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名女尸的指甲是新做的，亮油还没干，一按一个印
她的指甲是新做的，酒红色，亮得反光，指甲缝里还留着一层没干透的亮油，一按一个印。
无主的尸体，不会有新做的指甲。
我把尸袋拉链又往下拉了两寸。女人，脸泡得发白，嘴唇乌紫，头发湿的，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脚趾上拴着牌子，塑料的，蓝字：无主-0713。
我估她三十上下。
后来我知道，我估错了十岁。
「许苗。」走廊里有人喊，「三点之前弄完，麻五的车四点来。」
曹德海靠在门框上抽烟，军大衣披在肩上，两只袖子空着。
「擦个脸就行。」他说，「别梳头。」
「化妆不梳头？」
「我说别梳就别梳。」他把烟在门框上按灭，按了个黑印，「她的东西也别翻。」
门带上。走廊的灯管嗡嗡响，一根坏了，隔几秒闪一下。
我戴上手套，先看她的手。
掌心有硬茧，虎口那块皮厚得像砂纸，手背上三道旧疤，一道横着，两道斜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的。指甲修得一丝不苟，小指都修了边。
虎口靠下，有一颗小黑痣。
我妈左手虎口也有一颗。
我看了两秒，把手放下了。
我工牌上写着名字，名字底下一行小字：外包。
我在这儿干了两年。一个月四千二，夜班，六点到第二天六点。没人愿意上的班，都是我的。
工具柜最底下压着一把梨木梳，孟婆婆退休那天塞给我的。她那天把柜子清空，最后剩下这把梳子，搁在我手心里，手指头压着，不让我推回去。
「小苗，」她说，「这梳子你收着。梳头的时候，一句话也别说。」
梳背上刻着三行字，刻得很浅，指头摸得出来：
一、一夜一人。
二、梳三下，说三句。
三、听者代传。不传，话归你。
我当时以为老太太糊涂了。
她退休第二年没了。心梗，走得很快。我去送过花圈，她儿子不认识我，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我把梳子插进她的湿头发里。
头发很硬，跟活人不一样。活人的头发是软的，会顺着梳子走。死人不会，你得用点劲。
第一下。
从额前往后。
她开口了。
声音很轻，像水底下冒上来的气泡，破了才有声。
「别给我化妆。」
我的手停在半空。
她的嘴唇没动。眼睛闭着。眼皮底下那层青，压得很沉。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久到走廊那根坏灯管闪了三下。
第二下。
「给我化妆的人，就是你。」
我往后退，后腰撞在操作台上，「哗啦」一声，铁盘掉在地上，转了两圈。
我扶着台子站了半天，才伸手去探她的颈动脉。
凉的。皮是凉的，底下什么都没有。
第三下。
我举着梳子，等了半分钟。
她没说。
喉咙里冒出一声很轻的水响，像有人在水底下咳了一口。
我把梳子放回柜子，锁上。锁了两遍，第二遍才听清「咔」的那一声。
锁完，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手。
十根新做的指甲，在灯底下亮得刺眼。
酒红色，是那种老式的偏橘的红。
二：我不肯替她说出那句话，半夜在洗手间的镜子里听见自己说了出来
洗手池上头有面镜子，蒙着一层水汽。
我洗完手，扶着台子抬头。
镜子里的人，嘴自己动了。
「别给我化妆。」
是我的声音。我的嘴。
我抬手把嘴捂住。那句话从指缝里往外顶，闷闷的：「别给我化妆……别给我化妆……」
我拧开水龙头，把脸埋进去。
凉水激得眼睛疼。那句话才停。
我抬起头，镜子里的脸全是水。我看了一会儿，觉得那张脸有点陌生。
更衣室有一张塑料凳，我坐上去，坐到四点半。
四点二十，楼下有车灯扫过窗户。
我下去的时候，麻五的面包车已经倒进后门了。
麻德贵，四十来岁，外号麻五，左脸一道疤，从耳根拉到下巴。他掀开后车厢，里头铺着一床脏棉被，被面上是碎花，花都黑了。
「零七一三，」他说，「上。」
「这具不能拉。」我说。
他把烟吐了：「你说什么？」
「她得走流程。报备，登记，派出所的单子。」
「报什么备。」他伸手扒拉我肩膀，「你一个化妆的，管得着吗。」
曹德海从楼里出来，一边走一边拉裤腰带。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我眼前晃了两下。
「单子在这儿。看见没有，有章。」
我伸手要接。他抽了回去，折起来塞进口袋。
「许苗，」他说，「你今天话有点多。」
「她指甲是新做的。」我说。
他看了我两秒。
「你翻她东西了？」
「我看了她的手。」
「你他妈眼挺尖。」他往前走了一步，抬手推我肩膀。我退了两步，脚后跟磕在台阶上，一屁股坐下去。
屁股底下是冰。腊月的天，水泥地一层白霜。
「今晚你别干了。」他说，「回去，想想自己是谁。」
他们抬人。麻五抬脚，曹德海抬头，往车上一塞，塞的时候她的一条胳膊从棉被里滑出来，垂在车门外头。
麻五把它塞回去，踹了一脚车门。
后门一关，车灯一亮，倒出去了。
我坐在台阶上，没起来。
车拐弯的时候，我听见后头车厢里有一声闷响。
很轻。
像有人拿手，在铁皮上拍了一下。
车开走了。巷子里剩下我一个人，和我自己呼出来的白气。
那天凌晨我回去，没睡。
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从天黑坐到天亮。窗外有个卖早点的推车过去，铁轮子压着水泥地，「咕噜咕噜」。
我想了一夜，想的是那句话。
不是「别给我化妆」。是第二句。
「给我化妆的人，就是你。」
我在这家馆里干了两年，给二百多个人化过妆。这话要是说给今天晚上的我听，那它是怎么知道，明天、后天，会轮到我？
早上七点，我又去了馆里。
零七一三那一格是空的。
柜门擦过，白气还没散。地上有水，拖把拖过，拖得不干净，角落里留了一小滩。
我蹲下去，用手指碰了碰那滩水。
温的。
三：我在遗物袋里翻出一支旧口红，色号和我妈生前用的一模一样
遗物袋在库房铁柜第三层，麻绳扎着口。
管钥匙的是小冯，二十出头，来三个月，什么都怕。他老家在驻马店，说话带口音，喊我「苗姐」。
「苗姐，」他说，「曹哥说不让动。」
「我给她补个号。」我说，「登记表上没填身高。」
他犹豫了一下，把钥匙给我，又补了一句：「你快点。」
袋子里四样东西。
一件灰毛衣，领口起球，袖口磨破了一圈。我抖了一下，掉出来几根长头发，也是湿的。
一双解放鞋，男式的，四十三码。她的脚最多三十七。不知道是谁给她的，也不知道她穿了多久。
半包饼干，牌子上个世纪就有了，现在超市里不卖。
还有一个透明小塑料袋，里头装着一支口红。
塑料壳上有裂纹，金漆掉了大半。我拧开，膏体只剩三分之一，颜色是那种老式的偏橘的红。
我妈用的就是这个色号。
霞飞，八块钱一支。她用到见底了还拿小刀挖，挖到只剩一个圈，还舍不得扔。
我小时候偷用过一次，涂在嘴上，被她拿湿毛巾擦了半天，擦得我嘴都肿了。
她一边擦一边说：「这不是给你玩的。」
我说：「那给谁玩的。」
她说：「给我自己玩的。」
后来我十几岁才明白，一个女人一辈子，能给自己玩的东西不多。
袋底还有一张纸，折了四折，边磨得起毛。
展开，是《常住人口登记表》的复印件。
姓名：周桂英。
出生：一九七四年。
照片那一栏，印着一寸黑白照，人不清楚，眉眼能看出来。
迁徙记录那一栏，用圆珠笔写了一行：二〇一二年三月，由城北派出所受理失踪登记。
监护人那一栏，按着一个红指印。
夹在纸里的，还有一张照片。
我七岁，站在小学门口，穿一件红棉袄，扎两个辫子，笑得露出缺的门牙。
照片背面四个字：苗苗七岁。
那是我妈的字。她写字，最后一笔总往上挑。
我在库房里蹲着，蹲了很久。
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我扶着铁柜站了一会儿，才走出门。
小冯在门口，看见我的脸，往后退了半步。
「苗姐，」他说，「你怎么了。」
「小冯，」我说，「你帮我个忙。」
「你说。」
「今天的事，你别跟任何人讲。」
他点头，点得很用力。
我骑车去了城北派出所。
户籍窗口的民警姓谢，四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
「周桂英。」我把名字写在纸上，推过去。
他敲了几下键盘，抬头看我。
「二〇一二年三月报失踪，报案人许大成，父亲。」
「是我爸。」我说。
「二〇一五年，家属申请宣告死亡，法院判了，户籍注销。」
「我爸三年前喝酒摔死了。」我说，「从台阶上滚下来，磕在砖堆上，送到医院就没气了。」
谢明没说话。
「这张表上的指印，」我把复印件推过去，「能不能比一比。」
「比什么？」
「比这具尸体。」
他看了我很久。
「你是家属？」
「我是她女儿。」
「销了户的人，怎么会在你们馆里。」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看得出她的指甲是新做的。」
比对做了三天。
第三天下午，谢明把报告放在桌上，没马上开口。
「十个指头，对上六个。」他说，「剩下四个泡烂了，纹线断了。」
「那就是她。」
「从技术上说，是。」
「她就是我妈。」
谢明把报告往我这边推了推。
「许苗，」他说，「你先坐下。」
我坐下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说。
「知道。」
「你妈二〇一二年三月走的，二〇二六年一月，死在你们殡仪馆的门口。中间十四年，她在哪儿，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把笔放下，「这十四年，你怎么过来的。」
我没答。
我十五岁那年三月，早上起来，锅里有一碗粥，一个鸡蛋，还温着。
我妈不在。
我爸坐在门口抽烟，抽了一早上。中午他跟我说：「你妈跟人走了。」
我信了。
我信了十四年。
四：我拿着比对结果去找组长，他把我关进零下十八度的冷库
我存了三份。
手机一份，U盘一份，还给小冯发了一份。
「苗姐，」他在电话里说，「你别害我。」
「我不害你。」我说，「你现在把它删了，删干净，别留。」
「那你呢。」
「我留着。」
我拿着打印件去找曹德海。
他在办公室喝茶。桌上摊着一张单子，红笔圈了几个字。他抬头看我一眼，没让座。
「零七一三，」我把报告拍在桌上，「是我妈。」
他端起杯子，看了一眼，又放下。
「你妈十年前就死了。户口都销了。」
「这是派出所出的比对报告。」
「指印也能对错。」
「曹组长，」我说，「她送来的那天晚上，是不是还有一口气。」
他端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就停了那么一下。
然后杯子落下，磕在桌面上，「嗒」的一声。
门开了。
钱广发从外头进来，副馆长，一身羊绒，手上戴着块表，进门先看窗户，把窗关了对半。
「小许啊。」他坐下，「别激动。」
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来。
牛皮纸的，不厚。
「三万。」他说。
我没动。
「签个字，这事儿就过去了。」他说，「你妈的后事，馆里给你办，风风光光的。火化费、骨灰盒、墓地那块的跑腿，都算我们的。」
「她被人拉走了。」我说。
钱广发看了曹德海一眼。
「拉走了？」他说，「拉哪儿去了？」
曹德海没答。
「钱馆长，」我说，「那车上还铺着一床棉被。」
钱广发把信封又往前推了推，推到我手边。
「小许，」他说，「你一个外包，签的是劳务协议，不是劳动合同。你今天走出这扇门，明天就不用来了。」
「那我今天就不干了。」
我伸手去拿手机。
曹德海比我快。
他一把抓过去，往墙上一砸。
「啪」一声，屏幕碎成蛛网，黑了一角，还亮着。
他把我从椅子上拽起来，往走廊里拖。走廊尽头是冷库，铁门，门上一个插销，外头挂着锁。
「让她凉快凉快。」
门在我身后关上。
零下十八度。
头一分钟，没感觉。第二分钟，鼻子疼。到第五分钟，手指头开始不听使唤。
墙上挂着温度计，红色的柱子停在零下十八。
白气从我嘴里一口一口出来，往天花板上飘。
我拍门，拍了十几分钟。
手掌拍在铁皮上，一开始「砰砰」响，后来声音变得很闷，像拍在别的东西上。我知道那是手没知觉了。
我停下来，把手塞进腋窝里。
里面一排抽屉，三列，每列四层，抽屉上贴着号码。我拉开一个，空的；再拉开一个，空的；第三个里头躺着一个老人，脸上盖着白布。
我把白布掀开看了一眼，又盖回去了。
「对不住。」我说。
我找到一个尸袋，空空的，叠在墙角，拽下来，整个人钻进去，蹲在最里头，背靠着抽屉。
蹲了不到四十分钟，牙齿开始打颤。抖得停不下来，先是牙，然后是肩膀，然后是腿。
我知道不能睡。
我掐自己的大腿，掐到出血。掐完换胳膊，胳膊掐麻了，换咬手背。
咬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
我想起她。
昨天晚上，她在这间冷库里躺了一夜。
我想到这儿，就不抖了。
不是不冷。是另一件事盖过冷。
我在尸袋里睁开眼，看着头顶那盏灯，灯管外头结了一圈霜。
我盯着那圈霜，一直盯到门开。
小冯站在门口，脸白得像纸。
「苗姐，」他说，「快出来。」
他过来扶我，扶不起来。我腿不听使唤，扶着墙走了两步，跪在地上吐了。
吐出来的东西是凉的。
五：第三句话没出口，它就归了我——我看见她在冷柜里敲了三下门
那天晚上我发烧，三十九度二。
不是梦。
我一直知道不是梦。
那句话没出口，它就归了我。闭上眼，屋里就变成另外一间屋子。我能闻见味儿——柴油、雪、湿纸箱。
一月的夜，下雪。
后门。麻五的面包车。她坐在后座，头靠在车窗上，嘴角有白沫，眼皮还在动。
一下，一下。
麻五从驾驶座下来，绕到后头，拉开车门看了一眼。
「这个还有气。」
曹德海站在台阶上，军大衣披着，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他往这边看了一眼，没走过来。
「先抬进去。」他说，「冷一夜，明早就没了。」
我看见自己。
蓝工作服，白手套，从冷库这头走过去。走廊那根灯管在闪。
我拉开七十三那一格。
我推她。
推的时候，我还拍了拍柜门。
「明儿见。」我说。
她的一只手垂在柜门外头。我把它拿起来，塞进去，脚趾上的牌子挂到了地板上，「咔」一声，又挂回去。
我看见自己出去，关门，把走廊的灯关了半排。
晚上十一点四十。
冷柜里有人敲门。
三下。
停一停。
又三下。
那声音很闷，隔着一层铁皮，隔着一层抽屉，从里头往外撞。
我那时候在走廊拖地。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管道。
暖气管子响。老楼，一冬天都响。
我把拖把往桶里一杵，水溅出来一点，接着拖。
我从床上滚下来，跪在地上，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
吐完，我在地上坐着。
地砖是凉的。我坐在那儿，膝盖贴着地，坐了很久。
天亮以后，我去找谢明。
「我要报案。」
「人没了。」他说，「尸体都不在，报什么。」
「初八。」我说，「初八他们要办事。」
「什么事。」
「冥婚。」
谢明抬起头。
我托小冯打听到的。他有个表哥在麻五的队里，跑运输，专门拉那一路的活。
初八，郝万山来取尸。要开脸，要化妆，要穿新衣裳。
郝万山，五十出头，做这个行当三十年了。他手里有一本本子，记着谁家死了儿子、谁家死了闺女，哪个村的风俗要什么。
谢明把本子合上。
「你要干什么。」
「我来化妆。」我说，「馆里没人肯化冥婚的妆。晦气，谁都不碰。」
「你疯了。」
「谢警官，」我说，「这句话我要是不传出去，它就一直在我身上。」
他没听懂。
我也没解释。
我只知道一件事：这馆里，除了我，没人会碰那具尸体。
第三天早上，郝万山进门的时候，我在化妆间等着。
我穿上工作服，把头发扎起来，戴上口罩，把粉末摊开，把粉扑洗干净。
曹德海路过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你会化冥婚的妆？」
「会。」我说，「开脸，扑粉，点唇。先上一层雪花膏，不然粉吃不住，四个钟头就裂。」
他没说话，把门带上了。
门一关上，我把粉盒翻过来，揭下底下的绒布，把一支录音笔按进去，绒布再贴回去。
红点亮了。
六：我主动请缨给“新人”开脸，把录音笔塞进了粉盒里
初八那天，雪停了。
郝万山十点到。绒帽，黑棉袄，进门先掸了掸身上的灰，掸得很仔细，从肩膀掸到裤脚。
曹德海在办公室等他。麻五也在，蹲在边上吃包子。
「八万。」郝万山说，「一分不少。我那头的人家催了三回。」
「这具值。」曹德海说，「皮相好，年轻，脸上没伤。」
「要不也轮不到你。」麻五笑，嘴里嚼着，「要不是我腊月在馆门口看见她蹲着，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
「她蹲门口干什么。」郝万山问。
「谁知道。蹲了三天，也不进去。我头一回给她递了个包子，她还不要。」
麻五把最后一口咽下去。
「后来第二回就接了。」
我站在化妆间门口，手里端着热水盆。
水汽往脸上扑，我眼睛有点酸。
化妆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把她的头发解开，一缕一缕梳直。
头发打结了，梳的时候得从发梢往上，一点点通。通到后脑那一片，攥了一把，全是水。
我把她的手抬起来，摆到身侧。
十根指甲。
酒红色。亮油早就干了。
我蘸雪花膏，从她的额头开始抹。
额头，眉心，鼻梁，脸颊，下巴。
抹到她嘴角，我停了一下。
她的嘴角往下撇着，撇得很轻。人死的时候，肌肉松了，脸会垮，可她这半边脸还是绷着的。
「姐们儿，」我说，「我给你化的。」
我一笔一笔地化。
眉毛是最难化的。人死了，皮肤不吃妆，一笔下去就是一道印，不能改。我拿眉笔，从眉头描到眉尾，描了六遍，才描匀。
描完，我退后一步看。
像了。
像我妈。像她四十来岁那年的样子，头发黑，脸上没那么多褶子，笑起来眼角会挤成一团。
我把口红拧开。
霞飞，那个色号。我跑了五家小店才买到，最后一家在城南老街，货架上落着灰，老板娘从柜子底下翻出来一支，说这支放了十年了。
我给她涂上。
十一点二十，隔壁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谢明的皮鞋声。
「都不许动。」
我没动。我手里还捏着那支口红。
录音笔从粉盒底下掏出来，放在桌上，摁下。
曹德海的声音先出来：「先抬进去，冷一夜，明早就没了。」
屋里静了一下。
然后是郝万山：「八万，一分不少。」
然后是麻五：「要不是我腊月看见她蹲在门口。」
曹德海的脸，一寸一寸白下去。
他转过头看我。
「许苗。」他说，「你设我。」
「曹组长，」我说，「我妈在冷柜里敲了三下门。」
我往前走了一步。
「我在外头拖地。我听见了。」
他的膝盖软了一下，撑住了桌沿。
「我以为是管子。」我说，「我把拖把往桶里一杵，接着拖。」
旁边两个协警上来，一人一边，把他胳膊别到背后。
「我不知道她还有气。」他说。
「你说了‘冷一夜，明早就没了’。」我说，「你说了这句话，你才知道她有没有气。」
麻五在外头喊：「我早跟你说过那还有气！」
那天下午，郝万山的人被堵在城外一个村里。
他的本子记着十一个名字。十一个，全是这三年从这家馆里拉出去的。哪个村的谁家，几号取的尸，多少钱，都写着。
十一个里头，有三个跟许苗的情况一样——报的是无主，来路说不清。
谢明把本子摊在桌上，一页一页翻。
「许苗，」他说，「你妈的事，我给你立案。」
「嗯。」
「还有一件事。」他把本子翻过来，推到我面前，「你妈腊月为什么在馆门口蹲三天，我想了三天，想明白了。」
「为什么。」
「她打听到你在这儿上班。」
我站在那儿。
「一个人，在门口蹲三天，不敢进去。」谢明说，「你猜她想干什么。」
我想不出来。
我到现在也想不出来。
七：火化前一晚我给她梳了头，第三下，她说：妈不怪你
案子审了一年。
曹德海，故意杀人、侮辱尸体，无期。
麻德贵，故意杀人、拐卖妇女，死缓，限制减刑。
钱广发，七年。他辩了三个月，说自己不知情。最后是钱的事露了——殡仪馆外包的那条线，每拉一具，他有份。
郝万山，八年。他那本本子交出来的时候，上头已经记到了四十七个。
开庭那天，曹德海最后陈述。
「我真不知道她还有气。」他说。
麻五在被告席上转过头，朝他吐了一口唾沫。法警拦了一下，没拦住。
旁听席上没人说话。我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一张纸。
那张纸我揣在兜里，揣了三个月。
上头写着：许苗，殡仪馆化妆间，七点上班。
我已经开始忘事了。
传一句，忘一件。
开脸那天，我把她说的头两句，原原本本说给了谢明。说完，我站在派出所走廊上，忽然想不起我妈炒菜放几勺盐。
后来我又给二十七个无主的人梳过头。
一个人一句。有的是谢，有的是恨，有的是「冷」。有个九岁的孩子说的是「妈妈别哭」。
说一句，忘一件。
我忘了我小学在哪儿。忘了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花的。我那本记事的本子越记越厚，越记越乱——因为写完我就忘了自己写过。
可我记得她的指甲。
火化前一晚，我又给她梳了一次头。
这一回不是同一夜了。梳子认的是人，不认日子。
「妈。」我说，「我来了。」
我把梳子插进她的头发里。
她的头发上过油，顺了。
第一下，她没出声。
第二下，还是没出声。
第三下。
「妈不怪你。」
我在化妆间里站着，手里举着梳子。
「你怪我吧。」我说。
她不出声了。
「你可以怪我。」我说，「那天晚上，我就在外头拖地。我抬头看了天花板，我以为是暖气管。」
灯管闪了一下。
「我要是当时拉开门看一眼——」
我站了很久，把梳子放下了。
「我也不能对你说，我不怪你。」我说，「十四年，你一句话都没留。」
第二天早上八点，火化。
我没哭。
七点，我给她化了最后一遍妆。
雪花膏打底，粉扑匀开，眉毛一根一根描。眉毛这活儿，死人不能化，一化就假，得好几遍才压得住。口红还是霞飞的色号。
化完，我退后一步看。
三十多岁的样子，脸不白了，嘴唇有颜色了，像睡着。
「好看吧。」我说，「你年轻的时候，就长这样。」
火化炉的门打开，里头是红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口子。
「走吧。」我说。
骨灰出来，装在一个灰白的盒子里。
我没给她买贵的。我给她买了一个能刻字的，草体的，刻了四个字：
许门周氏。
我想过刻「母亲」，也想过刻「妈妈」。刻到一半，我把笔放下了。我跟她之间，十四年前就断了。断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血缘。
我去档案室调了她这十四年的记录。
没有记录。
户籍注销了，社保没有，银行没有，什么都查不出来。她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十四年就是一片空白。
只有一次。二〇一八年的夏天，城北一家超市的员工登记表上，登记过一个叫周桂英的，四十来岁，干了两天，走了。
店长记得她。
「那人怪，」店长说，「天天盯着监控看。」
「看什么。」
「看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从超市门口走过去。」
我在那家超市门口站了一个下午。
六点到七点，放学的孩子从门口过。穿校服的，背书包的，手里举着烤肠的。
我一个人也没认出来。
第二年，殡仪馆换了人。
新来的馆长姓赵，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外包转了正。
我工牌换了。名字底下那行小字没了。
工资五千八，五险一金。
小冯现在跟我一块值夜班。他怕，我就让他站我后头，让他递粉末，让他端水。
有送来的，我先洗脸。
「苗姐，」他有天问我，「这活儿有什么用啊，又没人认领。」
「有用。」
「什么用？」
我拿毛巾把水拧干。
「她走的时候，至少是整整齐齐的。」
那天晚上下班，我把梨木梳拿出来，在灯底下照。
梳子用了两年，齿断了一根，掉在柜子底下，找不到了。
还剩六根。
我把梳子放好。
粉盒打开，粉末摊平，水打上，毛巾叠成四方。
「下一个。」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