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城隍庙后街摆旧货摊，摆了二十六年。摊子在街的南头，靠一棵老榆树。我铺一块蓝塑料布，四个角压上砖头，货摆在布上，一排一排。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坐在布的一头，面朝街心。这条街原来是卖香烛纸马的，后来改成旧货市场，一溜三十几个摊。逢二、四、六赶集，人最多；别的日子只有七八个摊，我也来。
我五点出摊，十一点收摊，一天六个钟头。好的时候卖三四百，差的时候卖三十。我今年五十八，姓彭，叫彭德厚。我原来在县机械厂做钳工，一九九八年厂子不行了，我就出来摆摊，一摆就是二十六年。我的货，来的地方有三种。一种是收来的。走街串巷，或者在别人介绍的地方上门看。旧货这东西，人家不要了，我去拿，给钱或者不给钱，看东西。
一种是拆迁房。这一片这些年拆得多，一拆就是一片，屋里东西全扔出来。我去得早，能捡着好的：搪瓷盆、暖水瓶、木头箱子、旧年画。一种是倒闭的厂、关门的店。厂里剩的工具、零件、铁皮柜；店里剩的货架子、玻璃罐、算盘。这三种货在我车上堆着，拉到摊上，一件一件擦，擦完了摆。擦是最费工夫的，一件东西有时候要擦半个钟头：铜的要擦亮，铁的要除锈，木头的要上油。
我有一辆三轮车。车是二十八寸的，脚蹬，后头焊了一个车斗，车斗是铁皮的，一米二长，六十公分宽，四十公分高。车斗是我自己焊的，焊的时候我四十二岁，焊缝不平，我用砂轮磨了。这辆车跟我二十六年。车圈换过四回，内胎换过十几回，链条换过七回，车把上的胶套换过五回。车斗底下有两块补丁，是我用铁皮焊的。
我一天蹬多少路？从家到城隍庙后街四里，来回八里；有时候上门收东西，跑十几里。一天二十里上下，一年七千多里，二十六年，十八万里。这辆车我骑得慢，车斗里装满了货，骑快了颠，瓷器就碎。我有一盏马灯。马灯是铁的，玻璃罩，里头一个灯芯，烧煤油。灯是我爹留下的，他年轻时候在生产队看场院用。灯身上有一道裂纹，我用锡补过。
冬天早上天亮得晚，六点还是黑的。我把马灯挂在榆树的枝上，灯照在蓝塑料布上，照出一圈黄光。货在那圈光里，人来了看得见。马灯我一晚上添一回油，油壶是一个塑料桶，五升，一桶油能用二十来天。灯芯我剪过几十回，剪到只剩一点点，火苗小，不费油。有一年风大，灯被吹倒了，玻璃罩碎了。我找了半个月，在一个收废品的手里买了一个罩，五块。换上了，灯又能用。
蓝塑料布是我的摊子。布是两米四乘两米四，厚的那种，一面蓝一面白。我用了六年，边上磨破了几处，我用胶带粘，粘了七八道。铺布有讲究：先把地上的石子扫了，把布铺开，四个角压砖头，砖头要压紧，风一吹布就翻。压不紧，货滚一地。布上一共摆四排：第一排是小件，铜的、铁的、瓷的；第二排是中等件，暖水瓶、搪瓷盆、木头匣子；第三排是大件，箱子、凳子、铁皮桶；第四排是我自己坐的地方，小板凳和饼干盒。
摆布的顺序不能乱。乱了客人看不见东西，看得见也拿不着。我那个铁皮饼干盒，是装零钱的。盒是铁的，圆角，盖子上印着花，花早就磨没了，只剩下一点红。盒里装零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最多的是一块的。我一天收多少钱，全在这个盒里。收摊的时候我把盒里的钱倒出来，数一遍，记在一个小本上：日期、卖了多少、卖的是什么。
2
这个本子我记了二十六年，一共十九本，摞在柜子里，一摞比一摞旧。有一年我媳妇收拾柜子，说，这些本子没用，扔了吧。我说，别扔。她说，留着干什么。我说，留着，我看看我卖了什么。我的小板凳，是我自己做的。凳是榆木的，四寸高，一块板，四条腿。板是我从一辆旧车上拆的，拆的时候我三十六岁。腿是方木的，用锯锯的，锯得不齐，坐上去有点晃。
我坐这个凳二十六年。凳面被我坐出一个凹，凹的位置偏左，因为我总往左边歪着看货。有一年冬天，凳腿断了一根，我拿回家修，换了一根，换的那根是松木的，颜色浅一点。修好了拿回去，还是晃。我媳妇说，你买个新的。我说，新的坐着不惯。她说，一个板凳有什么惯不惯。我说，我这个凹正好。
我的客人有三种。一种是捡漏的。他们懂得多，眼睛毒，来了一排一排看，看得慢，摸得细。看中一件，先问价，再压价，压到你不卖，他走两步又回来。这种人我认得出，他们手里都拿一个手电筒或者一个放大镜。一种是怀旧的。多是五六十岁的人，来买一样东西，是因为家里以前有。他们不问价，看上了就买，买了拿着看半天，说一句，我小时候有这个。
一种是倒手的。他们买的不是自己用，是转手卖。他们出手快，一次买三五件，压价压得狠，我给他们一个价，他们不还，付钱就走。这三种人我伺候了二十六年。第一种最难，第三种最快。老尹是我最熟的客人。他七十三，退休前在县文化馆做事，做的是文物登记。他每周六来，八点到，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布包，包里一个放大镜、一副手套、一本小册子。
他在我摊前蹲半个钟头，一件一件看。看完了，有时候买一件，有时候不买。不买的时候他说，今天没对眼的。我说，下周再看。他买东西讲价讲得细：一件东西他先问价，我说十块，他说这上头有一道裂。我说，裂在里头。他说，裂就是裂。我说，那八块。他说，八块。
他买了东西，回去记在册子上：什么、哪天、多少钱、在哪买的。他说，我记了三十年。老尹在我这儿买过一个搪瓷缸。缸是白的，上头印着红字和一朵花，缸口有一处磕碰，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的铁。他要这个缸，我说，这缸磕了。他说，我知道。我说，八块。他说，值。我说，外头卖二十。他说，外头的是新的。
他买了，拿在手里，翻过来看缸底。缸底有一个印记，红字的，印着厂名和年份。他看了半天，说，一九七二年。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这个印记是那几年的样式。我说，你懂。他说，我干了三十年。他把缸放进布包里，包好了，夹在胳膊底下，走了。走的时候说，下周见。
下一个周六，老尹来了，说那个缸他用了。我说，你用了。他说，我泡茶。我说，磕了口不割嘴？他说，磕在边上，我转着喝。他说，这个缸跟我家原来那个一样。我说，你家原来那个呢。他说，碎了，一九八几年，我儿子打碎的。他说，我儿子那年六岁，把缸从桌上碰下来，缸碎了，他哭了半天。我说，一个缸。他说，那时候一个缸三毛五，要票。
3
他说，我买这个，是想再有一个。我说，你现在有了。他说，有了，我天天用它喝水。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布包放在腿上，两只手抱着。有一个年轻女孩，在我这儿买过一个旧皮箱。她二十几岁，穿一件米色的外套，烫了头发。她在摊前站了很久，看那个皮箱。皮箱是牛皮的黑箱子，四十公分宽，边上有一圈铜钉，锁是铜的，钥匙插在锁上。箱子上的漆掉了几块，露出皮子的本色。
她问，这个多少钱。我说，四十。她说，能便宜吗。我说，三十五。她把箱子打开，里头是空的，衬里是格子的布，布上有一块污。她说，里头脏了。我说，擦擦就行。她买了，提着箱子走。走了几步，回头说，师傅，这箱子原来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收来的时候是空的。
那个女孩后来又来过一回。她说，师傅，那个箱子我用上了，我装衣服。我说，好。她说，我同学都说好看。我说，老东西好看。她说，你为什么卖旧货。我说，我干了二十六年。她说，挣钱吗。我说，一天三四十。她说，那你怎么不干别的。我说，我会干的就这个。她说，你年轻时候干什么。我说，钳工，在机械厂。
她说，钳工比这个挣钱。我说，钳工一个月三百六，我摆摊一天能挣一百。她说，那你为什么出来。我说，厂子没了。她听了，没有再问。她在我摊上又看了一会儿，买了一个小铜铃，五块。我摊上有一把铜锁，摆了三年。锁是老式的，黄铜，一寸半长，锁身上刻着两个字，字磨得看不清。钥匙是一根铜片，插在锁孔里，能开。
这把锁我收来的时候是二〇二一年，从一个拆迁的老院子里。那院子里的东西全扔了，我在一堆砖头里捡到这个锁，锁上还挂着一根红绳。我擦干净，摆在第一排靠里的位置。标价二十。三年，没有人买。有人问过，我说二十，他们说，一把破锁二十。我说，铜的。他们说，铜的也不值二十。
我没降过价。我想，会有人买。那把锁，我留着，是因为锁上的字。我把锁拿到太阳底下看，看了很多回。两个字，一个像是「长」，一个看不清，可能是「安」。刻得浅，磨得厉害，只留下笔画的一点边。我猜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铺子的号。老铜锁上刻字，是那时候的规矩：刻上自家的名字，锁就认人。
我想，这把锁锁过一个门，门后头是一个家。那个家现在没了，锁还在。我把这个想法跟老尹说过。他说，你这个人，卖旧货还卖想法。我说，我不是卖想法，我卖东西。第三年的秋天，来买锁的人来了。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穿蓝布褂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她在摊前看，看到那把锁，手停住了。她拿起来，翻过来，看锁身上的字。
她说，师傅，这个锁哪儿来的。我说，二〇二一年，东边那个拆迁的院子。她说，哪个院。我说，庙后头第三个院，青砖的。她说，那是我娘家。我说，你娘家。她说，我娘家。她把锁握在手里，说，这个锁是我爹刻的。我说，二十。她说，我给你五十。我说，二十。她说，五十，我要。
4
她给了五十，我把三十块找回去，她不要。她说，师傅，你把锁给我留着三年，这三十块是我谢你的。那个女人姓孙，叫孙玉芳，六十二。她说，我爹是铜匠，在庙后头那个院做铜活，做了四十年。他做的锁、铜盆、铜壶、铜烟锅，卖到周围十几个村。她说，我爹刻字的时候，是把名字刻在锁身上，另外一个字刻在家里的门框上。锁身的字和门框的字对得上，就是自家的锁。
我说，那门框呢。她说，拆了。我说，可惜。她说，拆的时候我不在，我在外头。她说，我爹一九八八年走的，八十一。我说，走了三十多年了。她说，三十七年。她把锁放在手心里，两条手指慢慢地摸，摸那两个刻字的地方。她说了一件事，我记得。她说，我小时候，家里天一黑就锁门。我爹锁门，把锁挂上，把钥匙插进去，转一圈，听见咔的一声，才算锁上。
她说，那个声音我记了一辈子。她说，后来我嫁人了，婆家的门上没有锁，只有一个门闩。她说，我头几个月睡不着，因为听不见那一声。她说，我今天听见这一声，我就安心了。我说，锁你带回去，锁上还能听见。她说，我带回去，我挂在门上。我说，你家门上还挂锁吗。她说，挂，虽然是新锁。
她说完，把锁放进布袋里，把布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孩子。她走了以后，我在摊上坐了半天。我把三十块钱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放进饼干盒。盒里的一块的、五块的混在一起，三十块丢进去，看不见。那天我卖了七件东西，一共一百一十块。三十是那把锁的，剩下八十是别的。我收摊的时候，把账记在本上：某月某日，一百一十，其中锁五十。
我记账的方法是这样的：先记总数，再记一件值钱的。二十六年，我的账本上没有「成本」这一栏，因为我从来不算这个。我不算成本，是我摆摊的规矩。东西是收来的，价钱是一张嘴定的，算了成本，定价就软。我被骗过一回。二〇一〇年，一个姓胡的人拿一块银元来卖，说是他爹留下的。银元上的头像清楚，边齿也齐，他说，一百二。
我没见过真的银元，只在书上看过。我摸了摸，觉得沉，听了听声，声音清，我就买了。买回来，我拿给老尹看。老尹看了半天，用指甲在边上一刮，刮下一层白，说，这不是银，是镀的，里头是铜。我说，一百二。他说，三十二块的东西。我说，我上当了。他说，你上当了。
我把那块银元扔在抽屉里，留了十五年。那一回以后，我学了认铜。学认铜，我用了三年。三年里我看了一千多件铜器，摸了一千多件，买错了几十件。认铜有四样：看色、看锈、听声、掂重。看色，铜是黄的，发红的是杂铜，发青的是含了别的;看锈，老铜的锈是绿的，绿得沉，新做上去的锈是浮的，一擦就掉;听声，铜的声音清，敲一下有余音，铁的声音闷;掂重，铜沉，同样大小，铜比铁重一倍多。
这四样，老尹教了我两样，我自己摸出两样。老尹教的是看锈和听声，他说，这两样最要紧。我还学了一样：看年份。旧货的年份，不在东西上，在东西的做法上。一个铜盆，盆沿厚的是早的，薄的是晚的;锁身刻字的是早的，光面的是晚的;铁皮箱子铜钉是早的，铆钉是晚的。
5
年份差多少年，价钱差多少，我心里有一个表。这个表是我二十六年攒的，一笔一笔，都在脑子里。有时候我也看错。看错的时候，我不跟客人说我看错了，我把价钱让下去，让他觉得占了便宜。老尹知道我这个毛病。他说，你这个人，赚的是差价，让的是脸面。第一次看错，是二〇〇二年。
一个中年男人拿一个铜壶来卖，壶身有花纹，他说是清代。我看花纹细，壶底有款，花了八十买下。买回来给老尹看，他说，这个壶是民国的，花纹是机器压的，不是手工打的。我说，那值多少。他说，三十。我说，我赔了五十。他说，你赔的不是钱，你赔的是眼。那只壶我摆在摊上，标价四十五，摆了两年，卖了三十。那两年里，我把它翻过来看了几十回，看那个款，看那个花纹。
看明白了以后，我再没买错过壶。赔钱的事，我记着的有五回。头一回是银元，赔八十八；第二回是铜壶，赔五十；第三回是一只旧手表，我以为是机械的，买回来是电子的，赔六十；第四回是三张旧年画，我以为是老的，买回来是印的，赔四十；第五回最贵，一台旧的风琴，我花三百买，卖不出去，最后拆了当木头，卖了二十。
五次一共赔了五百八。五百八在二〇〇几年不是小数。我不怕赔。赔了才知道哪样东西不能碰。这五回以后，我碰东西先看三样：料、工、年份。三样对上，我才出价。我一天的时辰是这样的。三点起床，三点半装车。装车要有顺序：大件放底下，小件装筐，瓷器用旧报纸包着，放在车斗最上头。装一车四十分钟。
四点出门，蹬到城隍庙后街是四点二十。卸车、扫石子、铺布、压砖、摆货，五点半摆完。五点四十把马灯点上。冬天点，夏天不点。六点第一个人来，多是赶早的老头。十一点收摊，收摊要三十分钟：一件一件擦，一样一样装，布卷起来，砖头放回原处。十一点半回家，吃饭，睡一觉。下午四点去收货，或者在家擦东西。
晚上八点，我在桌边算账，算完睡觉，第二天三点又起。冬天摆摊最难。最难的是脚。零下七度，我坐在小板凳上不动，脚先冷，冷到疼，疼到木。我穿两双袜子，脚上套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外头是棉鞋。我腿上盖一件旧军大衣，是把人家不要的拆下来买的，六块，里头的棉花结成了块。大衣压着腿，腿不冷，脚还是冷。
有时候人少，我就站起来走一走，走到街口再走回来，走上十趟，脚就活了。我在摊上不放炉子。放炉子要烧炭，一摊烟，客人不愿蹲下来看货。我这个摊，靠人蹲。冬天的十个手指头是红的，摸东西没感觉，看东西得凑到眼前。夏天摆摊也难。夏天热，摊上晒，蓝塑料布被太阳晒得发烫，摸一下烫手。我撑一把旧伞，伞是黑的，伞骨断了两根，撑起来歪。
歪着也行，能挡半个身子。太阳从西边走，我就把伞往西斜一斜，跟着太阳转。夏天客人来得晚，九点以后才有人。来得早的也待不住，蹲十分钟就走，说，太热。夏天我一天喝三壶水，一壶两升。水是家里带的，装在一个旧暖瓶里，暖瓶也是我摊上的货，我留了一个自己用。
6
夏天的货不好卖，铜的烫手，皮的软，木头的裂。夏天我就多卖小件：铜铃、铜钱、铁皮盒、旧照片。有一个老农，在我这儿买过一把锄头。锄头是铁的，锈得厉害，锄刃磨得薄了。他要这个锄头，我说，锈成这样还能用？他说，能用，我磨一磨。我说，十块。他说，八块。我说，八块。
他买了，蹲在地上，把锄头翻过来，看锄柄的接口。他说，这个接口是活的。我说，是活的，能换柄。他说，我家有柄。他说，我原来那把锄头用了三十年，去年断了。我说，三十年。他说，好铁。我说，现在的锄头呢。他说，现在的薄，用三年就卷刃。我说，那你还买旧的。他说，旧的厚。
他把锄头扛在肩上走了。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背有点驼。有一个退休工人，买过我一个搪瓷盆。盆是白底蓝边，盆里印着两条鱼，鱼是红的。他要这个盆，翻过来看盆底，盆底有厂名。他说，我就是这个厂的。我说，哪个厂。他说，搪瓷厂，我做了三十年。我说，那你家里没有盆？
他说，有，都用了，用得掉了瓷。我说，那你买这个干什么。他说，我买这个放着。我说，十五。他说，二十，我给你二十。我说，十五，就十五。他给了二十，我找五块，他不要。他说，师傅，这个盆我认得，这是我们厂一九七几年的货，那时候的釉厚。他把盆抱在怀里，走的时候说，我们厂的盆，能用五十年。
旧衣服我也卖。衣服是人家不要的，一包一包收来，一包五块，里头十几件。我挑出来，能卖的洗一洗，晾干，叠好，摆在布的边上。买衣服的多是打工的、老人、带孩子的。一件棉袄十块，一件毛衣五块，一件小孩的外套三块。有一回一个女人来买小孩的衣服。她挑了三件，说，这个多少钱。我说，三块一件，一共九块。她说，八块。我说，八块。
她说，这衣服谁穿过。我说，我不知道。她说，有没有病。我说，我洗过，晒过。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懂，我洗过，晒三天。她把衣服叠好，放进袋子里，给了八块。走的时候她说，我孩子三岁，长得快，买新的不值。旧衣服有个规矩，我守了二十六年。一是不卖贴身的，二是洗过晒过才卖，三是不说来路。
第一样是我自己的规矩。贴身的衣服，不管多新，我不收也不卖。客人问，我说没有。第二样是死规矩。收来的衣服，我先洗，用洗衣粉泡半个钟头，搓，晾三天，晒透了才上摊。第三样是给别人留脸。衣服是谁的，我不说，也不猜。有人问，我就说不知道。我师父不是摆摊的，是我厂里的老师傅，他教我一句话：卖旧东西，不能卖人家的脸。
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六年。收货要进屋。拆迁的地方，人家搬走了，屋里剩下东西。我进去，一间一间看，看完了跟管事的说，哪些我要。进屋有讲究：先看有没有人，有人就退出来；没人再进；进门先喊一声，喊完了等三秒；看了东西不随便翻，翻乱了人家回来找不着。有一回我进一个屋，屋里桌上还有一碗饭，饭上有筷子，筷子摆得整整齐齐。我没动那碗饭，把旁边的柜子看了，收了两件东西，退出来。
7
后来那家的人回来，问管事的，碗还在不在。管事的说，在。那人说，那碗饭是我娘走那天做的。我听见了，庆幸自己没动那碗饭。我旁边是蒋师傅的摊。他比我大五岁，六十三，摆了三十年，比我早。他原来在运输队开车，出了一回事故，腿不行了，就出来摆摊。他的摊卖铁器、五金、工具：锤子、錾子、扳手、锯、刨子、铁钉、合页。他的货堆在木板上，一堆一堆，一堆五块。
他的摊子乱，看着不看，可东西全，一个木匠要的东西，他这儿都有。我们两个摊挨着，中间隔一个水泥墩。二十六年，我们两个没有吵过嘴。蒋师傅说话慢，嗓门小。他说，旧货这行，看不住人，看得住货。我问，什么意思。他说，货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不认你，货就卖不掉，你把它擦得再亮也没用。
他的摊前常有回头客：木匠、瓦匠、修房子的。他们要什么，喊一句，老蒋，有没有四寸的合页。他说，有，一块五一副。人家就拿走。他从来不喊价。他摊上的东西都是明码，五块一堆，八块一堆。有人讲价，他说，这一堆八块，你要拿三件我算六块。他这个人算得清，我这个摊比不了。
两个摊子有规矩。一是不抢客。客人在他摊前，我不喊；在我摊前，他不喊。二是不问价。客人从他那摊过来，问我这件多少钱，我不说他的价低还是高。三是不借货不欠账。这两样我们两个都不做，做了二十年都这样。四是下雨一起收。雨来了，两个人一起把布卷了，把货搬到屋檐下。
这四条没有写下来。二十六年，就是靠默契。有一回一个新来的摊贩，在我摊前喊客，喊了一句，那边的东西贵。我站起来，说，你喊一句，我记着。他后来不喊了。蒋师傅缺货的时候，我借过他一回。那是二〇一三年，一个木匠来买刨子，蒋师傅摊上刨子卖完了。他急了，说，我这儿就没了。我说，我这儿有一把。
他说，你借我？我说，你拿。他说，我卖多少。我说，你卖多少算多少。他说，我怎么还你。我说，你按你卖的价给我。他卖了八块，给了我八块。第二天他把八块放在我布上，说，你的刨子卖八块。我说，我摊上卖十二。他说，那多出的四块呢。我说，我摊上卖十二，你借的时候没问价。
他又给了四块。我说，不用。他说，用。他说，这一行不能占人便宜。市场管理员每月的初一划摊位。他姓谢，五十来岁，手里一根粉笔，一根绳子。他拿绳子量，一段一段，每段两米四，划一道线。我的摊位在今年是南头第四段，跟去年一样。蒋师傅是第三段。我们两个的段挨着，中间是那个水泥墩。
划摊位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怕自己的段变短。谢管理员说，一年一划，不动老摊。他就这么划了十几年。有一年，我的段被划短了二十公分，我去找他。他说，那一段有棵树。我说，树是我的吗。他说，树是公家的。我说，那我搬到树那边。他说，你搬吧。我搬了一回，段就长了二十公分。
8
摊位费一天五块。赶集的日子五块，不赶集三块。一个月下来，一百多。一年一千二百多。这钱我交了二十六年。起初一天一块，后来两块，后来三块，后来五块。我算过总账：一天五块，一年一千二，二十六年，三万多。三万多块，就是我这个摊的房租。有一年生意差，我一个月卖三百块，交摊位费一百二，剩下的交家里的水电。那一年我瘦了十斤。
蒋师傅说，这一年能熬过去的人，都是老摊。我说，老摊也难。他说，难，可还行。我一天卖多少钱，心里有一本账。好的时候，赶集，人多，卖三四百。最好的时候是一年腊月，卖了六百。差的时候，一天三十，有时候一件没卖。平均下来，一天一百二。一百二里头，货的成本三四十，摊位费五块，剩下六七十是我一天挣的。一个月两千，一年两万四。
两万四，我养活自己，给我媳妇买药。我媳妇二〇一五年查出病，一年吃药六千。我卖旧货的钱不多，但稳。二十六年，我没断过一个月。我媳妇叫赵玉兰，比我小一岁。她原来在县医院做护士，做到护士长。二〇一五年退了，退了以后查出甲状腺的病，做了手术，现在一天吃一片药。
她这个人干净，家里一天擦一遍。她说，你摆摊一天，回家先洗手，再坐。我说，我洗。她说过一句：你这摊子，一天三四十，值不值得摆。我说，一天三四十，一年也有一万。她说，一年一万，你一天在外面六个钟头。我说，我不在外面，我在家坐着更难受。她说，你这个人，闲不住。
她后来跟我去过一回摊。她坐在我旁边，看了一上午，说，你这个摊，一天见一百个人。二〇一六年，我差点把摊停了。那年我媳妇做完手术，在家休养，我一天跑医院三趟。摊子停了一个月，摊位费照交。停摊的那个月，我在家坐着，听见外头有车过，就想出去。我媳妇说，你去摆吧，我这儿有人看着。
我说，我不去。她说，你去，你在这儿坐着，我更难受。我去了，摊子还摆着，一天卖不出三十块。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街上的人，心里想的是医院。那一个月，老尹来了一回，蒋师傅过来陪了我三回。他们不问，我也不说。那年我卖了一个铜香炉。香炉是我收了两年的东西，三足，炉身刻云纹，炉底有一个款，我看不出是哪一年的。我标价三百，摆了两年。
那一年我缺钱，一个倒手的给了两百二，我卖了。卖了以后，老尹来了，问，香炉呢。我说，卖了。他说，卖了多少钱。我说，两百二。他说，你亏了。我说，亏多少。他说，这个炉子，你摆到市里去，能卖八百。我说，八百。他说，八百。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炉子的款是清中期的。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说，你没问我。
那个香炉，我后悔了三年。三年里我想：两只手就能卖八百，我卖了两百二。我亏了五百八。后悔了以后，我改了一个做法：拿不准的东西，先问老尹。老尹说，值多少，我就标价多少，卖不动就等。这个做法用了八年。八年里有一件铜镜，我标价六百，摆了四年，去年卖了五百八。有一件木雕的花板，我标三百，卖了两百六。
9
我现在摊上还有三件拿不准的，都标着价，等。老尹说，你这样摆摊，摊上的货越积越多。我说，积着就积着。旧钟我也卖。钟跟表不一样：钟大，摆在桌上或者挂在墙上，卖得出去；表小，我认不准，不卖。我摊上卖过的钟有十来个，多是座钟，木壳的，钟摆在中间晃。有一个钟走得好，卖了六十；有一个停了，卖了二十当摆设。
卖钟有个麻烦：钟重，客人拿着不方便；钟响，一屋子钟响成一片，客人烦。我后来立了规矩：摊上最多摆两个钟，一个走的一个不走的。走的那个不开，客人来了我给他上弦，让他听一声。钟响的时候，客人的脸都软一下。这个我知道。买钟的人，有一个是小学老师。他五十来岁，来买了一个座钟，三十块。他说，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这样的钟。
他说，那个钟是我爷爷的，一九六几年的，每天响，一天响二十四回。他说，我睡觉听见它响，就知道几点了。他说，后来搬家，钟丢了。我说，丢了。他说，扔了。他买了这个钟，抱回家。第二天他又来，说，师傅，这钟慢。我说，慢多少。他说，一天慢十分钟。我说，那是有毛病。
他说，能修吗。我说，能，我认识一个修钟的。他说，你带我去。我带他去了，修钟的给钟上了油，调了摆，收了他十五。旧照片我也收。照片是一包一包来的，一包几十张，多是黑白的，有的是彩的，褪了色。相纸硬，有的卷了边。我不挑照片，一包五块收，摆在摊上，一沓一沓，一沓两块。买的人少，一沓卖不动就放一年。
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翻照片，翻了半个钟头，挑出一张，说，这个是我。照片上的姑娘梳两条辫子，站在一个门外头。她说，这是我二十岁，在厂门口。她买走了，给两块。她说，我家里没有我年轻时候的照片。我说，你留着。她拿着照片，看了半天，说，我那时候真瘦。有一年，一家人来找照片。
他们是从山西来的，三个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两个年轻人。他们说要找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他父亲，父亲是本地人，年轻时候出去做工，再没回来。我说，什么照片。他说，不知道，只知道是黑白的，可能是一群人。我把摊上的照片全倒出来，摆了满满一布。他们蹲着翻，翻了两个钟头。
翻到一半，那个男人说，这个。他手里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七八个人站在一个厂门口，中间一个瘦高的。他说，这个是我父亲。那张照片我没要钱。他说，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说，那不行。我说，这张照片是你的，不是我的。他给了我二十，我推回去。他说，师傅，你不知道这张照片对我多要紧。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父亲走的时候二十四，我娘说他去了北边。我今年五十六，我找了他三十年。我说，找到了。他说，找到了，我找到一张照片。他把照片用纸包了，放进内兜里，拍了拍。他们三个人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回头跟我鞠了一躬。我站起来，也鞠了一躬。二十六年，这条街变了三回。
10
头一回是二〇〇〇年左右，香烛纸马不让卖了，改成旧货市场，摊子从七八个变成三十几个。第二回是二〇一二年，街上的石板换成了水泥，摊子往后挪了两米，把树让出来。第三回是二〇一九年，街口修了一个牌楼，上头写着旧货市场四个字，摊子挂上了统一的号牌，我是四号。
牌楼是多出来的东西。我摆摊的时候，来的人问城隍庙后街怎么走；现在的人说，旧货市场那个牌楼。我这个人，还是老说城隍庙后街。我摊边那棵榆树，比我岁数大。树的干有一人抱那么粗，树皮裂成一块一块。春天的叶子新，夏天遮阴，秋天掉叶，冬天光着。我在树底下坐了二十六年。树根把地皮顶起来一块，那块地不平，我的凳子要垫一块砖才稳。
有一年刮大风，树上断了一根枝，掉在我摊上，断了三件瓷器。我把断枝拖到一边，把破瓷扫了。第二年春天，断的那个口子上长出新枝，长得快。我抬头看了，觉得这树比我结实。树没人管，也没人砍。修牌楼的时候，他们绕开了树。街口有一个茶馆。茶馆是老的，木头门，里头七八张方桌，一桌四个人，喝茶、下棋、听书。茶一块钱一碗，续水不要钱。
摆摊的中间有空，我去茶馆坐过。我坐的是靠门那一桌，要一碗茶，坐半个钟头，听人家下棋。茶馆的老板姓吴，六十来岁，脸上有一颗痣。他说，你们摆摊的，一天挣多少。我说，三四十。他说，我这茶馆一天挣五十。他说，你这行不如我这行。我说，你这行坐着。他说，坐着也累。
二〇一七年茶馆关了，改成了一个快递点。我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里头堆着纸箱，桌子上还留着棋盘刻的线。收废品的老周，跟我打过交道。他骑一辆三轮，车斗比我大，一天跑十几个小区。他收的是纸、塑料、铁、旧家电，按斤称。他到我这儿，看见我的货，说，你这个按斤卖，一天能卖一百。
我说，我这按件。他说，按件卖不动。我说，按件卖得慢。我们两个换过货。他收到铜的、铁的、有年份的，给我；我这儿有纸的、塑料的，给他。换的时候他不用秤，我用眼。有一回他给我一个铜壶，我给他一摞旧书。他说，这个壶值多少。我说，三十。他说，你那摞书我卖八块。我说，我再给你二十。
他收了二十，说，你这个人数得清。二〇二〇年，市场停过两个月。正月里停的，通知贴在牌楼上，说暂停。摊子全收了，街上没人，只有几个戴口罩的走过去。那两个月我在家。家不大，两间屋，我在院里摆了张桌子，把摊上的货搬回来，一件一件擦。擦了两个月的货。铜的擦了两遍，铁的除了锈，木头的上了油，瓷器的洗了。擦完摆在院里，摆了一院子。
我媳妇说，你把摊搬到家里了。我说，我没事干。她说，你歇歇。我说，我歇了两个月，我手痒。那两个月，我把家里的东西也擦了。我爹留下的马灯，我拆了，擦了一遍，换了灯芯；我娘的缝纫机，我上了油，转了转，还能转；那个收音机，我擦干净，插上电，还能响。
11
我媳妇看着，说，你把家当摊了。我说，这些东西不擦，就坏了。她说，坏了就坏了，多少年了。我说，还能用。那两个月，我在院里坐着，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说外头的事，我听一半，另一半听不清。我媳妇说，你这个人，闲下来就擦东西。我说，擦东西的时候不想事。
四月复市那天，我三点就起了。装车的时候天还黑，我把货装好，蹬到街上，街上已经有三个摊在摆。蒋师傅比我早，他的布都铺开了。我铺布、压砖、摆货，摆完了站在街心看了一圈：街上是空的，牌楼还在，榆树还在，摊子少了一半。第一天卖了八十块。第二天一百二。第三天九十。
人慢慢回来了，但是回不到从前。以前一天一百多人蹲下来看，现在一天三十个。蒋师傅说，人不敢来了。我说，人不来，货还在。他说，货在，人不在，一样。后来人更少了。二〇二一年，街上装了监控，摊子要登记，一个人一个号牌，牌上印着名字。我拿到四号牌，牌是塑封的，挂在摊子前头的一根铁丝上。
二〇二二年，有几个摊不来了。卖旧书的走了，卖旧衣服的走了，卖旧家具的走了。三十几个摊，剩十几个。二〇二三年，市场改成了一个文创市集，摊子上要摆手工艺品，摆旧货的只剩四个：我、蒋师傅、一个卖旧瓷器的、一个卖旧木器的。谢管理员说，你们四个是老摊，位置不变。我说，那我们还算旧货摊吗。他说，算。
二〇二四年，蒋师傅说要收摊。他六十二，腿更不行了，坐两个钟头要站起来走一走。他说，我这摊摆不动了，我儿子在县城开了一个五金店，让我去帮忙看店。我说，你去了看店，还有工钱。他说，一个月一千五。我说，比摆摊稳。他说，稳是稳，就是坐着。我说，坐着看店，比坐着摆摊舒服。他说，一样坐。
他说，我这摊摆了三十年，我走了，这一排就剩你一个老的了。我说，那我也干不了几年。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还行。我说，我不行了，我五十八。蒋师傅最后一回摆摊是三月初六。那天他把货全摆开了，摆得比平常整齐：锤子一排，錾子一排，扳手按号数排，钉子和合页分格。他摆了四十分钟，摆完了站在摊前看。
客人来了，他说，我今天全卖，五块一堆，随意拿。一天下来，他卖了六百多块，货下去了大半。有几个老客说，老蒋，你真不干了。他说，不干了。他们说，那我们以后找谁。他指了指我，说，找他，他这儿有。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不是滋味。收摊那天晚上，蒋师傅把剩下的货给了我。
剩下的是些铁件：螺丝、合页、铁钉、几把旧锁。他装在三个纸箱里，说，这些给你。我说，我给你钱。他说，不要钱。我说，那不行。他说，你收着，我不要钱。我说，那我给你两箱，你自己留着。他说，我留着没用，我儿子店里卖新的。我把三个箱子收下，把饼干盒里的钱倒出来，数了五十，塞进他的口袋。他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我这个人，不白拿人家东西。
12
他笑了，说，你这个脾气，二十六年没变。蒋师傅走了以后，我旁边空了一段。那一段空了半年，后来来了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年轻人，摆的是编织的篮子、布做的包。他的布是白的，货摆得平平整整，看着好看。他跟我说，师傅，你这摊上的东西都是旧的。我说，是旧的。他说，有人买吗。我说，有人买。
他说，买来干什么。我说，买来用，或者买来看。他说，新的不能看吗。我说，新的看不住。他不懂。我也不解释。他在我旁边摆了半年，走了，说这个市场不行。他走了以后，那一段又空着。现在这一排，我是最老的一个。我六点来，五点半摆完，坐在小板凳上。左边是一个卖旧瓷器的，四十来岁，来了三年；右边空着。
我一天见的人比以前少。以前一天一百多个，现在三十个。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老尹还来，一个月来两回；卖菜的王师傅不来了；瘫了半边的赵师傅不来了。我一个人坐着，看着街上的人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回一个年轻人蹲下来看货，看了一会儿说，师傅，你这些东西，都是别人不要的。我说，是。他说，那你还卖。我说，别人不要的，有人要。
我媳妇说，你退了吧。她说，你五十八了，一天在外面坐六个钟头，冬天冻，夏天晒，挣一百来块。她说，你在家歇着，我给你做饭。我说，我歇着干什么。她说，看电视。我说，我看不进去。她说，那你出门走走。我说，走完了呢。她说，你这人。我说，我在家坐着，会坐坏。
她说，你摆摊就不坏？我说，摆摊有钱挣，有人见。她说，一天三十块，也叫钱。我说，三十块也是钱。她后来不说了。她知道说不通。我算了算，我还能干几年。我今年五十八，腿还行，腰有点事，蹲下去蹲十分钟要扶着凳子起来。我估着还能干五年，干到六十三。五年，一天一百二，一年两万四，五年十二万。十二万，够我养老的一点底。
我媳妇的病一年吃药六千，五年三万。剩下的九万，我存着。存着干什么？我没想过。我闺女在省城，不用我的钱。我这钱，就是放着。我师父说过一句话：人老了，手里有点钱，心里有点底。这个底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看的。去年秋天，有个年轻人说要跟我学摆摊。
他二十五，在外头打工回来，不想再出去。他说，师傅，我跟你摆三个月。我说，你先看我摆十天。他说，看什么。我说，看我怎么铺布，怎么摆，怎么擦，怎么跟人说话。他看了十天，自己摆了一摊。他的摊摆得比我整齐，货比我新，价钱比我低。摆了两个月，他说，师傅，我这个摊挣不到钱。我说，你一天卖多少。他说，三十。
我说，我一天也三十。他说，那你怎么干。我说，我干了二十六年。他后来去送快递了。我在机械厂做了二十二年钳工。一九七六年进厂，十七岁，学徒，跟着一个姓程的师傅。钳工是手工活：锉、锯、钻、刮、磨。一个零件，图纸上标着尺寸，差一丝就不行，一丝是百分之一毫米。
13
我学的第一样是锉平面。一块铁，用锉刀锉平，锉到手摸不出来，用尺量，平。我锉了三个月，锉了六十块铁。我做过的东西有：机床的轴套、齿轮箱的盖、泵的叶轮、模具的型腔。做得最好的是模具，一套模具，我做了三天。钳工的规矩是：手上的活，眼睛先看。看准了再动手，动错了就废。
钳工的手艺，我摆摊用上了。摊上的东西要修，多半是小的毛病：锁打不开、箱子合不上、铁皮桶漏、钟不走。这些我能修。修东西的工具我摊上都有：一把小锉、一把钳子、一把螺丝刀、一卷铁丝、一小盒机油。修的时候蹲在地上，把东西夹在两腿中间，两只手干。有一回一个客人的铁皮箱子锁坏了，他说，师傅，这个箱子我娘留下的。我看了看，锁芯里有一根铁丝。我用钳子夹出来，锁就好了。
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说，怎么不要钱。我说，我没修，我夹了一根铁丝。他给了五块，我收了。我家里有一台砂轮机。砂轮机是我从厂里买的，一九九八年厂里散了，设备处理，我花八十块买的。轮子直径二十公分，一个粗轮一个细轮，转起来嗡嗡响。这台机器我用它磨东西：磨剪刀、磨菜刀、磨凿子、磨摊上收来的旧工具。磨一件两块钱，磨一上午能挣三十。
邻居知道我这儿能磨刀，拿着菜刀来找我。我磨一把菜刀，五分钟，收两块。有一年腊月，我一天磨了四十把。我媳妇说，你这个砂轮机，比摊子挣钱。我说，磨刀是顺手。去年冬天，一个客人让我修一只旧皮箱。箱子是牛皮的，四十年代的，铜钉，铜锁，锁不住了。他说，这是我爷爷的，我爷爷在铁路上做事。
我说，锁坏了，得配一个。他说，能配到吗。我说，配不到一样的，能配一个差不多的。我回家翻了抽屉，我收的东西里有一堆旧锁，翻出一个铜的，大小差不多。我把旧锁拆下来，把新锁装上，孔对不上，我用锉刀把孔修了一点。装好了，锁能锁上，钥匙能开。他试了三回，说，行。
他要给钱，我说，三十。他说，三十太少。我说，三十是我的价。我不收修理的钱，是有原因的。我的摊卖的是旧货，客人买了我的货，坏了来找我，我不能收钱。这是老规矩：卖出去的东西，我认得。有一年，一个老太太买了我一个暖水瓶，五块，用了一个月，瓶胆碎了。她来找我，说，你这个瓶胆不行。我说，我给你换一个。
我换了一个，她说，你不该收钱。我说，我不收。她说，那我给你五块。我说，不用。她走了以后，我心里舒服。我卖东西，卖了二十六年，坏了来找我的，我从来没推过。老尹请我吃过一回饭。那是二〇一九年，他说，老彭，你到我家吃顿饭。我说，我不去。他说，你来，我给你看我的东西。
我去了。他家在城南，两间屋，一个院子。屋里摆着他三十年收的东西：瓷器、铜器、木雕、老照片、旧书、旧钟。他说，你看。我看了两个钟头，看完了说，你这些东西值钱。他说，值钱不值钱，我不卖。我说，你不卖，收着干什么。他说，收着看。他说，我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这条街上捡回来的。我说，你捡了三十年。他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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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尹家的东西，我记得三样。一样是一个青花的碗，碗上有裂纹，他用锔钉锔过。他说，这个碗是我奶奶的。一样是一个木头的小匣子，匣子里是一叠信，信是他父亲写的。他说，这些信我不看，我放着。一样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旗袍，站在一个门前。他说，这是我娘，二十四岁。
他说，我这些东西，一件一件都有来历。我说，我的东西没来历。他说，你的东西有来历，你不知道。老尹送过我一个放大镜。放大镜是铜柄的，直径五公分，镜片有点花。他说，你摊上缺这个。我说，我眼睛还行。他说，你眼睛行，可你手不行。我说，怎么手不行。他说，你看铜的锈，得用镜子照，看锈的里头。我说，我摸。他说，摸不到里头。
我把放大镜收下，用了八年。现在我看铜器，先摸，再看，用镜子照锈。这个法子是他教的。那个放大镜我摊上带着，收摊的时候放在饼干盒里。腊月我卖年画。年画是旧的，一九七几年的，四开，印的是胖娃娃、鲤鱼、牡丹、五谷丰登。画是从一个拆迁的屋里收来的，一沓三十几张，纸发黄，边上有水渍。
我在摊上把年画摊开，压上砖，一天卖十几张，两块钱一张。买的多是老人，挑一张，说，这个我小时候家里贴过。有一回一个老人挑了四张，说，我给我三个儿子一人一张。我说，现在谁还贴年画。他说，贴，贴了才过年。我听了，心里想：年画这东西，卖的是过年。有一个买年画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
他挑了一张胖娃娃抱鲤鱼，说，这个我贴我店里。我说，你开什么店。他说，我开饭馆。我说，饭馆贴这个。他说，贴了吉利。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的年画都是我爷爷贴的，用糨糊，从上往下刷，贴完了用扫帚压。他说，我爷爷贴得平，一张不带皱。他买了两张，四块。他说，我贴一张，一张留着。
我说，你留着干什么。他说，我留着我爷爷那个贴法。我说，你会贴？他说，我会，我看他贴了十几年。我小时候，家里也贴年画。年画是我爹买的，腊月二十三买，一张一毛五。买回来放在炕上压平，除夕那天贴。贴的时候我爹踩在凳子上，我娘在下头递糨糊。我在旁边看，看见我爹把画举起来，对着墙，先比一比高低，再贴。
贴完了，屋里就亮了。我站在画前头看，看那个胖娃娃，看那条鲤鱼，看一年。我爹二〇〇一年走的，走的时候七十四。他走了以后，家里不贴年画了。我在摊上卖年画，一年卖三十几张。我卖的时候，常常想起我爹踩在凳子上的样子。我摊上有一面旧镜子，卖不出去。镜是铜的，直径十五公分，背面有花纹，正面磨得亮。这面镜子是我二〇〇五年收的，收了二十年，标价六十五，没人买。
老尹看过，说，这是民国的，值八十。我说，八十我标六十五。他说，你标低了这个镜子也不卖。我说，为什么。他说，镜子是私人的东西，人家不愿意买别人的镜子。我听了，觉得他说得对。镜子照过一个人的脸，那个脸不在了，镜子还在。这个东西，人家不敢往家里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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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面镜子我摊上摆着，二十年，擦了二十回。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卖旧货。问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蹲在我摊前看一个铜铃。他看完了，说，师傅，你为什么卖这些东西。我说，挣钱。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旧的。我说，旧的有人要。他说，为什么有人要。我说，因为旧的东西，人家用过。
他说，用过的东西有什么好。我说，你说呢。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手里这个铜铃，可能挂在一个孩子的脖子上，那个孩子现在六十岁了。他看了看铃，放回去，说，那我不买了。我说，你不买也没事。我卖旧货，还有一层。旧货这行，卖的是东西，收的是日子。一件东西在人家家里待过几十年，它记得那家人的手、那家人的屋子、那家人的声音。
我不会说这个，说了人家不信。我只做：每一件东西我都擦干净，摆正，标一个我认的价。有人买，它就去新的人家里待着。没人买，它就在我摊上待着，我一天擦一回。我摊上最久的一件东西，摆了九年，去年才卖。现在这一排老摊，还剩三个。我，四号；卖旧瓷器的，五号，四十来岁；卖旧木器的，七号，六十岁。
五号那个人爱说话，一天到晚跟客人聊，聊瓷器，聊年份，聊他收东西的经历。他摊上的东西贵，一个碗两百，一个瓶三百。七号那个人不说话，坐在摊后头，抽旱烟。他的货是木器：柜子、匣子、凳、床、窗棂。他一件一件擦，擦完了摆，摆了不卖也不急。我们三个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有时候风大，我们三个一起把布拉一拉，把货遮住。
这就是这一排。二〇二六年秋天，市场又要改。谢管理员来说，这一段要修成一个文化长廊，摊子往里挪，一人一个带棚的摊位，租金涨到一天十五。我说，十五。他说，带棚，有电，有灯。我说，我不要棚。他说，都要棚。我说，我这一天卖三十块。他说，老彭，你可以不租。我说，我不租，我上哪儿摆。他说，那你自己找。
我坐在小板凳上，算了一会儿：一天十五，一个月四百五，一年五千四。我一年挣两万四，交了五千四，剩一万八。我算了三回，三回都是一万八。我想了三天，决定租。一万八就一万八。我五十八了，我不想再去找一个新地方，重新认识一条街。我去交钱，交的是半年，两千七。谢管理员收了钱，给我一张单子，单子上写着四号棚，两米四乘两米四。
他说，老彭，你想通了。我说，我不想通，我算通了。他说，你这人。我说，我这个岁数，换地方，一天的客人都要重新认。他说，你说得对。我拿着单子回家，路上想：二十六年，我从一块布，换到一个棚。这个棚，一年五千四。新摊位是入冬前修好的。棚子是铁架子的，上头盖着蓝色彩钢板，四面没有墙。里头铺了水泥地，一根电线，一盏灯，一个插座。
我把三轮车骑进去，把货卸下来，摆在水泥地上。地上不能铺我的蓝塑料布了，水泥地干净，铺布反而不平。第一天我在棚里坐着，觉得空。上头有顶，风进不来，可声音也进不来：街上的车声、人的说话声，都被棚顶挡了一半。我坐在棚里，觉得自己在一个盒子里。有棚以后，冬天好过多了。
16
不用点马灯，棚里有灯，一开就亮。不用压砖，布不用铺了。不用挨风，风从四面来，但是不直吹。冬天的脚还是冷，可不那么冷了。我腿上的军大衣还在，脚上的塑料袋也还在。夏天也有好处：遮太阳，棚底下比外头凉三四度。我的伞不用撑了。谢管理员说，老彭，怎么样。我说，行。他说，你看，钱花得值。我说，值。
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我的马灯没用了。马灯我收起来了。马灯点了几十年，忽然不用了，我把它放在棚子的角落里，还添了油，擦了一遍。有一回停电，棚里的灯灭了，我把马灯点上，挂在铁架子上。灯亮起来，黄光落在水泥地上，客人说，这灯好看。我说，这灯是我爹的。他说，你爹的。我说，我爹看场院用的。
那一晚我卖了五十块，来的人比平常多，都是来看灯的。有一个年轻人拍了照，说，这灯有味道。我说，味道是没有，有煤油味。有棚以后，客人反而少了。原因是棚子。以前我的摊在树底下，一块布，人走过来，蹲下来就看。现在有棚，人在棚外头走，看见棚里有个人坐着，不好意思进来。
有一回一个老太太在棚外头站了一会儿，我招手，她才进来。她说，我以为你这儿是店。我说，不是店，是摊。她说，摊怎么有棚。我说，市场修的。她说，有棚好，可是不像是摊。我说，我也觉得不像。那一年我的生意差了三成。我算了一下，一天从一百二降到八十五。
我把棚改了一半。我在棚的一边拆了两块彩钢板，让那一边敞着，对着街心。我又把蓝塑料布铺在敞着的那一边的地上，四个角压砖。这样一来，棚里是棚，棚外是摊。客人从街心过，看见敞着的那一边有货，就蹲下来看。谢管理员来看，说，老彭，你把棚拆了。我说，我拆了两块。他说，这不合规。我说，不合规我装回去。
他说，你别装，这样也行。我说，行？他说，行，你只要能交租。我笑了，说，我这个摊，二十六年，一块布。现在我的摊是半棚半摊。棚里摆大件：箱子、柜子、铁皮桶、木凳。棚外摆小件：铜的、瓷的、铁的、照片、年画、旧书。我坐在棚口的门槛上，面朝街心。这个位置比我原来的小板凳高一点，看得远。
我的小板凳还在，放在棚里，收摊的时候我拿它垫脚。有一回老尹来了，站在棚外头看了看，说，你这个摊，半新半旧。我说，怎么。他说，棚是新的，货是旧的。我说，人是旧的。他笑了，说，你这个人。老尹上个月来，买了一个铜烟锅。烟锅是铜的，十五公分长，锅头小，杆上有花纹。他说，我父亲抽这个。
我说，你父亲抽旱烟。他说，抽，抽了一辈子。我说，你抽不抽。他说，我不抽，我买着放。我说，二十。他说，三十。我说，二十。他给了三十，我找了十块，他不要。他说，老彭，我这些东西，将来没人要。我说，怎么没人要。他说，我儿子不要。我说，你送给我。他说，我送给你，你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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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完，笑了。那天他坐了半个钟头，走的时候说，下周见。今年冬天，我在新棚里坐着。六点天还黑，棚里的灯亮着，灯照在货上。我泡一杯茶，茶是家里带的，装在一个旧暖瓶里，暖瓶搁在脚边。外头零下八度，棚里零下五度。我穿棉鞋，戴手套，腿上盖军大衣。六点十分，第一个客人来了，是一个卖早点的，收摊回家，顺路看我的货。他每天来，蹲五分钟，不买，走了。
我说，你不买，天天来。他说，我看。我说，看什么。他说，看你的东西有没有新的。我说，我一天添不了几件。他说，那我也看。有个年轻妈妈买旧玩具。玩具是铁皮的，一辆小汽车，绿的，轮子能转，后头有一个发条口。她拿起来看，说，这个还能动吗。我说，你上发条。
她上了发条，车走了半尺，停了。她说，坏了。我说，发条老化。她说，多少钱。我说，五块。她说，我买。我说，坏了。她说，我给孩子看。她买了，第二天又来，说，师傅，我修好了。我说，你怎么修。她说，我把发条的轴擦干净了，上了油。我说，你会修。她说，我爸是修车的。
我说，那这车再用二十年。铁皮玩具，我收过一批。那是二〇一七年，一个老楼拆，我在一户人家里收了一整箱。箱子里是玩具：铁皮小汽车、铁皮青蛙、铁皮飞机、拨浪鼓、玻璃弹子、木头积木。玩具上都有名字，用铅笔写在底上：小军、小丽、建国。字很浅，我拿放大镜才看清。
我把这批玩具摆了两年，卖了一半，一半还在。青蛙、飞机、弹子，都还在。有一回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蹲下来，拿起一只青蛙，上了发条，青蛙跳了三下。他说，我小时候有一个。我说，你买。他说，我买。他买了青蛙，八块。他说，我给我孙子玩。我说，你孙子多大。他说，五岁。我说，那正好。
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我这二十六年，跟客人说的话，加起来也有几十万句，可都是短的：多少钱、八块、十块、这个不卖、那个有裂、你拿吧。我不会讲价，也不会劝人买。客人问价，我报；客人还价，我让一次；不让了，客人走，我不喊。蒋师傅说过一句：你这样摆摊，卖得慢。我说，慢就慢。他说，你这个人，做不了大生意。我说，我不做大生意。
我这二十六年，一天一百二，一个月两千，一年两万四。这就是我的生意。收摊有顺序。先把小件收：铜的、瓷的、铁的，一件一件用报纸包，装进筐。包的时候先看有没有破，破了记在本上。再收大件：箱子、柜子、桶，抬到车斗里，用绳捆。然后把蓝塑料布卷起来，卷的时候要抖一抖，把上头的土抖掉。卷成筒，用绳子捆住，放在车斗最上头。
砖头收起来，四块，摞在车斗的角上。最后收板凳和饼干盒。饼干盒盖子上压一块小石头，怕风把盖吹开。收完了，我站在棚口看一眼：地上干净，什么都没留下。十一点半收摊，我蹬车回家。路程四里，中间有一段上坡，坡不长，三十米，我蹬不上去，下来推。推的时候车斗里的货碰得响。
18
路上经过一个小学，中午放学，孩子从门里出来，一涌。我停在边上，等他们过去。有一个孩子看见我车斗里的东西，跑过来看，说，叔叔，这是什么。我说，旧货。他说，旧货是什么。我说，人家不要的东西。他说，人家不要你还拉。我说，有人要。他跑了，跑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我的院子里堆着货。院子不大，两间屋一个院，院里有三堆：一堆是待擦的，一堆是擦好的，一堆是要修的。待擦的那堆最多，一米多高，用塑料布盖着。擦好的那堆在墙根，一摞一摞，用绳子捆着。要修的那堆在门口，几件工具、几个桶。我媳妇说，你这院子像个废品站。我说，是货。她说，货跟废品一样。
我说，废品是不要的，货是要卖的。她说，你卖得出去吗。我说，卖得出去，一天三十。她说，一天三十，一堆货。我说，一堆货，一天三十。我这二十六年，收货卖货，一天没停。我收过的东西，我自己都记不清。我记得的是几件：一把铜锁、一面镜子、一张照片、一只青蛙、一个搪瓷缸、一把锄头。
这些东西我都卖过，或者还在摊上。它们从我手里过，去了别人的家。我这一行，就是这样：东西在人家手里待几十年，到我手里待几年，再到别人手里待几十年。我不过是中间那一段。我这一段，二十六年。前些天，一个老头问我收不收摊。他七十六，每天来逛，逛完买一件五块的东西。他说，老彭，你还能摆几年。我说，五年。他说，五年以后呢。我说，以后的事，以后说。
他说，你这摊，将来谁接。我说，没人接。他说，可惜了。我说，可惜什么。他说，这条街没有你这个摊，就不是这条街了。我说，街上还有三个摊。他说，三个也不够。他走的时候买了一个铜钱，五块，说，我留一个念想。我说，铜钱多得很。他说，你的铜钱。我不接，是因为没人要接。
我那摊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是我二十六年攒的眼力。眼力这个东西，教不了。我能告诉一个年轻人：看色、看锈、听声、掂重，可我说不清什么叫对。我学的时候，是赔了五百八才学会的。一个年轻人，赔五百八，他就走了。六十四号那个年轻人，摆了两个月，去了送快递。我不怪他。送快递一天挣两百，摆摊一天挣三十。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这行，早晚没有。我闺女今年过年回来。她在省城一家药店做店长，一年回来一趟。她回来那天我还在摊上，她到街上找我，站在棚外头看了一会儿。她说，爸，你这个棚挺好。我说，租的。她说，多少钱。我说，一年五千四。她说，那你挣多少。我说，两万四。
她说，爸，你回家吧。我说，我回去干什么。她说，我给你生活费。我说，我不要你的钱。她说，你这个人。我说，我这个人，一天不摆摊，浑身不自在。闺女跟我算了一笔账。她说，你一天六个钟头，一年两百多天，一共一千多个钟头，挣两万四。一小时二十块。她说，你在省城随便干点什么，一小时三十。我说，我这个岁数，省城谁要。
19
她说，你可以来我这儿，帮我看着店。我说，我不去，我离不开这条街。她说，这条街有什么。我说，这条街上有我的摊。她说，摊能值几个钱。我说，不值钱，值二十六年。她不说话了。年三十那天，我没出摊。我媳妇做了一桌菜，闺女在，我女婿也来了。四个人吃，吃到下午两点。
吃完饭，我坐在院子里，把货擦了一件：一个铜的墨盒，昨天收来的。我闺女出来，坐在我旁边，说，爸，你过年还擦东西。我说，擦完了，心里舒服。她说，你这个人。她说，爸，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你说。她说，你这辈子，后悔不后悔。我说，后悔什么。她说，没在厂里干到底。
我说，厂子没了，不是我走的。我说了一句，自己也没想到的话。我说，我这辈子，一共干过两样：钳工二十二年，摆摊二十六年。两样都是手上的活。钳工的时候，我把一块铁锉平；摆摊的时候，我把一件旧东西擦亮。这两样，都是把一样东西弄好。我说，我这个人不会别的，就会把东西弄好。
我闺女听了，说，爸，那你算是一个手艺人。我说，算什么手艺。她说，算。她说完，进屋拿了一个橘子，剥了给我一半。有个修鞋的常来我摊上看皮子。他六十来岁，在街口摆一个修鞋摊，一台缝鞋机，一堆皮子、鞋底、鞋跟。他不买我的货，来我这儿是找皮：旧皮鞋、旧皮包、旧皮带，他收回去当料。
他说，你这儿的旧皮子好，老皮子厚。我说，你要哪样。他说，鞋面、包面，不要里子。我给他留，收到旧皮鞋就放在一边，他来了拿。一双两双，他给五块。有一回我给他留了一双皮鞋，皮的，牛皮的，鞋底磨穿了，鞋面还整。他说，这双好。我说，好在哪里。他说，皮厚。
他说，现在的新鞋，皮薄，一缝就裂。有一年，一个学生来买旧钢笔。他十七八岁，穿校服，站在摊前看那几支笔：一支英雄的，黑的，笔杆上有一道裂；一支不知名的，铜的，笔尖歪了。他说，这个多少钱。我说，五块。他说，能写字吗。我说，我给你试。我从饼干盒里拿出一张纸，蘸了墨水，写了一个字。笔尖有点刮纸，写出来的字细。
他说，行，我买。我说，五块。他说，我只有三块。我说，三块。他给了三块，把笔插在口袋里，走了。那支笔的笔杆上，刻着名字。我用放大镜看，刻的是两个字，磨得浅。我看不清，就问他，你看见笔杆上有字吗。他说，看见了。我说，那不是我的名字。他说，我知道，我用小刀刮掉。
我说，你别刮，刮了留一道痕。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用胶布缠一圈。他第二天来了，笔杆上缠了一圈黑胶布，缠得整齐。他说，师傅，你看。我说，缠得好。他说，这字是谁的。我说，不知道，我收来的时候就有。他说，那他为什么刻名字。我说，那时候的笔贵，怕丢。
20
那个学生后来又买过两回东西。一回是一个旧铁皮铅笔盒，两块；一回是一本旧的字帖，三块。他说，师傅，你这儿的东西便宜。我说，都是旧的。他说，旧的好用。我说，你同学都买新的。他说，新的贵。他说，他家里不宽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头低了一下。我说，你以后要什么，来我这儿找。他说，好。
他毕业那年，来跟我道别，说，师傅，我考上师范了。我说，好。他说，我以后当老师。我说，好。他走了以后，我心里高兴了半天。摊上丢过东西。那是二〇一五年，我收摊的时候数东西，少了一个铜墨盒。铜墨盒是我前一天收的，值三十。我没看见是谁拿的。那天人多，我忙着跟一个客人说话，回头看，墨盒没了。
我在摊上坐了半个钟头，心里堵。三十块钱不多，可是被人拿了，心里堵。第二天我在摊上留意，留意看人的手。第三天，一个人来了，二十来岁，穿一件灰夹克，在我摊前站着，两只手插在袖子里。我看着他，他也看我。我没有当场喊。我在他站了一会儿以后，说，小伙子，你看什么。他说，看看。我说，你看那件铜的。他说，我看看。
我说，你手伸出来我看。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看看你的手。他不伸。我说，昨天我这儿少了一个铜墨盒。他说，不是我拿的。我说，我没说是你。他站了一会儿，走了。走了以后，我在摊上坐着，心里不舒服。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冤枉过人，也没抓住过人。这件事我没报警。三十块钱，报了也没用。
从那以后，我在摊上改了做法。小件不值钱的，我摆在里头；值钱的，我摆在离我最近的角上，我的膝盖能碰到。客人看的时候，我不走开。有一回一个客人说，师傅，你怎么老盯着我。我说，我不是盯你，我盯我的货。他说，我像小偷？我说，你不像，可我这个摊上丢过东西。
他笑了，说，行，你看。我这个人，丢了东西以后，变得小气了一点。这个我知道，可我改不了。有人劝我装个摄像头。谢管理员说，老彭，棚里有电，装一个，三十块一个月，能看摊。我说，不装。他说，为什么。我说，装了摄像头，客人不愿意蹲下来看东西。他说，人家不怕看。我说，我怕。他说，你怕什么。我说，我怕我自己天天盯着那个屏幕。
他说，你这人。我说，我这人，二十六年，靠一双眼睛看货，不靠屏幕。他说，那你就丢东西。我说，丢就丢。他说，丢了不心疼。我说，心疼，可我不想改。我这个人，不会用手机买东西。有一回一个客人跟我说，师傅，你这东西可以发到网上卖，卖得贵。我说，我不会。他说，我教你，拍照片，写介绍，发出去。
我说，我不发。他说，为什么。我说，发了要寄快递，我一天就那点货，寄出去就没有了。他说，寄出去能卖高价。我说，高价我挣不来，我就挣这三四十。他走了以后，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可我还是不发。我这个摊，靠人蹲下来看，不靠手机。我这摊上，还有一件摆了九年才卖掉的东西。
是一个铜的墨斗，木匠用的。墨斗是船上用的那种样式，铜线，木斗，斗里还有一小块棉花。这墨斗我二〇一五年收的，标价五十。九年，没有人买。有人问，我说五十，他们说，这东西现在没人用。去年春天，一个木匠来买走了。他六十来岁，看了看，说，这个我认得，我师父有一个。我说，五十。他说，五十。
他买了，拿走的时候说，我不用了，我摆在我店里。我说，你有店。他说，我做仿古家具，有个小店。我说，那这个摆着正好。现在我的摊上，最老的一件东西是一个铁皮饼干盒。这盒跟装钱的那个一样，也是一九七几年的，盖子上的花磨掉了。这个盒我摆在摊上，标价八块。
它摆了十一年，没人买。有人说，这盒子干什么用。我说，装东西。他们说，现在有塑料盒。我说，塑料的不结实。他们说，那就买新的铁盒。我说，新的薄。我这盒摆着，我天天擦。有一回一个老太太说，这盒我家里有一个，装了三十年针线。我说，你买。她说，我家里那个还在。我说，那你不用买。
我这一辈子，收的东西够开一个小铺子。铜的、铁的、木头的、瓷的、纸的、皮的、布的。每一样都有一点，每一件都有一个人用过。我卖的时候，一件一件卖；我收的时候，一件一件收。二十六年，我手上过去的东西，有几万件。几万件，现在摊上还剩六百多件。剩下的这些，我一天擦一回，擦到卖出去。
我卖出去的东西，我没有想过它们去了哪儿。有时候想：那个搪瓷缸在谁家喝水，那把铜锁挂在谁家的门上。想完了，我接着擦。傍晚我在院子里坐着。太阳落到西边的房顶上，院子里那堆待擦的货被光照着，塑料布反着亮。我搬了一件出来擦：一个铁的饼干桶，桶上印着两个小孩。
擦到一半，我媳妇喊我吃饭。我说，擦完这个。她说，凉了。我说，就来。我把桶擦完，摆在墙根，进屋吃饭。饭是面条，我吃了两碗。吃完饭，我在桌边算账。今天卖了四件：一个瓷碗十二，一个铜铃五，一个铁盒八，一张年画两块，一共二十七。我把二十七记在本上，日期写在左边，数写在右边。写完，我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
抽屉里有十九个本子，一个压一个。最新的这本，写了三个月。明天是集日，二、四、六，明天初二。我明天三点起，装车，四点二十到街，摆摊，六点点灯。明天人会多一点，能卖一百来块。我把闹钟上好，放在床头。闹钟是机械的，是我摊上收的，标价五块，我自己留着用。
我这一辈子，闹钟响了三十七年，我一次没赖过床。我这个人，一辈子按点儿，摊子按点儿，炉子按点儿。我这二十六年，从一块蓝布起头，到半间铁棚子收尾，一天一天，一件一件，把人家不要的东西擦亮，摆开，等一个蹲下来看的人。摊子在这儿，我也在这儿，明天初二，我还来。
一条街，一个摊，一个人，就这三样，凑成了我这二十六年。今年冬天的早晨，还是三点起。我三点起，三点半装车，四点出门，四点二十到街。卸车、摆货、点灯，五点半摆完。棚里冷，我泡一杯茶，茶汽冒上来。街上黑，棚里的灯亮着，灯照在货上，货就是我摆的那个样子：铜的在左，瓷的在右，大的在后，小的在前。
六点，第一个客人来，是那个卖早点的，蹲五分钟，走了。七点，人渐多。有人蹲下来，看一件东西，问我多少钱。我报一个数。他还价。我让一次。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这二十六年，一天一百二，一共卖了七十多万的东西。七十多万，是我二十六年的流水。里头的货是我收的，价是我定的，钱是我一块一块收的。
我这一辈子，没有大钱。我攒下的，是一个摊、一辆三轮、一盏马灯、一块蓝布、一个饼干盒、十九本账。这些东西不值钱。可它们是我的二十六年。我今年五十八，还能干五年。五年以后，这个摊就收了。收摊那天，我把蓝布叠好，把马灯擦干净，把饼干盒带回家。那一天还没到。今天我照旧三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