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街道的助餐点送饭，送了九年。助餐点在老居民区的一排平房里，两间，一间做饭，一间摆桌子。中午十一点开饭，来吃的有三十几个人，多数是能走的老人。走不动的，就靠我送。我送十六户。十六户散在三栋楼、五个单元，最远的一户在菜市场后头那排平房。我骑一辆旧电动车，后座绑一个不锈钢保温桶，桶是两层的，下层装饭，上层装菜，汤另外装一个罐。桶盖用两根皮筋勒着，勒紧了不会洒。
我今年五十二，姓李，叫李桂英。原来在纺织厂做挡车工，厂子二〇〇八年关的，我在家待了两年，后来社区招人，我就来了。一个月两千八，管一顿午饭。我这活儿不复杂：十一点装桶，十一点十分出门，送完十六户是十二点四十，回到助餐点一点。冬天路滑，要多走二十分钟。夏天菜容易坏，桶底下垫一块冰。
装桶有讲究。桶下层装饭，饭要装得实，不能松，松了颠一路就散。上层装菜，菜要分开，一格一格，荤的一格，素的一格，带汤水的一格。我装菜的时候先装素的，再装荤的，最后装带汤的，因为带汤的容易洒。汤另外装一个罐，罐是有盖的，盖上有扣。罐放在桶旁边，用一块布裹着，裹住了不烫手，也不容易翻。
十六份，装进去刚好满。桶是二十四升的，一份饭四两，一份菜三两，十六份是十一斤多，桶装得下，还剩一点空。这九年的份量我拿手一掂就知道，不用秤。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用保温箱。我说，保温箱轻，可它不保温，两个钟头菜就凉。我这个桶，装满热水预热过，送到最后一户，菜还是温的。
我有一本订餐本，一页一户。本子是硬皮的，蓝封面，边上磨白了，用了九年，写满了又贴纸条，纸条上也是字。一页写一家的东西：门牌号、姓名、年龄、忌口、吃什么药、几点吃饭、门口有什么。举一页：三号楼二单元四零二，王秀兰，八十六，不吃辣，不吃硬的，中午吃半碗饭，饭要软；吃降压药，饭后半小时；门铃坏了，敲门敲三下，等她走里头走到门口要一分多钟；门口有一块地毯，会绊人，抬脚。
再举一页：五号楼一单元一楼，孙有福，八十一，耳朵背，敲门听不见，门上贴一张纸，纸上写送饭两个字，他看见纸就知道是我；他不吃鱼，鱼刺多；门口有一个小板凳，饭放凳子上，喊一声。这十七页我背得下来。哪一页上有什么字，我心里有数，因为都是我写的。我这条路线是九年走出来的。
从助餐点出门，往东，先到三号楼，四单元，六户；再往南，穿过小区的花坛，到五号楼，三户；再往西，出小区后门，过一条小巷，到菜市场后头那排平房，两户；最后往回走，到二号楼，五户。这个顺序不能乱。乱了要走回头路，一趟多二十分钟。我先送三号楼，是因为三号楼有两户要赶在十二点前吃，一个是糖尿病，晚了心慌；后送二号楼，是因为二号楼那几户都睡得晚，十二点半吃正合适。
有一年小区修管道，三号楼封了半个月，我改从后门进，绕一大圈，一趟多走八百米。那半个月，我十点五十就出门，饭送到最后一户是十二点五十，有两户等急了，站在门口张望。三号楼四零二是王秀兰家，八十六，一个人住。她的门铃二〇一九年坏的，换过一次电池，还是不响，我也没让她修。我敲门，敲三下，不快不慢。敲完我站在门口等，等她从里屋走到门口，要一分多钟，她腿不好，走一步停一下。
2
她开门的时候总是先说一句，来了。我说，来了。她说，今天什么菜。我说，白菜炖豆腐，一个鸡蛋。她说，豆腐好吃。她吃饭慢，一碗饭要吃四十分钟。我把饭放在她桌上，把筷子摆好，把药盒推到桌子中间，说，饭后半小时。她说，我记得。我说，你记得就好。有一回我送完最后一户，回头路过她家门口，看见她的饭还没动，人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我敲了门进去，问她，怎么不吃。她说，我今天不想吃。我说，不想吃也得吃两口。她说，我吃不下。
我在她家坐了十分钟，给她倒了半杯热水。她喝了半杯，拿起筷子，吃了半碗饭。我走的时候她说，你明天还来。我说，我天天来。五号楼一楼的孙有福，八十一，耳朵背。他的门上贴着一张纸，纸是我贴的，一大张，上头写着四个字：送饭来了。字是我用记号笔写的，写得很大。纸上有一个角翘起来，我用透明胶粘过两回。
我到他门口，先敲两下，然后把纸往门缝底下塞一塞，让它动一下。他看见纸动，就知道有人。他开门，说，来了。声音很大，他自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不吃鱼。他年轻时候在河边长大，吃鱼吃多了，有一年卡了刺，去医院拔出来，从那以后就不吃鱼。我给他送饭，从来不盛鱼。有一回助餐点做红烧鱼，我给他另盛了一份土豆烧肉。
他吃饭的时候爱说话，说他的耳朵。他说，我这个耳朵是年轻时在窑上震的，放炮，一炮下去，耳朵就嗡嗡，嗡了三天，后来就听不见了。我说，那你还听得见我说话。他说，我看你的嘴。送错过一回门。那是二〇一九年冬天，三号楼二单元，四零二和四零一挨着。四零二是王秀兰，四零一是新搬来的一对老夫妻。那天我上楼，脑子想着别的事，敲了四零一的门，门开了，一个老头出来，我把饭递过去。他接过去，说，我们没订。
我一看门牌，错了。我说，对不起，走错门了。他说，没事。我把饭拿回来，敲四零二。王秀兰开门，说，今天晚了十分钟。我说，我敲错了门。第二天我又敲错了一回，还是四零一的门。老头开门，说，你又来了。我说，我今天又走错了。他说，你是不是记不住门。我那天回家在本子上加了一行：四零一，新户，不订饭，别敲。从此我上楼先看门牌，看门牌上的数字，不看颜色。
后来那对老夫妻订了饭，一户一个月四百。他们家老头说，看你天天走错，我们就不做饭了，你也少走一趟。有一回，一户不开门。那是二号楼三单元六楼的老周，七十九，一个人住，儿子在外地。我中午十二点二十到他门口，敲门，没人应。我又敲，敲了五分钟，还是没人。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不见里头的声音。我心里就不安。我下楼找到楼下的邻居，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她说，早上还看见他在阳台。我拨了助餐点负责人的电话，她让我先找居委会。居委会来了两个人，也敲门，也没人。最后我们叫了开锁的，还要叫一个警察在场。开锁的来了，开了门，老周倒在卫生间门口，人还清醒，是滑了一跤，腿动不了。
救护车来的时候，我站在楼道里，手里还拎着他的饭。那一份饭我带回助餐点，晚上热了自己吃了。老周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回来以后，他把家里的门锁换成了可以外面开的，钥匙给了居委会一把，给了我一把。那回的钥匙我拿在手里，沉。一把钥匙，铜的，磨得发亮。居委会说，李师傅，这钥匙你拿着，送饭的时候万一有事，你能进去。我说，我一个送饭的，拿人家钥匙不合适。她说，合适，你天天来。
3
我把钥匙挂在我那件蓝围裙的口袋里，用一根绳拴着，绳是红的，是我孙女的手绳。挂上以后我送饭多了一件事：到门口敲三下，等一分钟，如果没动静，我就喊一声，再没动静，我才用钥匙。这一套我用过三回。头两回是他睡着了，我进去把饭放在桌上，把他叫醒。第三回是他倒在地上，我用钥匙开了门，先喊，再拨电话。
这把钥匙后来给了下一任，我交的时候跟她说，这钥匙不是让你随便进屋，是让你在最坏的时候能进去。我的活儿里有一项是记药。订餐本的每一页上，我都写着药：吃什么药，几点吃，饭后还是饭前。不是我配药，是我提醒。有的老人记不住，有的老人记错，把晚上的药当白天的吃。
王秀兰的药有三种，早一种，晚两种。我送午饭的时候只提醒中午那一种，她中午吃一种降压的。我把药盒推到桌子中间，说，饭后半小时。她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我也说一遍。孙有福的药有五种，他耳朵背，说起药来要写给他。我在纸上写：白色的一片，黄色的一片，饭后。他拿着纸，凑到眼前看，看完叠起来，放在药盒旁边。
有一年冬天，一个老太太吃错了药，把晚上的安定当白天的降压吃了，一觉睡到下午。我送饭的时候敲不开门，喊也不应，我用钥匙进去，她躺在床上，还有气。我叫了救护车，医生说是吃错药。她回来以后，她女儿给我买了两斤橘子。二〇二一年冬天，我在雪里摔过一跤。
那天雪下了两天，路上一层冰，我骑电动车不敢快，速度比走路还慢。到五号楼门口，我把车停在台阶下面，拎着桶往上走，脚下一滑，整个人坐在地上，桶也翻了。桶盖勒得紧，翻了没洒，只洒了半盒汤。我坐在冰上，先把桶扶正，摸一摸盖，盖没开，我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裤子上全是雪，膝盖疼，我蹲了一下，能动。
那一趟我把十六户送完了，最后一户十二点五十。回到家我脱了裤子，膝盖青了一大块。我男人说，你别去了，明天我替你去。我说，你不认门。他说，你告诉我我不就认了。我说，有十七页。第二天他还是替我去了一趟，跟着我，我坐在电动车后头指挥。那一路我说了三十多句话：这户敲三下，这户放凳子上，这户门口有狗。他说，你这活儿不轻。
有一户，坚决不订。是三号楼一单元二楼的老赵，八十三，退休前在粮站。他说，我自己能做。我说，你八十三了，做饭容易烫着。他说，我做了六十年饭。我说，四百块一个月，一天一顿。他说，一顿十三块，我自己能做六个菜。我说，你做完了刷锅洗碗站一个钟头。他说，我坐着刷。
第二年冬天，他自己在家做饭，把一壶开水碰倒了，烫了左脚，肿了半个月。他儿子回来，说，爸，你订饭吧。他说，订。我从那年开始给他送。他第一顿饭吃完，说，比我做的好吃。我说，你做了六十年，油放得多。他说，我们那时候油是定量的，一人才二两。他订了三年，后来搬到女儿家住，又退订了。走的时候他给我一袋白面，说，自家磨的。我说，你自己留着。他说，我给女儿家带了两袋。
4
二〇二二年，饭钱涨了一回。涨之前是一份十块，一个月四百。涨之后是一份十二，一个月四百八。涨的原因是粮油贵了，肉贵了，助餐点的账算不下来。涨的那一个月，十六户里退了两户。一户是老两口，两个人一个月九百六，他们说吃不起。我说，你们可以只订一份，两人吃。他们说，一份不够。我说，那你们自己开伙。
另一户是五号楼的一个老太太，她说，我一个月退休金两千一，交四百八，剩一千六，还要交水电、买药。我说，我懂。她说，你别怪我。我说，我不怪你。这两户退了以后，我那七页本子我没拆，写了一个字：停。停着的这两页我照样每天翻，翻的时候心里不舒服。有一回我送饭路过老太太家门口，看见她在煮面条，一个人一小锅，我就想多走两步。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号楼的老周走了。他是我用钥匙救过的那位。走了以后，他儿子从外地回来，办完了事，来助餐点结账。他算了一下，我送了他父亲三年零两个月，一共九百多顿。他给我两百块钱，说，李师傅，这是谢你的。我说，钱不要，饭钱已结清。他说，你救过我爸。我说，我救过他两回，一回是他摔在卫生间，一回是他吃错药。
他说，那你收下。我说，我不收。他最后还是留下了一个纸袋，里头是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包茶叶。我收了毛巾。茶叶给他拿回去了，我说，你带回去，你自己喝。老周那一页本子我没有拆。我在那一页的上头画了一道横线，横线下面写了两行：二〇二三年四月十日，走了。九百多顿。这一页我就这么留着。
有人在老人走了以后，给我送过鸡蛋。那是五号楼的孙有福，二〇二四年冬天走的，八十四。他走之前一个月，我送饭的时候他已经吃得很少了。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我吃得下，就是不想吃。他走的那天早上，他女儿打电话到助餐点，说，我父亲昨晚走了，今天的饭不用送了。我握着电话，说，好。
过了几天他女儿来退钱，退的是最后半个月的饭钱。她进门就说，李师傅，我爸说你送饭的时候敲两下门，塞纸。她说着就哭了。她从包里拿出一袋鸡蛋，说，这是我家自己的鸡下的。我说，你拿回去。她说，你拿着，我爸说过要谢你。那袋鸡蛋我拿回家，煮了两个，剥了壳，摆在碗里。我男人问我，你怎么不吃。我说，我吃了两个。他说，你眼睛红什么。我说，我剥洋葱了。
二〇二〇年那两个月，饭送到门口。小区封了，楼道不让进，助餐点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我把饭送到楼下，打电话让老人下来拿。有的老人下不来，我就把饭放在楼下的铁栏杆上，等他下来。那两个月，我一天送十六户，一趟要两个钟头，因为每户都要等。我在楼下站的时间比骑车的时间长。
有一个老太太跟我隔着栏杆说话。她说，我孙子在外地，回不来。我说，我知道。她说，我这一个月没出门。我说，我给你送饭，你天天能看见我。她说，看见你也好。有一次我把饭放栏杆上，忘了跟她说，回头已经上了车，想起来又骑回去。她还在栏杆那头站着，饭在她手里捧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汤是咸的。她说，我喝着正好。
5
电动车坏过一回，坏在半路上。那天送到七户，车不走了，拧油门没反应。我下来推，推了一百多米，推到一个修车铺，师傅看了看，说是电瓶不行了。换电瓶三百二，我没换，我说，我今天要送饭，你还我原来那个能用就行。他说，能用，就是跑不远。他把原来那个接回去，我骑到助餐点，又装了一桶，接着送。那一天我送完十六户，比平常晚了五十分钟。
晚上我男人说，你何不打个电话让谁来帮。我说，找谁。他说，我。我说，你上班。他说，我可以请半天。我说，不用，我能送完。第二天我去换了一个电瓶，四百。修车师傅说，你这个车三年了，换个车吧。我说，换车要两千。他说，你这个车再骑两年就散架。二〇二五年，助餐点来了一个新人，小周。
小周四十一，原来在一个小厂做统计，厂子搬走了，她下岗了。她来的时候站在厨房门口，看我装桶，看了半个钟头。她说，李姐，这活儿怎么干。我说，你先跟我跑三天，看我怎么敲门。第一天她跟我到三号楼，我敲三下，她站在我后头。门开了，王秀兰说，来了。我说，来了。她跟在后头，说，阿姨好。王秀兰说，这是谁。我说，新来的小周，我把她带熟，以后她接我的班。
第二天她自己敲门，敲了四下，敲得太急。我说，敲三下，不快不慢，给人家走路的时间。她说，为什么是三下。我说，三下人家就知道是我，两下人家以为是查水表的。我教小周的，都是纸上没有的东西。一栋楼有几个单元，哪个单元的门铃是坏的，哪一家的狗不咬人，哪一家的门口有一块活动的地砖，哪一户的老人要在门口喊一声才敢开门。这些东西我讲了三天，她记了两页纸。
我还教她看门缝。门缝底下有光，人家在屋里；门缝底下黑，人家可能睡了，也可能出事了。我给她的法子是：敲三下，等一分钟，喊一声，再等一分钟，然后打电话给居委会。她说，这么多讲究。我说，讲究不多，就这几样：敲几下、等多久、喊什么、谁的电话。她说，我记不住。我说，你跑一个月就记住了。
她跑了一个月，第三十天她自己送完了十六户，回来跟我说，李姐，今天我没敲错一家的门。我说，好。二〇二六年三月，我把订餐本交给了小周。交之前我把十七页都翻了一遍，把每页上的字补清楚。有的页上字淡了，我用黑笔描。有的页上写着的话已经不对了，我划掉，写新的：老周那一页注上了走了；孙有福那一页也注上了；退订的两页写着停。
本子交出去那天，我说，小周，这个本子比钱要紧。她说，怎么要紧。我说，这上头写着人家吃什么、不吃什么、几点吃、吃什么药、门口有什么。你按这个送，人家就认得你。她说，我要是送错了呢。我说，送错了就回去补。她说，补不上呢。我说，补不上你就记住那一户，一辈子记住。
她把本子放进她那件蓝围裙的口袋里。围裙是我给她的，跟我这件一样，袖口磨了边。冬天送饭，我多带一个暖水袋。暖水袋是橡胶的，红颜色，灌热水，用一块旧毛巾裹着，放在桶的上层。送到最后一户的时候，它还是温的。我把暖水袋给一号楼那个八十九岁的老太太，让她抱着。
6
她说，你给我这个，你回去冷。我说，我骑车，不冷。她说，你别骗我，你的手都是红的。我说，我的手是冻出来的，年年这样。有一年她抱着暖水袋，说，我年轻的时候，家里有三个暖水袋，都是铁的，灌满水放在被窝里，一夜都是热的。我说，现在怎么不用了。她说，铁的被窝压塌了。我说，那就用橡胶的。她说，橡胶的不如铁的热。
她说完这句话，把暖水袋往怀里抱了抱。我觉得她说得对：铁的热，橡胶的不如铁的热。夏天送饭，我多带一块冰。冰是用矿泉水瓶冻的，冻一夜，早上出门拿出来，包在布里，放在桶的上层，压着菜格。一块冰能撑两个钟头，撑到最后一户，菜还是凉的。有一年七月最热的那几天，我一天冻四瓶冰，包里装两瓶，桶里放两瓶。中午送完回来，冰化了半瓶，水在布里渗出来，围裙前襟湿一片。
有一户老人，夏天不爱吃饭，说热。我给他带一瓶冰水，把瓶子放在桌上，说，你先喝两口。他说，我不喝凉的。我说，你放在手边，热了就喝。他说，那行。他后来跟我说，他一天喝那半瓶水，一天就过去了。我说，水不值钱。他说，你这半瓶值钱，是你骑了十里路带来的。
二〇二四年，有个偏瘫的人订了饭。他姓黄，五十七，前年中风，右边身子动不了。他媳妇在超市上班，中午回不来。他儿子在外地。订饭是他媳妇来办的，她说，李师傅，我丈夫吃饭要人喂。我说，我送饭不喂饭。她说，那你送到桌上。我说，我送到桌上，他自己能吃吗。她说，他左手能拿勺。我说，那我就送。
我去的那一天，他坐在桌边，左手拿勺，勺里挖了半勺饭，往嘴里送，送到一半掉了。他看着我，说，我这手不行。我说，你多挖少一点。他试了半个钟头，吃了小半碗。我在旁边站着，看着，没有说话。第二天我又去，他吃了半碗。第四天他吃了一碗。他媳妇说，李师傅，你怎么弄的。我说，我没弄，我让他自己吃。她说，他不吃我就喂。我说，你喂他，他就一辈子不会吃。
有一次送饭，遇到人家家里有客人。那是二号楼的六楼，老太太八十七，她女儿从外地回来，还带来两个外孙。我敲门进去，屋里热热闹闹，桌上已经摆了一桌子菜。老太太说，李师傅，今天不用送了。我说，饭已经做了。她说，你拿回去。我说，你留着，晚上热了吃。她说，你拿回去，我女儿做了菜。我说，那我拿回去。
她女儿追到门口，说，李师傅，你拿着这个。她给了一兜水果。我说，不用。她说，我妈这三年，都是你送的。我说，我拿了工钱。她说，工钱是工钱。我把水果拿回来，分给助餐点的人吃了。老太太第二天说，昨天那个鱼你吃了没有。我说，我没吃，我拿回去了。她说，那个鱼是我女儿做的，很好吃。
有一个老人，把饭分一半给邻居。那是菜市场后头平房的马长贵，八十二，一个人住。他每回见我，都说，你多给我盛一点。我说，一份就是一份。他说，我吃一半，剩下给隔壁。隔壁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一个人，腿脚不好。我说，她自己不订。他说，她没钱。我说，那我给她单盛一份。他说，不用，我这一份够两个人吃。
7
我说，一份饭不够两个人吃。他说，我们两个人吃得少。我去看了隔壁，她坐在门口，看见我，说，你别管我。我说，我不是管你，我问问你要不要订。她说，我吃不起。我说，一个月四百。她说，我一个月才一千二。从那以后我给她送半份，不收钱。这半份是我从自己的午饭里省出来的，助餐点管我一顿饭，我吃半份，剩下半份给她。
助餐点的厨房是两间，前头做饭，后头洗碗。厨师姓段，五十六，原来在饭店做过，一只手炒菜，一只手颠勺。他一天做四十个人的饭，三十几个人在这儿吃，十六个人我送。菜是两荤一素，一荤是肉，一荤是鸡蛋或者豆腐，素菜按季节换。老段做饭有个规矩：老人吃的菜，盐少、油少、煮得烂。他说，老人的牙不行，胃也不行，菜要煮到筷子一夹就断。
有一天我送饭回来，他坐在厨房门口抽烟。他说，李师傅，你说我做的菜好吃不好吃。我说，老人吃着行。他说，我问好吃不好吃。我说，老人不说好吃，他们说软、说不咸、说嚼得动。他说，那不算好吃。我说，你这菜我送九年了，没一个人说吃着不舒服。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年夜饭那顿，我们送饺子。年三十中午，助餐点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一千二百个。来吃的老人有二十几个，坐了三桌，我给十六户送，一户三十个。那天我骑得慢，因为饺子怕颠。桶底下垫了棉布，饺子一格一格摆好，不摞，摞了就破。送到最后一户，饺子还是热的。
马长贵接过饺子，说，你回去吃不吃。我说，我回去吃。他说，你一个人跑一天。我说，我下午就回去了。他说，你家里几个人。我说，三个，我男人、我、我孙女。他说，那你回去包饺子。我说，我媳妇？我说的是我男人包。他笑了，说，你们家男人包饺子。我说，他包得比我好。
中秋我们也送过月饼。月饼是街道买的，一户两个，一人一个。我送饭的时候把月饼放在饭盒上头，说，这是过节的。有一个老太太接过月饼，说，我不吃甜的。我说，那你留给孙子。她说，我没孙子。我说，那你放着，看看也好。她说，看着心里难受。我把月饼拿回来，第二天给她带了一个咸的，是助餐点自己做的，椒盐的。她说，这个好。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你不吃甜的。她说，我忘了。
她吃完那个咸月饼，说，我这十年没吃过月饼。我说，为什么。她说，一个人吃月饼，吃一半剩一半，剩的一半就干了。我自己家的事，简单。我男人在物业做维修，五十四，管三栋楼的水电。我孙女八岁，上二年级，跟我住。我儿子和儿媳妇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两趟。
我一天是这样过的：五点半起，做早饭，给孙女梳头，送她上学，回来买菜，九点半到助餐点帮厨，十一点装桶，十一点十分出门，一点回来吃饭，下午在厨房洗碗、择菜，四点半接孙女，晚上做饭。我一天走的路不多，骑车二十来里。九年前我刚干这活的时候，一趟下来腿疼，现在腿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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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孙女知道我送饭。她说，奶奶，你送几家的饭。我说，十六家。她说，十六家都是谁。我说，都是老人。她说，老人为什么不做饭。我说，做不动了。她说，那你老了谁给你送。我说，你。她说，我不会做饭。我说，那你学。我早上买菜，是自己家吃的。菜市场就在菜市场后头那排平房旁边，我送完最后一户，顺路买。买的时候挑便宜的，土豆、白菜、萝卜、豆腐，一两样肉。我一个月买菜花六百多，孙女爱吃排骨，一周买一回。
有一回我在菜市场碰见马长贵，他也在买菜。他推着一个小车，买了两个土豆，一把葱。我说，你怎么自己买。他说，你不来的时候我自己做一点。我说，你不是订了饭。他说，订的是中午，早上晚上自己做。我说，你八十二了还做。他说，早上煮个粥，晚上热一热。我说，你怎么不早上也订。他说，早上我不吃。
我看他推着那个小车走，走得慢，车斗里两个土豆滚来滚去。有一个老人偷偷给我塞过钱。那是二号楼的老太太，八十四，儿子在外地，一个月的退休金一千八，订饭四百八。有一回我送饭，她把一张五十的塞到我围裙口袋里，说，你拿着。我说，我不拿。她说，你拿着，我一个月省一点。我说，这钱我不收。她说，你为什么。我说，收了这钱，我这饭就变了。
她说，我不明白。我说，我这饭是助餐点做的，钱交给助餐点，我一分不多拿。我要是拿你的钱，我下回见你就得低头。她把手缩回去，说，那我不给了。我说，你别给，你把钱留着买药。后来她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个小蛋糕，六块。她吃了一半，剩一半放冰箱，说，明天吃。
有一回，一个老人让我坐一会儿。那是王秀兰。我送完最后一户，回头经过她家门口，看见她的门开着。她坐在椅子上，看见我，说，你进来坐。我进去了，坐在她对面的一个小凳上。她说，我八十六了，一个人住了十四年。我说，你儿子呢。她说，在省城，一年回来一趟。我说，那你不想他。她说，想，想了就打电话。
她说，你天天来，我一天就有一段话说。我说，我说的话不多。她说，不多也是话。那天我坐了二十分钟。她说了三件事：她年轻时候在供销社卖布，她老伴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她孙子的名字是她起的。说完她说，你回去吧，你还有事。我走的时候她说，明天见。我说，明天见。
楼道里有人说过闲话。有一回我上楼，听见两个女人在门口说：这个送饭的一天跑十几家，一个月能挣多少。一个说，两千多。另一个说，两千多跑这么多路，值吗。一个说，她这个年纪，能有个活干就不错。我走过去，说了句，我两千八。她们笑了，说，李师傅，我们说你呢。我说，我知道。她们说，你别多心。我说，我不多心。
我拎着桶上楼，心里想的是：她们说得对，两千八跑十六条路，不算多。可我干这个，不光为两千八。这话我没跟她们说。有些话说了人家不信，我就放在心里。有一次，人家投诉我送晚了。是二号楼的一户，老太太八十七，她女儿给她订的饭。那天我送三号楼的时候，王秀兰开门慢，我等了一分半，加上雪天路滑，到二号楼晚了二十分钟。她女儿打电话到助餐点，说，饭送得太晚，我妈等到十二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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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餐点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个事，我说，是我的错，我明天早出门十分钟。第二天我十一点就出门，先送二号楼，再送三号楼。可这么一改，三号楼的两户又说晚了。我最后定下的法子是：把要赶时间的户排在前头，一共五户，剩下的按原路线。这五户我写在订餐本的第一页上，用红笔标了一个点。
这个法子用了三年，没有投诉。我这九年，一共被投诉过四回。头一回是送晚了二十分钟，第二回是有一次米饭硬了，第三回是菜里有姜，老人不吃姜，第四回是我把一户的菜送到了另一户。前三回我都改了：米饭硬了，我让老段多加水，一桶饭多放半碗水；菜里有姜，我让老段把姜切成大片，方便挑出来；送错菜那一回，我当天下午又跑了一趟，把两份换回来。
第四回我没改，因为改不了：两份菜一模一样，都是土豆烧肉加白菜，只差一格。我后来在饭盒上贴纸条，写上姓。我这行不怕投诉，怕的是人家不说。不说了，人家就不订了。订餐本的第一页上，我写了几行规矩。第一：装桶先装素，再装荤，最后装汤。第二：出门前数一遍，十六份，不多不少。第三：敲门三下，等一分钟；没动静再喊，再等一分钟；再没动静打电话。第四：饭送到桌上，药盒推到桌子中间。第五：遇着人不在家，饭带回来，晚上热了自己吃，不许扔。
这五条是我九年摸出来的，写在本子第一页，字比别页大。小周拿走本子的时候，我说，你先看第一页。她说，我看过了。我说，你看懂了没有。她说，看懂了。我说，看懂了还要做。她做了三个月。有一回她把一份饭扔了，因为那户人不在家。我知道了，说，你怎么扔了。她说，坏了。我说，坏了也不许扔，你带回来，我给你讲为什么。
我送的十六户里，有一户条件好。是三号楼四单元三楼，姓宋，八十二，退休前在机关做会计。他家的门是防盗门，门上有一个摄像头，门口摆着两盆花。他有保姆，保姆上午来，做饭、洗衣、打扫。他订饭是订一份，中午吃。我去的时候，保姆开门，把饭接过去，倒在自家的盘子里，把饭盒还我。我一般不进他家门。
有一回保姆不在，他自己开门。他说，李师傅，进来坐。我进去了，屋里干净，桌上铺着桌布，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他说，我这一份饭，是给保姆吃的。我说，那你自己吃什么。他说，我自己有。我说，那你还订。他说，我订的是有人中午来一趟。我说，保姆不是来。他说，保姆不说话。
我那天明白了：他订的不是饭，是中午有一个人上门这件事。我在纺织厂做了二十二年挡车工。一九八六年进厂，十八岁，学徒，跟着一个姓吴的师傅。挡车工是看机器，机器转得快，线断一根，要马上接上，接慢了就出一堆废纱。我一个班看四台，一天走二十多里。厂子在城西，三千多人，有食堂、有澡堂、有托儿所。我在厂里认识了我男人，他是机修工，来修我的机器，修了三回，第三回我给他带了一个馒头。
二〇〇八年，厂子关了。那年我四十，工人买断工龄，一年补一个月，我拿了二十一个月，一共四万多。四万多块，我拿回家，放在柜子里，一分一分花。厂子关的那年冬天，我站在厂门口看了半天。厂门口的门卫室还在，牌子摘了，墙上还留着几个钉眼。厂子关了以后，我在家待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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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年我干过三样活：给人看孩子，一个月六百；在超市做理货，一天六十；在饭店洗碗，一个月一千二。看孩子看了半年，那家搬到省城去了。理货做了四个月，超市关了。洗碗做了一年，饭店换老板。二〇一〇年，社区招助餐点的人，一个人来问，我说我来。她说，你会做饭不会。我说，我会。她说，不是让你做，是让你送。我说，我送。
我第一个月送八户，一天八趟，一个月一千四。第二个月加到十二户。第二年是十六户，一直到现在。我这份活，是我四十二岁那年找的，干了九年。我送的人里，有一个是我厂里的同事。那是菜市场后头平房的马长贵，八十二。他原来在厂里做保全工，修机器，比我大十岁。我刚进厂的时候，他在车间里走，手里拿一把扳手，腰上挂一串工具。
我第一天送饭到他家，他开门，看了我半天，说，你是……纺织厂的。我说，是。他说，你在三车间。我说，是。他说，你叫什么。我说，李桂英。他说，我记得你，你那时候瘦。我说，我那时候一百斤。他说，你现在一百二。我说，一百三。他笑了。他笑了以后就不说话了。他说，厂子关了以后，我没见过几个厂里的人。
马长贵跟我说过厂里的事。他说，三车间有八十四台机器，一天三班，一个班二十八个人。他说，他修机器修了二十六年，哪台机器有什么毛病，他一听声音就知道。他说，有一年冬天，车间里一根蒸汽管子爆了，白气喷出来，看不清人，他冲进去关阀门，胳膊烫了一块。我说，我记着那回，车间停了两天。
他说，你还记着。我说，我记着，因为那两天我们没活干，在食堂门口坐着晒太阳。他说，我们修了两天管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只手在桌上敲，敲得像机器转的节奏。我后来想，我这九年送饭，送的是我自己的后半辈子。我在厂里的时候，三千多人，一天到晚有人说话。厂子关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家，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我男人上班，孙女上学，屋里就我一个。
现在我一天说多少话？十六户，一户三五句，一天说五六十句。加上厨房里跟老段说，跟小周说，一天说一百句。我这个人说话不多，可我一天不说，心里就空。我男人说过一句：你干这个活，不光为钱。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在家待着不说话，人会待坏。我说，你说得对。
二〇二五年冬天，我送饭的时候摔了第二回。那天不是雪，是雨夹雪，地面上一层薄冰看不见。我在二号楼楼下拐弯，车倒了，桶也倒了。这一回桶盖开了，菜洒了一半，汤全洒了。我坐在地上，先把桶扶起来，把没洒的菜拢回格子里。有一户的饭全洒了，我骑车回助餐点，重新装了一份，再送过去。那户老太太开门，看见我衣服上都是菜汤，说，你怎么了。我说，摔了一跤。
她说，你进来，我给你擦。我说，我身上脏。她说，脏了擦。她拿了一块毛巾，给我擦衣服上的汤。擦的时候她说，你这个人，摔了还先送饭。我说，饭是热的，凉了就不好吃。二〇二六年一月，我给一户人家送了一份不一样的饭。那是二号楼的老太太，八十七，她女儿打电话来，说她妈查出来不好的病，吃不下饭。我说，那我给她做点软的。老段给她做了鸡蛋羹，蒸得嫩，一勺一勺能咽。
11
我送去，她躺在床上，看见我，说，李师傅。我说，我给你带了鸡蛋羹。她说，我吃不下。我说，你吃一口。她吃了一勺，说，好吃。我说，好吃就再吃一勺。她吃了四勺，说，行了。那半个月我每天给她送鸡蛋羹。第十五天，她女儿打电话说，我妈走了。我拿着电话，说，我知道了。
那天的鸡蛋羹我照做了，做完了放在桶里，送完了别的十五户，最后我把那一份带回家，自己吃了。挡车工的手是快的。接头要先找断头，两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一捻，一对接，一拧，就接上了。接得好的头，看不出接痕，织出来的布上没有结。接得快的一分钟接八个，慢的一分钟接四个。
我手最快的时候，一个班断四十根，我全接上了，没出一块废布。那年车间评先进，评了六个人，有我一个，奖了一条毛巾、一个搪瓷杯。那个搪瓷杯我用了二十几年，白底蓝字，写着先进工作者。杯口磕了两个口，我用砂纸磨过。现在这个杯子在我家柜子里，装针线。我这双手，接了十几万根线，现在一天拎十六个饭盒。
我这双手，指头粗了。以前接纱线的时候，指头细，指尖上有一层茧。现在的茧在掌心里，是拎桶、端饭盒、拧瓶盖磨出来的。指关节有两个发了粗，早上一动就响。有一年冬天，手裂了，裂了四道口子，洗手的时候疼。我抹了蛤蜊油，抹了半个月，口子合了。我孙女说，奶奶，你的手像树皮。我说，我的手干了三十七年活。她说，我妈的手不像树皮。我说，你妈在办公室。她说，那你怎么不去办公室。我说，我不会写字。
她笑了，说，奶奶你不会写字。我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我会写订餐本，别的我不会。有一回，我给一户修了下水管。那是三号楼四单元二楼，八十一岁的老太太，厨房的下水管漏了，漏在地上，一摊水。她说，我打电话给物业，物业说明天来。我说，我看看。我把手伸到水槽底下，摸了一下，是接口的螺帽松了。我说，有扳手没有。她说，没有。我说，我下去拿。
我车上有一把活动扳手，是我男人放在我车斗里的。我拿上来，把螺帽拧紧，又拧了一圈，水不漏了。她说，你还会修水管。我说，我在厂里看过机修工修，看了二十二年。她说，你看就能修。我说，这种小毛病能修。第二天物业来了，看了一眼，说，修好了。她说，送饭的修的。物业的人笑了，说，那我们还来干什么。
二号楼三单元一楼有一户养狗。狗是小狗，黄的，叫豆豆，见人就叫。我第一次去，狗在门口叫，主人在屋里说，豆豆，别叫。狗不听，还叫。我说，你把它抱起来。她把狗抱起来，狗还在叫。我说，我放下饭就走。她说，你别怕，它不咬人。我说，我不怕，我怕它踩饭。
后来我去了几十回，狗认得我了，见我不叫了，还摇尾巴。有一回我把饭放在桌上，狗过来闻，主人说，豆豆，走开。有一年冬天，狗死了，老死的，十四年。我送饭的时候，她在屋里，说，李师傅，豆豆走了。我说，我知道了。她说，我今天不想吃饭。我说，你吃半碗。
12
她把半碗吃了，说，家里静。有一户的儿子怀疑过我。那是五号楼二单元四楼，老太太八十三，儿子在本地，一周来一回。有一回他来的时候我在，他问我，你一天送多少家。我说，十六家。他说，你进人家屋吗。我说，进，饭要放桌上。他说，你放桌上就走。我说，我走。
过了几天，他母亲打电话到助餐点，说她放在抽屉里的两百块钱找不着了，问她儿子是不是拿了。她儿子说没拿。她儿子就打电话到助餐点，问送饭的人有没有进过她的屋。助餐点负责人找我谈话。我说，我进她屋，饭放桌上，药盒推到桌子中间，我不开抽屉。她说，那钱哪儿去了。
三天以后，钱找着了，在她的一件棉袄口袋里。她自己放进去忘了。她儿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李师傅，对不起。我说，没事。他说，我妈让我谢谢你。我说，谢什么。他说，谢你没跟她吵。那件事以后，我改了做法。从那时起，我送饭进门，先喊一声，把饭放桌上，把药盒推过去，说一句饭后半小时，然后退到门口。老人要是想说话，我站在门口听，不进里屋。
有一户老人说，你怎么不进来坐了。我说，我忙。她说，你以前坐。我说，我以前不懂事。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不好受。可我知道，我一个人进人家屋，人家丢了东西，说不清。我这行有个规矩，是助餐点定的：送饭进门不超过三分钟。我九年守这条，只有救人的时候超出了。
有一个老人，把菜留给我吃。那是菜市场后头的马长贵。我送饭，他把饭盒打开，把里头的肉夹出来，放在一个小碟里，说，你吃。我说，我不吃，我在助餐点吃。他说，你在那儿吃的是大锅菜，这个是我给你的。我说，我不能吃你的饭。他说，我一个人吃不了。我说，吃不了你留着晚上。他说，晚上我煮粥。
我端着那碟肉，站了一会儿，最后吃了两块。他看着我吃，说，好吃吧。我说，好吃。后来我每次去，他都夹两块肉出来。我吃了三个月，他走了。他走以后，我送饭到那排平房，走到他家门口，站了一分钟，才想起这一户已经划掉了。冬至那天，我们在厨房包饺子。老段和面，我和馅，小周擀皮。三个人包了一千个，猪肉白菜的。中午来吃的老人有二十几个，一人二十个。送的那十六户，一户三十个。
我送饺子送到五号楼，孙有福开门，说，今天什么。我说，饺子。他说，什么馅。我说，猪肉白菜。他说，好。他吃了半碗，说，我年轻的时候，冬至包饺子，一家人包一下午，包三百个，冻在院子里。我说，冻饺子好吃。他说，冻的煮出来皮硬。我说，现在的饺子皮软。
他说，那时候的饺子，一年吃一回。我说，现在一个月能吃一回。他说，现在吃不出那个味了。我把剩下的饺子装回桶里，说，你留着晚上煎着吃。下午我在厨房择菜、洗碗。一顿饭四十个人的菜，一筐一筐择，择完了洗，洗完切。老段炒，我打下手。锅是大锅，一口能炒二十斤，铲子跟铁锹一样。
13
洗碗是三个人，一天洗一百多个碗、四十多个盘、十六个饭盒。饭盒是助餐点的，不锈钢的，一盒两层，回来一个一个刷，刷完晾在架子上。我一天洗碗一个钟头，手泡在热水里，泡得发红。有一年冬天，手上裂口子，就是这个钟头泡出来的。老段说，李师傅，你别洗碗了，你去歇着。我说，我歇着心里不踏实。他说，你就是闲不住。我说，我闲了九年了，闲怕了。
助餐点的账，我算过。一份饭十块，成本是米一块五、菜三块、肉两块、油盐一块、煤气五毛、人工一块五，剩下的钱不多。街道补贴一部分，老人自付一部分。十六户送，一个月四百八，涨了以后够本。有一回负责人跟我算，说，李师傅，你这十六户，一个月能挣多少。我说，我工资两千八，跟户数没关系。她说，你知道就好，别以为你送得多挣得多。
我说，我知道。她说，我这账紧，你别给我添乱。我说，我添什么乱了。她说，你别自己给人家加菜。我说，我加过一回。她说，哪回。我说，马长贵那户，我给他加过半个鸡蛋。她说，你怎么加。我说，从我自己那份里省。我家的钱，我知道。我一个月两千八，我男人一个月三千二，两个人六千。孙女的学费、饭费一个月四百，房租水电三百，买药一百，剩下的吃饭穿衣。
我一个月存不下一千。有几年存不下钱，孙女上幼儿园那两年，一个月学费八百，我把存折上的一点钱花完了。我儿子一年寄回来一万，我存着，给他以后用。我跟他说，你在外头，别把钱都寄回来。他说，妈，我这边够。我说，够就好。我这辈子没大钱。厂里买断的四万，我拿了三年花完了：给儿子结婚用了一万，孙女出生用了一万，剩下的换了家里的门窗。
我孙女问过我一句话。她说，奶奶，你为什么给人家送饭。我说，挣钱。她说，挣多少。我说，两千八。她说，我妈一个月挣四千。我说，你妈在厂里，我在街道。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换个活。我说，我这个年纪，换不了。她说，那你不难过。我说，我不难过，我这个活好。
她说，哪里好。我说，我一天走十六家，一天见十六个人，这十六个人等我去。她说，等你干什么。我说，等那口饭。她想了想，说，那我等你回家。我说，你等我，我天天回。她说，你有一天不回呢。我说，我有一天不回，你也就长大了。有一回我送不了饭。那天我孙女在学校发烧，老师打电话让我去接。我十点二十到学校，把她带到医院，挂号、量体温、看医生、拿药，一直弄到十二点。我给我男人打电话，他说他在修水管走不开。我给小周打电话，她说，李姐，我去送。
她那天替了我一趟。我晚上回家，打电话问，她说，送完了，一户没落。我说，有没有出错。她说，有一户说饭凉了。我说，哪一户。她说，五号楼的那个耳朵背的。我说，他那户要在他门口等，他走路慢，饭放门口就凉。她说，我等了，他说凉了。我说，你把饭盒打开，把菜倒在他碗里，让他在锅里热一下。
第二天我自己去了，把五号楼那户补了一遍。孙有福开门，说，昨天换人了。我说，我孙女病了，我让人替我。他说，那人说话快，我看她嘴，看不清。我说，她年轻，说话快。他吃了一口饭，说，昨天那份饭凉。我说，我让她搁门口了。他说，她搁在门口就走了。我说，她不知道要等。
14
我说，从今天起，我把纸改一下。我把门上那张纸重新写了一遍，加了一句：饭放桌上，等你坐下才走。他说，你写的字大。我说，我写得再大你也看不见，你得看嘴。他说，看纸也行，纸大。那天我和他磨了半天，把那张纸贴正了，四个角都用胶带粘住。我这九年，只请过三回假。
头一回是我男人做手术，胆结石，住了七天。第二回是孙女发烧，一天。第三回是我自己拔牙，半天。三回都是小周替的。头两回她还没来，是助餐点的另一个人替的。我不爱请假。我请假一天，十六户就得有人替，替的人不认门，不认人，认不得哪家哪户的规矩。我请一天假，心里要惦记一天。
我男人做手术那七天，我白天在医院，晚上回家，每天还打两个电话到助餐点，问送到了没有。他说，你别打了，你都住院了，还惦记饭。我说，我惦记的不是饭。有一个老人问我姓什么。那是二号楼的老太太，八十四，我送了三年，她一直叫我送饭的。有一天她问我，你姓什么。我说，姓李。她说，李什么。我说，李桂英。她说，桂英，好名字。
从那以后她叫我桂英。她说，桂英，今天的菜咸了。我说，我明天让厨师少放盐。她说，桂英，我的药换了，一天吃两回。我说，我记上。有一回她叫错了，叫了一声秀兰。我说，秀兰是三号楼那户。她说，我记混了。我说，你记混了不要紧，我记得。我这一趟十六户，名字我都记得。名字记不住不行：叫错了，人家心里不舒服。
二〇二六年二月，一个老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三号楼四单元三楼的老太太，八十六，姓宋，原来在纺织厂做记工员。她拿出一张黑白照片，说，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照片是在车间里照的，一排机器，六个人站在机器前面，都戴白帽子。我看了半天，说，这个是我。她说，你那时候瘦。
我说，这是我二十一岁。她说，那时候厂里搞竞赛，我记工，你们车间六个人，一个月没出废布，奖了一面锦旗。我说，我记得那面锦旗，挂在车间门口。她说，照片我还有一张，是厂门口的。我说，你给我看看。她翻抽屉，翻了半天，拿出一张，说，就是这个。照片上是我们厂的大门，门上写着厂名，门口站着十几个人，都是二十几岁。
那张厂门口的照片，我拿回家，看了一晚上。照片发黄了，边上卷着。照片里的门是铁的，两扇，中间有一根横杆。门的左边是门卫室，右边是墙，墙上贴着红纸。那十几个人我认出了五个：一个姓吴的师傅，一个姓刘的，一个姓赵的，还有两个叫不出名字。我认出来的人是二十几岁，都不是现在的样子。
我把照片用手机拍了一张，放大看，看见我站在第二排最右边，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着。我这辈子就进过一个厂。二十二年，进厂的时候十八，出厂的时候四十。我在厂里的那些年，都在这张照片上，就是一个小人。我家柜子里有一块工牌。工牌是塑料的，蓝色的，上头有我的名字、车间、工号。工号是四位数，四位数的头一位是三。
15
工牌上有一张照片，是我十九岁的时候照的，头发剪得短，脸有点圆。照片后头是一张纸，写着进厂日期。我把工牌拿出来，擦了一遍，放在桌上，让我孙女看。她拿着看，说，奶奶，这是你。我说，是我。她说，你那时候好看。我说，那时候年轻。她说，这个牌子能干什么。我说，进厂要戴，戴了才能上班。她说，不戴呢。我说，不戴门卫不让进。
她说，那你现在还戴不戴。我说，不戴了。她说，为什么。我说，厂没了。她把牌子放回桌上，说，那你留着。我说，我留着。助餐点要搬家。二〇二六年三月，街道通知说，我们这两间平房要拆，地方要修绿化。新的地方在小区另一头，是两间门面，比现在大，有灶台、有冰箱。
我听了这个消息，先想的是路线。新的地方在小区西门，离三号楼远两百米，离菜市场后头那排平房近一百米，离二号楼远三百米。我拿着一张纸，画了一张图。图上画的是路、楼、单元、门口。我把十六户一个一个标上去，算了一遍，一趟多走六百米，多十五分钟。我跟负责人说，路程长了，我要早出门十分钟。她说，行。我说，还有，五号楼那三户要放在最后，因为近了。她说，你定。
搬家的头一天，我在旧厨房里坐了一会儿。那两间平房我待了九年。灶台是我擦的，墙上那块油渍是我擦不掉的，门框上有一道铅笔线，是老段量的，说门高两米。窗台上摆着一排饭盒，九个，都是我洗了晾的。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那个灶台。九年前我来的时候，这个灶台是新的，现在它黑了一块，是火烧的。
老段说，你别坐这儿了，东西都搬走了。我说，我坐一会儿。他说，你舍不得。我说，我在这儿干了九年。第二天新地方开火。灶是新的，火旺，锅也新，我第一次炒菜，铲子拿在手里不顺手。新地方的路线，我走了三天才顺。第一天我从西门出去，先到菜市场后头那排平房，再往东到三号楼，最后到五号楼和二号楼。走完一趟，十二点五十，晚了十分钟。
第二天我改了：先三号楼，再二号楼，再五号楼，最后菜市场。这一趟十二点四十，还是晚。第三天我算了一下，问题不在顺序，在路程：新的地方到三号楼要绕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跳广场舞的，车过不去。我最后定的是：从西门出来，沿围墙走，绕过广场，到三号楼，这一条路多两百米，但是不堵。
我把这条路线画在本子的第一页下面，画了三天。广场舞那个点，我后来跟她们熟了。她们一天两场，早上七点到八点，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中午过的时候，广场是空的，只有几个老头在下棋。有一回我骑车穿过广场，一个下棋的老头说，送饭的，你从边上走。我说，我赶时间。他说，你赶时间也不能从棋盘上过。我说，对不起。
从那以后我从边上绕。绕了几回，那几个老头认得我了，看见我就说，送饭的来了。我说，来了。有一天下雨，广场上没人，我从中间骑过去，骑到一半看见一个老头坐在亭子里，他说，今天没人拦你。我说，今天不用绕。他说，你绕了三年。我说，绕惯了。二〇二六年四月，我五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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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年纪，在我们这条街上不算老，在助餐点算老的。来吃饭的老人，八十几的有七个，七十几的十几个，六十几的也有。我五十二，比他们小一辈。有一回一个八十九的老太太问我，你多大了。我说，五十二。她说，你还年轻。我说，我不年轻了。她说，我八十九，我看五十二就是年轻。
我说，我腿也疼了。她说，我腿疼了二十年。我说，我腰也疼。她说，我腰疼了三十年。她说，你要疼到我这个年纪，还早。我笑了。她说，你别笑，我这个年纪还活着，是有福气。二〇二六年五月，来了两个新订户。是一对夫妻，男的六十七，女的六十五，都退休了。男的原来是中学老师，女的在医院做过护士。他们订饭的时候，是女来的，她说，我们俩订两份。
我说，你们六十几，还做得动。她说，做得动，就是不想做了。我说，一天做三顿，做四十年，够了。她说，你说得对。我说，那你们订。她说，我还有个事，我妈也住这儿，八十九，她那份要软。我说，那三份，一份软的。她说，你怎么记。我说，我记在本子上。她们家是第一户订三份的。我那一天送三份到他家门口，男的开的门，看见三个饭盒，说，我们家怎么三份。我说，你们俩加你妈。他说，对。
那对夫妻头一个月，有点不好意思。我送饭去，男的开门，说，李师傅，这个饭，我们吃得不好意思。我说，怎么不好意思。他说，我们不是走不动。我说，订饭不看出身。他说，人家看见我们订饭，会怎么说。我说，人家不管。他说，隔壁那家就说了，说我们懒。我说，人家说人家的。
他说，我做了四十年饭。我说，那你现在不做。他说，我不做心里空。我说，你空就做点别的。第二个月我送饭去，他门口摆了一盆花。他说，我开始养花了。我说，好。他说，做饭的时间，我拿去养花。我说，一样。那对夫妻后来帮了助餐点一个忙。女的原是护士，她说，你们这十六户，谁吃什么药，有没有人管。我说，我记在本子上，提醒他们。她说，光提醒不行，有的老人吃错。
我说，那可怎么办。她说，我给你做一张表，谁吃什么药，几点吃，写清楚，你贴在墙上。她花了两天，做了一张表，用大字写的，贴在厨房墙上。表上分四栏：姓名、药名、时间、注意。十六户，写了十六行。老段看了说，这个好，我做饭的时候也能看见。小周看了说，这个比我记的清楚。
我说，这是人家护士做的。她说，我就是想做点事。我有一回把药记错了。那是二号楼的老太太，八十七，她的药有两种，一种白的，一种粉的。我把粉的记成了白的，提醒她吃白的那一种。她吃了两天，说，头有点晕。我心里慌，当天下午去找她女儿。她女儿看了药盒，说，妈，这个粉的是晚上吃的。我说，我记错了。她说，李师傅，幸亏只两天。
我把本子上那一页改了，用红笔写了一遍，又在她家的药盒上贴了一张纸条。那以后我每回提醒药，都把纸条拿出来对着看，不凭记忆。我九年只错过这一回药。这一回，我记了两年。还有一回，我为了一户的药去了药店。那是五号楼孙有福，他的药有五种，有一回一种吃完了，他自己不知道。我送饭的时候他说，我那个小瓶子空了。我说，哪种。他把空瓶子给我，我拿着去了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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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的姑娘看了看，说，这个要处方。我说，他有处方，就是他不知道放哪儿了。她说，那你让他家属来。我说，他没家属在本地。她说，那我不能卖给你。我说，我不是买，我是问这个药叫什么，我回去让他找处方。她给我写在一张纸上，写了药名。我拿回去给孙有福，他拿着那张纸，说，我找找。他找了半个钟头，找着了，在抽屉里，压在一本相册下面。
有一户，电视总是开着。那是三号楼四单元一楼，八十四的老太太，我进门的时候，电视开着，声音很大。她说，你放桌上。我说，好。她说，你关门。有一回她的电视坏了，屋里静得厉害。我送饭进去，她说，李师傅，我这电视不出人了。我说，我看看。我看了一下，是插头松了，我插上，电视就出人了。她说，你怎么懂这个。我说，我在厂里看过电工修。
从那以后，她把我当修东西的。灯不亮了喊我，水龙头滴水喊我，遥控器不好使也喊我。我说，我只会这几样。她说，你会这几样就够了。有一个老人，眼睛看不见了，还订饭。那是菜市场后头平房的最后一户，八十六，女的，白内障，没做手术。她一个人住，眼睛看不见，靠手摸。
我送饭进门，先喊一声，让她知道是我。然后我把饭放在桌上，把筷子放在她右手边，把汤罐放在左下角。放的位置固定，她摸得着。她吃饭的时候，我在旁边站着，看她摸到筷子。她摸到筷子，我就走。有一回我把汤罐放在了右上角，她摸了半天没摸着，说，今天这个罐呢。我说，我放错了。她说，你别放错，我看不见。
从那天起，我进门先说三句：饭在桌上、筷子在右手、汤在左下。她听见了，就不慌。最冷的一天是一月里的一天，零下十一度。那天我戴了两副手套，里头的薄，外头的厚，还是冷。桶的外头我裹了一件旧棉袄，是把棉袄拆了，剪成一块布，用绳子捆在桶上。送第一户的时候，我的手指不听话，敲门敲不出声，声音是闷的。三号楼的王秀兰开门，看见我，说，你怎么不进来。我说，我进来。
她说，你的手怎么了。我说，冻的。她说，你把手放在暖气上。我把手放在她家的暖气片上，放了五分钟，手指才能弯。那一趟我送完十六户，回家脱鞋，脚趾头是白的。我男人拿热水给我泡，泡了半个钟头，脚趾头才发红。他说，明天别去了。我说，明天去。我这九年穿坏了五双鞋。
都是胶底布鞋，黑色的，一双三十来块。我们这个活费鞋：一天上下楼几十层，楼道是水泥地，鞋底磨得快。一双鞋穿一年半，磨到鞋底偏了，就走不稳。我换鞋的地方在楼道。有一户人家门口有一块毯子，我怕踩脏，每次进门前先把鞋在门外蹭一蹭。第五双鞋是去年买的，鞋底还没磨偏。我在鞋里头垫了一双棉鞋垫，是我自己缝的，用旧棉袄的里子。
我男人说，你买双好鞋。我说，好鞋贵，磨坏了可惜。他说，我给你买。我说，你买我也不穿。我有一件蓝围裙。围裙是助餐点发的，蓝布，前头两个口袋，一个装笔，一个装钥匙和零钱。围裙上有油渍，洗不掉，洗了九年在胸口那一块留下一个淡黄的印。我这件围裙的带子换过三回。第一回是布带断了，我用一根尼龙绳接上；第二回是扣子掉了，我用针缝；第三回是口袋破了一个洞，我在洞上补了一块布，补的布是另一个颜色。
18
我穿着这件围裙进人家屋，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送饭的。有一回我在菜市场买菜，摊主看见我的围裙，说，你是助餐点的。我说，是。他说，我妈在那儿吃饭。我说，你妈是谁。他说，姓刘。我说，我知道，她坐第三桌。二〇二六年，助餐点发了新围裙。新的比旧的厚，藏青色，口袋是斜的，上头绣着街道的名字。负责人说，李师傅，你那件旧的别穿了。
我说，我这件还能穿。她说，你那件太旧了，人家以为是外头的。我说，人家认得我。她笑着走了。我没换。小周换了新的。她穿着新围裙跟我跑了一趟，路上说，李姐，你怎么不换。我说，我这件穿了九年，人家看见这件围裙就知道是我。她说，新的也能认。我说，新的认不出。
其实我不换，是这件围裙的口袋正合适：笔插在左边，钥匙在右边，手伸进去不别扭。新围裙的口袋太深，笔掉出来过两回。有人给我织过一双手套。是二号楼的老太太，八十六，会织毛线。她织了一双，灰色的，手指头那一截短，露着指尖。她说，你戴上试试。我戴上了，正好。她说，我照你的手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手多大。她说，我看你敲门的时候，手在门上。
那双毛线手套我戴了三个冬天。第三年冬天，右手的手套指尖磨破了，我用线缝上，缝得不好看。老太太去年走了。手套我还留着，放在柜子里，跟我的工牌放在一起。我这活，我打算干到六十。六十岁以后，骑车不稳，上楼也费劲。我想再干八年，干到六十，把十六户交给小周，我在厨房打下手。
我跟小周说过这话。她说，李姐，你六十了还来。我说，我来，我不要工钱。她说，那不行。我说，那我择菜。她说，你为什么还来。我说，我不来，我在家坐着。我算过：我干到六十，一共十七年，送饭两万五千趟，走的路上万里。这个数我算不清，我算清的是我一天走二十来里，一年七百来里。
我把保温桶交给小周那天，是六月。桶是助餐点的，我用了九年。桶身上有一道划痕，是二〇二一年摔的那一回磕的。桶盖上的皮筋我换过十几根，最后这一根是红的，是孙女的手绳。我说，小周，这个桶你拿走吧。她说，李姐，我用新的。我说，这个桶保温好，我知道它凉得快不快。
她把桶拿过去，掂了掂，说，这么沉。我说，装了饭就沉。她说，你怎么拎了九年。我说，拎惯了。我教她把桶绑在车后座上：绳子要绕两道，第一道绑桶底，第二道绑桶盖，绑紧了不会歪。她绑了三回，绑好了。二〇二六年六月的一个中午，我最后一次送完十六户。那天天气好，太阳大，我骑得不快。送最后一户是二号楼五楼，我上楼，敲门，老太太开门，说，来了。我说，来了。
她说，今天什么菜。我说，茄子，一个鸡蛋。她说，茄子好。我下了楼，站在楼下，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五楼的窗户开着，晾着一条毛巾。三号楼的窗户也开着。这几栋楼我上了九年，哪一层有几级台阶，我都知道。我把车推到车棚，锁好。那天下午我在厨房择菜。小周自己去送了。她走之前把桶绑在车上，绑了两道，我看着她绑好。她骑车出去的时候，我站在门口，看她的车拐出西门，看不见了才回厨房。
19
老段说，你怎么像送孩子上学。我说，我看了九年这条路。我择了一筐豆角，择得慢。四点钟我去接孙女，接回来做了饭。晚上七点，小周给我打电话，说，李姐，十六户送完了，十二点四十回来的。我说，都好吧。她说，都好。她说，李姐，有件事我得说。我说，你说。她说，五号楼那个耳朵背的，我敲了两下，他没听见。我说，你怎么弄。她说，我把纸往门缝里塞了塞。我说，他开了没有。她说，开了。我说，那就对了。
她说，三号楼四零二的老太太问我，你怎么不来了。我说，你怎么说。她说，我说李姐退休了。我说，你怎么说我退休。她说，我错了。我说，我没退休，我还在厨房。她说，那我明天跟她改。我说，你改。她说，我怎么说。我说，你说李姐在后头择菜，让我替她跑。我放下电话，坐在桌边，心里空。
第二天上午，我上楼去了王秀兰家。我敲门，敲三下，等。她开门，看见我，说，你不是退休了。我说，我没退休，我在厨房。她说，那你今天怎么来。我说，我来看看。她说，进来。我进去，坐在小凳上。她说，你不送饭了，我这一天少一段话。我说，小周也说话。她说，她说话快，我听着累。
我说，那我隔一天来一趟。她说，你忙。我说，我不忙，我在后头择菜，择完了就上来。她说，那你来。我说，我来。她说，你来了，我就有人说话。那天我坐了二十分钟，走的时候她说，明天见。我说，明天见。我孙女这个学期学会了煮面条。她自己煮，煮得软，放一个鸡蛋。有一回我回家晚了，她在厨房里站着，锅里冒着气，她说，奶奶，我给你煮了面。
我说，你会煮了。她说，我会。我说，你怎么会。她说，我看你煮。那碗面我吃了，咸了。我说，咸了。她说，我放了两次盐。我说，下回放一次。她说，奶奶，你以后不送饭了。我说，我不送了，我在厨房。她说，那你还在那个地方。我说，在。她说，那我放学去找你。我说，你来。她说，我帮你择菜。我说，你择不干净。
我抄了一份本子，留在家里。是旧的十七页，我一个字一个字抄的，抄在一个练习本上。抄的时候我把已经划掉的户也抄了：老周、孙有福、马长贵、二号楼那个老太太。我抄这份不是为用，是为我自己。我抄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抄一页，抄完了放在抽屉里，跟工牌放在一起。
有一回我孙女翻出来看，说，奶奶，这上头写的是什么。我说，是人家吃什么。她说，你怎么记人家吃什么。我说，我记了九年。她说，你记这个干什么。我说，我记着，我心里踏实。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号，早上五点半，我还是五点五十五醒了。我起来做饭，给孙女梳头，送她上学。回来买菜。九点半到助餐点，进厨房，把一筐土豆削了。
十一点，小周装桶。我站在旁边看，看她装素的、装荤的、装带汤的。她装完，数了一遍，十六份。她说，李姐，我走了。我说，路上慢点。她说，好。她骑车出去，我站在门口看，车拐出西门，看不见了。我回厨房，接着削土豆。削完土豆，我站在窗前看外面。西门外那条路我骑了九年，路上有一个坑，我每回都绕。那棵槐树在墙角，树下有一块石头，我下车的时侯把车靠在那儿。这些我都记得。
20
窗外的太阳很大，路上有人走，有人骑车。小周的车过去了，我没看见，她大概已经到三号楼了。我想，那条路她要是走错了，会绕一圈。绕一圈就晚十分钟。晚十分钟有一户要等。我拿了一块抹布，把灶台擦了一遍。我今年五十二，送了九年饭，送了十六户，一天二十来里路。
我这九年，摔过两回，救过三回，被投诉过四回，把一户人家的钥匙挂在自己围裙上挂了两年。我用过的保温桶是二十四升的，两层，桶盖上勒着两根皮筋，最后那一根是红的。我这活儿简单：把饭送到人家桌上，把药盒推到桌子中间，说一句饭后半小时，看一眼人家的门缝有没有光。
我这一辈子，十八岁进厂，四十岁出厂，四十二岁开始送饭。我这双手接过十几万根纱线，也拎过两万多个饭盒。我这一行，我干得踏实。那天中午，我回家吃了一碗面。面条是我自己煮的，软，放了一个鸡蛋，两片白菜。我坐在窗边吃，外头太阳晒到桌角，桌面是热的。
我吃完，洗了碗，坐在椅子上，把蓝围裙脱下来，挂在门后。这件围裙我穿了九年，口袋破过三个，油渍洗不掉。我把它挂好，拍了拍，走开了。下午四点二十，我去接孙女。她出校门，看见我，跑过来，书包在她背上跳。她说，奶奶，今天老师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奶奶。我说，你写什么。她说，我写你送饭。
我说，你不用写我送饭。她说，我就要写。我说，你写什么。她说，我写你一天敲十六个门。我说，门是楼的门。她说，那我写你一天送十六份饭，一份一份热。我说，饭到最后一户不热了。她说，那就写不太热。我笑了，说，你写。晚上我看她写作文。她趴在桌上，用铅笔，一格一个字。她写了三百字，写完了念给我听：我的奶奶五十二岁，她给老人送饭。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把饭装在一个大桶里。她骑车走很多路。她敲门敲三下。她跟老人说话。她一天挣的钱不多。
她念完了，问我，奶奶，你一天挣多少钱。我说，我一个月两千八，一天九十多。她说，九十多还这么干。我说，我干了九年。她低下头，在最后加了一句：我奶奶说，那些人在等她。她加的那一句，我看了两遍。我不知道她懂不懂。一个八岁的孩子，写人家在等她，也许只是照着我说的写。可我看那两个铅笔字，心里动了一下。
我这九年，等的不是我；等的是那口饭。可要说得再准一点，人家等的是一个每天中午会来敲门的人。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要是一天不听见谁叫我一声李师傅，我这一天就不算过完。我把作文本合上，拍了拍她的头。她说，奶奶，你明天还去吗。我说，我去，我在厨房。
我这九年，记住的都是很小的东西。哪一家的门槛高，抬脚要抬多高；哪一家的猫在门口蹲着，进门要喊一声；哪一家的暖气片烫，靠墙不能扶；哪一家的地板滑，我进门先蹭鞋。这些东西本子上没有，我记在腿和手上。有一回我上楼，走到三楼拐角，一只猫从台阶上跳下来，我拎着桶往边上一让，桶没歪，我的手磕在墙上了。那家的老太太开门，看见我的手背，说，你这手怎么了。我说，撞墙了。她说，我家的猫。我说，没事。
那只猫我后来熟了，它蹲在台阶上不动，我从它旁边过去，它连头都不抬。猫认人跟人一样，见惯了就不叫。我这一行，说到底就是把一件小事做九年。一顿饭，两个饭盒，一层一层装，一路上楼，一声敲门，一句饭后半小时。一天十六回，一年七百多回，九年两万多个来回。
这件事不大。可一个人一天有一顿热饭吃，一个中午有一次开门，一天里就有一段时间不是一个人。我这活儿没别的本事，就是这件事我干了九年，没落下过一天。明天是六月十九号。明天我还是五点半起，还是去厨房，还是十一点站在门口看小周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