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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县城开旧书店，收了三十三年书。
店在人民路的老街上，门脸不大，六米宽，进深四米。门口搁一块木板招牌，上面四个字是我自己写的，用黑漆，漆了三遍，掉了角。店里三排书架，靠墙再摞一摞，书从地上摞到一米八，摞得太高会塌，所以我摞到一米六就停。
我干的活有两样：收书和卖书。收书是主业。人家家里老人走了，房子要腾，一柜子书不要了，打电话给我，我骑三轮车去，一麻袋一麻袋往下扛，扛到车上，拉到店里，一本一本过。
我一天过书三百本左右，最多的时候一天过过九百本。一本书要过五道：看封面，翻书页，看版权页，量尺寸，定价。定价要翻价目簿，价目簿是我自己记的，牛皮纸封皮，一斤二两重，四万八千行。
三十三年，我从别人手里收过多少书，我没算清过。粗算一下，一天三百本，一年开三百天，三十三年是两千九百七十万本。这个数我不敢说，说了没人信。我只说一句：这条街上，从南到北，每一家的书我都过过手。
价目簿是我最要紧的东西。
簿子是牛皮纸封皮，一九九四年开始记的，到现在记了三十三年。一斤二两重，五百多页，一页一百行，四万八千行。行是我画的，用尺子比着画，一行一号，号从一到四万八。
每一行记一样东西：书名、作者、版本、品相、我的定价。举一个例：第九千四百一十二行，记的是一本一九七九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品相七成，缺前扉页，我给的价是三块。
这本簿子我随身带，收书的时候放在三轮车的车斗里，用麻绳捆住。晚上回家，我把当天的记录抄到一个硬皮本上，硬皮本攒了四十一本，摞在书架的最上层，一米六高。
我不识多少字，高中没念完。可我这本簿子里的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写得丑，写得准。我不写书名以外的形容，什么珍贵、难得、罕见，我不写。我只写版本、页数、品相、价。
定价靠一把竹尺。
竹尺是我师父给我的，长三十公分，宽两公分半，一面刻着尺寸，另一面被他磨平了，我用刀在背面刻了三道，是三种书的高度。
第一道是十七公分，是普通的三十二开，这种书按斤收，一斤两块。第二道是二十四公分，是十六开，画册、教材、杂志，这种书一斤一块五，因为纸厚，一斤没几本。第三道是三十公分以上，大开本，这种书按本收，一本五块，因为太占地方，卖不出去也压着。
量书的时候我把书竖在桌上，竹尺沿着书脊贴上去，看它顶到哪一道。顶上第一道的，便宜；顶不上第一道的，小册子，按本收，一本一块。
这道尺子我用了三十三年，尺子头上的竹皮磨没了，露出里面的毛。我拿胶布缠了两圈，缠得很紧。
收书有三条规矩，是我师父定的，我一条没破。
第一条：不压价。人家一柜子书，有的值钱有的不值钱，值钱的按值钱的价，不值钱的按斤，两样分开算，算完了报一个总价。报完价人家嫌低，我就把价目簿摊开给他看，哪一本多少钱，一行一行指。他要是不卖，我走。
第二条：当面翻。书里夹的东西，我当着人家的面翻出来，摊在桌上。照片、粮票、存折、信、单据、药方、成绩单，一样一样摆。不能夹走，不能装看不见。
第三条：不撕书。书里有字的页，不管写的什么，不撕。有的人家说，这几页上有字，撕了吧。我不撕。我说，这几页上有字，正是这本书的来历。
这三条我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书架的侧面，纸黄了，我又抄了一遍贴上去。
我师父姓吴，叫吴德海，二〇〇三年走的，七十一。
他原来在县新华书店做库房，退了休在街上摆书摊，我跟他学了五年。他教我的头一件事，是看书的边。他说，你拿到一本书，先别看封面，看三面切口。切口白、平、紧，这本书没怎么翻过；切口发黄、发灰、边上起毛，这本书翻得多；切口上有黑的一道，是放在灶台边上熏的，这一家人把书放在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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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我的第二件事，是看书的脊。脊上的字磨平了，这本书在书架里插了十几年；脊背裂了口，是用手攥着抽书攥出来的；脊上有一圈灰，是绑过绳子的，说明这一箱书搬过家。
他教我的第三件事，是摸纸。他说，纸有脆的、有韧的。脆的纸一翻就掉渣，是木浆纸，五六十年代的；韧的纸翻起来有声，是棉浆的，八十年代以后的。摸得多了，手上有数，不用看版权页也知道是哪一年。
他最后跟我说一句：收书的人，收的不是纸，是人家屋里的日子。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年。
二〇〇八年夏天，我去六楼收过一车书。
打电话的是个女的，说她父亲走了，屋里有一柜书，让我去看看。我骑车到楼下，六层，没有电梯。她开门，屋里闷，窗帘拉着。书柜在里屋，两米高，四扇门，玻璃上有一层灰。
我打开第一扇门，看见里头全是线装书和旧平装，一摞一摞码得整整齐齐。我抽出一本，看切口，白的；再看脊，字清楚。我心里就有数了。
我问她，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她说，中学语文老师。我说，教了多少年。她说，三十多年。我说，这些书是他自己买的。她说，都是他自己买的，一本一本攒的。
我在她家过了一下午，过出一千一百多本。值钱的四十多本，按本算，一本十块到三十块；其余的按斤，一斤两块。总数是三百二十七块。
她数了数钱，说，这么少。我说，这些书我卖出去，也就卖个四百多。她说，我父亲的三十年。我说，他的三十年在这四十多本书里，其余的三十年在他教书的那间教室里。
书里夹的东西，我攒了一箱。
二三十年下来，那箱东西有：照片四百多张，粮票两百多张，布票几十张，信一百多封，奖状三十几张，成绩单二十几张，药方一百多张，存折三本，钥匙十七把，邮票一小袋，还有一副假牙。
假牙是一九七几年的一本书里翻出来的，用一小块布包着，布上有字，写着名字。我拿着假牙愣了半天，最后把它放在桌上，跟那本一起卖给了来收旧书的老陈。老陈看了看说，这个我拿着没用。我说，你扔了吧。他说，你扔。我说，我不扔。
最后那副假牙放在我店里最上层的一个纸盒里，放了十几年，纸盒上我写了三个字：不是书。
夹得最多的是照片。照片有黑白的，有彩色的，有一寸的，有合影。合影的背面多半有一行字：某某年某某人于某地。我看这些字，看到过很多人的名字，可我一个也不认得。
夹在书里的东西，我送回去过几回。
有一回是一张存折，夹在一本一九八三年的《会计基础》里，是六楼那位老师家的。存折上还有八十七块，是那种老的绿皮折子。我第二天又上了六楼，敲门，那个女的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这个夹在书里。她看了一眼，说，我父亲的。我说，你拿着。
有一回是一封信，夹在一本旧字典里，信是手写的，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写了很多话。收书的是一个男人，三十多岁，他接过去看了一眼，脸就红了，说，这个我不要。我说，这是你的东西。他说，不是我的。我说，书是你家的。他说，书是我妈的。我说，那你给你妈。他说，她走了。
那封信我留了三天，第三天他来了，说，信给我吧。他拿走了，什么都没说。
还有一回是一张照片，一家的合影，五个人，中间坐着一个老太太。收书的是老太太的孙子，他看了一眼，说，这个我不认得。我说，这是你家的。他说，我奶奶年轻的时候我都没见过。我说，那你留着。他留下了。
这三回我都记得。书可以卖，字可以卖，照片不能卖。
老陈是我店里最常来的客人，七十二岁，退休前在粮站开车。
他每个星期六上午来，进门不说话，先去第三排书架，从左往右看一遍。看完了再回头，从第一排放到第三排的书，他挑三本到五本，坐在门口的矮凳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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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买书有规矩：一次不超过五本，一本不超过十块。超过了就把最不爱的那本放回去。他放回去的时候会把书摆正，书脊朝外。
他买走了什么书，我记得几本：一本一九五七年的《诗经选》，一本《农具图册》，一本《拖拉机修理》，还有一套《静静的顿河》，四本，缺第三本。那套缺的第三本我找了六年，前年在别处收到，给他留着。他来了，看见那本，说，你哪儿弄的。我说，别人家腾房。
他把四本摞在一起，拍了拍，说，我找了六年，我以为找不着了。他说，我年轻时在车队，晚上没事就看这个，看到第三本丢了，我一直记着第三本里写什么。我说，你先看。他说，我不看，我拿回家慢慢看。
第二天他来了，说，第三本我看完了，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说，哪儿不一样。他说，我以为第三本写打仗，其实写的是家里人。
孙宝山是中学的图书室管理员，六十二，管了二十六年书。
二〇一六年学校并校，图书室要腾，两万三千本书要处理。他打电话给我，说，苏师傅，你来拉吧，别当废纸卖了。我说，我去。
我去了三天。第一天拉了三车，第二天拉了四车，第三天拉了两车。总共九车，一车一千来本。这些书多数是教材、教辅、旧杂志，还有一套一九七几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六本齐。
孙宝山站在图书室门口，一本一本看我装袋。他说，你别把有借书卡的扔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里有学生名字。我说，那就留着。
我翻了一下，借书卡真多。一九九几年的卡，上头写着名字、班级、借的日期。有的卡上一本书被借过四十七次，从一九八九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一年。
我说，这些卡怎么办。他说，你留着吧，你店里挂一本，人家看了有意思。我拿了一本回来，挂在书架的侧面，挂到今年。
书商柯是我这行里最大的买家，五十六岁，在市里开一家旧书网店，库房八百平米，雇四个人打包。
他每两个月来一次，开一辆面包车，进门先问一句，最近有什么好东西。我说，你自己看。他从第一排看到第三排，看到中意的就抽出来，摞在柜台上，摞到二十本就让我算价。
他算价跟我不一样。我按品相和版本算，他按能不能卖出去算。同一本书，他看见的是网上挂了三个月没人要，我看见的是这本书一九六二年印过一万册。他压价压得狠，一本我标三十的，他给八块。我说，八块我不卖。他说，你压着也是压着。我说，我压着。
有一年他看中了我一套《辞源》，四本，一九三几年的，皮面，烫金的字磨掉了。我标一百二。他说，四十。我说，一百。他说，六十。我说，不卖。他走了。
那套书在我店里放了六年，二〇一九年被一个中学老师买走了，一百块。老师拿走的时候说，这套书我找了十年。我说，你找十年，我压六年，都值。
收书三十三年，我收到过几本真东西，我不卖高价。
第一本是一本诗集，一九三几年的版本，作者的名字我一个也不认得，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写着赠某某，落款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本书我在一个拆迁的院子里收到的，跟一堆旧杂志混在一起，一斤两块买回来。
第二本是一本手抄的方子，抄在毛边纸上，用线订的，一共四十三页，抄的是治咳嗽、治胃疼的方子，字是女人的字，写得很工整，最后写了抄书的人的名字和年份，一九六五年。
第三本是一本相册，不是书，是相册，硬壳的，里面贴着四十多张照片，从一九五几年到一九八几年，一个人的一辈子都在里头，从年轻到老。相册是一个女人拿来卖的，她说，我哥的，他走了，没人要。
这三样我都没卖。诗集的价钱我标了八块，方子我标了五块，相册我不标价，摆在柜台下面。有人问，我说，这个不卖。
二〇一五年以后，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网上买书方便，年轻人在手机上点一下，第二天就到，比我店里便宜一半。一个是人家不卖书了，老人走了，儿女不要书，直接叫收废品的来，一车拉走，按斤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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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店里最旺的时候是一九九几年，一天卖一百多本，一天进账四五百。二〇一〇年一天卖四五十本。二〇二〇年一天卖七八本，有时候一天不开张。
我把店里的书架腾了两排，改卖旧杂志和旧课本。旧课本好卖，每年开学，家长来买，五块一本。旧杂志也好卖，一块钱一本，买的人多是老人，买回去糊墙、包东西、剪窗花。
我一年房租两万四，水电两千，进货七八万，卖出去十一二万。算下来，一年挣两万来块，不如人家在厂里干半年。
二〇一八年，房租涨了一回。
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女人，姓刘，她来店里说，苏师傅，房租从两千涨到两千五。我说，涨五百。她说，街上都涨了。我说，我这店一年挣两万。她说，你挣得少，我不管你挣多少。
我算了一夜。一个月多五百，一年六千，我一年挣两万，减去六千，剩一万四。我媳妇说，你别干了。我说，我再撑撑。
撑了两年，二〇二〇年疫情，店里关了三个月。开门的第一个月，一天卖三本书。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的树发芽，一天一天等。
那年秋天我把两排书架卖了，卖给一个开饭馆的，他用书架隔了个包间。书架是我一九九四年做的，松木的，四排，一米八高。卖的时候我拿砂纸把书架的边磨了一遍，磨完擦干净，才让他拉走。
二〇二一年，我开始骑三轮车下乡收书。
县城四周的村子，我跑了三十几个。哪个村有老教师，哪个村有老会计，哪个村有一户人家爱看书，我心里有一张表。
下乡收书比在城里挣得多一点，因为村里人不太懂价，也因为村里没人收。我一天跑两个村，收三四百斤，一斤两块，加上几本值钱的，一天能挣两三百。
有一回在一个村里，一个老太太抱出一摞书，说，这是我男人的，他走了十年，我一直搁在柜子顶上。我翻了翻，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本，一九六几年的，还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我给了她三十块。她说，这么多。我说，这套书品相好。她说，你拿去吧，我留着没用。我说，你留着做个念想。她说，念想不在书上。
我把书装袋，她又拿出一本，说，这本是他常看的。那是一本《新华字典》，一九七一年的，封皮用布包着，布上有针脚。我翻开，第一页写着一个名字，第二页写着两个字：别丢。
我店里有一盏台灯，是我师父留下的。
台灯是老式的，铁的底座，铜的灯罩，灯罩上有一道裂缝，我用锡补过。灯泡换过十几回，现在用的是节能的，白的，不如从前的黄。这盏灯我用了三十三年，晚上过书的时候开它，光落在书上，纸上的字看得清。
我师父在的时候，这盏灯摆在书摊的角上。他晚上收摊，把灯罩擦一遍，擦得很仔细，擦完把灯关了，摸一下灯罩，说，凉了。
他走的那年冬天，我去他家，他儿子把这盏灯给我，说，我爸说这个给你。我说，我拿着。他儿子说，他还说，让你别把书当纸卖。
这句话我记了二十多年。我没把书当纸卖过。有一年纸价涨得凶，废纸一斤八毛，我店里的存书有三千斤，卖了能得两千四。有人劝我卖，我说，不卖。
二〇二三年，县里搞老街改造。
人民路要铺石板，两边门脸要统一招牌，尺寸、颜色、字体都得一样。街道的人来我店里，量了门脸，说，苏师傅，你这个招牌要换，换成统一做的。
我说，我这个招牌是我自己写的。他说，统一要求。我说，那我也得挂。他说，统一做的挂在上面，你这个可以收起来。我说，收起来挂哪儿。他说，你自己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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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牌做好了，是木头的，喷的黑字，写着长林书屋，四个字规规整整，横平竖直。挂上去以后，我站在街对面看，看了半天。字是好字，可不是我的字。
我把自己写的那块木板搬回店里，靠在柜台旁边。有人来买书，看见那块板，说，这个字写得好。我说，我二十五岁写的。
改造完了，街上是石板路，走上去有声。
来的人多了一点，多是来看街的，进店看一看，摸一摸书，拍两张照片就走。有人问我，老板，你这些书都是真的旧书吗。我说，都是旧的。他说，有没有那种很老的。我说，有，第三排。
有一天来了三个年轻人，拿着手机拍，拍书架，拍价目簿，拍我。他们说，大爷，你能不能说一句，这些书都是有故事的。我说，书是有故事的，我说不出来。
他们走了以后，我坐在柜台后面想这句话。我这一辈子，收了两千多万本书，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人的手印，有一张夹在里头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见过，可我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不会说。我只会过书、量书、定价、记账。
二〇二四年三月，我把店关了。
关店那天我算了一笔账：库存六千三百本，按斤卖是三千块，按本卖要卖三年。房租欠了两个月，五千。水电欠了三百。
我先卖库存。我在店门口摆了三张桌子，写了一张纸：全部五块一本，十块三本。卖了十二天，卖出去一千一百本，收了一千六百多块。剩下的五千二百本，我拉回家，堆在院子里，用塑料布盖着。
最后一天，我把书架上的灰擦了一遍。擦的时候我看见书架的第二层有一道刻痕，是我儿子小时候用刀刻的，刻的是一辆汽车。那道痕二十多年了，我拿布擦过去，擦不掉。
我把台灯装进纸箱，把价目簿用布包好，把招牌靠在墙上。关灯的时候我摸了一下灯罩，凉的。
关店以后，书堆在院子里。
五千二百本，我用四张塑料布盖着，上头压砖头。下雨我把塑料布掀开一角，让风吹，雨停再盖回去。六月里下过一场大雨，塑料布漏了一个洞，雨水渗下去，湿了一百多本，纸页黏在一起，晒干以后起了一层白霉。
我把湿的挑出来，摊在院子里晒，晒了三天。霉味散不掉，我拿一把旧蒲扇扇。晒干的书页是波浪的，合上以后书合不严，一合就张开。这些书我后来论斤卖了，一斤八毛，卖了一百二十块。
院子里还有两堆没湿的。我每天坐在院子里，抽一袋烟，看着那两堆书。我媳妇说，你看什么。我说，我看我这一辈子。她说，这一辈子就两堆。我说，就两堆。
有一天她拿出一本，说，这本书我认得，是我娘家带来的。我看了看，是一本《家常菜谱》，一九九几年的，扉页上写着她的名字。她说，这个别卖。我说，不卖。
二〇二四年七月，县图书馆的人来找我。
来的是个年轻的女的，姓何，管采编。她说，苏师傅，我们馆里要收一批旧书，补充地方文献，你的库存我们想看看。我说，都是旧书，没什么好的。她说，我们不要好的，我们要有来历的。
我领她到院子里。她蹲下，一本一本翻，翻了两个钟头。她说，这些书里有很多一九七几年、一九八几年的，还有油印的小册子，这些东西馆里没有。
她说，我们按本收，一本两块钱，看中的挑走。我说，按斤是八毛，你按本给两块，我占便宜。她说，我们不占你便宜。我说，那就按本。
挑了三天，挑走一千四百本。她写了一个清单，两页纸，让我按手印。我按了，她把三百块钱给我。我说，太少。她说，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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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千四百本拉走的时候，我看着面包车的后门关上。我知道它们去了一个能存住的地方。
剩下的三千八百本，我又卖了半年。
卖书的办法变了：我在院门口支了一张桌子，写了一个纸牌，写着旧书两元。街上的人路过，进来翻，翻完了买两本。一天卖二三十本，收五六十块。
来的人里有几个是老客。老陈来了，进门说，你怎么搬这儿了。我说，店关了。他说，我在人民路找了半天。我说，你以后来这儿。他说，我记着。
他在院子里翻了半个钟头，挑了四本，给我十块。我说，四本八块。他给了十块，说，剩下两块算我来看你。
孙宝山也来过一回。他退休了，头发白了，说，苏师傅，我家里有一柜书，等我走了，你帮我处理。我说，你别跟我说这个。他说，我说的是实话。我说，那你写个纸条，写上哪些留哪些卖。他说，我写。
他真写了，写了三页，交给我。我把那三页夹在价目簿的最后。
价目簿我一直带着。
四万八千行，最后一页是我二〇二三年十二月记的：一本《县城志》，一九八五年版，品相六成，标价四块。那一天是最后一次定价，那天过了一百四十本。
簿子我放在床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翻开看。我看的不是价，是名字。第一页第一行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九七八年版，品相五成，一块五。这本书是我收的第一本，那天下着雨，我在一户人家门口等了半个钟头。
我看着这些字，能想起很多事：哪一行是在哪个村记的，哪一行是下雨记的，字洇了；哪一行是我手抖记歪的，那天我喝了酒。
我媳妇说，你天天翻这个干什么。我说，我认字。她说，你认了多少字。我说，我认了四万八千行的字。
二〇二四年十月，书商柯又来了电话。
他说，苏师傅，听说你店关了，库存还有没有。我说，还有三千多本。他说，我全要，一斤九毛。我说，一斤八毛我都卖过，你不用给我九毛。他说，九毛是给你个面子。我说，面子不值钱。
他开着面包车来了，看了看院子里的两堆书，说，这些书我拉回去也是压在库里。我说，那你别拉。他说，我拉，我库房大。我说，你拉。
他拉了四车，三千一百本，按九毛算，给了我八百多块。装车的时候他问，你那本簿子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我出两千。我说，不卖。他说，五千。我说，你给我五万我也不卖。
他笑，说，一本破簿子。我说，这本破簿子是我三十三年。他说，那你就留着吧。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个陌生女人找上门。
她说，苏师傅，我父亲走了，留了一柜书，我听说你收书。我说，我店关了。她说，你能不能去看看。我说，能。
我去了。她父亲是个工程师，柜子里全是技术书：机械手册、材料手册、标准汇编、图纸。我翻了翻，说，这些书我不收。她说，为什么。我说，这些书没人买了，收了也卖不出去。她说，那我怎么处理。我说，你送给图书馆，或者卖给收废品的。
她说，我父亲一辈子就这些书。我说，我知道。她说，你能不能给我挑几本留着。我说，能。
我在柜子里挑了两个钟头，挑出十二本：三本是他手写的笔记，两本是他翻译的书，一本是他自己的著作，其余六本是他常翻的、书脊磨平了的。我说，这十二本你留着。她说，其余的呢。我说，你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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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十二本抱在怀里，说，我父亲的字真小。我说，小字是一笔一笔写的。
我现在还在收书，只是没有一个店了。
有人打电话来，我骑三轮车去，看一柜子书，过一遍，报一个价。人家卖，我拉回院子里；人家不卖，我走。一个月接四五家，挣个千把块。
我把价目簿带着，把竹尺带着。过书的时候还是那五道：看封面，翻书页，看版权页，量尺寸，定价。定价的时候我翻簿子，翻到一行，看一眼，写上去。
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还干这个。我说，我只会这个。他说，你这个能挣几个钱。我说，挣不多。他说，那你还干。我说，我不干这个，我干什么。
他说，你可以歇着。我说，我歇不住。他说，你歇着不难受。我说，我坐在院子里，看见一堆书，我就想把它过一遍。
我识字少，可我真正读完的书，只有两本。
第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收的第一本书。那天下午我在店里没事，翻开看，一看看到天黑。看完以后我在簿子上记了一行：不卖。这本书我留了三十年，纸页黄了，边角卷起来。
第二本是《平凡的世界》，三本一套，一九九几年的版，是二〇一二年在一个村里收的。那套书我看了一个冬天，一天看二十页，看到第三本最后，我在店里坐着，坐了很久。
看完了，我把那套书摆在柜台上面，标价二十。过了半年，一个打工的小伙子来买，翻了翻，说，这书好看。我说，好看。他给了二十，把书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心里空了一下，那套书我看了一冬天。
这两本书教我一件事：书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存的。
有一回，人家不卖给我。
那是一户人家，老头走了，一屋子书，两千多本。他儿子在门口站着，说，这些书我们不卖，我们要留着。我说，我看看行不行。他说，看可以。
我在屋里看了两个钟头。柜子里有一套《四部丛刊》，两百多本，蓝布封，装在一个木箱里。我看了箱子里的书，看了箱子上的字，说，这个箱子是樟木的，书没受潮。他说，你懂这个。我说，我收了三十三年。
他说，我父亲说这个箱子不能打开，一打开书就散。我说，他已经打开过。他说，什么时候。我说，你看这些书的边，有一层灰，灰是斜的，是打开的时候落的。
他说，那我不卖。我说，你不卖好。他说，你不劝我卖。我说，我不劝。他说，为什么。我说，这箱子书在你家放了六十年，我买走，它就成了商品。
二〇二五年五月，一个孩子来买书。
他十一岁，穿着校服，手里捏着五块钱，进门说，叔，有没有《三国演义》。我说，有，第三排，最下面。他蹲下去找，找了半天，拿出一本，是那种两块钱的处理本，封面缺了一角。他说，这本多少钱。我说，两块。
他把五块递给我，说，我要三本。我说，三本不够，五块只能买两本。他说，那两本。他挑了两本，一本《三国》，一本《水浒》。
我说，你上学看这个。他说，我看，我晚上看。我说，作业写完再看。他说，我写完了才看。我说，你看得懂。他说，看不懂的字我猜。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我十一岁那年，我在废品站门口捡过半本书，是《西游记》，缺前四十页，我从缺的地方开始看，看了三遍。
那孩子后来又来过两回。第三回他带来了他的同学，两个人蹲在书架前挑书，挑了一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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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八月，老陈走了，八十一。
他走的那个星期六上午，我还在院子里等他。我把那套《静静的顿河》摆在桌上，四本，他缺的那本我早给他补齐了。我等到十一点，他没来。我给他家打电话，他儿子接的，说，我爸上个月走了。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没办，就家里几个人送的。我说，他的书呢。他说，都在屋里，没人要。我说，我去看看。
第二天我去了他家。他的书有两柜，一柜是买我的，一柜是他自己攒的。我看见了那些书：一本《诗经选》，一本《农具图册》，一本《拖拉机修理》，那一套《静静的顿河》四本，第三本夹着一片树叶，树叶干了，压在书页上成一幅画。
他儿子说，苏师傅，都给你吧。我说，我给你钱。他说，不要钱。我说，那我不拿。
最后我拿了三样：那片树叶，那本《诗经选》，还有一本他自己订的剪报。
老陈的剪报我翻过。
剪报是用旧报纸订的，一共七本，每本二十几页，贴的是报纸上的文章，用胶水贴，胶干了，纸发脆。他贴的东西有：本县的老照片、老桥的记录、老树的照片、老字号的回忆、还有他自己写的一篇东西，发在县报的副刊上，写的是他当司机的时候跑过的一条路。
那篇文章不长，五百多字，写他一九七几年开一辆解放牌，从县城到山里拉木头，一趟要走八个钟头，路上要过一条河，河上没有桥，靠渡船。他写渡船的老头，写老头的手，写老头收钱的时候不看我，看河。
我看完这篇，把它剪下来，夹在价目簿的最后。我这一辈子收了四万八千行的书，这一篇文章不是书，可它比书好。
我把那七本剪报送给了图书馆的何馆长。她说，这个有用。我说，你存好。
二〇二五年秋天，何馆长又来找我，说，苏师傅，我们馆里想办一个展，展旧书，你能不能来帮着说说。
我说，我不会说。她说，你不用讲大道理，你就讲你怎么收书。我说，那我会。
展办在图书馆二楼，摆了四张桌子，桌上放着旧书、旧课本、旧杂志、粮票、借书卡，还有我的价目簿，用玻璃罩罩着。开幕那天来了三十多个人，多数是老人。
何馆长让我讲十分钟。我站在桌子后面，说，我收书三十三年，收了两千多万本，一本一本过手。我讲了三件事：书里有夹的东西不能拿；书不能撕；值钱的和不值钱的要分开算。
讲完有人问，苏师傅，你收的最贵的一本多少钱。我说，我收的最贵的一本，卖了一百二。他说，那也不贵。我说，我收的最便宜的一本，卖了两块，那本书被人拿回去看了三遍。
他们笑。我没笑。
我这两只手，三十三年下来，伤过很多回。
最多的是纸划的口子。新书的切口是锋利的，一抽，指头上就一条细口，不疼，过一会儿渗出血来。旧书的切口是毛的，划得浅，可纸上有灰，口子容易发。
其次是麻绳勒的。一车书捆三道绳，绳子勒在手心里，一勒一道红。夏天出汗，绳子滑，我就在手心里垫一块布。
还有一回是书架倒了。二〇一一年，我把最上面那一摞摞到一米七，一摞倒了，砸在我背上，砸在地上散了一地书。我坐在地上，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捡了半个钟头。
我媳妇给我买过一盒创可贴，我一年用一盒。她说，你这手，跟砂纸一样。我说，砂纸还能磨。
9
二〇一九年七月，我在雨里收过一车书。
那天上午晴，我骑车到城西一个村，收了一千多本，装了两麻袋，捆在车斗上。中午天变黑，雨来得急，我把塑料布拿出来裹，裹了两层，用绳子勒紧。
骑到半路，雨大得看不清路，我把车停在一棵杨树底下，站在树底下等。雨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塑料布上，噼噼啪啪响。我等了四十分钟，身上全湿了。
雨小了，我接着骑。骑到店里，卸车，把塑料布打开，麻袋没湿透，里头有一百多本书的边角潮了。我把潮的挑出来，摊在店里的地上，用台灯照着，一本一本翻页，翻到半夜。
那一百多本后来卖了两个月，按处理价，一本一块。算下来那一车书我挣了六十块，还不够我淋一场雨的。
二〇二五年冬天，我儿子回来了一趟。
他在南方，做装修，一年回来一次。他进门看见院子里那两堆书，说，爸，这些你还没处理。我说，处理了一半。他说，剩下的呢。我说，慢慢卖。
他说，爸，你别干了，你这个腰不行了。我说，我腰还行。他说，你上回搬书搬得直不起腰。我说，那是搬得急。
他说，我在那边给你找个活，看仓库，一个月三千五，管住。我说，我不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在这儿有书。
他说，这些书能值几个钱。我说，不值几个钱。他说，那你守着。我说，我守着。
他没再说话。晚上他坐在院子里抽烟，我在屋里翻簿子。他进来，说，爸，你这本子记了什么。我说，记了三十三年。他翻了翻，说，字真小。我说，小字一笔一笔写。
他要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爸，你这辈子就这些书。我说，就这些书。他说，你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他说，为什么不后悔。我说，我一辈子过手的书，两千万本，我一本一本地看，一本一本地算，我没糊弄过谁。
他说，这有什么用。我说，没用。他说，没用你还干。我说，我干这个不图什么。
他说，那你图什么。我说，我图一屋子书，我坐在里头，心里静。
他笑了一下，说，我不懂。我说，你不用懂。他说，我妈懂不懂。我说，她也不懂，她只是不拦我。
他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两本书。他说，我不看书。我说，你拿着，放车上。他拿了，塞进包里。
二〇二六年三月，我把剩下的库存全送了图书馆。
剩一千八百多本，我打电话给何馆长，说，这批书我不卖了，你要不要。她说，要，我们来拉。我说，不要钱。她说，不行，我们得给你钱。我说，那你按一本一块给。
她来了，带了两个人，带了一辆小货车。装车的时候她一本一本看，看到一本，说，苏师傅，这本你留着吧。我看了看，是一本《县城老照片》，一九九几年的，是我自己买的一本。
我说，这本我留。她说，还有没有要留的。我说，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那本你留着。
书装完了，院子里空了。地上剩下几片碎纸，几张塑料布，几块砖头。我拿扫帚扫了一遍，扫完把塑料布叠起来，塞进柜子里。
10
那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没有书看。我坐了半个钟头，进屋翻簿子。
院子里空了以后，我闲了两个月，闲出病来。
先是睡不着，晚上十点躺下，两点醒，醒了就翻簿子。后来是手痒，看见街上人家扔的旧杂志，我就想捡。有一回我在路边看见一摞旧报纸，捡起来才发现是人家捆好的，等着收废品的来拉，我又给放回去。
第三个月，我又接了一个电话。人家说，家里有一柜书，问我看不看。我说，看。我骑车去了，看了，报了一个价，人家卖了，我拉了回来，三千多本，堆在院子里。
我媳妇说，你不是不干了。我说，我干。她说，你院子又满了。我说，满了心里踏实。
她说，你这个人，闲不住。我说，我闲不住。
二〇二六年五月，我又把台灯摆出来了。
台灯摆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晚上开，光小，照着书页。我过书的时候要一样东西垫着，我用一块木板，木板是我做书架时剩的，四十公分宽。
现在的活少了，一个月过两千本。过书的时候我把竹尺放在手边，把簿子摊开，一边量一边记。簿子快用完了，最后几页我记的是二〇二六年五月的，行号已经记到四万八千六百多行。
我跟自己说，等我记到第五万行，我就不记了。
这本簿子从一九九四年记到今天，三十三年，四万八千六百行，一斤二两，五百多页。它比我儿子岁数大，比我媳妇跟我的年头长。它记的是四万八千本书，也是四万八千个名字。
有一位老教师，把书送给了我，不收钱。
他姓范，七十九，退休前在镇中学教语文，教过三十八年。二〇二五年春天他打电话到我家，说，苏师傅，我这有一柜书，我想送给你，你别卖，你留着看。
我说，我不能白拿。他说，你拿，我放心。他说，我这书里的字，是我一辈子念过的。
我去了他家，柜子里有三百多本，多数是文学书，有《诗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还有他备课用的资料，一尺多厚的卡片，卡片上写满字。
他说，这些卡片是我三十八年做的。我拿起来看了看，一张卡片上写着一个学生的作文题，下面写着批语。
我说，这个有用。他说，有用没用，我不留了。我说，我给你收着。
他送我到门口，说，苏师傅，我这一辈子教了两千多个学生，我记不住他们的脸，我记住了他们的作文。我说，记住了就好。
二〇二五年六月，一个女学生来买旧课本。
她十六岁，高中，说，叔，有没有高二的物理。我说，有，第三排。她找了两本，一本物理，一本数学，都是旧课本，封面上有别人的名字。
我说，这个上面有人名。她说，没事，我拿胶带贴上。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新的。她说，新的贵，一本三十多。我说，这两本四块。
她给我四块，把书装进书包。她说，叔，我哥也念高中，他明年要用。我说，那你明年再来。她说，你这店还开吗。我说，我店关了，这是我院子。她说，那我怎么找你。我说，你问街上的人，长林书屋。
11
她走了以后，我把旧课本挑出来，摞在门口，写了一块牌子：旧课本，五块两本。那块牌子是给人看的，学生的眼睛亮，他们看见牌子就进来。
收书这行有同行，我认得三个。
一个姓赵，在邻县，比我大五岁，收了一辈子，家里堆了十几万本，堆到屋里进不去人，他睡在书堆旁边的一张床上。我去过他家一回，进门只能走一条窄道，两边是书墙，比他高。
一个姓钱，四十来岁，收书用手机，专门收有收藏价值的，他看版本、看印数，看一页就放下来，说，这个不要。他一年能挣二十万，他说这叫专业。
一个姓李，跟我一样，骑着车下乡，收旧书旧纸，什么都收。他不识几个字，可他有一双眼睛，能看出一箱书里哪几本是好的。
姓赵的那位去年走了，八十四。他的书他儿子卖了半年，卖了六万块。我听说的时候坐在院子里，抽了一袋烟。
我想的是：他那一屋子书，他睡在旁边，二十年，那些书是他屋里的墙。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个老太太叫我去收书。
她七十八，老伴走了三个月，一柜子书要腾。我去的时候她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手绢包，说，你上去看吧，我不上去了。
书柜在二楼，四扇门，里头是历史书和地图册。我过了一遍，一千二百本，按斤和按本分开算，总数两百一十块。我下楼跟她说，两百一十。她说，行。
她把钱接过去，捏在手里，没往兜里放。她说，这些书他看了四十年，一天看两个钟头。我说，我看见了，书脊都磨平了。她说，他眼睛不好，后来拿着放大镜看。
我说，你要不要留几本。她说，留哪一本。我说，你挑。她上楼，站在书柜前，看了半天，抽出一本，说，这个。我看了看，是一本《中国地图册》，一九七几年的，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
她说，他每次出门前都要看这个，看路线。她拿着那本地图册下楼，坐在门口，翻了两页。
有一回，我收了一屋子报纸。
那是一个老邮电所的房子，老头在邮电所干了四十年，从一九六几年开始订报，一直订到二〇一几年，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省报，一份县报，一份《参考消息》。四十年，一天两份，堆了整整一屋子。
报纸是捆着的，一年一捆，捆上写的年份，用毛笔写的。从一九六六到二〇一五，一捆一捆码在架子上，码到天花板。
我说，这些报纸，一斤八毛。他说，我知道，我算了，两千斤。我说，我给的价是九百块。他说，行。
拉回来以后，我没有当废纸卖。我把每一年的捆打开，一年抽一份，抽了一百多份，收在柜子里。剩下的按斤卖了，卖了九百八十块。
那一百多份报纸，我看过几份。看一份一九七几年的县报，上头写着修水库、通公路、开大会，字很小，纸很薄。
旧报纸现在有人要。
要的人是两类：一类是剪报的，剪上头的旧照片、旧广告；一类是做包装的，用旧报纸包东西，说好看。我店里卖过旧报纸，一份五块，一份十块，买的人不少。
我卖的价格按年份定：一九六几年的贵，一份十五；一九七几年的十块；一九八几年的五块；一九九几年的三块。二〇〇〇年以后的两块，没人要。
12
有一年一个开茶馆的来买了三十份，说，贴在墙上做样子。他挑了带大标题的，挑了带老照片的。他说，客人喜欢看。我说，看什么。他说，看从前。我说，从前也不好看。他说，从前看着踏实。
我不懂这句话。我这一辈子攒的都是从前的纸，从前的纸卖不出好价。
二〇一七年，我被邻居误会过一回。
那时候我店里堆的书多，门脸堆到走道，晚上我在店里过书，台灯亮到十一点。隔壁是服装店，老板娘跟人说，这个收书的半夜搬东西，不知道搬什么。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上门跟她说，我搬的是自己的书，白天过不完，晚上过。她说，你搬书怎么有麻袋。我说，麻袋装书。她说，你那些书哪儿来的。我说，人家卖给我的。她说，人家为什么卖给你。我说，我收书三十年了。
她不信，我就带她到我店里看。她进来看了一圈，看见书架，看见柜台，看见价目簿，看见我墙上贴的三条规矩。她说，你还写规矩。我说，我师父定的。她说，你师父呢。我说，走了二十年。
她走的时候说，我以为你半夜搬人家的东西。我说，我不搬人家的东西，我搬人家的书，人家同意了我才搬。
冬天在院子里过书，冷。
我在石桌旁边生一个火盆，铁皮的，里头放木炭。木炭是买的，一袋三十斤，四十块。我一边过书一边烤手，手烤热了再翻书，翻十本烤一回。
火盆边上我放一个搪瓷缸，缸里是热水，水里泡着两片姜。我喝姜水，喝一口，翻一页。
有一回火星子落到书页上，烧了一个洞，铜钱大。我赶紧把书拍灭，拍完了看着那个洞，心里难受。那本书是一本《围城》，一九九几年的，我标了八块。烧了洞，标两块。
我把那本《围城》留着了，没有卖。现在我翻开它，还能看见那个洞，洞的边上有一圈黄的，是烧过的痕。
二〇二六年夏天，价目簿记到了第五万行。
第五万行记的是一本《农家历》，二〇〇几年的，品相四成，一块。记完这一行，我把笔放下，坐在桌前，看了很久。
四万八千行的时候我七十五？不对，我今年五十八。四万八千行是去年冬天记的，那时候我在图书馆的展上，说过一句话：这本簿子是我三十三年。
现在第五万行了。我翻到第一页，看第一行，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行字写得很硬，笔画重，是我二十五岁写的。
我拿一支铅笔，在第五万行下面画了一条线。画完我想：要不要再往下记。往下记，是第五万零一行，可我今年五十八，还能记多少行。
我媳妇进来，说，你在干什么。我说，画一条线。她说，画线干什么。我说，记到这儿了。
二〇二六年六月，一个年轻女人来找我。
她二十九，在城东开了一家小书店，卖新书，也卖咖啡。她说，苏师傅，我听说你收了三十年书，我想跟你学。我说，你学什么。她说，学怎么收书。
我说，你是卖新书的，不用收旧书。她说，我想在店里放一排旧书，有味道。我说，旧书有霉味。她说，就是这个味。
我带她去了一户人家。那家有一柜书，一千多本。我让她先过一遍，她过了两个钟头，说，我挑出三十本。我说，你挑的标准是什么。她说，好看。
13
我说，好看是标准，可不是收书的标准。收书要算：一车书多少钱进，多少本能卖，多少本卖不动，压多久。她说，还要算这个。我说，不算这个，你三天就亏。
她说，那你教我怎么算。我说，你先记账，记一年，你就知道哪一类书卖得动。
我把我那把竹尺给了她。
她拿着尺，问我怎么用。我说，三道刻，十七公分、二十四公分、三十公分。左面是尺寸，右面是三道线。你量一本书，看它顶到哪一道。
她说，顶到第一道呢。我说，按斤收，一斤两块。顶到第二道，一斤一块五。顶到第三道，按本，一本五块。顶不上第一道的，按本，一本一块。
她说，这太简单了。我说，简单，可我用了三十三年。她说，三十三年就为了这个。我说，为了这个。
她把尺子放进包里，说，我拿走了，你不心疼。我说，我不心疼。她说，你不用了。我说，我用量不多。
她走了以后，我在院子里坐着，手里没有尺子，量书的时候用手指比。手指比不准，差一公分，价钱差一半。
二〇二二年，我收过一箱手抄本。
那是七八本线装的册子，用的是毛边纸，字是毛笔写的，写的是戏文，一出戏一本，一共十二出。字很小，工整，一页三百多字。
送书来的是一个老头，七十四，他说，这是我父亲抄的，他是个戏迷，一辈子抄戏。我说，抄了多少年。他说，抄到走，抄了四十年。我说，抄了几本。他说，我数过，四十六本，现在剩十二本。
我说，其余的呢。他说，让虫吃了，让水泡了，让我侄子拿走几本。我说，这十二本我给你收着。他说，你给多少钱。我说，我给两百。
他说，两百不少。我说，一本两百。他说，你说什么。我说，一本两百，十二本两千四，我给你两千四。他说，太贵了。我说，这字值这个价。
那十二本手抄戏文，我没有卖。
我拿回家，用旧报纸包了三层，放在柜子最上面。有一年潮，我拿出来晒，晒的时候一页一页翻，翻到一出《打渔杀家》，字写得最好，笔画有轻有重。
我认不全这些字，可我认得这个字的力气。抄戏的人写一个字，一笔下去，抬起来，再一笔，笔笔都在一个位置上。
后来我把这十二本捐给了图书馆。何馆长看见，说，这是好东西。我说，你看这个字。她说，字真好。我说，这个人抄了四十年戏，抄到走。
她给这十二本做了盒子，盒子上写：民间手抄戏文，十二册。我站在盒子前面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个人的四十年，总算有地方放了。
我儿子在南方，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
他结婚的时候我去了，坐了二十六个钟头的火车。他媳妇是那边的，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们有了孩子，是个女孩，现在五岁。
他每回视频，让孩子叫爷爷。孩子叫一声就跑。我看着屏幕，说，你跑什么。她妈说，她不好意思。
二〇二五年秋天，他给我寄了一张照片，是孩子在他们小区门口，穿着红衣服，手里拿着一本书。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她爱看书。
14
我看这行字，看了很久。我这一辈子收了这么多书，我儿子不看书，我孙女爱看书。
我把这张照片夹在价目簿的最后一页。夹的时候我想，这一页比前面五万行都重。
现在是二〇二六年八月。
我五十八，每天早上六点起，院子里过书两个小时，上午十点骑车出去，看人家的书柜，下午回来，晚上开台灯记簿子。
簿子记到第五万一千多行。我不打算记到六万行。我心里有个数：记到第五万五千行，我就把这本簿子交给图书馆，跟那十二本手抄戏文放在一块。
我媳妇说，你舍得。我说，我留着也是留着。她说，你天天翻。我说，翻多了，就想着让别人也翻。
她说，那你以后干什么。我说，我坐着，看院子。她说，看院子有什么意思。我说，院子空过一回，我知道空着是什么样。
她说，你这人，什么都有理。我说，我说的是手上的事。
昨天晚上我过了一百四十本书。
过完最后一本，我把簿子合上，尺子给了那个年轻女人，我用手指量，把笔套上，把台灯关了，摸了一下灯罩，凉的。
院子里有月亮，石桌上一片白。我坐着抽了一袋烟。我想起我师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收书的人收的不是纸，是人家屋里的日子。
我这一辈子，收了两千多万本书，四万八千行字，六十三万斤纸。我没攒下钱，没攒下房，攒下一本簿子，一盏台灯，一双手。手上有纸划的口子，有麻绳勒的印，有搬书闪的伤。
我坐着，听见街上有车过。我知道明天还有人来电话，说家里有一柜书。我明天还要去，还要过一遍，还要在本子上记一行。
二〇二一年，我收到过一批泡过水的书。
那是一个男人拉来的，四个人抬了两个麻袋，进门说，这些书你收不收。我打开一个麻袋，一股霉味，书页黏成一块，一掰就碎。我说，这些书泡过水。他说，泡了一点，晒干了。
我一本一本翻，翻了二十几本，都是这样。我说，这些书我不能收。他说，按斤。我说，按斤也不行，泡过水的书没法卖，只能当纸。他说，那你就当纸。
我说，当纸我给你八毛。他说，八毛太少。我说，泡过水的纸，人家收六毛。他说，那我拉走。
他把两袋书拉走了。走的时候回头说，我白跑一趟。我说，我白看了二十本。
这类事遇到过三回。有一回是虫蛀的，有一回是发霉的。发霉的我可以收，摊在院子里晒三天，翻页，一页一页翻，翻完了按处理价卖。
二〇二五年春天，我听说姓赵的那位走了。
他的书他儿子卖了半年，卖了六万块。我托人问了一句，那些书怎么卖的。人说，一车一车拉，论斤，一斤一块二。
我算了一下，十几万本，按一斤一块二，一只麻袋四十斤，一车两百袋，八吨。八吨书，一块二一斤，九千六百块一车。十几万本大概十几车，十二万块。
15
我问，卖给谁了。人说，卖给纸厂。我坐了半天，没说话。
十几万本，他一辈子收的，跟他睡在一个屋里二十年，最后按纸卖了。他儿子没错，那些书放在家里，谁看呢。
我晚上回家，把柜子上的书数了一遍，还剩两百多本。我一本一本摸了摸书脊，摸完坐下来，抽了一袋烟。
姓钱的来找过我，说要跟我合作。
他说，苏师傅，你把货给我，我给你分成。我说，怎么分。他说，你收，我卖，挣的六四分，你六我四。我说，我不合。
他说，你一个人干，一年挣两万，跟我干一年能挣五万。我说，我这一行，一年挣两万，我干了三十三年，我认得这些书。他说，认得不值钱。
我说，认得值钱。他说，怎么值钱。我说，有一回我在一车书里翻出一本，封面烂了，内页是手抄的戏文，我一看就留下来了。你过一车书，你看什么。他说，我看有没有签名，有没有初版。
我说，你漏的那本，就是那十二本手抄戏文。他说，那种书卖不出价。我说，卖不出价，可它比价重。
他没再说话，喝了一口茶，走了。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我腰不行了。
搬一麻袋书，弯腰抱起来，腰上一下子抽着疼，我扶着书架站了半分钟，站不住，坐在地上。我媳妇把我送到卫生院，拍了个片子，医生说是腰椎间盘，压到神经，让我躺十天。
我在家躺了十天。躺着头两天还行，第三天开始烦。我让人把簿子拿到床边，我翻簿子，把没记完的行补上。
第七天我起来，走到院子里，看见石桌上那一摞书，我伸手摸了摸，没敢搬。
第十天我出门，碰见街上开五金店的老周，他说，苏师傅，你脸色不好。我说，腰疼。他说，你这岁数别搬了。我说，不搬我干什么。他说，你坐着。我说，我坐不住。
出院以后我改了干法。
大麻袋不搬了。我买了四个塑料箱，带轮子的，一箱装四十本，推着走。上车的时候把箱子抬到车斗上，一头一抬，两个人抬，我叫我媳妇帮把手。
过书的位置也改了。以前我蹲在地上过，现在我坐在小板凳上，书放在石桌上，一本一本拿，不用弯腰。
我媳妇说，你早该这样。我说，以前不觉得。她说，以前你年轻。我说，以前我四十。
我把这套新干法告诉了那个开小书店的年轻女人。她说，我一开始就用箱子。我说，你先用箱子，你到五十就用板凳。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的腰会告诉你。
二〇二六年八月末，我记到了第五万五千行。
那一行记的是一本《县城旧事》，二〇一〇年版，品相五成，三块。记完我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把笔帽套上。
第二天我把簿子送到图书馆。何馆长接过去，说，苏师傅，这个我们收。她说，我们给它做一个盒子，跟那些手抄戏文放在一起。我说，行。
16
她翻了几页，说，这上头的字都是你写的。我说，都是我写的。她说，四万八千行。我说，五万五千行。
她说，我们要不要复印一份给你。我说，不用。她说，你不留一份。我说，我脑子里有前五百行，够我想了。
我在图书馆门口站了一会儿。簿子进去了，我手上空了，轻得像没拿东西。
回家那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院子里空了，石桌上没有书，只有一块木板，一把旧蒲扇，一个搪瓷缸。火盆在墙角，里头的炭灰是上个月的。
我媳妇端了一碗面出来，说，吃。我说，放着。她说，你不吃我就端回去。我说，我吃。
我吃面的时候，她坐在对面，说，你现在没簿子了。我说，没了。她说，你还收不收书。我说，收。她说，没簿子你怎么定价。我说，我记在脑子里。
她说，你脑子里能记多少。我说，一天一百四十本，够用。
她笑了，说，你这个人。我说，我这个人就这样。
天黑了我进屋，把台灯摆在桌上。灯罩上那道锡补的痕在灯下看得见。我没有书可过，就把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摊开，用手指压在第一页上，坐了一会儿。
二〇二六年九月，一个老会计叫我去收账本。
他八十三，退休前在供销社做会计，做了三十九年。他柜子里没有书，全是账本：进销存、现金账、商品账，一本一年，一共六十几本，蓝皮的，用麻线装订。
他说，这些账本我记了三十九年，一天不落。我说，这个我不收。他说，为什么。我说，账本不是书，没人看。他说，你看看。
我翻开一本，一九七八年的，上头写着：三月一日，收购鸡蛋四十斤，单价七毛二，付出二十八块八。字是钢笔字，一笔一画。
我说，这个写得真清楚。他说，我这个人，账上不能错一分。我说，我收。
我把六十几本账本收下来，给了他三百块。他说，这些账没用了。我说，有用。他说，有什么用。我说，这是你们供销社三十九年。
账本我拉回家，翻了一个晚上。
一九七八年的鸡蛋七毛二，一九八五年的鸡蛋一块一，一九九二年的鸡蛋一块八，一九九八年的两块四。三十九年，一条线上的价。
还有别的：一斤盐八分，一斤糖四毛，一尺布一毛五，一辆自行车一百二，一台缝纫机一百五，一块手表九十。这些数我都见过，有的我买过，有的我没买过。
我把账本摞在石桌上，摞了半尺高。我媳妇出来看了一眼，说，这什么东西。我说，账本。她说，账本能卖钱。我说，不能。她说，那你要它干什么。我说，它记着价钱。
她说，价钱有什么好记的。我说，价钱一变，人的日子就变。
这批账本我送给了图书馆。何馆长说，这个有意思。我说，有意思。她说，我们放地方文献。
17
有一回上门收书，两家争。
老头走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书柜在老大家，老二说这些书该分，老三说她伺候老头最多，书应该给她。
我站在门口，说，我先过一遍，过完你们商量。他们说，你先别过，你先说这些书值多少钱。我说，我得过完才知道。
他们说，那你估个数。我说，一柜书，一千多本，按我的规矩，值两百到三百。他们说，这么少。我说，就这么多。
他们就不争了。老二说，那我不争了。老三说，那我拿几本。老大说，你拿。
我过了一下午，挑出十本给她，其余的拉走。走的时候老大说，苏师傅，谢谢你。我说，我什么都没干。他说，你说了个数，他们就不吵了。
我说，我这行，有时候说个数比说过道理管用。
二〇二六年九月，图书馆给我办了一个证。
证是借书证，塑封的，上头有我的名字和照片。何馆长说，苏师傅，你以后来借书不要钱。我说，我不借。她说，你借。
我就借了一本。借的是一本《县城志》，一九八五年版，我三十三年前收过一本，卖了四块。这一本比那本品相好，书脊直，切口白。
我拿回家看了三天，看完了还回去。何馆长说，看完了。我说，看完了。她说，你借别的。我说，我慢慢借。
我这一辈子卖书，没借过书。借书跟卖书不一样：卖书是书走，钱来；借书是书走，书回来。这个道理我懂，可我第一回办证。
图书馆的展柜里，我的价目簿摆着。
玻璃罩罩着，翻开在中间那两页，旁边有一个小牌子，写着：收书人价目簿，一九九四年起，五万五千行。牌子下头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去看过三回。第一回站在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字隔着玻璃，觉得怪。第二回带了我媳妇去，她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她说，字这么小。我说，小字省纸。
第三回我一个人去，站在那儿看了二十分钟。有个小孩跑过来，趴在玻璃上看，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账本。他说，谁的。我说，我的。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收书的。
他跑走了。我站着，看着那两页上我二十五岁写的字。
二〇二六年十月，图书馆里有个学生来查旧报纸。
他是县一中的老师，带学生做地方史，要查一九七几年的县报。何馆长说，这个得问苏师傅，他收过一屋子报纸。
我去了。我说，我收过一份一九六六到二〇一五的报，一共两千斤，我抽了一百多份留下，其余按斤卖了。他说，那留下的一百多份在哪儿。我说，在我柜子里。
他说，能不能借。我说，你拿去。他说，我给你写个条。我说，不用写，你用完还我。
他借走了三十份，一个月后还回来，用报纸包着，包得整齐。他说，苏师傅，我找到了一条，一九七二年修的那条路，是我们学校门口那条。我说，那条路我骑了三十年。
18
他说，你骑了三十年，报纸上写了它开工的日子。我说，我不知道有这一天。他说，报纸上有。我说，那你比我强。
二〇二六年十月，我从人民路走过。
老街的石板是新铺的，走上去有声。我那个门脸现在是卖奶茶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画，画着两个人在喝东西。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盆花。
我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招牌是统一做的，写着别的字。我在墙上找，找我自己写的那个长林书屋，找不到。
有一个老太太从我旁边过，认出我，说，苏师傅，你店不开了。我说，不开了。她说，你这三十年在哪儿。我指了指那家奶茶店。她说，那是人家新开的。我说，原来是我的。
她说，可惜了。我说，不可惜。她说，怎么不可惜。我说，书有地方去了。
她走了以后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我现在接的活少了，一个月两三家。
有人打电话，我骑车去，看一柜书，过一遍，报一个价。我没有簿子了，价钱记在脑子里：哪些按斤，哪些按本，哪些不收。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问我，师傅，你怎么知道这本书值多少。我说，我看它的边，看它的脊，摸它的纸，再翻版权页。他说，就这么简单。我说，简单，我摸了三十三年。
他说，我能不能跟你学。我说，能，你跟我收十家。他说，十家能学会。我说，十家学不会，十家能知道这一行是什么样。
他跟我收了四家就不来了。第五家那个电话我打给他，他说，师傅，我找了个工作，在快递站。我说，那好。他说，这一行太难了。我说，不难，是慢。
我这一辈子，有几件事没做成。
第一件：我想把我收的书列一个目录，按作者、按年代，列成一本。我算过，两千多万本书，列目录要十年。我没列。
第二件：我想把那些夹在书里的东西还给人家。我送回去过几回，可剩下的照片、粮票、信，我没法还。那些照片在我箱子里，箱子在我柜子顶上。
第三件：我想把店重新开起来。二〇二四年关店的时候我跟自己说，等攒够钱再开。攒了两年，钱的数没变，房租的数变了。
这三件事我都不后悔。没做成的事，我知道自己尽力了。
院子里的石榴树今年结得少。
去年结了一筐，今年只结了十几个，红得也晚。我媳妇说，树老了。我说，是啊。她说，你也不年轻了。我说，我知道。
我把石榴摘下来，摆在石桌上，摆成一圈。摆在桌上的时候，那些书早就送走了，桌上只有石榴、一把旧蒲扇、一个搪瓷缸。
我坐下来，剥了一个，里头是白的，不太甜。我吃了半个，把另一半递给我媳妇。她说，酸的。我说，酸也吃。
晚上我有时候会想我师父。
19
他教我三件事：看书的边、看书的脊、摸纸。他还教我一句话：收书的人收的不是纸，是人家屋里的日子。
头三件事我天天做，最后一句话我做了三十三年。
他走的时候七十一，我二十五。他摆了十几年书摊，收了十几万本书，他那一批书他儿子卖了三个月，卖了一万二。我去看过一回，一车一车拉，我心里难受。那时候我想，我将来不能这样。
现在我这样了吗？我把书送给了图书馆，送了一千八百本，加上展柜里的簿子，加上那十二本手抄戏文。我这一辈子，最后落在图书馆的一个玻璃柜里。
我媳妇今天问我一句话。
她说，你这辈子，最得意的是哪本书。我说，没有最得意的。她说，那你最记得哪一本。我说，第一本。
我说，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下着雨，我在一户人家门口等了半个钟头，收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块五。那本书我看了三遍，留了三十年。
她说，你还记得那块五。我说，我记得。她说，你记得的东西真多。我说，我记得的都是价钱和日子。
她说，你记不住人。我说，我记不住名字，我记得脸。她说，那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你一九九五年来的店里，站在第二排书架前，穿一件蓝褂子，问我有没有《家》。她说，你还记得。我说，我记得。
今天早上，我又在院子里过了一百二十本书。
过书的时候手指量，簿子没了，记在一张纸上。纸上写的是：书名、品相、价。写到第七十行，我把笔停了，抬头看天。
天上有云，是那种要下雨的云。我看了半分钟，接着写。
写完一百二十行，我把纸叠起来，夹在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夹好以后我把书合上，放在石桌上，用手压了压，让它合严。
书合得很严，合页的地方有一层灰，是三十三年的灰。
今天下午来过一个电话。
是一个女人，说她母亲走了，屋里有一柜书，问我要不要。我说，要，我明天上午去。她说，你能不能今天来。我说，今天我有事。她说，明天我就要交房。
我说，那我今天晚上来。她说，几点。我说，七点。
我七点去了。她家在老居民楼五层，没有电梯。我上楼，开门，屋里灯开着，一柜书在客厅里，柜门开着，里头是三十几本一套的《资治通鉴》，还有《二十四史》的一部分。
她说，我妈爱看书，看了一辈子。我说，我看看。
我过了四十分钟。这一柜书，值钱的有二十几本，其余按斤，我报了一百八十。她说，我妈的书就值一百八。我说，值一百八，可这书在你家的柜子里站了四十年。
她让我再给点。
她说，师傅，我妈走的时候跟我说，这些书别当废纸卖。我说，我不当废纸，我按我的规矩收。她说，你能不能给两百。我说，一百八是我的价，两百我给不了，我给两百我就亏。
20
她说，那你亏多少。我说，亏二十。她说，二十你亏得起。我说，我亏得起，可我不能这么干。
她看着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干了三十三年，我这一行的价是我自己定的，我一回给多，二回就得给多，给多了，别人收书就收不成。
她不说话，把手放在书柜上。她说，那行，一百八。
我给了钱，把书装袋。装到一半，她拿出一本，说，这本我想留着。我看了看，是一本《诗经》，封皮掉了，里头用布包着。我说，你留着。
那本书她抱在怀里，说，我妈读这个，读了一辈子。
下楼的时候，我扛了两袋书，一袋四十斤。
楼道窄，我侧着身子走，走到三楼拐角，袋子碰了一下墙，掉下来两本。我放下袋子，蹲下去捡。楼道灯是声控的，我捡书的时候灯灭了，我在黑里摸了半分钟，摸到两本。
出楼门口，我把袋子放在车斗上，捆两道绳。捆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五楼，窗是亮的。
骑回去的路上，风从背后推，我骑得快。路灯一盏一盏过，我心里想的是她抱书的样子。
我这一辈子，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一个人站在一柜书前面，不知道拿哪一本。拿一本，是拿一个念想；拿不了全部，是因为家里放不下。
回到家，我把两袋书卸在院子里。
我坐在板凳上，把袋子打开，一本一本过。夜里过书要开台灯，光落在纸上，纸是黄的。过到一半，我看见一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字：赠给我的女儿，一九八三年。
我把这本书拿出来看，是一本《安徒生童话》，一九七几年的版，插图是黑白的。扉页上那行字是钢笔写的，字很正。
这本书我标了五块。标完我想了想，把五块划掉，写了八块。写八块的道理我讲不清，我就是觉得这本书该贵一点。
这一天我过了一百四十本，记在一张纸上，写到最后一行，手有点抖。
我关了台灯，摸了一下灯罩，凉的。
院子里有风，石榴树的叶子响。我在石桌边坐着，桌上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在，里头夹着今天那张纸。
我坐了很久。我想起我二十五岁那年，第一天在街上摆摊，一条麻袋，一块塑料布，一本簿子，一支笔。那天我收了四十本，挣了十二块。
三十三年过去，我的摊子变成店，店变成院子，院子变成一张纸。可我还是坐在同一盏灯底下，干同一件事：把别人的书过一遍，记一行字。
明天还有人来电话。后天也有。我知道这活干不了几年了，可我现在还干得动。
我今年五十八，收了三十三年书。
我收过两千万本，卖过四万多块的价钱，送出去一千八百本给图书馆。我的手上有纸划的口子，有麻绳勒的印，有一回搬书砸出来的伤。我的院子里空过一回，我知道空着是什么样。
我这辈子没攒下什么，就攒下一盏台灯、一本簿子、四万八千行的字。簿子进了图书馆的玻璃柜，台灯还在我桌上。
我不后悔。我这一行，一天一天过的，一本一本算的。我算错过价，可我没糊弄过人：值钱的按值钱的价，不值钱的按斤，书里夹的东西当面翻出来，有字的页不撕。
这几条我做到了。做到了，我就敢说，我这一辈子，干的是正经活。
夜里下了一场雨。
我听见雨落在石榴叶上，落在石桌上，落在空了的书堆的位置上。我起夜的时候走到院子里，看见石桌上那本书湿了半边，我把它拿进屋，用布擦，擦完摊在桌上晾。
那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九七八年版，纸黄了，边角卷起来，扉页上有我二十五岁写的一行字：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收于城南。字很硬，笔画重。
我把书摊在台灯下，看着那一行字坐了一会儿。这一行字我没记在簿子上，我记在书上。簿子上那一行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九七八年版，品相五成，一块五。
雨停了以后，天上有云，月亮在云后头，光是散的。
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让风进来。屋里有书的味道，是纸和胶的味道。这个味道我在店里闻了三十三年，店关了以后，屋里还有。
我坐在桌边，把手放在书上。手背上有三块斑，是晒出来的，跟我画过的很多只手一样。
我想，明天早上我还是六点起，扫院子，摆板凳，把台灯挪到石桌上。有人来电话，我就骑车去；没人来，我就坐着过那两百本书。
这一行是这样的：一天一天，一本一本。
我把窗户关上，回屋躺下。
躺下以后，我听见院子里的水滴，一滴一滴落在石桌上。雨停了一阵，叶子上的水还在往下掉。数不清滴了多少，我睡着了。
梦里我在人民路，门口那块木板招牌挂在墙上，我的字在上面。我进去，柜台后面没有人，书架上全是书，一本一本地码着。我伸手抽出一本，翻开，扉页上写着一行字，是我二十五岁写的。
我醒的时候天亮了，院子里那本湿了半边的书已经干了，纸有一点卷，卷得很轻。
我在院子里坐了半个钟头，把书一页一页翻了一遍，翻到夹纸的那一页，纸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