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地图上的山
1939年11月12日
入夜以后，山风顺着青岩坳口灌进营地，帐篷外的枯枝相互碰撞，时不时传来几声脆响。帐篷顶上挂着的马灯灯芯烧得不太稳，昏黄的光落在摊开的军用地图上，随着火苗轻轻摇晃，图纸上的山脉和河流也跟着晃动起来。
我把压在地图四角的弹药箱往旁边挪了挪，拿起铅笔沿着西侧山脊又描了一遍，只见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一道细缝，两旁全标着陡坡，再往东去则是一大片没有详细标注的空白。
傍晚时吴军需官刚来报过数，营里的步枪弹已经不足两个基数，手榴弹也只剩四十一颗，偏偏西侧峡谷外下午又发现了敌军巡逻队的脚印，所有的坏消息凑在一起，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
我盯着地图上那片空白看了一会儿，思绪却不知不觉飘得很远，忽然想起了1938年秋天在沅岭见过的一本旧舆图。
那是武汉会战以后的事情，当时前线的伤兵一批接一批往南撤，我因为第三次负伤被送进沅岭的一所后方医院，肩背上的伤口缝了十几针，前前后后在那里待了四十多天。
柳知宜就负责照料我那一排病床，她那年二十六岁，是从省立师范毕业的，家乡沦陷后跟着学校一路南迁，起初只是在医院里帮忙，后来才正式留下来做了看护。
她做事一向很利落，给伤兵换药时从来不会因为有人喊疼就放轻手脚，有一回我嫌她绷带包得太紧，夜里偷偷扯松了些，结果第二天伤口全肿了起来，她过来拆了重包的时候一句话也没多说，只是一边忙活一边冷着脸告诉我，要是再乱动就干脆不管我了。
养伤的那段日子实在无聊，我大半时间都只能靠在床头看地图，她每天端着药碗经过时常会顺道瞥上两眼，有一回终于忍不住停下来问我，地图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究竟有什么用。
我告诉她那是等高线，线挨得越近的地方山坡就越陡，她听完倒也没有继续追问，放下药碗便回了病房，谁知过了一会儿，竟然转身给我拿来了一本旧舆图。
那本舆图看着已经用了许多年，书页边角都被磨得发毛了，里头还夹着几张她从学校带出来的旧纸片。
她把舆图翻到沅岭附近的那一页，用手指沿着一条不起眼的细线往下指，说自己小时候常跟母亲去山那边走亲戚，来回走过几次后才发现附近还有一条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近路。
我当时有些意外，拿过那本旧舆图对着自己的军用地图比对了半天，发现两张图上的山脊和河沟确实大致吻合，唯独她说的那条旧山道在军用地图上毫无踪影，直到第二天我特意找人去核实了一遍，才确认她说的地方果真有一条能走人的路。
等我重新拿起铅笔，老老实实把那条旧道的位置补进地图时，她就站在床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这回信了？”
我有些无奈地笑了笑，对她说：“是我看走眼了，确实有条路存在。”她听完便把舆图收了回去，嘴角轻轻动了一下，到底没再跟我争什么。
也就是在医院住着的那四十天里，我们两个人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起初不过是每天换药时的几句随口闲谈，后来我的伤好些能下床了，每天总要扶着走廊的墙慢慢走上一圈，她查完房若是手头还有空，便会安静地在走廊尽头等我，等我一步步挪到跟前了，再陪着我慢慢走回病房。
记得有一回外头下起大雨，院子里的泥路积了不少水，我因为走得急了些脚下一滑，肩背上的伤口险些又被扯开，她看见后直接把自己的布鞋脱下来垫在湿滑的石阶上让我踩着过去，自己却踩着冰凉的泥水走回了屋。
我心里过意不去，连说不至于这样，她却只是叫我看好脚下，说伤口才刚长好一点，别再折腾着给医生添麻烦了。
后来聊得深了，我才知道她母亲还在沅岭，底下有个十六岁的弟弟叫柳知平，正在县城一家粮行里给人记账。
她说弟弟算盘打得挺快，就是念书不够用功，若是往后家里能再宽裕些，还是想送他去县里正经读几年书；我也跟她讲起了自己的事，说我入伍前其实在县立中学教过两年地理，后来才投考了中央军校六期。
她听完脸上有些意外，大概是没想到一个教书先生怎么会跑去打仗，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种身不由己，只说教书也得有人教，打仗也总得有人打，她听了轻轻笑了一下，随后又顺着话头问我军校里是不是也教看地图，我便把床头的地图摊开来，一点点指给她看各种不同地形的标记。
出院前几天，我已经能自己穿衣服，也能不用扶着墙走完一整条走廊了。那天她来病房时，我正把床头零碎的东西往行李里收，压在最底下的旧舆图恰好露出一角，她一眼看见了，便停下来问我还记不记得那条山道。
我说自然是记得的，等以后有机会了，我还想亲自去实地走上一趟，看看那些在军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
她听完很自然地接过话，说那到时候她可以给我带路，山那边有几户人家她小时候常去，哪处浅滩能过河、哪处山坡下雨后容易滑脚，她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抬头问她什么时候有空，她正低着头把手里的药单整理好放回夹板里，闻言只轻声说了一句：“等仗打完。”
到了出院前一天，我把随身带着的一枚闲章交给了她，那章上只刻了“砚舟”两个字，是我早年闲暇时刻着玩的，既没有姓，也不能拿来办什么公事。
她接过去的时候有些疑惑地问我为什么给她这个，我便随便找了个借口，说带在身上行军打仗碍事，先让她替我收着。她低头看了看那枚小小的印章，并没有拆穿我拙劣的借口，只是安静地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一本手抄的《诗经》递到了我手里。
那本书的字迹十分清秀，用的纸张也很薄，一页页翻过去，发现她已经抄到了《唐风·葛生》。我翻看了几页，有些好奇地问她怎么偏偏抄到这里就停了笔，她说医院里找来的纸不够用了，得等往后有机会再接着往下抄。
我把书轻轻合上，看着她问往后是什么时候，她没有立刻回答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等你打完仗回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告诉她，等仗打完了我一定会回沅岭找她。她听完没有直接应声，只问我还记不记得她家在哪条街、住在哪个院子，我便把她提过的街名和院子的位置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甚至连院门前那棵歪脖子树也没有记错。
她静静听完，低头把夹板上的药单重新理好，直到转身快要走出房门的时候，才极轻地说了一句：“那我等你回来。”
帐篷外忽然有人走过，沉重的脚步踩在湿泥里发出闷闷的声响，一下子把我从沅岭的回忆里拽了回来。我定了定神，伸手把卷起的地图重新压平，帐篷顶上马灯里的灯油已经所剩无几，火苗缩成豆大的一点，映照着西侧峡谷口那圈刺眼的红色记号。
桌边还放着她送我的那本《诗经》，书页依然停在《葛生》那一篇，我伸手将它贴身收进怀里，随后拿起铅笔，在地图东侧那片空白处标下了两个字：旧道。
02.蓝布补丁
1939年11月12日深夜，营部的马灯一直亮着，桌上的地图已经换了一张又一张，周副营长带人沿着西谷实地查看过两遍，掀帘子回来时靴子上全裹着湿泥。
敌军眼下已经占住了青岩坳外围的几处高地，白天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声传来，可入夜之后反倒彻底安静了下来，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
这样的安静其实并不让人觉得踏实，敌人把我们围在这里整整三天，却始终没有急着发起进攻，显然是算准了我们的弹药粮草不多，还在耐心地等我们自己撑不下去。
柳知宜进来送电报的时候，我正伏在桌边核对西谷的地形。她把译好的电文轻轻放在我手边，见我盯着地图没动，便顺手将桌角快要滑到地上的镇纸推回了原处。
如今她做这些事已经非常熟练了，营部里的人也早已习惯了她的进出，有什么事情需要传达或处理，常常顺手就交给她。
可每每看到她在营部里忙前忙后，我心里总觉得她原本是不该留在这里受这份苦的。今年春天营部译电室缺人，是我主动向上面递了调人申请，名义上是缺一名懂译电的交通员，硬是把她从沅岭的后方医院调了过来。
实际上，只是因为我私心里实在不愿意再把她留在医院了，那时候前线的伤员一批接一批往后方送，炮弹落在医院附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曾亲眼见过她在担架旁连续忙到天亮，袖口上沾着血，第二天却仍旧照常上工。
当时我总觉得把她调到自己眼皮底下，无论如何也能多照应几分，直到如今被困在青岩坳我才恍然发觉，当初那纸调令其实并没有让她离危险远一些，只不过是自私地让我少了一些看不见她时的担惊受怕罢了。
好在她的译电和交通工作做得一直很好，到任没多久便摸熟了营部各处的联络方式。营里事情多，电文往来又频繁，她总能把事情处理妥当。偶尔碰上山路受阻，她也不至于耽误太久，总能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
周副营长起初还嫌她是个没上过战场的女学生，担心她办不好前线的差事，后来有几次通信中断，全靠她带人绕着山路把消息及时送了回来，周副营长便也服了气，再没多说过什么。
“师部那边还是没有回电？”她站在桌边低声问我。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她便又追问了一句昨晚发出去的那封怎么样了。
“早就发出去了，一直没收到回复。”我叹了口气，她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电报记录，便默契地没有再问下去。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师部此前只联系过我们一次，命令第三营自行想办法突围，既没有指望得上的援兵，也没有任何后续部署，况且这两天电台里传来的杂音越来越多，敌军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通信频率，若是继续盲目呼叫，只会更快暴露营部的位置。
她把记录本收好正准备转身离开，目光却无意间落在了我桌边的地图上。军用地图右侧压着那本她从沅岭带来的旧舆图，因为翻看得多，纸页已经有些松散了，我见她盯着地图看得出神，便停下笔问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西谷那边还是走不通吗？”她抬眼问我。
“敌人有一个加强排守着谷口，左右两侧又都是爬不上去的陡坡，若是硬着头皮正面强攻，弟兄们的伤亡不会小。”
她听完俯下身看了看军用地图，随后又伸手把旧舆图摊开，直接翻到沅岭附近的那一页，手指沿着东侧山脊缓缓往下移动，最后停在一条极细的线旁边，对我说：“这条路我认得，以前走过。”我顺着她的指尖看了一眼地图上的标记，问她是不是之前提过的那条旧道。
“从这里绕过去能到东边的鹰嘴崖，再往南有一条猎户走的小径，可以直接通到山外，虽然军用地图上没有标，但附近村子里的人倒是都知道的。”
她顿了顿，见我说上次听她提过，便抬起头指着其中一处狭窄的山口接着解释道，“上次我只说了那里有路，却没说它能不能走人，因为这里中途必须要绕开一片乱石坡，天黑以后特别不好走，若是带的人多了、队伍拉得太长，走在山脊上很容易就会被山下的敌人发现。”
我连忙把军用地图转向她那一侧，仔细问她对沿途那几个岔口心里还有多少把握。
她俯下身盯着图看了一会儿，偶尔停下来回想片刻，才伸手在上面指出几个大致的位置，我便拿起铅笔顺着标下记号，又顺口问起两处山坳之间的距离，她仔细想了想，最终给了我一个大概的数目。
“那依你的意思，打算怎么走？”我放下笔看向她。
她伸手把旧舆图往旁边推了推，指尖却依然停在鹰嘴崖附近的位置，轻声说：“既然大部队走不通，如果能派一小队人从东边绕出去闹出点动静，或许可以想办法把敌人的注意力引过去。”
我没有立刻接话，只是低头将微卷的地图重新铺平。她话里的意思其实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只是眼下还没有到必须把这件事摊开来讨论的时候。
西谷依然是第三营主力唯一有机会突围的方向，东边的旧道虽然勉强能走，却绝不可能带着全营几百号人过去，更不可能让一支大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穿过山岭。
“这件事留到明天再说吧，”我把铅笔放回桌上，朝她挥了挥手，“已经很晚了，你先去休息。”
她站在原地没有立刻离开，目光在地图东侧的那几个记号上停了一会儿，才顺从地将旧舆图合起来放回桌角，轻声应了一句“我知道了”。
等她掀帘子走后，我独自坐在灯下继续核对西谷的地形。桌边还放着她刚送来的电报记录，最后一页有几处修改过的字迹，翘起的纸角也被她压得很平，我伸手拿过来翻到背面，发现那里夹着一小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是她前些日子替我补军装时特意留下来的边角料。
前阵子我那件旧军装的右袖口磨破了，她找来同色的蓝布，坐在一旁替我缝补。我见她拆拆缝缝颇费工夫，便说干脆去军需处换件新的，她却执拗地说军需处发下来的衣服尺寸都不合身，能穿就先将就穿着。
后来她还是把那处补丁拆了重新缝了一遍，把边缘压得整整齐齐，又用剩下的蓝布，顺手补在了她自己那件旧棉军装磨破的左袖口上。
我把那点剩下的蓝布重新夹回电报记录里，抬头看向帐篷墙边挂着的那件军装，袖口上的补丁虽然已经洗得有些发旧了，却依然牢牢地缝在上面。
桌上的军用地图还摊开着，西谷的红圈旁边密密麻麻标着敌军的兵力部署，而东侧旧道上只有她刚才指出的几个孤零零的记号。
窗外适时传来了哨兵换岗的口令，我重新拿起铅笔，在西谷入口处又添了一道短线，心里清楚明天一早吴军需官还要来报一次弹药数目，留给第三营的时间，恐怕真的已经不多了。
03.七个人
1939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营部外头已经换过了两轮岗，桌上的马灯刚添过灯油，昏黄的光线总算比前半夜亮堂了些。
吴军需官刚刚送来最后清点的弹药清单，全营剩余的步枪弹加起来已经不到三成，手榴弹只剩两箱，轻机枪两挺，迫击炮弹更是所剩无几；
偏偏西谷那边的敌军仍旧没有半点撤走的迹象，白天派出去的侦察兵亲眼看见他们在峡谷两侧加固了掩体，不仅在入口处架着机枪，附近还驻扎着整整一个加强排的兵力。
周副营长站在地图前，把吴军需官送来的那张清单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这才沉声开口问我：“营长，咱们真要硬着头皮从西谷打出去？”
“除此之外，眼下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我反问他。
“那东边那条旧道呢？”他伸手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东侧，“柳知宜不是说能走吗？可话说回来，那条路连军用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来，里头地形不明，真要是带着全营几百号人过去，万一中途出了岔子，咱们连条退路都没有。”
“全营主力自然不能走东边，”我盯着地图上那片空白，缓缓说道，“但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外头的敌人以为我们要往东走。”
周副营长闻言看向我，一时没有接话。我便拿起铅笔把地图上的几个记号连起来，向他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打算：东侧那条旧道由柳知宜带路，抽调七个人组成一支小队提前出发，沿途故意留下主力向东转移的痕迹，再利用营部平时的呼号和便携电台制造出指挥所仍在东侧的假象。
敌人若是判断第三营准备从东边突围，外围的机动预备队就极有可能被吸引着向东调动，这样一来，西谷的固定守军即使不撤走，短时间内也很难及时得到增援，而我们要抓住的就是这段时间差，集中剩下的所有火力一鼓作气冲开峡谷入口。
“只派七个人？”周副营长紧紧皱着眉，“这点人手太少了，真撒出去能成多少事？”
“人派多了目标太大，反倒更容易提前暴露，何况西谷正面强攻最吃紧，每一分兵力都得省下来。”
“那也断断不能让柳知宜去，”他转过头看着我，语气有些急，“她只是营部交通员，虽然懂译电、认得山路，可她到底不是正经上阵的战斗兵，东边山里真遇上敌人，七个人未必能撑得到天亮。”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只是低头拿起铅笔，在鹰嘴崖附近轻轻画了一道短线。那处山口地形狭窄，两侧山脊向中间收拢，翻过去往南有一条猎户走的小径，若是他们在引开敌人后能及时从那里撤出山外，这七个人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一直安静站在桌子另一侧的柳知宜，等我们两个人争执完了，才伸手将那本旧舆图重新摊开在桌上，平静地说：“我去。”
周副营长几乎是立刻出声反对：“这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东边山里的三个岔口我都亲自走过，鹰嘴崖往南的小径也认得，临时换旁人去带路，未必能在天亮前赶到预定位置。”
她把旧舆图转向我们这边，手指点着其中两处山口，条理清晰地分析道，“这段山路白天走过的人虽然不少，可到了夜里却极不好辨认，尤其过了半山腰那片乱石坡之后，只要脚下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走进死沟里，你们就算派一个经验丰富的战斗兵过去，他也得在黑夜里先摸索着认路。”
“那也可以去找个当地人。”周副营长还是不死心。
“深更半夜的去哪里找？敌人早就封了青岩坳外围，附近村子的人几天前就全躲进深山里了，眼下这个时候，谁敢露面给我们带路？”
周副营长被她说得没了词，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显然还想再劝。我把铅笔放回桌上，抬起头看着柳知宜的眼睛，认真地问她：“你清楚这趟任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她没有躲闪我的目光。
“这不是让你带队出去山里转一圈，也不是像平时那样送一封电报，敌人一旦发现你们的意图就会追上去，你们七个人要尽可能把他们往东边引，一直拖到西谷的主力完成突围为止，你这一去，未必还能回来。”
她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垂下眼帘，伸手把旧舆图上卷起的纸角一点点压平，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轻声说道：“营长，西谷突围要留足够的人手，东边又必须有人熟悉地形，这七个人里若是再抽调战斗兵，西谷正面就少一份火力；
可若是派不懂路的人过去，这七个人可能连鹰嘴崖都到不了就会折在半路。换人已经来不及了，那条路我熟，七个人够了。”
我静静地看着她，再也问不出别的话来，心里清楚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点头答应的请求，她的每一句判断都没有错，眼下能找到的几条路都已经被敌人封死，第三营既没有多余的兵力，也没有时间再去试探别的方向。
可她把情势分析得越清楚、越理智，我心里就越难把这件事当成一项普通的军事安排来下达。
旁边的周副营长见我不作声，还是不赞成地往前一步：“营长，要不还是我带人去东边吧。”
“你必须留在西谷，明天突围时由你指挥左翼。”我摇了摇头。
“左翼那边也可以交给别人去顶。”
“没有别人能替你，”我伸手点了点地图上的西谷入口，“全营上下就数你最熟悉各连的情况，明天冲出去以后队伍能不能站住脚，左翼能不能稳住，还得看你怎么安排。”
周副营长闻言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叹了口气，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放在桌角，到底没有再提自己去东边的事，只问我那七个人具体怎么安排。
我让外头的通信兵把侦察班的赵大柱叫了进来。赵大柱今年三十八岁，是四川人，在部队里做过多年侦察兵，打过不少硬仗，最熟悉这种小队行动。
他进帐篷时身上还带着一股寒气，听完任务后，先仔细问了沿途的地形和敌军可能出现的位置，随后才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柳知宜，沉声说道：“柳姑娘带路，我负责打仗，走在路上听她的，遇上敌人听我的。”
柳知宜朝他点了点头，随行的另外五个人也很快定了下来：十九岁的栓子原先在营部做勤务，虽然枪法不算好，但腿脚快，还认得电台的几种常用呼号；二十岁的小邵是通信兵，负责携带便携电台；
三十岁的老葛是个老机枪手，打过不少硬仗，经验很足；至于二十八岁的大刘和二十二岁的小陈，两人都是爆破手，正好负责布置假阵地和处理沿途障碍。
为了赶路，七个人的装备必须尽量轻便，一共七支步枪、一挺轻机枪、两箱手榴弹和一部便携电台，除此之外只带够两天的干粮与急救用品。
按照约定，电台由小邵贴身保管，沿途只使用营部惯用的呼号，绝不发明文坐标，而脚印、灶烟和机枪火力则由其他人分段布置，尽量让敌人判断出一支人数更多的队伍正在向东转移。
周副营长听完整个安排，忍不住问了一句：“等到了明天白天，主力怎么确认他们知不知道咱们已经过谷？”
“只要主力冲出谷口，就在西侧山脊点起三堆火，”我指着地图说道，“三堆火都亮起来，东边的人看见了就知道任务完成，可以立刻撤离；如果山里雾大实在看不见，那就严格以预定时间为准，到了钟点不能再等。”
我把拟好的命令草稿推到桌子中央，逐项核对人员、装备和行动路线。柳知宜负责路线引导与联络，赵大柱负责小队战斗指挥，其余五人按原定分工行动。
赵大柱拿起名单从头看了一遍，抬头问我：“营长，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家里头还有亲人的，趁现在还没出发写几句话留下来，随身的东西也交给营部保管。”
帐篷里一时安静了下来，年纪最小的栓子最先拿过纸笔，一个人蹲在角落的弹药箱旁边写信，他认字不多，写得极慢，遇到不会写的字便要停下来小声问旁边的小邵，写到最后，他忽然停下笔抬起头问我：“营长，打完这一仗，咱们能赶上回家过年吗？”
我心里微微一酸，看着他一时没有回答上来。他蹲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见我没作声，便自己把纸折起来塞进贴身的衣袋里，像是已经得到了答案。
旁边的老葛伸手向周副营长借了支烟，抽了两口后问营部能不能托人给家里捎句话，让家里不必惦记，他若是能活着回去，就接着给妻儿好好过日子；大刘没有写信，从衣服上拆下一枚磨得发亮的铜扣交给赵大柱，让老班长帮忙收着；
而小陈一直闷头坐在旁边擦枪，听见大刘说话，连头也没抬一下。
另一边，小邵正在低头检查电台，柳知宜便走过去帮他整理天线和备用电池，顺手检查了一遍电台的连接处。小邵一边收拾一边小声问她密电本要不要多带一本，她摇摇头说带一本就够了，另一份留在营部里，免得两边万一同时出事。
我低头把地图重新铺开，逼着自己确认了最后一遍路线。随后周副营长带着人员名单出去安排西谷的火力部署，赵大柱也领着栓子他们几个下去检查装备，原本拥挤的帐篷里很快便只剩下了柳知宜和我两个人。
她安静地把那本旧舆图折好放进自己的布包里，随后拿起桌上的任务草稿看了一遍，轻声对我说：“我负责路线引导和联络。”
“赵大柱负责战斗指挥，遇上事你跟着他走。”我看着她嘱咐道。
她顺从地应了一声“我知道”，便将草稿放回桌上，没有再说别的话。
我低头盯着那张薄薄的纸，心里头其实很想拿起笔把她的名字划掉，随便换另一个人上去，可理智却无比清醒地提醒着我，名单上的六个人里已经没有更合适的替代者，而东侧那条旧道，全营上下也只有她能在最短时间内带队通过。
就在这时，帐篷外哨兵报了换岗的时间，远处山脚下冷不丁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又归于安静。
我深吸一口气，把命令草稿收进文件夹里，准备等到凌晨四点再正式签发；桌上的七个人名整整齐齐排成两行，柳知宜的名字就写在最前面，紧挨着旁边的赵大柱，上面的墨迹似乎还没有彻底干透，我拿过镇纸压住纸角，没有再碰它。
04.签字
1939年11月13日凌晨四点，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营部里，借着昏暗的马灯，把地图上的每一条路又在心里反反复复走了一遍。
若是西谷正面强攻，敌人有一个加强排守着，两翼全是陡坡，机枪火力把入口封得死死的，就算把全营硬压上去也许能冲开，但损失绝不会小；若是分兵从东边绕行，那条旧道窄得只能过小队，大队伍根本拉不开，一旦在半路被敌人发现便首尾难顾；
可若是继续留在原地苦等援兵，师部已经彻底没有回电，剩下的那点弹药也根本撑不到第二次突围。似乎不管怎么算，每一条路推演到最后，横竖都是死路。
就在我对着地图一筹莫展的时候，帐篷帘子忽然被掀开了，柳知宜从外面走进来，顺着夜色带进了一股微凉的冷风。
她手里还拿着那本手抄的《诗经》，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安静地走到桌边，把书轻轻压在了军需官送来的弹药清单上，书页间还夹着她先前整理路线时用的纸片，在灯下露出薄薄的一角。
她大概是看出了我心里的挣扎，平静地对我说：“路线我刚才又看了一遍，七个人走，天亮前肯定能到位。”
我低头看着她搭在桌沿上的手，她的手指正轻轻按在《诗经》的书面上，因为用力，指节显得有些发白。沉默了片刻，我还是忍不住抬头问她：“如果到了鹰嘴崖，南边的撤退路线已经被敌人截断了怎么办？”
她抬起头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语气里听不出半点犹豫：“那就想办法拖住他们，一直拖到你们从西谷出去为止。”
帐篷里一时安静得厉害，只有外面场地上有人在整理装备，金属碰撞的声音隔着帆布传进来，显得闷闷的。
我看着她左袖口上那块蓝布补丁，原本想问她心里怕不怕，话到嘴边却又觉得实在多余，她若是真的怕，刚才就不会站在这里，她若是不怕，我多此一问，也不过是逼着她在临走前再多说一句宽慰我的假话罢了。
我没有再犹豫，伸手把那份命令草稿从文件夹里取出来，平平整整地铺在桌上。纸上的字是我亲手写的，人员、路线、联络方式、撤离条件，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而柳知宜的名字就排在最前面。
我拿起钢笔，笔尖悬在签名处停顿了一下，一滴墨水顺着笔尖滴落在纸上，迅速洇开了一个小黑点，她就站在对面看着，没有出声催促，直到我落笔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以后，我解开腰扣把自己的配枪从枪套里取出来，枪膛里早已压满了子弹，我低头检查了一遍保险，随后递到她面前：“留着防身。”
她伸手接了过去。当配枪落进她手里时，她低头看了一眼翻开的枪套内侧，那里有一道我常年握枪留下的磨痕，她用大拇指在上面轻轻擦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见她收好了枪，便顺手把《诗经》从弹药清单上拿起来想要递还给她，她却没有伸手来接，只轻声说：“先放在桌上吧，等我回来再拿。”
她说完这句话，便把配枪别在腰间，转身伸手去掀帐篷帘子，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微微停了一下，却终究没有回头看我，只是留下一句：“赵大柱他们已经在外面等了。”
我喉头有些发堵，只低低地“嗯”了一声。帘子随即落下，外头很快响起了七个人沿着湿泥路往东边去的脚步声，起初我还能分辨出他们几个人的步伐节奏，后来那声音渐渐混在一起，再往后便彻底被山风吹散，再也听不见了。
我独自站在地图前，一直听着那点声音彻底消失在夜色里。外头天还没有亮，西侧峡谷方向已经传来了周副营长压低嗓子的集结口令，第三营的主力开始做最后的突围准备。
桌上的《诗经》依然压在弹药清单上，书页仍停在《葛生》那一篇，我伸手把书拿起来贴身收进怀里，随后拿起桌上的地图，掀开帘子走出了帐篷。
05.往东走
1939年11月13日凌晨，我们一行七人离开营地后，脚下的山路便渐渐窄了起来。大家按照商量好的排成一列往前走，赵大柱端着枪走在队伍中间，我走在最前面负责辨认沿途的岔口。
后半夜的山里雾气压得很低，路旁树枝上积满了冰凉的露水，走路时稍不留神便会擦过肩头、打湿衣领；
为了不惊动外围的敌人，我们没有点火把，只借着天边一点微弱的光亮摸索着辨认地形，每逢遇到容易打滑的碎石路段，走在我后面的人便会自觉放慢脚步，等我在前面踩稳了、确认安全之后再继续跟上来。
顺着山路走出约莫两里地，我在一处背风的山坳停下脚步，蹲在地上查看昨夜留下的旧脚印。这里原本只是附近村民上山砍柴走的路，平日里少有人来，地上的枯叶积了厚厚一层。
我回头叫来栓子和小陈，让他们俩故意从两侧绕过去，在湿软的泥地里多踩出几道新的脚印，再把折断的树枝留在显眼的位置，做出一支大队伍刚刚经过这里的样子。
赵大柱端着枪走到我身边，低头看了一阵，压低嗓子问我：“像不像？”
我仔细看了一眼地上的痕迹，轻轻摇了摇头说：“人还是太少，踩出来的脚印不够乱。”他听完便招手叫背着机枪的老葛也过去帮忙，几个人故意分开走了一段，再从另一侧山坡绕回来，一直等到把痕迹铺开，我才让队伍继续向前。
我们选定的第一处预定位置在半山腰的一间废弃猎棚附近，那座棚子早些年就已经塌了一半，里面还留着烧黑的灶台和几根干柴。
大刘按照计划把两捆干柴搬到棚子外头，划火柴点燃后又特意找来湿树叶压住火势，好让浓烟顺着风慢慢往山脊上飘；与此同时，老葛把轻机枪架在一块凸出的岩石后面，朝着远处黑沉沉的山路打了一个短点射，打完便迅速收起枪跟着我们转移。
清脆的枪声在寂静的山谷里远远传开，仅仅过了片刻工夫，东边山脚下便隐约传来了几声回应的枪声。
赵大柱立刻挥手示意所有人继续往东走，一直到远远离开了那间猎棚一段距离，他才叫停队伍让小邵打开电台。
小邵熟练地戴上耳机，按照营部平日里惯用的呼号发出一段短促的呼叫，既没有报出具体坐标，也没有提及队伍人数，电台只响了几秒钟便被他果断关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敌人自己把这些零散的脚印、灶烟和电波痕迹拼凑在一起。
等到天色渐渐发亮的时候，我们已经顺利走过了第二个岔口。我清楚地记得前面有一条干涸的溪沟，只要沿着溪沟往上走，就可以安全绕开那片最难走的乱石坡。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山那边走亲戚时曾在这里歇过脚，溪沟旁有一块被雨水冲刷得裂成两半的大石头，石缝里头长着一丛矮竹，如今许多年过去，竹子虽然已经枯了大半，可那块石头却还在原地。我带着队伍从大石头旁边绕过去的时候，赵大柱快步走到我身后，低声问我前面还有多远。
“只要过了前面的鹰嘴崖，再往南走上一段，就能找到那条下山的猎户小径了。”我回头答道。
他说了句“到了那里再看情况”，我便点点头继续在前面带路。一路上队伍里没人多说话，只有走在最后的栓子时不时停下来低头整理鞋带。
他在七个人里年纪最小，入伍前在老家放过牛，进了营部当勤务兵以后才慢慢学会了打枪，平时在营部总爱跟着小邵说笑，这会儿却一直安安静静地跟在队伍末尾。
一直走到一处背风的山坳歇脚时，他才终于忍不住凑过来小声问我：“柳姐，你说咱们把这趟差事办完了，今年能赶上回家过年吗？”
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见他一脸认真的样子，原本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轻声说“放心吧。”
“我娘还在家等着我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枪往肩上挪了挪，“几年前跟着部队走的时候跟我娘说好了，一定会回去的，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好几岁，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看他说得那样仔细，我听完心里莫名有些发酸，脸上却没有笑，只轻声问他老家住在哪里。他老老实实报了个湘西的地名，说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父亲早些年害病死了，这些年全靠母亲给人做针线活才养活了他和妹妹。
我不由得想起了远在沅岭的家人，便告诉他，等这趟任务平平安安结束了，如果往后还有机会一起回沅岭，我可以帮他去县城的粮行问问缺不缺人手。
县城里有一家粮行掌柜做事还算厚道，我弟弟柳知平眼下就在那儿记账，若是他愿意踏实干活，先去粮行做个伙计总归也能有口饭吃。
栓子听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追着问我：“柳姐，你弟弟在那家粮行里做事？”
“嗯，他今年刚满十七岁，也就会打点算盘了。”
“那我要是真去了，连字都不认识几个，他会不会嫌我笨啊？”
“所以你得先把认字和做账学会了再说，可别到时候去了粮行，反倒让人家替你收拾烂摊子。”
我故意逗了他一句，他听后立刻咧嘴笑了一下，再起身走路时，脚下的步子也明显比刚才轻快了许多，直到前头的赵大柱低声催了一句，他才赶紧小跑着跟上去，没再回头闲聊。
上午八点左右，我们准时抵达了第三处预定位置。这里距离鹰嘴崖已经不远了，山脊向东延伸出去，站在高处甚至能隐约看见山外几处村落的屋顶。
小邵再一次打开电台按照约定发出呼号，然而耳机里传来的却只有断断续续的杂音，他皱着眉调整了一下频率重新呼叫了一次，仍旧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日本人的监听台应该已经能收到信号了，”小邵摘下耳机对赵大柱说，“但咱们不能一直开着，再发报就要暴露具体位置了。”
赵大柱果断让他收好电台，又转头叫老葛趁机检查机枪弹药。出发时带的两箱手榴弹已经分装到了几个人身上，步枪子弹也重新清点了一遍，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若是正面遇上敌军主力，凭我们这点人是绝对没有打持久战的本钱的。
我站在山脊边缘往东看，只见远处半山腰上有一缕青烟慢慢升起来，起初只有一处，过了一会儿，山脚下的林子里又接连出现了两道烟柱，那是我们刚才在半路预先布置好的第二处假踪迹，为的就是让敌人误以为队伍仍在继续向东推进。
“赵班长，你说他们会信吗？”栓子扒着石头往山下看了一眼，小声问道。
赵大柱把步枪背到肩上，沉声说：“信不信，就看他们接下来往这边派多少人来了。”
他这话音刚落，远处山林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紧接着便是几声短促的喊叫。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伏低了身子，赵大柱迅速举起望远镜朝山下仔细看了一阵，随后默默将望远镜递到了我手里。
我接过来凑到眼前一看，只见山脚下有一队日军正沿着林间小路向东搜索前进，人数不算少，队伍后面还跟着几个穿杂色衣服的伪军；他们走得很慢、很谨慎，时不时停下脚步低头查看泥地上的脚印，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一路留下的痕迹。
赵大柱把望远镜收回来，压低嗓音吩咐所有人立刻准备转移：“谁都别在这里开枪，先把他们顺着山路引到鹰嘴崖去。”
我们猫着腰沿着山脊飞快地往前走，身后敌军搜索队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了许多。等退到一处狭窄的山口时，赵大柱果断让大刘和小陈在路边草丛里埋下几枚手榴弹，拉好弦等敌人靠近后再引爆。
随着身后响起几声剧烈的爆炸，冲在最前面的敌人被迫停下脚步，后面的人则迅速向两侧山坡散开试图包抄，密集的枪声很快便从山脚下一路追到了半山腰。
我咬着牙跟着队伍继续向东走，赵大柱始终端着枪走在最后面断后，一直等到所有人都安全通过了山口，他才带着老葛交替掩护着撤下来。老葛把轻机枪架在石头上打了两个短点射，迎面压住追上来的敌人，随后也扛起机枪跟着我们往山上跑。
抬头看去，鹰嘴崖已经近在前面了，我心里清楚，只要赶到了那里，便能看见南侧那条救命的猎户小径，而只要小径没有被敌人提前截断，我们这七个人就还有机会活着从深山里绕出去。
我伸手把步枪背稳，沿着记忆中熟悉的山路拼命往前赶。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栓子气喘吁吁地跑到我旁边，一边跑一边扭头问我：“柳姐，过了前面那道崖，咱们是不是就快到了？”
“快了，就在前面。”
“那等咱们出去以后，你可得记得之前答应我的事。”
我转头看了他一眼，认真地应道：“我记得，等你去粮行做事，头一件事就是先从打算盘开始。”他听完用力点了点头，握紧枪跟着队伍钻进了前面的树林，此时远处的枪声一刻也没有停，鹰嘴崖险峻的轮廓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了树梢后面。
06.退路
1939年11月13日下午，等我们七个人好不容易赶到鹰嘴崖时，日军的迂回部队竟然已经先一步从两侧山坡包抄了上来。
南侧那条唯一的猎户小径被人提前截断了，原本可以通行的狭窄山口不仅架起了机枪，还有几名日军正端着枪沿着坡地往上搜索。
赵大柱趴在石头后举起望远镜看了一阵，不死心地又让小陈绕到另一侧山崖去查看，等小陈退回来的时候，他身上的旧军装已经被山里的荆棘划开了好几道口子，对着我们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南边全堵死了，走不了了。”
赵大柱听完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沉着脸挥手让老葛带着栓子先去崖边找掩体，又叫大刘赶紧检查大家身上剩下的手榴弹。
时隔多年再上鹰嘴崖，这里的地势比我记忆中还要险得多，崖顶有一片向外凸出的岩石，往下看是近乎垂直的石壁，唯独东侧有一条狭窄的山道能够通上来；
若是我们守住这里，敌人固然不能轻易从后面绕到我们身边，可一旦他们从南侧彻底完成合围，我们也同样没有半点地方可退。
“算算时间，营长他们主力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背着电台的小邵低头看了一眼手表，声音有些发紧，“按预定钟点算，西谷那边眼下快要有动静了。”
我闻言走到崖边，扶着冰冷的石头朝西侧山脊望去。午后的山雾还没有完全散尽，远处的山头在白雾里隐约露出轮廓，却迟迟没有看见我们事先约定的信号。
赵大柱见状让小邵再试一次电台，可戴上耳机里头却只有刺耳的杂音，敌人的监听台显然已经死死盯上了我们的频率，若是再继续开机呼叫，只会把周围更多的敌军引过来。
“先别发了，咱们再等一会儿。”我按住小邵的手说道。
赵大柱低头看了看山下越聚越多的敌人，默默把望远镜交给旁边的老葛，让他盯住南侧坡地的动静；
此时的敌人显然已经从刚才的交火中发现我们只有几个人，山下的搜索队开始分成两路，一路顺着东侧山道正面往上压，另一路则试图绕过崖底，从侧面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
大刘把身边最后几枚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小陈，自己只留下两枚，随后蹲在一块岩石后面低头检查引信；旁边的栓子则紧紧趴在老葛身边，手里的步枪早就装好了弹，枪口稳稳对着下方的山道，嘴里却还在小声念叨着什么。
我弯腰走过去一看，发现他因为紧张，正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确认枪膛里的子弹，便蹲下来轻声问他：“害怕了？”
他猛地抬头看我，既没有点头承认，也没有嘴硬否认，只是眼巴巴地问了一句：“柳姐，要是西边山头上亮火了，咱们是不是就能走了？”
“只要主力过了西谷，我们就完成任务了。”我没有忍心把话说透，只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听完便长长松了一口气，低声说了句“那就好”，随后重新把脸转向山道，双手握紧步枪，再也没有说话。
一直苦苦等到了下午三点多，西侧远处的山脊上终于隐隐约约亮起了第一堆火。那点火光隔着漫山遍野的浓雾显得并不明显，可过了一小会儿，第二堆、第三堆火光也相继在山脊上亮了起来。
赵大柱一把拿过老葛手里的望远镜，举到眼前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遍，随后转过头朝着我们重重点了点头：“是西边的信号，主力已经过谷了。”
我怔怔地看着远处那三处微弱的火光，冻得发僵的手指在枪身上停了好一会儿。
出发前程砚舟说过，只要看见西边亮起三堆火，就不必再等其他信号，可以立刻设法撤离；
现在信号已经到了，第三营的弟兄们已经安全冲出去了，按理说我们也该撤了，可眼下南侧的猎户小径被截断，东边的山道也有敌人死死堵着，困在崖顶的七个人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带着其余六个从枪口下闯出去了。
赵大柱沉默着把望远镜收起来，转过身开始安排最后的阻击位置：“老葛继续守东侧，大刘和小陈负责南边崖口，栓子跟着小邵，先把电台和密电本都处理干净，柳姑娘，你跟我往后走。”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迎着他的目光说道：“赵大哥，西边主力已经过去了，咱们绝不能再往回引敌人；而且只要电台还在，他们的监听台就可能会继续顺着信号追查。”
赵大柱听了深深看小邵一眼，小邵会意，当即便坐在地上开始拆卸电台的外壳。
他从贴身口袋里取出密电本和联络暗号表递到我手里，让我最后检查一遍里面有没有遗漏；我迎着风逐页翻过，确认没有留下其他记录后，便动手将纸张一页页撕开，连同备用电池上的编号纸条一起塞进了随身的铁盒里。
“点着火，烧掉。”赵大柱在旁边沉声说。
大刘立刻从背包里取出火柴，拢起手点燃了一小撮干草，将撕碎的密电本和暗号表放了进去；
薄薄的纸张遇火迅速卷曲起来，上面的字迹很快便被火焰彻底吞没，我一直守在旁边等到最后一页烧成灰，又亲手把铁盒里的残片倒出来用湿土压实抹平，确保不会留下半点可辨认的内容。
就在这时，第一轮密集的枪声猛然从东侧山道下方传来，老葛架在石头后的机枪立刻响了几次，暂时把冲上来的敌人压在了半坡下。
小陈趁着这点宝贵的火力间隙，猫着腰将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布置在崖口两侧，大刘则趴在另一块岩石后面攥着引信，只等敌人靠近再引爆。
另一边的小邵已经彻底拆完了电台，他抱起石头把里面的关键部件砸得粉碎，随后用力将空外壳推下了悬崖；赵大柱见状让他拿好步枪，自己则跨过去接过老葛的轻机枪，准备亲自接替最危险的东侧位置。
“你去后面，”赵大柱一边拉枪栓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前面这里交给我们。”
我握紧枪看着他：“要走你带他们走，我留下。”
“你必须走，”赵大柱猛地打断我的话，眼睛死死盯着山道下方“前面的路你熟，所以你才有机会活着把这里的情况给营长带回去！”
他吼完这一句，便把枪口转向山道下方，再也没有给我半点争辩的机会。
此时山下的敌人已经借着草木逼近了崖口，密集的子弹打在周围的岩石上噼啪作响，碎石飞溅到脚边；我只好咬牙举枪朝山道下方连开了几枪，随后退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帮着前面的小陈一起压住从侧面山坡摸上来的敌人。
当崖口布置的第一颗手榴弹轰然爆炸时，东侧老葛身边的机枪声也突然停了。
我心里一紧，回头看见他已经满身是血地倒在了岩石旁，那挺轻机枪斜在身侧，滚烫的枪管已经被打弯了；可他倒在地上愣是用最后一点力气拆下了枪机，奋力甩手扔进石缝里，接着又把沉重的枪身推下了山坡，死活没让底下的敌人得到一件完整的武器。
赵大柱眼睁睁看着老葛倒下，红着眼接过他剩下的步枪继续朝下射击，一直打到枪膛里的子弹彻底打空。
二十岁的小邵是在敌人发起第二轮冲锋时中弹的，他倒在刚才砸碎的电台残骸旁边，到死手里还紧紧握着那副断裂的耳机，等赵大柱冒着弹雨爬过去想要拖他回来时，他已经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在南侧崖口，大刘和小陈死死守住了阵地，接连引爆了身边所有的手榴弹，虽然硬生生逼得冲上来的敌人退下去了一段距离，可硝烟散尽之后，他们两个人也再没能从石头后面退回来。
年纪最小的栓子一直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开枪，直到一颗飞来的子弹迎面打中了他的腹部。
他闷哼一声倒下去的时候，手里握着的步枪还倔强地朝着下方的山道；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丢下枪就想过去拉他，赵大柱却猛地从后面死死拽住我的肩膀，一把将我拖回了石头后面：“别过去！”
“可他还活着！”我挣扎着喊道。
“你现在过去也根本出不来！”赵大柱死死按住我。
不远处的栓子正躺在血泊里的岩石旁，试着一点点抬起手，可最后指尖也只是勉强够到了自己的步枪枪带；他转过头看见我还躲在石头后面，沾着血的嘴唇微微动了动，似乎想叫我一声，却终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赵大柱见状重新端起步枪，朝着山道上方不要命地连续射击，硬是把试图冲上来的敌人又一次压了回去。我听见自己在风里大声喊着栓子的名字，可震耳的枪声早已盖过了所有声音。
转眼间，赵大柱的左臂也受了伤，鲜血顺着破烂的袖口往下直淌，他把身上摸出来的最后几发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匣，猛地回头看我：“柳姑娘，快往崖后走。”
“赵大哥，要走一起走。”我抓着他的衣袖不肯松手。
他没有再回答我，只是用没受伤的右手狠狠把我往后推了一把。看着他的眼神，我心里明白他是绝对不会走了。此时的鹰嘴崖上已经没有半寸完整的退路，山下的敌人正从两侧同时逼近，唯一的山道被机枪火力封死，而崖下又是陡峭的石壁。
赵大柱独自留在前面的岩石后面，继续朝敌人开枪射击，用自己的命替我争取最后一点时间；我含着泪沿着崖壁一步步往后退，慌乱间脚下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整个人险些摔下悬崖，幸亏及时伸手扶住石壁旁裸露的树根才勉强站稳。
当崖口处最后一声步枪声孤零零地传来时，我扶着树根回头看了一眼，赵大柱已经重重倒在了崖口，跟着我一路往东走出来的六个人，如今没有一个再能站起来了。
我颤抖着端起手里的长枪，把枪膛里仅剩的最后一发子弹朝着崖口打了出去，可就在后退转身的瞬间，一颗流弹擦着岩石飞过来，狠狠打穿了我的右小腿。
钻心的剧痛让我一下子栽倒在碎石地上，手里打空的长枪也顺着崖边滑落下去，我只能咬着牙，拖着流血的伤腿一点点挪进崖壁旁一处极其狭窄的石缝里。
可退进去一摸才发觉，这石缝根本没有去路，身后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而我流出的血已经在身前的石头上拖出了一道刺眼的红痕。
外头日本兵嘈杂的喊叫声已经冲上了崖顶，几双军靴踩着碎石停在了不远处，有人顺着地上的血迹发现了我藏身的石缝，嘴里叽里咕噜地大声喊着话，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经顺着石缝口逼了过来。
他们显然看出了我是个女兵，想留活口逼问主力突围的方向。看着越逼越近的刺刀尖，我后背死死抵着冰冷的绝壁，知道自己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出去了，便伸手摸出腰间别着的那支配枪，弹匣里头，还剩最后一颗子弹。
那是今天凌晨出发前，程砚舟亲手交给我的枪。翻开的枪套内侧还清晰地留着他常年握枪磨出来的那道凹痕，我低头用拇指轻轻擦过微凉的枪柄，赶在日本兵伸手扑过来的前一刻，把枪口稳稳抵在了自己身前。
眼前的崖壁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石缝旁边还夹着几丛在风里摇晃的枯草，山风呼啸着从石缝间穿过去，带着山下林子里潮湿的泥土气味，就像那年沅岭下过雨的午后一样。我没有再看一眼近在咫尺的敌人，只是闭上眼，把胸前的枪口稍微抬高了一些。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传开，喧嚣了一整天的鹰嘴崖终于重新安静了下来。
手里的配枪顺着失去力气的指尖滑落，正好深深卡进身侧两块岩石交界的窄缝里，枪套上的扣带被山石刮断了一截，而左袖口上那块我自己缝上去的蓝布补丁渐渐被涌出的血浸透，唯有石缝外日本兵骤然停下的脚步声和气急败坏的叫骂声，渐渐远得再也听不见了。
07.没有回来的人
1939年11月14日天亮前，西谷方向激烈的枪声持续了一整夜才终于停下来。
从十三日拂晓集结开始，第三营便按照原定计划向西侧峡谷发起了进攻，守在谷口的敌军固定守军虽然没有撤离，但正如我们事先预料的那样，东侧迟迟没有增援兵力赶过来，正面的阻击火力比预想中弱了一些。
我们集中火力先后冲过了两道封锁线，最后一批殿后的人是在十四日凌晨才撤出峡谷的，等到东方天色发白、各连收拢人马清点人数时，原本三百多人的队伍已经足足损失了过半。
周副营长的左腿在突围时受了伤，简单包扎止血后，他仍旧坚持着安排外围警戒和收拢伤员。我一个人筋疲力尽地坐在一块石头上，身上的旧军装早已沾满了湿泥和血迹，贴身揣在怀里的那本《诗经》也被一整夜的汗水浸湿了书角。
天亮后陆陆续续有人过来报告，说东侧山岭那边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我哑着嗓子接连问了好几遍，得到的却始终是同一个回答：柳知宜他们七个人，一个都没有回来。
熬到十四日上午，山里的雾气稍微散了些，我便起身向周副营长提出要带人折返青岩坳。
他当时正在让人登记阵亡伤亡名单，听完我的话后立刻把手里的铅笔放下，抬头告诉我山里的敌军主力还没有完全撤离，青岩坳外围仍有不少搜剿队在四处活动，眼下这个时候往回走简直就是往敌人的枪口上撞；
况且我们全营刚刚九死一生从西谷突围出来，活下来的人连一场像样的遭遇战都未必能撑得住，绝对不能为了找那几个人再把剩下的队伍搭进去。
“不用大部队，我只带一个班去。”我看着他说道。
“营长，早上我已经派人摸回去找过一遍了，东边的山路上全是敌人！”周副营长急得声音都变了调。
“他们没找着，那就由我再去里面找一遍。”
“她们那七个人出发前接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心里比我更清楚！眼下主力已经顺顺当当冲出来了，她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作声回答。周副营长跟我搭档这么久，自然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僵持了片刻后，他把受伤的左腿往旁边挪了挪，刻意把声音压低了些：“砚舟，你现在就算摸回去，找到活人的机会还能有多少？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让你找到了，顶着日本人的搜剿队你也未必能把人带得出来。队伍好不容易才刚脱险，你是一营之长，不能拿手底下剩下这些人的命去换一个结果。”
我没有同他争辩，只坚持让他拨给我一个班的老兵，并当面保证在天黑之前一定带着人安全返回接应点。
周副营长见我心意已决，苦劝了几句最后还是无奈地点了头，临走前只反复叫我多带些弹药和两副担架，千叮咛万嘱咐在沿途若是遇到敌人，无论如何不许恋战。
我带着十一名熟悉山路的士兵从西侧山脊悄悄折返，脚下走的是昨天突围时经过的那条山路。山林间到处还能看见昨夜交战留下的弹壳和被打断的树枝，有几处灌木被机枪扫倒，泥地上散落着被撕破的染血衣料。
我们避开大路一路往东摸索，最先找到了半山腰那间废弃的猎棚，塌了一半的灶台旁还有烧过的木柴，附近的泥地里清晰地留下了零散的脚印，只是其中好几处已经被随后追来的敌人军靴踩乱了。
顺着山脊再往前走出几里地，我们在通往鹰嘴崖的窄道旁看见了第一处干涸的血迹。最先找到的是侦察班长赵大柱，他倒在鹰嘴崖东侧的一块大岩石后面，身边散落着几枚空弹壳，那挺轻机枪的枪身滚在坡下，里头的枪机早已被拆掉了。
我走过去让人先把他的遗体轻轻抬到一旁，随后带着人继续往崖顶搜寻，小邵就倒在被砸碎的电台残骸附近，断裂的耳机线还缠在他的手腕上，不远处的泥土里压着一堆焚烧过黑灰；
机枪手老葛倒在他原先架枪的位置，大刘和小陈则在南侧崖口附近找到，两个人身上都带着重伤，旁边分发的整整两箱手榴弹已经全部用完；
而年纪最小的栓子就倒在离崖壁不远的一块岩石旁，那支步枪依然紧紧握在他手里，帆布枪带早已被他腹部的鲜血彻底浸透了。
我强忍着心里的钝痛，让随行的士兵逐一上前检查确认他们的身份，自己则顺着陡峭的崖壁继续往下找。
没过一会儿，走在前面的士兵突然停下脚步，在崖边一处狭窄的石缝旁发现了一支手枪——我快步走过去一看，只见枪身正卡在两块岩石之间，枪套的扣带断了一截，而在石缝旁边的枯草丛里，正露出一角沾着发黑血迹的蓝布袖口。
我一步步走过去，伸手把那支手枪从石缝里取出来，一眼便认出那是昨天凌晨我亲手交给柳知宜的配枪。她的遗体就在石缝里头，安静地半靠着冰冷的崖壁，身上的旧棉军装被山石划破了好几处，腰间的枪套已经空了。
我缓缓蹲下身去，伸手替她把凌乱的衣领一点点整理好，当冰凉的手指碰到她上衣口袋时，从里面摸出了一枚小小的石印章，拿出来一看，上面正刻着“砚舟”两个字。
我把那枚染血的印章紧紧握在手心里，蹲在石缝前很久都没有动弹。身后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催我，直到负责放哨的老兵快步走到崖口，压低嗓音报告说山下的日军搜剿队正在往这边移动。
鹰嘴崖顶全是裸露的乱石，连一寸能下铲的土都没有，我们绝不能把他们七个人就这么丢在石滩上，可从这里退回西谷外围的接应点足足有十七里险路，顶着日本人的搜剿队，仅凭我们十几个人的体力，根本不可能把七具遗体全都平安带出山去。
我站起身看着崖下，记起往西三里外有一处背风的缓坡，坡下就是通往沅岭方向的旧路，天气好的时候还能望见山外的田地。他们七个人是一起替全营趟的死路，活着的时候并肩往东走，死了也断没有把弟兄们丢在荒山上、只带走她一个人的道理。
我没有多费口舌，当即让十一名士兵两人一组，轮流把赵大柱、小邵、老葛、大刘、小陈和栓子的遗体背起来往崖下撤，自己则弯下腰，双手穿过柳知宜的肩背将她背在了背上。
她比我记忆中重了太多，冰凉的下巴轻轻抵在我肩头，左袖口那块被血浸透的蓝布补丁就贴在我胸前。
从鹰嘴崖顶下到那处背风缓坡，有一段临渊的山道窄得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我背着她一步步往下走，到了后半程，旧军靴的鞋底被尖锐的山石生生磨开了口子，脚下每走一步都像直接踩在碎石上一样疼；
走在前后的士兵看我摇摇晃晃，几次想空出手来替换我，我却始终死死托着背上的人没有松手，一直把她稳稳背到了坡地上。
1939年11月14日傍晚，山里的天色一直阴沉沉的。为了避开日军的搜剿队，我们没有时间去找棺木，只能赶在天黑前用随身的工兵铲，在那处背山向阳的缓坡上并排挖好了七个墓坑。
那处坡地离山脚下的村庄不远，顺着坡下的旧路一直往南走就能通回沅岭，柳知宜的墓坑在最右侧，赵大柱、小邵、老葛、大刘、小陈和栓子六个人依着山势依次排在她旁边，就像昨天凌晨他们跟着她走出营部时一样。
下葬的时候，士兵们把赵大柱他们六人身上的证件和随身遗物仔细收好、记下姓名，将他们一一放进墓坑里安顿妥当。我让士兵把柳知宜也轻轻放进坑里，自己则脱帽站在旁边，最后一次俯身替她将旧军装的衣领重新理好。
她的双手已经被我们用清水擦拭干净了，手指上还留着几道细小的划伤，应该是最后在崖顶攀爬石壁时留下的；至于刚才从她衣袋里摸出来的那枚“砚舟”闲章，上面还带着干涸的血迹，我也拿水细细擦净了，重新放进自己的贴身口袋里收好。
士兵搬来几块平整的青石，低声问我碑上刻什么，我说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刻上。
赵大柱、小邵、老葛、大刘和小陈的石碑上分别刻下了他们的本名，唯独到了栓子那里，大家只知道他在营部一直叫栓子，谁也叫不出他的大名，最后那块小石碑上便只刻了“栓子”两个字。
而到了最右侧的那块青石上，老兵按照我的意思，一笔一画刻下了五个字：柳知宜之墓，上面既没有军衔，没有职务，也没有生卒年月。
立好七块石碑后，我拿出随身的小刀，从自己军装的右袖口上一点点拆下了那块她替我缝的蓝布补丁。
那块粗布的边缘已经磨损得厉害，针脚也有几处脱了线，我蹲在墓前将它仔细叠好，从怀里取出那本被汗水和血迹洇湿了书角的《诗经》，翻到粘在一起的《葛生》那一页，将蓝布补丁平平整整地夹进扉页里，随后连同那支找回来的配枪一起重新收进怀中。
这本薄薄的《诗经》原本是去年出院时她送给我的，突围前她特意留在了营部桌上，只可惜从今往后，她再也没有机会把后面剩下的篇章抄完了。
等士兵们把七座新坟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我又独自沿着高处的山坡走了一遍，确认日后若是下起大雨，山上的雨水绝不会顺着高处直接冲刷到他们的墓前，随后才拿出地图，在青岩坳外这处缓坡的位置上重重标下了七个小点。
就在这时，负责在坡下警戒的哨兵跑上来催促，说天已经彻底黑了，外围的日军还在搜山，我们必须趁着夜色立刻赶回西谷的接应点与周副营长汇合。
我把地图仔细折好揣进怀里，站在冷风里最后看了一眼那七座并排立着的坟，随后便转过身带着士兵们顺着山路往下走，那天夜里离开青岩坳时，我一步也没有回头。
08.入族谱
转眼到了1946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卸下军装、解甲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沅岭。
整整七年时间过去，这座小县城已经换了许多陌生的模样，好在记忆里的那条旧街还在，街角那家粮行的门面虽然重新翻修过、柜台也换上了新的木料，可大门上方依然挂着早年那块褪了色的旧招牌。
我迈步走进去的时候，掌柜正站在柜台后头核对账目，听见有人开口打听柳知平，他停下手里的算盘抬头看了我好一会儿，这才转过身朝后院喊了一声。
当柳知平掀开帘子从后院走出来的时候，眼前的人早已不再是当年柳知宜口中那个才十六七岁的少年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个头长高了些，比我还要略高半寸，唯独那双眉眼间还能清晰地看出几分柳知宜当年的影子。
他在堂屋里认出我以后，并没有马上开口说话，只是神色复杂地朝我点点头，侧身把我请到了安静的后院里坐下。
聊了几句我才得知，他如今已经彻底接手了这家粮行的账目，前一年刚刚在当地成了亲，妻子眼下正怀着身孕，小两口安安稳稳地住在城南。
坐定之后，他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问起了他姐姐当年的事情；我没有半点隐瞒，坐在后院的石桌旁，将1939年冬天青岩坳的那场战斗、那份派她们往东走的命令，以及最后在鹰嘴崖上找到的七具遗体，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讲到最后，我没有避开自己的名字，迎着他的目光坦言道：“当年那份命令，是我亲手签的字。”
柳知平闻言猛地低下头去，死死盯着桌面，院子里安静了许久，他才声音沙哑地开口问我：“程大哥，我姐那天走出营部的时候，知道自己回不来吗？”
“她出发前就知道任务很危险。”我低声答道。
“那你签字的时候，也知道吗？”他抬起头看着我追问。
“知道。”我看着他那双酷似柳知宜的眼睛，艰难却清晰地答道。他听完便再也没有多问下去。
等情绪稍稍平复了些，我才向他提起，这些年我在部队里一直托人悄悄给他捎来一些钱，信封上写的名义虽然是阵亡同僚的抚恤，钱也不算多，但好歹足够支撑他在县城里读书和安家。
柳知平听完默默点了点头，转身从屋里的柜子中取出了一个旧木盒，打开推到我面前，只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几封早年的汇款收条，而在收条上面，还平放着一张柳知宜留下的旧照片。
照片上的她还穿着省立师范学校的学生装，头发挽在脑后，身旁还并肩站着几个女同学。
柳知平摸着照片边缘低声告诉我，母亲去世前一直把这张照片收在身边，后来这几年家里前前后后搬过几次家，其他东西丢了不少，唯独姐姐的这张旧照片他一直护着，没有弄丢。
我低头看着照片上那张温和的脸，忍不住开口问他，能不能把这张照片让我带走留个念想。柳知平听后却缓缓摇了摇头，伸手将木盒重新合上，轻声说：“这是我姐留下的唯一一点东西了，我得留着。”
我理解他的心思，便没有再开口勉强。直到起身告辞临走前，我站在门口停下脚步，郑重地告诉他，我这次回来是想把柳知宜的名字写进我们程家的族谱里。
柳知平站在台阶上静静听了很久，最后只是对我说：“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吧，我姐已经不在了，我不能替她答应。”
09.十一月十三日
回到家乡安顿下来以后，每年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只要我还走得动路，就必定会独自一人去青岩坳上山看他们。
那处背风向阳的缓坡还在当年的老地方，柳知宜的墓在最右边，赵大柱、小邵、老葛、大刘、小陈和栓子的六座墓依着山势整整齐齐排在下首。战后头一年我上山时，特意请石匠把他们七个人的墓穴重新用青砖修葺加固了一遍。
这一生我没有再娶。晚年彻底回到沅岭定居后，有一回县里的抗战纪念馆征集旧物，我便把当年从鹰嘴崖石缝里带回来的那支配枪，连同那枚刻着“砚舟”二字的闲章一并捐了出去。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接过东西时，问我这些旧物有什么来历，我没有提及自己的姓名，只平静地说这是1939年青岩坳战斗中一名牺牲的营部交通员留下的遗物；后来展柜里的说明牌上便工工整整地写着：“柳知宜，营部交通员，青岩坳战斗遗物。”
又是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像往年一样照旧上山。这几十年间，通往青岩坳的山路已经修整过好几次，早年那些泥泞难走的石阶铺上了平整的青砖，路两边也种上了成排的树。
我走到缓坡前，先弯下腰把七座墓碑周围新长出来的杂草一棵棵清理干净，那六块小石碑依然像列队的士兵一样排在柳知宜墓旁，每当山风吹过坡地，枯黄的树叶便飘落在冰冷的碑面上，我便伸出手，将那些落叶一片一片轻轻拂去。
忙活完这一切，我便在她的墓碑前坐下来，伸手从怀里取出那本陪伴了我大半辈子的《诗经》。
历经几十年岁月，薄薄的书页早已变得泛黄枯脆，翻开的地方依然停留在当年没有抄完的《唐风·葛生》那一页，扉页里头则平平整整地夹着那块从旧军装袖口拆下来的蓝布补丁，粗布的边缘已经被岁月磨得起了毛；
而在我身旁，还放着那张早已退出战场的旧地图，尽管鹰嘴崖和缓坡附近的线条已经模糊，可那七个铅笔点下的小黑点却仍然清楚。
我低头翻开书页，对着空旷的山坡轻声念了几句，寂静的墓前自然没有人应声。山脚下偶尔随风飘来几句赶路行人的说话声，远处田埂上有人赶着牛慢慢经过，清脆的牛铃在秋风里响了几下，随后又渐渐走远、再也听不见了。
我慢慢把书合上放在膝头，伸出手掌，隔着薄薄的书皮轻轻压住扉页里那块蓝布。脚边的旧地图被风吹得掀起一角，东侧空白处当年用铅笔标下的“旧道”两个字，如今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只有山坡上的风还在一下一下地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