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旧物
老陈把一盏台灯搁上柜台，灯罩朝着我，正好挡住收款码。
“铜的，按斤卖都不止这个价。”
我拿指甲刮了刮底座，露出一点灰白：“陈叔，漆不算铜。”
他把灯转过去：“底下是铁，杆子是铜。”
杆子也不是。不过灯罩完整，开关又是老式的拉链，修好会有人要。我给它估了价，老陈还想把旁边的热水瓶算进去。我拧开瓶塞，内胆晃得像只铃铛，他立刻把瓶提回脚边，说这个带走。
那天下午原本没什么特别。客人送来一条要收短的裙子，约好六点取。我把粉线画到裙摆上，老陈的车就堵住了门。照旧这间店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收一批货，缝纫机边就得挤出一条路。我叫他别再往里搬，先把这两箱算清。
箱里有旧窗帘、一套少了托盘的茶杯，衣服和纸张塞在一起，用麻绳捆着。老陈说是老太太的东西，儿子清屋，价钱不高。
我拎出一件男人的工装：“老太太还干装修？”
“全家人的都有。别往我身上挑字眼，能卖就收。”
工装口袋里有两颗螺丝。我放进小碟，继续翻下一件。做改衣的，最怕剪开以后才发现兜里有东西。这个规矩是姐姐教的，缝衣服之前，得先替主人把口袋过一遍。
接下来是一件蓝白校服。右边袖口补过，补丁比原来的布深，我习惯性地伸进袖子摸接缝，手指碰到两排不怎么齐整的针脚。
我把整件衣服摊开了。
初二那年，我放学跟人抢自行车，袖口被车铃钩出一个口子。姐姐拆了自己旧裤子的口袋给我补。我嫌颜色不对，她拿着剪刀问，要不两边都剪开，补成一套？我当场抱住另一只袖子，不肯让她碰。
后来她总拿这件事笑我，说我还知道两害相权。
领子里的标签洗得发硬。“林照”两个字仍在，照字底下四点写得太挤，最后一点挤到了缝里。
我叫了声陈叔。
他正想把热水瓶重新塞回纸箱，听见我的声音，手停在半空。
“哪家清的屋？”
“槐安巷周家。你怎么了？”
“周明川家？”
“对。他妈上个月没了，留下一屋子东西。人家现在住新房，旧屋要拆，不要的都让我拉走。”
我把校服翻回来，压平袖口。十年前，我十六岁，周末偶尔在姐姐家住，留下几件衣服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件衣服一直留在那里，十年都没人问过我要不要。
老陈终于认出了什么，朝我脸上看了一眼。
“你姐原来是……”
“还剩多少？”
“后面还有一车。我跟管清屋的人说了，明早再去。”
我解开另一捆麻绳。作业本、几块窗帘布、一只装针线的饼干盒。姐姐用惯的钢顶针套在一管空线轴上，针线盒底垫着旧绒布，边上缠了一圈发黄的橡皮筋。我把橡皮筋掰开，一枚戒指从绒布折里滚出来，停在我的校服袖口上。
银的，小雏菊，花瓣少了一片。
老陈凑近了些：“这个我真没看着。要是银的，得另算。”
“是我姐姐的。”
他嘴动了动，伸过来的手收了回去。
我摘了手套，拿起戒指。内圈有个刻坏了的“夏”字，最后一笔拖得太长。姐姐结婚前让我刻，我以为在银上写字跟写作业差不多，划下去才知道使不上劲。她在旁边心疼得直吸气，最后还是把戒指戴好，伸手给我看，说藏在里头，也没人知道刻得丑。
周明川说，姐姐走的时候，连这枚婚戒都没要。
他还说她拿了公司的钱，带走行李，让我别耽误上学。那时我想，钱可以还，戒指可以不要，可她为什么连我也不要了。
失去联系后，我收到她发来的一条短信：小照，好好读书，别找我。
我照着那句话读书，也照着相反的意思找她。十年里，旧号码打成空号，寻人启事里的女孩长成二十六岁的女人。我已经不敢保证，假如姐姐真从门口进来，我先问她吃过饭没有，还是问她凭什么。
戒指压着指腹。我盯着那片缺掉的花瓣，想知道她最后戴着它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先回来的，却是我的十二岁生日。
便利店的塑料袋被姐姐提得窸窣响。她迟了两个钟头，我坐在桌边假装看电视，不理她。她把蛋糕盒往我面前推，说路上化了，得赶紧吃。我看见盒盖上蹭了奶油，明明已经想笑，还把嘴角往下压。姐姐用湿袖子碰我的脸，笑着叫我别装了。
那一下凉意贴在脸颊上，我下意识抬手，戒指几乎从指间滑出去。店里的灯仍然亮着，老陈在身边翻袋子。我可以把它放回盒里。
可姐姐的脸就在眼前。
我重新握住戒指。
奶油的味道骤然散了。面前换成一张棕色餐桌，我的左手压着一页纸，无名指上戴着那朵小雏菊。虎口有一小块烫伤，是姐姐煮面时留下的。
我想叫她，喉咙里却先出了另一个声音。
“郑家的钱打到你的卡里，凭什么让我写收了现金？”
周明川坐在桌对面，脸比现在瘦，左边袖口卷起，露出一只腕表。他把笔推来，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
“钱从谁手里过，有什么区别？你管账，签你的名最省事。”
“原来的单子呢？”
“仓库。”
“拿回来，我要对。”
周明川将椅子往后推了些，堵住通向门口的位置。“你非得把家里的事拿出去说？”
姐姐的手指收紧，纸角起了皱。“我还没问你钱用到哪里。”
他看了她一会儿，忽然问：“小照现在礼拜几休息？好久没去学校看她了。”
我感觉到那只手的关节一下僵住。
“你问她干什么？”
“接她吃顿饭也不行？”
“别去学校。”
周明川没再说话，只把笔转了半圈，重新朝向她。
我拼命想看纸上的日期，视线却随着姐姐的手移开。她把银圈往下拧，指节卡住，拧了第二下才脱出来。戒指落到桌上，轻轻响了一声。
“让开。”
眼前的餐桌消失了。
我低头，戒指还在自己掌心，另一只手撑着柜台，把那条未改好的裙子压出一道皱。老陈抓住了我的胳膊。
“叫你半天了。低血糖啊？”
我拉过椅子坐下，拿手机的手不太听使唤。那场争执还在耳边，姐姐居然问过钱的去向。她没有承认，她还想找原来的单子。
“陈叔，剩下的先别卖。”
“那我明早带你去。你缓缓，脸白成这样。”
“现在就给清屋的人打电话，行吗？”
他看着我，将手机掏了出来。
电话接通前，我按亮自己的屏幕。桌面是一张生日照，姐姐蹲在我旁边，我戴着纸皇冠，嘴角沾了一块奶油。
刚才她是怎样逗我笑的？
我把照片放大，找那个湿了的袖口。我知道那是便利店的工作服，知道她下班晚，蛋糕买的是最后一个。可她把袋子放到哪里，给我说了什么，我一点也接不上。
照片右下角有她写的“照照十二岁”。我看着那几个字，忽然记不起这个晚上。
老陈已经谈完电话，问我明天几点能起床。我还盯着屏幕，他又叫了一声，我才抬头。
“他们只给十天。”他说，“往后屋一清完就进机器，想留什么，明天得说定。”
我把那枚戒指放进饼干盒。照片里的姐姐正伸手扶我的纸皇冠。我试着想起她的手落在头顶时是什么感觉，手指却只碰到了手机上冰凉的玻璃。
第二章 三天的空白
我连着拨了三次姐姐从前的号码，听见的都是空号提示。
打完第三次，我才把手机放下。这号码早就不能用了。我并不指望有人接，只是刚才那几分钟太真，像人还在附近，一通电话就能追上。
裙子的主人六点到店，我还没动针。她明早要穿去参加外甥的婚礼，站在门口等，我只能将收货箱推到一旁，先做她的活。缝到最后一圈，我忘了换回合适的线，被她指给我看。拆线时，那枚戒指就搁在手边。
我没敢碰。
送走客人，沈迟过来拿台灯，先看到地上散着的旧衣服。他在隔壁修家电，桌上永远放着几台等配件的机器，最不喜欢我临关门才送活。
“急吗？这两天我排满了。”
“灯不急。我想让你看部手机。”
旧手机一直装在寻人材料的铁盒里。我拿出来，后盖已经被顶开一道缝。沈迟从我手里接过去，没让我找充电器。
“电池鼓了。你这几年充过没有？”
“前年试过一次，没开起来。”
“别再插电。先换块能用的电池，再看主板，里面有什么也得等开机。”
我说姐姐最后发来的短信在里面。
他把手机轻轻放在柜台空处，问：“不能只照着你存的截图看？”
“截图是后来抄的字，不是原短信。”
以前怕换手机把它弄丢，我抄进本子，又拍下来。时间久了，连我自己也习惯叫它截图。沈迟拿了个硬盒，垫好软布，把旧手机单独装起来，写上我的名字。我问明天行不行，他说要先找同型号电池，不能给我准话。
那晚我给老陈转了钱，让他补了一张收货单，写明槐安巷周家，校服、针线盒和戒指一并算入。他拍回来的字很潦草，地址写错一个字，我又请他改了。
随后，我把今天听见的话全记下来。写完才发现，生日那页只剩几个事实：十二岁，草莓蛋糕，工作服，姐姐下班迟。我闭上眼睛，十三岁去吃火锅时烫到舌头的感觉还在，初二她补校服时故意拿剪刀吓我的样子也在。偏偏那张生日桌前，什么都没有。
我又握了一次戒指，想着那张餐桌，想接着看姐姐往哪里走。等了很久，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在纸上画了两个方框。一个写“戒指里看见”，另一个写“实际找到”。左边满了，右边只有校服、戒指、收货地址。
第二天七点四十，我到了槐安巷。
老陈的三轮车靠在院墙边，管清屋的人拿着清单，嫌他回来得早。十年没进这扇门，我差点踩进门槛边新补的水泥坑。客厅的餐桌还在，一条腿垫着纸板，桌面空了，留下圆圆的烫痕。
老陈说我想找姐姐的旧物。那人核了我的姓名，让我只看已经划进清货范围的箱子，家具和锁着的屋子都别动。我请他在单上标明是哪几箱，拍好照片，才蹲下去。
第一箱全是棉被。第二箱压着几本练习册，数学本封面被塑料水壶泡烂了，内页还夹着张小纸条：周末记得带校卡。
姐姐写的。她那时管我的东西比管自己还细。我把纸条托在掌心，不敢去揭和它粘住的纸页。
再下面是公司以前的材料账。周明川刚开装修公司时，家里兼做办公室，姐姐是出纳，吃饭得先腾半张桌子。我以前为这事跟她闹过，嫌自己像住在工地。
一只蓝文件夹裂了边。我没有立刻抽出来，先拍了它在箱里的位置，再叫老陈帮我托住底下的纸。
前几页是材料送货单，后面夹着客户收据的复印件。最后一份标题是“收款确认书”，客户姓郑，金额十二万元，收款方式填着现金，收款人写的是林夏。
落款日期：六月十八日。
我伸手去摸手机，手碰到了夹子，生锈的铁片掉在桌上。
六月十八日，我和周明川去报过姐姐失踪。那天我穿校服，在派出所蓝椅子上坐到腿发麻。民警问最后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周明川说十五日，她自己拿行李走了。
这张纸却说，她十八日还签了收款确认。
我先拍全页，再拍日期、签名和上下两页，给沈迟发去一张。他没回，我把电话拨过去，他那边电钻正响。
“你别只看签字日期。”他听完说，“也可能是后来填的。我不会看账，你得问懂的人。”
我把要发给他的“她根本没走”几个字删了。
纸的右下角还有一行红字：金额已核，罗琴。我不认得这个人，只记得姐姐以前接过罗会计的电话。我将名字记下，把文件夹放回原处，请管清屋的人先别动这一箱。
他不高兴：“主人催着清空，东西留下谁算工钱？”
“我现在报警，请他们跟你说。”
这句话出口，我反而安静下来。不是十年前那种一边哭一边求人，我已经能把地址和纸张上的矛盾说清楚。
派出所值班民警先登记了我的信息，又找出旧记录。他问我能否确定签名不是姐姐写的，我说不能。他问补签、代签是否有可能，我也说不知道。
“我只知道周明川当年说十五日之后没见过她，可十八日这张确认书，又当她还在。”
民警核对记录，我才发现，当年的“带走现金和行李”，连同“决定离家”，都列在我参与报案的陈述里。
“这些不是我看见的。”我说。
他问我亲眼知道什么。我忽然难以回答。失去联系前我住校，家里争过什么、姐姐带了什么，我全是从周明川嘴里听来。就连她不想要我这个妹妹，也没有人真正说过，是我照着那条短信想了十年。
报案以前，有人说在一家旅社见过她，我也曾当过真。周明川去了一趟，回来告诉我，认错人了。十年里，像这样被排除的消息还有好几条。
我逐项说明，把谁告诉我的写清。走出派出所时，老陈来电话，说警方已联系清货现场，那箱纸暂时没动。
接手核查的刑警叫陈雁。她当天让我补了发现过程，又联系旧案相关人员。我告诉她十天后拆屋，她只说会跟有关方面协调，不让我跑回去争。
“这张纸能证明姐姐没有走吗？”我问。
“现在证明不了。先查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写的。”
我握着手机站在店门外。门里是刚搬回来的旧校服，远看像有个学生把衣服忘在椅子上。
陈雁又问，旧手机还在不在。我把维修店和电池的情况告诉她，答应修好便联系，不删、不改里面的东西。
晚上，我在本子右边添上“十八日确认书，原件仍在老宅，警方已接手”，然后翻回左页。戒指里的姐姐是怎样走到桌边的，哪一天，她摘下戒指后去哪儿，我全不知道。
可她最后那句“让开”，我还听得很清楚。
第三章 她说见过姐姐
找到罗琴，费了我两个上午。
文件夹里有一家建材店的旧号码，拨过去已成了足疗店。按地址去找，原来的门面隔成了两间，卖纱窗的店主听见“周明川”，先问我是不是讨债的。我出示收据照片，他才给了材料商现用的号码。
材料商不肯直接把罗琴的电话给我，让我等他问一句。过了两个多小时，他回话，说罗琴在东桥开五金店，去店里问吧，电话她不想给。
我关店前，先把耽误的三单改衣改完，给客人逐一发了取件时间。沈迟问我要不要留个纸条，说我不在时东西放他那儿。
“有大件你别接。”我说，“还有，别替我垫钱。”
“那你也别每次人走到门口，才说你出去了。”
他指了指自己的维修单，头两张都是替我解释过延期的客人。我答应了，把店里的事列清，再骑车去东桥。
罗琴比我想的瘦，头发剪得很短，正蹲在地上分水管接头。我报出姐姐的名字，她拿错了一个规格，又放回去。
“林夏的妹妹？”
“林照。”
“我知道。”
我把确认书照片给她看。她站起来，没接手机，只低头看了几秒，说账是后来补的，日期做错不奇怪。
“你核过的十二万，到底是谁收的？”
“我外聘的，一个月去几趟，只管数能不能对上。钱不经过我。”
“但你写了金额已核。”
“谁让你来问我的？”
“没有谁。我找到的纸，我想问清楚。”
她把一袋水管接头往货架下推，挤出地方让我过去。我以为她要拿账，结果她翻出一块“临时外出”的牌子，递到我旁边，朝门口示意。
“我要去接孩子。”
墙上钟还不到十一点。我站着没动。
“你知道我找她找了多久吗？”
“知道。你寻人启事都贴到市场里来了。”
“那你有没有见过她？”
罗琴将牌子往柜台上一摔。“见过，怎么没见过？我亲眼看见她提着包出去，她自己走的，没人押着她。你非要问，就这一句。”
店门外有人踩了刹车。她朝那边望，我往侧面让了一步，客人进来拿胶带。罗琴报出价钱，在旧计算器上按了几下，等号键迟迟没响，她用拇指又压了一遍。
客人走后，我接着问：“哪天？”
“那么多年，谁还记得日子。”
“六月十五，还是十八？”
“你这不是套我话吗？”
“是你说看见的。在哪里？她跟谁一起？”
她拽过计算器旁边的抹布，把玻璃擦得吱吱响。桌下压着一张学校奖状，收款码挡住半个名字。我想起她刚才说要接孩子，忽然觉得自己在她眼里和催账的人没什么区别。
“我不是来要你的钱。”我说，“我想知道，我姐姐那几天究竟在哪里。”
罗琴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眼角很深，说话却没有一点要松的意思。
“你把这话拿去问她丈夫。他比我清楚。”
“他的话我听了十年。”
屋里只剩壁扇转动的响声。罗琴扯掉抹布上一个线头，扯了几次，线越拉越长。
“旧账可能还有点。”她终于说，“得找。你明天中午来，别再堵店门。”
我走出两步，又折回来，问她那时见到姐姐有没有受伤。罗琴把货架前的纸箱踢进柜台底下，动作重得让我后退了一步。
“别往我嘴里塞话。”
回店的路上，我几次想给陈雁打电话，说罗琴在撒谎。她连日期都不肯讲，怎么可能真看见姐姐离开？可等把手机拿出来，我又停下。
我在路边把她的原话记好，只发了“自称亲眼见过离家，拒绝明确日期”。发完才发现，自己一只脚踩在车链上，裤脚沾了油。
下午，陈雁回电，告诉我老宅拆除已协调暂停，文件取走了，其余相关旧物会清点留存。她让我别再借老陈的车跑过去找，不要自行搬动现场。
“罗琴也在核查范围内。”她说，“你们如果再聊，记不清的就让她说记不清，不必替她挑日期。”
我答应得很快，心里却还堵着。我觉得她们太慢，而自己又没快到哪里去。
那天晚上，我找出当年的寻人记录，把姐姐的客户一页页重新拨过去。十个号码，四个空号，三个没有接，一个接起就说不认识。我差点把最后两个一起划掉，听见其中一人问：“你是不是林夏的妹妹？”
对方姓陶，是郑先生的妻子。她还记得十六岁的我，在她家楼道里站着，拿一张照片问有没有见过姐姐。
“你那时候瘦得跟竹竿一样。”她说，“现在找到人了？”
我说没有，想问当年十二万元装修款。
“我们都付了。前阵子整理柜子，还找出银行那张回单。你姐来我家……”
“她后来去过你家？”
“你让我想想，我说的是施工的时候。”
我咬住后面的问题。陶阿姨翻了一会儿，没找到文件袋，说老伴收东西比她细，等他回家一起找。我请她保留原件，若愿意，我把陈雁的电话发给她。
她问：“警察来查钱，那人呢？”
“查清钱，可能就知道她为什么不见了。”
这句话说得太满。我还没想好怎么改，陶阿姨已经应了，说找到就告诉我。
挂电话前，她顺口提了一句，周明川公司下午也打过电话，要核旧工程款，说过去有的账没对平。
我问具体说了什么。
“我没听仔细。家里钱又不是没付，平什么？”她的声音带了火气，“先别给我们说成欠账。”
我解释自己并无此意。她又去问家人文件放在哪，没再听我说。
店外，老陈骑三轮车经过，帮我推回倒在墙边的自行车，嫌我的车铃不响。我试了一下，铃盖凹了一块，拨杆空转。
姐姐教我骑车时，它还响得很亮。我一紧张就按铃，越按越不会拐弯，把她逼到花坛边。她松了车架，我骑出去老远才发现，回头又摔了。
我笑了一下，拿出本子。既然生日能突然没有，我该把还记得的写下来。姐姐跑掉过一只鞋，摔伤了手，后来我们去买冰棍。
写到“橘子冰棍”，电话又响，是陶阿姨。
她说今晚别过去，公司有人要来对单子，她得先弄明白自家的事。
我合上本子，答应明天再联系。挂断后，屏幕上方还留着我未发出去的一行字：所有证词都是周明川的，她也许从来没有走出那间屋。
我把它挪进私人笔记，没有发给陈雁。
第四章 第二次交换
第二天中午，罗琴看见我，先看了眼墙上的钟。
“你倒准时。”
柜台上没有旧账。她把几张发票夹进塑料板，说搬过两次家，十年前的纸不好找，昨晚翻了一遍，没翻着。
“你说过今天。”
“我说今天来，没说一定有。你要觉得我藏着，叫警察来搜。”
我将手机扣在柜台上。“警察已经联系你了？”
罗琴脸色沉下去，扭头给另一位客人找螺丝。来人要一百颗，她抓了两把放在秤上，称完往纸袋里倒。计算器又卡了等号键，她用指节敲了一下，显示屏才跳出结果。
“换一个不就得了。”客人说。
“新买的按着不顺手。”
那人笑她舍不得钱。罗琴反驳说，这个是自己刚做会计时买的，到哪儿都带着，比人还靠得住。
我盯住了那台计算器。
黑色外壳磨成灰白，背面贴着半张旧保修贴。它在罗琴手边待过的时间，比这间五金店还长。戒指让我看到姐姐戴着它时的事，这个东西，会不会留着罗琴以前做过的账？
客人提着螺丝走了。我问她能否看看计算器的型号，隔壁有修电器的，也许能换个按键。
“二十块钱的玩意儿，修它还不如买新的。”
她话这么说，仍把计算器转过来，推到我面前。
我拿起它。指腹贴着磨滑的边角，我想知道这台东西曾替她算过什么。
姐姐的手突然握住了自行车后架。
我正在一条晒得发白的水泥路上，脚踩不到地，怕得一声声叫她别松。她说不松，鞋底追着车轮啪嗒响。橘子冰棍的纸粘在手上，太阳晒热车把，我嘴里是冰棍化开后的甜。
我猛地把计算器放下。
柜台硌了手腕，五金店里的气味重新涌回来。罗琴问我是不是漏电。我说不是，拇指抵着掌心，竭力回想刚才那个下午。
我仍然记得。她后来摔破了手，嘴上说不疼，碰水却缩了一下。冰棍是我们一人一根，我的掉在地上，她把自己的给我，自己只咬了最下面一小口。
松手来得及。
这次我明白了，生日不是偶然忘掉的。那件记忆先出现在面前，紧接着，我才去了姐姐的餐桌旁。现在只要不再拿起来，学骑车的下午就还在。
罗琴把计算器拖回去，要继续算账。我按住它的一角，没碰到她的手。
“我再看看型号。”
“背面不是写着吗？”
我把底下那排字翻过来，模模糊糊，认不出几个。我想起昨晚那一行没写完的“橘子冰棍”，想起陶阿姨电话里突然硬起来的声音。罗琴就站在面前，知道一些我求不到的事，明天也可以说没找到，后天还可以。
她只需每天都这样说，我就能一直等下去。
我重新将手指贴上计算器。
姐姐握着车架追上来，嘴里数着一、二，叫我用力蹬。她跑得满脸是汗，我很想让她别跑了。
我的手没有松。
铁皮门哐当响了一声。面前是一张掉漆的方桌，上面摊着几张回单。一只女人的手压住纸角，食指侧面有圆珠笔印，袖口擦得起了毛。
是罗琴的手。
银行回单上，付款人姓郑，金额十二万元，日期六月十日，收款人周明川。
旁边另一张纸写着“现金”，字比回单大，收款人那一栏空着。
周明川把两摞钱放上桌，拉开最上面一沓，数走一小部分。
“上回先给过两千。这些一万八，清了。”
我听见罗琴的声音：“那张确认书现在补，日期怎么写？”
“今天。”
“林夏都没来，签谁的？”
“照她原来的签。”
女人按住纸角的手没动。周明川将钱推近一点，指着回单说：“原来这个另收。对外要一套说法，你别自己弄乱。”
门被风顶开，外头有人喊着卸货。视线转过去，一块歪斜的白牌钉在门边：东平码头三号临仓。门后堆着木料，雨水顺着铁皮滴下来。
“我只管账。”罗琴说。
周明川已经拿起外套。“那你把账做好。”
计算器发出按键声。两万，减，两千。女人怕少数，按出一万八又重来一次，第二次少按了一个零。
罗琴的手从眼前伸过来，我惊得一缩。
她站在柜台后，正要拿回计算器。“到底能不能修？”
我把东西放下。声音和景象都退得很快，剩下一阵难以站稳的眩晕。我抓住柜台边，让自己先把气喘匀。
“东平码头三号，”我问，“旧账放过那里，对不对？”
罗琴没拿计算器。
“谁告诉你的？”
“那笔十二万，六月十日进的是周明川账户。为什么后来成了我姐收的现金？”
她的视线从我脸上移到扣着的手机，又回来。
“你已经问到郑家了？”
我确实联系过陶阿姨，却没有听见她确认日期。我不肯借这句话说谎，只说：“回单总能查。你一直说只对数，那张现金确认书是谁叫你做的？”
罗琴把柜台外的小凳踢了进去，绕过我去关门。我以为她又要赶人，立刻抓起手机，她却只把门关到能挡住风的角度。
“我没拿十二万。”她说。
“我问的是你做的账。”
她将手机往我这边一推。“别什么都往我头上扣。周明川的钱，我只收过替他补账的尾款，一万八。前面还有两千。他自己花了多少钱，给了谁，我管得着吗？”
“我姐没收，你为什么替她填？”
“他说夫妻俩商量好的！”
她这句话喊得很响，外面经过的人朝里看。罗琴把门缝又收窄一点，转回来时，脸上的怒气还在。
“你当年才多大？公司那些事，你一样都不懂。账到了月底得交，他叫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后来出事，你让我拿什么解释？”
“你现在就解释。”
她瞪着我，过了许久，去后间搬出一只饼干盒。盒里塞着旧单据，她把上面几张翻过去，挑出一小叠放在玻璃上。六月十日的银行回单，材料支出底联，背面写着另记的数字。
我先拍了纸所在的位置，问她是否愿意把这些交给陈雁。她伸手遮住最上面一张。
“我要先跟警察说清楚。我留着这些是怕他把窟窿全算到我身上，你别拿去外面，说是我替你姐翻案。”
我拨通陈雁的电话，递给她。罗琴没有像刚才那样叫，她报出地址，又问自己要不要找人陪着去谈。说着话，把那台计算器挪到了一旁。
陈雁和同事赶来后，先分别问了我们。她问我东平码头的消息来源，我不能编一个人出来，也没办法让她看见方才那间仓库。
“我解释不清。”我说，“别把我的猜测当证据。回单是罗琴刚才拿出来的，我没改动。”
陈雁看了我一会儿，另作记录，随即去问罗琴实际租仓、做账的时间。她的每个问题都落在纸张和经手人上。征得同意，我将交出的单据拍照，原件由警方登记带走。罗琴说仓库早退租了，合同可能在旧材料商手里。至于她见姐姐离开的那一天，她仍只肯说，要再想想。
我忍不住问：“你真看见了？”
“我说看见就是看见。”罗琴抬起头，“账是账，人是人。你别非要我把这句话也改了。”
陈雁请我先到外面等。我站到店门边，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被挡在了那扇门外。
回到照旧，我将昨晚的本子翻开。“橘子冰棍”四个字压在纸的下边，下面空着大半页。我知道我们吃过冰棍，知道姐姐摔了手，那些是我刚刚还在反复核对的事实。可再往回想，我已经站不到那条水泥路上。
我推动车把，铃没响。姐姐跑掉的那只鞋是什么颜色，我也不能确定。
我给门诊约了号，把两次记忆缺口记在同一页，不敢拿异常当作不用看医生的理由。随后翻出今天拍过的单据。仓库支出里有一笔“竣工照片”，领款处写着许师傅，下面压着半个模糊的摄影章。
同一叠材料里有张六月十七日傍晚的送货单，备注“后院补防水料”，收货签名只有一个潦草的“邱”字。我看不出它和找人有什么关系，仍按原顺序存好，没有删。
既然周家在那段时间动过房，我该看看，当时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
第五章 谁让你签的
周明川来的时候，我正在拆一件羽绒服的拉链。
他先在门外看招牌，进来后叫了声小照，好像顺路碰见。我手里的线没剪断，拉链悬在一边，他从旁边拉过椅子坐下。
“警察昨天去找我了。”
“我知道。”
“你想问什么，直接问我，弄这一圈，旁人还以为出了多大的事。”
我把拆下来的拉链放平，告诉他六月十八日那张确认书不对，罗琴拿出的六月十日回单，钱是进他的账户。
他没问我怎么知道，只朝柜台上的文件袋看了一眼。
“做装修是流水账，进我户头也会拿出来给她用。你不能见一个名字就认定谁拿了钱。”
“那你把钱后来怎么走的说清。”
“我已经跟警察解释了。”
“那就让他们核。”
周明川看着我，像没想到这句话会堵回来。他将车钥匙放上玻璃，金属碰得很响。
“当年陪你找人的，是我。学校里老师打电话，也是我去谈。你现在就只认得那几张破纸？”
我穿线穿了两次，才从针眼里过去。他的确替我跑过车站，在寻人启事上留过电话。别人说姐姐不会回来，他会让我先睡，说明天再想办法。
我那时信他，如今也得查清那张纸。
“我没说你没帮过我。”我说，“我现在问的是账。”
“账是公司的，清屋随便翻到，就往外拿？”
“原件是警察取走的，清点的人、收货单都在。”
他伸手要拿文件袋，我先压住了。袋里只有预约单和我记的笔记，他未必知道。
“私人东西。”
“你的东西我不看。”他把手收回去，语气也降下来，“但你别到客户那里去闹。他们钱已经付过，你一口一个林夏没收，查出来谁账没平，回头还得叫人家再补。你担得起？”
我停住了缝纫机。
“你们让陶家补钱？”
“没人让他们现在补。旧账有疑问，先确认一下有什么错。”
“确认她收过现金？”
他看了一眼开着的店门。门外有客人想进来，见屋里这样，拎着衣服又走了。
“我跟你说不明白。”周明川站起身，“你姐以前也是，做事非得让所有人陪着她难受。”
他顺手理好椅背上的皮尺，动作很熟。我记起他以前蹲在路边给姐姐修车，姐姐替他打手电，光总歪到他脸上。她笑得那样高兴，如今我想不通那些好怎么变成了眼前这样。
周明川转身看我。
“还有，老宅不用再去了。相关东西已经交给警察，剩下的不是谁想看就能看。老陈也知道了。”
他走后，老陈很快来电话。周明川让他把还有的东西列清，别再转手，也别带我去翻。老陈问是不是自己把事情惹大了，我说跟他无关，请他保管收货记录，警方问时照实说。
“后面的货我不挣了。”老陈说，“剩下的都让警察看吧。”
我给陶阿姨拨电话，第二次她才接，叫我别再来。
“不是说找到了银行回单吗？”
“找到了，警察问也给。你别再问我们了。”
我听出她身边还有人，问是不是周明川公司的人到过。
“人家拿情况说明来，说以前都把账交给你姐，现在要重新核。我们十年前给了那么多钱，房子都住旧了，再让补，我们上哪说理？”
“谁让你签的？上面写什么？”
“你先别喊。”
我这才发觉自己声音很大。陶阿姨让旁边的人别抢电话，紧接着，一个男人接了过去，自称是她儿子。
“你找你姐，我们同情。可我家装修的钱没有少付，你们这些人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总不能都让我们认。”
“我不是让你们认。”
“那就别再打了。”
电话断了。羽绒服只拆了一半，新拉链躺在旁边，我已经不记得量过长度没有，只得重新量。
我给陈雁发去通话时间，把陶阿姨和她儿子的原话尽量记全，又说明自己没见过情况说明，不知道他们签没签。陈雁回电，让我暂时别再追问陶家，她会核实来人和纸张来源。
“你已经问了罗琴、问了客户，接下来不能只挑与你推测一样的答案。”
我知道她在说哪一句。罗琴坚称见过姐姐，而我从她关门、躲闪的每个动作里，都只想找出一个“没有”。
“我没有让她改口。”
“那就也别让自己替她改。”
她告诉我，郑家的付款时间已能与现有单据互相核对，资金去向仍在查。这一次，我没有急着讨一个结论。
那天下午，我依照单据上模糊的摄影章找许师傅。
材料商只知道大家叫他老许。旧街尾的照相馆已变成药店，店员找来房东的号码，我打了两次才通。
“老许去年过世了。”他告诉我，“你找照片，得问他家里人，我没有电话。”
街上开始下雨。我在药店的遮雨棚下站了一阵，手里的摄影章打印件洇开了。
我想再去问隔壁，沈迟电话来了。他问我店里那件羽绒服是不是今天取，客人已经站在他门口。
我说还有一点没做完，让她明早来。
“你自己跟她说。”
电话递过去，我答应客人今晚做完。她说，别一回一回改时间就成。
沈迟重新接起电话，我先说了抱歉。
“你找人，我不拦。”他说，“但店不能靠我在门口替你猜。还有，你那部旧手机的电池我在找，没消息就是没消息，你今天别再问一遍了。”
我回店把羽绒服做好，给客人发了照片，才继续找号码。老陈收过东街不少旧家具，我请他帮忙打听，不要把许家号码随便发过来，让对方愿意了再联系我。
九点多，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我是许岚。你找我爸的照片？”
我告诉她在账单上发现了摄影费，想找槐安巷老宅十年前的施工照片。她先说不一定还在，父亲的东西很多，搬过一次家，电脑也旧得开半天。
“你是不是替谁做纪念册？要整理的话，我最近没空。”
我说是找姐姐，讲了她失去联系的年月，也讲了自己为什么认为那些旧照片可能有用。说到最后，我不敢再保证能找到什么，只请她先不要扔旧卡。
许岚让我稍等。电话里传来柜门拉开的声音，过了一阵，她说有几张卡还在，相机也在，以前试着插进去，只看见一堆文件名，照片打不开。父亲嫌人催，后来就没让她碰。
“你别再往卡里存东西。”我把沈迟常说的那句转过去，又补上，“我先问问，能修多少不能保证。”
沈迟还没关灯。我到隔壁说明情况，约好先检查卡，其他工作问过许岚再做。
“我可以先看卡的状况。”他说，“坏得重就找专门做数据恢复的，不能替人乱试。明天下午，上午排不过来。”
我回电话给许岚，按他说的约好时间。她答应带来相机和旧卡，又反复叮嘱，里面有家人的照片，不往外传。
“只找你说的工地。要是别的，先问我。”
我一项项记好。电话快挂时，她问：“如果真拍到了你姐姐，你能认出来吗？我爸有时候站得远，人脸就一点点。”
“能。”
我怕自己再忘掉什么，却仍觉得，只要姐姐站在某个角落里，我一眼就能看见。
关店前，我把明天下午要交的衣服提前装好，给柜台腾出一块地方。门诊预约单、本子和戒指分别收进抽屉。学车的那一页仍旧没填满，我没有补写想象出来的细节。
许岚又发来消息，确认地址和时间。我回了定位，把手机放到空出来的桌面上。
明天那里会放一台相机。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它有没有拍过姐姐走出那扇门。
第六章 镜头外的箱子
许岚把摄影包放到柜台上，先问我，有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我撤掉没做完的裤脚，拿布把台面上的碎线扫净。她解开包口的鞋带，取出一台旧相机。右边的蒙皮翘了起来，下面露出一条胶渍。她说父亲用了十几年，临终前已经举不稳，还让她带去医院，要拍窗外那棵树。
“卡槽坏过，后来修好没有，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找的是六月那一批，对吧？”
我把记下的年份给她看。她从侧袋里摸出几个塑料盒，盒盖的记号笔褪成了紫色，有的写地址，有的只画一道横杠。
沈迟带了读卡器过来。两张卡能打开，一张插上去，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他点了取消，把它单独放在一边。
“这张先别动，得找做恢复的人看看。你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备份？”
“旧电脑在家，开机慢得很。我试过一次，它一直转圈。”
“插着电等一会儿，先别反复关。”
许岚记在手机上，抱歉地说下午还得接孩子，最多只能再跑一趟。我忙说一趟就够，没找到也没关系。话说得客气，眼睛却一直看着相机。
我已经打了六个电话。有人说当年没做过这处工地，有人答应找照片，后来再也不接。陶阿姨拒绝再谈的语气也还在耳边。我甚至想过，许师傅如果活着，大概一样会说年代太久。
相机不同。他每天把它挂在胸前，它去过的地方，比他留在电脑里的照片更多。
等许岚走了，沈迟抱着电脑回隔壁做备份，我把相机扶正。那块翘起的蒙皮正抵着掌心。我知道要做什么，也知道不能指定它给我哪一天。
可戒指让我见过姐姐困在餐桌前，计算器让我看见假账。我已经快要认定，那座房子是她最后待过的地方。只差一个人看见她被留下。
许师傅，你进去拍照时，她在不在？
相机还没被我握紧，姐姐先出现在眼前。
她站在厨房的水池边，手里拿着一只漏勺。那天我们吵过架。周明川摔门出去，我追着问她，为什么还不走，是不是为了供我念书才嫁给他。
“你把自己想得也太重要了。”
那句话扎得我直掉眼泪。姐姐把漏勺往池边一搁，溅了半身水，想来拉我，我甩开了她。
“我嫁给他时是真的喜欢。”她声音很重，“我看见他来接我会高兴，盼过跟他一起过日子。小照，你不能因为现在不好，就说我从前都是假的。”
我把相机搁回柜台，手指离开机身。柜台、线轴、许岚留下的卡盒都在，姐姐的声音却还很近。
只要不再拿起来，就不用丢掉这一场争吵。
可我想，留着我们吵架的事有什么用。要是能知道她从哪一道门出去，哪怕只有一眼，我也能继续往下找。
我重新拿起相机，想知道许师傅在周家见过什么。姐姐的声音又到了耳边，我没有松手。
音乐猛地响起来，红色地毯占满视野。我站在人群外，镜头前是一位穿婚纱的年轻女人。她往前走了两步，又退回来，笑着用手背抹眼角。
“爸，你这样怎么拍呀？”
一只衰老的手擦过脸，相机跟着晃。我听见自己清了一下嗓子，叫她站好。
有人说摄影师坐主桌去，今天哪有新娘亲爹还干活的。她伸手挽住我的胳膊，指甲上贴着小珠子，碰在表壳上。我的视线低下来，隔着取景器，看见她左边的鞋扣没扣好。
“又穿不好鞋。”
她笑着叫了一声爸。我蹲下，胸前的相机撞在膝盖上。
店里的缝纫机踏板就在我脚边。我低着头，相机带缠住手腕，一时解不开。
镜头里没有姐姐。没有周家，没有工地，只有许岚出嫁那一天。
沈迟在门口叫我，我听见了，却先伸手去拿本子。笔滚进台缝，我抠了几次才取出来，写下“我嫁给他时是真的喜欢”。下一行，我想记姐姐说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
刚才明明还看得见。
我知道我们在厨房吵过架，知道她嫌我把自己看得太重。漏勺、水池都能列出来。可她怎样站着，气到什么程度，后来有没有来敲我的门，已经接不上了。
沈迟把相机接过去，问我哪里不舒服。我翻开本子，让他从生日那页看起。这是我头一回把那些画面全部讲给别人听，讲到学车那段失去的记忆，他拿着读卡器的手停了下来。
“不是隔了十年记不清。握住东西之前，我还记得。”我指着最后一行字，“现在连这场争吵也没了。”
“你说拿相机能看见过去，可看见什么、丢掉什么，都由不得你？”
“可以在丢掉之前停手。但继续看就要换。”
他把本子前后翻了一遍，像想找出两件事之间别的联系，最后问：“这回有什么？”
“许岚结婚。”
他放下读卡器：“我没法弄懂这件事，但你知道我在等她回去找电脑。”
“我知道。”
“她找不到，你再想别的办法也来得及。”
我想说这是我的事，可那句话太容易，把别人所有担心都能挡在外面。我抓着笔，直到指节疼，才把它放下。
“我以为这一次能帮上忙。”
他没再跟我争，回去接了一通客户电话。隔壁有台电磁炉的零件装错了，他答应下午送还，现在得重做。我独自在柜台后把相机装回包里，拉到一半，鞋带卡在齿缝中，我耐着性子一点点退出来。
许岚快五点才回来。旧电脑总算打开了，她连主机也抱了来，裤腿蹭了一片墙灰。
“按街名存的，还有替附近店铺拍的，混在一起。你们看着挑，家里的别拷走。”
我们先找到槐安巷。院子、客厅、靠后的一间杂物屋，地上横着铁管，几个工人背对镜头。照片一张张过去，姐姐始终没有出现。
沈迟点开下一组时，我已经把手从鼠标边收了回来。
那是一家灯具店的开业照，门头系着红绸。画面右侧停着三轮车，车后露出半截灰色箱子。我让他退回上一张。
姐姐就在箱子旁边。
她侧着身，左手拉箱杆，右手护住肩上的帆布包。发尾被风吹起来，正拿下巴压着。我给她买过那只包，打折后十九块九，她嫌拉链涩，用蜡擦了好几遍。
我把图放大，箱子边缘碎成方块，仍看得出她抬起的脚。她在过马路，走得有点急，没有回头看镜头。
“这是哪一天？”
许岚读了文件属性上的数字。我立刻摇头，那是拷贝时间，有一年甚至晚于她父亲去世。
沈迟查看原图信息，拍摄时间是六月十七日下午。但他提醒我，相机的时钟不一定准。
门头横幅上恰好也有开业日期。许岚从父亲按客户存的文件夹里找出一份拍摄结算单，同一天，同一家灯具店。她照着旧电话打过去，第一次没人接，第二次终于有人说话。
店主记得请人拍过开业照，转头在电话里喊妻子翻相册。最后对方报出第一张照片背面的日期，和结算单一致。
我没凭这一通电话就写“确定”。原文件、结算单、店主的联系方式，我分别列好，交给陈雁，请她核实。
电话打完，画面还停在姐姐抬脚的那一瞬。周明川说她十五日离家，我觉得他连这句话都是假的。可照片里的她拖着行李，已经到了另一条街上。
她真的出去过。
我把本子翻到前几页，找到自己写的“她一直没能离开”，在上面划了一道。笔尖划破纸，底下一页也留下凹痕。
然后我给罗琴发去照片，只问了一句：“十七号她在哪里，你知道吗？”
第七章 她真走过
罗琴先回“不认识”，随即撤回，重新发来：“照片太糊了。”
我去五金店找她。店里有人挑水管，我没进去催，站到对面等。等她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拉下半扇卷帘门，我才过去。
“别在这里说。”
她带我走到后面巷口，抱着胳膊：“你每回想好了才来问，问完又说我骗人。”
“这次没想好。所以你说。”
她两只手捏着车钥匙，指腹把塑料套压扁又放开。沉默得久了，我想拿照片给她看，她却猛地说：“我看见她走，没骗你。”
“哪一天？”
“十五号。她自己收的箱子，自己叫的车。”
这句话我听过很多遍。不同的人讲，语气都像姐姐是做了错事逃跑。我压住想反驳的劲，问她亲眼看到了哪一段。
她说那天下午去周家取底账，姐姐站在门口等车。周明川不在，姐姐问她东桥招待所现在还做不做。那地方的旧老板是罗琴以前的同事，她之前提起过。
“是你帮她找的？”
“就给个电话。她说要离婚，先住几天，找到房子再搬。”
我盯着她。前几次她宁可认账上做过手脚，也没提这一句。
“为什么不早说？”
罗琴把钥匙往包里一塞：“说了你能饶过我？周明川也问过她去哪儿，我说不知道，这不又成我前后不一？”
“你到底知不知道？”
“知道旅社，不知道房号。”
她答得很快，紧接着补了一句，周明川当时已经知道旅社名字，再找她问，是想问林夏跟谁联系。姐姐十七号打过电话，想找郑先生把那十二万的收款对清楚。她嫌事情要闹大，便告诉了周明川。
“他说她把公司搅黄，大家都没饭吃。我也有家，我那时的工作不能丢。”
“你把她说的告诉他了。”
“我能想到后来会这样吗？”罗琴声音拔高，随即往店门那边看，“你现在认定出了事，什么都能往上套。当年她说要走，我还觉得她终于想通了。”
我不想再听她为自己找理由，却记下了那句“终于想通”。姐姐不是忽然提着钱消失。至少有一个人听过她要离婚，见过她自己叫车。
罗琴把旅社旧老板的电话发给我，说已经换行，不保证会理我。我让她把这些原样告诉陈雁。她问我有没有在录音，我举起一直亮着的屏幕，录音键并没有按下。
“你愿意对警方说多少，是你的事。我会告诉她今天听到了什么。”
旅社已经改成布料店了。
旧老板不愿凭一张照片认人。他记得那年有个女人住过几天，说是熟人介绍，问附近哪儿能租房。有天她拖箱子出去，说先搬点东西，不退房，结果再没回来。登记本早没了，具体哪一天，他不肯作准。
他说到房号，我想起当年的一条线索。有人见过一个像姐姐的女人走进东桥招待所的203，我请周明川去核实，后来被他排除了。十年里我记住的是“已经问过”，连旅社名字都不再认真去想。
我请旧老板把记得的告诉警察，没逼他承认那个人就是姐姐。
旧老板提供了一个找房的去处：当年旅社对面的裁缝铺有房出租，他给住客介绍过。铺子还在，房东的女儿也还在。她翻出一本收押金的小账本，并不是为了留证据，只因为这几年她父亲身体不好，几处房的账由她接手，旧账一直堆着。
林夏的名字写在六月十六日那页，后面记了五百元。房东的女儿想起，这人交了意向押金，后来先放了一小箱东西，说旅社还没退，等事情处理完再来签合同。可她没再来，东西放了几年，后来一次漏雨，连箱子都烂了。
“她看的是后面带窗那间，要能放张桌子，还问晚上踩缝纫机会不会吵人。”
我问她有没有提过妹妹。
“没有吧。她说自己住。后来是不是要接谁，我不知道。”
我听到“自己住”，第一下竟然有些难过。我总等着姐姐来接，却不知道她有没有盼过一张不堆账本的桌子，盼过晚上关上门，不必等周明川回家。
房东不肯把账本给我，说上面全是别人的钱。我请她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随后把情况告诉陈雁，没有拍其他租客的页。
陈雁也有一件核实过的事告诉我。开业照片的日期能和拍摄单、店主留存的照片对上，郑先生则补充说，十七日下午接过姐姐的电话。她问付款到底到了哪个账户，要他找出凭据，语气并不像打算躲债的人。
证言还需要一项项核对，但我已经不能继续拿“所有人都替周明川说话”解释每一件事。
我回到店里时，沈迟正把我的旧手机放进盒子。
鼓起的电池已拆下来，装进单独的安全收纳盒。新电池不好买，他接了检修电源，确认能开机，才叫我过来。
“只先看资料，别拿回去充。接口一碰就断，接完我再给你存一份。”
按键上的数字磨掉了一半。我输错一次密码，又试了一遍，熟悉的提示音响起来。通讯录第一个是“姐”，第二个是“姐夫”。这两个称呼从未改过。
沈迟让开位置，出去送一台音箱。我按进短信，把日期翻到那年六月。
姐姐最后那条话还在：“小照，好好读书，别找我。”我已经背得出每个字，手指没有停，继续往前翻。
十七日，十七点四十二分。发件箱。
“有人看见我姐在东桥招待所，203，不知道是不是认错了。你去问问好不好？”
收件人是姐夫。
我把光标挪到时间上，又挪回正文。给我消息的人没看清正脸，我还嘱咐周明川，先问问，不要惊动别人。
我退出发件箱，翻到他的回复。十七日晚，二十二点十八分：“问过了，不是她。”
原来就是这一天。我发出去时姐姐真的在那里，并非后来那些追了几百里仍然落空的消息。我一直把这一条混在其中，甚至在别人问起时替他说，找过了，不是。
屏幕只能证明我把位置给了他，不能证明他接下来做了什么。可我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他本来找不到，我替他找到了。
我按灭屏幕，过了片刻又打开，怕自己看错。时间没变，房号没变。陈雁问过我有没有姐姐失踪前后的通信，我说旧手机坏了，正在修。
现在修好了。
我应该给她打电话。手却先把手机线拔掉了。电源一断，屏幕黑下去，我把它扣回盒底，盖上盖子。
沈迟进来问东西还在不在，我说在。他说那就好，明天把能导出的先导出来。我把盒子挪到布料后面，没有告诉他我看见了什么。
当晚，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对方先问我是不是林照，随后说：“我叫姜宁，是周明川现在的妻子。”
我知道他再婚了，却从没跟她说过话。她说警方为清屋的事找过她，我的号码在联系人清单里。周明川怀疑她帮我查账，开始看她的通话记录。
“今天他还到画室楼下等。我跟同事多说两句，他都要问。我只问过他，那张收款确认书的日期为什么不对。”
她又发来一张截图。周明川问她：“你是不是也要躲起来？你同事知道你掺和什么事吗？”
我反复看那句躲起来，问姜宁现在是不是一个人。
“同事在。我想先跟她走。”
“那就一起走。”我握紧手机，“你不用告诉我去哪里。”
第八章 先把门关上
第二天上午，姜宁约我在画室见面。
她没让我到住处。门卫提前知道我会来，打过电话才放行。楼梯转角挂着学生的画，几个小孩把天涂成橘色。她坐在教室后面，正在把一摞纸分装进文件袋。外头还有老师上课，念到谁的名字，谁就拖着椅子起来。
“我昨天没回去。”她先说，“今天也不回。”
她比我想的年轻，浅色袖口沾着一块绿颜料。我松了口气，问她带了证件没有。
她拍了拍身边的包：“自己拿的。昨天白天就收好了，跟同事一起下的楼。他晚上再来问，我已经不在家。”
学校负责人看过那些消息，交代门卫不能再让周明川随便进来。她也联系了陈雁，把近几天的电话和到校情况说了，按建议保留记录。东西暂时放在朋友那里，接下来租哪里，她自己找。
“我不是来叫你帮我安排住处的。”她把一个牛皮纸袋推过来，“我想问，这把钥匙是不是也该交给警察。”
袋子上印着清屋公司的名字，底部压出一道长痕。她倒出一把黄铜钥匙，旁边还有周家清货清单的复印件。
我没立刻碰。
“怎么到你手里的？”
她翻出周明川之前发给她的消息。钥匙原先一直由他带着，老人去世后要清屋，他才临时交给她，让她连同清单转交收货的人。后来警方介入，清屋暂停，钥匙便留在她的工作包里。
“我也告诉陈警官了，她让我跟清单一起交。”
“你还拿了别的东西吗？”
话出口，我看见她握住了包带。
我原本想问周明川的旧文件、常年戴的东西，那些念头早已在脑子里转过一轮。但她听见的显然是另一件事。
“我就带了我的证件、衣服和备课的箱子。”她说，“家里还有什么，我不会再回去翻。你也别让我找人替你翻。”
“好。刚才那句是我问得不好。”
她没说没关系，把钥匙装回袋子。过了一会儿才问，姐姐当年离开时，是不是也打算再回去拿东西。
“我还不知道。”
这次说不知道，比原来难。我曾经认定姐姐只要能走，绝不会再回去。如今她确实离开过，事情却更难往下想了。
“我这两天才知道，她看过一间房，准备搬进去。”
姜宁把文件袋上的名字一个个写完，才抬起头：“那她有过自己的打算。你以前没听她说？”
“她不一定什么都跟十六岁的妹妹说。”
我说完，自己也怔了一下。
从前姐姐去看一场晚场电影，我都会跟她生气，问为什么不等周末带我。她说我又不是出去玩一天都得报备，我便觉得她嫌我烦。十年里我把能想到的细节翻过无数遍，常常只挑对我好的那些。可房东记得她要一个能做活的地方，罗琴记得她要离婚。她有些决定，真的没有先来问我。
姜宁把最后一个名字写完，笔帽压得很响。
“我先离开那里，离婚的事再办。他从前不是天天这样，不然我也不会跟他过四年。”
我说我明白，没有催她作出一个更彻底、更能证明我的判断的决定。
临走时，她问钥匙能不能先放我店里。她要陪同事去补交情况，第二天再和我一起送清单原件。我答应后，她给陈雁发消息说明转交，写上我的名字和店名，没有含糊说一句“东西已经送了”。
我把纸袋折好放进包里。她把教室门拉上，试了一次门把，才转身去找同事。
下午，我们重新查看许师傅拍的施工照片。
照片不只有姐姐走过灯具店门口那几张。周家后院在另一组里，最早的两张还没铺地面，后屋内露出一个拆下的泵座。后来几张里，泵没了，窗下多了一截柜子，门的位置看着也不对。
沈迟不肯仅凭照片断定哪一块地面后铺。
“先弄清方向。看这里，早先有半堵墙，后来拆了，两个房间可能被叫成一个。”
我们把能认出的窗框、排水口、院门分别标出来。姜宁提供过一张简图，把自己记不准的地方圈着。我没把那些圈擦掉，也没有拿它们硬去补照片上的空白。
陈雁当天已经让人核过旧房资料。后院早先做过设备间，图上有两处井，其中一处有回填记录，另一处的方位需要对照改建情况。她问我是不是还有施工照片，我把尚未发过的原图交过去。
“能不能把后屋都挖开？”我问。
“我们会按现场情况处理。现在先核结构，别让人再进去乱动。”
拆除已经暂停。她把这句话又说了一次，并不是安慰我。我却发现自己没有因此轻松多少。没有即将推倒的房子挡在前面，剩下的急迫仍在，一点也没少。
沈迟接完一个维修电话，要出门送配件。他从柜台边拿车钥匙，看见那只牛皮纸袋。
“她交给你的？”
“有清屋委托。明天一起送过去。”
“那就先放着。”
我说好。他又看了我一眼，才出去。
店里只剩我。布料后面的手机盒露着一角，我把它推进去，免得客户一伸手就碰到。旁边还有我从家里带来的蓝裙子，本来想补掉的扣子一直没补。
裙子是初中朗诵比赛时穿的，下摆左右差了半指。姐姐不肯承认自己手艺不行，我也不肯承认穿得很喜欢。毕业后舍不得扔，一直带着。
我想找颗颜色相近的扣子，一盒倒出来，却没有合适的。
其中一颗滚到钥匙袋边，被纸角挡住。
第九章 钥匙留下的名字
蓝裙子的扣子没补上，我先把针穿好了。
线太长，拉到一半打了结。我平时最烦学徒似的毛病，偏偏这几天总在自己身上出现。剪断重来时，手机亮了一下。是此前问过的施工师傅，他终于翻到一个旧工友的号码，说那人跟过周明川，后屋的活可能知道，但已经多年没来往。
我把号码记下来，打算交给陈雁，又点开联系人核了一遍。备注只有一个“邱”字。
纸袋就靠在记账本旁。
我拿起钥匙。原本只是想看看齿口，手指贴上那道旧划痕后，念头却变成了：你跟着周明川进过那里，到底留下了什么？
姐姐蹲在矮凳前，嘴里含着两枚别针。我站在凳上，脚趾扣住边沿，她拍了一下我的腿，叫我别乱动。
我立刻松手。钥匙掉在裙子上，没有响。
那场景还在。晒在窗栏上的袜子被风吹得直碰玻璃。姐姐一边量裙长，一边问我朗诵的是哪一篇。我嫌她念得不好听，不肯给她看稿子。
她说：“行，林老师，那等会儿你自己改。”
我低头抿着笑，嘴上不认错，偷偷把稿纸推到她坐的凳边。
我还记得这一切。只要不再拿起来，就仍然记得。
沈迟回来时，我在本子上写裙子的事。他把配件送错的消息回完，站到柜台边看了一会儿。
“你真要这样？”
我把钥匙袋往里挪了挪：“也可能什么都不做。”
“那你写这么急干什么？”
我停笔，纸上正写到姐姐把别针取下来，含过的地方留着一点湿。我以前从没觉得这种细节值得记。现在写一遍，就怕漏掉一件。
沈迟从椅背上拿起外套，没有坐下：“我不能陪你到很晚。答应客户今晚把设备送回去，人家明早开门要用。”
“我没让你陪。”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伤人。他把外套折在胳膊上，脸也沉了下来。
“那你也别装成没得选。相机看见了什么？看见人家女儿结婚。要是钥匙让你看见他拿一床被子呢？”
“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你找了照片，问了房东，交了材料。那些都不算做事？”
我想争，说还不够，说警察还不知道井在哪里，又说不出口。陈雁没有停下，姜宁已经离开，旧房也不会被拆。只有我把自己的短信藏在布料后面，一遍遍计算如果没发会怎样。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说。
沈迟皱眉：“你现在也不能把所有事情算到自己头上。”
“你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
我看着手机盒所在的位置。他顺着目光看过去，我却低下头，翻过笔记，像真的还有什么没记完。
他在对面站了片刻，没再追问。
“你不说，我只能按我知道的劝。失踪时你十六岁，现在你也没有非得一个人把案子破了的道理。”
道理全听懂了，我仍觉得少付出一点，就不配再去问姐姐在哪里。
笔记最后，我写下那天演出结束，姐姐其实赶到了。她站在礼堂后门，手里拎着上班的包。我先以为她没来，故意走得很快，她一路追到车站，问我奖状藏哪儿了。我生够了气，才给她看。
写完，我把裙子叠好。
沈迟的客户又来电话催。他走到门外接，我没有趁他背过身就动手。等他回来，我告诉他，我还是要看。
“我知道不一定有用。也知道是我自己急。”
他低头看了看表，最终把送货时间往后挪了二十分钟。
“我在这里，跟同意这件事没关系。”
我应了一声，没有再请他替我确认笔记够不够完整。
钥匙握进手里，姐姐又蹲到矮凳前。她一只手护着我的脚踝，等我转身。我看了她片刻，继续收紧手。
右手忽然变得厚重，钥匙已经插在锁孔里。我压着门把，锁舌怎么也对不齐，门底卡住一截布带。
“邱海，收进去。”
是周明川的声音，从我所在的身体里发出来。
屋里的人蹲着，抬头时露出黏在额角的头发。他身旁横着一个长木箱，箱角绑了宽布带，浅色布边被地上的水弄深了一块。他伸手一扯，箱子撞在半铺的地砖上，闷响之后，砖角缺了个口。
“太沉了。你先别关，我一个人抬不动。”
门内还有一扇小窗，窗下露着断开的铁管。几块木板搭在方口上，其中一块压得歪斜，黑洞沿窗下朝右伸。我以为照片里的泵座就是入口，其实它在更靠门的地方，井口被拆下的柜板遮住了大半。
“板子挪开。”周明川说，“设备早拆了，下面没人去。”
“明天真能封？”
“明天。带子塞好，别夹着。”
邱海把布带兜回箱角，手指在木边滑了一下。他低头看自己的手，随后往裤子上抹。门终于能推了，院里的光慢慢窄下去。我听见钥匙转动，锁里一声脆响。
我坐在店里，胸口闷得厉害。
沈迟伸手把裙子往旁边挪，给我空出桌面。我先看见那条歪斜的侧缝，知道姐姐改过，知道我刚刚还写了整整两页，却已经想不起她怎样蹲着。
凳沿硌脚的感觉也没了。
我只顾去抓笔，写下邱海和木箱，把那扇窗、断管、井口画在一张纸上。画到半途，我忽然想起刚收到的号码。
那位师傅的电话还在屏幕上。我问他旧工友是不是叫邱海，对方回得很快，说是，你认识？
我没回答，直接拨了那个号码。
沈迟刚把我的图转正，来不及问。电话已接通，另一边有车驶过的声音。
“邱海？”
“哪位？”
“我叫林照，林夏的妹妹。十年前，你在周家的后屋搬过一个木箱，对不对？”
声音一下没了。几秒后，他反问：“什么木箱？”
“浅色带子绑着的，右下角碰掉一块砖，带子还卡过门。你帮他搬到哪里了？”
沈迟伸手来拿我的手机，我侧开身，等着那个人回答。我甚至觉得，他只要听见这些就没法再否认。
可对面问的是：“这些谁告诉你的？”
我没答出来源。他立刻说打错了，挂了电话。再拨，长长的提示音后，无人接听。
“别打了。”沈迟这次把手压在桌上，“你刚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了。”
我盯着通话时长。四十一秒。
刚才我以为把名字从黑暗里拖出来，就能拽住这个人。现在我只知道，他听见了我的名字，知道我在查后屋，知道有人提到了箱子。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拨给陈雁。这一次没有先把钥匙看到的图说成发现，也没把那通电话藏起来。
“我做错了一件事。有人给了我一个旧工人的号码，我直接去问了他。我还说了几处没有证实的细节。”
她让我从号码怎么来的开始，一句一句复述。我把说过的话记下来，连第二次没接通也写了。
“这些细节从哪里来？”
“我没亲眼见过当年的事。有些是看照片想到的，有些是我没法解释、也没法核实的画面。不能当成我看见的。”
陈雁没有顺着追问画面，只让我把可核实的来源分开，原图、施工人的联系方式、通话记录都保留。
“林照，你再去问，他就知道该避开什么。我们也得分清他本来知道的，和被你说过以后知道的。”
我握着手机，说知道了。
“从现在起，别再私下联系他。对方再找你，把情况告诉我。”
挂断电话，我把那张图和通话复述放在一起，没有撕掉后面写错的几处。沈迟已经耽误了送货，收好外套就走了。我送到门口，想说句谢谢，最后说的是：“今晚让你误工了。”
他跨上车，扣好头盔：“记得刚答应陈警官的。”
我回到柜台，把钥匙装回纸袋，放到明天要交的清单上。手机盒仍在布料后面，我看着那一角，最终只关了台灯。
第十章 警戒线外
姜宁在接待室等我，手里拿着清屋委托的原件。
她先说钥匙是周明川交给她的，什么时间收到，后来放在哪里，又把手机里的委托消息给民警看。我说明了接手之后的保管情况，包括曾经取出来拿过。登记到这里，姜宁看了我一眼。
我当着她的面，把直接打给邱海的事也说了。
“你怎么不先找陈警官？”她问。
“我当时只想让他承认。”
她把笔放下，过了片刻才签完自己的名字。
“以后跟我交给你的东西有关，先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我答应。她没有再把这句话说得温和些，收起证件，赶回学校上课。
陈雁收到材料后告诉我，现场的结构已核得差不多。旧图上的一段隔墙后来拆了，房间叫法也变过，设备井不在最早认定的泵座正下方。原图、改建记录和施工人的说法能相互对上，现在正在进一步勘查。
我问是不是我画的那个地方。
“具体位置以现场为准。你带来的材料我们会核，但不能先照着结论找。”
我把问题咽了回去。出门时才想起，自己还没问邱海有没有找到，又没敢折返。关于他的每个消息，都可能和那四十一秒有关。
中午老陈来电话，说槐安巷围上了，收货的车不准进去。他想打听还得等多久，我让他问负责清屋的人，别替我往里面探。
说完，我自己却关了店。
到巷口时，警戒线已经拉到岔路。我隔着半条路看见周家的院门，里面有人架灯，白天也照得很亮。后屋看不见，被主屋挡着，只能看见人从侧面进出。
我没去钻线，在快递站门边站着。老板往外搬货，让我靠里一点，免得倒车碰到。靠墙有一排空箱子，我把它们挪开，坐在台阶上。
十年前报案后，我天天往这里跑。有一次赶上周明川出门，我从后头追着车喊，问他会不会是姐姐借了别人的电话打回来。他摇下车窗，说我想多了，真要联系，她知道号码。
我于是回去守着电话。
现在那条路就在眼前，宽度没变，只是以前卖早餐的门口堆着快件。一个送货员推车出来，轮子卡住井盖，他往后退半步，一使劲，整车箱子晃着过去。我盯着那个动作，直到人拐出巷子。
陈雁下午出来，远远看见我，走到线边。
“你在这里多久了？”
“不久。”
她没拆穿，只让我别往前。设备井已经确认，地面有后期封填的痕迹，里面的情况要由技术人员慢慢清理。
“发现东西了吗？”
“有了明确消息会通知你。”
她回去后，我给沈迟发消息，说我在巷口，不用来找，手机会开着。他回了一句“知道了”。我又把屏幕亮度调低，免得没电，随后发现自己连充电宝都带了，只是一直捏在手里没用。
到傍晚，院里出来的人多了。一个人抱着设备箱，另一个人跟在后面低声说话。我站起来，看见陈雁朝我走来。
她没让我坐，先带我到不挡路的地方。
“井内发现了疑似人体遗骸。还不能确认身份，需要进一步检验和比对。”
我听清了每个字，嘴却不受控制地问：“能看一眼吗？”
“现在不行。”
“她身上有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衣服、鞋、那只十九块九的帆布包，随便哪一样都像能让我一下认出她。可我要是认出来，就再也不能说是别人。
陈雁说接下来需要我配合提供亲缘比对样本，也要补充姐姐的旧伤、病史和能查到的就诊信息。我拿出手机记，输入了“林夏”两个字，后面只打出一串重复的拼音。
她让我不着急，安排会另行通知。
走出巷口，我才想起包还在快递站。老板见我折返，把它递过来，没有问。
最后我还是给沈迟打了电话，请他来接。上车之前，我站在路边把刚才的话说完，他听完才替我拉开车门。
后来的等待，最难的是别人仍会说“也许”。
取样时有人核对我的身份，我已经把袖口卷起来，对方告诉我是口腔拭子，不需要抽血。我把袖子放下，照着指示坐好，接着填亲属关系。名字旁边，郑重写下“妹妹”。
姐姐摔过膝盖，我记得疤在哪边，却拿不准有没有缝针。我在“不详”那一项打勾，为从前没问过她难受。
回家找旧病历时，我翻出了整箱寻人材料。不同年份的照片、打印店收据、外地人发来的模糊截图，原来占了这么大一个箱子。有人说见过她在广州卖衣服，有人说她在邻县嫁了人。我有几次去了，也有几次只够买单程票，站在车站给周明川打电话借钱。
现在箱子摆在地上，我既不能收好，也不能丢。电话响一次，手就先往纸堆里伸，去抓那个早已换掉的旧号码。
许岚后来来了一趟，送回整理好的照片副本。她不知道该问什么，只把相机包的鞋带重新打了结，告诉我恢复公司找出一些小图，没有新的姐姐。
“你别再为这个花钱了。”我说，“现有的已经够查日期。”
她答应了。
我打开灯具店那张照片。姐姐拖着箱子，左脚刚踏上路沿。箱子里装了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有几件她喜欢的衣服，可能有账本。她那时候有没有为租到房高兴过，我也不知道。
我盼过她活着，也曾偷偷要求她：活着就一定要来找我，否则她这十年就欠我一个解释。现在看那张照片，我只想她走快一点，走过下一个路口，别再回头。
鉴定结果出来的那天，陈雁叫我过去，没有在电话里先说。
沈迟的店正等着卸货。他把单子交给搬运的人，叫对方照数量放门里，又回来拿车钥匙。我说我能自己去，他说知道，然后问我还带不带外套。
陈雁核对完身份，把材料放正，告诉我，结合亲缘比对和其他调查资料，能够确认遗骸属于林夏。
我看着她的嘴，等她接着说。
她接着讲的是调查、检验和后续手续，没有别的结果。姐姐不会出现在门口，不会因为电话没接上被民警叫来，不会发现自己的名字一直印在寻人纸上，皱着眉说我怎么用了那张最难看的照片。
我把陈雁递来的笔握住，问：“我什么时候能接她走？”
她告诉我暂时还要等待，相关检验和调查没有结束。有能告知的进展，会联系家属。
我在需要确认的地方写自己的名字。第一笔没出墨，照原来的痕迹又描了一遍。
回到店里，柜台上摆着一件等取的外套。我翻开登记本，给客人发消息说今天晚些营业，随后坐在那把刚修好的椅子上。
沈迟没问我要不要说话，去门边把“营业中”的牌子翻了过来。
我拉开抽屉，取出雏菊戒指的盒子。戒指躺在绒布里，缺的那片花瓣朝上。我小心转了一下，像这样就能把缺口遮住。
十年来，我一直在给相见留着位置。她回来要住哪间屋，店里的事要不要让她帮忙，她要是已经有了别的家，我该怎么开口。连见面骂她的那几句话，我都在心里排过顺序。
现在这些都用不上了。
我把盒子放稳，想叫沈迟别走。嘴张开，叫出来的却是一声姐。
门边的人停住。我伏在柜台上，袖口蹭到了还没收好的粉笔屑，一片灰白。我伸手擦了一次，擦不掉，便不再擦了。
第十一章 他说是意外
陈雁问我，给邱海打电话时，有没有听见他身边别人的声音。
“没有。他问我是谁，我说了名字。”
“你提到箱子哪个部分？”
“箱角。有一截布带露在外面。”
我把那通电话的经过又讲了一遍。这一次，她没有安慰我。笔尖停在纸上，等我补完最后一句，才告诉我，邱海销毁了一本旧工作本。
“在你打电话之后。他承认烧了，说里面都是没结清的工钱，留着烦。”
那本本子里可能有日期、工地，有他与周明川算过的账。我当时只想抓住他的迟疑，逼他承认箱子，没想过他也会有所准备。
“他还联系过周明川。通话时间我们在核。是不是串了说法，要靠证据，不能光凭他们通过电话。”
陈雁将我的来电记录与另一份材料并排放好。我望着自己手机上那个号码。那天邱海问“谁告诉你的”，我还曾觉得，自己终于问对了。
“我还能做什么？”
“先把刚才这份看一遍。记不清的地方别补。”
我把“他大约沉默了半分钟”划掉了。我不知道有多久，那时电话里的一点杂音都显得很长。
周明川已经承认，姐姐死在老宅。他说两个人争执，姐姐后退时跌下台阶，他以为她没气了，害怕承担责任，才找邱海帮忙。邱海说自己去得晚，只搬过一只封好的箱子。
“那他怎么知道是意外？”
“你问的是哪一个？”
我愣了一下。纸上这两个人的名字挨在一起，我几乎把他们当成同一个人。
“邱海。他没看见，怎么知道？”
“他说周明川告诉他的。这一部分不能当成他亲眼见过的事实。”陈雁用笔帽压住纸角，“我们会分开问。还有现场、当年的资金往来，都要核。”
我问遗骨能不能说明她是摔死的。陈雁说，有些损伤还能判断，有些已经无法判断，不能因为查不出来，就当它没发生过。
她又问，当年发出去的短信还有没有留着。
包里的旧手机硌着手背。前两天，沈迟终于配到了合适的电池，手机已能正常开机。我把它拿回来，却一直没有交出去。
“应该有些。”
“有跟周明川联系的记录吗？”
我盯着桌边那条翘起的胶皮，说现在脑子乱，回去理一理。
陈雁看了我一会儿，把联系卡推到我手边：“理清了就告诉我。原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提取，不用你自己翻出来抄。”
回到店里，沈迟正把一台返修的收音机放回纸箱。客人站在门口，指着单子说，上回约的就是今天。沈迟答应晚上送过去，赔了新的电源线。客人走后，他没有像以前一样问我想吃什么，只将手机维修用的临时电源线装进袋子。
“短信交了？”
我把包放到柜台底下。
“林照，我修好这东西，不是让你看一遍，再藏起来。”
“我会交。”
“什么时候？”
我答不出来。他拉上工具包，回隔壁做那台收音机。门没有甩上，合页照旧响了一声。
下午，我照陈雁说的整理旧照片。照片上的人挨个列下来，认识的、已经联系过的、只知道做什么却不知道名字的，分开写。我打给当年给姐姐做过头发的店，接电话的人说换了两任老板；一个材料商认出了照片里的饭店，却不记得姐姐在场时说过什么。他问是不是要他说周明川早有预谋，我赶紧说不用，只记得什么就说什么。
做到第四张，我发现了那只表。
照片拍在材料铺开业那天。周明川举起手招呼人，袖口滑下去，露出黑色表盘，右边有一道月牙形的装饰。我往前翻，过年合照上也是它，皮表带在扣孔旁起了白边。如今他戴的那只钢带表，是另一只。
我把照片发给姜宁，问她有没有见过。
她先发来一张钢带表的照片。我圈出日期窗的位置，告诉她不是这只。
“那要回去找？”
“不用回去。你想想就行。”
她正在给学生改画，发了句晚点说。我把照片放在柜台上，给一个客人改完裤脚，忍了两次，没再追问。快七点时，姜宁来电，说可能在她已经搬出的纸箱里。
“蓝盒子，他不戴了，叫我留着上课做模型。我的包装盒都是一块儿装的。”
她租的房间里还没添书架，画册沿墙摞着。我等她下课，带照片过去。箱口那条写着“课堂材料”的胶带还没剪开，她让我把最上面的纸房子先取出来，屋顶没粘牢，不能捏。
我找过两层硬纸板，在一袋瓶盖底下看见了蓝盒子。里面的腕表停着，皮带比照片上更旧，金属扣却还亮。
姜宁没有把它递给我，先用手机拍下箱子和盒子的位置。
“我得说清楚怎么来的。”她说，“上回有人问，我是不是故意带走他的东西。搬家那天，我真没想这么多。”
“就照实说。拿错了也是拿错了。”
她抬眼看我。我知道这句话更该说给自己听。
我把旧照放到盒边，核对表壳上的纹路，接着握住表扣，想知道它到底留住了周明川的什么。
红砖墙贴到了眼前。我的脸靠着姐姐的肩头，书包带挤在我们中间。她的下巴轻轻碰到我额角，我一只手伸在外头，怕半根玉米蹭上她的白衬衫。
我松开手，表扣掉回盒子。
姜宁将纸房子往边上挪：“碰着哪儿了？”
“没碰着。让我坐一会儿。”
我坐在没有椅垫的木椅上，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那是六月十四日，姐姐最后一次送我回学校。刚才我还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她抱着我的时候，右边肩膀比左边高了一点，因为胳膊上挂着装被套的袋子。
这一回，要拿走这个。
我看着表，没再伸手。姜宁给陈雁发消息，说明找到了周明川当年的旧物，约好次日一并送去。我请她先放着，说我明早过来。
沈迟送完收音机回来，见我摊开了一个空本子。
“又想记什么？”
“她最后送我回学校的事。”
他在门口站了一阵，回去洗掉手上的油污，才拖过另一张椅子。我在纸上写下日期，试着记衬衫袖口，一边是卷着的，另一边没卷。姐姐那天不高兴，说我把两周的袜子攒到一起，再这样就自己洗。
“我不能替你说该不该看。”沈迟把手机放到本子旁，“可你欠警察的话，不能再拿别的东西抵。”
我点开录音，先说出了日期。
第十二章 最后一个拥抱
我说，那天下午我们差点没赶上车。
姐姐在门口等了我两次。我先找课本，又回去拿没晾干的鞋垫，她终于把被套袋往我怀里一塞：“你以后能不能头天收好？”
我说她才慢，出门还涂指甲油。
“我不能弄点自己的东西？”
我当时觉得她小题大做，把鞋垫夹在课本里，故意很大声地关了门。走到车站，我手腕被袋子勒红，她还是接了过去，但不理我。我去拽她的袖子，她往旁边让了一点，没让开。
沈迟记到这里，问是哪只手接的袋子。
“右手。我记得她食指边上染了一点颜色。”
他把问号擦掉。我忽然说，别擦，留着吧。没准我记错了，只因为刚才想到指甲油，就以为是右手。
录音里能听见橡皮蹭纸的声音。我喝了口水，继续说。
车绕了路，姐姐一路看时间。到学校门口，我又要买玉米，她气笑了，问我那碗馄饨是不是替别人吃的。我说只要半根，摊主不肯卖半根，她便买了一整根，叫我快点吃。
找回来的硬币滚到下水道盖旁。我跟她一块儿蹲下，书包滑到前头，她一手托住，一手捡钱。我看见指甲油，说下次我替她涂，保证不涂歪。
“你先保证下次袜子不带回来。”
我笑得很响。她也笑了，硬币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才塞回口袋。
到校门前，我怎么也找不到校牌。门卫隔着窗子催，姐姐把我拉到旁边，从书包侧袋里摸出那根蓝绳。透明套上沾着豆浆，她拿纸巾擦，我嫌慢，去抢，她打了一下我的手背。
“站好。下次自己找。”
挂绳套过脖子，她替我把压住的头发拨出来。我低着头，看到她袖子上有一点细细的白线，是被套磨下来的。红砖墙在她背后，上面贴着驾校广告，纸被人揭掉一半，只剩一个大大的“包”字。
她把袋子交过来，我以为终于可以走了，转身时听见她叫小照。
我不耐烦地回头，她却抱住我。
“姐，玉米。”
“举高点。”
胳膊勒住书包带，胸前有点疼。我往外抵，正好看见同班同学经过，就把脸又往她肩窝里藏了一下。衬衫有洗衣粉的气味，混着公交车里闷热的汽油味。她的头发从我耳边滑过，有几根扎得痒。
我说，别人看着呢。
“谁爱看谁看。”
说到这里，我用手抵着额角，没有接着说。沈迟将笔放下。我不想哭得录音里听不清话，等那阵堵塞过去，才讲她松开我，替我拉出被书包压住的衣领，问周末想吃什么。
我说土豆炖排骨。
她嫌我没出息，回回只知道吃土豆。我说那你别问了。她拍了我的书包一下，催我进去。
我走过校门，又回头看。她站在广告下面，正放下卷着的那边袖口，见我回头，就抬手挥了挥。
我按停录音，屏幕上的数字不再跳。
沈迟把本子放到我面前。我看了一遍，想加上她抱我时用的力道，却找不到能写清的词。很紧，也不全是。我当时还嫌她挡着我，哪里想过要记住。
“就这些吧。”我合上本子。
“记下来，也不是存回去了。”他说。
“我知道。”
生日蛋糕的照片还在，学自行车那段往事也有人替我讲过。我能准确说出发生了什么，但那种属于我的热闹，已经没了。明天再听这份录音，或许只会知道，林照在那一天被姐姐抱过。
沈迟问：“这回是想查清她最后怎么了，还是想再罚自己一次？”
我摸着本子封皮，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想知道她摔下去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也想知道邱海是不是像他说的，只见过一只装好的箱子。”
“如果表里没有呢？”
“手机也照样交。那条短信不会因为我再忘掉什么，就变成没发过。”
沈迟没有劝我睡一觉就会好。他告诉我明早九点得开门，十点有人来验机器，最多送我到姜宁那里，不能一直陪着。我说够了，真不行我会叫他。
那一夜我没有再听录音。躺在床上，我把六月十四日下午从头想到尾，快睡着时仍能感觉到书包带硌着胸口。我希望自己睡醒会改主意。
早晨起来，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姜宁把盒子放在桌上，旁边备着送警察的纸袋。我先将旧手机放进去，又取出来。手机有了新电池，屏幕可以亮，是我自己一直把它关着。
“还有这个。”我对她说，“我得交。”
姜宁没有问是什么，将纸袋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托起腕表，金属扣贴着掌心，主动去想它的过去。
姐姐的手臂再次从我背后围过来，白衬衫离得很近。这次我没有松手。
衬衫消失了。
我面前是老宅的门槛，姐姐伸手去拿一只纸袋。她脸上没有眼泪，嘴抿得很紧。
“账本给我。我明天自己去跟他们对。”
周明川抬臂挡住她。姐姐绕向另一边，一只手伸出去，落在她肩头。她退了两步，脚跟踩空，摔下门口两级台阶。
我的左腕撞到门框，表壳发出一声脆响。视线晃着往下，姐姐伏在地上，手掌撑了一下，又滑开。她喘着气，嘴唇在动。
旁边有人扔下卷起来的捆货绳。
“她还有气。叫车吧。”
邱海站在墙边，半个身子挡在灯下。
周明川蹲下，抓起搭在台阶旁的厚布，压向姐姐口鼻。她的手抬起来，指甲在他的腕侧划了一下。那些指甲上很淡的颜色，我才刚刚说过。
“你干什么？”邱海的声音变了。
“门关上。”
“明川，你先放开。”
那只压着厚布的手没动。周明川的声音很近，几乎就在我耳朵里面。
“你那套房的首付，我给你补。把门关上。”
邱海伸手碰到门边，动作停了一下。姐姐扯住了衣袖，肩头仍在起伏。他把门往里带，门轴响了一声。
手机忽然响起来。周明川从她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亮在视线下方，两个字一闪一闪。
小照。
画面断了。
我没有立刻感觉到桌子。姜宁叫了我好几声，我才发现自己正用力抓着她的袖子。腕表落在腿上，我不敢低头，怕再看见那只手。
“你看着我。”她说，“林照，看我。”
我抬起头，窗边挂着学生没画完的水彩，颜色淌到纸外。一辆货车在楼下倒车，提醒声反复响着。我跟着那声音数了三遍，才松开她。
“她摔倒的时候，还活着。”
姜宁拿起笔，我将那句有关首付的许诺说给她听。她问要不要现在打给陈雁，我点头。
电话接通，我先说：“除了腕表，我还有一部手机，一直没有交给你。”
陈雁让我讲。我看着旧手机，说十七日下午，我将一条未经证实的线索转给了周明川，里面有招待所的名字和房号。几天前我就重新看到了，不是刚想起来。
“今天带来，连维修经过一起说清楚。”
我答应了。她问还有没有别的，我把腕表里看见的说给她听，说明自己当年不在场，也拿不出能让别人看见同样情景的方法。
“你说的我们另记。不能用来替代证言，也别去找邱海核实。”
“我不会再找他。”
电话挂断后，我试着想姐姐抱住我的时候，头发怎么擦过耳朵。每一个词我都记得，身体却找不到那一下了。我把手搁在额角，连刚刚失去的东西有多真，也只能从录音和笔记里判断。
我坐了很久，终于把旧手机放进袋子，和腕表分开装好。
第十三章 这张纸我不签
去交手机前，陶阿姨打来电话，说她又找到姐姐留下的几张纸，请我顺路去拿。
“警察不是还要来？”我问。
“下午。你先过来吧，看看哪些是她的。还有人等你，说电话打不通。”
我问是谁。陶阿姨说，是公司以前跑手续的，前些天送过那份情况说明。我将这件事告诉陈雁。她让我不要替陶家认账，相关材料先留下，她会赶过去。我和姜宁原本就要一同去，到了楼下，姜宁先给同事发了地址，说迟些再回学校。
开门的是个提公文包的男人。他见到姜宁，笑容松了一点，叫她嫂子。姜宁说不要这么叫，径直走到陶阿姨旁边。
茶几上放着两个文件袋。一个旧得发黄，封口缠着透明胶，另一个装着打印纸。陶阿姨的儿子开着视频通话，手机靠在杯子上，屏幕里只看得见半张皱着的脸。
“我妈就是不懂这些。”他说，“既然都结清了，有没有后患，你们说清楚。”
男人把一页纸挪过去：“签了就没事。这是核对当年手续，不是再收一遍钱。”
纸上写，郑家于六月十日支付林夏现金十二万元，原付款凭据与后续确认书相互补充。
我看着“现金”两个字，手已经按住茶几。陶阿姨先把纸抽了回来。
“我老头子去银行汇的。你上回说，签了就还是算交过。怎么现在成现金了？”
“账上是这么记的。你们收到工程、没有欠款，这个总是事实。”
“那你写收到工程，写这个干什么？”
男人没有接她的话，转向我：“正好，你也在。有些事，家属之间先谈拢，对大家都好。”
他拿出第二页，上面印着姐姐的名字，称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导致意外，后面留着家属签字的位置。
我没有接。
“人已经没了，谁都难受。老周愿意补偿，你要什么数，我们往里传。先有个态度，后面才好谈。”
“我不写意外。”
“你又不在场。”
“所以我更不能写。”
他把纸放到旧文件袋上，正盖住姐姐手写的半行字。姜宁伸手将两个袋子分开。
“你今天来找谁，就谈谁的事。不要把陶家的款项跟她姐姐的事放在一起。”
“你也别说这种话。四年夫妻了……”
“我的材料已经交了。你不用劝我改。”
她把包拿到膝上，拉链合得很响。男人见她不接话，重新看着我。
“小林，当年是谁让明川去找你姐的，你自己还记得吧？”
手机里，陶阿姨的儿子问了句什么。屋里太静，那一声显得很突兀。
男人往前探了探身：“你发的地方，东桥招待所，二零三。现在一口一个他害的，你要是当年不发那个地址……”
我把包带从肩上取下来。旧手机就在夹层里。若是昨天，我可能会立刻问他还知道多少，可能会求他别再说。我已经把那句话在心里听了太多遍，比他更熟。
“是我发的。”
他说不下去了，看着我的手。
“六月十七日，十七点四十二分。手机还在，我今天要交给警察。”
陶阿姨看了看我，又去看茶几上的纸。我用拇指掐住包带，才没有把接下来的话说成哭声。
“我让他去核实一条线索。他回来告诉我，问过了，不是她。我现在才知道他说了谎。”
男人把眼睛转开。我看着他，把话说完：“我没有让他害她。这张纸我不会签。”
男人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大家把话说开。
“那就别用这个叫我签字。”
我把压在旧文件袋上的纸推回他面前。陶阿姨抬手按住了另一张。
“这张我也不签。你说没有后患，我怎么知道？写的事都不对。”
视频里的儿子终于把脸转正，问母亲银行回单在哪儿。
“早给警察了。复印的在那个夹子里。”
“那就按回单说，别签。”
陶阿姨看着屏幕：“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昨天还让我少管。”
男人站起身，将公文包提到腿旁。他想拿回情况说明，陶阿姨压得更紧：“上次留给我的。我留着问问清楚，不行？”
门铃在这时候响了。陈雁和同事进来，先问男人身份，又问他今天带了哪些材料。他说自己只是跑腿，接着便把解释又说了一遍。陈雁没有与他争，要求他说明谁让他来、文字是谁给的，手机上有没有原始联系记录。
问到我时，我只复述他刚才说过的话。想不起原句的地方，就说大概意思。陈雁分别收下了他当天带来的意外说明和早先留给陶阿姨的付款说明。
轮到陶阿姨说付款，我坐得离她远了些。
她说六月十日，丈夫从银行回来，把回单放在电视机上的文件夹里。我差点提醒她姐姐也来过，嘴已经动了，随即咬住。
陈雁问：“这些钱经谁的手，您自己看到了什么？”
陶阿姨说自己没去银行，只知道丈夫汇的，后来核回单时见过户名。她又说，林夏没有当着她的面收过十二万元现金。陈雁把丈夫的联系方式单独记下来。
旧文件袋里的东西一样样摊开。有尺寸，有材料单，还有姐姐写的核款清单。她把“收据原件”和“银行回单”各圈了一次，下面写着：两边带齐，当面核。
陶阿姨说姐姐打过电话，约了日子，后来没有来。
“约的是哪天？”
“好像十八号。我不能肯定。那几天要装窗帘，我总惦记着。”
清单下面还夹着一张租房中介名片，背面写了一个房间的尺寸。陶阿姨说，林夏托她打听过房子，嫌第一间小，又嫌第二间离公交站太远。她本想劝便宜就先住，姐姐说宁愿再找两天，已经受够了挤在别人的安排里。
“她没说你吗？”陶阿姨问。
我摇头。姐姐曾经给我讲过的未来，只剩好好读书和周末吃什么。在另外一些人面前，她嫌房间小，嫌坐车远，认真挑过自己要过的日子。
“还有张单子，你拿去看看。”陶阿姨往我面前推。
“先给陈警官吧。我要复印的就行。”
离开陶家后，我和姜宁去了办案地点。她说明腕表所在纸箱从何时封好、何时搬出，交上那几张照片。我把旧手机和维修袋一起交出去，说明电池曾经鼓包，沈迟换过电池，没有删除过信息。
屏幕亮起来，十七点四十二分的短信仍在。对话上方的名字是“姐夫”。我没有改掉它。
陈雁问我当时为什么发。
我讲当年怎么收到那条未经证实的目击线索，怎么把招待所和房号转给周明川，请他去问。那时找不到姐姐，我每天都害怕，以为他是最靠得住的人。
他回复“问过了，不是她”，我就划掉了那条线索。连后来再有人问起，我都说那地方找过，不用去了。
我讲到这里，声音低下来。陈雁将手机上的对话翻到下一屏，等我把自己做过的事说完。
“你最近什么时候看到这条记录？”
我报出手机修好的那一天，承认后来她问我时，我没有全部说实话。
陈雁记下日期，又问当年报案为什么没提。我说那时没觉得地址有什么要紧，周明川就在旁边，他一直在帮我找。十年里，我后来甚至把这条短信忘了。
“这两次要分开记。”她说，“当年忘记，和这次看见后没交，是两件事。”
我点头，把笔录从头看到尾。读到自己给邱海打电话那一段，我也没有再替自己加“因为着急”四个字。
随后一段日子，我接到的电话依旧很零碎。有人核对姐姐的笔迹，有人来问手机维修经过。罗琴旧票中六月十七日那张签收单，警方找到了当年的供货人。他记得交货时见过谁，还要与原始货单、其他人的记录相互核对。陶家的付款凭据、罗琴的底账、未签的情况说明，也分属不同的人提供，不能拿一份替另一份作保。周明川与邱海的资金往来，有些年份的记录不好找，要从购房材料和原经办机构两边查。烧掉的工作本，也从以前同工保存的结算照片里找回几页，余下的仍然缺着。
我不知道他们每天查到哪一步。陈雁也不再把每次讯问讲给我听。接到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通知时，我正在替人收一件棉袄，左袖口的线头还夹在指间。我请对方再说一遍日期，放下剪刀，拿笔记好。
那天晚上，我听完最后拥抱的录音，没有去翻蓝裙子的记录。我把两本东西放在同一个抽屉，关好，第二天按通知带上了身份证。
第十四章 她回来做什么
开庭前，律师提醒我，要说的只限于自己知道的事。
我说记住了。她又问手机上的短信，我把那几个时间重新核对了一遍。十七点四十二分，我把未经证实的目击线索转给周明川。同一晚，我给姐姐打过没接通的电话，收到过那条“好好读书”的短信，也收到周明川的回复：“问过了，不是她。”每条记录的时间，都按手机提取结果和当年报案留下的材料核对。
这些数字我已经熟得不能再熟，可在纸上看见，仍会不由自主地想，十七点四十一分时，我在做什么。
我作为证人被叫进去时，周明川抬头看了一眼。他头发短了，双手搁在身前，没有像以前那样叫我小照。
辩护人问：“这条短信是你主动发送的？”
“是。”
“周明川没有强迫你？”
“没有。我请他去核实别人提供的线索，他说认错了人，我相信了。”
“也就是说，你当时并不认为周明川会伤害林夏。”
“当时不认为。”
我的手指扣着衣缝，指甲硌得疼。下一道问题来了，我仍站在原处，能够听清，也能够回答。
“林夏是否告诉你，准备回到夫妻共同住处？”
“没有。”
“你当时知道这条线索确实是林夏的住处吗？”
“不知道。直到最近查明她曾在那里住过，旧手机也修好了，我才发现，当年发给他的是真实位置。”
公诉人随后问，姐姐有没有说过收取郑家现金、或者带走公司钱款。我说没有。又问六月十八日报案时，周明川说最后见到林夏是什么时候。
“他说十五日，她拿着箱子出门之后就没见过。”
“当时他有没有告诉你，十七日晚上林夏回过老宅？”
“没有。”
我抬起头。周明川仍低着脸。我一直想等他看我，到这一刻却不等了，转回去回答后面的问题。
问完，我退出法庭，当天没有再进去。律师后来告诉我，周明川不再否认姐姐十七日回来。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手心在墙上留下了半个湿印。
再次开庭时，我已经完成作证，经法院许可坐进旁听席。这时距离找到姐姐，已过了大半年。我终于听见周明川自己说起那一晚。
“她自己要回来拿东西。我没去旅社堵她。是夫妻两个人说话，说急了，我推了她一下。她人倒下去，我以为……”
公诉人请他回答，之前为什么说是林夏自己踩空。
“我怕。我说不清。”
“倒地之后，你做了什么？”
“喊她。她不动，我也慌了。后来才给邱海打电话。”
“你坚持邱海是在林夏倒地之后才到场？”
“是。”
邱海没有出声。我靠着椅背，看见他两手交握，拇指紧紧压着另一只手。他此前也说自己只搬过封好的箱子。两个人把到场时间说成一样，姐姐倒地时，他便仍旧在屋外。
提问转向邱海。六月十七日的送货单先被出示，签收处有个“邱”字。原供货人已经在侦查中接受询问，也核过这张单子。这次出庭，他说送完那家货天还没黑，来签收的是邱海。林夏也在，他曾经给她送过好几次材料，不会认错人。
“十年了，你还能记住那天？”辩护人问。
“日子靠单子。人我记得。她不让把货放在过道，叫邱海来搬，别挡门。我当时急着走，还跟她争了两句。”
他解释不清林夏当晚穿什么，也没有说看见后来发生的事。法庭没有让他补齐这些。当天其余送货记录随后出示，与单上的交货顺序能够对上，最迟也在傍晚。
邱海承认签收的是自己。周明川所说的“邱海二十二点以后才来”，先在这张旧单子面前站不住了。
“你第一次讯问，为什么也说接到电话才赶来？”
“周明川叫我那样说。”
“什么时候叫你说的？”
邱海报了最近那次通话。我知道，就是我打过电话的那天。
辩护人提醒他，林照曾向他提及箱角布带，他也接触过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今天的供述是否只是按后来听到的拼凑。邱海立刻说不是，声音很大，接着又改口说，有些自己早就知道。
庭上出示了讯问录像和相应笔录。他在那次供述中指过井边盖板下的一道裂口，说明先塞了一块断瓷砖，再用水泥封住，免得浆往下漏。现场勘查照片被放大，裂口处那块瓷砖还在，背面的缺角与取出的残块能够拼合。
我从来不知道那块瓷砖。钥匙和腕表都没给过我这个。我只看见过方向和人，警方却要把一层层填进去的东西挖出来，记录它们原先在什么地方。
“这个细节能证明你参与封井。”公诉人说，“不能代替你说明封井之前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又改变了对到场时间的说法？”
邱海的腿动了一下，桌沿挡住了，我只看见裤脚绷紧。
他说，起初怕自己也有事，觉得搬东西和关门不一样。
“关哪一道门？”
“过道通院子的那道。”
“关门时，林夏什么状态？”
他往周明川那边看，审判长要求他直接回答。
“她在动。”
我将两只手放到膝下，压着。姜宁将包从我们中间挪开，给我留出一点地方。
“哪里在动？”
“手。扯他袖子。我跟他说叫车，他叫我把门关上。”
“为什么关？”
“他说怕外面听见。”
周明川说自己从来没讲过那句话。邱海立刻转头：“你说首付你补！我不关，你肯给我？”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邱海缩回去，肩膀抬着，像仍在等别人反驳。
购房合同、付款凭据和经调取核实的资金记录随后出示。房是邱海买的，钱在姐姐死亡后不久补进首付款，来源指向周明川。他最初说那是欠了多年的工钱，周明川的说法却是借款。
“有没有借条？”
周明川说没有，熟人不写。
“什么时候催收过？以什么方式归还？”
他报不出时间。邱海说根本不用还，又被问，既然是工钱，为何原工作本上未结款的数额与这笔钱差了这么多。那本本子已经被他烧了，但以前结算时发给同工的几张照片还在，能与其他人的领款记录对照。
这几张照片补不回整本东西。缺失的部分，庭上仍旧标着无法确认。
关于手机，邱海说当时铃声响过，周明川按掉，后来拿起来打字。屏幕上的名字，他记得是小照。
公诉人让他说明，当时处在什么位置，能看见什么。邱海说自己在门旁，周明川把手机递近，叫他看外面有没有人。他承认并不知道打了什么字。
“之前你说搬完箱子才响的电话。”
“我想把时间说晚点。”
“现在为什么改？”
“人是他捂的。我关过门，可我没拿那块布。”
周明川指着他，说他为了脱罪乱编。公诉人问周明川，是否承认用林夏的手机回复过妹妹。他沉默很久，说承认，只是不记得先后了。
“小照，好好读书，别找我。”
那几个字在庭上被念出。我曾把它抄在练习本的扉页，换电话后仍旧背得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每多找姐姐一天，都是不肯听她的话。
轮到厚布，周明川承认拿过，称只是想替姐姐擦脸上的血。讯问录像里，他却说，自己当时只想让她别喊，怕邻居过来。
公诉人问：“擦血，为什么需要按住口鼻？”
“我没说一直按着。”
“这段供述中，你说她推你的手。这个动作，是在你所说的‘她已经不动了’之前，还是之后？”
周明川说当时太急，记混了。录像继续往下放，他那次说出的先后次序很清楚。辩护人对供述提出的意见也被记录，与讯问过程一起核查。
现场残留、法医检验能确认与不能确认的部分、两人的历次供述、资金与通信材料，被一项项提出。没人因为邱海说姐姐还在动，就跳过后面的核对。周明川把她的死往“我以为”上推，公诉人便问他当时看到了什么，手做了什么，为什么没有求救。
关于账目的材料再次出示时，十二万元又出现在屏幕上。六月十日的银行付款户名是周明川，所谓林夏现金收款的原件，连同后补的确认书，与客户保留材料一并展示。罗琴对自己经手的部分签了名，承认收过两万元补账报酬，也承认曾将林夏仍在联系客户的事告诉周明川。她的辩解被记录下来，没有抹掉收钱和补账的事实。
周明川说姐姐拿了公司的东西，回来是为说清钱。
公诉人问拿了哪些，在哪里，是否有查实的去向。他说不出，只反复提她带走的行李箱。
那张六月十七日的街头照片被放大。姐姐一只手拉着箱子，另一只手提袋，头朝街口偏着。画面外没有人知道她在看什么。旅社住宿的核查材料、她向客户约核原件的纸条、租房的联系记录，接在照片之后出现。
她确实离开过那个家，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她想离婚，想租一间有窗户、出门不用转两趟车的房子。她也确实回来了，为了拿到账本，把被算在她头上的钱弄清楚。
我一直望着屏幕，直到下一份材料替掉她的照片。
法庭询问被害人家属意见时，我事先写了一页纸，按安排发言时却只念了三行。我请求依法追究责任，不接受把她的死说成家庭琐事，也没有谅解。其余关于她会做什么饭、怎样帮我缝衣服的句子，我留在纸上，没有拿来证明她值得活着。
宣判是在另一个上午。周明川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邱海对自己在场关门、协助藏匿等参与行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判决认定的事实一项项落在纸上，包含林夏倒地后尚有生命迹象，也包含那条冒用她名义发给我的短信。
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没有再低头。
判决生效后，律师帮我挑出能说明姐姐未卷款逃走的相关部分，遮去无关信息。我将它交给当年寻人时帮过忙的社区，撤下旧材料里那句未经证实的“携款离家”。办事的人问新说明写多长，我说能把查明的事说清楚就好。
从窗口接回材料时，我第一次没有把姐姐的名字朝里折。纸放进透明文件袋，她的名字平平整整地露着，随我一起坐公交回了店。
第十五章 这一件我不看了
后来，店里来取东西的人，渐渐不再压低声音问我怎么样了。
我也不总在电话一响就把针丢下。要缝完的最后两针，有时会先缝完，再擦净手接。陈雁通知我领取可以返还的遗物时，我正替一件夹克换拉链，请她等了片刻，把开着的剪刀合上，才去拿笔。
清单末尾有一条银手链，单独装在袋里。搭扣边挂着暗红色的小珠子，珠子背面缺了一小块。
我认得。姐姐买它时，柜台里只剩这一条。她戴上又摘下，问了我好几遍是不是太细。最后掏了钱，回家却把价签藏起来，说免得周明川问。
我按清单签字，把袋子收进包。陈雁送到楼梯口，被同事叫住了。我说您忙，她挥了挥手，夹着材料往回走。前头还有人等着问事，我让开门口，先下了楼。
遗物带回店里那天，老陈刚卸下一车东西。一把木凳少了横档，他说添根就好，讨价时却坚持按整凳算。我拿起凳子，把缺口给他看。
“那你添好了送来。”
他笑着挠头，终于改了价。我写收货单时，他伸手指了指柜台后面的照片，问是不是该换个相框，旧的背板翘了。
“换过了。这个尺寸合适。”
“行。”他没再劝，自己去找纸箱垫台灯。
那张照片里的姐姐刘海剪坏了，别着两只发夹。我记得拍照前，她坚持把新鞋的盒子留在店里，免得拎在手上难看。照片就在柜台后面，别人来时能看见，我抬头也能看见。
傍晚，一个赶火车的女孩抱来两件外套，说只要能收就行。她在门口换手机上的乘车码，我把衣袋翻开，从内袋里摸到一张折过的照片。两个女孩子挤在小伞下面，脸只露出一半。
我叫她回来。
她一把接过照片，先看正面，再看背面，像不信真从这件衣服里找出来的。
“这个不要卖。”我说。
“没打算卖。找不到好久了。”
她把照片夹进手机壳，重新把两件外套的钱算了一遍，临走又说一次谢谢。我将收来的衣服挂在待清洗的架子上，顺手抚平口袋。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晚上关了半扇门，我才拿出手链。它比记忆里细，链节里有洗不尽的灰色。我铺一块软布，准备先看看搭扣能不能扣好。
我想起姐姐戴着它买菜、挽袖子洗被单，也想起它在阳光里晃过。有一瞬间，我很想知道这条手链留住的是哪一天。或许是我不知道的一件好事，或许姐姐跟谁逛街时笑过，能让我再看看她毫无防备的样子。
指腹抵住珠子，我起了探问过去的念头。
一床花被单兜到眼前，浅红色的花被太阳照得发亮。我举着湿漉漉的两个角，姐姐在另一头抖开床单，笑声隔着布传过来。水从肘弯流进袖子，我喊她别晃，她偏又轻轻晃了一下。
我立刻松开手。
手链落在软布里，没有响声。
那段回忆还在。我坐在柜台后，顺着想下去：晾衣绳不够长，姐姐把被单折了两次，中午又去翻面。我嫌麻烦，说太阳这么大，明天再晒也行，她用夹子夹了一下我的衣角，叫我少躲懒。
下午突然起风，我抢着去收，踩翻了装夹子的盆。姐姐下楼捡，站在楼梯口报数，捡到第十七个说齐了，我发现鞋底还踩着一个，偷偷投进盆里，刚好被她看见。
我笑了一声，手仍老老实实放在膝上。
至于手链原本会让我看见什么，我不知道。
等到呼吸平稳，我拿起它，只检查搭扣。略弯的扣环用工具拨正，便能扣住。没有新的画面出现。我把手链戴在左腕，转了半圈，暗红色的小珠子落到腕骨下面。
里间的蓝裙子还没熨。我把它拿出来，摊在案板上。腰围早就不合适，侧缝有两道针脚，外面一道细，里面一道忽长忽短。我知道姐姐曾让我站在矮凳上量裙摆，也知道我们为她剪短了多少争过几句。这些是本子告诉我的。
我捏着那几针看了很久。针尖落下去的方向能看出来，最后一个结也还在，可她当时抬头看我的样子，我想不出来。本子里的那些字，也不能把她重新放回我眼前。
腰侧掉了一颗扣子，我从纽扣盒里挑出大小相近的一颗。第一遍缝得太紧，扣眼塞不进去，我拆掉重来。穿针的时候，手链滑下来碰到剪刀，我将它推回去，留出一点线脚，再将线绕紧。
裙子修好了。我把它挂在里间，没再试穿。
第二天，姜宁来挑画框，要带学生办一次旧物画展。她挑中三只，第三只边角有磕碰，我说换一只，她说孩子画的正好可以从这里接上去。她付了钱，照着单子一一核尺寸，没有因为认识我就省掉这一步。
沈迟来借折叠梯，看见她把三只画框捆在一起，找出一段旧绑带。我扶着框，他给扣上，姜宁自己试提，嫌太低，又收紧一格。
他们走后，我把凳子挪到门边，擦掉招牌下方积的灰。老陈从车上卸下一件小柜子，说光正好，要给店拍张照片，以后有旧货问的人，就拿这张给人看。
我起初往里让了一步，见他镜头对着空门口，又走回来。
“我站这儿吧。”
他让我别挡着“照旧”两个字。我靠到门框旁，袖口卷着，手上还拿着抹布。沈迟正从隔壁出来，让我等一下，他把门口歪着的待修牌扶好，便退到了镜头外。
快门响时，店里有人叫老板，问那只白瓷杯有没有第二只。我回头应了一声有，等我找。
老陈把照片发来。我看了一眼，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笑也没笑全，身后的柜台上还有剪了一半的线。
我没有叫他重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