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周退休那天，把解剖室的钥匙拍在我桌上，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你那套‘凶手一定会回到现场’的直觉，虽然好用，但别太信。”
第二句：“别让沈砚碰那具尸体。”
我问为什么，老周已经拎着保温杯走出门了，声音从走廊里飘回来：“那小子眼睛太毒，你兜不住。”
我当时没当回事，沈砚这个人我认识，省厅悬案组的，比我小两岁，挂一级警司，破过三起十年以上的冷案。局里私下都叫他“棺材钉”，意思是只要被他钉上的案子，死人也能开口。
但我跟他不对付。
三年前我办过一起案子，翠湖小区入室杀人，女主人死在浴缸里，现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追了四个月，最后靠一枚烟头上的DNA锁了人，检察院批捕，法院判了死缓，结案报告交上去那天，沈砚在省厅的评审会上说了四个字：“证据太薄。”
他没说错，那枚烟头是在楼道消防栓后面找到的，距案发已过了七十多个小时，辩方律师在庭上咬着“提取程序存疑”打了整整两轮。最后是嫌疑人自己在第三次讯问时撂了，案子才勉强落下来，但沈砚那四个字像根刺，扎在我卷宗的封面上，三年没拔。
所以当市局分管刑侦的赵局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沙发上那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说“省厅派沈砚来跟你的专案组，双组长制”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转身就走。
赵局拍桌子：“陈默，你给老子坐下。”
沈砚倒是站起来，伸出手：“陈队，又见面了。”
他比我上次见瘦了一圈，下颌线像刀背，眼窝深了一块，显得那双眼睛更没温度。我跟他握了手，用了点力，他也用了点力，谁都没松。
赵局装作没看见，把一份文件甩过来。
“城南，南湖公园，捞上来一个行李箱，里头是一具女尸，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四十八小时以内，死者身份确认了，叫周晴，二十六岁，市三院急诊科护士。”
我翻开文件，现场照片拍得很清楚，行李箱是银灰色硬壳的，二十四寸，半开着沉在湖底浅水区，被夜钓的人鱼钩挂住拉了上来，尸体蜷在里面，膝盖抵着胸口，双手被一根白色扎带反绑，扎带扣上缠着一圈医用胶布。
“案子有什么特殊的？”我问。
赵局看了沈砚一眼，沈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拍的是一个旧案卷宗封面，边缘发黄，右上角盖着省厅的归档章，卷宗编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那是我写的。
翠湖小区入室杀人案，三年前我结的。
“死者周晴是那起案子的关键证人，当年你那份结案报告里写的是‘证人周某的证言对锁定嫌疑人起辅助作用’，但你知不知道，她后来给省厅写了一封申诉信，说她在辨认笔录里认错了人。”沈砚声音很平。
我的手指停在照片上。
“申诉信压在信访渠道，上个月才转到悬案组。”沈砚把照片收回去，看着我的眼睛，“陈队，你办的那起案子，可能判错人了。”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钟，把照片推回去。
“申诉信原文呢？”
“在省厅档案室，调阅需要手续。”沈砚说，“但我带了复印件。”
他从包里又抽出一张纸，放在桌上，周晴的字迹很工整，护士写护理记录练出来的那种工整。
信不长，核心就一段：
“我当时太害怕了，楼道里那个人我只看到一个侧脸，警察给我看的照片里孙德胜的眉眼有点像，我就指了他。后来我越想越不对，那个人身上味道不对，不是开出租车的，是修车的，我不确定，但我怕真的抓错了人。”
我把这行字读了两遍。
“她为什么三年前不说？”
“她说了。”沈砚说，“辨认笔录的补充页上，她提过一句‘那个人身上有机油味’，但补充页没有附进卷宗，留在了派出所的原始档案里，你当年看到的辨认笔录，是正页。”
我后槽牙咬得太紧，腮帮子发酸。
三年前，我拿到的那份辨认笔录干干净净，正页两行字，指认孙德胜，签名按手印，补充页在派出所的档案柜里躺了三年，没人告诉我。
“谁办的辨认？”
“城东派出所副所长刘庆，去年调走了，现在在分局治安大队。”沈砚把复印件收好，“我已经让人去调他当年的办案笔记。但陈队，这件事你最好有心理准备，如果周晴的辨认确实错了，孙德胜的案子就要启动再审，你当年那份结案报告会被翻出来逐条审。”
我站起来，把外套从椅背上扯下来。
“解剖室准备好了？”
沈砚点头。
“走吧。”我把门推开，“先看尸体，再说别的。”
解剖室在地下二层，灯管坏了一根，剩下那根嗡嗡地响。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沈砚已经站在解剖台边了，穿着我备用的手术衣，戴了两层手套。周晴的尸体摆在台上，行李箱的水还没干透，在台面上洇开一圈暗色的印子。
“你动刀之前，”我把手套往手上套，“说清楚一件事，申诉信的事你上个月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才来？”
沈砚没抬头，手指按在死者腕部的扎带扣上，胶布边缘已经有些卷起。“因为上个月周晴还活着，省厅的规矩，证人安全归地方，案子重启归省厅。我上周五给市局发了协查函，建议对周晴做保护性回访，函到的时候，她已经沉在湖底了。”
我咬了一下后槽牙。
“死因？”
“待定，体表没有明显致命伤，颈部没有扼痕，舌骨完整，手腕和脚踝有约束伤，生前形成，但程度不重。”他终于抬眼看我，“像是被绑着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连人带箱子扔进水里，是溺水还是窒息后被抛尸，得开了才知道。”
我站到他对面，打开无影灯。
刀口从锁骨下缘拉开，暴露皮下组织和肌层。我的手法不算快，但非常平稳，沈砚不说话，偶尔伸手调整一下拉钩的角度，做到胸腔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胸骨中段有骨膜下出血，范围不大。”我用探针指给他看，“钝性外力，力度中等，时间在死前六到十二小时。”
沈砚凑近看了一眼，忽然转身走到旁边的物证台，翻开周晴的衣物袋，从里面夹出一张塑封袋——里面是她被捞上来时穿的外套，一件浅蓝色的护士服。
“左胸口袋内侧，有一处缝补痕迹。”他把袋子举到灯下，“线是双股涤纶，针脚方向和原厂缝线不一致，口袋底部有微量白色粉末残留，刚才初筛，成分是医用滑石粉。”
他放下袋子，回到解剖台前，看着我。
“陈队，你三年前抓的那个人，叫孙德胜对吧。当年定罪的直接证据是烟头DNA，间接证据是周晴的辨认笔录。现在周晴说辨认错了，她自己被人塞进行李箱沉了湖，你觉得这三件事之间隔了几层？”
我没回答，低头继续解剖。
但我的手比刚才慢了半拍。
沈砚说得对，老周说得也对。
这小子眼睛太毒。
解剖做到腹腔的时候，我在胃内容物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小片没有消化的胶囊外壳，透明明胶材质，边缘被胃酸腐蚀了一半，但里面残留的白色粉末还在。
“丙泊酚。”沈砚在旁边看了一眼，直接说出成分，“她吞过胶囊。大概率是把药装进空胶囊里随身带着，紧急情况下吞服，让自己快速失去意识，护士干得出来这种事，比被活捉之后受折磨强。”
我把胶囊壳夹进物证瓶，手停了一下。
一个二十六岁的急诊科护士，随身带着麻醉药胶囊，在被人绑架之前吞了下去。她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也知道对方想从她身上拿到什么，但她还是把申诉信寄了出去。
“死因确认了。”我直起腰，“溺水，肺部大量溺液，硅藻检测待做，但胸骨那处钝性外力不致命，真正死因是活着被塞进行李箱沉湖，她吞了药，意识不清，但呼吸还在，水从口鼻灌进去的时候她反抗不了。”
沈砚沉默了几秒钟。
“凶手知道她带了药吗？”
“大概率不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会等她醒过来再问话。”我把解剖刀放下，“周晴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没跑赢。”
沈砚把白布重新盖好，摘了手套。
“陈队，三年前你办翠湖案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看了他一眼。
“有。”
“哪里？”
“孙德胜撂得太快了。”我把手术衣脱下来扔进回收桶，“第三次讯问，他本来还在扛，忽然就全认了，我当时以为是证据链压垮了他，现在想想，认得太顺了，像是有人在背后给他递了话，让他赶紧认了把事平了。”
沈砚把灯关掉，解剖室暗了一半。
“给孙德胜递话的人，和给周晴递药的人，不会是同一个。”他往门口走，声音从暗处传过来，“但中间那层关系，一定在汽配城里。”
〖2〗
专案组临时设在市局七楼会议室，白板上贴了三条时间线。
第一条，三年前翠湖案：案发，周晴辨认，孙德胜批捕，判死缓。
第二条，周晴申诉：辨认后第四个月，申诉信寄出，信里写“我当时太害怕了，楼道里那个人我只看到一个侧脸，警察给我看的照片里孙德胜的眉眼有点像，我就指了他”。
第三条，周晴死亡：申诉信被省厅信访部门受理，转悬案组，沈砚发协查函，函到当天周晴失联，四十八小时后行李箱浮上水面。
“时间咬得太紧了。”我把笔扔在白板槽里，“周晴写申诉信是三个月前的事，为什么偏偏在省厅要回访的时候死？”
沈砚坐在长桌另一头，正在翻周晴的手机提取报告，手机从湖底捞上来，泡了水，但技术组恢复了部分数据。
“她死之前三天，有一通打出去的电话，通话对象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通话时长四十七秒。”他抬起头，“号码查了，实名登记在一个叫马强的人名下，马强是孙德胜当年的狱友，孙德胜进去之后，马强替他跑过几趟家里，送东西。”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拧了一下。
孙德胜判的是死缓，在省二监服刑，不可能遥控杀人。但如果他在外面还有关系，而周晴的申诉信一旦被省厅采信，案子就要启动再审。再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年办案的环节会被逐个过筛子，辨认笔录怎么做的、证据链怎么拼的、有没有人为了结案动过手脚。
“马强现在人在哪？”
“手机信号最后一次出现在城东汽配城，三天前，就是周晴失踪那天。”沈砚合上文件夹，“我让人去调汽配城的监控了，但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太大，摄像头覆盖率不到三成。”
我拿起外套。
“走。”
沈砚看着我。
“去哪？”
“城东汽配城，周晴死之前最后联系的人就在那里，你坐这儿等监控，我去看现场。”
他站起来，把文件夹塞进包里。
“一起。”
出门之前，我拐到技术组找小郑，让他把周晴医院急诊科的排班表和监控调出来。
“她死前三天上的是白班，下午四点下班，从医院到汽配城，坐公交四十分钟，打车二十分钟。”小郑把监控截图一帧一帧往后拉，“下班打卡时间四点零六，出医院大门四点十二，门口监控拍到她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牌被泥糊了，但车型能认出来，老款帕萨特。”
“马强的车？”
“马强名下登记的是五菱面包。”沈砚在旁边接话，“帕萨特可能是曲老四的，曲老四在汽配城C区卖轮胎，名下有两辆车，一辆货车拉货，一辆帕萨特自己开。”
我把车牌号记下来，发给交警队让他们查轨迹。
“还有个事。”小郑把周晴的手机通讯录调出来，“她手机里存了一个备注叫‘三院-刘姐’的号码，通话记录显示周晴死前一周打过三次。这个刘姐全名叫刘慧，是急诊科的护士长，周晴的申诉信底稿，有没有可能交给过刘慧保管？”
沈砚已经走到门口了，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去找刘慧，我去汽配城。”
“分头行动？”
“你负责医院这条线，我负责汽配城。”他把包带往肩上一甩，“马强和曲老四都是老油条，你在那儿盯着也是浪费时间，护士长那边你比我熟，你去问。”
我想反驳，但他说得对。我跟刘慧打过一次交道，去年三院发生一起伤医事件，我出的警，刘慧当时配合做笔录，是个说话利索的中年女人。
“行。”我往电梯走，“电话保持畅通。”
汽配城下午五点就开始收摊，我让沈砚先过去蹲着，自己拐到市三院。
刘慧在急诊科护士站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摞排班表和领药单，我亮明身份，她让我坐下，把门关上了。
“周晴的事我听说了。”刘慧攥着一支笔，指节有点白，“她跟我提过，说当年那个案子她可能认错人了，我跟她说你要想清楚，翻案不是小事，她说她想清楚了，宁可自己担责任，也不能让别人替真凶坐牢。”
“她的申诉信底稿在哪？”
“她复印了一份放我这儿，说万一她出什么事，让我交给警察。”刘慧从抽屉最底层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带缠了三道，“原件寄省厅了，这是复印件，她上个月还跟我说，有人打电话问她在哪儿上班、几点下班，她觉得不对劲。”
“谁打的电话？”
“她没存号码，但记了一张纸条，夹在信封里了。”
我拆开信封，里面除了申诉信底稿，还有一张便签纸，上面写了一串手机号。我拿手机拨过去，关机，把号码发给小郑查，两分钟后回过来：号码实名登记在曲老四名下。
“刘姐，这事别跟其他人说。”我把信封收好，“周晴的排班表给我一份，我要看她死前一周所有接触过的病人和家属。”
刘慧把排班表拍给我，我扫了一眼，发现周晴死前两天上的是夜班，凌晨两点到早上八点。夜班期间急诊科人流量少，能接触到她的人不多。
“那两天夜班有没有人来闹过事？”
刘慧想了想：“没有闹事的，但有个男的来问过路，说找人，在走廊里转了两圈就走了，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大半夜的来急诊科找人，连个名字都说不清。”
“长什么样？”
“中等个，四十来岁，黑瘦，穿一件灰色夹克，手上有机油味。”刘慧看了我一眼，“他问我周晴在不在，我说你找她什么事，他说没事，转身就走了。”
机油味，黑瘦，四十来岁。
曲老四。
我拨通沈砚的电话，把情况说了。
“曲老四去医院踩过点，至少提前两天就盯上周晴了，但他没直接动手，先打电话试探，再亲自去看人，确认周晴在上班，然后让马强把人从门口弄走，这套流程不像临时起意，像有计划地灭口。”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沈砚的声音传过来：“我这边也有发现，汽配城西门的监控拍到那辆帕萨特了，周晴失踪那天下午四点半开进来，停到B区后面，五分钟后开走。开车的人戴着帽子，但副驾驶上下来一个人，是马强，进了曲老四的铺面没再出来，帕萨特开走之后，马强从铺面后门溜出去，打了一辆摩的走的。”
“曲老四把人拉去哪了？”
“南湖公园方向。帕萨特出汽配城之后往南拐，那条路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南湖。”沈砚顿了一下，“陈队，可以抓人了。”
〖3〗
孙德海住在城北老工业区后面的自建房里，院子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G500，轮胎花纹和汽配城地上那片碎屑对得上。
我们到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天已经黑透了，院子里亮着一盏灯，堂屋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来电视机的声音。沈砚绕到院子侧面看了一眼，回来低声说：“后院有一辆面包车，车门没锁，里头有捆扎带和一卷胶布，还有一件叠好的护士服。”
护士服是周晴的。
我拔了枪，贴在院门右侧的墙边，沈砚在左边，他手里没拿枪，拿的是我解剖台上那把手术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揣兜里的。
我看了他一眼。
他回看了我一眼，表情平静：“近身好用。”
没时间争，我踹开门冲进去，堂屋里没人，电视开着，茶几上放着半碗泡面和一部正在充电的手机。后院传来发动机打火的声音，面包车已经倒出了半个车身，大灯直直照着院墙，孙德海坐在驾驶座上，看见我们，一脚油门想冲。
沈砚从侧面绕过去，手术刀扎进了面包车左后胎的侧壁。胎压瞬间掉到底，车身往左一歪，孙德海猛打方向，车头撞上了院墙，他从驾驶座滚下来，手里攥着一把折叠刀，往巷子口跑。
我追上去，在巷口把他扑倒。他拿刀往后乱划，我按住他手腕的瞬间，刀刃从我小臂旁边擦过去，划破了外套袖子。我感觉到凉，还没感觉到疼，沈砚已经到了。
他没用刀，他一把攥住孙德海拿刀那只手的小臂，往反关节方向一拧，孙德海吃痛松手，折叠刀掉在地上。沈砚顺势把他胳膊别到背后，膝盖压住后背，整套动作干净利落。
“铐子。”他冲我伸手。
我把铐子递过去，他把人铐好，站起来，先看了我胳膊一眼。
“袖子破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外套布料翻开，里面有一道浅浅的血痕，不深，但渗了血。
“没事，擦伤。”
沈砚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按在我胳膊上，然后转过身去，把孙德海从地上拎起来。
“面包车后座有血迹。”他说，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冷淡，“回去做DNA，对上周晴就是铁证。”
把孙德海押上警车之后，我靠在车门上处理胳膊上的伤口。
沈砚走过来，手里多了一瓶矿泉水。“冲一下。”我接过水，往伤口上倒。他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下次冲第一个的事，让我来。”
“你不是已经来了吗？”
“我说下次。”他把空瓶子拿走，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陈队，你这个人办案有股劲，该冲的时候不犹豫，但两个人搭档，总得有一个人在后面看着。你往前冲的时候，后面得有人。”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巷口的路灯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行。”我把袖子放下来，“下次你冲，我在后面看着。”
孙德海在审讯室里撂得很快。马强找他，说周晴手里有一封申诉信的底稿，如果省厅看到那封信，孙德胜的案子就要翻，到时候当年帮忙“处理”过辨认环节的人一个都跑不掉。孙德海找了曲老四，曲老四找了马强，三个人把周晴从医院门口带走，关在汽配城的铺面里逼她交出底稿。周晴交不出来，说底稿已经寄给省厅了，孙德海不信，打了她，把她塞进行李箱，让曲老四和马强开车到南湖公园扔了。
“那封底稿到底在哪？”我问。
孙德海耷拉着脑袋：“她说寄了，我们没找到，她住的地方翻遍了，没有。”
审讯结束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我从审讯室出来，沈砚靠在走廊墙上，手里拿着一杯自动贩卖机的热咖啡。
他递给我另一杯。
我接了，两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喝咖啡，谁都没说话。头顶的灯管偶尔闪一下，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三年前翠湖那案子，”我先开口，“如果周晴的辨认是错的，真正的凶手是谁？”
沈砚喝了一口咖啡，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黑乎乎的窗户。
“当年翠湖小区的监控，你调了没有？”
“调了，案发时段单元门口的摄像头坏了，什么都没拍到。”
“坏了多久？”
我想了一下：“物业说坏了三天。”
“三天。”沈砚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案发前三天就坏了，周晴辨认的时候说，她只看到一个侧脸。侧脸这个东西，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但有一个东西比侧脸可靠得多，她没提。”
“什么东西？”
“楼道里的味道。”沈砚转过头看我，“周晴在辨认笔录的补充说明里写过一句，说‘那个人身上有很重的机油味’。但孙德胜是开出租车的，身上应该是汽油味，不是机油味，机油味是修车的人才有的。”
修车的人，曲老四卖轮胎，马强卖刹车片。
三年前翠湖小区入室杀人案的真凶，从一开始就在汽配城里。
我把咖啡杯捏扁，扔进垃圾桶。
“明天再审孙德海。”我说，“这次不问周晴，问三年前翠湖小区那栋楼的单元门锁是谁修的。”
沈砚把剩半杯的咖啡放在窗台上，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
“陈队，”他说，语气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你的直觉确实好用。”
我看了他一眼。
“但下次别冲第一个。”他补了一句，“挡刀这种事，我来。”
我抬起胳膊看了一眼那道擦伤，血已经止住了。
“你已经挡了。”
〖4〗
再审孙德海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开始的。
我没问单元门锁的事，先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
“三年前翠湖小区那个单元门的监控，是你弄坏的？”
孙德海愣了一下，眼神飘向审讯室左上角的摄像头，又收回来，“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物业维修记录上写的是‘线路老化’，维修工签名姓李。”我把一张复印件推过去，“但这个李师傅去年就回老家了，我昨晚让人打电话问了他，他说那年秋天翠湖小区的单元门监控坏了两次，第一次确实是线路问题，第二次是有人半夜拿钳子剪了线，他自己去修的时候发现线头是齐的，钳痕很新。他当时跟物业主管提过一嘴，主管让他写成‘线路老化’，别多事。”
孙德海的喉结动了一下。
“那个物业主管，”我继续说，“去年年底因为收受装修公司回扣被开除了，现在人在外地，我的人已经在去找他的路上，你觉得他能扛多久？”
孙德海的肩膀塌了下去。
“三年前的事跟我没关系。”他声音低了半截，“是我哥让我去剪的线，他说有个朋友想进翠湖小区拿点东西，让我帮个忙把监控弄停三天，我不知道他要杀人。”
“那个‘朋友’是谁？”
“曲老四。”孙德海抬起眼，“我哥说曲老四欠人钱，想去那个女的家偷点东西抵债。后来出了人命，我哥也慌了，但他没跟我说细节，我只知道曲老四从那之后就有钱了，把汽配城的铺面扩了一倍。”
翠湖小区的死者，女主人，生前最后一次银行流水显示她取过五万块现金，放在家里准备给工人发装修款。那五万块始终没找到，结案报告里写的是“去向不明”。
曲老四。
我合上笔录，走出审讯室。
沈砚站在单向玻璃后面，手里转着那支笔。
“曲老四现在在哪？”
“手机信号昨天出现在邻省一个县级市，当地派出所已经在布控了。”他停了转笔的手，“但有个事比抓人更急，周晴的解剖报告我昨晚补完了，胸腔那处钝性外力不致命，死因确认是溺水。但她在被扔进湖里之前，左前臂内侧有一处注射针眼，周围有皮下淤血。毒化筛查做了，血液里检出一种成分，丙泊酚，临床麻醉诱导剂。剂量不大，但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在几分钟内丧失反抗能力。”
丙泊酚，急诊科护士最容易接触到的药。
“周晴自己带的？”我问。
“大概率，马强和孙德海都没有医学背景，弄不到这种管控药品。但周晴工作的市三院急诊科，丙泊酚是常备药，领用登记没那么严。”沈砚把报告放在桌上，“她随身带了一支丙泊酚，原本可能是想在被胁迫的时候找机会给自己用，让自己失去意识，避免在被控制期间遭受更严重的侵害，但对方先拿到了那支药，扎在了她身上。”
解剖室里那具蜷在行李箱中的身体，到最后都在试图保护自己。
“还有一件事。”沈砚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拍的是曲老四汽配城铺面的内部结构图，“我昨天让技术组把曲老四铺面的平面图调出来了，B区十七号，前面是铺面，后面隔了一间仓库。仓库里有一个保险柜，但保险柜是嵌在墙里的，外面堆了轮胎挡着，人进去搜的时候如果不搬轮胎，根本看不见保险柜。”
“你怎么知道他有个嵌墙保险柜？”
“马强交代的，审讯的时候他为了争取立功，主动说的。”沈砚把照片收回去，“曲老四把东西藏在保险柜里，外面用轮胎堵死。这种藏法说明里面放的东西他不想让人看见，三年前翠湖案的五万块现金，如果还在他手里，大概率就在那个保险柜里。”
“抓人的时候一起搜。”
“当地派出所已经控制了曲老四的住处，但汽配城的铺面没人动，赵局的意思是我们这边出人，跟当地派出所联合搜查。”沈砚看了我一眼，“我申请了搜查令，今天下午批。”
下午三点，搜查令批下来了，我带着人赶到城东汽配城，沈砚已经先到了，站在B区十七号门口跟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交代分工。
铺面卷帘门拉开，里面还是上次来时的样子，成摞的轮胎堆到天花板。民警两个人一组往外搬轮胎，搬了四十多分钟，才露出后面那面墙。
墙上有一块木板，用螺丝固定在墙面上。卸了螺丝，木板后面是一个嵌墙式的保险柜，密码锁。
“密码是多少？”我问马强，他今天被带到现场做指认。
马强缩着脖子：“曲老四从来不让我看密码，他开柜子的时候都让我出去。”
沈砚走过来，蹲在保险柜前面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在密码锁上按了六个数字。
柜门弹开了。
“你怎么知道密码？”我盯着他。
“马强交代的通话记录里，曲老四有一次喝多了给他打电话，说‘我密码就是我车牌号后六位，你记着，哪天我出事了帮我把柜子清空’。”沈砚把柜门拉开，“马强记不住，但通话录音里有背景音，他当时在KTV，旁边有人问曲老四车牌号多少，曲老四报了。”
柜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三捆现金，银行封条还在，金额五万整。封条日期是翠湖案发前一周，现金下面压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部旧手机和几张照片，照片拍的是翠湖小区那栋楼的单元门，时间水印显示是案发前三天。
“曲老四踩点的证据。”沈砚把塑料袋装进物证袋，“旧手机应该是他当年作案时用的，还没来得及处理。”
曲老四在邻省被抓的当天晚上，押解回市局，我亲自审的。
前面四十分钟他一个字不说，翻来覆去就一句“我要见律师”。沈砚把DNA报告、保险柜里的现金、旧手机里的通话记录一样一样摆到桌上，曲老四的脸色一点一点往下沉。
“翠湖小区浴缸边缘提取到的上皮细胞，十五个位点全中。”沈砚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推到他面前，“你那天从窗户爬进去，在浴缸边缘撑了一下手，留了皮屑。三年前技术有限，只做出一个不完整分型，没比中，现在比中了。”
曲老四盯着报告，腮帮子咬得一鼓一鼓的。
“孙德胜的烟头为什么会在楼道里？”我问他。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捡的，那天晚上我从窗户爬进去，在楼道里看见一个烟头，顺手揣兜里了。干完事出来，我把烟头扔在消防栓后面，我知道那玩意儿能查出人，但我没想到查出来的是个开出租的倒霉蛋。”
“你认识孙德胜？”
“不认识，但我认识他弟孙德海，孙德海欠我钱，我让他帮我剪监控线的时候他问我要干什么，我说弄点东西，他以为我是偷东西，就答应了。”
“你杀人的时候孙德海知道吗？”
“他后来知道了，但不敢说，他哥顶了罪，他更不敢说了。”曲老四把背往椅背上一靠，“你们查得挺细，我认了。”
沈砚在结案报告上签字的时候，用了四十分钟。他写字慢，一笔一划，像在刻碑。
我坐在旁边看他把最后一页签完，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当初那四个字，我记了三年。”
他合上笔帽，看了我一眼。
“哪四个字？”
“证据太薄。”
沈砚把报告推到我面前，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嘴角动了一下，很轻。
“这次不薄了。”他站起来，把外套搭在胳膊上，“陈队，下次有案子，还搭档吗？”
我把报告拿起来，翻到签字页，在他的名字旁边签了自己的。
“看你表现。”
〖5〗
结案之后第三天，沈砚没走。
省厅的调令下来了，悬案组扩编，要在市局设一个常驻工作站。赵局把七楼会议室隔壁那间杂物间腾出来，搬了两张桌子一台电脑，门上贴了张A4纸，打印着“悬案工作站”。
沈砚把省厅带下来的那箱卷宗往桌上一倒，占了我半张桌面。
“你那边不是有位置吗？”我指着靠墙那张空桌子。
“靠墙信号不好。”他头也没抬，继续拆箱。
我懒得跟他争，老周退休之后解剖室就我一个人，有时候一整天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沈砚这人话少，但至少会在你切组织的时候忽然冒一句“筋膜层有出血点，记一下”，让你知道自己不是在对着一堆不会说话的器官自言自语。
真正让我觉得这个人可以留在隔壁的，是结案后第二周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我在解剖室加班补一份旧案复核报告，沈砚在隔壁翻他的卷宗。十一点多的时候，我听见他接了一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解剖室和隔壁只隔一层石膏板，断断续续能听见几个词。
“嗯……还在查……不用等我，你先睡……药吃了没有？”最后一句语气不一样，比平时软。我没刻意听，但手上动作还是慢了一拍。
第二天中午在食堂碰见，我端着餐盘坐他对面，随口问了一句：“昨晚给谁打电话？”
沈砚夹了一筷子青菜，没抬头：“我妈。”
“身体不好？”
“类风湿，老毛病了，换季的时候疼得厉害。”他嚼完嘴里的东西，补了一句，“我爸走得早，家里就她一个人。”
我“嗯”了一声，低头扒饭。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像是自言自语：“我考警校那年，我妈说你这脾气干不了警察，太犟。我说犟才抓得住坏人。她说抓坏人的人也得有人管，不然早晚把自己搭进去。”
我抬起头看他。
他正好也抬眼看我，目光还是那么平，但食堂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得那双眼睛没那么冷了。
“陈队，”他说，“你身边有人管吗？”
我把最后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老周管了我八年，退休了。”
“那现在呢？”
我端起餐盘站起来，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拍了一下他后脑勺。
“现在有你天天在隔壁念‘筋膜层有出血点’，算管。”
他在身后笑了一声，很短，但我听见了。
真正让我觉得沈砚这个人值得交的，是第四周的事。
那天下午赵局把我叫去办公室，说省厅要开一个冷案复核经验交流会，点名让沈砚做案例分享，讲翠湖案从发现疑点到重新锁定真凶的全过程。这是好事，但沈砚交上去的初稿里，把我写成了“地方办案单位积极提供原始卷宗，协助省厅完成证据复核”。
我拿着那份稿子去隔壁找他。
“你把我的名字从案例里删了？”
沈砚坐在电脑前面，没回头：“没删，写了‘地方办案单位’。”
“写了跟没写一样。”我把稿子拍在他桌上，“这案子是你翻的，但审讯曲老四、查汽配城、调监控，我干了一大半，你汇报的时候一句‘陈默同志在侦办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都不写？”
他转过椅子看着我，表情很平静。
“陈队，你想过没有，这个案子如果按‘省厅翻案、地方配合’的角度写，你当年判错人的事会被轻描淡写带过去。省厅的面子挂得住，市局的面子也挂得住，但如果按‘市局自己发现问题、主动纠正’的角度写，你的结案报告要重新过一遍评查，不管结果好坏，你都得脱一层皮。”
我愣了一下。
“你在替我挡？”
“我不是替你挡，我是觉得你不需要这种功劳。”他把稿子拿回去，“你当年办案的时候证据链确实有薄的地方，但你追了四个月，把嫌疑人追到案，这个事没人抹得掉。省厅想拿这个案子当典型，那就按省厅的写法来，你的名字在结案报告上，不在汇报稿上不影响什么。”
我在他桌边站了一会儿。
“行吧。”我把稿子放下，“但下次这种事提前跟我说一声。”
“提前说了你肯定不同意。”
“知道我会不同意还这么干？”
沈砚把椅子转回去，手放在键盘上，语气很淡：“你不同意归不同意，该挡还是得挡。”
我没接话，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背后补了一句：“陈队，你胳膊上那道伤，好了没有？”
“结痂了。”
“那就行。”键盘声重新响起来，“下次别冲第一个。”
我把门带上，站在走廊里笑了一声。
这小子，话少，但每句都卡在点上。
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是正午，太阳很大，晒得人后脖颈发烫，沈砚走在我右边半步远的地方，影子叠在我的影子上。
我想起老周退休那天说的第二句话。
“别让沈砚碰那具尸体。”
老周说错了。
那小子不光眼睛毒，手也稳，心也正。
该让他碰。
后来我请沈砚去家里吃了顿饭。我妈包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沈砚进门的时候提了两盒点心，我妈嘴上说“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转头把点心拆了摆在桌上。
吃饭的时候我妈问沈砚家里几口人，他说就一个妈，类风湿，在老家。我妈立刻开始絮叨，说类风湿得注意保暖，冬天别碰凉水，又问你妈吃的什么药，要不要从这边医院开点寄回去。
沈砚一一答了，话还是不多，但每个问题都答得认真。
吃完饭我妈去厨房洗碗，沈砚站起来要帮忙，我妈把他按回椅子上：“你是客人，坐着。”
他坐回来，低声跟我说：“你妈跟我妈挺像的，都爱管人。”
“所以咱俩才被管得出来。”
他笑了一下，这回没藏着，眼睛弯了一点。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小默，你陪沈砚聊会儿天，别老看手机。”
我把手机放下。
“你看，管上了。”
沈砚端起茶杯，跟我碰了一下。
“挺好。”
后来悬案工作站又接了几个案子，有大有小。沈砚负责梳理卷宗找疑点，我负责跑现场审人，配合得多了，有时候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有一次抓一个逃亡八年的抢劫犯，在城中村巷子里追了三条街。我跑在前面，沈砚在后面喊了一声“左边巷子堵了”，我立刻往右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绕到左边巷口了，我往右一拐，正好跟他形成合围，把人堵在死胡同里。
抓住人之后我喘着气问他：“你怎么知道左边堵了？”
“地图。”他指了指自己脑袋，“来之前背过。”
“背地图？”
“嗯。”他把人铐上，拍了拍手上的灰，“你负责追，我负责记路，两个人搭档，总得有人干这个。”
我想起他说过的话。
两个人搭档，总得有一个人在后面看着。
沈砚就是那个在后面看着的人。
但真到了要往前冲的时候，他冲得比谁都快。
那次抓曲老四，我胳膊上留了一道疤，不深，但一直在。
有时候夏天穿短袖，沈砚看见了会多看两眼。
“还疼吗？”
“早不疼了。”
“那就行。”
他不多说什么，但我注意到，从那之后每次出现场，他都走在我左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左边靠近马路，车多，他习惯靠马路走。
“你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
“我妈教的，她说过马路要走里边，靠马路那边危险。”
我没戳破他，我走在他右边，胳膊上那道疤在太阳底下晒着，偶尔他会瞟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
老周退休之后偶尔给我打电话，问沈砚在我这里干得怎么样。我说还行，话少，但干活靠谱。老周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当初不让你让他碰尸体，是怕你跟他打起来，现在看你俩搭得挺好。”
“还行。”
“还行就是挺好。”老周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隔壁传来沈砚翻卷宗的声音。纸页哗啦哗啦响，偶尔停一下，大概是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窗外的太阳晒进来，照在他那半张桌子上。
我把手头那份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
“沈砚。”
“嗯？”
“晚上吃啥？”
“食堂。”
“换一家。”
他从卷宗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请？”
“我请。”
他合上卷宗，站起来拿外套。
“走吧。”
我拿起车钥匙，跟他一前一后出门。
走廊里灯管还是有一根在闪，但比解剖室那根亮多了。
两个人走在楼道里，脚步声一前一后，但节奏差不多。
搭档这种事，看对眼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