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苏，这月《养生月刊》怎么又没到？”
老周把借书证拍在台面上，卡片边角磨起毛。苏禾没抬头，手先伸到台面下的铁盒里，抽出一张纸条推过去。
“邮局改周二送。明天下午三点以后来。”
“你怎么知道我准问这个。”
“上个月你问了两回。”
老周笑了一声，捏着纸条往窗边去。椅子腿在地上刮出一响，馆里又安静下来。
图书馆缩在单行道尽头，门脸只有两扇玻璃门宽。门口那棵梧桐，树皮裂得比馆藏最旧的《江北区志》还松散。九月底，太阳一过三点就没什么劲，光从玻璃门斜着切进来，正好落在借阅台第二格抽屉上。
苏禾三十岁。日子过成一套编号。几点开馆，几点清还书箱，哪种标签纸防潮，哪张卡该补磁条，各有位置。桌上摆三个铁盒，从左往右：待贴磁条，待补书脊，待录入。没人教她这么干，哪天起的她也说不上来。
最下一格抽屉上着锁。钥匙挂在脖子上，和工牌一根绳。
抽屉里压着一张百日照片，三个月的她。背景是照相馆一块绒布，印了七八只气球，线画歪了，都往右边斜。左上角一道折痕，从角上切到中间，纸面被捏得起了毛，棱还是硬的。
她一年拿出来两三回，每回不超过两分钟。
那天下午读者不多。靠窗的老人在翻去年的《养生月刊》合订本，两个中学生趴在长桌上写作业，笔尖划纸的声音一停就是一大片。空调出风口的塑料条松了，隔几十秒嗒一声。
门被推开，带进来一股干叶子味。
一个姑娘站在台前，二十出头，牛仔外套洗得发白，袖子卷了两道。手里捏着一张照片，捏得很死，指甲盖压得平平的。
“这儿能扫描照片吗？”
“能。什么样的。”
“就一张。”她把照片放到台面上，手松开时慢了半拍，“我听人说你们有设备。”
苏禾低头看。
左上角一道折痕，斜着切到中间。背景一块印气球的绒布，气球歪在同一个方向。
她把照片翻到背面。空白。再翻回来。
“等一下。”
她把台面上“在岗”的木牌翻成“暂离”，弯腰开锁，拉开最下一格抽屉。
抽屉里只有那张百日照片和一个旧信封。她把照片拿到台面，跟姑娘那张并齐放好。
气球在同一个位置歪，线往同一边斜。同块碎花襁褓，同一个折角。两张婴儿的脸都糊，眉毛是淡红一道，看不出谁是谁。
姑娘往后退了半步，鞋跟碰到椅子。
“这是我的。”
“哪来的。”
“我妈说是我的百天照。我从柜子底翻出来的。”她把手按在台边，指头抠着台面那道胶痕，“你这张怎么跟我的一样。”
“我叫苏禾。”她说，“这张在我抽屉里锁了二十多年。”
“周念。”姑娘说，“我一九八九年生的。”
“一九八一。”
阅览室最里面那张桌子靠着暖气片，最不显眼。苏禾把两杯水放上去，坐对面。
周念是从江北福利院出来的。她说她从小知道自己是抱的，养父母不提，她也不问。去年养父办退休手续，她才翻出这张照片，一起翻到的还有一个红皮本，封面上印着“儿童福利院”四个字。
“户口本上写独生女。”周念说，“我妈纺织厂的，我爸也是，双职工。”
“我家也干净。”苏禾说，“我爸苏建国，机械厂退休，领养手续齐的，一分不缺。”
“你查过吗。”
“没查。”
“我查了。”周念把手机转过来，屏幕上排着一列号码，后面画叉，一个接一个，“福利院说老档案移交民政了。民政说在数字化，查不了。档案馆让我出示原始关系证明，或者直系亲属身份材料。”
“你打了几通。”
“十一通。”她说，“十一句‘建议您另行咨询’。”
苏禾从台面下抽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写了一行：入院登记簿，现存何处。后面画了五个问号。
周念看着她写，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短。“你信我？”
“两张照片对得上。”苏禾合上本子，“对得上就是事。”
周念走的时候天擦黑了。她把照片装回外套内袋，走两步又回头，问能不能加个微信。苏禾说我没微信，你留个手机号，我打给你。
锁门、断电、拉卷帘。苏禾站在梧桐下面给苏建国打电话。
“今晚不回去吃，馆里盘库。”
那头咳了一声，隔了两秒才说话。“行。锅里有炖蛋，回来热一下，别吃凉的。”
“知道了。”
“盘完早点回。”
“嗯。”
挂了电话，她抬头看路灯。叶子被照得发白，风一过整棵树都在响。她捏着手机站了一会儿才走。
之后半个月，她请了三个半天假。
福利院新址在城北，公交要倒一趟。接待的人换了两茬。头一个说老档案在移交清册上标着“待整理”。第二个说整理要等上面拨款，什么时候拨不知道。
民政局档案科在二楼西头。窗口的姑娘把一张打印纸推出来。
“二〇〇〇年以前的收养登记，系统里查不到。”
“我就是那本档案上的人。”
“您得先证明您是。”姑娘把纸往前又送了一寸，“本人原始关系证明，或者直系亲属身份材料。”
苏禾把纸拿起来看。白纸黑字：因系统升级，二〇〇〇年前收养登记档案暂无法提供查询。
她没再说什么，把纸折成两折收好。
区档案馆在老电影院旁边。工作人员客气，给她搬椅子，倒了热水，听完她的话，还是那一句：原始关系证明，或者直系亲属身份材料。
她的直系亲属，正好是那本档案里最模糊的一页。
三次排队，三张纸，同一个建议。她回馆里把三张纸摊在桌上，用红笔在“另行”两个字底下画横。
第三个晚上她值晚班。九点闭馆前没事，她抽出一摞旧杂志合订本补标签。翻到一九九七年那本《江北画报》，封底是一张新华路街景。
公交车还是两节连一起的绿皮车。路牌上“新华路”三个字用的是旧体美术字，横折都带个弯，跟现在的仿宋牌不一样。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第二天馆务会，她把方案递上去。名字叫“江北记忆·老照片征集”，面向老居民收九十年代的街头合影、门牌照、校服照、车票根，来馆扫描存档，选一批做照片墙挂在阅览室东墙，赶区里全民阅读月。
王馆长五十多岁，看完把纸放下。“经费哪出。”
“扫描仪馆里有，展板用废书立改，不花钱。”
“人呢。”
“我一个人，加两个志愿者学生。”
王馆长看了她一眼。“别搞成个人信息收集。”
“登记表只要三样。拍摄年份，原住址，人物关系。”苏禾说，“不要身份证号，不要电话。”
“行。出了问题你担。”
“我担。”
启事贴在玻璃门上，第三天就有人来。
头一个是老周。他拿了张九十年代新华路百货公司门口的全家福，照片上他头发还黑着，穿一件灯芯绒夹克，怀里抱着个孩子。
“这是你儿子？”
“侄子。”老周指着边上那个瘦高的人，“这是我哥。八年前走了。”
苏禾扫描，编号A003，在登记表上写：新华路百货公司，约一九九三年，拍摄人不详。
后头来的人多起来。有人拿二中校服的毕业照，有人专门拍了门牌号冲印出来，一个老太太从布袋里掏出张街景，塑料袋裹了三层。
“一九九八年拍的。”老太太说，“你看这楼，福利院老楼，那时候还没拆，围墙上刷着字。”
苏禾把照片举到灯下。围墙上红漆刷了一行标语：发展儿童福利事业。
她手指停在围墙上，停了一会儿，才把照片放进扫描仪。
每张扫完，她都在展板背面用铅笔标推断年份。公交线路改线是一九八九年，路牌换字是一九九六年，二中校服换款是一九九七年秋。三样对上，年份就钉住了。
活动第四天下午，王馆长把她叫进办公室。
屋里多了个人，三十来岁，衬衫扎进裤腰，桌上摊着一张打印纸。
“街道综治办的同志。”王馆长说，“坐。”
苏禾没坐。她看见了那张纸，标题两个字：举报。下面措辞工整，说图书馆借老照片征集之名收集居民家庭隐私，登记表要求填写拍摄年份、人物关系、原住址，超出公共文化活动范围，请予核查。
“活动先停。”王馆长说，“登记表交上来，封存。”
“登记表上没有身份证号。”
“我知道。”王馆长把纸推过来，“先交。”
苏禾回阅览室把登记表从文件夹里抽出来，一百多张，按编号顺着。她抱着回到办公室，放在桌上。
王馆长一页一页翻。翻到某几页，手停了。他抬头看了眼综治办的人，又低下头，把那几页抽出来，顺手压进右手边的抽屉。
抽屉合上，一声闷响。
苏禾看见了。
她什么也没说。
同一天傍晚，周念的养母找上门。
女人穿藏青开衫，进门先把一袋水果放在台面上，苹果橘子装在一起，塑料袋提手勒得变了形。她递水果时两手都捧着，说话客气得过火。
“小周这孩子不懂事，打扰你了。她在家里翻东西，翻了小半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劝。”
“您坐。”苏禾给她倒了杯水。
“不坐了。”她没接那杯水，两手在身前拢着，“养了二十多年，有些事知道了，对谁都不好。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苏禾没答。
“她这人实心，谁对她好一点她就掏心。你要是真为她好，就别让她再往下钻。”陈玉兰顿了顿，“你也是被人养大的吧。”
“是。”
“那你该懂。”
她说完提了提包带，转身往外走。走到展板跟前，脚步慢下来。
那面墙上挂着几十张照片，老太太那张福利院旧楼排在第三行左边。陈玉兰站在那儿看了几秒，目光落在那张上，停了一停。
然后她推门出去，玻璃门在身后晃了两下。
活动停了，墙没拆。
苏禾把收来的一百多张照片按月份重新排。门牌变迁一列，公交线路一列，校服款式一列，街景招牌一列。红线从一张拉到另一张，横着竖着连成一片。
排到第三个晚上，区间出来了。一九九七年深秋到一九九八年开春之间，福利院那批孩子入院的时间记录格外密。
她在老居民给的巷口照片里找到福利院当年的临时门牌号，又在一份旧报纸的搬迁公告上核出旧楼拆除年份。两个数一对，年份跑不掉。
王馆长压进抽屉的那几页复印件，刚好覆盖这一时段。
苏禾数了三遍。
三份登记，关系一栏都填“独生女”。第一份是周念。第二份的名字她不认识。第三份右上角被水渍晕开一片，只留得下一个字。
“苏”。
她关了手电筒，坐在黑下来的阅览室里，坐了很久。
顺着墙上的时间刻度，苏禾找到了韩淑芬。
老人七十三岁，从福利院会计岗位退下来二十年，住江北新村四号楼三楼，阳台封了铝合金窗。苏禾敲门，敲到第二遍才有人应。
门开一条缝，链条还挂着。
“找谁。”
“韩阿姨，我姓苏。想跟您打听点福利院的事。”
“我不清楚了。”门要合上。
“我带了张照片，您看一眼。”
苏禾把时间墙的照片从门缝递进去。老人接了，往后仰着头看，看了十秒左右。
链条响了一声，门开了。
屋里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得很大。韩淑芬把音量关小，让她坐。沙发上摊着织了一半的毛衣，毛线绕在报纸上。
“记性不行了。”老人说。
“您就当陪我聊两句。”
“那年头人多，谁来谁走，我一个记账的，记不住脸。”她把照片还回来，手在膝盖上抹了两下。
苏禾从包里抽出一张大彩印件，放在茶几上。
“这是新华路旧门牌。一九九七年，福利院对门那个巷口。”
韩淑芬没说话。她低头看那张门牌，看了很久。电视机里有人在笑，声音很小。
她站起来，走进卧室。床板响了一下，铁盒盖开了，脚步回来。
她把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
一九九八年春天，福利院搬迁前，全体职工和部分孩子站在老楼台阶上。前排蹲着五六个孩子，后排站了两排大人。纸面横一道竖一道全是折痕，但每个人的脸都看得清。
“那年经手的孩子，比簿子上写的多。”韩淑芬说这话时没看苏禾，一直看着照片。
“多多少。”
“我记不清。”老人终于抬眼看她，“姑娘，你别问我是谁给你的。我什么也没给。”
“您什么也没给。”苏禾把照片收进包里，“这是我自己带来的，我自己带回去。”
晚上十点，她在自己房间给那张合影做扫描。
苏建国房里的灯早灭了，门底下一条缝是黑的。客厅只开了沙发边那盏落地灯。
她把合影翻过来，背面朝上。
一行钢笔字，蓝黑墨水，已经褪成灰蓝。写得很用力，笔画压进纸里，摸上去有棱。
名字是苏建国。
旁边一个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
苏禾盯着那行字。扫描仪的电源线还捏在手里，线头垂在膝盖上。
她起身走到客厅，把大灯打开。
开关一响，白光铺满整间屋子。卧室门开了，苏建国披着外套出来，头发贴在额角，眼睛眯着。
“怎么了。”
苏禾没答。她把照片放到茶几上，背面朝上，往他那边推了推。
老人弯下腰。
他看了十秒钟。手里的紫砂杯停在半空，杯底一圈隔夜茶渍，颜色很深。窗外有风，梧桐叶子在玻璃上刮。
“爸。”苏禾说，声音很平，“你去过这家福利院？”
苏建国把杯子放下。杯底磕在玻璃上，脆的一声。
“你先坐下。”
苏建国坐下，把紫砂杯往旁边挪了挪，手在杯沿上转了半圈。
“坐。”他说了第二遍。
苏禾在单人沙发上坐下，两手放在膝盖上。
客厅的钟走到十点二十。
“一九九八年的事。”苏建国开口，声音压得低，“那年你十七。”
“我记得那年。”
“那年你病过一回。”
苏禾看着他。
“上半年，你在学校上课晕过一次。送医院查，医生问家里有没有遗传病，心脏有没有，血糖有没有。我一句答不上。”他的手在裤腿上搓了一下，“我说不知道，孩子是抱的。医生看了我一眼，说那你自己想办法，有些病早查早好。”
“后来呢。”
“后来我去了。”苏建国说，“请了一天假，坐公交到江北，一路问过去。院门口的门卫不让进，说闲人免进。我说我是领养孩子的家长，来问家族病史。他说档案在业务科，业务科下班了。”
苏禾没插话。
“我去了三趟。头两趟没人。第三趟见着一个女同志，她说领养那年的手续是齐的，孩子入院记录要查老簿子，老簿子正搬家，翻不出来。”他停了停，“我就站门口等。等到下午，有个老太太出来锁门，看我一直站着，问我什么事。我说完，她进去待了一会儿，出来给我一张照片。”
“那张合影。”
“是。她说搬家前拍的，让我留个念。”苏建国说，“我说我不要念，我要病史。她说没有，一个字也给不了我。”
苏禾盯着他。“那你为什么在背面写名字。”
“怕丢。”
“你从来不翻背面吧。”
苏建国的手指停在杯沿上。
“我写名字，是怕哪天我没了，你翻出来不知道这张纸是哪儿来的。”他说得很平，“旁边那个日子是我补的，记我哪天去的。”
苏禾把呼吸压稳。“照片上哪个是我。”
“没有你。”苏建国说，“你三个月就抱回来了。那一批都是大孩子。我站在台阶下看过，一个个看过去，没有认识的脸。”
“那你回来为什么买桃酥。”
苏建国抬眼看她。
“家里不过节，不过生日，你不买那个。”苏禾说，“那天你回来晚，带回来一袋桃酥，我问你，你说厂里发的。”
“厂里发过。”
“厂里发的是酥饼，纸包的那种，一咬掉一层皮。”苏禾说，“我记得清。那天晚上你在厨房那张小凳子上坐着，坐了很久。我起来喝水看见的，你看见我，把灯关了。身上有烟味，你不抽烟。”
老人低下头，看茶几玻璃底下压着的一张旧日历。
“我那时候心里有事。”他说。
“什么事。”
“厂里下半年并。名单没下来。”苏建国的手指按在杯盖上，“我怕我下岗。你要念书，你妈走了才一年多，家里就我一个人拿工资。那天我从福利院出来，站在路边想的就是这个，万一我倒下了，你怎么办。”
“所以你坐在厨房。”
“我坐在厨房想这个。”他说，“跟福利院没关系。”
苏禾点点头，站起来收杯子。杯里的水他没动过。
“照片我留着。”
“留着吧。”苏建国说，“那本来就是给你的。”
她走到房门口，回头。“爸，你去的哪天。”
“三月里。”他说，“哪天记不住了。”
“背面写着。”
“背面写着你也别当真。”他把茶水倒进水池，“我那会儿字丑。”
苏禾说了声睡了，把门关上。门一合，她按亮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周三，他在不在厂里。
第二天上午十点，周念在馆门口站着，手里什么也没拿。
“照片被我妈收走了。”她说，“红皮本也是。”
“她怎么找到的。”
“我放抽屉里，她翻了整个柜子。”周念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就没了，“她说再查就把我的东西全烧了，还说下个月带我回她老家待一段。”
苏禾把门开着，让她进来，倒了水。
“你查到什么了。”周念问。
“一张合影。一九九八年，福利院搬迁前拍的。”
“给我看看。”
苏禾从包里抽出来，正面朝上递过去。
周念把照片举到窗口的光下，看了很久。
“这个孩子。”她指着前排蹲着的一个女孩，“我见过。”
“在哪儿。”
“我小时候的相册里。”周念说，“我养母有一本硬壳相册，很旧，里面有一张跟这个一样的照片，小一号，边上有白边。我问过她那是谁，她说是单位集体照。”
苏禾把那句“那年经手的孩子比簿子上写的多”压回去，没说。
“能把那本相册弄出来吗。”
“弄不出来。”周念说，“上个月就不见了。”
她把照片翻过去。苏禾的手伸过去，掌心压在照片上。
“背面没东西。”
“我看看。”
“我说了没东西。”
周念看着她，眼睛红了。“苏姐，你是怕我跟你抢。”
苏禾没说话。
“我不抢。”周念说，“我就想知道我妈是不是我亲妈。这算抢吗。”
苏禾把手收回来，把照片放平，慢慢推到她面前，背面朝上。
那行钢笔字露出来。
周念低头看。“苏建国。”
“我爸。”
“日子呢。”
“没说清。”
周念抬起头，说了一句：“三月十一号是我生日。”
苏禾顿住。“你不是说一九八九年。”
“我过生日就是三月十一。”周念说，“户口本上写的。”
下午三点多，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进了馆，站在借阅台前不走。
“你是苏禾。”
“我是。”
“我妈姓韩。”他说，“昨天你去过。”
“去过。”
“以后别去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捏了捏又塞回去，“我妈七十三，心脏放两个支架。你问她那些事，她夜里睡不着。”
“我只问了一句。”
“你那一句够她想半个月。”男人说，“我不知道你要查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们家的日子过到这儿，挺好。”
苏禾看着他。“你母亲当年在福利院管账，你知道吧。”
“知道。”
“那几年经手的孩子比簿子上写的多，你知道吧。”
男人看了她一会儿，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不知道。”他说，“我也不想知道。”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
“姑娘，有些东西你查出来，也补不回去。”
那天晚上她回得早。楼道声控灯坏了两个月，她摸着墙上到三楼，掏钥匙开门。
屋里有股凉气，厨房窗户开着。饭桌上放着一个铁盒，盒盖掀着，里面剩一张纸和几张旧票证。
苏建国不在。
她喊了一声爸，没人应。卧室门虚掩，被子叠得整齐，床沿有一道坐过的凹痕，平了半天又弹回来一部分。
苏禾在饭桌边坐下，把那张纸抽出来。
窄长一条，比存折小，边角软了，中间有一道对折的白痕。抬头印着一行字：江北区儿童福利院。
下面四个字：捐赠收据。
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
金额，贰仟元整。
捐赠人一栏写着三个字：王秀兰。
底下盖一枚红章，颜色发暗，章边上洇开一圈。
苏禾把那张纸捏在手里，看了三遍。
王秀兰是她养母。
一九九六年冬天出殡，那天下了雪，机械厂来了两辆面包车。
她把收据放回铁盒，站起来。
客厅的钟走到七点二十。
她拿起手机拨苏建国的号，响了七声才通。那头很吵，有广播报站的声音，还有人在喊让一让。
“爸，你在哪儿。”
“江北。”他说。
“江北哪儿。”
那头静了两秒，广播又报了一站。
“福利院。”苏建国说，“我在门口。”
江北福利院新址的大门对着一条省道，门口连棵遮阴的树都没有。
苏禾骑车到的时候，电子屏上滚着一行字：本院实行封闭管理，来人来访请提前预约。
苏建国站在站牌底下，两手插在夹克口袋里。他看见她，没动。
“你怎么来的。”
“骑车。四十分钟。”
“花那力气。”他说，“门卫换人了，以前那个认得我。”
苏禾把车支在路边，站到他旁边。大门里出来两个穿校服的孩子，一人拎一个垃圾袋，扔进门边的大桶，又跑回去。
“爸，收据我看见了。”
苏建国没回头，眼睛还看着门里。
“那两千块不是我出的。”他说。
“是谁出的。”
“我不晓得她叫什么。”他这才转过身，“一个女的，堵在厂门口，戴着口罩，穿件旧棉袄。她问我是不是苏建国，问我是不是王秀兰的男人。我说是。她给我一个牛皮纸袋，里面一沓钱，旧票子，有股樟脑味，用报纸包了三层。”
苏禾没说话。
“她让我把钱交到儿童福利院，收据上写王秀兰，别提她。”苏建国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秀兰当年送走过一个孩子，欠院里的。”
风从省道那头过来，站牌的铁皮响了两声。
“你就信了。”
“我不信。”苏建国说，“我追了她一段，她跑到路口上了一辆三轮。那会儿江北没几个探头。我回来数了数钱，两千整，一张不多。”
“那女的长什么样。”
“口罩挡了半张脸。”他想了想，“头发白了一半，眼睛边上有一颗痣，说话是江北口音。”
“然后你就去了。”
“我去了。”他说，“那阵子我也正想再跑一趟院子里。你上回病成那样，我心里不落地。”
“你怎么不跟我说。”
“说什么。”苏建国看她一眼，“说你妈送走过一个孩子。我怎么说得出口。”
那天下午她把家里的樟木箱从阳台拖出来。
箱子压在一堆旧纸箱底下，上面积着一层灰。开盖时一股樟脑味冲上来，她坐着等了一会儿才动手翻。
最上面是王秀兰的几件毛衣，压了两包防虫丸。底下是户口本的老壳子、苏禾的初中毕业证、一个铁皮饼干盒。
饼干盒里有一本本子，蓝皮硬壳，边角磨白。翻开是她养母的字，一笔一画写得很正。
每页记一个月。菜钱多少，煤球多少，苏禾的学费多少，五毛的也记。最后一条记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苏禾一页页翻过去，翻到末页，本子里夹着一张照片。
黑白的，比她现在的证件照还小。一个年轻女的站在一排平房前，怀里抱着个婴儿，包着一块碎花布。平房墙上刷着六个字，儿童福利院。屋顶是灰瓦，屋檐下挂着一串钥匙。
女的是王秀兰。二十来岁，头发往后梳，脸瘦，眼睛亮。
照片背面空白。
苏禾把照片举到窗口，看那个婴儿。襁褓上的碎花很密，看不清一朵一朵的形状。
她盯了一会儿，把照片放下，又拿起来，塞进外套内袋。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她骑车到江北新村四号楼底下。
她没上楼。垃圾桶旁边堆着三个纸箱，她把车停在对面，坐在车上等。
八点十分，三楼阳台的铝合金窗开了一条缝，一只手把一小袋垃圾丢下来。八点四十，单元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拎着帆布袋出来，围巾包到下巴。
苏禾把车推过去。“韩阿姨。”
老人的脚停住。
“我不上楼，不进您家。”苏禾从兜里掏出那张黑白照片，两只手递过去，“我就问一句，这个人您认不认得。”
韩淑芬把照片接过去。
她先看正面，看了四五秒，指头在照片边上蹭了一下。翻到背面，空白，又翻回正面。
“秀兰。”老人说，声音低下去，“小王。”
“她是我妈。”
韩淑芬抬眼看她，目光在苏禾脸上走了一圈，走得很慢。“你是她那闺女。”
“您记得她。”
“记得。一九七九到八二，她在院里干临时工，看小班。孩子拉尿她洗，夜里轮班她替人。八二年春天走的，走得急。”
“为什么走。”
韩淑芬把帆布袋换到另一只手上。“我不知道。”
“您知道。”苏禾说，“您昨天晚上没睡好，眼睛底下是青的。”
老人笑了一下，笑得很苦。“姑娘，你跟你妈一个脾气。”
苏禾没接话。
“那两千块不是一个人的钱。”韩淑芬说，“院里那年有几个人凑的。有出五百的，有出三百的，凑起来两千。”
“为什么凑。”
“赎罪。”老人吐出两个字，自己皱了下眉，改口，“不算什么大罪。那年头的事，谁都说不清。”
“都谁凑的。”
“我记不住。”
“有一个姓赵的，对不对。”
韩淑芬看着她，没说话，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我上楼了，药还没吃。”
走出两步，她回头。“姑娘，你要真查，别光查院里。你去问问姓赵的那一家，那家这些年一直不顺。”
苏禾回馆里，正赶上九点开门。
老周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拎个塑料袋，里头两本旧杂志。
“给你送两本，九二年的，封面保存得不错。”
苏禾接过来，没让他走。“周叔，你哥叫什么。”
“周德海。”老周说，“怎么了。”
“跟你一个姓。”
“他随我爸，我随我妈。”老周笑，“那会儿孩子多，姓都乱。”
苏禾把塑料袋放回他手里。“你家以前是不是住在江北新华路。”
“住过。二段十七号，拆迁前一直在那儿。”
苏禾从柜台底下抽出A003的登记表，指着原住址那一栏。
“你填的这个地址，离儿童福利院多远。”
“隔一条巷子。”老周说，“后窗能看见他们院里的旗杆，每天早上有人升旗。”
苏禾沉默了一会儿。
“你侄子呢。”她问，“照片里你抱着那个。”
老周脸上的笑松开一点。
“跟着他妈走了。”他说，“我哥走了以后，他妈带孩子搬走，说是回娘家。”
“哪儿的娘家。”
“不知道。”老周把烟摸出来，这回点上了，“十几年没联系。我去问过两回，人家不肯说。”
苏禾看着打火机的火苗灭掉。
“周叔，一九九八年三月，有没有人给你哥送过钱。”
老周把烟从嘴上拿下来。“你怎么知道。”
苏禾没答。
“有。”老周说，“还不止一拨。那年我哥病得厉害，厂里捐了一回，街坊凑了一回，我哥不要，人家硬塞。他临走前跟我说，那笔钱他一分没花，全交出去了。”
“交给谁了。”
“他没说。”老周把烟按在门口的垃圾桶沿上，“就留了一句，说有笔账该还。”
那天晚上的饭是白菜炖豆腐，锅盖一掀，白汽糊了半面墙。
苏禾进厨房，把那张黑白照片放在灶台边上，没说话。
苏建国拿铲子的手在锅沿上磕了一下。他低头看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煤气关了。
“哪来的。”
“樟木箱里，饼干盒底下。”苏禾说，“她的账记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最后一条是白菜四斤。”
苏建国没接这句。他把照片拿起来，凑到灯底下。
“这院子我认得。”他说，“屋檐下挂钥匙那间是业务科。我九八年去的时候，业务科搬到东头去了。”
“抱着孩子的人是我妈。”
“是她。”苏建国把照片还给她，转身去拿碗，“那会儿她瘦。”
“孩子是谁。”
他没答，把碗从柜子里一个一个往外拿，拿出了四个。家里两个人。
“爸。”
“这张照片我找了很多年。”苏建国说，“以为搬家搬丢了。”
苏禾把照片按在灶台上。“孩子是谁。”
老人站了一会儿，把碗放下。
“一九八二年春天，你妈抱回来过一个孩子。”他说，“女娃，抱回来的时候不满一岁。在家里待了五个月。”
苏禾没出声。
“那五个月她没上班，白天夜里抱着。给孩子做了两身衣裳，用她自己的旧衬衫改的，一块碎花布。”苏建国说，“五个月以后，送回去了。”
“为什么送回去。”
“户口落不下。”他说，“我那会儿在机械厂三车间，年年评先进，就是住房紧。抱养要单位开证明，要那边盖章。她的户口还在老家农村，我这边一个名额都腾不出来。跑了小半年，跑不下来。院里说不能老挂着，得接回去。”
“送回去那天呢。”
“她在家躺了三天，不吃东西。”苏建国说，“第四天起来做饭，从那以后没提过。”
苏禾把手撑在灶台上。“那孩子后来呢。”
“不知道。送回去就断了。”
“你看照片上这块襁褓。”苏禾把照片转过来，“碎花的。”
“她做的。”
“我那件呢。”苏禾说，“我百日照上穿的那件。”
苏建国没答。
抽油烟机还在响，嗡嗡的。苏禾伸手把开关按掉。
“爸，我是从哪儿抱的。”
“也是那个院。”苏建国说，“一九八二年冬天。你妈跑了三趟才办下来。那年厂里正好有一批照顾的名额。”
“她春天送走一个，冬天抱回一个。”
“是。”
“为什么这回办下来了。”
“我说不清。”苏建国重新把火打着，“跑腿的是她，我上班。她怎么弄的，我不知道。”
苏禾看着他的后背。“你不知道，还是不说。”
“我真不知道。”锅铲在锅里刮了一下，声音很响，之后他没再动。
“那孩子身上有什么记号吗。”苏禾问。
苏建国愣了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
“档案里都记这个。”
“没有。”他说，“我没细看过。”
苏禾看着他把豆腐拨进盘子。他撒了两次盐。
晚上十点多，她把黑白照拍下来，发给了周念。
到十一点半没回。
十一点四十，手机在枕头边亮了一下。
“这张我见过。”
苏禾坐起来，直接拨过去。
“在哪儿见的。”
那头有被子翻动的声音。周念说话很轻，怕被人听见。
“我妈的相册里。那本硬壳的，我小时候看过。”她停了停，“不是那张合影，是这张，抱孩子的这张。就这么小一张。”
“你确定。”
“确定。”周念说，“今天晚上我提了一句，说我在图书馆认识个姐姐。她问我姓什么，我说姓苏。她脸一下就白了，饭也不做了，进屋翻我柜子。”
“她现在在哪儿。”
“在客厅坐着。”周念说，“十点半我听见她翻相册，翻完就一直在客厅坐着，灯没关。”
苏禾看一眼自家门缝。客厅的灯也还亮着。
“周念，你妈以前在哪个厂。”
“纺织三厂，细纱车间。她耳朵不好，车间里闹的。”
苏禾握着手机没说话。
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二年，王秀兰在儿童福利院看小班。纺织三厂在江北，离福利院两站路。
“苏姐。”周念在那头叫她，声音更低了，“你说我们俩是不是……”
“明天九点，你来馆里。”苏禾说，“能拿出那本相册就带出来。拿不出来，就带你自己。”
挂了电话，她坐在床边没动。
梧桐叶刮着玻璃，一阵一阵。客厅那条光灭了，拖鞋声走到卫生间，又回卧室。
苏禾把手机里拍的那张翻出来，两个指头放大。
襁褓的碎花糊成一团。她把光圈往下拖，拖到右下的边角，那里有一块颜色深一点的地方，方方正正，缝着两道线。
一块补丁。
她起身，开锁，拉开书桌最下一格抽屉，把自己那张百日照拿出来。
台灯下面，照片右上角，襁褓的同一个位置，也有一块颜色深的地方。
苏禾把两张照片并排放着，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周念发了一条：明天把那块布也带上，如果你家还留着。
区档案馆的查档室在四楼，暖气开得足，进门要登记。
苏禾这回换了说法。
“我不查个人，我查单位。”她把身份证推过去，“机械厂三车间，一九九八年的考勤汇总册。厂子改制的时候移交过来的。”
窗口的人抬头看她一眼。“单位档案要看介绍信。”
“我带了。”她递过去一张纸，上面盖着社区图书馆的章，写着查阅九十年代区属企业沿革资料。
那人看了一会儿，把纸压在键盘底下，起身进了库房。
四十分钟后她抱出来一本蓝布硬壳的册子，装订线松了，纸发黄，边上用线缝过。
“只能翻，不能复印。手机放外面。”
苏禾坐下来翻。
一九九八年，一月到十二月，每月一页，三车间七十多号人的名字竖着排。她找到三月那页，指头顺着往下走。
第三十七行，苏建国。十一号那格填两个字：公出。
她把册子挪近一点。公出两字下面是签字栏，签的“赵长顺”。
她把这一页誊在纸上，连同行号、页号、册子编号一起抄。抄完又翻回前一页，二月，苏建国全勤。再翻五月，也是全勤。
她合上册子，手心是湿的。
中午回馆，周念已经等在门口。
“相册锁起来了。”周念说，“她把柜子钥匙带身上，昨天半夜起来翻，翻完拿胶带把柜门缝也贴上了。”
“那你带什么了。”
周念把手从外套口袋里抽出来，摊开。
一张百日照，跟她那张一样大，边上磨圆了。
苏禾把自己的那张从抽屉里拿出来，两张并排放在借阅台上。
气球一个位置，折痕一个方向，襁褓右下角那块补丁，针脚的走向都对得上。
周念没说话，伸出一根手指，在那块补丁上按了一下。
“我妈昨晚问我，”她开口，“问我为什么非要查。”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不查了，我就是想知道。”
苏禾把两张照片收进档案袋，压在台面底下。
“晚上我要问我爸一件事。”她说，“问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那顿饭吃到一半，苏禾把东西一样一样摆上桌。
黑白照放在左手边，收据放在右手边，中间是一张手抄的考勤表。
苏建国放下筷子，看了这三样东西，没伸手。
“爸，先问最轻的。”苏禾说，“这张合影，谁给你的。”
“我讲过。一个老太太，出来锁门的。”
“韩淑芬说她什么也没给过我。”苏禾说，“我跟她面对面坐过，她连自己给没给都记不清，也不会挑你一个人骗。”
苏建国的喉头动了一下。
“业务科一个男同志。”他说，“三十来岁，姓什么我忘了。我坐在走廊的凳子上等，他出来倒水，问我等谁。我说了，他进去一会儿，拿了这张照片出来。”
“你为什么编个老太太。”
“说男同志，你就要问是谁。”苏建国说，“说老太太，你就不会往下问。”
苏禾点头，把考勤表往前推。
“第二个。你说你三趟都站在门外，业务科下班了。”
“是。”
“你昨天说，业务科搬去东头了。”苏禾说，“你在门外站着，怎么知道它搬去东头。”
苏建国的手停在桌沿上。
“我进去过。”他说。
“几次。”
“两次。”
“去干什么。”
“找院长。”他说，“院长不在。第二次我在走廊站了一个多钟头，等一个女的，姓什么我忘了，她说她只管登记，管不了别的。”
“那两次记在厂里了没有。”
苏建国低头看那张考勤表。他看得很仔细，一行一行看，手指顺着最后一行字往下走，走到“赵长顺”三个字停住。
“记了。”
“记的什么。”
“公出。”他说。
“你去福利院，厂里记公出。”苏禾说，“谁批的。”
“赵长顺。”
苏禾把户口本也放上桌，摊开那一页，推到他面前。
“第三个。这上面写我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号生。”她说，“你昨天说，八二年冬天把我抱回来。抱回来的时候三个月。”
苏建国没动。
“三个月大的孩子，冬天抱的，那得是八二年秋天生的。”苏禾说，“差了一年。”
老人把手从桌上收回去，放在膝盖上。
“你妈定的。”
“定什么。”
“生日。”他说，“她说八月十五好记。”
“我的出生日期是编的。”
“不是编。”苏建国抬头，“是家里人给记的。哪个院里的孩子不是这么来的。”
“那我到底哪天生的。”
“我不知道。”他说，“抱回来的时候，襁褓里塞着一张纸条，写着月份，没写日子。你妈说，日子我们自己给。”
苏禾盯着他看了两秒，把户口本合上。“纸条呢。”
“不知道。她收的。”
“那张纸条在樟木箱里吗。”
“我找过。”苏建国说，“没有。”
屋里静下来。楼下有人推自行车，铃响了两下。
苏禾把三样东西慢慢收成一摞。
“爸。赵长顺是谁。”
苏建国的手指在膝盖上蜷起来。
“我车间主任。”
“他跟福利院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他为什么批你公出。”苏禾说，“你去的是福利院，不是去送图纸。”
苏建国没说话。
“你昨天还说，那两千块是一个女的在厂门口塞给你的。”苏禾说，“可这张收据上写名字的笔迹是你的。你要是替人办事，何必自己落笔。”
老人站起来，去水池边冲了冲手，水开得很大，冲了半分钟，关掉，拿毛巾擦。
“那年的事，你妈一个人跑的。”他背对着她说，“我只签过字。”
“签什么字。”
“证明。”
“什么证明。”
“记不清了。”他把毛巾挂回去，“二十多年了。”
苏禾把最后一句话压得很平。“赵长顺家，现在还有人吗。”
苏建国转过身来。
“别去。”他说。
“为什么。”
他没答，走到自己房门口，手扶着门框。
“你妈走的那年冬天，赵长顺来送过花圈。”
他说，“他站在灵堂外面，没进来。”
苏禾把档案袋抱在怀里。
“他为什么不进来。”
苏建国看了她一会儿，眼睛红了，嘴唇动了一下，最后只说了半句。
“那天他有话要说，你妈已经不能听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苏禾给周念打了电话。
“你生日怎么来的。”
“什么怎么来的。”
“户口本上那个三月十一。”苏禾说，“你小时候是那天过的，还是家里随便挑的。”
那头静了一会儿。
“我妈每年三月十一给我煮面，两个荷包蛋。”周念说，“她说我是三月十一来的。”
“来的。”
“对，她一直说来的。”周念顿了顿，“我以为是大人的说法。”
苏禾握着手机，看着笔记本上并排两行字。上面一行写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后面跟了三个词：公出，收据，两千。下面一行写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
“周念，你妈有没有说过，你是在哪儿过第一个生日的。”
“没有。”周念说，“她一提这个就转开。”
挂了电话，苏禾骑车去江北新村。
八点四十，单元门开了，韩淑芬拎着帆布袋出来。她抬头看见苏禾，脚步没停,往巷口走。
苏禾推着车跟上去，隔半步。
“韩阿姨，我就问一句，问完我不来了。”
老人没回头。
“院里的孩子，生日怎么定。”
韩淑芬走了四五步，停下来。
“送来的人说了日子的，按那个写。”她说，“没说的，写进院那天。”
“写的日子，会告诉抱走的人吗。”
“会。”
“那抱走的人家，过的是哪个日子。”
老人转过身，看她一眼。“看人家怎么想。有的当生日过，有的当进门的日子过。”
她说完就走，走到巷口回头补了一句。
“姑娘，院里那些孩子，一半人的生日是进院那天。”
苏禾站在巷子里，风从楼缝里灌下来。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周念九岁生日。
同一天，两千块钱用她养母的名字送进了那家院子。
下午两点，苏禾去了新华路。
老周住二段拆迁后的安置楼，六楼，没电梯。门开着一条缝，里面电视在放球赛。
“哟，你怎么来了。”老周把门拉开，“进来坐。”
屋里一股烟味。茶几上一个搪瓷缸，缸底茶叶沉了一层。
苏禾没坐，站在门口。
“周叔，我上次问你哥叫什么，你说周德海。”
“是。”
“我说跟你一个姓，你说他随你爸，你随你妈。”苏禾看着他，“那你不姓周。”
老周手停在茶几边上。
“你在馆里登记，名字那栏填的是赵德胜。”苏禾说，“我核过。
老周笑了一下，坐回沙发，把电视关了。
“赵德胜是我。”他说，“老周是厂里叫起来的。我哥叫周德海，大家叫顺了嘴，叫我老周家的。叫了三十年，我懒得改。”
“赵长顺是你什么人。”
老周抬头看她。
“你查得真细。”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我叔。我爸的亲弟弟。”
苏禾没说话。
“我叔以前在机械厂当车间主任。”老周说，“我哥进厂是他弄进去的。后来我哥病了，他跑前跑后。”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号，你记得那天吗。”
老周把缸子放下。
“你问这个日子，问了两回了。”他说，“那天怎么了。”
“那天有几拨人给你哥送钱。”
“送了。”老周说，“厂里一拨，街坊一拨。我哥躺在里屋，钱都堆在桌上，他让我数。”
“多少。”
“街坊那拨凑了两千。”
苏禾把包里的笔记本抽出来，翻开。
“两千。”她说，“同一天，江北儿童福利院收到一笔两千的捐款，收据上写王秀兰。”
老周看着她，脸上的肉不动了。
“三月十一那天,”他慢慢说，“是我侄女生日。”
苏禾把笔停住。
“我嫂子每年那天煮面。”老周说，“孩子没了以后,她也煮，煮完自己吃。”
“孩子没了。”
“送走了。”老周说，“八九年的三月十一，我哥把孩子送进院里。那天我跟着去的，孩子在门口哭，我哥蹲在地上不肯起来。”
苏禾把笔记本合上，又打开。
“孩子叫什么。”
“小名叫念念。”老周说，“大名我记不住，嫂子起的，说是念着她爸。”
屋里电视机黑着，屏幕上有一层灰。
苏禾站着没动，手指压在笔记本那一行字上。她把那两行日期看了第三遍。
“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老周说，“我哥走了以后，我嫂子带孩子搬走了。我去找过，人家不认。”
“不认什么。”
“不认我这个叔。”老周说，“她说，别提过去。”
苏禾把笔记本收进包里，压着嗓子问：“周叔，那两千块，最后谁送的。”
“我送的。”老周说。
苏禾抬起头。
“我哥躺在里屋喊我进去，让我把钱用报纸包上，送到儿童福利院，收据上写王秀兰。”老周说，“我问他为什么写她的名字。他说，秀兰当年为了一个孩子跑断了腿，这钱是还她的。”
“你送到了吗。”
“送到了。”
“亲手交给谁。”
“交给业务科一个男同志。”老周说，“他开了收据，我拿着回来的。”
苏禾站在门口，把外套的扣子扣上一颗。
“我爸说，那笔钱是一个女的在厂门口塞给他的。他说他跑了两趟福利院，签的是公出。”
老周皱着眉看了她一会儿。
“那不对。”他说，“那天是我送的。我哥压根没叫你爸去。”
苏禾到楼下时六点四十。
三楼左边那户门虚掩着，缝里透出白光。她敲了两下，周念开的门，人站在门后没让开。
“我妈在里头。”
“她说什么了。”
“我说我要去图书馆，她说她陪我去。”周念把门开大一点，“我就坐下了。坐了一下午。”
陈玉兰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三样东西，一个红皮本，一本硬壳相册，一块叠起来的碎花布。柜门开着，撕下来的胶带卷成一团扔在地上。
“坐。”陈玉兰说。
苏禾在对面那把凳子上坐下。周念坐回沙发，离她妈隔出一个人的空。
楼下有人练二胡，拉一句停半天。
“你问吧。”陈玉兰说。
周念把手放在膝盖上。
“我是你生的吗。”
陈玉兰点头。
“是。”
周念没动。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抱的。”
“你六岁那年问我，妈我从哪儿来的。”陈玉兰声音很平，“我说你是抱的。你信了，我就不用往下说了。”
周念低头，过一会儿又抬起来。
“我爸呢。”
“你爸姓周，叫周德海。”陈玉兰说，“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我们把你送进江北儿童福利院。”
周念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
“送进去。”
“寄养。”陈玉兰纠正她，“不是送养。字是我签的，签的寄养，等我来接。”她停了停，“那两年你爸查出肝上的病，家里欠一万二，厂里分的两间屋，一间漏雨。他住院，我上班，家里没人看你。”
“我在院里待了两年。”
“九一年冬天我转正，工资下来，把你接回来。户口一直挂我身上，父亲那一栏写的他。”
“所以我姓周。”
“名字也是他起的。”
周念忽然问：“他呢。”
陈玉兰看着茶几上的相册。
“二〇〇三年走的。”
“骨灰在哪儿。”
“殡仪馆。”
“你去取过吗。”
“没有。”
周念站起来，走到窗户那边，背对着屋里。
“二十年，你一个字没提过。”
“提了就得从头说。”陈玉兰说，“从头说，就得说我把你送走过。”
苏禾一直没出声，这时候开口。
“陈阿姨，二〇〇三年他走的时候，您去了吗。”
“去了。站在门口。”
“为什么不进去。”
“我进去，人家问我是谁。”陈玉兰说，“我答不上。”
苏禾把收据的复印件放在茶几上。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有人用王秀兰的名字往院里送了两千。”她说，“那天是周念的生日。”
陈玉兰低头看那张纸。
“那笔钱我没见过。”
“您知道是谁送的。”
“我不知道。”陈玉兰说，“那年他病得厉害，街坊和厂里都来人送钱。谁送的我都记在本子上，后来一分一分还。两千那笔，我没记。”
“因为没到您手上。”
“是。”
“钱送到院里去了。”苏禾说，“他弟弟送的。”
陈玉兰抬头。
“德胜。”
“他本名赵德胜。”
“对。”陈玉兰说，“那年他才二十几岁，替他哥跑腿。”她把那张复印件推回去，“他哥让他写秀兰的名字，我知道。秀兰当年为一个孩子把腿跑细了，他哥记着这份情。”
苏禾把黑白照片从包里拿出来，放到茶几上，推过去。
“这个人您认得吗。”
陈玉兰看了一眼，手停住。
她伸手把照片拿起来，举到眼前，看了很久。
“王秀兰。”她说。
“您认识她。”
“八二年我在院里帮过忙。”陈玉兰说，“那年我还没进纺织厂，在江北一个小厂做临时工，下班去院里替人值夜班，一晚五毛钱。”
“您见过她。”
“见过。”陈玉兰把照片放回茶几，指头在边上按了一下，“这张照片是我给她拍的。照相馆来人给孩子拍照片，我借了相机。”
苏禾没说话。
“那年她抱走一个孩子，五个月又送回来。”陈玉兰说，“送回来那天是我接的手。她在门口站了半天，孩子在屋里哭，她一声没吭。”
“为什么送回来。”
“手续办不下。”陈玉兰说，“她男人厂里不给开证明。她跑了半年，章一个没盖上。”
苏禾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问：“那孩子后来呢。”
陈玉兰看她一眼。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我在查我自己。”
陈玉兰的表情停住。她转头看周念，又转回来看苏禾，看了几秒。
“你是苏建国的闺女。”
“是。”
“那你去问你爸。”陈玉兰说，“八二年冬天，他从院里抱走一个孩子。我在楼梯口看见的，他抱得很紧，一路上没换手。”
苏禾没接这句，把照片收回包里，手在包口停了一下。
“陈阿姨，那年送回来的孩子，襁褓上是不是有一块补丁。”
陈玉兰没答。
她起身进了卧室，出来时手里拿着那块碎花布，摊在茶几上。布的右下角有一块颜色深些的地方，缝了两道线。
“她送回来的时候裹的就是这块。”陈玉兰说，“她说留着，有一天还要来拿。”
苏禾盯着那块布，手指伸出去，在半空停住，收回来。
“这块布，您一直收着。”
“收着。”陈玉兰说，“八九年我给我闺女拍百日照，用的就是它。”
屋里静了几秒。
苏禾抬起头。
“陈阿姨，我那张百日照，裹的也是这块布。”
陈玉兰没动。
“补丁在右下角，缝两道线。”苏禾说，“我昨天刚对着灯看过。”
“不可能。”陈玉兰说。
“为什么不可能。”
“那张照片我洗了两张。”陈玉兰说，“一张在我这儿，一张给了秀兰。再没有第三张。”
“陈阿姨，我再问一个细节。”
电话那头有水流声，关掉之后才说话。“你说。”
“八二年送回来的那个孩子，身上有什么记号吗。”
“记号。”
“痣、疤、胎记，随便什么。”
陈玉兰想了一会儿。“背上有一块青，鸡蛋大，在左边。”她说，“不是胎记，是打针打的。她气管不好，冬天咳得厉害，院里给她打过针，肿了一片。”
苏禾把话记在笔记本上。
“还有吗。”
“她喝奶呛，喂一次要半个钟头。”陈玉兰说，“我记得这个，我值夜班，一晚上起来四回。”
苏禾握着手机没说话。
她十七岁在学校晕倒那回，医生问了半天病史，她一句答不上。她从小一到冬天就咳，苏建国每年入秋买川贝蒸梨，蒸到她上大学。
“陈阿姨，那个孩子叫什么。”
“院里给起了个名，叫小满。”陈玉兰说，“送来那天四月，麦子刚抽穗，管登记的人随口起的。送她来的是别人，不是她亲妈。”
“谁送来的。”
“不知道。”陈玉兰说，“我值夜班，白天的事不清楚。”
苏禾挂了电话，坐在借阅台后面把笔记本翻回第一页。
周念上午来了一趟，眼睛肿着。她把红皮本摊在柜台上，一页一页翻给苏禾看。
“这上面写的寄养，两年期。”她说，“九一年冬天她来接我，签了字。你看这个日期，跟我户口本上不一样。”
“差多少。”
“差了三个月。”周念说，“她从没提过。”
苏禾把红皮本翻回去，指尖停在第一页的名字上。
“周念，你妈那本相册里，那张抱孩子的照片，是她自己拍的。她只洗了两张。”苏禾说，“一张在她那儿，一张给了王秀兰。”
“那就是照片里的孩子，两家都有一份。”
“是。”
“那孩子是谁。”
“不知道。”苏禾说，“纸上写着乳名叫小满。”
周念看了她一会儿。“你怀疑是你。”
苏禾没答。
下午两点，她给老周打了电话，问赵长顺家的地址。
“你找我叔干什么。”老周在那头顿了一下，“他走了三年了。”
“他家里还有人吗。”
“他闺女，在新华路开个文具店，就在老百货对面。”
文具店的门脸不大，玻璃上贴着打印的价目表。里面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理货，头发扎在脑后，围着围裙。
苏禾进去，把门关上。
“我找赵家慧。”
女人抬头。“我就是。”
“我姓苏。我爸是苏建国，机械厂三车间的。”
赵家慧的手停在货架上，抱着一摞作业本没放下。
“你等一下。”
她抱着本子上了阁楼，脚步一直响到顶上。下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个牛皮纸信封，边上起了毛，封口用线缠着。
“我爸走之前给我的。”她把信封放在柜台上，“他说有一天苏家的人会来。来了就给她，没来就烧掉。”
苏禾没伸手。“他还说什么。”
“他说对不住。”赵家慧说，“就这一句。”
苏禾把线解开。
信封里一张纸，折了四折，边上卷起来。纸比 A4 小一圈，右上角印着编号，抬头一行黑体字：江北区儿童福利院 院内记录。
底下是钢笔字，蓝黑色，一笔一画很正。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女婴一名入院，约三个月。送来人自称本院临时工，代他人送来，送养人姓名不详。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本院临时工王秀兰申请抱养，暂领出。 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因手续不全退回。
苏禾的手指在这行字上停住。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车间出具证明一份。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机械厂三车间工人苏建国携证明前来，办理领养。
纸的下半页还有一行铅笔小字，已经很淡，得举起来对着光才看清。
乳名小满。左耳后有一颗红痣。
苏禾把纸放回柜台，抬头看赵家慧。
“赵阿姨，你家有没有一个叫小满的人。”
赵家慧把围裙的两角捏在手里，捏了很久。
“我姐。”她说，“赵小满。一九九九年走的，十九岁。”
店里有个冰柜，嗡嗡地响。
“她怎么了。”
“病了。”赵家慧说，“从小身体就不好，气管上的毛病，一到冬天就躺。后来查出来是心脏的事，那年没挺过去。”
苏禾把手抬起来，摸了一下左耳后面。
那颗痣她从小就有。洗头的时候苏建国给她挠，说这颗痣好认，走丢了也能认回来。
“她的照片还有吗。”
“有一张。”赵家慧说，“八二年的，还是黑白的，我姐让人抱着，包一块花布。”
苏禾把信封拿起来，把纸塞回去。
“那张照片，是不是两个人拍的，背景是一排平房。”
赵家慧看她一眼。
“你怎么知道。”
苏禾把包背上，站在柜台前没走。
“赵阿姨，你爸那年为什么给机械厂出证明。”
“我不知道。”赵家慧说，“他从不提厂里的事。他退休以后天天在阳台上坐着，坐到七十岁。”
“他有没有说过王秀兰这个名字。”
赵家慧想了一下，摇头。
“那他有没有说过我妈。”
“王秀兰就是你妈。”赵家慧说，“你说的是——”
“我养母。”苏禾说，“我说的我妈，姓王，叫王秀兰。”
赵家慧的脸慢慢白了。
“我爸提过一次。”她说，“他说王秀兰为了一个孩子，把腿跑细了，最后孩子让人抱走了。”
“让谁抱走了。”
赵家慧看着她，没答。
苏禾把信件收进包里，走到店门口。
“赵阿姨，你姐埋在哪。”
“江北公墓，西坡。”
苏禾出了店门，站在新华路的梧桐底下，把那张纸重新抽出来，对着太阳看最后一行。
她左手抬起来，摸到耳后那颗痣，按了一下。
然后她拨了苏建国的号。
响五声接通。
“爸。”
“嗯。”
“赵长顺家的闺女，叫赵小满。”
那头没有声音。街上过来一辆公交，刹车的气泵响了一声。
“爸，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苏建国说。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号，你把我从院里抱出来。”苏禾说，“你说的是八二年冬天。”
那头静了十几秒。风从话筒里过。
“你在哪儿。”苏建国问。
“新华路。”
“站着别动。”
苏建国从公交车上下来，跨过马路，没看车。
他走到她面前，喘了两口。“回家说。”
“就在这儿说。”
他扫了一眼街上，走到梧桐后面的花坛边坐下。花坛沿是水泥的，他两手放在膝盖上。
“从哪儿说。”他问。
“从八二年十月六号。”苏禾说，“手续不全，退回。八号车间出证明。这中间两天，你在哪儿。”
“我在厂里。”苏建国说，“赵长顺把我叫进办公室，让我写申请。写完他说，手续他替我跑。”
“然后。”
“腊月他来找我，让我上他家一趟。”苏建国说，“后排三号楼，一楼，门帘是花布的。他抱出来一个孩子，说手续齐了，人你抱走。”
苏禾站着，手插在外套口袋里。
“抱出来的是谁。”
“他说是院里那个。”苏建国说，“他说他先接回家了，让我别再往院里跑。”
“你就抱了。”
“我接了。”苏建国说，“接过来先看她耳朵后头。”
苏禾的下巴动了一下。
“有一颗痣。”苏建国说，“纸上写的也是这个。我抱着就走，一直抱到楼底下，上了车也没换手。”
“几号。”
“一月十号。”他说，“下小雪。我记得清。”
苏禾在花坛另一头坐下，隔了两米。
“那院里的孩子呢。”
苏建国不说话。
“爸，院里的孩子呢。”
“在他家。”苏建国说，“他留下了。”
风把地上的一张超市传单吹起来，贴着地面走了一段。
“你跟我说，抱回来的时候三个月大。”苏禾开口。
“嗯。”
“赵长顺给你的那个孩子，多大。”
苏建国没答。
“我户口上写一九八一年九月。”苏禾说，“八三年一月，我一岁四个月。会走，会扶墙叫人，会拿勺子往嘴里送东西。”
苏建国的手在膝盖上收紧。
“你抱的不是三个月的孩子。”苏禾说，“你抱的是一岁多的。可你跟我讲了三遍三个月。”
“我讲过多少遍，都是我编的。”苏建国说，“编到最后，我自己也信了。”
“为什么编。”
“因为纸上写着三个月。”他说，“我照着那张纸编的。”
苏禾把脸转开，看街对面一家店的卷帘门。
“赵长顺为什么给你。”
“他第二个孩子。”苏建国说，“头一个是儿子。那年生二胎落不了户，罚钱，厂里还要处理。孩子生下来就不好，心脏上有杂音，气管也弱，冬天喘不上气。”
“他老婆呢。”
“在家生的，没进医院。”苏建国说，“没户口，没粮本，看病全自费。他那点工资，两个孩子四张嘴，一个月见不到肉。”
“所以你替他养。”
“我替我自己养。”苏建国抬头看她，“我跑了半年手续，跑不下来。他给我一条路，我走了。”
“你知道那不是你要的那个孩子。”
“我知道。”
“我妈知道吗。”
苏建国看着地上一块瓜子皮，看了很久。
“她到死都不知道。”他说，“她一直以为，是你被退回去，我们又把你抱回来。她抱着你的头说，绕了一圈还是我们的。”
苏禾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又松开。
“那她呢。”她问。
“赵长顺的闺女，叫赵小满。”
“我问院里的那个。”
苏建国没接。
“她乳名叫小满。”苏禾说，“院里登的。”
“赵长顺的闺女也叫小满。”苏建国说，“户口本上就是这个名字。两个都是小满，一个院里起的，一个他自个儿起的。”
“为什么起一样的。”
“他说，这样他心里好过一点。”苏建国说，“好像换出去的和留下的，是一个人的两份。”
苏禾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话。
“赵小满一九九九年走的。十九岁。”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赵长顺来送花圈那年。”苏建国说，“你妈刚走，他站在灵堂外头没进来，跟我说他闺女没了，前一年没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件事，做完了就等着报应。他还说，报应没落到他身上，落到孩子身上。”
苏禾看着自己的手背。
“她怎么没的。”
“心脏。”苏建国说，“拖到后来腿肿，躺下喘不上气，送医院那天夜里就不行了。”
“她有户口吗。”
“没有。”苏建国说，“一直是黑户。上学借读，找工作打零工。赵长顺不敢上，一上就露馅。”
苏禾站起来，走到他跟前。
“爸，我姓什么。”
“姓苏。”
“户口上写的。”
“户口上的也是真的。”苏建国说，“我抱你回来的，手续我签的字。谁生的不算，谁养的算。”
“那颗痣。”
“什么。”
“我耳朵后面那颗痣。”苏禾说，“你说好认，走丢了也能认回来。”
苏建国抬起头。
“赵家有这个。”苏禾说，“生下来的孩子耳朵后面都有。这不是记号，是他们的血。”
苏建国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塌下去。
苏禾退开两步，站着看他。
“你蒸了十几年川贝梨。”她说，“每年入秋就蒸。”
“嗯。”
“你以为是我妈那五个月落下的病根。”
“是。”
“其实我生下来就这样。”苏禾说，“可你一直觉得是这家人欠我妈，所以你替她还。”
苏建国没抬头。
“带我去看看她。”
他把手放下来。“看谁。”
“赵小满。”
苏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后头。
“江北公墓，西坡。”他说，“清明我刚去过。”
“你还去给她上坟。”
“一年两回。”苏建国说，“一回清明，一回四月十二。”
“她生日是四月十二。”
“她进院的日子。”苏建国说，“坟前那块碑上没有日子。赵长顺立碑那年没敢刻，说刻了就要被人问是怎么死的。我每年去，就在碑前头搁一枝白菊。”
苏禾把包背起来。
“你抱过我吗。”
苏建国愣住。
“八二年冬天，你是不是抱过她。”
他听懂了她问的是哪个她。
“抱过。”苏建国说，“那天我从院里出来，抱着她在楼梯口站了半个钟头。我又抱回去，放在门口就走了。陈玉兰出来接的手，没跟我说一句话。”
“所以你抱过我三次。”苏禾说，“一次是她的那半个钟头，一次是我一岁多的时候从赵家出来，一次是我四十天的百日照。”
“两次。”苏建国说，“那半个钟头不算。那半个钟头我抱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苏禾点了一下头，往街口走。
走几步她停下来，转过身。
“爸，明天去一趟公墓吧。”她说，“我头一回去看她，总不能空手。”
陈玉兰上午十点来的，手里拎个塑料袋，里面两本书。
“借的，到期了。”她把书放在台上，“逾期几天。”
苏禾扫了条码。“三天，四毛五。”
陈玉兰从口袋里摸出零钱，一枚一枚数。数完她没走，站在台前看阅览室东边那面墙。照片墙拆了一半，还剩十几张没取。
“拆了。”
“上个月拆的。”苏禾说，“活动不让办，挂着也没人看。”
陈玉兰把包往肩上提了提。“我等你下班。”
“现在就行。”
苏禾把牌子翻过来，领她到最里面那张桌子。陈玉兰坐下，两手摊在桌面上。
“那张照片，我没说全。”
“你说只洗了两张。”
“两张是对的。”陈玉兰说，“我没说另一张什么时候给的。”
“你说给了王秀兰。”
“给了。”陈玉兰说，“不是那年给的，是九一年冬天。”
苏禾把杯子往她那边推了推。
“八九年三月，我把念念送进去。签完字出来，我在院门口坐了半个钟头。”陈玉兰说，“第二回去看她，就碰上人了。”
“王秀兰。”
“她坐在小班门口那条长凳上，膝头搁一个布袋。”陈玉兰说，“我问她找谁，她说来看看孩子。我问她是孩子的什么人，她说她姓王，以前在院里干过临时工。”
“第一个月我防着她。”陈玉兰说，“第二个礼拜她带了一袋奶粉，还有一包白糖。她说孩子吃奶要加糖，不加容易上火。我说不用，我们家的孩子不自带东西。她把东西搁在长凳上就走，走到门口回头说，你要不放心，就看着我喂。”
“你让她喂了。”
“让了。”陈玉兰说，“她抱孩子的样子我看一眼就明白，那手比院里阿姨熟。先垫布，再试奶温，滴在自己手腕上。”
“她说过什么。”
“说过一句。”陈玉兰说，“她说，我抱过一个，五个月，还回去了。我知道还回去是什么滋味。”
苏禾捏着杯子的手停在桌上。
“那天我心里想，”陈玉兰说，“你抱五个月还回去了。我这个是自己送进去的。”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翻了个面。
“后来她每周三来。”陈玉兰说，“下午三点到，五点走。她不带孩子出门，在院里喂一顿，洗一次尿布，走之前把东西收干净。院里的人也认得她了，见了就叫王姐。”
“一年半。”
“到九一年冬天我接孩子那天。”陈玉兰说，“她来了，带一件毛衣，织得大，五六岁的尺寸。她说孩子长得快，穿得上。”
“她织的。”
“织的。袖子收过两次针，线头还留着一截没剪。”陈玉兰说，“我抱着孩子出门，她跟在后头走到大门口，不走了。我说王姐，你以后想看她，来家里看。她说不了。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说这是前年给孩子拍的百日照，她让照相馆多洗了一张。”
苏禾抬起头。
“多洗的。”
“她说她留一张，让我留一张。”陈玉兰说，“我收下了。念念五六岁那年翻我抽屉，翻到那一张，问我是谁。我说是你。”
“陈阿姨，那张是一百天拍的。”
“八九年六月。”陈玉兰说，“院里来了个照相的师傅，我借了他的相机。”
“那块布。”
“布是我托她要来的。”陈玉兰说，“我说孩子拍百日照总得垫块花布，好看。她说家里有一块，第二天就带来了。就是八二年送回来的孩子裹着的那块，她一直压在箱底。”
苏禾把杯子放下，手在桌面按了一下。
“所以照片上的孩子，是您闺女。”
“是。”陈玉兰说，“那份我给了念念。她那份。”
“在我家。”苏禾说，“锁在我抽屉里，三十年。”
陈玉兰看着她，没说话。
“我爸以为那是我的。”苏禾说，“我从八十天起就没照过相。到苏家那年我一岁多，赵家一张照片也没给我留。”
陈玉兰低头看自己的手，看了一会儿。
“秀兰从来没跟我说过照片给了谁。”她说，“我以为她自己收着，留个念。”
“她拿回家，我爸问是谁。”苏禾说，“她说，我们家的孩子。”
“她这么说的。”
“他没告诉过我她的原话。”苏禾说，“他只说，这是我百日那天拍的。”
陈玉兰把手从桌上收回去。
“她欠你一句话。”她说。
“她死了。”苏禾说，“欠的也带走了。”
那天晚上，苏禾把樟木箱里的账本又翻出来。
这回她不看支出总额，只找奶粉。
一九八九年五月，奶粉三块二，一袋。六月，奶粉三块二，一袋，车票一角五。七月，奶粉三块二，奶粉一袋，车票一角五。
她拿支笔，一行一行往下划，划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条。每月一条，中间断了两个月，那两个月旁边写着三个字：病中。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那条后面，加了一句：孩子咳嗽，问过医生。
一九九〇年四月：孩子长牙，闹。
一九九一年八月：会说三个字。
苏禾把本子举近一点。王秀兰记账从来不写字，一行只有钱数和东西。这一年半里，她写了七行字，每一行都跟那个孩子有关。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那条底下，另起一行。
“接走了，好。”
苏禾把这一行看了三遍，把账本合上，放回饼干盒，压在照片上面。
她开锁，拉开抽屉，把那两张照片拿出来，摊在床上。
一张是气球背景的百日照，襁褓右下角一块补丁。另一张是黑白的，王秀兰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平房前，屋檐下挂着一串钥匙。
头一张，拍的是一个九个月大的孩子，跟她没有关系。
她把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放回抽屉，锁上，钥匙挂回脖子。
十一点，手机亮了一下，是周念。
“我妈跟我说了。她说那张照片是她让照相馆多洗的。”
苏禾回了一句：她跟我说的一样。
“那你呢。”周念打过来，“你那张是什么。”
苏禾看着屏幕，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
“同一张底片。”
那头过了一会儿才回。
“那你小时候没照片吗。”
“没有。”
“一张都没有？”
苏禾把手机放在床头，仰面躺下去，看天花板上那道旧水渍。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来，回了一句。
“明天我去江北公墓。你姐在西坡。”
周念回得很快：“几点。我也去。”
墓地在江北北边一个坡上，早上八点半，雾还没散尽。
苏建国骑车带她到山门口，把车锁在铁栏杆上。周念已经在那儿站着了，手里一束白菊，胳膊上挂个布袋。
西坡从第六排往上都是老坟，碑矮，字浅。赵小满的位置在第九排靠边，碑是灰白石头的，一尺多宽，比周围那些都小。
上面只有三个字：赵小满。
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立碑人。
苏禾在碑前站住。
“就这个。”苏建国说。
他蹲下去，把碑前一个旧铁罐挪开，里面三根烧剩的香，倒出来，又用手把碑座上的土抹干净。手法很熟，抹完还把罐底擦了一圈。
周念把白菊放下，蹲了一会儿，站起来，从布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块碎花布，叠得四方。
“我妈让我带的。”周念说，“她说早该还。”
苏建国的手停在碑座上。
“她知道这儿。”
“每年春节前来一趟。”周念说，“她说她不敢进门，在坡下头站一会儿就走。”
苏禾把布压在菊花底下，压平。
“你为什么每年来。”周念问。
“欠她一个位置。”苏建国说。
“什么位置。”
“户口上的那个位置。”他说，“她要是落了户，十九岁那年死不了。”
风从坡上下来，把菊花瓣吹起来一片，落回碑面上。
“赵长顺来过吗。”苏禾问。
“来过。”苏建国说，“他死前半年来的，我陪他。在这儿蹲了二十分钟，膝盖起不来，我拉的。”
“他说什么了。”
“他跟碑说了一句，声音小，我没听清。”苏建国说，“下山路上他跟我说了一句。”
“什么。”
“他说这辈子做过一件亏心事，做完以后等了十七年，等到头上了，没等到他自己身上。”
苏禾绕到碑后面去。
碑的侧面有一行刻痕，很浅，不是石匠的手艺，一刀一刀划出来的，深浅不匀。
一九八〇年四月。
她蹲下去，手指顺着那几个数字摸了一圈。
“他刻的。”苏建国说，“正面不敢刻，怕人问这孩子哪年生的、为什么没上户口。”
“他记得她的生日。”
“记得。”苏建国说，“他死那年四月，还让他闺女带了个苹果来。”
周念站在碑前，忽然开口。
“我两岁那年，她们在院里见过我。”
她指的是王秀兰和这碑底下的人。
“我妈说，那两年王姨每周三来，坐在长凳上抱我，一抱一个下午。”周念说，“我记不得了。可我现在想，她抱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一个。”
苏建国把手放在碑顶上。
“想的是这一个。”他说。
苏禾绕回碑前，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爸，我跟她得的是一样的病。”
“是一样的。”
“我每年入秋就咳，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你蒸川贝梨蒸到我上大学。”
“是。”
“我有户口。”苏禾说，“她没有。”
苏建国没接。
“就差这一张纸。”
他在碑座上坐下来，两条腿伸在前面，看着坡下。
“那年我要是没走那条路。”他说，“这碑上刻的就是你的名字。”
“我知道。”
“我每次来，一坐下就想这个。”苏建国说，“想完就下山。”
苏禾在他旁边蹲下，没坐。
“她知道自己不是赵家的孩子吗。”
“不知道。”苏建国说，“赵长顺不敢说。她到死都以为自己是亲生的，只是没户口。”
“那她恨过吗。”
“恨什么。”
“恨自己没户口，上不了学，只能打零工。”
苏建国想了一下。“赵家慧跟我说过一句。她说她姐十六岁那年去厂里问过，为什么别人有粮本她没有。她爸在院子里坐了一夜，第二天说手续一直没办下来。”
周念把布袋收起来，折了两折。
“苏姐。”
“嗯。”
“我妈昨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周念说，“她说九一年接我那天，王姨在院门口给了她一个纸包，里头除了那张照片，还有二十块钱。”
苏禾抬头。
“二十块。”她说，“那年二十块是她一个月的菜钱。”
“我妈收了。”周念说，“她说她推了两回，王姨塞进她孩子襁褓里就走了。”
苏建国把头低下去。
“账本上没有那一笔。”苏禾说。
“她没记。”周念说，“记了大概就不算给了。”
三个人在碑前站了一会儿。坡下有人上来，拎着塑料桶和拖把，一路走过，看他们一眼，没停。
下山时雾散了，能看见山下的高架和一片新楼。
周念走在前头，走几步回头等一等。
“苏姐，你还查吗。”
“不查了。”苏禾说。
“那你打算干什么。”
苏禾站在台阶上，看着下面的停车场。
“我想给她刻个日子。”
苏建国停下脚步。
“刻哪天。”
“四月十二。”
“那是进院的日子。”
“她院里管登记的人给她起的名字，也是那天起的。”苏禾说，“她这辈子真正有过的日子，就那一天。”
苏建国站在台阶上看了她一会儿。
“行。”他说，“我去找石匠。”
三个人往下走。苏建国走在最后，手扶着栏杆。
走到山门口，他忽然开口。
“你的百日照，我明天上照相馆给你补一张。”
苏禾转过身。
“补一张什么。”
“补一张你自己的。”苏建国说，“三十岁也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