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老街口配钥匙，配了二十三年。摊子在一棵槐树底下，靠着一个杂货铺的墙。一张旧木桌，桌上放着一台配钥匙的机器，桌下一只木箱，桌边挂一张价目纸。我坐在桌子后头的马扎上，马扎是三根铁管焊的，坐上去有点翘。我一天从早八点坐到下午五点，中间歇两回。
找我配钥匙的人，一天二三十个，多的日子五十个。一把两块，厚一点的三块，带芯片的四块。机器的声音咝咝的，一天不停地响。街上的人走过，听见声音，就知道我这个摊在这儿。我这台配钥匙的机器，是一九七八年的。机器是铁壳的，上头一个砂轮，下头一个夹具，侧面一个摇把。摇把一转，砂轮就转，皮带在轮子上跑，跑起来有节奏。
机器是从一个老锁匠手里买来的，那年他七十岁，收摊不干了，我花了六十块，连同一箱子钥匙坯一起买的。他说，这机器比我岁数大。我说，那它能用。他说，能用，你给它上油。这台机器我用二十三年。砂轮换过五个，皮带换过十几条，摇把上的木柄换过三回。它响起来的时候，声音沙沙的，不像现在电动的那么尖。
机器怎么用，我说一遍。先把原钥匙夹在夹具里，齿朝上，夹紧。再拿一片空白的钥匙坯，夹在另一头。摇把一转，夹具往前走，砂轮吃得进去，一点一点把齿形磨出来。磨的时候手要稳，进给要匀。进快了，齿形歪；进慢了，齿形浅。深浅差一丝，锁就开不开。磨完一片，拿起来，对着原来的钥匙比一比，齿对齿，看有没有漏的。对上了，再拿锉刀修一修边。
一道钥匙，磨一遍三分钟，修一遍两分钟。五分钟一把，急不得。我这二十三年，磨了大概十五万把钥匙。我这台机器现在还在用，但是一九九八年我买了一台电动的。电动的机器是铁壳的，一按开关，砂轮自己转，不用摇。它快，一把钥匙两分钟，磨得也准。老机器我没扔。老机器磨厚钥匙好使，磨薄的不行，薄的一磨就破。现在两样都用：厚的上老机器，薄的上新机器。
电动的用了二十六年，修过七八回，电机换过一个，开关换过三个。有一次砂轮崩了，崩出来的碎块打到墙上，砸了一个坑。那回我把开关关了，坐了十分钟，才敢接着干。钥匙坯放在一只木盒里。盒子是杨木的，四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分十几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型号。格子上贴着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型号，字是我用圆珠笔写的，写过好几回，一层盖一层。
盒子里的钥匙坯，一共三百多片。一片三毛五，一盒一百多块。一盒能用三个月。钥匙坯有铜的、有铁的、有铝的。铜的好磨，磨出来亮；铁的重，磨出来发乌；铝的轻，一磨就变形。我最爱用铜的。铜的配出来，客人拿在手里觉得值。桌边挂着一张价目纸。纸是黄纸，一尺宽，用毛笔写的，写了几行：普通钥匙两块，加厚三块，十字四块，月牙五块，带芯片八块，汽车钥匙不配。
纸挂了七八年，边上卷了，字也淡了。有人让我重新写一张，我说，就这样看。价目纸下头还有一行小字：配不开不要钱。这行字是我自己加的，加了二十年。有人问，配不开真不要钱？我说，真不要。我这二十年，配不开的，一年也就三五把。我一天配多少把？平常日子二十来把，赶集的日子五十把。一把两块，平均下来一天六十块，一个月一千八。
2
这一千八，房租四百，摊位费一天三块，一个月九十，剩下的是我的。我这个人不爱算大账，就算小账：一天六十，够吃饭，够抽烟，够给我娘买药。我娘今年八十六，跟我住。她不吃药的时候少，一个月药钱三百。我这摊子挣的钱，一半给我娘。这个我不心疼。找我配钥匙的有三种人。
一种是丢了钥匙的。他们急，跑过来，喘着，说，师傅，快，我钥匙丢了，家里进不去。这种我加急，五分钟配好，不收加急费。一种是多配一把的。他们不急，慢慢挑钥匙坯，说，给我配两把，一把放我闺女那儿。这种我慢慢磨，磨完了让他们试。一种是开不了锁的。他们拿一把旧钥匙来，说，这把钥匙开不了门了，你给我照着配一把新的。这种最费事，旧钥匙磨秃了，齿形看不清，我得拿卡尺量。
旧钥匙磨秃了，得量。我有一把游标卡尺，不锈钢的，十五公分，是我从机械厂的老同事手里买的，二十块。卡尺的刻度清楚，量到零点零二毫米。量的时候，我先把钥匙夹在台钳上，卡尺贴着齿根，一个齿一个齿量深度，量完了记在一张纸上，拿铅笔画一个齿形。画出来的齿形，比着磨。磨完了，先自己试，试开了再给客人。
这个笨办法，我用了十几年。老钥匙能救回来的，一半靠这个。有人说我费这个事不值两块钱。我说，值。我墙上挂着一串试开钥匙。一串二十几把，用铁丝串着，挂在机器旁边。这串钥匙不是卖的，是我自己攒的：各种型号、各种齿形，配完了拿它试。锁有锁的脾气：同一种型号，同一批锁，齿形差一点也开得开；换一批，差一点就开不开。我拿这串钥匙试，试开了，说明齿形对。
这串钥匙串了二十年，铁丝换过五回，钥匙添过几十把，也丢过几把。有一把挂在上头，是我师父的。铁的，磨得亮，齿形特别。我留着，不试，只看。有一天早上，一个男人跑过来，跑得直喘。他说，师傅，快，我把钥匙锁屋里了，孩子在里头。我说，孩子多大。他说，四岁，睡着。
我说，你家在哪儿。他说，后街六号楼，三楼。我说，你等着，我拿工具。我把机器上的活收了，包了一块布，装了两把螺丝刀、一根铁丝、一把小锤，跟着他跑。跑到楼下，我从楼道窗户爬进去，从里头把门开了。开门用了七分钟。孩子在床上睡着，没醒。他抱着孩子，手抖。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
那天他给我钱，我没要。他说，你跑了一趟，还爬窗户。我说，我没配钥匙。他说，你开了门。我说，开门不算配钥匙。他硬塞，塞了二十，我推回去。他说，那你收十块。我说，十块也不收。他说，师傅，你这个人。我说，你这个事，我不能收钱。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客。他每回配钥匙都来我这儿，配了五六年。他有时候带一包烟来，我不抽，他就放在桌上。
我把烟收着，回头给来配钥匙的老头。有个女孩来配第一把钥匙。她二十二三岁，刚租了房子，房东给了她一把钥匙，她想再配一把，给她男朋友。她说，师傅，配一把。我说，两块。她说，就两块钱。我说，就两块。我把她的钥匙夹上，磨，两分钟，磨完了给她。她拿在手里看，说，跟原来一样。我说，一样。
3
她说，这个钥匙能开我家的门。我说，能。她说，那我男朋友也能进我家了。我说，能。她笑了，脸有点红。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钥匙。我说，那你收好。她问我怎么保管钥匙。我说，钥匙别跟别的钥匙串一起，串多了磨齿；别放在裤兜里，坐下去压弯；别挂在门上，人家一伸手就拿了。
她说，那我放哪儿。我说，放包里，一个专门的小袋。她说，师傅，你怎么懂这些。我说，我配了二十三年，见得多。她说，见过丢钥匙的？我说，见过，一天两三个。她说，丢了我怎么办。我说，找我配，配一把新的，旧的作废。她说，那不安全。我说，不安全，你换锁。
她走了，走了两步回头，说，谢谢师傅。有个老太太来配钥匙，是给她儿子的。她七十多岁，头发白，拄一根拐。她说，师傅，我配两把，给我儿子。我说，你儿子呢。她说，他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趟。我说，那配两把干什么。她说，一把给他，一把我留着。我说，四块。她掏了四块，零钱，一张一张数。
她说，我儿子回来那天，我给他钥匙，他就能进屋。我说，他没有钥匙？她说，他走的时候把钥匙丢了。我说，丢了几年。她说，六年。那两把钥匙，她拿走了一把，留了一把在我这儿。她说，师傅，这一把放你这儿，我儿子回来，我让他来取。我说，放我这儿行。她说，你不嫌麻烦。我说，不嫌。
她把钥匙用红绳拴了，挂在我桌边的一根钉子上。她说，这绳是我孙子小时候的帽子绳。我说，那你留着。她说，留着，拴钥匙。她走了以后，那把钥匙挂在钉子上。我一天看它好几回。挂了半年，没有人来取。半年里，老太太来过三回。头一回她说，我儿子今年没回来。第二回她说，我儿子说年底回来。第三回她说，我儿子换了个厂，地址变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我桌边的凳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我说，钥匙还在。她说，我知道，我看见。我说，你给他打电话。她说，打了，他不接。我说，那你发个信。她说，我不会。我说，我教你。她说，我学不会。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我下次再来。第七个月，她儿子来了。
他三十多岁，背着个包，站在摊前，说，师傅，我妈在你这儿放了一把钥匙。我说，有。我把钥匙从钉子上取下来。他接过去，看了看，说，这个红绳是我小时候的帽子绳。我说，你妈说的。他把钥匙握在手里，站在那儿，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妈去年冬天走了。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她走之前跟我说，钥匙在老街口配钥匙的那儿。我说，她跟我说过三回。他说，我回来晚了。他走的时候，把另一把钥匙留在我这儿。他说，师傅，这把是我妈留的，你留着。我说，你带回去。他说，我带回去没用，我一年回来一趟，我妈不在了，屋子空了。我说，屋子还在。他说，屋子在，人不在。
4
我说，你把钥匙带着。他说，你留着，我回来的时候来取。他把钥匙放回桌上，红绳在上头。他走了以后，我把它挂回钉子上。现在我这儿挂着两把：一把是他的，一把是我自己留的样。那两把钥匙，一把在他那儿，一把在我这儿。有时候我坐着，抬头看见那把钥匙，想到那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两手放在膝盖上的样子。
我不认识她儿子，也不认识她。她在我摊上待过三回，一共不到一个钟头。这三回，我记了七年。我这摊上的人，多半是这样：来一趟，说两句话，走了。我记不住名字，记住的是他们拿钥匙的手，说话的声音，站在摊前的姿势。我这个摊，就是靠这些记住的事撑着的。二〇一二年，后街整楼换锁。
楼是老楼，六层，四个单元，一共七十二户。原来的锁是老式的弹子锁，用了三十年，许多开不开。街道统一换防盗锁，换完了要配钥匙。换锁的人来我摊上问，说，师傅，七十二户，一户配三把，你干不干。我说，干。他说，几天。我说，三天。他说，两块钱一把？我说，老楼，我算一块五。
他算了算，说，行。他说，一共三百二十四把。三百二十四把，我配了三天半。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八点，中间只吃两回饭。砂轮磨到发烫，我用湿布包着，让它凉。钥匙坯不够，我骑车去城里买了四盒，一盒一百片。买回来还不够，又跑了第二趟。磨到第二天，我右手的手指头麻木了，握不住摇把。我用左手按着右手磨。
第三天下午，最后一把磨完，我把钥匙装在一个纸箱里，写上单元号、门牌号，送到了换锁的那儿。他说，这么快。我说，三百二十四把。那三百二十四把里，有一把配错了。是六单元三楼的一户，钥匙磨浅了，齿形差了一丝。人家拿着钥匙回家，插进去，进到一半，开不开。
他跑到我摊上，说，师傅，这把开不开。我拿卡尺量了，说，我磨浅了。我说，我再磨一把，不要钱。他说，我要赶时间。我说，十分钟。我磨了一把，他拿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说，还是开不开。我说，我再磨。他说，你在别处磨的也开不开？我说，我亲自去你家试。
我跟着他去了他家。三楼，门口站着，我拿钥匙插进去，转。转到一半，转不动，卡住了。我蹲下来看锁眼，锁眼里的弹子不齐，锁本身有毛病，不全是钥匙的事。我说，你这锁旧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上点油，再试试。我从兜里拿出一小瓶缝纫机油，滴了两滴进去，让他转。他把钥匙插进去，转，锁开了。
他说，原来不是钥匙的事。我说，有一半是钥匙的，一半是锁的。他说，那我还给你钱吗。我说，不用。他非要给我钱。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块的，塞进我手里。我说，不要。他说，你跑了两趟。我说，我没配好。他说，锁的事，不怪你。我说，我磨浅了，也怪我。他说，那你收五块。我说，一块都不收。
5
他把钱放在桌上，转身就走。我追出去两步，他已经下楼了。我把十块钱收着，放在一个铁盒里。这个铁盒是我装这种钱的，一年下来，有二三十块，都是人家硬塞的。年底我把这个盒里的钱拿出来，买了两条烟，送给了街上的几个老头。一九九九年，我的手指头差点丢了。
那天我在磨一把厚钥匙，砂轮转得快，我手上的手套破了一个洞。磨的时候，钥匙一滑，砂轮碰到了我右手的小指。小指的指头肚削掉一块，血一下就出来了。我把手包在布上，往诊所跑。诊所的医生说，再往里一点就是骨头。缝了五针。我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回家，我娘看见我的手，哭了。我说，没事，一点皮。
那一个月，我不能磨钥匙，只能坐摊上给人看锁、换锁芯。手好了以后，我改了三样。一是我戴护目镜。护目镜是塑料的，一副八块，我买了三副，摔坏一副换一副。镜片上磨了不少痕，看东西有点雾。二是我磨东西的时候不戴手套。手套滑，钥匙容易跑，反而不安全。手冷了，我搓一搓，接着干。
三是我把砂轮的转数调低了。慢一点，稳一点，少出错。改了这三样，二十多年，我没再受过伤。只是手指头上留了一道疤，摸起来硬的。我这个人，记齿形。客人拿一把钥匙来，我夹上，磨。磨完了，那个人再拿同一把钥匙来配，我能认出来。认出来的不是钥匙，是齿形：那个高低、那个深浅，跟别的钥匙不一样。
有一回一个人拿一把钥匙来，我看了，说，你这把是我配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认得。他说，去年配的。我说，去年三月。他说，你还记得。我说，一日不多，齿形长得一样，可你这把的第二个齿我磨得浅。他笑了，说，你这个人。有一回，一个老锁配不到钥匙坯。
锁是老的，铁皮的，锁眼扁，比我盒子里的任何一片坯都宽。客人的钥匙还在，但是磨秃了，齿形看不全。我说，这种坯没有。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拿别的坯改。他说，能改？我说，能，得磨两回。我拿了一片最宽的铝坯，先改宽度：用锉刀锉，锉到能插进去。再照旧钥匙量齿形，磨。磨完了试，试不开，再磨。
磨到第三把，开了。他说，师傅，你这手。我说，手不算什么，坯难找。这种活我不常接。改坯要一个多钟头，收五块，不值。可我接，因为这种锁不多了，接一把少一把。我这儿配过老式的挂锁、老式的抽屉锁、老式的柜门锁、老式的大门锁。有些锁的钥匙我这辈子只见过一回。
有一把锁是庙里的，锁上刻着字，钥匙是铜片。庙里的和尚拿钥匙来，说，这个开不开。我看了半天，说，这个我不会配。他说，你想想法子。我说，我想不出来。他说，那我回去。我说，你把锁拿来，我看锁。他把锁拿来了，锁眼是个方的。我看了半天，说，我这个摊配不了，你得找老锁匠。
6
那个方锁眼，我自己做了一把钥匙。钥匙的材料是一块钢片，一毫米厚，是我从一台旧机器的护板上剪的。剪下来一条，三公分宽，十公分长。我把钢片夹在台钳上，用锉刀锉，锉成一个方头，头上开一道槽。锉了两个钟头，锉得手上发酸。锉完了，我拿锁试。方头插进去，转，锁开了。
我把钥匙磨了边，把毛刺磨掉，用布擦亮。第二天和尚来拿，我把钥匙给他。他插进去，转，锁开了，他笑了一声。他说，师傅，你这个人，能做。和尚给了二十块，我收了五块。他说，二十。我说，五块。他说，你这个活干了两钟头。我说，两钟头也五块。他给了五块，把剩下的十五放回袖子里。他说，那我给你念一段经。我说，我不信这个。
他说，不信也念。他站在我摊前，念了半分钟，声音低，听不清字。念完了，他说，我走了。我说，慢走。他走了以后，旁边杂货铺的老板说，你还真给他做。我说，他锁坏了。他说，一个庙里的锁，值五块钱吗。我说，值。那个和尚后来成了我的老客。他每年腊月来一趟，配两把钥匙。他说，庙里的门多，钥匙容易丢。
他姓什么我不知道，法号我也不知道，我叫他师父。他每次来带一小包东西：一回是两块豆腐，一回是一把青菜，一回是一小袋米。我说，你别带。他说，庙里自己种的。我说，那我也给你钱。他说，不用。他配钥匙，我给磨得特别仔细，磨完了拿砂纸打一遍，摸上去光的。
他用了七年，第八年不来了。第八年不来，我问了山上下来的人。那个人说，庙里那个老师父去年冬天走了，走的时候八十四。我说，走了。他说，走了。我坐在摊上，半天没动。旁边杂货铺的老板问，怎么了。我说，山上庙里那个老师父走了。他说，你认识？我说，他每年腊月来配两把钥匙。
他说，配钥匙的认识这么多人。我说，认识，也记不住名字。那天下午我把机器擦了一遍，把砂轮上的屑吹干净。我这摊的生意，跟节气走。春节前最忙，一天能配六七十把。因为过年：搬新居的换锁，孩子回家的配钥匙，老人把钥匙分给儿女。五月到八月最淡，一天十几个。天热，人不愿意出门，锁坏了也拖。
九月开始回暖，学生开学，租房的换锁。一年生意好的时候是腊月二十到三十，那十天我一天能挣三百。我这二十三年，没有一年腊月歇过。腊月里，来的人带着事。有一个男人来配六把，说，我搬新居。我说，六把给谁。他说，我、我媳妇、我爸、我妈、我闺女，还有一把给我岳母。
我说，十二块。他说，给你二十，别找了。我说，找八块。他说，不用。我说，我给你磨好点。我把六把钥匙磨完，拿红绳拴成一串，打了个结，递给他。他接过去，掂了掂，说，这串钥匙沉。我说，六把，是沉的。他说，这六把，就是一个家。有一个男人配了钥匙，第二天又拿来退了。
7
他说，师傅，这一把不要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我媳妇吵了一架，钥匙不给她了。我说，两块钱。他说，我知道。我说，退了就退了。我把两块钱给他。他说，你不问我为什么吵。我说，不问。他说，你怎么不问。我说，我一天见三十个人，问不过来。他站在摊前，站了一会儿，说，师傅，我这脾气不好。我说，脾气这事，我不管。
他把钥匙放在桌上，走了。三个月后他又来，配了两把，说，和好了。我坐的马扎，是三根铁管焊的。焊的时候我三十岁，在机械厂，用的是厂里的电焊机。三根铁管，一根横的做座，两根竖的做腿，焊完了找了块帆布包上。这个马扎跟我二十三年。帆布换过四回，焊口裂过两回，我拿铁丝绑上。
马扎坐上去有点翘，往左歪。我坐惯了，歪着反而舒服。有人劝我买个塑料凳。我说，塑料的一坐就裂。他说，铁的不裂。我说，铁的不裂，就是凉。冬天我在马扎上垫一块棉垫，是我娘缝的，缝了三层。桌下那只木箱，装工具。箱里有：一把平锉、一把三角锉、一把圆锉；两把螺丝刀，一大一小；一把小锤，锤头半斤；一小瓶机油；一小瓶缝纫机油；一卷砂纸；一盒铆钉；一根铁丝；一把钢尺。
这些东西我都用了二十年以上。平锉的柄是我自己拿木头削的，磨手；螺丝刀的刀口磨钝过三回，我拿砂轮磨回来。箱子里还有一块磁铁，是从一个旧喇叭上拆的。钥匙坯掉在地上，我拿磁铁吸。我那台电动的机器坏了，我就拿这些手工干。我旁边是杂货铺。老板姓卢，五十来岁，卖烟、酒、酱油、盐、火柴、电池、冰棍。铺子不大，一个柜台，两个货架。
他的铺子从早上七点开到晚上九点，一天不歇。他说，铺子歇一天，老客就去别家。我们两个挨着，二十三年。他给我留一个插座，我的电动机器在他铺里充电；我给他配钥匙，不收钱。他说，老侯，你这个摊一天挣多少。我说，六十。他说，我这铺一天挣七十。我说，你的铺有货，我的摊有手。他说，手不值钱。我说，手值钱，就是慢。
卢老板借过我的机器一回。他要配一把钥匙，自己的，磨秃了开不开。他说，老侯，我借你的机器用用。我说，你会用？他说，我看你用了二十年。我说，那你会了。他把钥匙夹上，摇摇把，一摇，砂轮把钥匙磨歪了。他把钥匙拿起来看，说，歪了。我说，进给太快。他说，什么叫进给。我说，你摇得太快。
我拿过钥匙，重新磨了一把。磨完了给他，说，你的机器用完了。他笑了，说，看二十年学不会。我说，手艺这东西，看不算学。我这摊，位置选得好。一是槐树。树在桌子后头，夏天荫着我半边身子。太阳从东边来，树影跟着走，我跟着挪马扎。二是杂货铺的墙。墙挡西边的风，冬天坐在这儿不冷。
三是街口。人从这儿进街，出街，我这儿是第一眼。这个位置是一九九九年我自己找的。当时街上有三个配钥匙的，都摆在街中间，我摆到街口树底下。头一个月没人。第二个月开始有人。我这二十三年，没挪过位置。树挪不了，墙挪不了，我也不挪。我有一辆三轮车，跑早市。
8
车是二手的，二十四寸，车斗小，能装一个木箱、一台手摇的机器、一张小板凳。早市五点开，我四点四十到。找一块空地，摆开，机器放车斗上，摇起来。早市上的人听见咝咝声，就知道有配钥匙的。我在早市待两个钟头，六点四十走，回街口坐摊。早市上配的多是卖菜的、卖肉的、开小店的。他们的钥匙磨得快，一把钥匙一天开几十回，一年就磨秃。
我在早市一天配十几把。三轮车上挂一块招牌。招牌是一块木板，三十公分宽，六十公分长，白漆打的底，红漆写的字：配钥匙。字是我自己写的，写得不好看，横不平竖不直。招牌挂在车斗后头，用两根铁丝拴着。骑车的时候招牌晃，晃得响。有人问我，招牌为什么写那么大。我说，字小了人家看不见。
有一年招牌被雨淋了，漆掉了，字淡了。我用红漆重新描了一遍，描得比原来还丑。卢老板说，你这招牌，挂二十年了。我说，二十三年。早市上有个卖菜的老太太，来配钥匙。她说，师傅，我这把钥匙，开不开我家的门了。我说，磨秃了。她说，能配吗。我说，能。我配了一把，两块。她说，我给你一把葱。我说，不用。她说，拿着，葱是自己种的。
我拿了一把葱，回家给我娘炒了鸡蛋。后来我给她配过五回钥匙，每回她都给我一把菜。有一回是菠菜，一回是萝卜，一回是三个西红柿。我这摊上，收过钱，收过烟，收过菜，收过豆腐，收过一袋米。早市上最忙的是六点。六点人最多，卖菜的、买菜的、开店的，全挤在那儿。我把机器摇得快，一把钥匙两分钟。
有一回一个人排在我后头，说，师傅，快点儿，我车要走了。我说，你前头还有三个。他说，那我等。我给他先配了。后头的人说，你怎么插队。我说，他车要走了。他们说，我们也要走。我说，那我全配，一个一个来，一共五分钟。五分钟配了四把，他们都不说话了。我这个人，快是能快的，就是不想糊弄。
下雨天我也出摊。下雨，我把机器搬到杂货铺的屋檐下，桌子留在原地，用一块塑料布盖着，四边压上砖。人少，一天配五六把。我坐在屋檐下，看雨落在街上，落在塑料布上，溅起来的水花打到桌腿上。雨大的时候，街上没人，我一个人坐着，机器也不响。卢老板说，下雨你还来。我说，来。他说，一天挣不了十块。我说，十块也是钱。
他说，你这人。我说，我在家坐着，雨也下。冬天摆摊，最难的是手。零下五六度，手一伸出来就僵。摇摇把的时候，手指头不听使唤。我戴手套，手套是线手套，指尖剪掉了，露出指头干活，其余包着。磨一把钥匙，手要停三回，搓一搓，哈一口气。我在桌下放一个小铁盆，盆里烧几块木炭，烤手。炭是我从街上捡的，一块一块攒。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摇摇把摇到一半，手抽筋了，手指头弯着直不起来。我坐了一会儿，用另一只手掰，掰开了，接着摇。夏天摆摊，最难的是砂轮的屑。磨钥匙的时候，砂轮上飞出来的铁屑是热的，落在胳膊上烫出小红点。我穿长袖，袖子卷到肘，胳膊还是被烫。有一回一粒屑飞进我眼睛里，我当场闭眼，用清水冲，冲了十分钟，还是磨得慌。去诊所，医生翻开眼皮，取出一粒铁屑，像芝麻那么大。
9
从那以后我戴护目镜。护目镜是塑料的，戴着捂得慌，但是挡屑。夏天一天配二十把，胳膊上被烫的点有十几个。摊位费一天三块。这是街道收的，一个月九十块，我在月初交，交给一个姓陈的管理员。他六十来岁，穿一件灰外套，一个月来收一次钱，收完了在本子上画一个勾。
他说，老侯，你这个位置，二十年没动。我说，二十三年。他说，账上写的是二十年。我说，那账写错了。他说，账错不错，钱照交。我说，我这个位置，是树底下的。他说，树是公家的。我说，我知道，我不占树。他笑了，说，你占的是荫。去年摊位费涨到一天五块。陈管理员来说，涨价，一个月一百五。我说，涨了两块。他说，涨两块。
我说，一天五块，我一天配二十把，一把两块，四十块，交五块，剩三十五。他说，你算得清。我说，我算了二十三年。他说，你也可以不摆。我说，我不摆，我上哪儿摆。他说，那你交。我交了。交完了坐在摊上，心里不痛快。一整天配了二十六把，卖了五十二块。夜里我算账，算了三遍。三遍都是一个数。
我算过一年的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出摊三百四十天。一天平均二十四把，一把两块，一天四十八块，一年一万六千三。摊位费一年一千八，钥匙坯一年四百，砂轮一年一百，电费一年两百，剩一万四。一万四，我跟我娘两个人，一年花一万二，剩两千。这两千我存着，存在一个铁盒里。二十三年，铁盒里有四万多。
我这辈子，就这些钱。我娘今年八十六。她跟我住，住在我那间屋的后头，一间小屋，一张床，一个柜，一个暖水瓶。她的记性这两年不好了。早上起来，她问，今天几号。我说，初八。她说，初八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她一天问三回。我一天答三回。她的腿还行，能走。她一天出门两回，走到街口，走到我摊前，站一会儿，回去。
她站的时候不说话，看我的手磨钥匙。我娘来摊上，有一回拿错了钥匙。她从桌上拿起一把，说，这是咱家的。我说，娘，那是人家的。她说，咱家的呢。我说，咱家的在我兜里。我把兜里的钥匙掏出来给她看。她说，那这把是谁的。我说，这是刚才一个客人配的。她说，那咱家的钥匙怎么在兜里。我说，我一直放兜里。
她把那把钥匙放回桌上，说，我记不住了。我说，记不住就记不住。她站在摊前，看了一会儿我的手，说，你的手老了。我说，老了。我娘记性不好以后，我在门上贴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两个字：钥匙。贴在门里头的挂钩旁边。她出门的时候，看见纸，就摸摸挂钩。头一个月，她摸了三回，钥匙还在。第二个月，她出门忘了带，回来敲门，我从摊上赶回来开。
第三个月，我在她外套口袋里缝了一个小袋，装了一把备用钥匙。她后来出门，摸口袋，摸到钥匙，就走了。她走的时候我看着她，她走得慢，一直走到街口。我这辈子没成家。二十三岁那年定过一门亲，女方是街东头裁缝家的闺女。定了半年，她家改了口，说男方得有房。
10
我当时住厂里的宿舍，一间八平米，没有房。亲事就散了。后来我娘说，再找一个。我说，不急。再后来我三十，她说，你找吧。我说，找不着合适的。再后来我四十，她不说了。我娘为这事，有几年不高兴。现在她不记得了。我一个人过，也没什么不好。我一天有摊，有活，有人来。
我十七岁进厂，进的是县锁厂。锁厂不大，三百来人，做挂锁、抽屉锁、自行车锁。我在装配车间，先学装锁芯，再学装锁舌，后来学修锁。修锁这一摊是厂里的老师傅沈师傅带我。他那时候五十八，做了一辈子锁，手指头粗，指甲短。他说，锁这个东西，是做给不放心的人用的。我说，那做锁的人是放心的。他说，做锁的人最不放心。
我不懂。他说，你做两年就懂了。锁厂的日子，我做了十六年。我做锁芯、做锁舌、做钥匙。做钥匙是最后两年学的：厂里有一台钥匙机，一个老师傅管着，我跟着他学磨。那时候的钥匙机是电动的，砂轮直径十五公分，一脚踩下去，砂轮转起来。磨一把要量、要对、要试。
我在厂里磨了两年，一天磨一百多把。磨出来的钥匙，装进锁里，一拧就开。一九八〇年进厂，一九九六年厂里开始不景气。一九九八年，锁厂散了。厂里欠了半年工资，最后拿货抵。我分到两箱锁、一箱钥匙坯、一台旧的手摇钥匙机。我把东西拉回家，堆在我娘那间屋的墙根。我娘说，这些能干什么。我说，能配钥匙。
她说，配钥匙能挣钱？我说，能。我在街口摆了摊。第一年，摊上摆着那两箱锁、一箱坯、一台机器。锁卖不动，坯用不上，机器一天响两三回。第一年，我挣了七百块。摆摊第一年，我差点不干了。那时候街上有三个配钥匙的，都比我早，客人都认他们。我摆在街口树底下，一天没人来。
有一个月，我一天挣三块钱，是配一把钥匙，或者给人开一个锁。我娘说，你回厂里问问。我说，厂没了。她说，那你去工地。我说，我只会做锁。她说，那你就守着。我说，守着没生意。她说，守着就有。我守了一年。第二年，街上那三个，一个走了，一个改卖烟，一个病了。我这个摊，就有人来了。
我第一个客人，是个蹬三轮的。他拿一把钥匙来，说，师傅，我这把开不开我车上的锁。我说，磨秃了。他说，你配一把。我给他配了一把，收了一块。他拿走了，骑了两步，回头说，开了。第二天他又来，说，再配一把，备用。我说，一块。他说，你昨天那把好用。他成了我的老客，配了二十年。他的三轮车换了三辆，锁换了四回，钥匙配了不知多少把。
他今年七十，不蹬了，走路来我这儿配家里的钥匙。沈师傅是一九九九年走的，走的时候七十六。厂散了以后，他在家待了一年，什么也没干。我去看他，他坐在院里，手里拿一把锁，翻来覆去地看。我说，师傅，你还好吗。他说，好。我说，你还做锁吗。他说，不做了，没人要。
11
他把手里的锁给我，说，这个你拿着。锁是铜的，铜锁，锁身上刻着花。我说，师傅，这个我不能要。他说，你拿着，我留着没用。我拿了，现在挂在我摊的桌腿上。沈师傅教过我三句话。第一句：能开就开，开不了就说开不了，别糊弄。他说，糊弄一次，人家一辈子不来。
第二句：磨钥匙，宁浅不深。他说，浅了能再磨，深了就是废。第三句：手上要有度。他说，快不是本事，稳才是。这三句话我记了三十年。第一句我做到了，第二句我做到了，第三句一半。沈师傅还说：这一行，人老了就不值钱了。我说，为什么。他说，眼不行了，手还稳，眼先不行。
我摊上挂着一把铜锁，就是沈师傅给我的那把。锁是铜的，三寸长，锁身上刻着缠枝的花，锁眼里还插着一把铜钥匙。锁还能开。我不卖这把锁。有人问过，我说，不卖。他们说，多少钱。我说，不卖。有一回一个收旧货的要出五十，我说，不卖。他说，一把破锁五十。我说，不卖。
这把锁挂在桌腿上，二十多年，我一天看它一回。它锁着，钥匙在里面。我从来没把它打开过。我这摊上，最忙的时候不是腊月，是换锁的时候。一个楼换锁，一个人换锁，都要配钥匙。一个单位的门换锁，要配几十把。二〇一八年，一所小学换了校门锁，来我这儿配了二十四把。二〇二〇年，一个厂的门换了，配了四十把。
这种活来的时候，我一天干十二个钟头，干完了腰直不起来。我不喜欢这种活。这种活图快，不图好。磨出来的钥匙，人家拿去一试，开不开又来找我。我还是喜欢一把一把的活。我这摊上有一个铁盒，装没收钱的活。铁盒是饼干的，方，十公分。盒里装的是我这二十三年没收费的活：开锁、改坯、跑腿、来回路费。
有一年我算过：这一年没收的钱，加起来是六百多。六百多，我一个月的收入。我娘说，你这个人，钱不要。我说，钱要，有的钱不能要。她说，什么钱不能要。我说，人家急的钱、人家难的钱、我自己没做好的钱。她说，那你这摊子。我说，我这摊子，二十三年没倒。有个男人来配钥匙，配了四把。
我说，四把都一样的？他说，一样。我说，八块。他说，我给我妈配的，她住医院旁边的出租屋，我跟媳妇轮流去守。他说，四把，我、我媳妇、我姐、我姐夫。我说，那你妈呢。他说，我妈不用钥匙，她躺床上。我说，那我给你磨厚一点。他说，厚一点好。我说，厚的耐用，不容易磨秃。
我把四把钥匙磨完，用一根细绳拴上，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说，师傅，你这活细。他说了一句话，我记着。他说，钥匙这个东西，是给能进门的人配的。他说，进不了门的人，钥匙没用。我说，你妈进不了门。他说，她进不了，可我们几个能进，我们进去守她。我说，那这四把钥匙，是有用的。他说，有用。
12
他走了以后，我在摊上坐着，想起我娘。我娘现在还能进门，一天两回。我这摊上，一天听三十句话。听多了，记住的就那么几句。有一位老先生来配一把钥匙，配完了他不走。他说，师傅，这把钥匙我不用了。我说，那你配它干什么。他说，我留着。我说，留着干什么。他说，我老伴走了，她那一把钥匙我留着，这一把是我自己的，我也留着。
我说，那你还开不开门。他说，开，我用别的。我说，那这把。他说，我放在抽屉里，跟我老伴那一把放一起。我说，两块。他给了两块，把钥匙放进内兜，拍了拍。二〇二一年，老街改造。街两边的铺子拆了一半，杂货铺也在里头。卢老板搬到了新街，租了一个门面，租金贵三倍。
他搬的那天，我帮他抬柜台。抬完了，他说，老侯，你搬不搬。我说，我这个摊，没地方搬。他说，你到新街来摆，我门口有空地。我说，新街没有槐树。他说，树能当饭吃？我说，树能挡太阳。他搬走了。我这摊旁边空了一个铺面，墙上还有他画的货架线。街改到槐树这一节，说要动树。
施工的人来量，拿一根绳子围树，说这棵树挡了新铺子的门。我听见了，站起来问，树要砍？他们说，要移。我说，移到哪儿。他们说，移到街尾的公园。我说，这树五十年了。他们说，移过去也活。我在摊上坐了一下午，没心思干活。晚上我去找陈管理员，说，树能不能不移。他说，这事我管不了。
我说，我在这儿摆了二十二年，树荫着我。树最后没移。原因是街尾的公园那年也在改，没有地方栽。施工的人来看了两回，说，先留着。树留着，我的摊也留着。陈管理员说，老侯，你这树保住了。我说，不是我保的，是没地方栽。他说，那也是保住了。那年秋天，树上的叶子落得特别多，落了一桌子。我一片一片捡，捡了一小堆。
我把叶子扫进垃圾袋，桌子擦干净，接着磨钥匙。街改完，我的摊挪了半米。原来桌子贴着墙，现在墙往里收了，桌子往外挪了半米，正好挪到树的正下方。挪的半米，荫多了。夏天我的半边身子全在影子里，机器也不那么烫。我量了一下：桌子离树一米二，离街心两米。这个位置，比原来好。
我坐在新位置上，看了一眼街：街宽了，铺子新了，招牌亮，人比原来少。这条街改了，我这个摊没改。二〇二一年，有个年轻人来学配钥匙。他二十五，在外头打过工，回来说，师傅，我想学一门手艺。我说，你先看十天。他说，看什么。我说，看我磨，看我试，看我收钱。
他看了十天，我说，你磨一把。他磨了一把，磨歪了，钥匙开不开。我说，再磨。他磨了五把，第四把开了。他学了三个月，能磨普通的钥匙。磨老钥匙不行，改坯不行。第四个月，他不来了。他给我留了一张纸：师傅，我去开锁公司了，那儿一个月四千。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开了个锁店。
13
二〇二三年，他来看我。他穿一件夹克，手里拿一个手机，说，师傅，我开店两年了。我说，挣钱吗。他说，一个月六七千。我说，好。他说，我现在配汽车钥匙，一把三百。我说，那我不配。他说，汽车钥匙要电脑。我说，我没有电脑。他说，师傅，你可以学。我说，我这个岁数，学不动了。
他说，你这摊一天挣多少。我说，四十八。他说，师傅，你这一天，我一个小时。我说，那你一个小时，我一天。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爱听。他说，师傅，你这个摊，早晚要收。我说，早晚。他说，现在没人配钥匙了，都换指纹锁。我说，指纹锁坏了，还得配钥匙。他说，指纹锁不坏。我说，坏了怎么办。他说，换新的。
我说，换新的要钱。他说，钱不多。他走了以后，我在摊上坐着，看街上的人走过去。有人手里拿钥匙，有人不拿。我这个摊，五年前一天三十把，现在一天二十把。我算了这个数：五年前一天三十把，现在一天二十把。少的那十把，去了指纹锁，去了新楼盘的密码门，去了手机开锁。
我不怕少。少到一天十把，我也来摆。十把，二十块，够我一天的饭。我怕的是没人来。摊子空着，比没钱难受。我这二十三年，最好的时候不是挣得多的日子，是摊前有人排队的日子。有人排队，我就有劲。现在排队的日子，一年就那么几天。腊月二十，我摊前又排上了队。
那天从早上八点排到下午三点，我配了六十八把。中午饭是我娘送来的一碗面，我坐在马扎上，一边吃一边磨。一个客人说，师傅，你歇歇。我说，不歇，你们等着。那天我挣了一百五十块。收摊的时候，我站起来，腿是麻的，走了几步才活。我把桌子擦干净，把机器盖好，把马扎收起来。
街上没人了，槐树底下剩我一个。收摊有顺序。先关电动机器，拔插头，把砂轮上的屑吹干净，用布盖上。再收手摇机器，把摇把转到最里头，皮带挂上。再把钥匙坯盒合上，一格一格看有没有混。工具收进木箱，木箱锁上。桌子擦一遍，桌腿擦一遍。招牌从车上取下来，靠在墙边。马扎折起来，绑在车斗上。
最后把地上扫一遍，铁屑、纸屑、烟头，都扫进簸箕。扫完了，我站在树底下看一眼：地上干净，明天还来。六点收摊，我骑车回家。家在三站路外，一片老平房，一间半屋。我骑得慢，二十分钟到。路上经过一个菜市场，我在里头买两样菜：一把青菜，一块豆腐。有时候买半斤肉。
我娘爱吃豆腐，不爱吃肉。她说，肉嚼不动。我买豆腐，一块五一块。买完了用报纸包着，放在车斗里。到家，我把车推进院子，把东西搬进屋。我娘在灶前坐着，等我回来做饭。我娘做饭，做到八十三岁。八十三岁那年，她在灶前站不住，站十分钟腿就抖。我说，娘，你别做了。她说，我不做你吃什么。我说，我做。
14
从那年起，饭我做。我会做的有：面条、炒青菜、炖豆腐、蒸鸡蛋、煮粥。我娘说我做的面条硬。我说，硬了顶饱。她说，硬了嚼不动。我说，那我多煮一会儿。我做面条，煮八分钟。她吃的时候，还是说硬。二〇二二年冬天，我娘住院了。她半夜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摔断了胯骨。送到医院，接了骨，住了二十天。
那二十天，我把摊停了。一天不停不行，医院要人守。我在医院陪床，白天坐在床边，晚上睡在陪床上。陪床是一张折叠椅，铺开一米八，一晚上十块。我娘的床头上挂着一瓶水，一瓶接一瓶。我盯着那个瓶，看它一滴一滴往下走。那二十天，我一天没磨钥匙。手上没有活，手就痒。我在医院走廊里坐着，看人家进进出出，看护士推着车走。
有一回一个病人家属问我，师傅，你会开锁吗。我说，会。他说，我钥匙锁在柜子里了。我说，我给你开。我用一根铁丝开了那个柜子，五分钟。他给了我十块，我说，不要。他说，你收着。那十块钱我在医院的小卖部买了一袋饼干，给我娘。我娘出院那天，我回到摊上。
桌上落了一层灰。机器上也有灰，我用布擦了一遍，擦出一层黑。桌角上压着三张纸条。纸条是别人留的，写着电话和事。第一张：师傅，我钥匙丢了两把，回来找你。第二张：师傅，我这把老钥匙开不开门，等你。第三张只有一个号码，没写字。我把三张纸条揣进兜里，坐下，先磨了一把钥匙，试了试机器。
机器响起来，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三张纸条，我一家一家跑了。第一张是个女的，她说钥匙丢了两把，等我回来配。我给她配了两把。她说，师傅，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我说，我娘住院。她说，怪不得，我来了三回。第二张是个老头，他拿一把老钥匙，开不开他家的老柜。我说，这锁我见过，我改坯。改了一个钟头，开了。
第三张只有一个号码，我打了，没人接。打了三回，第三回有人接，是个男人的声音，说，你哪位。我说，我是街口配钥匙的，你留了条。那个男人说，条是他媳妇留的。他说，我媳妇上个月走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她留条是给你配钥匙的。我说，配什么钥匙。他说，我们家的门锁，她想配一把给我妈。
我说，那把钥匙还要吗。他说，不要了，我妈也不在了。我说，那我什么也没做。他说，你打了电话，就算做了。我把电话挂了，坐在摊上，看那三张纸条。我把纸条叠起来，放进铁盒里。从那以后，我在摊上挂了一个本子。本子挂在桌边的一根钉子上，一支笔拴在绳上。我在第一页写：出门不在，请写下来，我回来办。
有人来我不在，就写一张：要配什么，什么时候来取，留个电话。本子用了三年，写了六十多页。有人写得工整，有人写得潦草，有人只写一个号码。我一天翻一遍。翻到了，就办事。这个本子，是我这摊的记性。本子上最好看的一页，是一个小孩写的。他写：叔叔，我钥匙丢了，我妈妈说等你回来。字写得大，一行占了半页，还画了一个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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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上头的电话打过去，是他妈妈接的。她说，孩子把钥匙丢了，哭了一晚上。我说，让他来，我给他配一把。她说，多少钱。我说，不要钱。第二天孩子来了，七八岁，站在摊前，两只手捏着衣角。我给他配了一把，磨得特别仔细，磨完用红绳拴上，挂在他脖子上。他说，叔叔，谢谢你。我说，别丢了。
我这摊上，还有一种活：换锁芯。锁芯坏了，钥匙插进去转不动，得换。一个锁芯十五块，我收二十，赚五块。换锁芯要拆锁，拆的时候要记住顺序：螺丝、盖板、锁芯、弹簧。拆下来摆在桌上，一样一样排好。有一回我拆了一个锁，里头的东西全锈了，锁芯拔不出来。我用了半个钟头，一点一点敲，敲出来了。
客人说，师傅，你这一身汗。我说，这锁三十年没拆过。我今年五十四。我十七岁进锁厂，做到三十三岁厂散，然后摆摊二十三年。我这一辈子，就干过一样事：跟锁打交道。锁这个东西，我做它、修它、配它的钥匙。我一辈子没见过一把锁能自己坏，都是人用坏的。人用锁，锁用人。这个话我说不好，可我心里明白：我这二十三年，就是靠人家门上的那把锁吃饭的。
早上出摊也有顺序。七点起，先给我娘做早饭：一碗粥，一个鸡蛋，一小碟咸菜。她吃完，我把碗洗了。七点四十装车：桌子、机器、木箱、坯盒、马扎、招牌，一样一样绑在车斗上。八点到街口，先卸桌子，摆在树底下，试一下稳不稳；再放机器，接电线；再摆坯盒和工具。
八点十分坐下，先磨一把自己的钥匙试机器。磨完了，摊就算开了。早上的街是新的，扫过，干净，我坐下的时候，能闻见街上的水汽。有一年有个人配了钥匙不付钱。他配了六把，说，一共十二，我微信给你。他说他没带现金，我也没在意。他走了。我等了一天，没有到账。我不认得他，也没留他电话。
旁边新来的摊贩说，你怎么不拦住他。我说，拦不住。他说，你怎么不喊。我说，喊了也没用。他说，十二块钱。我说，十二块。那十二块，我认了。我这个人，不会跟人吵。那十二块钱，后来有人替我补上了。是我一个老客，蹬三轮的那个老头。他听说了，第二天来，说，师傅，昨天那个是不是穿蓝夹克的。我说，是。
他说，那人是我们院的，他姓陈。我说，你认得。他说，认得。第三天，那个穿蓝夹克的来了，站在摊前，说，师傅，昨天忘给钱了。他掏出十二块，放在桌上。我说，你还记得。他说，人家说了我一顿。我说，那你以后记得。他说，记得。我这摊上，钥匙的齿形我看得比人脸清。
一个人拿一把钥匙来，我夹上，磨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把钥匙用了多久：磨得亮的，天天用；磨得发白的，用了几年；磨得钝的，十年以上。我还能看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钥匙上有油，是修车的；有面粉，是做面的；有铁屑，是做五金的；什么都没有，是坐办公室的。这些都是手上的活给的。我不跟人说，说了人家不高兴。
16
我只在心里记一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有一个盲人来配钥匙。他五十来岁，拄一根棍，走到摊前，说，师傅，我配两把钥匙。我说，你哪把钥匙。他把钥匙递过来。我磨好了，递给他，他两只手摸。他说，这两把一模一样，我分不出来。我说，那我给你做记号。他说，什么记号。我说，我用两种绳拴。
一把用红绳，一把用白绳。他摸到绳，说，这个红的。我说，红的这把是新的。他说，那我记住了。他给钱的时候，从兜里摸出四块，一张一张数。那个盲人后来配过五回钥匙。他每回都要做记号。他摸绳，摸结，摸齿。他说，我摸得出齿，你的齿磨得匀。我说，你摸得出？他说，摸得出，你这个齿，一个比一个平。
我说，那你比一般人懂。他说，我眼睛不行，手还行。他这句话，我记着。我这个人，眼睛还行，手快不行了。我这二十三年，靠的就是手，手不行了，摊也就到头了。做记号这个法子，我后来常用。有人配两把一样的，我问他，你要不要分？他说，要。我就用绳分：红的、白的、蓝的、黑的。有时候用不同的结：活结、死结、双结。
有一回一个人配了十把，给厂里的工人。我用十种颜色的绳拴，拴完了摆成一排，让他自己挑。他说，师傅，你细。我说，十把一样的，分不出来就乱。他说，别人配的，都用一样的绳。我说，别人图快。我讲价，但分人。一个人配一把，两块，不讲。一个人配十把，我算一块五。
一个人是倒手的，来配二十把，拿去卖给别人，我算两块，一分不让。有一回一个倒手的说，别人都算一块二。我说，我不算。他说，你怎么这样。我说，你拿去卖三块。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看你手里的袋子，你袋子里全是钥匙。他说，师傅，你这眼。我说，我这眼，看了二十三年。
我守住一条：只做门外的事。有人跟我说，师傅，我钥匙丢了，你帮我把门开了，我进去看看东西。我说，你自己的门，我开。有人说，师傅，我这房子是租的，房东不在，我没钥匙，你帮我开。我说，你找房东。有人说，师傅，这屋是我哥的，他不在，你开。我说，你叫你哥来。
我这一辈子，只给拿得出凭据的人开锁，或者就是当场站在门口、说得出屋里哪样东西的人。这条守了二十三年。有一次我拒了一个人，他骂了我一句。我坐着没动。我这摊上，收过最怪的一件东西是一把断了的钥匙。一个女的拿来半截钥匙，说，师傅，这个断在我家门锁里了，我把另一半从锁里取出来了，这两半都在。
我说，这个配不了。她说，为什么。我说，钥匙断了，齿形不全。她说，那怎么办。我说，换锁。她说，换锁多少钱。我说，锁芯二十。她换了一个锁芯，我给她配了三把钥匙。她说，师傅，这门我住了十年，锁是头一回换。我说，锁也该换了。我这摊上的客人，一年换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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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还在，年轻人新来。年轻人配钥匙，多是租房，一年搬一回，搬一回配一回。有一年一个小伙子配了钥匙，问我，师傅，这锁安全吗。我说，老锁，不安全。他说，那我换。我说，换吧。他说，换什么锁。我说，你问房东。他说，房东不管。我说，那你自己换，换完了给房东留把钥匙。
他说，师傅，你懂。我说，我不懂锁，我懂人。他后来换了锁，配了四把钥匙，给了我八块。有人问我，你这摊还能干几年。我说，能干到我手不行，或者到没人配钥匙。现在一天二十把，五年前一天三十把。再过五年，可能一天十把。十把也是活。我一天坐着，磨十把钥匙，挣二十块，够饭钱。
我不怕少。我怕的是有一天，我坐在这儿，一整天没人来，连问价的都没有。那一天来了，我就收摊。收摊那天，我把机器擦干净，把钥匙坯留给那个开锁店的年轻人。腊月二十九，我最后一天出摊。那天我配了四十把，收摊收得早，四点就收。收完了我坐在树底下，抽了一支烟。
街上的人都在买年货，手里提着袋子，走得快。槐树上没有叶子，枝子在灰天里。我坐着，看我这个摊：一张旧木桌，一台老机器，一只木头箱子，一个马扎，一块招牌。二十九这天的摊，是一年里最好看的。货都收干净了，桌子空着，明天不来。年三十，我给自家的门配了一把钥匙。
我家的门是老式的弹子锁，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我兜里，一把挂门里头的钩上。我娘口袋里那把是备用的。我拿一把旧的，磨了两把新的。新的齿形比旧的深一点，插进去转得顺。磨完了，我把一把新的放在我兜里，把旧的那把放进铁盒。我娘说，你磨钥匙干什么。我说，旧的磨秃了。她说，我看还能用。我说，能用也得换。
我家有三把钥匙。一把在我裤兜里，跟一串别的东西栓在一起：家门钥匙、院门钥匙、一个铜钱。铜钱是沈师傅给我的，磨得光。一把挂在门里头的钩子上，钩子上贴着我写的纸，纸上两个字：钥匙。一把在我娘外套口袋里缝的小袋里，她出门带着。我出门从来不摸兜。我这二十三年，一次没把自己锁在外头。
我娘的钥匙，我一天看一回，看她带没带。我家是一间半屋。前半间是灶屋，一口锅，一个灶台，一个碗柜，一张小桌。后半间是我娘的床。中间一道门。我的地方在灶屋的角落：一张折叠床，一个木箱当桌，一盏灯。屋里的墙是白的，有几年没刷了，靠灶的地方泛黄。我家的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是去年街上的老先生写的，字好。对联的纸有点褪色。
这屋子我住了五十四年。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床头有一台收音机。收音机是旧的，红的，塑料壳，天线断了一截，是我十年前从一个摊上买的，十五块。我晚上躺下，开收音机，听新闻，听戏，听评书。听一半，睡着。有一年收音机不响了，我拆开看，里头有一根线断了。我用烙铁焊上，又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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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不会修电器，只会修锁。可这一根线，我焊上了。焊上了以后，它又响了十年。晚上我睡得早。九点上床，听收音机到九点半，关灯。半夜三点会醒一回，起来上厕所，回来接着睡。醒了以后，有时候想事：明天要买什么菜，机器上的皮带该换了，我娘的药还有几天。
想的都是小事，想完了就睡着了。我这辈子没想过大事。大事来了，就干活。我院子里有一盆花。花是月季，红的，种在一个旧铁桶里。铁桶是我从摊上带回来的，桶底打了一个洞排水。花是一个客人送的。那个客人配了钥匙，看见我院子里空，说，师傅，我给你一盆花。
我说，我不会养。他说，月季好养，浇水就行。我养了八年。它一年开两回，春天的花大，秋天的花小。我娘喜欢这盆花。她每天早上出去看，看有没有新开。那盆花，我浇水有讲究。夏天一天一回，早上浇；冬天三天一回，中午浇。浇的时候浇透，桶底出水。有一年夏天我忘了两天，叶子全耷了。我赶紧浇，浇了三天，叶子直起来。
我娘说，你养花比你养我上心。我说，我一天给你做三顿饭。她说，你花一天浇一回。我说，那不一样。她说，哪儿不一样。我笑了。她这个人，八十六了，还争这个。我摊上最老的客人九十二岁。他每天上午来一趟，走到摊前，站着，看我的手磨钥匙。他不配钥匙，也不说话。站十分钟，走了。
头一回我以为他要配，问，师傅，你配钥匙？他说，我不配。我说，那你。他说，我看看。他看了三年。三年里我磨了多少把，他看了多少把。有一回他带了一个小板凳来，坐在我旁边看。那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去年秋天不来了。头一个星期我没在意，以为他病了。第二个星期，我往街口看，看不见他。
第四个星期，我问街上的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头呢。她说，哪个老头。我说，天天来看我磨钥匙的那个。她说，他住养老院了。我说，哪家养老院。她说，城西。我哦了一声。城西离这儿十几里，他回不来了。去年冬天，那个老人的儿子来配钥匙。他四十来岁，说，师傅，我配三把。我说，配哪儿。他说，我爸住养老院，那屋的门锁，还有柜子。
我说，你爸是不是天天来看我磨钥匙的那个。他说，是，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认得他。他说，他跟我说过，街口那个配钥匙的，手稳。我说，九块。他说，我给你二十。我说，九块。他走了以后，我想起那个老人坐在小板凳上的样子。我这摊上出过一回岔子：一把钥匙开了两家的门。
是二〇一六年，我给一户配了钥匙，磨完了没试开。那户人家住在后街七号楼。过了两天，另一户人家来找我，说，师傅，我家的钥匙能开对门的锁。我一听，知道坏了。两家的锁是同一批，齿形差得不多，我磨的时候深浅差了一丝，正好开得了对门。我说，你把钥匙给我，我给你重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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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我这两天。我说，我这活没做好。我把那把钥匙重磨了一遍，磨完了自己跑去试。先试他自己家的门，开。再试对门的门，不开。试了三回，都不开。我把钥匙给他，说，这回开不了对门了。他说，你是不是把齿磨深了。我说，磨深了一点点。他说，那会不会开不了自己家的门。我说，你自己试。
他试了，开了。他说，行。我说，这个钥匙你换一把吧，我送你。他说，不用，这个就行。那件事以后，我加了一道手续：每把钥匙磨完，必试。试的方法是自己拿一把同型号的锁试。我摊上备着七八把旧锁，各种型号，专门用来试。磨完了，插进去，转，开了，这把就行；不开，重磨。
这道手续多花一分钟，我这摊一天多花二十分钟。二十年，这道手续我省了无数回麻烦。我这摊上，出岔子的只有那一回。我这个人做活，靠的就是这一分钟。收工前最后一件事是记账。账本是一个小本子，巴掌大，蓝皮的，一页一天。我记三样：配了几把、挣了多少钱、有没有没收钱的活。
字写得小，一行一行，一行两三个字。我从一九九九年记到现在，二十八本，摞在抽屉里。有一年我娘翻出来看，说，你这写的什么。我说，账。她说，谁看得懂。我说，我看得懂。账本上最早的一页，写的是一九九九年三月。那一页写着：三月初三，配三把，六块；初四，配一把，两块；初五，无。
字是用圆珠笔写的，墨已经淡了。我翻出来看，还能看清。那一年，我一天挣两块、六块、零。一年挣七百。我把那一页看了很久。我想起一九九九年，我坐在树底下，一整天没人来，我拿一块布擦机器，擦到机器发亮。我这账本里，有几页特别。一页是三百二十四把那一天，写着：三天半，三百二十四把，四百八十六块。
一页是我娘住院那个月，写着：停摊二十天，零。一页是腊月二十那天，写着：六十八把，一百五十块。还有一页，只有一个数字：十二。那是被欠的十二块钱，我记了半年，后来划掉了。一九九九年我摆摊的时候，街上有三个配钥匙的。一个在街东，姓丁，是个女的，五十多岁，摆得最早，摊上也是手摇的机器。她的活细，磨得慢，一天磨二十来把。
一个在街中，姓方，四十来岁，摊上什么都有，配钥匙、修伞、修拉链、修打火机。他的摊热闹，人多。一个在街西，姓什么我忘了，摊上一个电动的机器，磨得快，一天磨五十把。我在街口。他们三个都比我早。三个人，一个一个走了。街西那个是二〇〇三年走的，去了城里，听说开了个店。街中那个是二〇〇六年不干的，说修伞不挣钱。
丁师傅摆到二〇一一年。她六十六，手抖，磨不准了。最后一年，她磨一批钥匙，十把有三把开不开。她收摊那天，把机器卖给了收废品的，二十块。我说，你怎么不卖给我。她说，你有两台了。她走的时候说，这行完了。我说，还没完。她说，你看看。丁师傅教过我一件事。
20
我头一年摆摊，磨钥匙磨得深，常常开不开。她走过来看，说，你磨得太狠。我说，狠了才准。她说，准什么，钥匙是活的。她拿一把旧钥匙给我看：这上头有磨损，一年的、两年的、十年的，磨出来的形都不一样。我说，那我怎么磨。她说，你照它现在的形磨，别照它原来的形。
这句话我用了二十三年。磨老钥匙，照现在的形，不照想象的形。丁师傅走后，街上就剩我一个。我不是最能干的。方师傅的摊什么都会修，街西那个磨得快，丁师傅的活细。我留下来，是因为我只会一样。我只会配钥匙，配不好就重磨，一天磨二十把，磨到对。有一年冬天，我一个人在街上配钥匙，一天五把。我想，我是不是也该走。
我没走。我这个人，走了没去处。一天里最闲是下午两点。上午的人多，下午的人少。两点以后，街上没几个人，太阳晒到桌子，机器摸上去是热的。我坐着，喝一口水，看看街。有时候有老头坐在我旁边的石阶上，跟我说话。有时候我一个人坐着，看麻雀在树底下跳。两点到三点，是我一天里最长的钟头。这一个钟头，我不挣钱，我坐着。
我这二十三年，坐了多少个这样的钟头，我算不清。下午两点的空档，我干三样事。一是磨工具。锉刀钝了，我在砂轮上磨一磨；螺丝刀的刀口偏了，我磨回来。二是擦机器。机器上的铁屑，我用一把小刷子扫，扫完了用布擦，擦到亮的。三是听人说话。街上的老头愿意跟我说，说他们年轻时的事，说这条街以前的事。
我这个人不会说，可我会听。有个老头爱跟我说话。他八十，退休前在粮站做事，一天到我摊前坐半个钟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这条街上有五个配钥匙的。我说，五个。他说，五个，东头两个，西头两个，中间一个。他说，那时候一把钥匙五分钱。我说，现在两块。他说，那时候一斤面一毛二。
他说，那时候的人，一个门一把锁，一把锁一把钥匙。他说，现在一个人一串钥匙。我说，你说得对。那个老头说过一句话，我记着。他说，钥匙多了，人反而不放心。他说，以前一个门一把钥匙，丢了就丢了，找一个人家借住一晚。现在一串钥匙，丢一把，得换三个锁。
我说，是这个理。他说，你们这行，是越乱越有生意。我说，我不盼乱。他说，你不盼也得乱。他说，这门关得越紧，人越怕。我没答。我给一个客人磨钥匙，磨完了试。我想过这个摊的将来。我五十四，干到五十九就该收。收摊以后，机器怎么办？我想过留给那个开锁店的年轻人。他有电脑，有新车，不缺我这台老机器。他要是不要，我就把机器擦干净，放在家里，当个摆设。
钥匙坯我想留给街上的人，谁要配一把，从我这儿拿坯。我这摊上的东西，最值钱的是这台机器。机器是死的，手艺是活的。手艺在我手上，收摊就没了。汽车钥匙我配不了。二〇一八年，有个人拿一把汽车钥匙来，说，师傅，这个能配吗。我说，不能。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里头有芯片，有密码，要电脑写。他说，那谁会。我说，城里有专门配的。
他说，那你这个机器。我说，我这个机器只能配铁的、铜的。他说，那你这行落后了。我说，落后了。他说，你怎么不改。我说，我五十四了，学电脑学不动。他把钥匙收回去，走了。我坐在摊上，觉得自己确实老了。有一年，我收到一封信。信封是白的，寄到街口的杂货铺，写着我的名字。信里有一把钥匙，一把旧的铜钥匙，还有一张纸。
纸上的字是钢笔写的，写得很整齐。纸上写：师傅，我这把钥匙开不了我家的门了，我在外地，回不来，寄给你，你照着配一把，寄给我。地址在下面，钱我夹在信里。信封里夹着四块钱。那把钥匙我配了两把。我把两把钥匙包在纸里，写了一张纸：配了两把，一把备用，钱够了，不用再寄。
我按地址寄回去，邮费我出。半个月以后，他又寄来一封信，里头一张纸，写着：开了，谢谢。纸里夹了两块钱，我把钱收着，放进铁盒。这件事，我这摊上就发生过一回。我这二十三年，收过信，收过钥匙，收过钱。我这摊上，客人留下的东西不少。有人把伞落在桌边，有人把帽子落在马扎上，有人把钥匙落在桌上。这些东西我都收着，放在木箱里。
木箱里现在有：一把伞、两顶帽子、一副手套、三个打火机、一把钥匙。这些东西等主人来拿。有的等了半年，有的等了三年。没有人来拿的，我一年清一回，能用的留着，不能用的扔。木箱里那把钥匙，等了三年。那把钥匙是铜的，短，齿形简单。我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道怎么落在我桌上的。
我把这把钥匙挂在钉子旁边，挂了一年，没人来认。后来我怕丢，放进木箱。有一回一个客人看见，说，师傅，这把钥匙像我家的。我说，你试。他试了，开不了。我说，不是你的。他说，那你怎么留着。我说，等人来拿。我这二十三年，见过不少怪事。有一回一个客人配了钥匙，第二天来，说，师傅，钥匙断了。我说，怎么断的。他说，我插进去一拧，断了。
我说，你力气太大。他说，我拧不动。我说，锁芯锈了。我把锁芯拆了，换了一个，配了两把新钥匙。他说，这个锁芯多少钱。我说，二十。他说，我给你三十。我说，二十。他走了以后，我把断的那把钥匙留着，放在一个盒子里。盒子里的断钥匙，有十几把。断钥匙我留着，是有用的。
断钥匙能看出一把锁的情况：能从哪儿断，说明那个部位的齿最受力；断口是脆的还是韧的，说明钥匙的料。我这十几年，攒了十几把断钥匙，装在一个铁盒里。有时候客人拿来一把开不开的旧钥匙，我从盒里找一把齿形相近的，比一比，再决定怎么磨。这个法子是丁师傅教的。她说，断了的钥匙最老实，它不装。
我这摊上，最不缺的是人。一天三十个人，一年一万多人。一万多人里，我把名字记住的，不到十个。记住的都是常来的：蹬三轮的老头、杂货铺的卢老板、卖菜的老太太、那个九十二岁的老人、还有那个教书的。剩下的人，我记他们的钥匙。钥匙我认得，人我不认得。这个事我想过：我这二十三年，是跟钥匙打交道，不是跟人。
我一天跟人说的话，不超过一百句。多是三句：配钥匙？两块。磨两分钟。好了。有时候多说几句：这个锁旧了。这把钥匙磨秃了。这个齿我磨深了。我这个人话少，年轻时候也少。我娘说，你这个人，一天说不出十个字。我说，我说了。她说，你跟钥匙说。我这摊上，钱是零着挣的。
一把两块，一天二十把，四十块。我兜里总有一把零钱，一块的、五块的，最多的是硬币。我一天收的硬币，能装满一个小铁罐。小铁罐是一个奶粉罐，罐盖上开了个口。一天下来，罐里的硬币哗啦响。每个月我拿硬币去银行换，一次换两三百。银行的人认得我，说，师傅，你又来了。
我说，又来了。我这摊上，最值钱的不是机器。最值钱的是那本价目纸下头的一行字：配不开不要钱。这一行字我写了二十年，用毛笔写的，写了三回，最后一回写在黄纸上，贴在机器旁边。有人问，这一行字你写它干什么。我说，写它，我心里有底。写了这一行字，我这二十年，没跟客人吵过一回嘴。
我这摊上，一天有两个时候最像样。一个是早上刚摆开，机器还没响，桌子擦得干净，货摆得整齐，我坐在马扎上等我第一把钥匙。一个是晚上收摊前，地上扫干净，机器盖上布，我看一眼树底下，觉得这一天做完了。这两个时候，我心里是静的。中间那些钟头，人来了，走了，我不静。
我这摊上，最长的一天是二〇一二年的三天半。那三天半我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八点，中间吃两回饭，别的时候一直在摇。摇到后来，我听着机器的声音，觉得那个声音进了我的骨头。第四天我睡了十二个钟头。醒了以后，右手抬不起来。我娘给我揉了半天，说，你别干了。我说，干完了。
那一回以后，我知道我这个身体是有数的。我这个身体，能干的活，也就这几年了。我娘八十六，我五十四，两个人的日子，一天一天往里头过。我这个人，没什么大希望。我希望我这个摊再开五年。五年里，一天二十把，一年七千把，五年三万五千把。我希望我娘再多活几年，活到九十。她九十的时候，我还能给她做饭。
我希望那棵槐树别移走。它移走了，我这个摊就没荫了。这三个希望，都不大，可都是我的。春天的时候，街上的树发了新芽。槐树的芽是浅绿的，尖上带一点红，一片一片，慢慢张开。树底下开始有荫，荫是薄的，太阳照下来，地上是斑驳的。我坐在树底下，把桌子往外挪了半尺，挪到荫里。
三月的风是软的，吹得桌上的纸动。我把纸压上一块小石头。春天来配钥匙的人多起来：换季，搬家，开学。我今年五十四，在街口配了二十三年钥匙。我这摊上，一天响到晚的是砂轮的声音：咝咝，咝咝，一顿一顿。街上的人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树底下有人。我磨过的钥匙，十几万把，进了十几万个门。那些门我一个都没进过。
我这辈子，只做门外的事。明天八点，我还来。桌子摆开，机器接上电，磨第一把试机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