一百多件。她寄我的伞：有客人把伞落在邮局，她拿给我修；修好了，她替人家看着。
她的伞坏过三回，都是我修。她给我钱，我不收，她说，你不收不像话。后来她改送东西：一回是两包茶叶，一回是一盒点心。我说，你别送。她说，我送。邮局的人换了三茬，她还在。有一年，一把伞在邮局寄丢了。是一个男人寄的，寄到省城，收件人不收，退回来，伞没了。他来我摊上，说，师傅，我这伞寄丢了，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修。
我说，伞呢。他说，没了。我说，那我修什么。他说，我这伞是我娘的，寄给我姐，我姐不要。我说，那你等退回来。他说，退回来的是空盒子。我说，那伞呢。他说，不知道。他坐在我摊前的马扎上，坐了半天。那个男人后来寄了一把伞给我。是第二年春天，他寄来一个包裹，里头一把旧伞，蓝布的，伞骨断了两根。包裹里有一张纸：师傅，这伞是我娘的，我在旧货市场找到一把一样的，你帮我修好。
我修了，修了两天。骨头换两根，伞面补了三个洞，伞柄换了一个木套。修好了，我给他寄回去。他收到以后打电话来，说，师傅，这伞跟我娘的一模一样。那把伞的事，我记着。一个人的娘没了，他在旧货市场找一把一样的伞，找人修好。他找的不是伞，是一个样子。我这行，修的是伞，接的是这种东西。
有一回我跟老伴说这个事。她说，你想多了。我说，我没想，我就是记着。她说，你一天见那么多人，怎么记得住。我说，我记得住伞，记不住人。我老伴叫张秀云，五十六。她原来在街道的缝纫组，做衣服，做了二十六年。二零一三年缝纫组散了，她在家。她这个人手巧，会做衣服、会补袜子、会织毛衣。我这摊上的线、蜡线、浆糊，是她给我备的。
她说，你修伞，我缝东西，咱们两个都是手上的活。她一天给我送一回饭，中午十二点，一个铝饭盒，两个菜一个饭。饭盒送到，她站在摊边看我吃两口，就回去了。我老伴做的饭，一直是那个样子。一个青菜，一个豆腐或者一个鸡蛋，一小碗米饭。她说，你在外头坐着，不能吃油腻的。
6
我说，我吃得下。她说，吃得下也不能吃。有一年冬天我感冒，她给我送姜汤，用暖瓶装着，一暖瓶，一天喝完。她这个人不大会说好话，做的事都在前头。修一把伞挣多少，我算过。补一个洞，收两块，用一块布、一点浆糊，成本一毛，挣一块九。换一根骨，收四块，用一根骨、两针线，骨头是旧伞拆的，不花钱，挣三块八。
换一个面，收八块，用三块布、一罐桐油，成本两块五，挣五块五。一天三十块，一年一万。这一万里头，成本一千多，剩下的是我的手工。我这三十年，挣的是手。我的伞骨，从旧伞来。街上有人扔伞，我捡；有人卖旧伞，我收。一把一块、两块，收回来拆。拆伞是把伞面解下来，把骨头一根一根抽出来，按长短分捆。一把旧伞能拆出八到十二根骨，好的一把伞能出十几根。
我一年拆一百多把，攒三百多根骨。攒够了一捆，捆上绳，放进箱子里头一层。我这三十年，攒的骨没断过。收旧伞，我有个法子。我在摊上挂一张纸，写着：旧伞换修。一把旧伞换修一把，不拿钱。有人来修伞，家里有坏的旧伞，拿来，我收；修伞的钱我少收一块。这个法子用了十年。一年收八十把旧伞，拆下来的骨够用。
有人说我傻，说旧伞能卖钱。我说，我拆骨，骨比钱有用。二零一零年，我收过一车旧伞。是一个学校扔的，一车，二百多把，都是学生丢的，堆在仓库里。学校的总务找我，说，傅师傅，你要不要，不要就拉去废品站。我说，我要。他说，你拉走吧。我借了一辆板车，拉了三趟。二百多把伞，在院子里堆成一堆，我拆了二十天，拆出两千多根骨。
那二十天，我一天拆十来把，手上全是铁锈。那两百多把伞里，有一把伞夹着东西。我拆到一半，从一把伞的布套里摸出一张纸，纸是折起来的。打开看，是二十块钱，两张十块的。钱是干的，边上有一道水痕。还有一个学生证，名字写着，班级写着。我把钱和学生证收着，第二天去学校找。总务说，这个学生毕业了，联系不上。
那二十块钱我留着，学生证也留着。留了十四年。十四年里，我找过那个学生两回。头一回是问了学校，学校说，学生毕业走了。第二回是问了派出所，派出所说，这个年纪的人太多。我没再找。我把学生证放在箱子的第三层，跟工具放一起。有一年我翻箱子，看见那个学生证，看了一会儿。照片上一个男孩，十五六岁，头发短。
我把学生证放回去。这个事就到这儿了。从伞里翻出东西，我碰上过十几回。有翻出钱的，有翻出票的，有翻出照片的，有翻出一封信的，还有翻出一把钥匙的。伞里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因为伞是随身带的，人把东西塞在兜里，兜里漏，就漏到伞里去了。我把这些东西都留着，放在一个小盒里。有人来找，我就还；没人来找，我留着。
这个小盒里，现在有十七样东西。有一把绸伞，我修过一回。伞是绸的，粉红，上头画着花，伞骨是竹的，细，十六根。这伞不能刷桐油，刷了绸就硬。修绸伞，补的时候要用同色的绸，缝的时候线要细，针脚要小，缝完了用熨斗隔布熨平。那把伞是一个唱戏的女的拿来的。她说，师傅，这伞是我上台用的。我说，我修得慢。她说，我不急。
我修了四天。绸伞的修法，我是跟伞厂的老师傅学的。他说，绸伞是看的，不是挡雨的。绸怕水，怕油，怕晒。补绸伞用浆糊，不用胶；熨绸伞用温火，不用热熨斗；晾绸伞阴干，不晒。我修那把绸伞，用了一块同色的旧绸，从一个旧戏箱里找的。补丁缝在里头，从外头看，看不出来。
7
那个女的拿了伞，说，师傅，你这手比我妈还细。那个唱戏的女的，姓什么我不知道，我叫她台上的。她一年来两回，修绸伞，修扇子。她说，我唱青衣。我说，青衣是什么。她说是苦旦。我说，那你这伞。她说，台上的道具，一半真一半假。她修伞不给钱，给东西：一回是两张戏票，一回是一包点心，一回是一小块绸。
戏票我没去看。我不看戏，我看摊。绸伞修好那回，她给了我一张台上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她站在台上，撑着一把伞，身后是布景。她说，这是十年前。我说，你现在呢。她说，我现在唱不动了，嗓子坏了。我说，那你。她说，我在剧团里管箱子，管戏衣。她说，一把伞坏了，一件戏衣破了，我都来找你。我说，你来。
这三十年，伞变了三回。头一回是布伞变尼龙伞。尼龙轻，颜色多，便宜。布伞从此少了，我也少修布伞。第二回是长柄变折叠。折叠伞能装包，人人带一把。可折叠伞的骨细，一断就废。第三回是手动变自动。自动伞一按就开，一按就收。这种伞我修不了。三回下来，我这行的活少了，也细了。
这条街下雨的时候最好看。雨从槐树叶子上一滴一滴往下落，落在邮局的台阶上，落在我的大蓝伞上，落在地上，冒起一层白气。街上的石板是青的，湿了以后是黑的，反着光。人撑着伞走，伞的颜色一个挨一个。我在伞底下，看这些伞过去：黑的、蓝的、红的、花的。一圈雨，一街伞。这三十年，每年雨季我都看。
邮局门口那两棵槐树，比我岁数大。树的干有一人抱那么粗，树皮裂开，一道一道。春天的叶子新，夏天的叶子厚，秋天的叶子黄，冬天的枝子黑。两棵树中间，正好撑得下我这把大伞。我摆摊的时候问过邮局的老人，这树多少年了。他说，他小时候就有。我说，那五十年了。他说，不止。
这树没人管，也没人砍。修街的时候，施工的人绕开了这两棵。摊位费一天三块。收钱的是街道的一个姓尚的管理员，五十来岁，一个月来一回，收九十块，在本子上画一个勾。他说，傅师傅，你这个位置，三十年没动。我说，三十一年。他说，账上写三十年。我说，账写错了。他说，钱照交。
我这个位置，是墙根、树荫、街口。街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位置。所以我不动。去年摊位费涨到一天五块。尚管理员说，涨价，一个月一百五。我说，涨了两块。他说，涨两块。我说，我一天修六把伞，一把两块，十二块，交五块，剩七块。他说，你算得清。我说，我算了三十一年。
他说，你也可以不摆。我说，我不摆，我上哪儿。他说，那你交。我交了。那一天我修了四把，挣了八块，交了五块。我算过一年账。一年出摊三百四十天，一天修六把，平均一把三块，一天十八块。十八减五，剩十三，一年四千四。伞面、桐油、浆糊、线，一年两百。剩四千二。
四千二，我跟我老伴两个人，一年吃药花三千，剩一千二。这一千二，我攒着。三十一年，我攒了四万。这条街的老摊，现在还剩三个。我，修伞；一个修拉链的老太太；一个卖烤红薯的。修拉链的老太太姓白，七十一，摊在街中，一台缝纫机，一盒拉链头。她的手快，一条拉链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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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烤红薯的姓刘，五十来岁，一个铁桶，冬天才来。我们三个，一天说不了几句话。风大的时候，我帮白老太太把缝纫机搬到墙根。白老太太的摊，比我早三年。她修拉链、改裤脚、换松紧带，一天挣三十块。她的缝纫机是一九七几年的，脚踩的，一天踩八个小时。她说，傅师傅，你这行跟我这行一样，都是手。我说，一样，都是给人家补东西。
她说，补东西挣钱少。我说，少也是钱。她说，我儿子让我别干了。我说，你怎么不回。她说，我回去坐着，坐着等死。白老太太今年春天不来了。三月里她摔了一跤，摔断了胳膊，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她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去了。她走之前来我摊上，说，傅师傅，我不来了。我说，我知道。她说，我这缝纫机给你。
我说，我不要。她说，那你留着，谁要修东西，你给谁用。那台缝纫机，我搬到邮局的库房里，用布盖着。我这摊上，还用不上缝纫机。白老太太走了以后，街中那一段空了。空了半年，来了一个卖手机壳的年轻人，摆一张折叠桌，一桌手机壳，五颜六色。他一天卖十个，挣五十。
他跟我说，师傅，你这伞怎么修。我说，补、换骨、换面。他说，现在还有人修伞。我说，有。他说，我一天卖十个壳，比你修六把伞挣得多。我说，你卖壳，我修伞。他说，一样吗。我说，不一样，你卖新的，我修旧的。现在这条街的老摊，剩两个。我，还有一个卖烤红薯的，冬天才来。
夏天的时候，一条街就我一个摊。我的蓝伞撑在邮局门口，从街口看过来，就看见这一把伞。我一个人坐着，修伞、补洞、换骨。街上的人走过去，走过来。有时候有人停下来，说，师傅，这伞能修吗。我说，能。二〇一九年，我老伴病了一场。她半夜起来喝水，摔了一跤，摔断了手腕。送到医院，接了骨，打了石膏，住了十二天。
那十二天，我把摊停了。她一只手不能动，吃饭、洗头、穿衣，都要人。我在医院陪床，白天坐在床边，晚上睡折叠椅。椅子上铺一件军大衣，夜里凉。那十二天，我没摸过钩针。停摊十二天，我心里有事。我在医院坐着，想摊上的箱子：箱子里有八把伞，都是人家送来修的，说过几天来拿。
我数了一遍：三把是补洞的，两把是换骨的，两把是换面的，一把是折叠伞。我想他们来了看不见我，会怎么想。第九天，我让我老伴的妹妹来替我半天，我回摊上一趟。摊上没有一个人。邮局的墙上，我用粉笔写着：初八回来。我回来那天，箱子里多了三把伞。是人家放在箱子上的，没人看着。一把黑伞，一把花伞，一把折叠伞。伞上夹着纸条：等师傅回来。
我把三把伞收进箱子，把粉笔画掉，写上：回来了。那天我修了六把伞，修到天黑。有一个人，等我等了十二天。他拿一把伞来修的时候，我不在。他把伞放在箱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师傅，我这伞下周三要用。那张纸条上写了日子。我回来那天，那日子已经过了。我把伞修了，修完了骑车子按纸条上的地址去找。地址是街后头的一栋楼，三楼。
我上楼，敲门，一个人来开门。我说，你的伞修好了。他说，我以为你不修了。他说，我以为你不修了。我说，我老伴病了，摊停了十二天。他说，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我写了粉笔字。他说，我没看见。我说，那是我写的。他拿了伞，看了看，说，补得平。我说，平是我绷面的老底子。
9
他要给钱，我说，五块。他给了十块。我说，五块。他说，你跑了一趟。我说，跑一趟不远。他把十块塞进我手里，把门关了。我老伴的手腕，三个月才好。好了以后，她做饭的手有点抖，切菜切得慢。她说，我这手不行了。我说，慢点切。她说，慢点切也是切。她这个人，一辈子要强。她做的饭，还是那个样子：一个青菜，一个豆腐，一小碗饭。
我说，你歇着，我做。她说，我做得比你早。那年春天，我们两个去了一趟公园。公园在城西，坐公交四站。我们带了一个布包，包里两个馒头、一壶水。公园里有一片湖，湖边有一排柳树。我们坐在石凳上，看人钓鱼。她说，你这三十年，来过公园吗。我说，没来过。她说，你一天坐摊上。
我说，摊上有人。她说，公园里也有人。那天我们坐到太阳落，回家。我想过收摊。五十九岁那年，我算了一遍：一天十八块，一年四千二，我一天坐十个小时。我跟老伴说，我想收摊。她说，收了干什么。我说，歇着。她说，你歇着，一天干什么。我说，看电视。她说，你看不进去。
她说，你收摊，这条街就没人修伞了。我说，伞坏了人家买新的。她说，旧的怎么办。我没答。第二天我照旧七点出摊。那年六月，下了一场雨。我在伞底下坐着，看街上的人撑伞过。一把黑的，一把红的，一把花的，一把透明的。那些伞从我眼前过，像一条河。我忽然想：这些伞里，有几把是我修的。那把黑伞的骨，可能是我换的；那把花伞的洞，可能是我补的。
我坐了半个钟头，雨停了，人散了，街空了。那天我没想收摊的事。我摊上有个最老的客人，九十岁。他姓什么我不知道，我叫他老周头。他住街后头，一天走一趟街，走到我摊前站一会儿。他说，傅师傅，你这伞还是那把。我说，还是那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伞厂做过。我说，你是哪一年。他说，一九五八年。
我说，那你是老前辈。他说，我是学徒，做了两年就走了。他站一会儿，走了。老周头说过一句话，我记着。他说，傅师傅，你在这儿，这条街才像条街。我说，我就是个修伞的。他说，修伞的没了，这条街就只剩卖东西的了。我说，卖东西也是街。他说，卖东西是买，修东西是留。
我没听懂。他走了。后来我想明白了：买东西的人来一趟就走，修东西的人来一趟还得回来。有一把伞，我修不好。伞是铁骨的，锈得厉害，一撑，骨头咔咔响，有两根已经断了。伞面也烂了，一碰就碎。客人说，师傅，这伞还能修吗。我说，能修，但是修了也不结实。他说，怎么不结实。我说，骨头锈透了，换新的也不匹配。
他说，那你修。我说，我不修。他说，我给你钱。我说，不是钱的事。我说，这伞修了，你拿回去一撑，可能又坏，你还得再跑一趟。我说，我不做这种活。他说，那这伞我扔了。我说，你别扔。他说，那你修。我说，我不能修。他站在摊前，看着那把伞。他说，这伞是我爸的，他用了二十年。我说，我知道。
我说，你把伞给我，我把伞面拆下来，你留着。伞骨我给你，你做个纪念。他说，拆了还是伞吗。我说，拆了是你爸的伞面。他把伞留下，走了。那把伞我拆了。伞面解下来，洗了两遍，晾干，叠成一方，用纸包上。伞骨抽出来，八根，我用绳捆上，跟伞面放在一起。三天后他来拿，我把纸包给他。他打开看，摸了摸伞面。
10
他说，师傅，这伞面还能撑吗。我说，撑不了，只能看。他说，那我放着。我说，你放着。他把纸包夹在胳膊底下，走了两步，回头说，师傅，你这人实在。我说，我不实在，我修不了。我留伞柄。一把伞拆了，伞面、伞骨都能用，伞柄多半扔了。我不扔，我留着。三十年，我留了十几根伞柄：木的、竹的、塑料的、铜头的。木头的多，磨得亮，握在手里舒服。
我按长短排，放在箱子第二层的一角。有人问，你留这个干什么。我说，不知道，留着。那些伞柄里，有一根刻着字。是一根槐木的，二十公分，柄上刻着两个字，刻得浅。我拿放大镜看，一个字像是德，一个字看不清。这根柄是我二〇〇八年拆一把旧伞拆下来的。那把伞是一个老太太的，她说伞骨断了，不要了。
我把伞柄留着，刻着字的那一面朝上，放在箱子里。这根柄，我留了十六年。十六年里，我翻箱子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看。字还是那两个，磨得更浅了。我想过这个人是谁：姓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在伞柄上刻字。刻字的人，多半是怕丢。伞柄上刻名字，丢了有人送回来。
这个法子我懂。我这三十年，见过伞柄刻字的，见过伞面写名字的，见过伞骨刻记号的。二〇二四年秋天，一个人来认这根柄。他六十来岁，说，师傅，我听人说你这儿收伞柄。我说，我留着几根。他说，有一根刻着字的吗。我把箱子打开，把十几根柄摆在桌上。他一根一根看，看到那根槐木的，手停住了。
他说，这个。我说，这个刻着字。他说，这个德字，是我爹的名字。我说，你爹。他说，我爹叫德什么，我记不全，他走的时候我才六岁。他拿着那根柄，坐在我摊前的马扎上。他说，我爹是木匠。我说，木匠用伞。他说，他用伞，一天走村串户，伞不离手。他说，我爹那把伞，木头柄，柄上刻他的名字，怕丢。
他说，那把伞后来丢了，我娘找了一个月。我说，这把柄是二〇〇八年从一个老太太手里拆的。他说，哪个老太太。我说，我不记得。他说，那可能是我娘。我说，你娘。他说，我娘拿那把伞去修，人家说骨头断了，她就把伞留下了。那根柄，我给了他。他说，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说，那我给你二十。我说，不要。
他说，你留了十六年。我说，留着也是留着。他把柄握在手里，握着，手指头在刻字的地方摸。他说，师傅，我爹的伞我没了，柄还在。我说，柄在就好。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回头说，我以后修伞来你这儿。我说，你来。我这摊上，最老的伞柄是一根竹的。竹柄是青的，磨成了黄，二十公分长，柄上有一道裂纹。这根柄我看了三十年，是摆摊头一年收的。
我留着它，是因为它轻，握在手里像没握东西。有一回我拿它跟别的柄比：木的重，铜的凉，塑料的滑，只有竹的正好。我这三十年，摸过的柄有一万多根。我摸得出手：木柄是暖的，竹柄是凉的。我一天从七点起。六点四十到街，先把大伞从邮局的库房里搬出来，插进水泥墩，撑开，拴绳。撑伞要两个人，我一个人撑，先把伞举起来，把骨一根一根拉开，再把杆插进墩里。
七点把箱子搬出来，摆在桌上，桌上一块布，布上放钩针、剪子、小刀、竹尺。七点十分坐下，把第一把伞撑开放在膝上。七点二十第一个客人来。撑大伞这个活，我一天做两回。先把伞举起来，举到头顶，两手一撑，骨一根一根张开，听到咔的一声，撑到位。再把伞杆插进水泥墩里。
11
插进去要正：歪了，伞面就斜，斜了遮不住人。插好了，用一根绳拴在邮局的窗框上。绳是尼龙的，两头打过结。风大的日子，我拴两道。三十一年，伞被刮倒过四回。早上第一个客人，多是一早买菜的老太太。她拿一把黑伞，说，师傅，这伞上的绳断了。我说，我给你接。
伞上有一根带子，收伞的时候用它捆住。带子断了，伞收不拢。我用一根同样的尼龙带接上，缝了两针。两分钟。她给两块，我说，一块。她说，两块。我说，一块。她走了以后，我把这一块放进一个铁罐。早上七点的街，有雾。雾是从东边来的，从河上来的，一层薄，贴在街上，把街上的人变成一个一个影子。
我在雾里坐着，撑开一把伞，补一个洞。钩针在手里凉。雾散得慢，一般到八点半才散。散了以后，太阳出来，街上的人影清楚起来。这三十年，我看了多少回雾，数不清。雾好的日子，我心情好，修伞修得快。中午十二点，我老伴送饭来。一个铝饭盒，热的，上头一层米饭，下头一层菜。有时候带一小罐汤。
我坐在马扎上吃，吃十分钟。她站在旁边，看两眼，说，你吃完了把盒给我。我把盒给她，她就走了。走的时候说，下午早点收。我说，知道了。有一年她手腕断了，饭盒是邻居替我带的。那十二天，我吃饭吃得快，吃完了坐着。下午的活最细。上午来的人多，多是补洞、接绳、紧螺丝，都是快活。
下午人少，我就做细活：换面、换骨、修绸伞、改折叠伞。细活要光线，我把桌子挪到伞边，让光斜着照进来。一个下午做一件细活。做完一件，我站起来走一走，走到街口，再走回来。下午的街安静，能听见邮局里打印机的声音。有个下午，来了一个年轻人。他拿一把伞，说，师傅，这伞修一下多少钱。我说，看修什么。他说，补个洞。我说，两块。
他说，这伞我买的时候十五。我说，那你补。他说，两块补一把十五的伞，值吗。我说，你问的是值不值，不是修不修。他说，怎么讲。我说，你要这伞，两块值；你不要，五毛也不值。他想了一会儿，说，那你补。他补了以后，我给他看补丁。补丁是从里头贴的，外头看是一圈缝线，缝得密。我说，这个洞我补得比平常细，因为你的伞面薄。
他说，你怎么知道薄。我说，我摸出来。他看了看，说，这补丁比原来好看。我说，好看不好看，能挡雨就行。他说，师傅，你这话。我说，我这行，讲的是挡雨。他给了两块，走了。收摊有顺序。先把桌上的活收了，把修好的伞按人家的名字分开，一把一把放好，等人来拿。
再把没修完的伞收进箱子，箱子里有张纸，写着谁送来的、什么时候取。工具一样一样收：钩针、剪子、小刀、竹尺，收进箱子第三层，摆正。箱子盖上，锁上。桌布叠起来，抖一抖。马扎折起来。最后收大伞：解绳，把伞骨一根一根收，收拢了，扛进邮局的库房。收完摊，我骑车回家。
家在三站路外，一片老平房，两间屋。我骑得慢，路上过一个菜市场，买两样菜。路上有一个上坡，不长，二十米，我骑不上去，下来推。到家，把车推进院子，把箱子搬进屋，放在墙角。我老伴在灶前坐着，等我回来做饭。我家两间屋。一间是灶屋，一口锅，一个灶台，一张小桌，两个凳子。一间是里屋，一张床，一个柜，一个暖水瓶。
12
墙上贴着一张年历，是邮局送的，一年一张，贴了三十年。现在墙上留下的印子，是一层一层的方块。我家的门是老式的木门，门上有一个铜环。门环磨得亮。这屋子我住了三十一年。晚饭是我做。我会做的有：面条、炒青菜、炖豆腐、蒸鸡蛋、煮粥。我做得最多的是面条，因为快。
我做饭的时候，我老伴坐在灶边，择菜。她的手抖，择得慢。她择完了，把菜放在盆里，说，你炒。我炒菜，油放得少。她说，你炒的菜淡。我说，淡了好。她说，淡了没味。我说，淡了吃的日子长。我年轻时做过一件错事。一九九七年，我给一个客人的伞面刷桐油，桐油没熬熟，刷上去了，晾干以后伞面发脆，一撑裂开一道口子。
客人来拿，一撑，裂了。他说，你给我刷坏了。我说，我重刷。他说，我这伞面是绸的。我说，我知道。他说，绸的上头不能刷油。我把伞面从伞骨上解下来，重新绷了一块布。他看了看，说，不是绸的。他没有再说什么，拿走了。这把伞他以后没来过。那把伞的账，我自己赔了。
布面一块，三块；桐油一罐，两块；我做完了一个下午。我把这把伞放在箱子里，等了一个月，他不来。第二个月，我按地址去找他，他住街后头的院里。我敲门，他开门，看见我，说，你。我说，伞我给你重做了一把。他说，我不是说了不是绸的。我说，我赔你一把。他说，我不要。我说，我做了。他说，那你放着。
那把伞他最后还是收了。他说，傅师傅，你这个较真。我说，我做坏了，我得赔。他说，做坏了赔，你这行还挣钱吗。我说，挣得少点。他把伞放在门后头，说，我收着，我不用。我说，那也行。我走的时候，他说，你以后别来找我。我说，我不找。他后来真的没来过。我这三十年，客人的脸记不住，可这个人的门我记着。
这件事我记着，记了二十七年。我记的不是那把伞，是我刷油的时候脑子里想着中午吃什么。手上的活，心不在，就出岔子。从那以后，我刷油的时候不看别的，不说话。我老伴说，你刷油的时候像换了一个人。我说，我刷油的时候不敢分心。她不知道这个事的来由。我也没跟她说过。
有个老教授，在我这儿修了十年伞。他七十多岁，个高，走路背着手。他的伞是一把黑布伞，伞骨十根，柄是木的，柄上有一圈铜箍。他说，这伞是他年轻时从南边带回来的。我说，南边哪。他说，南边的一个城，我忘了名字。他说，这伞我用了五十年。我说，五十年。他说，五十年，我修了十几回。
他一年来一回，都是秋天。老教授的伞，修起来有讲究。伞骨十根，是特制的，比一般伞的骨粗一点。我这箱子里，正好有一根相配，是早年收的一把旧伞拆的。我把这根留给他。他来了，换骨，我拿这根。他说，你这儿怎么有。我说，我留着。他说，你留着，是给我留的？我说，给这把伞留的。
他笑了一声，说，你这人懂东西。老教授修完伞，要一张收条。他说，傅师傅，给我写一张。我说，我写得不好。我从本子上撕一张纸，用圆珠笔写：今修黑布伞一把，换骨一根，补洞一个，收八元。年月日。他拿过去看，说，你这字写得慢，一笔一笔。我说，我写得慢，写得清。他说，我留着你三十几张收条。
13
我说，你留着干什么。他说，我记着你这三十年。那些收条，他都夹在一个本子里。有一回来，他带给我看：一个牛皮纸的本子，里头夹着我写的收条，一张一张，按年排。最早的一张是一九九八年，写着：修骨一根，收四元。我看着自己二十七年前的字，字比我现在的字硬。
他说，傅师傅，你这三十年，字没变。我说，我只会写这几个字。本子里的收条，一共三十几张。他一张一张翻给我看，翻到一张，说，这是二〇〇五年，我那把伞的骨断了三根，你给我换了三根，收十二块。我说，那年铜价涨了。他说，你收十二块，我还嫌贵。我说，你嫌贵，最后还是修了。
他说，我修了五十年，只信你这一家。过了两个月，有一个人拿一把黑布伞来修。伞骨十根，木柄，柄上一圈铜箍。我一看，手停在半空。我说，这伞你哪儿来的。那人说，我在旧货市场买的，二十块。我说，你把伞给我。他说，我修，你修就是了。我说，这伞我认得。他说，你认得。我说，这伞的主人找了两个月。
他说，我买的，我不还。我说，我没让你还。我把老教授的电话给了他。我说，你打这个电话，人家要买，你自己谈。他说，我不打。我说，那你修完拿走。他修了一个洞，两块。他走了以后，我打电话给老教授，说，你的伞有着落了，在旧货市场一个人手里，二十块买的。
老教授第二天来了，等了三天，那个人没来。第四天，我拿一把一样的黑布伞，给他。老教授拿着那把伞，摸了两下，说，不是我的。我说，一样。他说，不一样。他说，我这把伞的柄，磨出一个凹，在右边。我把伞柄翻过来看，这把伞是平的。他说，傅师傅，我知道你好心。我说，我以为一样。他说，你这把是别人的。
他把伞还给我，说，我等我自己那把。老教授那把伞，后来真回来了。二〇二二年冬天，一个人拿一把黑布伞来，说，师傅，这伞骨断了一根。伞骨十根，木柄，柄上一圈铜箍，柄的右边磨出一个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说，这伞你哪儿来的。他说，我父亲的。我说，你父亲姓什么。他说，我不说。我说，那你在哪儿住。他说，街东头。
我说，这伞我要修，我修好了，你先别走。我打电话给老教授，说，你的伞回来了。他二十分钟就到了，走得快，背着手也不背了。他站在摊前，看那把伞，说，是我的。他伸手摸柄，摸那个凹。他说，傅师傅，这把伞。那个拿伞来的人站在旁边，说，这是我父亲的伞。老教授说，你父亲是谁。
那人说，我父亲三年前走了，他把伞留给我。老教授说，那你父亲。那人说，我父亲姓程，在中学教数学。老教授听了，说，程老师。他说，程老师跟我一个学校，一起教了二十年。他说，我认识他。那人说，我父亲提过你。老教授说，他提我什么。那人说，他说你是他最好的同事。
老教授站在伞底下，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伞我不要了。那人说，怎么。他说，你留着，你父亲的伞，你留着。那把伞，那人不肯要。他说，教授，我爸的伞，该在你手里。老教授说，我用了五十年。那人说，你把伞修好，我还给你。老教授把伞拿走了，修了两天。他给我钱，我说，不要。他说，我给你。
14
他给了八块，还要一张收条。我写了：修黑布伞一把，换骨一根，收八元。他把收条夹进本子里。这件事以后，老教授来了一趟。他说，傅师傅，我这把伞，将来谁要。我说，你儿子。他说，我儿子不要。我说，那你给程老师的学生。他说，人家凭什么要一把破伞。我说，那你就留着，用到老。
他说，我用不到老了。我说，那用到最后。他坐在马扎上，说，一把伞，跟人一辈子。我这摊上，还有一种客人，来了不说话，站着看。他们站在伞底下，看我的手，看一会儿，走了。有的第二天又来。有一回一个年轻人站着看了半个钟头，说，师傅，你这手，比我奶奶的手稳。
我说，你奶奶做什么。他说，我奶奶做针线。我说，做针线的稳。他说，奶奶走了，没人会做针线了。他说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想了半天。我这一天，见的人五花八门。有急的，有慢的，有讲价的，有一句话不说的。有把伞往桌上一放，说一句，修，就走的；有坐半个钟头，跟我说家里事的。
我这三十年，听过的话，能装一车。我这个人嘴笨，不会接话。人家说，我就听；人家说完，我说，好，我给你修。说完了，手上就开始干。手上干的时候，我心里是静的。我这摊上，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是：还能修吗。我这三十年，回答过一万多回：能，能，能。不能的时候少：自动伞不能，骨头锈透的不能，伞面全烂的不能。
说不能的时候，我把原因说清楚，让人家自己决定。我这个人，不会说能修然后修不好。这个话我说不出来。我修一把伞，最久的一次用了七天。那把伞是一把老油纸伞，纸面破了一个大洞，伞骨断了两根。纸伞的纸是桑皮纸，我找了三天才找到相近的纸。找到纸，把洞补上，刷桐油，刷三遍，晾一天一遍。
第七天，伞撑开，纸面是新的，颜色比原来浅一点。客人来拿，说，师傅，你这是变了一把新伞。我说，伞骨还是老的。有一年雨季，下了整月的雨。那一个月，我一天修三十把。伞从早摆到晚，桌上一层伞，地上一层伞，箱子上还有伞。我从七点修到天黑，中午饭是我老伴送来的，我一边吃一边修。
那一个月，我挣了六百块。六百块，是我三个月的收入。雨停的那天，我坐在伞底下，看太阳，看了半个钟头。那个月过完，我病了。发烧，三十八度五，躺了两天。我老伴把被子往我身上一盖，说，你别起来。我说，摊上还有伞。她说，我跟人家说了，傅师傅病了。我说，那人家。她说，人家说等你好了再拿。
第三天我起来，头还是晕，坐着也想干活，就拿一把伞在手里，看，不修。我老伴逼我歇了三天。她说，三天不出摊，就在家坐着。我说，那我不干活。她说，不干活，坐着。第一天我坐在院里，看天，看墙，看一只猫在墙头走过去。第二天我把箱子搬出来，一件一件擦。她看见了，说，你这叫歇？我说，我不修，我就擦。
她说，把箱子搬回去。我搬回去了。第三天，我在家拆伞。不修伞，我拆伞：拆一把旧的，把骨抽出来，把面叠好，把柄放进一个盒。我一天拆了十把。十把旧伞，拆出一百根骨，一百根骨捆成十捆。我老伴过来看，说，这个算干活。我说，这个不算。她说，怎么不算。我说，这个不挣钱。她说，不挣钱也是活。
15
我说，那就算是活。夏天的时候，街上热。我的伞底下比外头凉两度。伞面是蓝的，蓝布挡太阳，比白布凉。一天喝三壶水：一壶在家里灌的，一壶在邮局灌的，一壶是我老伴下午送来的。最热的日子，我不修伞，我把伞撑开摆一排，自己坐中间。街上的人走过，看见一排伞，就知道这底下凉快。
有人进来坐，我不撵。坐一会儿，走了。冬天的时候，雪压着我的大伞。雪落在伞面上，一层一层压下来，伞骨弯下去，伞面成了一口白锅。我拿一根竹竿，从底下往上顶，把雪顶下去，顶一下，雪滑一片。有一年雪大，压塌了两根骨。我把骨换了，换了以后在伞骨上绑了一根绳，从伞顶拉到伞杆，把伞面兜住。
这个法子是我自己想的，用了十年。大伞压塌那回，是二零一二年。雪下了三天，第三天早上我到街上一看，伞趴在地上，伞面压出一个坑，两根骨断了。我把雪扫了，把伞扶起来，看那两根骨。骨是铁管的，断口在中间。我回家搬了梯子来，爬上梯子，把断的骨取下来，换了两根。换完了，伞撑起来，有点歪。
我在伞杆上加了一根绳，从伞顶拉到杆底，伞就正了。这把大伞，我换过三回伞面。头一回是一九九九年，布面裂了，我换上一块蓝布。第二回是二零零九年，布面褪成灰，我换上一块新的蓝布，缝的时候缝了一个下午。第三回是二〇一八年，布面上有十几个洞，我换了第三块蓝布。
三块布，一块比一块深。现在这块蓝，蓝得发暗。换面的时候，我把旧面上的线拆下来，留着，线是好的。我在大伞上做了个记号。记号是用白漆写的一个字：傅。写在伞面的里侧，从外头看不见。写这个记号，是怕丢。有一年我收摊的时候把伞忘在街上，第二天找回来，伞还在。
后来我又写了一个记号：一个大字的年份，一九九三。这两个记号，现在都淡了，白漆掉了一层。有一年，有个人要买我这把大伞。他说，师傅，这伞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我给你两百。我说，不卖。他说，两百不少了。我说，我这伞不卖。他说，这伞旧成这样，两百是你一年的收入。我说，我这伞不是收入。
他说，那是什么。我说，是摊。他走了以后，我抬头看了看伞面：蓝的，暗的，缝过三回。我这把大伞，一天撑开，一天收。撑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摊，收起来的时候它是一卷布。我这三十年，一天撑一天收，撑了一万多次。有时候我想：这把伞比我干得久。我收了摊，伞还能撑；伞收了，人还在。
这个话我说不好。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把它撑开，心里就开了。我这摊上，一天最重要的时候是撑伞。七点，我把伞从库房搬出来，扛到墙根，举起来，骨一根一根张开。张开的那一下，咔的一声，伞面鼓起来，蓝的，四米。我站在伞底下，看一眼街，这条街就开了。剩下的事：摆桌、摆箱、摆工具、坐下，都是小事。
有个女人拿一把小孩的伞来。伞是蓝的，小的，伞面上贴着几张卡通贴纸，贴纸翘了边。她说，师傅，这伞的骨断了一根。我说，四块。她说，修吧。我修的时候看那几张贴纸：一朵花、一只小熊、一颗星。她说，这伞是我儿子的，他六岁用的。我说，他现在多大。她说，二十八。
16
我说，那他。她说，他在南边，一年回来一趟。她说，这伞我一直留着。我说，留着干什么。她说，我儿子小时候撑着它上学，一天两趟，撑了三年。她说，那三年我天天在门口看他撑伞走，走远了，伞变成一个点。我说，那你留着。她说，我留着，一年修一回。我说，这伞修了也用不上。她说，用不上也修。
我把骨换好，伞撑开，贴纸在伞面上。她看了看，说，跟原来一样。她一年来一回，来了三年。第三年，她拿那把伞来，说，师傅，这伞的伞面破了。我说，我补。补的时候，我问，你儿子回来过吗。她说，回来过，去年。我说，他看见这伞。她说，他看见，说妈你还留着。
我说，他说什么。她说，他说这伞他记得，他记得下雨的时候伞面漏，漏在他脖子里。我笑了。她也笑了，笑完了眼睛红。她第四年没来。我把那把伞放在箱子里，等。箱子里还有别人的伞，一把一把，都有名字。我的箱子里，有一张纸，写着：蓝小伞，贴纸，姓刘，第四年未来。
这张纸我写了，写了就等。第五年春天，她来了。她说，师傅，我去年住院了。我说，现在好了。她说，好了。她说，伞还在吗。我说，在。我把伞拿出来，她接过去，说，你留着呢。她第五年来了以后，说，师傅，这伞我不要了。我说，怎么。她说，我儿子结婚了，他媳妇说这伞旧，让我扔。
我说，你扔了可惜。她说，我不扔，我给你。我说，那我也没用。她说，你留着，谁要就给谁。那把伞我留着，放在箱子里。蓝的，小的，贴纸翘着边。有个男人拿一把伞来，伞柄上刻着一个名字。他说，师傅，这伞我不要了，你帮我改一下，把名字磨了。我说，磨了留一道痕。他说，那就磨。
我说，这名字是谁的。他说，我媳妇的。我说，那为什么磨。他说，这伞是我媳妇前头那个男人的。我说，那这伞。他说，我媳妇拿它用，我心里不舒服。我没磨那个名字。我说，我给你把名字缝住。他说，缝住。我说，我用一块布缝在柄上，缝住了看不见。他说，那不还是原来的。我说，原来的在里面，外头看不见。
他说，那行。我拿一块黑布，缝在柄上，缝得平。缝完了，柄上是一块黑布，看不见字。他说，师傅，你这法子好。我说，这法子不伤东西。他走了以后，我想这件事。一个名字，刻在一根伞柄上，磨了留痕，缝住看不见。名字还在，人还在。我这三十年，见过伞柄上刻字的，见过伞面上写名字的，见过在伞骨上划记号的。
人怕丢东西，就在东西上做记号。做完了，东西还在，人换了。我把这个事记在本子上，写了三行。有一回一个客人问我：师傅，你修了这么多年，最难忘哪一把伞。我说，最难忘的是修不好的那些。他说，为什么。我说，修不好的，我得跟人家说不能修，人家拿着伞走，我心里过不去。
他说，那修好的呢。我说，修好的，人家拿走，就完了，我记不住。他说，你这人，记难受的。我说，我记不住好，记难受。我这三十年，说不能修的，一年有三五把。说的时候，我把伞摊在桌上，指给人家看：这里锈透了，这里断了，这里烂了。人家看了，多半说，那算了。有的说，你想想办法。
17
我说，我想不出办法。有的客人不高兴，说，你这个人不会做生意。我说，我不会。说完了，人家走了。我坐着，手上有活就干活，没活就坐着。有一年，我从一把伞里翻出一封信。信是从伞的布套里摸出来的，折成四折，纸发黄。信封没封口，信纸上写满了字，一共两页。
我没看。我把信折回去，放回布套，把那把伞收在箱子里，等人来拿。伞是三天后拿走的。我把伞给他，说，你这伞里有一封信。他说，什么信。他摸出来看，看了一会儿，说，这个信是我写的。他说，这信是我二十年前写的，没寄出去。我说，写给谁。他说，写给一个人的。我说，那你怎么塞在伞里。
他说，我写完不敢寄，塞在伞里，忘了。他说，这信我留了二十年。我说，那人还在吗。他说，在，在城里。我说，那你还寄不寄。他说，我看看。他把信收进兜里，伞夹在胳膊底下，走了。我老伴有一把伞，红的，布面的，长柄。这把伞是一九八几年买的，用了四十年。伞骨八根，柄是木的，柄上缠着一圈旧布条。
她自己修。伞坏了，她不给我修，她自己缝，缝得歪，缝完了照样撑。我说，我给你修。她说，我自己会。我说，你缝的那一块，漏雨。她说，漏一点没关系。有一年她伞面破了一个大洞，缝不住了，才给我。我把伞面换了一块，同色的红布，从箱子里找的。换完了刷油，晾干，撑开。
她看了看，说，这是新的。我说，我换了面。她说，那你把柄也修了。我说，柄我缠了布条。她说，布条是我缠的。我说，我重缠了。她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动。她的红伞，用了四十年。四十年里，伞骨断过三回，都是她自己拿线绑。绑完了，伞撑起来有点歪。我说，这伞歪了。她说，歪了也能挡雨。
她撑着这把歪伞，一天去菜市场一趟，一趟二里地。有一年风大，伞被吹翻了，她站在街上，把伞反过来，接着走。她说，伞翻了不算坏。我老伴说过一句话。她说，你这摊子，把我这把伞修得最好。我说，我修别人的伞，一块两块；你的伞，我不收钱，所以我修得最好。
她说，那你还修别人的。我说，我修别人的挣钱。她说，你修我的不挣钱，可你修得好。我说，那不一样。她说，哪儿不一样。我说，别人的伞是活，你这把伞是我的。下雨天，我给邮局的人送伞。邮局的营业员小刘，有一回下班赶上下雨，我把摊上一把伞给她，说，拿去用。
她说，我明天还你。我说，不用。第二天下雨，我又给一把。她说，你这伞哪来这么多。我说，等修的、修好的，都在这儿。我这摊上，雨天总有三四把伞能借出去。借出去，都回来。三十一年，一把没丢。二零二三年，邮局改大楼。原来的两层小楼拆了，盖了一栋四层的。门口的台阶变高，墙变白，窗户变大。
施工的时候，我的摊挪到街对面，摆了八个月。八个月里，人少了一半。楼盖好，我又搬回来，回到墙根、树底下。新的墙是白的，比原来的水泥墙亮。我的蓝伞撑在白墙前头，颜色更显。二零二五年，邮局说要搬。搬到新街上，一个新的营业厅，离这儿两站路。这片地方要改成一个什么中心。
18
我听见这个话，坐在摊上半天没动。我这三十一年，一直靠着邮局的墙。墙没了，我这个摊往哪儿摆。我去问尚管理员，他说，这条街还要留几个摊，位置另划。我说，划哪儿。他说，等通知。通知下来了：摊子往东挪十米，挪到原来的药店门口。药店也关门了，门是卷帘门，拉下来，一片灰。
我去看了那个位置，没有树。我说，没树。尚管理员说，树挪不了。我说，夏天晒。他说，我给你搭个棚。我说，我不要棚。他说，那你就晒。我站在那个位置，抬头看天，天上没有叶子。邮局搬走以后，这条街变了。原来邮局门口一天一百多人进出，现在门前空着，只有一个卷帘门。
我的摊挪到药店门口，一天来的人少了。修伞的还是那些老客，他们知道我在哪儿。新位置没有荫，夏天我从早上七点晒到十点，十点以后太阳偏了，才有一点影。我把大伞往外挪了半米，挪到街上，遮住桌子。新位置上，我的摊缩了。桌子比原来小，箱子放在桌下，马扎靠着卷帘门。
大伞还是那把，四米，蓝的。它撑开的时候，占了半条街的宽。街上的人走过，看见一把蓝伞在药店门口，说，修伞的搬到这儿了。我说，搬了。他们说，找你不好找了。我说，我在这儿。没树的日子，我过了两年。夏天最难。太阳从东边来，直照桌子，晒得伞面发烫。我在伞底下坐着，汗从背上往下流。
有一年七月，我一天喝了四壶水，中午饭没吃完，人有点晕。我老伴说，你别去了。我说，去。她说，你不要命。我说，我坐着不动。我把摊挪到卷帘门的阴影里，阴影只有一米宽，我坐进去，膝盖露在外头。去年，街上补种了六棵树。是新栽的，细，树干用草绳缠着，树梢上绑着几根木棍撑着。
我摊边正好有一棵，栽在药店门口。树细，荫薄，太阳照下来，地上一片碎光。我坐在碎光里，抬头看那棵树，说，你长快点。树不长快。一年长了半米。我这摊，就等着这半米半米地长。腊月的早上最冷。我到街上是七点，天刚亮，卷帘门上一片霜。我的大伞上有霜，蓝布变成灰，一摸，湿。
我把伞上的霜抖掉，撑开，扎手。桌上有霜，我拿布擦了两遍。坐下了，手冻得握不住钩针。我把手放进袖子里，捂一会儿。腊月的街上，人少，从早到晚七八个。腊月里，一个老客带着孙子来。老客七十，孙子七八岁。老客拿一把伞，说，师傅，这伞补个洞。我补的时候，孙子站着看我的手。他说，爷爷，他在干什么。老客说，他在补洞。
他说，为什么不买新的。老客说，新的要钱。他说，那补要钱吗。老客说，也要钱。他说，那一样。老客说，不一样。他说，怎么不一样。老客说，新的用完就扔，补的还能用。那个孙子又问了我一句。他说，爷爷，你补了多少伞。我说，一万多把。他说，一万多把是多少。我说，一天六把，一天一天，三十年。
他说，三十年是多少。我说，你这么大，再来四个。他数了数手指，说，那我长大了，你还补吗。我说，我老了，不补了。他说，那你这些伞怎么办。我说，给你。他说，我不要。我说，那给别人。那天我补完洞，收了老客两块钱。老客说，傅师傅，你这行要断了。我说，断了。
19
他说，你这手艺，教过人吗。我说，教过一个，学了三个月，走了。他说，那你这一手，跟着你走。我说，跟着我走。他说，可惜。我说，不可惜，我这一手，修了一万多把伞，够了。他领着孙子走了。孙子回头看了一眼我的钩针。年末我算账。账本是一个本子，巴掌大，蓝皮，一页一天。我记三样：修了几把、收多少钱、有没有没收钱的活。
今年修了两千一百把，收了五千二百块。成本两百，剩五千。五千块，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吃药三千，剩两千。这两千我存着，存在一个铁盒里。铁盒里有四万多了。账本上最早的一页，是一九九三年十月。那一页写着：初三，修三把，六块；初四，修两把，四块；初五，无。
字是圆珠笔写的，墨淡了。我翻出来看，还能看清。那一年我一天挣两块、四块、零。一年挣两千。我把那一页看了很久，想起一九九三年，我坐在邮局门口，一整天没人来。一把伞从到我手上，到出我手上，是这样的。客人拿来，我先撑开看，看是哪个毛病：洞、骨、面、柄、绳。看完了报价。
客人同意，我就干：先解，再换，再缝，再刷油，再晾。晾完了撑开看圆不圆。圆了，收拢，收好，等客人来拿。来拿了，撑开给他看，试一遍。他满意，付钱，走。一把伞，从我手上过，两三天。今年我动过收摊的念头。六月底最热那天，我在伞底下坐着，汗把衣服湿透了。我坐了两个钟头，只来一个人，修一个洞，两块。
我把那两块放进铁罐，坐着想：一天两块，一年七百，我这一天坐十个小时。我想收摊。想完了，我没有起来。第二天七点，我还是撑着伞坐在那儿。我算了剩下的年头。我五十九，干到六十四，还有五年。五年一天六把，一年两千把，五年一万把。一万把，我这一辈子就是两万多把。
五年以后，我把伞收了，箱子给谁？钩针给谁？我想过给那个学三个月的年轻人，他在城里开店。他有电脑，有新车，不缺我的钩针。我想过给那个小孩，他小时候说要学修伞。他今年二十几，在读书。我决定再干三年。三年，一天六把，一年两千把，三年六千把。三年以后，我六十二。六十二岁，手还能稳，眼还行。
三年以后的事，三年以后再说。我跟我老伴说，我再干三年。她说，你干。我说，你不劝我了。她说，劝了三十年，劝不动。有一年下大雨，一个男人跑来借伞。他说，师傅，我媳妇要生了，我得上医院，我没伞。我说，你拿。我从摊上拿了一把修好的黑伞，说，拿去。他说，我明天还。我说，你先去。
他拿伞跑了。跑了两步，回头喊，师傅，你贵姓。我说，姓傅。第二天，那把伞从他门口塞回来，伞上有一张纸：生了，闺女。那张纸我留着，夹在本子里。纸条上写的字是钢笔写的，写得很粗，写的时候手可能在抖。纸上写：傅师傅，生了，闺女，六斤二两。谢谢你。我看完了，把纸放进本子里。本子里现在有十几张这样的纸。
我这摊上，收过钱，收过伞，收过纸条。纸条我不扔。有个老工人拿一把伞来，说，师傅，我这伞的骨断了，你别换新的。我说，不换怎么修。他说，你把断的接上。我说，接上有痕。他说，有痕就痕。我拿一根细铁丝，把断口夹住，缠了二十圈，再用蜡线包一层。接完了，撑开，骨弯着。
20
他说，行。我说，这把伞不能撑开太快。他说，我慢点撑。他说，这伞是他自己做的。一九七几年，他在厂里做钳工，自己截了八根钢条。他说，这伞骨是我在车床上车的，一根一根。我说，那你手巧。他说，那时候我手巧。他把伞拿走，走的时候说，师傅，你这接法，比我强。
我说，我这接法，接的是你的活。有个女学生拿一把伞来，说，师傅，伞骨上刻了字，你帮我磨掉。我看了看，伞骨内侧刻着两个字，刻得浅。我说，磨了留痕。她说，那就磨。我说，这字是谁的。她说，一个男的。我说，你们。她说，分了。我说，那你磨。她站在摊前，看我磨。我磨的时候，她看了一会儿，说，师傅，磨慢点。
我磨了半个钟头。骨头是钢的，刻字的地方磨薄了，我磨的时候小心，怕磨穿。磨完了，骨头上有一道浅痕，字看不清了。她拿过去看，看了半天，说，看不清了。我说，看不清了。她说，师傅，我心里不舒服。我说，磨了就好了。她说，没好。我说，会好的。她给了两块，走了。
她过了一个月又来。她说，师傅，你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磨字的那个。她说，我这伞又坏了。我说，哪儿坏了。她说，伞骨松了。我说，我给你紧。紧的时候，我看见那根骨头上的浅痕。我说，这个痕还在。她说，我知道。她说，师傅，痕磨不掉。我说，磨不掉，能看淡。
她说，你说得对。她笑了。她后来常来，一年来一两回。她的伞修了三回，换过一次面。每回来，她坐一会儿，说几句话。有一回她说，师傅，我结婚了。我说，好。她说，不是那个刻字的。我说，我知道。她说，这个人不留名字在东西上。我说，那好。她说，你怎么知道好。我说，刻名字的，怕丢；不刻的，不怕丢。
我这摊上，客人的事，我不多问。有时候人家跟我说，我就听；不说，我就不问。有一个客人修完伞，坐在摊前不走，坐了一个钟头。我不问，我修我的伞。他坐了一个钟头，站起来，说，师傅，谢谢你。我说，你谢我什么。他说，你没问我。我说，我不用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我说，我看你坐。
我这摊上，一天修六把伞。六把伞，六个人，六件事。有的说三句，有的一句不说。他们来了，把伞放下，有的站着等，有的走了再来。他们拿走伞的时候，多半说一句谢谢。我一天听六回谢谢。三十年，听了两万多回。这个话我听不腻。我这一辈子，在伞厂十四年，摆摊三十一年。
四十五年，都在这把伞底下。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我只会做：看、解、换、缝、刷、晾、收。七个字，一天做六遍。七个字，我做了四十五年。我这摊上的东西，最老的是那根竹伞柄，最重的是那个水泥墩，最贵的是那把大蓝伞。最不值钱的是我，一天六把伞，一小时挣不到三块钱。
可我这三十年，一天没缺过。有人问我，这三十年，你修伞修出什么来了。我说，修出一双眼睛，修出一双手。眼睛看得出来哪儿坏，手做得出来怎么补。这两样，都是三十年换的。三十年换两样东西，我觉得值。明天早上七点，我把那把蓝伞扛出来。伞扛在肩上，骨还没张开，像一根蓝的杖。走到墙根，举起来，撑开，咔的一声。
这条街就开了。我在伞底下坐下，把箱子打开，把钩针拿出来，把第一把伞撑开放在膝上。我今年五十九，还能干三年。我这三十年，最舍不得的不是钱。最舍不得的是每天早上把伞撑开的那一下，和每天晚上把伞收起来的那一下。这两下，一天两回，三十年，两万多回。
我老伴今天中午送的饭，是一个青菜、一个豆腐、一小碗米饭。我坐在马扎上吃，吃完了把饭盒擦干净，放在桌角，等她下午来拿。饭盒是铝的，用了三十年，盖上有一道划痕。我这摊上，一天要收两回东西：中午收一次工具，晚上收全部。中午收，是怕下雨；晚上收，是一天完了。
收的时候，我把钩针擦一遍，把剪子合上，把竹尺摆平。这些动作，闭着眼也会。我这摊上，有一把伞修了四十年，是老晏的。老晏走了以后，那把伞挂过邮局的窗框，穿过他儿子的手，现在在他家里放着。我不知道它还在不在。我想它还撑着，只是没人撑它。我想它还撑得开，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拿起来。
这条街上，还会有人撑着伞走过，走过我的摊前，把一把旧伞放在桌上，说一句，师傅，还能修吗。我说，能。春天来了，街上那六棵新树发了芽。我摊边那棵，树干还是细的，草绳拆了，树皮是绿的。芽是浅绿的，一片一片张开。荫还是薄，太阳照下来，地上一片碎光。
我把桌子往树底下挪了半尺，挪到碎光里。三月的风软的，吹得伞面上的水珠往下滚。我今年五十九，在街口修了三十一年伞。我这摊上，一天到晚响的是钩针的声音：轻轻的，一下一下。街上的人走过，看见一把蓝伞，就知道伞底下有人。我修过一万多把伞，一万多把伞从我手上过去，进了人家的门。
明天早上七点，我还来。把伞撑开，把箱子摆出来，坐下。第一把伞，我撑开放在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