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巴生跑私车第七年，我只信一条规矩：报价高得离谱的单子，都要人命。
晚上十一点零七分，群里跳出一条。
【巴生港到黑木山，送一个人出境。两天一夜，一万五。司机不要本地腔。】
一百多人的群，没人接话。
一万五马币。我跑一趟槟城三百八，跑一趟吉隆坡一百二。这一单，够我妈做七次透析。
我盯着屏幕，先算的是钱。
后来我才想起算别的：一个要出境的人，为什么不坐飞机，不坐大巴，不去任何一个有摄像头的地方。
但那年我三十七岁，欠六万三，车贷还剩十一个月，我妈的瘘管扎了三年。我没有资格挑剔。
我接了。这一单我跑了四天，最后是走着进的警察局，不是开着车。
我开一辆十二年的普腾 Exora，银灰色，右后轮常年有点慢漏气。副驾的皮裂了一道口子，用胶带贴着，贴了两年。车里有三样东西是我的：一盒纸巾，一把折伞，一个装药的小铁盒。
铁盒里两种药，一种白的，一种黄的。白的睡前吃，黄的早上吃。
催债的阿隆每个月十五号打一次电话。他从不骂人，声音很客气。
「陈先生，这个月的利息，方便吗？」
「不方便。」
「那下个月一起。」
「好。」
「你妈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每次都问这一句。他问的时候不是在关心，是在算我还能撑多久。
我家门口的水泥地上被人用红漆写过两次字，写的是「还钱」。我洗了两次，洗不掉，最后拿一桶灰漆盖上去。灰漆和地面的颜色对不上，留下一块疤。
我妈问过我一次：「门口那一块，怎么黑了？」
我说：「车漏油。」
她哦了一声，没有再问。那天晚上她吃得很少。
所以老金那句「你那个药，还在吃吧」，我后来想起过很多次。他问得太准了。他连我不按时吃药都知道。
两年前的那个下午，我从吉隆坡拉客回巴生，走到联邦大道一半，忽然觉得胸口被人按住，心跳快得像有人在里面敲鼓。我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双手扒着方向盘，数前面那辆罗里的尾灯，一、二、三，数到一百二十，还是停不下来。
我以为自己要心梗了。
到了医院，一通检查，心电图正常，心肌酶正常，血压偏高。急诊那个年轻医生问我：「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大？」
我说：「谁压力不大。」
他给我开了一盒药，让我去看精神科。
后来陈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叫焦虑障碍，伴一点躁狂倾向。他说得很轻，像在念别人的事：不要熬夜，不要长时间开车，药不能停。
我点头，出门，把车开回去继续跑。
药吃了犯困。犯困的时候客人上车，我说话会打结。所以我经常只吃半片。
电话响了三声。是老金。
群里都叫他金哥。他开一间二手车行，也管着这个群，谁的车要年检、谁被 JPJ 拦了、谁想找活，都找他。他说话永远比别人慢半拍，像在替你着想。
「阿明，看到消息没？」
「看到了。」
「巴生港这边就你离得近，你也不是本地腔。」
「金哥，一万五，你自己贴啊？」
他笑了一声，很轻。「我贴什么。人家给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给钱的人肯出一万五，这活儿至少值三万。我说：「两万。」
「一万八，不能再高。」
「成交。」
挂电话之前，他忽然问了句：「你那个药，还在吃吧？」
我愣了一下。「吃。」
「吃着就好。」他说，「路上别停。」
出门前我给我妈送了饭。她坐在窗边那张旧藤椅上，胳膊上贴着纱布，瘘管那一块鼓起来，像一条埋在手下的蚯蚓。
「又要出去？」
「两天。」
「远不远？」
「不远。」
她哦了一声，低头扒饭，扒了两口，抬头说：「阿明，你要是不好做，就别做了。妈这个病，治不好的。」
我说：「吃饭。」
她把碗端起来，又说了一句：「你别欠人家的钱。」
我说：「没有。」
那是我跟她说的最后一段完整的话。
02
第二天下午，我按地址开到巴生港后面一片旧仓库区。海风里有一股铁锈味，混着柴油。仓库门口停着一辆白色货卡，车斗上盖着帆布，帆布下面鼓起一块，像盖着什么机器。
阿万站在阴影里抽烟。三十出头，polo 衫，说话带槟城腔，一句「bro」要拉长半个音。
「陈志明？」
「嗯。」
「车停那边，别挡路口。」
他绕我的车走了一圈，用手背敲了敲车门，忽然说：「你欠阿隆多少？」
我后背一凉。「什么阿隆？」
「放数的那个阿隆。金哥说，你欠他六万三。」他笑了笑，「别紧张，bro，欠钱的人最好用。」
我没接话。
他弯腰，拍了拍我的右后轮：「帮你看看备胎够不够气。」他掀开尾箱垫，伸手进去按了两下，又盖回去，「行了，够。」
仓库里推出来一只二十四寸的银色行李箱，轮子有点卡，拖在地上发出那种塑料磨地的声音。
后面跟着一个女人。
三十四五，素脸，头发扎得很紧，戴着一双薄手套。她怀里抱着一箱没开封的矿泉水，六瓶装，超市里卖两块九那种。她的指甲缝里有红泥，干了，洗不掉的样子。
「许清。」阿万说，「你叫她许小姐就行。」
她走到车边，停了一下，看了看我的车，看了看那道用胶带贴着的口子，然后把那箱水放进后座脚下，自己也坐进去，关上门，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
阿万递给我一张纸。「行程确认单，签个名。」
纸上就三行字：起点、终点、日期。下面垫着一张蓝色的复写纸。
我签了。跑车的人不签单，人家凭什么信你。
「规矩说清楚。」阿万弹了弹烟灰，「一路不要让她下车。到了黑木山关卡前面那间 7-11，停车，打电话给我。会有人来接。你不要看她上了谁的车，也不要问箱子里是什么。」
「箱子里是什么？」
「你的钱。」他笑了一下，「bro，一万八，你管它装什么。」
我把箱子搬上尾箱，抬的时候手腕一沉——比看上去重。
上车前，阿万在我肩上按了一下。「阿明，金哥说了，这单做完，你那个债，他帮你谈。」
「这么好？」
「他对兄弟一向好。」他说，「你只要听话。」
03
出巴生的时候下了一场雷雨。南北大道的路面被晒了一天，雨砸下来，整条路腾起一层白气，像有人在下面烧开水。
许清一路不说话。
我这个人怕安静。安静下来，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跳，然后开始数。数到一百二，手心就出汗，耳朵里像塞了两只蝉。
所以我开车的时候一直在说话。说这条路哪一段爱塞车，说上个月哪个同行在怡保撞了一只水牛，说我妈透析的护士姓林，人很凶，扎针很准，说我这个车再跑两年就该报废。
她一句都没接。
过了芙蓉，她忽然开口。
「你叫什么？」
「陈志明。叫我阿明。」
「陈志明。」她重复了一遍，像在记事本上写下来，「你信人吗？」
「不信。」
「为什么？」
「信人的都赔钱了。」
她没笑，转头看窗外。油棕园一片一片往后退，整齐得让人心里发慌。
又开了二十公里，她问第二个问题。
「你怕死吗？」
「怕。」
「怕死的人，不该接这种单。」
「怕穷的人，什么都接。」
她安静了一会儿，说：「我妈以前也说过这话。」
第三个问题是在接近打巴的时候问的。
「你妈知道你跑这个吗？」
我握着方向盘，没答上来。
过了打巴，前面有路障。
三辆 JPJ 的车横在路边，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雨里，挥手让车靠边。我把车窗降下来，一个年轻人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后座。
「去哪里？」
「槟城。」
「后面是谁？」
「我表姐。送她去机场。」
他看了看许清，又看了看后座脚边那箱矿泉水，伸手进去拿了一瓶，拧开闻了闻。
我那时候心跳已经到一百三了。我盯着他手上的瓶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箱是超市买的，箱子里那四十八瓶在尾箱。
「喝水啊？」他笑了一下，把瓶盖拧回去，放回原处，「走吧。」
车开出去两百米，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没呼吸。
「你刚才在数数。」她说。
「什么？」
「你嘴唇在动。」她说，「一、二、三。你数到三十几，他们就放我们走了。」
我没说话。
「你经常这样？」
「有时候。」
「数到多少能停？」
「数到不数为止。」
她安静了一会儿，说：「我外甥也数东西。他数天花板上的虫。」
就在那段路上，我发作了一次。
先是耳朵里的蝉叫起来，然后方向盘开始漂——我知道它没漂，是我的手在抖。我把车速降到八十，靠最右那条线，开始数前面那辆罗里的尾灯。
一、二、三……
数到十几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尾灯变成了三个，又变成一个。
「你手在抖。」她说。
「低血糖。」
「不是。」她把那箱矿泉水拆开，抽出一瓶递过来，「喝水。」
我没接。我怕拧瓶盖的时候手抖得更明显。
她也不勉强，把水放在中控台上，说：「我也不信人。所以我才坐你的车。」
「什么意思？」
「我信不过飞机，信不过大巴，信不过那些要刷身份证的地方。」她说，「你这种没牌照的车，反而干净。」
我露出一脸鄙夷的表情，在心里暗骂了一句【sb】。
04
怡保往北三十公里有个休息站，我停了。夜里十点半，嘛嘛档还开着，几个卡车司机蹲在路边吃炒面，电视里在放一场看不懂的球赛。
她下车去洗手间，走了两步就扶着墙吐了。我过去的时候，她一只手撑在墙上，另一只手还护着那只箱子。
「晕车？」
她摇头。吐完之后她整个人软下去，箱子脱手，磕在水泥地上，锁扣弹开了。
我扶她，眼睛扫了一眼箱子。
没有钱。没有文件袋。没有我想象中的任何一种值钱的东西。
四十八瓶水。跟我后座那箱矿泉水一个牌子的空瓶，洗过，灌满了浑水，每瓶贴一张手写标签：日期、地点、取样人。最近的一瓶是三天前，地点写着「加埔，Kampung Sungai 桥下」。
底下压着一叠 A4。第一页是检测报告，一串我看不懂的指标，只有一个数字我认得：铅，386。
再底下是一张病历复印件。患者姓名一栏被涂掉了，年龄 6 岁，诊断那一行写着四个字：血铅中毒。
我蹲在地上，手抖得厉害。第一反应不是怕，是算：这东西，值多少钱。
她扶着墙站直，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看到了？」
「看到了。」
「那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我选第三个。」我说，「加钱。」
「我没有钱。」
「那这东西就是别人的钱。」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你以为我在卖报告？我要是会卖，我外甥就不会死。」
她蹲下来，把瓶子一瓶一瓶扶正，扶得很慢。
「另外五个呢？」
「另外五个还活着。」她说，「一个男孩，九岁，手一直抖，写不了字。一个女孩，七岁，走路走不稳，她妈每天背她去上学。还有三个，在吃药，排铅的药，一个月三百八，吃到什么时候，没人告诉他们。」
「他们的爸妈不闹？」
「闹过。工厂门口拉过横幅，拉了三天，来了两辆车，下来几个人，说帮他们谈。谈完之后，横幅收了，钱分了，一家五千。」她说，「五千块，够买三个月的药。」
「谁谈的？」
「你说呢。」
「他叫许哲。六岁。喜欢喝那种蓝色的汽水。」
「去年九月，他们村里开始有人发烧。卫生所说是感冒，开了退烧药。十一月，孩子肚子痛，吐，说头疼。送到巴生中央医院，抽血，医生看了一眼，问我们：你们家是不是在河边？」
「我们就在河边。」
「血铅 386。医生说要马上排铅，但是床位满了，让我们在走廊等。我们在走廊等了七个钟头。他躺在我腿上，说他看见墙上有很多虫。我说没有虫，墙上什么都没有。他说有，一直在爬。」
「第二天早上，他就不闹了。」
她抬头看我。「不闹的孩子，比闹的孩子可怕。」
我坐在水泥地上，耳朵里的蝉叫得很响。我想起我妈在窗边扒饭，说「你别欠人家的钱」。
「为什么不报警？」我问。
「报过。三次。第一次说登记，第二次说在查，第三次让我不要再打电话了。」
「所以你把样本带出境。」
「有人告诉我，合艾那边有机构肯收，肯测，肯发出来。」她说，「那个人，也是他。」
05
十一点十分，老金的电话来了。
「到哪了？」
「怡保北。」
「她有没有打开过那个箱子？」
我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一下。我说：「没有。」
电话那头有大概三秒钟的安静。安静里能听见打火机的声音。
「好。」他说，「路上小心。」
然后挂了。
我把车停到休息站最里面，熄了灯，下去检查备胎。
尾箱垫掀开，备胎中间那个凹槽里，塞着一个牛皮纸袋。
我先摸出来一张我的病历复印件。三次就诊记录，医生姓陈，诊断栏写着：焦虑障碍，伴躁狂倾向。下面是我的用药，还有一行小字：建议避免长时间夜间驾驶。
第二张是一份打印好的自述，一页半，第一人称。
「我叫陈志明，三十七岁。因停药产生幻觉，在南北大道第两百一十六公里处与乘客发生争执，将其赶下车后离开。事后我记不清自己做了什么……」
右下角，签名栏里，是我的名字。
我签过一千次自己的名字，闭着眼都认得出来——那是我下午在仓库签的「行程确认单」。复写纸的第二联。
第三张是保单副本。我那辆车的意外险，受益人半个月前被改成了「黄锦水车行」。
我蹲在备胎旁边，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半个月前。
半个月前改保单，说明这单不是昨天才有的。这单是他等来的。他等的不是许清，是一个欠着债、吃着药、没有牌照、没人会替他出头的司机。
我把三张纸拍下来，一张一张拍，手抖得对不上焦，拍了七次才拍清。
拍完之后我坐在尾箱上，给老金回了个电话。
「金哥。」
「嗯。」
「箱子里到底是什么？」
他笑了。「你怎么又问这个。」
「我打开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四秒。然后他说：「那你就不该打开。」
「我打开了，我看见了。」
「看见了也没用。」他说，「阿明，你现在人在哪里？」
「怡保。」
「那就继续开。」他说，「你开到黑木山，钱一分不少。你要是现在掉头，你欠的六万三，明天就变成八万。你妈的床位，下个月就没了。」
「我不喜欢别人替我写东西。」
「什么东西？」
「没什么。」我说，「我继续开。」
我坐在尾箱边上，给自己列了三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他是想让我把人送到，然后收钱，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叠纸是备用。
第二个可能：他是想让我在半路上「出事」，箱子归他，报告归他，我拿不到钱。
第三个可能：他从来没打算让我回来。
第三条列出来的时候，我听见耳朵里的蝉停了一下。停的那一下，比响的时候更难受。
我明白了。
他要的不是一个司机。他要一个凶手。
一个欠着债、有精神科就诊记录、开着旧车的司机，在半路上「因为停药产生幻觉」，把一个掌握证据的女人赶下车，然后她消失了。箱子归他，报告归他，保险归他，我那六万三的债，也归他。
我回到驾驶座。她看着我，没问我去哪了。
我发动车子，说：「金哥是谁？」
「你不是叫他金哥？」
「我问他是什么人。」
她把那瓶水拧开，喝了一口，说：「加埔工业区有十一间厂。有一间电镀厂，废水直接排进那条河。河边住了四十多户，小孩在河里洗澡。去年九月开始，村里六个孩子查出血铅超标。最严重的一个，是我外甥，六岁，今年三月没了。」
「你呢？你是做什么的？」
「我在加埔一间外包实验室做检验。我们自己出钱，自己取样，自己测。报告出来那天，我拿着去镇上，人家看了一眼，问我：你这个报告，谁盖章的？」
06
第二天中午，过北海的时候，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一辆白色货卡。
不快不慢，隔三个车道，跟了大概十公里。
我把车速提到一百一，它也提。我下匝道加油，它也跟进来，停在了最外面那排柴油泵旁边。
我让许清下车，从后面进洗车区那间厕所，把箱子留在车上。
阿万走过来，手里还捏着烟。
「bro，」他敲了敲我的车窗，「人不见了。」
「在里面换衣服。」
「金哥不太高兴。」他把烟按在我的后视镜上，滋的一声，「他说，你要是想多要，可以再加五千。」
「加一万。」
他眯起眼睛看我。「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昨天我不知道我拉的是什么。」
他笑了，笑得很轻松。「知道太多的人，通常拿不到钱。」
「那金哥知道多少？」
他的笑收了。「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说，「我加了油就走，下午到黑木山。」
他盯着我看了五秒，转身走了。我看着他上车，倒车，走了。走出去两百米，又停下来，像在打电话。
我进厕所，把手机相册递给她。她一张一张划过去，划到那份自述的时候，手指停住了。
「他终于连我外甥的名字都写错了。」她说。
「什么？」
「报告上第六个孩子，他写成『许小哲』。我外甥叫许哲。他连名字都抄错，说明他根本没看过那六个孩子。」
她把手机还给我，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他不是替工厂做事。他是替所有人做事。」
她告诉我，老金在加埔这一带叫「清道夫」。工厂出事，他收钱摆平家属；家属要告，他收钱组织维权；等事情闹大了，他再把整理好的材料卖给另一间想挤垮对手的厂。
「那三份钱，都进了他一个口袋。」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直接发上网？」我问，「照片、报告，发出去，谁都压不住。」
「发过。」她说，「去年十二月，我用一个假号发在脸书上。第二天，我姐打电话给我，说家里来了两个人，坐在客厅，问她孩子的事。他们没打人，没骂人，就坐着，坐了两个钟头。」
「后来呢？」
「后来我把帖删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姐有三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外甥。」
「他为什么要送你出境？」
「因为我知道他收了三份钱。因为那六个孩子的名字，是我一个一个写上去的。」
「他孙子呢？」
她看着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说他连名字都抄错。」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那种笑很轻，像破了一个洞的气球。「他孙子也在那六个里。血铅两百一。他一边带孙子去吉隆坡看病，一边在村里说，是隔壁那间厂的锅。」
厕所外面有人在敲洗车房的水枪，水打在水泥地上，啪啪响。
「上了车之后，我一直想问一件事。」我说。
「问。」
「你上我的车之前，知不知道他要让我当凶手？」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不知道。」她说，「但我知道他不会让我活着到合艾。」
「为什么还上？」
「因为我没有别的车。」她说，「你呢？你知道了，为什么还开？」
我说：「因为我已经开到一半了。」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难听。但它是我能说出来的最真的一句。
「他知道你要把这些带出去？」我问。
「知道。是他安排的。」她说，「他跟说我，合艾有人接，你就安全了。」
我们两个人，站在一间马来西亚加油站的厕所里，同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两个，是被同一张网捞上来的。
07
离黑木山还有十公里，老金亲自打来了。
「阿明，」他说，声音还是那样，慢半拍，像在替你着想，「你妈的透析，是我帮你排的位。」
我没说话。
「巴生中央医院，一三五，下午两点到五点。下个月的排班表还在我手上。你表弟那个床位，也是我托人弄的。」
「你要什么？」
「把人放在关卡前面那间 7-11。有人接。箱子留在车上，你空车过关，到合艾转一圈，第二天回来。」他停了停，「病历和自述，我拿走。钱照给，一万八，一分不少。」
「我要是说不呢？」
「那你就试试。」他说，「你停药几天了？」
这句话让我后背全湿了。他连我停药几天都知道。
「阿明。」他忽然换了语气，慢下来，像在家里跟人讲道理，「两年前你妈进急诊，是谁帮你找的车？是谁半夜开车送她去中央医院？你表弟那个床位，是我托了三个人的。我做过的事，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我记得那天凌晨三点，我车在修，我抱着我妈在门口等，是老金开他那辆灰色的 Estima 来的。
「我记得。」
「记得就好。」他说，「我不是害你。我是给你一条路。你把人在岔路放下，你自己干干净净过关，钱拿到手，明天回来，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是真诚的。
这就是最难受的地方——那三秒钟，我真的想照他说的做。
「我考虑一下。」我说。
「考虑快点。前面五公里有个油棕园岔路，你在那儿放人。」
我把手机放在大腿上，用拇指按住侧键，数到三，感觉机身轻轻震了一下。我不知道那一下是不是开始录音，我只知道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在按手机。
说实话，那一刻我想过照他说的做。
把人在岔路放下，空车过关，第二天回来，拿一万八，我欠的债他帮我谈，我妈的透析排到下个月，什么都不断。
只要我不下车，不看她的脸。
车往前开了三公里，我看见路边有一块蓝色的牌子，写着「Sempadan Thailand12km」。十二公里。过了那十二公里，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我把车拐进岔路，停在一间早就关门的巴士亭旁边。天在打雷，远处的云压得很低，油棕园里一片黑。
「下车。」我说。
她看着我。
「往北走三百米有个货车停车点，很多去合艾的空车在那儿过夜。」我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塞给她，「别坐大巴，别用身份证买票。到了合艾，找那家机构，把东西交出去。箱子太显眼，我带走。」
「你带走箱子，你就是替他送的。」
「我不交箱子。」我说，「我交人。」
她站在巴士亭下面，抱着那箱矿泉水，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她把那箱水放在地上，从里面抽出一瓶，塞进我手里。
「这个干净。」她说，「我测过。」
「你留着喝。」
「我不渴。」她说，「你开着车，你渴。」
她走了。走了几步，回头喊了一句：「陈志明！」
「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我记住了。」
她走进雨里，往北边走。走了大概两百米，路边的灯把她照了一下，又暗下去。
我坐在车里，没有马上走。
我坐了十分钟。这十分钟里，我把车头调了两次，又调回来。第一次调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把她追回来，一起走到关卡，把箱子交给警察，我陪她作证。第二次调头的时候，我想的是：我妈明天下午两点要做透析。
第十一分钟，我把车开走了。往南，往亚罗士打。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窝囊事，这一件不算最窝囊。但它是唯一一件，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雨刮器摆了几下。
08
往南开了四十多公里，天已经黑了。我进了亚罗士打市区。
警局在路边，一栋白楼，门口两棵雨树。我把车停在门口，抱着那只银色行李箱，另一只手拎着牛皮纸袋，走进去。
做笔录做了十一个小时。中间他们让我把手机交出来，我把录音放了一遍。放到「你妈的透析是我帮你排的位」那句，对面那个值日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去写。
他们问得很细：箱子从哪来，人长什么样，在哪下车，我等了几分钟，我为什么掉头。
我一句一句答。答到后半段，我开始反复说同一句话——「我不是他要的那个人」——说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值日官放下笔，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们把我送去了精神科。
我发作了一次。不是在他们问话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我看见自己的车被拖走，车头挂着拖车绳，一晃一晃的，我忽然就控制不住，一拳砸在走廊的墙上。
诊断写得很客气：焦虑障碍伴躁狂倾向，急性发作。建议强制留院观察。
二十一天。
病房里没有窗，只有一扇装了铁丝网的通风口。每天早上七点发药，白的黄的，护士看着你吞下去才走。我在里面数了两样东西：天花板上的裂缝，一共十一条；还有我妈还能等我多少天。
同房还有两个人。一个印度老人，每天下午对着墙念经。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白天一直笑，夜里一直哭。他哭的时候我也想哭，但我哭不出来。我的毛病不是哭，是数东西。
第十天早上，医生来问话，问我为什么在警局砸墙。
我说：「因为我看见我的车被拖走。」
「车很重要吗？」
「那是我吃饭的东西。」
他在本子上写了一会儿，问我：「你知道自己那天在高速上，有没有出现幻觉？」
我想了很久，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手在抖，耳朵里一直有蝉。」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句话你要记住。以后有人问你，你就这么说。」
第九天，护士把电话递给我。是我表弟。
他说：「哥，姑妈昨晚走了。」
我坐在床沿上，握着那个塑料话筒，听见自己耳朵里的蝉叫起来。叫得很大声，大到听不见表弟后面说的话。
他还在说：「哥，姑妈走的时候一直在问一句话，她问，阿明的车修好了没有。」
我说：「修好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闹。我躺在床上，数心跳，数到一百四十，然后数天花板上的裂缝，数了六遍。
出来那天是三月，巴生下雨。我瘦了九公斤，欠的债多了一笔罚款，我妈没了。
老金是四月被抓的。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许清。
她把四十八瓶水送到了合艾，那边的机构测了，发了，国外的媒体报道了，国内的记者跟进，工厂被查，六个孩子的名字第一次上了报纸。
我那卷录音，只是补了一环：证明他早就知道那六个孩子是谁。
阿万跑了。出境记录里没有他。有人说他回了槟城，有人说他去了合艾，也有人说他换了名字，在另一个群里发单。
车被扣了三个月，罚了两千，还回来的时候右后轮还是那只没气的备胎。
我把它推到修车厂，老周看了一眼，说：「你这胎，是被人放的气。」
「我知道。」
「知道你还跑？」
「那天我要是不跑，我妈的透析就停了。」
「你现在跑不跑？」
我想了很久，说：「不知道。」
老周没再说话，蹲下去补胎，补了半天，站起来说：「补不了，换一只吧。我给你找二手的。」
09
那天下午我回了一趟家。门口那块灰漆还在，颜色比周围深一点，摸上去硬硬的。我用脚蹭了蹭，蹭不掉。
我妈的藤椅还在窗边。椅面上有一块凹陷，是她坐了三年坐出来的形状。
表弟把一个塑料袋给我，说我妈住院时一直放在床头。里面是那个装药的小铁盒，我的铁盒。她不知道从哪儿拿去的，一直没还。
盒子里还有一张折了四次的纸，是医院的缴费单背面。上面用圆珠笔写了六个字，字歪得厉害：
「阿明，别欠人钱。」
我拿着那张纸，在屋里坐了很久。外面在下雨，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很密。我数了一阵，数不下去。
四月二十七号，我从医院出来第九天，许清在警局门口等我。
她瘦了很多，还是戴着手套，手里拿着一瓶水。瓶身上贴着一张新的标签：黑木山，二月十九日，出口水，合格。
「给你。」她说。
我拧开喝了一口。
「没味道。」
「本来就该没味道。」她说，「有味就出事了。」
我站在雨树底下，看着马路对面。那里停着一辆桔红色的车，跟我以前那辆一个颜色。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巴生的私车没有桔红色的。
「你以后还跑吗？」她问。
「不知道。群我退了。」
「退了也好。」
雨停了，路面开始冒气。她站在我旁边，没走，也没再说话。
后来我三十七岁那年才明白一件事：有些钱，是拿一个人的名字换的。老金想换我的名字，我没让他换成。
我的名字还在。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群里抢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