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我妈不认得我的时候，满村子问：你看见一个背煤的了没？
他儿子四岁，跟我娃一般高。
她不知道，她那个儿子四岁没了爹，十岁挑满水缸，十二岁在火塘边恨过她，十三岁住进后山的草棚，十五岁搬进猪圈，十九岁背着她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两夜。那个儿子就是我。
再后来，有人给我开四十六万的年薪。我撕了。
一、四十六万的合同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号，我撕了一份年薪四十六万的合同。
意向书是我自己签的字。纸厚，右下角盖着红章，章边上一圈小星。我把它按在桌上，撕成两半，再撕，撕成八片。碎片崩到地上，有一片贴着我的鞋边转了半圈。
同事蒋师傅从门口过，探头进来：小陈，你搞哪样名堂？
我在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两件衬衫，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一条我妈的旧围巾，两本讲义。纸箱装不满，我最后把书直接抱在怀里。
我说：我要回山里。
他进屋来了，以为我被辞了。他劝我，说这个价钱打着灯笼找不着，你一个贵州山旮旯里出来的娃，家里还有个人要养，你可想清楚喽。
我想清楚了。为了这张纸，我想了十九天。
我妈那天下午坐在出租屋门外的台阶上。太阳晒着她，她不说话，两只手摊在膝盖上，指甲缝里有黑泥。她这半年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一天里能认出我的时候，我数过，大概三回。
我蹲下来，跟她说：妈，咱回去。我不干这个了。我教书去。
她抬眼看我。眼睛里那层雾散了一下，像有人从里面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她说：光儿，你咋回来了。
我说：回来接你。
她说：接我做啥？
我说：养你。
她笑了，嘴角往两边扯，露出缺了的牙。她笑的时候手上还捏着半块饼，那半块饼她自己不吃，攥出汗来了。
她不知道我这一句“养你”，说了二十多年。
十岁那年秋天，我把家里的水缸挑满，站在堂屋中间说：妈，以后我养你。她看着我，说了一个字——好。
那是那一年里，她跟我讲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二、一块糖
爹走的那天早上，我在睡。
后来我一直怪自己，那样一个早上，我只记住了一样东西：扁担上新换的麻绳，黄的，还没被汗浸黑。
爹蹲在灶门口烤火，把两个红薯埋进灰里，用火钳翻了个面。他跟外婆说：莫让他吃多了，晌午我转来看他吃。
我爹给人背煤。从板木村到桐寨煤矿，二十里山路，走鹰嘴崖。背一百斤，一趟一块二。背煤的人把自己叫骡马，骡马走的那条路上没有栏杆。
那年八月连下了三天雨，石头缝里往外渗水。
晌午他没转来。
下晌来的是一辆架子车，上面盖了张蓝塑料布。塑料布的角一路滴水，先滴黑，后滴红。
屋里挤满了人。灶上还坐着猪食，没人管，煮干了，糊味从灶房蹿到堂屋，混着人身上带来的潮气味。
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块水果糖，糖纸在手心里焐化了，糖黏在我掌心。那人说：娃，吃糖。
我吃了。甜。甜到舌根发苦，像含了一枚生锈的铁钉。
我妈坐在门槛上。她哭到一半没有声音了，只剩肩膀一抽一抽地抖。她要站起来，被人按回去。她一遍一遍讲同一句话：他晌午回来吃红薯，红薯在灰里，我去给他刨。
她去刨了。她把灰刨了一地，把剩下那五个红薯全刨出来，一个个擦干净，摆在堂屋的方凳上。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围着凳子坐了半夜。没有人吃。
三、她回来了一半
爹埋在后山哑巴坡，第三天出的殡。
队伍走到半路，我妈忽然站住，转身往回走，走得急，像前面有人喊她。村里人拉住她，她就蹲下来笑，笑得眼泪淌到下巴尖上，滴在衣襟上。
从那天起，她身上有一部分跟着走了。剩下的一半还晓得烧火、喂鸡、认得自家门。
她有时候认得我，坐在我边上摸我的头，叫光儿，叫一声看我一回，像怕我又不见了。有时候不认得，把我推到门外去，问：你看见一个背煤的了没？
他儿子四岁，跟你一般高。
我说：那就是我。
她不搭理我。她转身进灶房，说：莫乱讲。我儿子还小，他爹去背煤了，晌午转来。
有一回她把生米藏起来。她把我所有的粮食拢成一堆，用被子盖住，再在被子外头绑一道麻绳，绑了三圈。我问她做哪样，她说：防人偷。我男人背回来的米，人家要偷。
那天起我做饭要先解麻绳。我在灶前解绳，她在门口看着，看着看着问我：娃，你是谁家的？
更多的时候她什么都不讲。她坐在门口那块青石上，望着那条通到山外的土路，从天亮望到天黑。望到路上没人了，她站起来，进屋，把灯摸黑点上，坐在灯影里。
灶冷了她不晓得烧。鸡进了屋她不晓得赶。有一回她追着一个人跑到寨门口，抱住人家的腿喊当家的，那个人是来收电费的，吓得连退三步，鞋掉在沟里。
外婆来住过两年。外婆回去那年，跪着跟她磕了一个头，说：妹子，我不行了，我管不了了。
她问：哪个没了？
四、走的人和挑水的人
我大姐叫陈有弟，十七岁嫁到松坪，隔两道山梁。
她回来过一次，放下两袋米，米是碎的，里头掺着糠。她在村口蹲着哭，哭得讲不出一句整话：妈这个样子，这个家咋整啊。
我说：姐，你回嘛。
她走了。再回来是三年后，进院子站了不到十分钟。她出门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光儿，她连我都不认得了。
我大哥陈有山，十八岁下广东，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螺丝。第二年开春寄回三百块钱，汇款单附言栏里写了四个字：管好你妈。
我拿那三百块买了化肥、农药、我妈的药。药是镇上卫生室开的，白塑料瓶，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瓶子上“复方”两个字我认得，别的字太小。
那年冬天我去镇上取汇款。三十里路，我舍不得坐两块钱的班车，走着去，走着回。到信用社的时候手冻得攥不成拳，柜员把那枚章按了三下才按清楚。
出来的时候我在台阶上数了两遍：三张一百块。我把钱贴身塞进裤腰，用裤带压紧。
走回家天就黑了。进门看见我妈站在灶跟前，手里端着一碗水，水里有半碗灰。
灶是冷的。她见我回来，把那碗水递过来，说：娃，你爹回来了没得？
我说：没得。
她说：那他咋恁久不回来。
十岁那年秋天，我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
三担。第一担我一路换四次肩，到院子里水还剩一半。第二担我不敢换，咬着牙一口气挑上去，锁骨底下磨破了一层皮，衣裳粘在血上，晚上脱衣裳脱不开。第三担的时候我在坡上放下桶歇气，往下看，寨子里起炊烟了。别人家在做饭，别人家的爹在坡口拖着长音喊娃回家。
我把水缸挑满，把地里的草锄了一遍，把猪食煮上，把鸡赶进窝，把我妈手上脸上擦了一遍。
天黑下来，堂屋没点灯，我妈坐在黑里。我把灯端到她在的地方。灯芯子跳了两下，她的脸亮了一下。
我站在堂屋中间，跟她说：妈，以后我养你。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说：好。
那一晚我把扁担在门后立好，把绳圈绕紧。邓大娘在灶门口纳鞋底，她把线在头发上蹭了两下，说：光儿，你讲恁大的话，你要养她到老哦。
我说：要得。
五、火塘
我妈犯病最重那一年，我十二岁。
腊月里，她把我的作业本撕了。
她撕得很慢，一张一张，撕完塞进火塘。火塘里的火苗子舔上去，纸角先卷，卷成黑色的一圈，边上发亮，然后整页塌下去，碎成灰。
她一边撕一边讲：读这些做哪样。他爹就是识字的，识字的命不好。
那些本子里有我这一年的字。我一笔一笔写得规规矩矩，老师用红笔圈过，还画过一颗星。
我没拦她。我就站在火塘边上看着。有一片灰飘起来，落在我妈头发上。她没觉着。
她烧完最后一本，转头问我：你是谁家的娃？
我说：我是你儿子。
她说：我儿子没得作业。
那天夜里我跑出门。我跑了六里地，跑到哑巴坡上，在一棵杉树底下坐下来。坡底下是我们寨子，夜里只有我家那一盏灯亮着，黄豆大的一点，风一晃它跟着晃。
我坐在树底下，肚子饿了，身上冷。我想：我要是也得一场病就好了。得了病，就轮不到我管她了。
这个念头来的时候，我自己吓了一跳。我把它按住，按不住，它在心里头越烧越亮。
我在坡上坐到天亮。露水把裤子打湿到膝盖，杉树叶子掉在我脖子上。
天一亮我就转回去了。我怕她一个人把火着了，怕她走到箐沟里去。
到家的时候，她站在院当中，手里抓着一把生米。她见我回来，把那把米塞到我手里，说：娃，你莫饿。
我不知道她认没认得我。我接过米，回灶房煮了。我煮了两碗，端给她一碗。
后来我再没起过那个念头。可我起过。这件事我这一辈子都得记着。
六、两条腿，一双手
读书是要钱的。钱从哪里来，我心里有数——从两条腿和一双手上来。
天不亮起来煮饭。米是村里救济的，红米，糙，头天夜里要泡上才煮得软。菜是自己种的，没菜的时候撒一把盐。我妈那碗要用木勺捣碎，一点一点喂。她有时候咽，有时候吐在我袖子上。
喂完她，我背竹篓上学。篓里除了书还挂一只布袋。我眼睛不离路边——塑料瓶、废铁皮、烂电线，看见就弯腰，塞进布袋底。
放学沿原路再捡一遍。路上碰见一起放学的同学，他们讲：陈有光，你又来这一套。我讲：哪样一套。
攒够一篓，背到镇东头的收购站。
收废品的老赵认识我。他那台磅秤是老式的，砝码上贴着黑胶布。每回称完，他拿手指把砝码往外挪一格，说：这一格我给你算上，你那些烂电线不值钱。
一篓背进去，两块、两块五，最好的一回三块二。我买盐、买药、买作业本。作业本一分五一册，我一个月要用三册。
老赵说：娃，你这号人往后是要走出去的。
我点头，嘴上一句没讲。
我讲出口的那句是：走不走得了还没晓得。
没说出口的那半句是——走出去了，妈咋办。
救济米一学期领一回。要写申请，申请要有村里的章。村长在外头，我得走二十里去他家。
有一回我拿到那张纸，纸上要写家里几口人、劳力几口、一年收入几多。
我写：四口人，劳力一口，一年收入一百四十块。写完我看了三遍。那两百斤红米抬上肩膀的时候，我一路把下巴收着走，怕人认出我背上那个口袋。
夜里我把挣的钱摊在桌上，一张一张捋平。两块五。我拿铅笔在墙上记一笔，横着记，一格一格。
墙上那些铅笔道道，是我这一年的全部家当。
七、我姑
初二开春那回，是我这辈子最恨自己的一回。
那天下午下雨，我在上课。门卫敲窗户，说外头有人找我。
我娘站在教学楼的屋檐底下。她手里打着一把伞——旧布伞，伞面补过两块，伞骨拿线缠着。她身上什么也没披，头发贴在额头上，往下滴水。
她把伞塞给我，说：光儿，雨大，你莫淋着。
走廊上好多人在走路。有同学问：陈有光，这是你妈？
我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多年。
我说：这是我姑。
我娘听见了。她转过头来看我。她眼睛里那层雾那会儿是散的，清清楚楚地看着我，看了足有三口气的工夫。
她一句话没讲。她松开手，伞留在我手里，转身走进雨里头去了。她没有撑伞——伞在我这儿。她走得很慢，背影在水坑里一晃一晃。
值周老师把她喊住：这位婶子，你哪个寨子的？我送你回去嘛，雨恁大。
她说：不用。我娃在这里。
值周老师说：你娃哪个班的？她说：我娃在这里。
她就这一句，来回讲。讲完她就往下坡走。值周老师追出去，追不上，雨太大，人一晃就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把伞柄上的胶布撕了下来。伞柄上缠着两圈旧胶布。胶布底下是一层裂口——那是她的手，冬天在冷水里浆洗裂开的口子，她自己拿胶布缠上，怕伞柄的毛刺刮着手。
我把那两圈胶布缠在我自己的手指头上。
宿舍熄了灯，罗家兴问我：你姑人恁好，你咋不认？
我说：她疯了。
说完我就钻进被子。被子是潮的，我把它压在身底下，压得死死的，一点声音也没出。
那一夜我没睡着。被角在我手里攥成一团，到天亮也没松开。我骂的不是罗家兴，不是走廊上那些同学，是我自己那三个字。
后来我念大学，在别人面前又讲过一次那样的话。那是另一件事了。
八、苞谷草棚
念初中第一年我没住校。不是学校不收，是我交不起住宿费，一学期十二块。
我跟两个同学在学校后山搭了个棚子。四根竹子插进土里做架子，横着绑两道，顶上铺苞谷秆，苞谷秆上再压一层稻草。四面拿竹篾编了编，编得不密，站在外头能看见里面的人影。
下雨的时候，棚里比棚外头还湿。雨从稻草缝里漏进来，一条一条地落。我们三个把书和衣裳集中到最干的那个角，人蹲在边上等。雨过了，课本上起一层褶子，晒一天，干了以后字是花的。
我把我娘那床旧棉被抱来一半。一半铺在我草底下，一半留给她。她那半白天盖着出门晒太阳，晚上不给我拿回来——她睡觉要抱着。
夜里冻醒是常事。后山的风是活的。它从竹篾缝里钻进来，先在脸上摸一把，再顺着脖子往下走。
醒了就睡不着，我起来背书。蹲着背，抱着膝盖背。
背《岳阳楼记》，背《出师表》，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背到嗓子哑了，肚里那口气顶上来一点，身上跟着热。
天亮的时候，稻草最上一层被露水泡软了，抓一把能捏出水。我把书从怀里掏出来，纸角卷着，我用掌心一道一道压平。
罗家兴初二下学期走了，跟他爹去云南割甘蔗。走之前他把半只碗留给我。那碗缺了口，我使了三年。
棚子后来烧了。
烧的原因我们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我们在那儿烤过红薯，火塘是一块石头，石头边上垫着苞谷秆。半夜醒来的时候半边棚子已经塌下去，火苗子上头有老鼠在跑。
我们三个拿书包扑火，扑了一胳膊燎泡。
第二天学校知道了，没处分我们。教导主任站在灰堆前头讲了一句：塌了也好。这棚子早晚要出人命。
那年冬天，我搬进了猪圈。
九、猪圈
猪圈是杨家搬走以后留下的。杨家在山下盖了新房，猪没牵走，圈也没拆。
房东——杨家大儿子——把我领去看。他推开那扇木栅栏门，站在门口，不晓得往里走。
圈里靠墙一道一道黑印子，是猪拱的。拱了这些年，墙皮拱掉一层，露出底下的土坯。顶上有一块塌了，拿玉米秆胡乱堵着。
杨大哥搓着手说：这块地方不好住人。你要是嫌——
我说：挺好。
他看着我。
我说：有墙，不透风。
他回去跟他娘讲了。第二天他娘抱来一床棉絮、一个蜂窝煤炉，管我要了五块钱。
我说五块我出得起。我那个月手里只有七块三。
我拿泥把顶上塌的那块糊严实，糊完又拿旧报纸糊了一层墙。报纸是镇上卫生所不要的处方纸，一张一张贴上去，字都朝里。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
我把热水瓶灌满，毛巾裹三层，塞进被窝当暖炉。半夜摸出来，水是温的，我把脚贴上去。
我娘在家没人管。我把她锁在屋里，钥匙我带在身上。
锁门这个事，我做的时候手是抖的。我不锁她，她要走，走到箐沟那边去，走到人家猪圈里去。
中午放学我跑回去给她热饭。来回六里地，跑着去，跑着回。饭在锅里，我拿火箸把冷饭拨散，加一点水，盖上锅盖焐。她坐在门槛上等我喂她。
有一回我回去晚了，班里排节目。开门的时候屋里黑着。
我娘蹲在猪食槽边上，手里端着她的碗，碗里是空的。她把饭倒给猪了。
她见我回来，把碗举起来给我看，说：娃，饭呢？
那顿饭我们两个人都没吃上。我拿搪瓷缸坐在灶膛边上烤火，她在门槛上睡着了。
回校的路上鞋头破了一个洞，大脚趾头露在外头，冻得发紫。走到半路我蹲下来，把袜子脱了看，指头肚上起了一个透明的泡。
我把袜子套回去，鞋口拿草绳扎紧，接着跑。跑到坡顶，我听见学校那铃声。铃是哑的，跟那年冬天一样。
十、一件棉衣
班主任姓韦，教数学。个子矮，声音大，右手食指上常年沾着粉笔灰，写字的时候手指头离黑板很近。
他来猪圈看过我一次。那天他没打招呼，放学的时候跟在我后头走进来。他站在木栅栏门外头，半天没往里迈脚。
后来他进来了。他蹲下去，手掌在地上按了一下，摸了一把，把手掌立起来翻过来看。地上是潮的。
他一个字不讲。他把我的草铺掀开一角，看见底下垫的报纸；他把我的书箱翻开，看见作业本码成一摞，边角对得齐齐的，每个本都包着从旧本子上撕下来的皮，封面上名字写得端端正正。
他在那床棉絮前头站了很久。棉絮薄得能透过光。
然后他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搭在我胳膊上。
他说：我不冷。我这身板不经冻，你年轻，火力壮。
我说：韦老师，我明天还您。
他说：你当我借你的。
他出了栅栏门，走了两步又回头。他说的是：陈有光，你要是考不上高中，我这辈子都不安心。
他在猪圈里待了不到十二分钟。我后来算过。
那天夜里我把棉衣盖在最上头。棉衣上有猪食的味道，有粉笔灰的味道，还有一股肥皂的味道。三种味道一层压着一层。我把脸埋进去。
我没哭。我在被子里伸手进棉衣里去摸棉花，摸到袖口里头线脚脱了一块，棉花从缺口漏出来一点。我把那点棉花塞回去，用指甲把口子掐紧。
第二天我拿去还他。
他不接。
他说：我借出去的东西要收利息。
我问：好多利息？
他说：一张录取通知书。
我在办公室门口抱着那件棉衣站着。他坐下来改作业，红笔在纸上划，划得刷刷响，头也不抬，又讲了一句：回去上课。
那年月，这是第二回有人跟我说“你要拿到个什么东西”。头一回是我自己，在我娘跟前，十岁那年。
十一、落榜
第一次高考，我落榜了。
差三分。
分数出来那天下午，我去镇上打电话。镇邮局的电话亭在外头，玻璃碎了两个角，拿硬纸板糊着。我拨的是东莞那个厂的号码，厂里传达室的人喊了我大哥三声他才过来。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线断了，我把听筒拿起来看了一眼，又贴回耳朵上。
他讲：回来吧。莫读了。妈我接走，你去学个手艺，学开车、学水电都行。
他在那头等我回话。我讲：要得，我晓得了。
六个字，我一个字也没多讲。挂了电话，我在邮局门口站了一阵，走出去两里路才想起来，我连我哥在东莞哪个镇都不晓得。
路过桐岩县中学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假了。操场上有一群学生在打球，是留校补课的。他们的笑声传得很远，一下一下，跟拍皮球一样，拍到第三下人就跳起来。
我站在围墙外头看。墙上有铁丝，铁丝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风把那个袋子吹得贴在墙上又鼓起来。
我看了一下午。看到太阳从教学楼背后斜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到墙根。
第二天我去了后山。
草棚烧掉以后，架子还在，四根竹子插在那儿，黑得像四根香。灰堆叫雨水泡过，结成一块一块的硬壳。我在灰堆前坐下来。
坐到我坐不住为止。
天擦黑的时候我转下山。路过寨门口，邓大娘在喂猪，她抬头看我一眼，问：考得哪样？
我说：没考上。
她把潲水桶放下，跟我讲了一句我到现在还记着的话。她讲：没考上你就莫再考嘛。你才十八，你去广东，一年挣的钱够你娘吃十年药。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说的是对的。这话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第二件：我如果不考，我这辈子就在说这句话的人手里过日子了。
十二、校长，我背着
第三天我去了县城的补习学校。
我找了校长。他办公室在二楼，桌上堆着一摞一摞的登记表，屋里烟味很重，一个老师在跟家长讲话，家长嫌学费贵。
轮到我了。他问：哪个学校的？分数好多？
我把分数报了。他拿笔在本子上记，记完抬头看我，说：你这个分，再读一年有指望。学费一千二。
我说：我打工挣。
他问：你家哪样情况？
我把家里说了。说了我娘，说了水缸，说了猪圈。他一支烟抽到过滤嘴，没打断我。
他问：那你妈呢？
我说：我背着。
他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处。他讲：娃，你讲得轻巧。
你背着？你背到哪里去？你读的是高三，不是小学。
我讲：我背到山东去。
屋里那个家长转过头来看我。
我把这句话说完，自己吓了一跳。我连山东在哪个方向都还不晓得。
校长把烟头在桌沿上磕了两下。他把抽屉拉开，拿出一张表，填上我的名字，签了字，让我去门口交钱。
他说：你先读。钱的事你想办法，学校给你缓两个月。
我下楼梯的时候，他在背后又讲了一句：记住你今天讲的那句话。
我记住了。
出来的时候我在大门口停了一下。墙上贴着上一届考出去的名单。红纸，毛笔字，四十三个名字。
我从头看到尾，看了两遍。认不全的字我记在心里，回去拿字典一个一个查。
我们县一年出去四十三个人。
我站在那张纸跟前，想的是：明年我要在这上头占一格。
十三、砖、碗、草药
复读那年，我白天上课，晚上干活。
工地在城西，修河堤。我搬砖，一车一百二十块，从晚上八点推到早上五点。推车的链条坏了，我用两根铁丝拧上，拧了三回。手上第一次磨出血泡的时候，工头教我把针烧一下，挑破，把水挤出来，撒一层烟灰。
烟灰这个东西，止血比药快。这是我十八岁晓得的。
餐馆在后街洗碗，一个小时四毛。我干两个小时夜班，回教室前用冷水冲一遍头，把头发上的洗洁精味冲掉。有一回我没冲干净，同桌闻见了，问：你家开饭馆的？
我说：开过的。
采药是礼拜天。哑巴坡北面的崖上有黄连、有半夏。我背篓，拿绳子系在腰上，趴下去够石缝。
有一次脚底在湿石头上滑了，我整个人顺着坡往下溜，膝盖磕在一块棱石上。
我坐下来看。裤腿从膝盖往下浸透了，红的，硬邦邦地贴在腿上。伤口翻开一道口子，能看见里头的白。
我把裤腿撕成布条，一圈一圈缠上，打了个死结。我走下山，六里路，走了四十分钟。第二天我照常坐在教室里，腿伸直放在过道边，不敢弯。
半个月以后伤口好了，留下一条紫色的疤，像一段绳头埋在皮底下。
那一年我一共挣了一千四百块。学费一千二，剩下两百，我买了药、米、一双手套。
过年我没回家。我在学校看门，一天五块钱，看了七天，挣了三十五。
我把三十五块托人带下山。带钱的人是邓大娘的儿子，他跟我娘讲：光儿过年不回来，他在挣学费。
我娘听完，往门口坐了一夜。
十四、全县第三
成绩出来那天，全镇都晓得了。
全县第三名。语文一百二十九，这是我念书以来考得最高的一次语文。
录取通知书到的时候是八月末。邮政的人骑着摩托送到村口，喊：陈有光在家没得？
我们寨子好多年没寄过通知书了。
村口放了鞭炮，是村长买的，二十响。那挂鞭放完，硝烟散在山坡上，散得很慢。我记得清楚，因为我爹下葬那天也烧过纸，烟也是这么散开的，但那天没有声音。
我娘站在院当中。
邮政的人还问我签哪个字，我握着笔，手抖了一下，把“光”字最后一竖拖得老长。
我把通知书拿进屋，放在桌上，让我娘看。
她一个字不认得。她把它翻过来看，又翻过去，纸边在她的指头肚下面一点一点地卷。她凑到眼前，凑得很近，近到睫毛扫在纸上。
她问：这个是啷个？
我说：妈，这是大学。我考上大学了。
她说：大学在哪里？
我说：在山东。一千四百里。
她把那张纸捏在手里，走到堂屋中间，站住了。她回头跟我讲了一句：山东远得很哪。
她那晚把那张纸压在枕头底下。
从那年起，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她要把枕头整个掀起来，拿手在底下按一按，按到了她才躺下去。她要按一遍，两遍，有时候三遍。按完了她把枕头拍平，拍得整整齐齐，才上床。
后来四年，那张纸一直在枕头底下。
十五、一千四百公里
去山东之前，我把账算了三遍。
学费一千五，住宿费四百，被子、脸盆、鞋子、路上吃的，我妈的药一个月十八块。三遍算下来，数字还是对不上。差额两百四十块。
我把能借的人都借了一遍。
借了三家。村长五十，杨大哥八十，我大姐从松坪赶来一百——她把那张一百块钱从我手心里拍下去，说：光儿，姐只有这个。
我哥没借给我。他直接汇了三百，附言栏里空的。
出发那天早上，村里来了二十多个人送。
我把娘扶上拖拉机，拖拉机是借的，开车的老表在车头挂了一根柏树枝。后面拖两个蛇皮袋：一袋是我的衣裳和书，一袋是她的衣裳、药、那床旧被子。
被子她抱着不肯装进袋子，我说袋子里头一样。她讲：它在袋子里头会闷。
火车走了三天两夜。
她第一次坐火车。她全程不敢动，一只手抓着我的袖口，指甲掐进布料里。她不敢去厕所，憋了六个小时。她不敢把脚放在地上，怕有东西把她脚拖走。
我把鸡蛋剥好，塞到她手心里。我把搪瓷缸的热水吹凉，递过去。
过了长江，窗外是一马平川的地。她从来不晓得地上可以没有山。她把脸贴在窗上，玻璃是凉的，她的呼吸在上面起了一层白雾。
她问：那边咋个没有山嘛？
我说：那是平原，一望无际。
她问：这个车到哪里停？
我说：到山东。
她问：山东是哪个？
我讲：山东是一个省。里头有大学。
她“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那边的山恁矮，好看得很不？
我说：好。但我们的山也好。
她听不懂。她松开我的袖口，往靠背上靠下去，睡着了。她的头一点一点，每一下都靠到我的肩膀上。
十六、第二回说谎
到了德州，我先在南门外找了个住处。
一间煤棚。原来的房东堆蜂窝煤的，墙角还有一摞，五十多块。一个月六十块。窗子只有巴掌大，白天也要开灯。
我把娘安顿在私人旅社。南门外的旅社五块钱一晚，老板娘姓吴，答应每天管她一顿晌午饭。
第三天我去报到。
辅导员姓谭，三十来岁，戴眼镜，桌上放着一本学生名册。他问我家里几口人、父母做什么、有没有困难。
我讲：家里四口。父亲去世了。母亲在老家，有人照顾。
这句话说完，我站起来跟他道了谢，走了出去。
走到楼梯口，我站住了。我在那儿站了大概有半分钟。楼梯上人来人往，有个同学从我旁边挤过去，说了句“麻烦一下”。
我转过身，又爬上二楼，敲开了那扇门。
谭老师正在喝水，杯子端在嘴边，看着我。
我讲：老师，我刚才讲了假话。
他放下杯子。
我讲：我妈不在老家。她跟我在一块儿。她在南门外旅社。
我讲：老师，我得带着我妈上学。
他不说话。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准备把那间煤棚的墙皮看下来一块。
他问：她什么样？
我说：她不认得人。她有时候认得我，有时候不认得。她能自己走，自己吃饭，但她不能一个人待着。我把她一个人留下，她就会往外走，走到不认得的地方去。
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住外头，我上课的时候有人看着她。我中午回去给她做饭。晚上我打工。
他又问：你知道这会误你的课？
我说：我知道。
他拉开抽屉，找出一张表。他讲：你先上课，其他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回旅社。
我娘坐在床沿上，两只脚悬着，地够不实。她手里捏着一个馒头，馒头已经干裂了。她见我进来，把馒头举起来。
她说：娃，饭呢？
她把一天的馒头给我留着。
她问：我们啥时候回去嘛？这里头黑得很。
我说：妈，这里不黑，这里有电灯。
她说：电灯我不要。我要我家那盏。
十七、十八份工
大学四年，我打了十八份工。
家教三份，搬运四份，发传单两份，食堂帮工两份，餐馆洗碗四份，还有一次去印刷厂装订，一次替人看仓库，一次在学校澡堂门口收衣服。
有一回十二月在街口发传单，风大，一沓纸抱在怀里跟抱着一捆柴一样。扫街的清洁工把我喊过去：小伙子，你撒了我扫了你，你到底要不要命。
我蹲下去，把下水道口糊住的传单一张一张揭下来，揭了十几张，纸全湿透了。那一天我挣十二块。
东北的同学叫杜鹏，学计算机的，睡我上铺。他看我天天啃馒头，馒头是从食堂买的，一毛五一个。
有一回他直接从柜子里搬出一箱方便面，塞进我怀里，说：兄弟，你这日子过的，比我姥爷还苦。
我说：我不苦。
他说：你还嘴硬。
我讲：我说真的。我能读书，还能照顾我妈，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就是这几年。
他不说话了。他把方便面放下，转过身去洗脸。水声哗哗地响，响了很久，比洗脸要久得多。
我那四年只睡五个小时。早上五点起，中午回去做饭一个半小时，晚上打工到十一点半。
成绩我排专业前三。
这个事我没跟人讲过几回。我讲的是另一件事——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一等两次，二等三次。那些钱我一分没乱花，全在我娘的药瓶子上。
学校知道以后给我换了一楼的一间小屋，离食堂近，走路四十步。邓大娘把我娘从板木村带过来，从那就跟着我们过。我娘天天在门槛上坐，那块木头让她蹭得发了亮。
十八、麦苗
我在镇上收购站认识过一个女孩。
那年我初三，背一篓废铁去卖，她蹲在磅秤边上，也在卖。她的篓子比她的肩膀宽，里面装的全是捡来的瓶子。她穿一件男式校服，袖子长出一截。
她叫罗小麦，小名麦苗，板木村往下三个寨子的。她爹娘在浙江，她跟奶奶过，奶奶瘫在床上两年了。
我卖完我的，帮她把篓子提到秤上。老赵给她多算了两毛。她抱着那两块三站在太阳底下看了半天，看那票子有没有破洞。
后来我们把彼此的事讲了一遍。我讲我娘，她讲她奶奶。讲完以后我问她念几年级。
她说：小学五年级。读完这个学期就不读了。我奶奶的药一个月要四十六。
那年冬天起，我从饭钱里抠出五块、十块，托人带下山。念了大学，我改成一个月五十。
我同时给她写信。写信这个事，我做了六年。
信里头来回就那几样东西。
我讲：你要好好念。你念出去，外头的路比我们想的多。
我讲我在山东，这里的地平得像一张刚洗过的桌子。我讲我们班有个同学从哈尔滨来，他说他们那儿冬天河上能走汽车。
最后我总要加一句：麦苗，你要念到能走汽车那条河上去。
她回信写得歪歪扭扭，字大，纸是从作业本上撕的，有的行往上斜，有的往下掉。
她每封信最后一句都差不多。有一回是“青山哥”——她把我名字记错了——后来改过来，写的是：
“光哥，我长大了也要念到你那个学校。”
我把那封信夹在课本里，夹了一学期。
十九、一通电话
二〇一一年夏天，我毕业了。
德州一家公司签了我。做环保设备的，看重的是我实习那半年跑过十四家厂子。他们开的年薪是四十六万。
这个数传到板木村的时候，我大姐从松坪走两道山梁来问我：光儿，是不是真的？
我说：真的。
她坐在门槛上笑，笑了一会儿就不笑了，抬头看院墙外头，讲了一句：爹在的时候，一年到头挣不到三百。
我也动过心。四十六万意味着我娘能住进有暖气的房子，能请到医院的护工，能拍片子，能吃药，能不用我每天中午跑着回去热饭。
我甚至在市里租好了房，一室一厅，月租四百二。我签了意向书，红章，一圈小星。
改变一切的是那天晚上的一个电话。
电话是麦苗打来的。她那年在县城考的高考。
电话那头很吵。有风，有狗，有摩托过去碾石子的声音。她讲得很低。
她说：光哥，我不想念了。
我问：为啥？
她说：我考差了。差本科线三十一分。我们班走了七个，都去广东了，一个月三千二。
我奶奶的药——她上个月走了。
她停了一下。
她说：哥，读书到底有啥用啊？
那晚我把台灯关了。
我在床上坐着，听楼下那家早点摊开门。卷帘门拉上去的声音很响，响完以后是煤球炉子的风箱声，一下一下。城市夜里从来不彻底静。
我从裤兜里摸出一样东西。
那是麦苗小学六年级那年寄来的头一封信。我把它夹在课本里，跟了我六年。纸软得像布，折缝起了毛，中间裂了一道，我拿胶带从背面粘住。
那个“光”字她写歪了，一竖拖得老长。
我把那张纸按在膝盖上，坐着。
我坐在那儿想清楚了一件事——我们寨子里那些孩子，缺的不是钱。钱我挣过，我知道钱怎么来。他们缺的是一个理由。
他们没走出过那座山，所以不晓得翻过去以后有什么。他们得看见有一个人从那头走回来，站在寨子口上讲：跟我走。
我走过。前头有路。
天亮的时候，楼下有人卸面粉，一袋一袋往肩上扛。
我把那封信叠好，放回裤兜。
二十、落雨镇
我去退了房。中介的人问我：你这刚签半年吧？
我说：是。
他说：押金不退。
我说：不要了。
我把那份意向书撕成八片。
同事蒋师傅劝我，朋友劝我，麦苗后来在电话里哭了，讲：哥，是我把你害了。
我讲：跟你没关系。我欠山里一笔债，我到年头了要还。
我考了特岗教师。笔试加面试，全县第一。
选岗位那天，教育局的冯干事把名单推过来。上头有县城的两所中学，有镇上的，也有最偏的落雨镇中学。
落雨镇在石鼓岭那边。开车三个钟头，最后十八里路摩托车都进不去，得走路。那学校十年换了七个老师，没有一个待满两年。
我指了指落雨。
冯干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下，说：你考了第一，你可以去县城。
我说：正因为我考了第一，我才该去那儿。县城不缺老师。
他没再讲。他在表上盖了章，章盖得有点歪。
报到那天我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进山。
路窄得像一条线丢在山腰上，靠里是岩壁，靠外是空的。有一段路上有牛粪，我压过去，轮子打滑，我用脚在地上撑了两下才撑稳。手心全是汗，我把油门松到最慢。
到学校的时候是下午四点。操场是一块砸平的石头地，边上长草。
校长姓覃，快退休了，穿一件洗得发灰的夹克。他从教导处出来，看见我，站住，问：你就是县里分来的那个第一名？
我说：我是。
他过来抓我的手。他手上有老茧，硬得像树皮。他捏了我半天，一句话也讲不出。
后来他讲：小林——他叫错了姓，他不晓得——小陈老师，委屈你了。
我说：不委屈。我就是从这种地方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给我娘打电话。村里只有村长家一部电话。我讲：妈，我在山里头。
她问：哪个山？
我说：我们那个山。
她说：那你得吃饱。
二十一、那个音箱
落雨的第一年，我教两个班的语文，兼班主任，还带一个班的数学，管全校的体育。
我住教师宿舍，隔壁就是初二教室。夜里学生上晚自习，我在窗子边上备课。
我娘安置在学校旁边一间平房里，照看她的是邓大娘——板木村寨门口喂猪的那个邓大娘。我娘认不出所有人的时候，听得懂她的声音。她六十多了，走不动石鼓岭最后那十八里，是我骑摩托一段一段把她接进来的。
我一个月给她两百块。
礼拜天我不休息。我做了一件全校都想不通的事：我骑车进村，去找那些没来上学的娃娃。
我管这个叫“走寨子”。
一辆二手摩托，后座上绑一个旧音箱，是从我打工那会儿用的那种，电池不行，只能撑两个钟头。音箱里放我自己录的带子：
“我是陈有光，落雨中学的老师。我也是从这种寨子出去的。我四岁没了我爹，我妈有病，我住过猪圈，卖过废品，考了两年大学。我现在在这里教书。我想跟你讲一件事——念书真的能改命。你回来，我教你。”
录第一遍的时候我手抖，声音听出来是抖的。我把磁带倒回去，重录了三遍。
头一圈我跑了三个月。
落雨镇下辖二十三个寨子，散在十几道山坡上，有的寨子只有十一户。娃娃上学走两个钟头。我把地图画在作业本背面，哪条路有岔口就画个圈，哪家有没来上学的娃娃就写个名字。
我那张地图上，写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是“韦树生”。
树生那年小学毕业。他爹在矿上出过事，一条腿不利索；他娘走了，他跟爷爷过。他不上学，天天放牛。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坐在坡上吹木叶。木叶的声音能传到山那边。
他抬头看我：你是老师？我们这儿留不住老师。
我说：我不是来留的。我是来带你走的。
他问：去哪里？
我说：回学校。
他笑了，笑得难看：我爷爷讲，念书没用。念了也考不上，考上了也念不起。
我没生气。我在他旁边坐下来，跟他讲我的事。
从四岁那块糖讲起，讲到水缸，讲到火塘，讲到草棚、猪圈、一千四百公里的火车，讲到那八片撕掉的纸。
我讲了四十分钟。讲到最后一句，他不吹木叶了。
他问：真的？
我说：真的。你考得上，学费我想办法。你考不上，我教你第二遍。
树生回来了。他坐在我班最后一排，坐了三年。
三年后他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
这样的故事，我讲了十几年。
我骑坏过六辆摩托。第一辆链条断在半山，第二辆发动机烧了，第三辆在鹰嘴崖翻了，人甩出去三米多，腿上豁开一道口子，缝了十三针。医生叫我躺一个月，我第三天出的院，跟覃校长借了一辆接着跑。
有人问我图个啥。
我说：我劝回一个娃，我就觉得那年草棚里的火没白烧。
十三年，我劝回来的学生一千三百多个。通过工作室对接上资助的两千六百多个，落到的助学款六百多万。
这些数字我记得。
可我记得更清楚的是脸。是那些坐在坡上、看见摩托车就往后退、后来会跑到寨门口等我的脸。
二十二、二百四十一分的班
二〇一六年秋天，学校把一个班交给了我。
高一（4）班，全校最差的班。中考最高分二百四十一，满分七百五。四十三个人，一半以上是来混毕业证的。家长送来的话是一句：老师你莫管他，别在屋里头出事就行。
老教师劝我：这个班你不要接。接了就砸你自己的招牌。
我接了。
第一节语文课，我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字：先成人，再做学问。
底下有人笑。
有个男生把脚踩在桌杠上，讲：老师，分都没有，成哪样人？
我没生气。我转过身，问他叫什么。
他说：韦虎。
我说：虎子，你脚放下来。这不是我跟你讲的道理，这是屋头的规矩。你把脚放下来，我今天就当你成人了。
他看了我一眼。他把脚放下来了。
那一年我没急着赶课。
我带他们去后山那道荒坡，讲我小时候在哪儿挖野菜，哪个石头缝里有半夏。我带他们去镇东头的收购站，让他们看那台磅秤，讲我一斤一斤称过什么东西。我让他们在秤边上站一站，把手放上去摸一摸。
五月的时候，我把母亲请进了教室。
那天她认不太得人。邓大娘给她换了衣裳，衣裳是我给她买的，藏青的，她不肯穿，说太新。后来她穿了。
我站在讲台上，指着门口，跟四十三个人讲：这是我妈。
这三个字我欠了她十五年。初二那年在下雨的走廊上，她给我送伞，我讲她是我姑。
我说：我四岁那年没了我爸。她病了三十年。她给我留过一整天的馒头。她到今天认不全我，可她每天睡觉前都要把枕头掀起来按三遍，按到了她才躺下去。
我把她扶到前排坐下。
虎子站起来，把自己的水壶拿出来，走过去，拧开盖子，递给她。他讲：奶奶，你喝口水。
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把壶举起来，看了看，说：这个是我的娃的。
那个坐在窗边的女生罗小杏哭了。她哭得很响，拿袖子按着眼睛。
她问我：老师，你不恨吗？
我想了一会儿。
我讲：恨过。我十二岁那年，她把我的作业本塞进火塘，我跑到哑巴坡上坐了一夜。我在坡上想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我从来没跟人讲过。
小杏问：哪样念头？
我说：我想，我要是也得一场病就好了。
教室里没人出声。
我说：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生病，谁管她？老天爷不管你。它把牌发到你手里，怎么打是你的事。
那年起我陪读。早上六点我站在教室门口，晚上十点我陪着最后一个娃走。谁跟不上，单独补；谁屋头出事，我骑车去他屋头讲。
有家长讲：我家娃不是念书的料。
我说：料不料的，你让我试三年。三年以后你来收我这条摩托。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
四十三个人，一个没掉队。
高考放榜那天，全班四十三人全部过本科线。中考二百四十一的虎子，考了五百六十一，报了师范学院。
记者来采访，问我咋做到的。
我想了很久，讲了一句：我没教他们啷个考试。我教他们把自己当个人看。
二十三、灯传灯
这些年，桐岩县变了。二〇一一年全县本科上线五十一人，去年过了九百。新教学楼盖起来了，图书室有了暖气，愿意留下来的年轻老师一年比一年多。
但我讲的是另一件事。
真正变的是娃娃的眼睛。
以前我进村，娃娃看见摩托车就躲，头低下去，不吭声。现在他们会跑到寨门口来等，喊我“光叔”。这个称呼不晓得哪个先喊开的，我听着舒坦。
他们会拽着我的袖子问：光叔，大学里头是不是有电梯？光叔，我念完能不能回来当老师？
后面这个问题，我每回听见，都要把手里的活停一下。
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受我资助的娃娃，念完大学真的回来了。
麦苗回来了。她复读了那一年，考上师范，现在在县里的小学教三年级数学。
她来找我那回，讲：光哥，我二〇一一年讲的那句“读书有啥用”，我想收回来。
我说：你不用收。你站在讲台上，它自己就收回去了。
树生回来了，在落雨中学教数学——就是当年坐在坡上吹木叶的那个放牛娃，现在他带的那一届，中考平均分是全组第二。另外还有十九个，散在各个乡镇的学校里。
有一年暑假，县里给新老师做培训，我上台讲。台下坐着一百三十多个年轻老师，我认出来的有八十多个。
我站在台上看着那一张张脸，讲了两句就讲不下去。我想起十岁那年我站在堂屋中间，跟一个不认得我的女人讲：妈，以后我养你。
那时候我以为，走出大山就是全部的答案。
后来我改了一句话。我在台上讲：我以前跟娃娃讲，念书是为了走出大山。现在我讲的不一样——念书，是为了让大山不必被走出。
台下静了一会儿。后来响起了掌声。
培训结束，我在门口收讲义。最后一排还有个人没走。
他七十多了，头发白了，个子还是那么矮，右手食指上还沾着粉笔灰。是韦老师。
他走过来，把一张纸递给我。那是一张手写的通知——县退休教师协会叫他来讲课，他没去，他把那张纸折了两折，塞进我兜里。
他说：陈老师，我当年那件棉衣，利息我收到了。
我说：韦老师，我还没请您吃饭。
他说：你请。下礼拜你带那个娃——他指了指操场，那里头有六个年轻老师在打篮球，穿的都是师范校服——你把这些娃都带来。
那天他转身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背有点驼了。
二十四、她走了
我妈是二〇二一年冬天走的。走得安静，像睡着了。
邓大娘早上去送饭，喊了三声没应。她躺在床上，被子拍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压着东西。
她压着的是那张通知书。
十四年了，纸黄得透，边上一圈毛。字早就淡了，看不出是哪个学校。她到死都把它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早上起来用手按三遍。
我把她葬在哑巴坡，我爹旁边。
碑上刻了两行字。一行是我爹的名字，陈德厚。一行是我妈的，吴秀兰。
底下我另外加了五个字，是我自己定的——儿有光敬立。
师傅问：你兄弟三个，你一个人在这个碑上占一行，人家要讲的。
我说：就写我的。
师傅把石粉吹了吹，没再讲。
我爹那块碑跟前，二十九年只有我一个人烧纸。我不写我的名字，写哪个的。
尾声
前些年我回落雨，特意绕去看了一眼那个猪圈。
杨家早拆了。原地修起了新的教学楼，三层，刷的白墙，走廊上挂着学生写的字。
我站在楼下听。
操场上有娃娃在打篮球。他们的笑声传得很远，一下一下，跟拍皮球一样，拍到第三下人就跳起来。
跟很多年前，我在桐岩县中学那堵围墙外头听见的一模一样。
我如今还在跑。周末得空就下乡，摩托换了新的，音箱换成了能插卡的，卡里存的、录的还是那几句话。
工作室礼拜三有人来，有学生，有家长，也有外县来的老师。
我一年还要讲几十场。讲来讲去，还是那一个故事。
讲到最后，我讲的是同一句话：
我不是哪样榜样。我只是被人照亮过一回，回头想给前头点一盏灯。
有一回，一个刚分下来的年轻老师送我下楼。她问我：陈老师，你这一辈子最要紧的事是哪样？
我没马上答。她在楼梯口站着，手里那串钥匙绕了两圈，等着。
我想起的是她的手。那双手冬天在冷水里浆洗，裂口拿胶布缠两圈，第二天照样伸下去。她到最后认不出我，手心里还攥着半块饼，怕我饿。
我抬头，跟这个年轻老师笑了一下。
我说：我没让那盏灯灭掉。
如今在石鼓岭的寨子里，还有这样一个说法。
要是你在一个村寨的坡口，听见远处有摩托的声音，听见一个破音箱在放一个男人的声音，讲“我是从这个寨子出去的，念书真的能改命”——
那你就晓得了。
那个背母亲上学的娃娃，又来了。
他没有变。
他只是把那盏灯，一盏一盏，往前传。
（全文完）
作者：本文根据真实人物事迹改编创作。人名、地名、数字均作了文学化处理，故事核心精神与关键事件尊重事实，细节处有艺术加工。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个在山里念书的孩子，和所有走回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