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谢昀的婚事，是两家人在一张圆桌上谈下来的。
那天我爸喝了点酒，脸很红，说话声音比平时大。谢家老爷子坐在他对面，慢条斯理地剥一只蟹。谢昀坐在老爷子右手边，从头到尾没怎么开口，只在长辈问他的时候答一声“好”。
我坐在他对面。他起身给我递纸巾，我才发现这个人很高，站起来的时候把餐厅顶上的灯挡掉了一块。
“沈小姐。”
声音很低，稳得像在签一份已经看过三遍的文件。
那顿饭吃了两个半小时，我记住的事情只有三件：他剥蟹剥得很干净，蟹壳在盘子里摆得像一小块拼图；他喝汤不出声；他看表只看了两次，每次都不超过一秒。
那顿饭之后，我们单独见过三次。
第二次是去看婚房。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沙发上，人蹲在客厅落地窗前，手里拿一把卷尺。
“这里可以放一张椅子。”他说，“下午有太阳。”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后背。衬衫被蹲下的动作撑出一点褶，腰线那里收得很利落。
他回头，站起来，把卷尺收好。
“你看一眼就行。不喜欢可以换。”
我说：“你量这个干什么。”
“你以后要在这儿坐。”他说得很平常，“得合适。”
第三次见面是在我公司楼下。
那天我加班到九点半，出楼的时候看见一辆黑色的车停在路边。车窗降下来，他坐在里面。
“路过。”他说。
副驾驶上放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两杯豆浆，还热着。
我后来才知道，那家豆浆店在城市另一头，开车过来要四十分钟，而且晚上十点就关门。
婚礼那天来了两百多人。
我穿着很重的婚纱站在门口，脚疼得厉害。他走过来，把手伸给我。
“小心。”
我抬头看他。
他说：“台阶。”
婚礼上有人灌我酒，他伸手把杯子接过去，一杯一杯替我喝了。他酒量也不行，喝到最后脖子红了一片，耳朵也红。
我小声问他：“你干嘛。”
他说：“你酒量不好。”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上次喝了两杯就脸红。”
我愣了一下。
我不记得我在他面前喝过酒。
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
后来我妈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说，还行。
我妈说，什么叫还行，人家身价过亿，一米八七，长得又端正，你还挑什么。
我说，我没挑，我就是觉得他像一个已经被人设置好的东西。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说，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毒。
我不毒。我只是实话实说。
谢昀二十八岁，谢氏做精密仪器，做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三家分公司上市。他每天六点五十起床，绕小区跑四公里，回来洗澡，七点二十吃早饭。他吃饭的时候会看表，不是催谁，就是看一眼，像确认这个世界还在按点走。
我们婚后住的房子在二十三楼，他买的，四室两厅，两个主卧。
他把我领到左边那间，说：“你睡这间，采光好。”
我问他：“那你呢？”
“我在隔壁。我起得早，会吵到你。”
我当时还觉得这人挺体贴。后来才明白，体贴是他最擅长的推人方式。他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周到，周到得像一堵铺了绒布的墙。你撞上去不疼，但你也过不去。
头一个月，我们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两百句。
最常出现的是两句。
他给我端一杯温水，放在我手边，杯柄朝外，方便我拿。我说：“谢谢。”
他说：“不用谢，应该的。”
我下班晚，他留着玄关的灯，锅里温着汤。我说：“谢谢。”
他说：“不用谢，应该的。”
我感冒，他把药和体温计摆成一排，说明书折到用法用量那一页。我说：“谢谢。”
他还是那句：“不用谢，应该的。”
一个月下来，我怀疑我嫁的不是一个人，是一套客服系统。
他长得好。这件事我得承认，不承认就是自欺欺人。他肩很宽，腰很窄，穿西装的时候背挺得像尺子量过，白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永远扣着。锁骨从领口那里露出一点，很浅的一道阴影。
他侧脸比我见过的所有男演员都好看。下颌线干净，鼻梁直，眼睛是那种偏长的眼型，看人的时候很专注，专注到你会以为他在想什么很深情的事。
其实他什么都没想。他只是礼貌。
我最开始是真的想跟他好好过的。
我试过。
我把睡衣换成吊带，很细的那种，从他面前走过去，去冰箱下层找一瓶酸奶。冰箱里的灯照在我腿上，我蹲下去的时候故意慢了两秒。
他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最后他把我的拖鞋摆正了。鞋尖朝外，摆得整整齐齐。
“乖，别闹。”
就这三个字。
我直起身，酸奶也没拿，走回房间，把门关上，在床上翻了两个身。
二十五岁的女人，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在图书馆大声说话的人。
我不死心。
有一回他加班回来，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我在客厅等他，把腿跷在沙发扶手上涂身体乳。乳液是椰子的味道，很甜。我涂得很慢，从脚踝开始，往上。
他站在门口，钥匙还捏在手里。
我说：“回来了。”
他说：“嗯。”
然后他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门关得很轻。
我盯着那扇门看了很久。我说不出是气还是委屈。我就是想，行，你装，你接着装。
我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不喜欢女人。
这个念头很荒唐，但我真的想过。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结婚三个月，跟老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除了早安晚安，连一根手指都没碰过我。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烧那次，是婚后第四个月。
三十八度七，我整个人烧得发昏，躺在沙发上，盖着一条毯子还冷。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看到我那样，鞋都没换，走过来用手背贴我的额头。
他的手很凉。
“怎么不打电话。”
我说：“你不是在开会吗。”
他没接话。他去拿药，拿温水，把毛巾浸了凉水拧干，叠成整齐的一条，放在我额头上。毛巾太凉，我缩了一下。他把手掌垫在毛巾下面，隔着毛巾托着我的后颈。
那一晚他换了六次毛巾。我迷迷糊糊的，每次睁眼都能看到他坐在沙发边的小凳上，背驼着，衬衫下摆没塞好。
我烧得难受，眼睛发涩，忽然就想哭。
不是因为他照顾我。是因为他照顾得太熟练了，熟练到他知道毛巾要叠几层，知道水要换几次，知道我喝几口会推开。
像他已经照顾过谁很多年。或者像他这辈子都在照顾别人。
我抓住他的手腕，说：“谢昀。”
他低头看我。
“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他愣了一下，很轻地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对我好，我就会当真。”
他把毛巾重新放回我额头，说：“那就当真。”
我当时烧糊涂了，没听懂这句话。第二天退烧，他照旧七点二十坐在餐桌前看表。我穿着睡衣出来，头发乱得像鸟窝，他抬头看我一眼，说：“粥在锅里。”
就这样。
昨天晚上那句“那就当真”，像是我烧出来的幻觉。
我真正开始觉得离不开他，是我爸住院那次。
我爸心脏不好，半夜胸口疼，我妈慌得连衣服都穿反了。我打电话给谢昀的时候是凌晨一点，他那边接得很快，声音一点都不像刚睡醒。
“别动他。我十分钟到。”
他到医院比救护车还早。急诊的走廊里全是人，他站在护士站前面，说了一句“谢氏，床已经联系好了”，护士就带我们上去了。
那天晚上他跑上跑下，交费，签字，找医生。他的字签得很快，笔尖压在纸上，很稳。
我爸进手术室前抓着他的手，说：“小谢。”
他说：“爸，我在。”
就三个字。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他陪我在走廊坐着，中间去买了两杯热水，把纸杯外面套了两层，怕烫手。
我爸出院那天，我妈在厨房忙了一下午，做了一桌子菜。她拉着我的手说：“这女婿行。”
我问他花了多少钱。
他说：“没多少。”
后来我整理抽屉，看见一张缴费单。数字后面跟着一长串零。
我把单子放回去，装作没看见。＜br/＞我们的房间一直是分开的。
他说是为了不吵我。我信了四个月。第五个月，我妈打来电话。
“你们两个是不是分房睡？”
我一口水差点呛死。“谁跟你说的。”
“你婆婆说的。她说她去你们家，看到两个卧室的床头柜上都有水杯。”
我妈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报天气预报。
“沈渔，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面上的事你得做。人家老太太心里有数，你别让人看笑话。”
我说：“妈，我们就是作息不一样。”
“作息不一样可以，但你们是夫妻。”
她说完这句，停了停，语气软下来一点：“渔渔，妈不是逼你。妈是怕你冷。”
我拿着电话，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车流。重庆的夜里有雾，灯都糊成一团。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其实我不是不想。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过去。这四个月，他把我照顾得像一件需要保养的东西：温湿度合适，不磕不碰，摆在采光最好的位置。
但东西是不会被抱的。
那天晚上，我抱着自己的枕头，站在他房间门口。
他已经躺下了，床头灯开着，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书。看到我，他把书合上，坐起来。
“怎么了。”
“妈已经知道我们分房睡了。”我说，“她说我们必须睡在一起，她会突击检查。”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补了一句：“你放心，我睡觉很乖的。”
他还是看着我。灯光从侧面打过来，他眼睫在眼下投了一道很短的影子。
我没等他应声，直接走进去，把他的枕头往左边挪，把自己的枕头放在右边，掀开被子躺下去。
床很大，我们中间还能再躺一个人。
他坐在床边，半天没动。
我说：“关灯。”
他关了。
灯灭之后，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他呼吸。他呼吸很轻，轻得像怕吵到谁。
过了很久，他说：“沈渔。”
“嗯。”
“我睡觉可能会翻身。”
“翻呗。”
“我可能会碰到你。”
“碰呗。”
他没声了。
我背对着他，睁着眼睛，在黑暗里笑了一下。我想，谢昀，你也有今天。
我确实睡得很乖。
我睡觉不踢被子，不打呼，不说梦话。我妈说我从小睡觉像一块石头。
不老实的是谢昀。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热醒的。
有一个人的脸埋在我颈窝里，呼吸一下一下地喷在我皮肤上。很烫。他的一条手臂横过来，牢牢地箍着我的腰，力气不小，把我整个人往他那边带。
我睁开眼，先看到的是他的头发。他头发有点软，睡乱了，蹭在我下巴上。
一米八七的人，蜷在我怀里。
他膝盖顶着我，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个怕冷的小孩。
我差点笑出声。
我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动作放得很慢。我拍了一张，又拍了一张。第三张的时候手抖，快门声有点响。
他动了动。
“……老婆。”
声音是哑的，含在喉咙里，含糊得几乎听不清。
“我好困，还想睡。”
我整个人僵在那儿。
手机还举在半空，屏幕亮着，照着我一张傻脸。
他刚刚叫我什么。
而且这语气。这是在撒娇吗。
我脑子里有一瞬间是空白的。不是那种心跳加速的空白，是那种你在超市付钱，收银员突然说“恭喜你中了一台冰箱”的空白。
我慢慢把手机放下。
他又往我这边挤了挤，鼻尖蹭到我锁骨，手臂收得更紧了一点，像确认我还在。
我没敢动。
我甚至在那一刻想，如果我动了，他会不会醒，醒了以后会不会立刻松开，坐起来，把衬衫扣子扣好，然后说一句“抱歉”。
我不想听那句抱歉。
所以我一直躺着，躺到闹钟响。
闹钟一响，他像被电了一下，坐起来。
头发乱着，眼睛还没完全睁开。看到我，他明显愣了一秒。
“你……”
“我怎么了。”我撑着脑袋看他，“昨天你自己同意的。”
他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下床，走得像逃。
我躺在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笑得肩膀都在抖。
从那天起，我们就睡在一张床上了。
关系确实近了一点。
也只是一点。
像隔了一层膜。你伸手能摸到他，但摸到的不是他。
他会在我睡着之后把手搭在我腰上。我半夜醒过两次，都感觉得到。手掌很热，隔着睡衣，很稳。他大概以为我睡死了。
他会在早上给我挤好牙膏，牙刷上放一小撮，不多不少。
他会在冰箱里留一小盒青梅，是我爱吃的那个牌子。他从来不说是他买的，我问，他就说“顺手”。
他会在下雨天把我的鞋摆到门口。
但他不看我。
或者他看我，只是看得很短。像看一份文件，看完就移开，怕多看一眼会看坏。
我有时候会故意在他面前站着不动，等他抬头。
他抬了，两秒，又低下去。
我在心里骂他。
装货。
真的，装货。
你夜里把我往怀里搂，白天连我眼睛都不敢看。你要么是不喜欢我，要么是喜欢得要死又不敢认。谢昀，你自己选一个。
那段时间我确认了一件事：我是喜欢他的。
不是因为他好看，也不是因为他会做饭。是因为有一天我加班到十一点，回到家，客厅的灯亮着，他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茶几上放着一碗面，还冒着热气。
我说：“你还没睡。”
他说：“等你。”
就两个字。他说得很平常，像说“今天有雨”。
我把包放下，坐在他对面吃面。面有点坨了，他煮的时间大概久了。
他看着我吃，忽然说：“下次我算好时间。”
我嘴里含着面，抬头看他。
他补了一句：“免得坨。”
我低下头，把面吃完，汤也喝了。
那天晚上我在被子里哭了。不是难过，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的哭。我不敢出声，把脸埋进枕头。
他忽然翻了个身，把手放在我背上。
没说话，就放在那儿。
我一动不敢动，眼泪流得更凶。
他掌心很热，热得我背都在发麻。
第二天早上他照旧七点二十坐在餐桌前看表。我也照旧穿着睡衣出来，头发乱。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这样过一辈子也行。
不吵架，不猜疑，他在我身边，我夜里能摸到他。人这一辈子，能摸到一个真心待你好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我没想到，这个“一辈子”，只过了七个月就开始裂。
裂缝是从一张机票开始的。
那天早上我一边吃早饭一边刷手机，随口跟他说：“下周一我要去苏黎世，项目要做一个月。”
“哐当——”
他的刀叉掉进餐盘。
声音很响，我吓得一抖，汤匙里的粥泼了一点在桌上。
我皱眉瞪他：“你干什么，吓死我了。”
他低头去捡刀叉，捡了两次才拿稳。
“抱歉，是我没拿稳。”
他脸色很难看。不是生气那种难看，是血一下子从脸上退下去的那种白。
我没多想，继续说：“这个项目公司很重视，老厂房改造，甲方指定我到现场盯着。走一个月，中间可能还要去柏林看一个材料展。”
他把刀叉摆好，摆得很正。
“要去那么久吗。”
声音有点抖。
我抬头看他。
他也在看我，眼神很奇怪，像在等我说一句什么。
我说：“嗯，没办法。”
“好。”
他站起来，收了自己的碗，走进厨房。
水声开得很大。
那天之后，他回家的次数就少了。
以前他六点半到家，后来七点，八点，九点。有时候我睡了他才回来，早上我起来他已经走了。餐桌上留着一张便利贴，写着“粥在锅里”。
我给他发消息，他回得很快，但很短。
“在开会。”
“吃过了。”
“早点睡。”
我打了两次电话，他都挂了，说在忙，晚点回我。晚点没有回。
我一开始还担心他是不是公司出事。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就是在躲我。
行。
躲就躲。
我也不理他了。
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开始冷战。
我下班回来，他在书房。我洗完澡出来，他还在书房。我关灯睡觉，听见他开门进来，动作很轻，躺下的时候离我很远，几乎在床的另一头。
我背对着他，眼睛睁着。
我想，谢昀，你到底在怕什么。
出发那天是周一。
他送我去机场。
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红灯的时候会看我一眼，很快又转回去。
车里放着很轻的音乐，是那种没人听的古典乐。他开车很稳，不急不躁，跟平时一样。
到了机场，他帮我把箱子拿下来，拉杆拉好，递到我手里。
“到了给我发消息。”
“嗯。”
“每天报个平安。”
“嗯。”
“卡在箱子里，密码是你生日。”
“嗯。”
我看着他。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围巾系得规规矩矩，鼻尖被风吹得有点红。
我忽然就不生气了。
我说：“谢昀。”
他“嗯”了一声。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说。”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
广播响了，在催我这班登机。
他伸手拉住我的手。
攥得很紧，紧到我指骨有点疼。
我等着他说。
他什么都没说。
广播又响了一遍。
我把手抽出来。
“我走了。”
我转身就走，没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就会问他一句特别没出息的话。
我拖着箱子过了安检，在登机口坐下，看着手里的登机牌，小声嘟囔了一句。
“搞什么嘛，奇奇怪怪的。”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着窗，看着地面上的一切变小。
我想，如果他一直这样，回来我就跟他离婚。
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我有工作，有手有脚，我不缺一个人给我留灯。
我甚至在心里把离婚协议都想好了。房子归他，车归我，我搬出去，租一个带阳台的小房子，养一只猫。
想着想着，我睡着了。
苏黎世比我想的冷。
十月的湖边已经起雾，早上出门要穿两件。项目组给我安排了一间公寓，在一条坡很陡的街上，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屋顶。屋顶上停着几只鸽子，每天早上六点开始打架。
第一天落地，我给他发了消息：到了。
他回：好。注意保暖。
第二天：今天开会到八点，吃了面包。
他回：好。
第三天：这边下了雨，鞋湿了。
他回：买一双。
第四天我没发。
第五天我也没发。
第六天我发了一张湖的照片。雾很大，看不清楚对岸。
他回了一个“嗯”。
就一个“嗯”。
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去洗澡。洗完出来，捡起来看，还是没有新消息。
我坐在窗边，头发湿着，水滴到睡衣上。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一个人跑到八千公里外，住在一间不属于我的公寓里，每天跟一群讲德语的人开会，回到房间对着一部手机。
而那部手机的另一头，是我丈夫。
我丈夫给我回“嗯”。
我开始认真地想离婚这件事。
不是赌气。是真的在算。我算我手里的存款，算我回去能租多大的房子，算我爸妈会怎么骂我，算我能不能扛住。
算到最后我发现，我最怕的不是离婚。
我最怕的是，我离了婚，他还是那副样子。端着，稳着，客气着，像什么都没失去。
我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去睡觉。
项目组请吃饭那晚，是在湖边一家老餐厅。
桌子很长，木头被磨得发亮。那个每天早上喝浓咖啡的德国老头坐我旁边，喝了两杯酒，忽然问我：“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拿着叉子，停了一下。
“他很好。”
老头等了一会儿，发现我没有下文，就笑了：“很好，是一个很安全的答案。”
我也笑，笑完心里有点空。
我发现我讲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他六点五十起床，知道他不吃葱，知道他签字的笔迹，知道他睡觉会把我往怀里搂。
但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不知道他为什么从来不笑。
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却像住在一个只对他开放了一半的房子里。
那天晚上回公寓，我在窗边坐了很久。
我给自己的丈夫想一个介绍，想到最后只有三个字。
他很好。
真他妈空。＜br/＞第十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响了七声，被挂断。
过了一会儿他发来消息：在开会，晚点回你。
那个“晚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有来。
我盯着聊天框，把打了一半的字删掉，把手机扣在桌上。
从那天起，我也不发消息了。
我们每天只剩一句“报平安”。他要求过，我照做。我发“到了”，他回“好”。
像两个在完成合同条款的人。
第十五天，是周六。
我那天没出门，在公寓里煮了一锅面，煮得很难吃，面是意面，酱是超市买的，酸得很。我吃了一半，倒掉，洗了碗，窝在沙发上看一部听不懂的德语电视。
手机在茶几上震。
我拿起来，屏幕上写着“谢昀”，后面是一个视频通话的标志。
我看了一眼时间。
我这边早上九点。他那边，凌晨两点。
我犹豫了一下。
屏幕上那个绿色的按钮一直在跳。我盯着它看了三秒，接了。
屏幕一片黑。
“谢昀？”
黑着。
“你在干嘛。”
还是没有画面。我能听见声音，很轻的呼吸，一下一下，不太匀。
“老婆……”
他的声音不对。
哑的，湿的，尾音往下掉，像含着什么东西。
这是他第二次叫我老婆。
第一次是那个早上，他还没醒，含含糊糊地说“我好困”。
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是清醒的，他是特意打过来的，他在凌晨两点，隔着一片黑，叫我老婆。
下一瞬，屏幕亮了。
他的脸凑到镜头前。
我呼吸停了。
他的眼皮是肿的，浮着一层不正常的潮红。眼白里全是血丝，眼角有水。脖子从耳后一直到锁骨，红成一片，上面全是一道一道的抓痕，有几道已经破皮，渗着血珠，结成一小点一小点的暗红。
他的手还举在半空，手指僵着，指甲缝里有血丝。
“脸和脖子怎么了。”我坐直了，“为什么这么红，你是不是过敏了？”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谢昀。”
“嘟嘟嘟——”
电话断了。
我立刻打回去，占线。我发消息：接电话。发生什么了。接电话。
十秒后，视频重新弹进来。
这一次他把衣领整理过了。衬衫扣到了最上面那颗，领子拉得很正。头发也用手拢了一下。
但没用。
他脖子上那些抓痕，从领口下面露出来一截。
“你过敏了？”我又问了一遍。
“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
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在念一份诊断书。
“擦药了吗？”
“擦了。”
“别去挠。”
他停了一下。
“擦了……可是不挠，我心里难受。”
我愣住了。
这句话里的“心里”两个字，他说得很轻，轻得像是口误。
“你以前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从来没有过。”
他低下头，眼睛不太敢看镜头。
“医生说是太焦虑了，加上最近作息不规律导致的。”
“睡不好吗。”
“嗯。”他抬起眼，“睡不好。”
他就那样看着我。
眼睛红着，眼皮肿着，脖子上一片抓破的痕迹，整个人狼狈得不像他。
但他的眼神很直。
直得像一只被关在门外很久的狗，看到门开了，不敢进来，只敢坐在门口往里看。
我心口那块地方，忽然软了一下。
软得我有点恼。
我认识他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向来是那种天塌下来也先把领带扶正的人。公司出了事，他能连夜飞过去，第二天照常开会。他外公去世那天，他在灵堂站了三个小时，一滴眼泪没掉，只是把香灰擦干净。
现在他顶着一张肿脸，隔着一块屏幕，跟我说他心里难受。
“你为什么会焦虑。”我放轻声音，“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说。”
他嘴唇动了动。
“很想你……”
声音很小。
我这边网络卡了一下，画面停住，声音断了两个字。
“怎么了呢？”我又问了一遍，“你再说一遍。”
他看着我，眼睛眨了一下，睫毛上好像有点湿。
“我不知道。”他说，“我现在只想要听到你的声音。多和我说说话，老婆。”
我心里很奇怪。
听到我的声音，就能缓解焦虑吗。
这是什么道理。
但我没说。我只是把手机靠在杯子上，调整了一下角度，问他药擦了没有，一天擦几次，医生有没有开别的药。
他一一答了。答得很认真，像在汇报工作。
然后我们就那么聊。
聊了快一个小时。
我讲这边的事。讲项目组那个德国老头，讲他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很浓的咖啡，讲我煮坏的那锅意面，讲屋顶上的鸽子。
他听着。
他很少插话，但每次我停下来，他都会“嗯”一声，让我知道他在。
他那边一直是黑着灯的。只有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把他的眼窝照出两片阴影。
聊到后面，他声音越来越低。
“你困了就去睡。”我说。
“不困。”
“凌晨三点了。”
“嗯。”
他顿了顿，说：“再聊一会儿。”
那一个小时里，他没有叫我老婆。
他只是听着，偶尔应一声。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一口井，不敢大口喝，只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
通话结束后，我把手机放在枕边，躺下。
过了几分钟，屏幕亮了。
“我感觉好多了。”
“谢谢老婆。”
我看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
我回：按时擦药，早点睡。
他回：好。
然后我去开会。
那个会开了三个小时。甲方改方案，改得莫名其妙，把一面承重墙挪了四十公分，我跟他们争到嗓子发干。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我坐在会议室外的台阶上，掏出手机。
微信有几条未读。
都是他。
我点开。
“今天早上忘了跟你说，外面降温了，你带的衣服够不够。”
“药我擦了。”
“中午吃了吗。”
“我下午去公司一趟，晚上早点回。”
最后一条，发送时间是十分钟前。
“再不见到你我可能会死。”
我坐在台阶上，风从湖那边吹过来，把我的头发吹到脸上。
我把那句话看了三遍。
第一遍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第二遍我发现他没有用句号。
第三遍我忽然反应过来，他发这句话的时候，大概在办公室里，坐在那张很大很空的桌子后面，把手机拿在手里，删了很多次，最后只留下这十四个字。
他不会开玩笑。
他这辈子没开过一次玩笑。
我站起来，走回公寓，打开电脑，给项目负责人写了一封邮件。
我说我家里有急事，需要提前回国。剩下的工作我会远程跟进，交接清单我今晚整理好。
邮件发出去，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我知道这个项目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跟了半年，从测绘到方案，前后改了十七版。我老板跟我说过，这个项目做完，明年我就能带组。
但我没办法。
我一想到他那张脸，想到他脖子上的抓痕，想到他说的那句“再不见到你我可能会死”，我坐不住。
我改了机票。
最近的一班，第二天早上六点，从苏黎世飞法兰克福，转机飞重庆。全程十四个小时。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手一直在抖。我把衣服胡乱塞进箱子，把充电器落在桌上，走了两步又回头拿。
我给谁都没说。
包括他。
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他说他很想我，声音小得像怕被谁听见。
他为什么会怕被听见。
飞机落地是第二天下午。
重庆在下雨。
我拖着箱子出机场，没有叫车，排了队，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我报了地址，声音哑得自己都不认识。
车开到楼下，我抬头看二十三楼。
灯是暗的。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出差回来？”
“嗯。”
“这个点，家里人该等着了。”
我没接话。
我看着那扇暗着的窗，心里往下沉了一点。
他可能在公司。也可能在书房，书房的门关着，光是那种台灯的黄光，不像客厅。
我在电梯里数楼层。
数字一格一格跳，我的手心一直在出汗。
我忽然想起婚礼那天，他站在台阶下面，把手伸给我，说“小心”。
那时候我以为他在说台阶。
电梯到二十三楼，门开了。
我看了看时间，下午四点半。
这个点他一般不在家。
我用钥匙开门，进门，玄关的灯没开。屋子里有一股味道。很淡，但我闻得出来。
是药膏的味道。
我把箱子放在门口，换鞋，往里走。
客厅很干净。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旁边一个杯子，杯底有一圈干掉的茶渍。沙发上的毯子叠得很整齐。
我走到卧室门口，门开着。
床没铺。被子掀着，床单上有皱。
床头柜上放着三支药膏，其中一支被捏得扁了，盖子没盖。旁边是一张说明书，被人用笔在上面画了很多道线，写着“早、中、晚”，字很小，很用力。
我把说明书拿起来看。
用法用量那一栏，被划了三遍。
浴室里有水声。
我走过去。
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
我推了一下。
他背对着我，站在洗手台前。衬衫脱了一半，挂在胳膊上，里面的背心撩到胸口。他右手抬着，手指在抓自己的后颈，抓得很用力，指甲刮过皮肤的声音很清楚。
镜子里能看见他的脸。
他闭着眼睛，眉头拧着，牙咬着。
他瘦了。
肩胛骨的形状比走之前明显。后颈那一块，红得发亮，被抓出了一片一片的痕。
他没听见我进来。
水还在流。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想过很多种重逢。
我想过我会骂他，会问他为什么躲我，会把包摔在他身上。
我没想到我会看到他这样。
一个一米八七的男人，站在自己家的浴室里，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偷偷地抓自己。
我把门推开。
“谢昀。”
他的手停住。
镜子里他猛地睁眼。
我们对视。
他的脸在镜子里，先是空白，然后是一种我没见过的表情。
不是惊喜。
是惊慌。
像一个正在做坏事被抓住的人。
他一把把衬衫拉下来，转过身，往后退了半步，背撞到洗手台。
“你怎么回来了。”
他的声音在抖。
“项目提前结束了。”我说。
“你不是要一个月。”
“我改了机票。”
他看着我，眼睛红着，嘴唇抿得很紧。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心口发疼的事。
他转过身去，把衬衫扣子一颗一颗扣上，扣到最上面那颗。
扣完，他才回过头。
“家里有点乱。”他说，“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我看着他。
他刚刚把自己抓出血。
他现在跟我说，家里有点乱。
“谢昀。”
我走过去，把手放在他胳膊上。
他整个人一僵。
“转过来。”
“沈渔，我真的没事。”
“你转过来。”
他不动。
我用力把他转过来。他比我高一头，我仰着脸看他。
他的眼睛在躲。眼睫毛湿的，粘在一起。
“坐下。”
“我——”
“我说坐下。”
他坐下了。
坐在浴缸的边沿上，膝盖并着，手放在腿上，背挺得很直。
像一个等着挨训的学生。
我去拿药膏。三支，两支是新的，一支被捏扁了。我看了看说明书，把盖子拧开，挤了一小段在指尖。
“把头低下来。”
“我自己来。”
“你低不低。”
他低下头。
我站在他身后，把药膏抹在他后颈上。
皮肤烫得吓人，红成一片，摸上去有细细的凸起。我的手指一碰，他就绷紧了，肩胛骨那两块肌肉硬得像石头。
“疼吗。”
“不疼。”
“都抓破了还说不疼。”
“不疼。”
我没说话，一点一点往上抹。
药膏是白色的，很凉。抹到破皮的地方，他的肩膀抖了一下，没出声。
我抹得很慢。
抹到耳后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他的肩膀在抖。
不是那种冷得发抖的抖。是很轻的、压着的、一下一下的抽。
我把手停住。
“谢昀。”
他不应。
我绕到他前面，蹲下来，抬头看他。
他在哭。
一点声音都没有。
眼泪从眼角掉下来，掉到下巴，掉到衬衫上。他脸上还是那副很端正的表情，眉头都没皱，只是眼泪在往下掉。
他自己好像都没发现。
我伸手去擦。
他偏了一下头，躲开。
“别看我。”
“为什么。”
“难看。”
我笑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笑，可能是气的。
“谢昀，你都这样了，还在乎难看。”
他不说话，眼泪还在掉。
我把他的脸掰回来，用手掌托着，擦掉他脸上的水。
他的皮肤很烫。手掌下面是他的下颌骨，硬硬的，一动就硌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走以后。”
“第几天。”
“第三天。”
“为什么是第三天。”
他停了一下。
“第三天，你的消息开始变短了。”
我怔住。
我想起来了。第三天我发的是“这边下雨了，鞋湿了”，他回“买一双”。第四天我没发。
“我以为你生气了。”他说。
“我他妈当然生气了。”我说，“你天天回我一个‘嗯’，你让我怎么想。”
他抬起头看我。
“我不敢多说。”
“什么叫不敢多说。”
“说多了，你会觉得烦。”
我看着他。
“谢昀，你今年二十八了。你觉得你老婆会因为你多打几个字嫌你烦？”
他低下头。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人要东西。”他说，“我从小就没学过。”
那天晚上，我们把话都说开了。
是他先开的口。
我去找棉签，翻床头柜的抽屉。第一层是药，第二层是纸巾，第三层压着一本台历。
很旧的那种，红色塑料封皮，一天一格。
我随手翻开。
十月。
每一格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叉。
很细的笔画，用铅笔划的，划得很正。从一号开始，一天一个，一直划到十五号。
十五号那一格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她说九点。”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十六号那一格，叉划了一半，铅笔断在那里。
我把台历拿起来，问他：“这是什么。”
他抬头看了一眼，脸一下子红了。
“没什么。”
“谢昀。”
“就是……记一下。”
“记一下什么。”
“记一下还有几天。”
他声音很低。
“记一下还有几天你就回来了。”
我拿着那本台历，手在抖。
我在苏黎世数着要不要离婚。他在这边数着还有几天。
我又拉开第二个抽屉。
里面有一个很薄的笔记本，黑色封皮，边角磨白了。我翻开。
是他的字。很小，很工整。
“9月12日，她说巷口那家馄饨好吃。周四去排队，排了四十分钟，卖完了。下周再去。”
“9月20日，她不喜欢香菜的味。以后不放。”
“9月28日，她半夜起来喝水，杯子放在床头，第二天会凉。买保温杯。”
“10月2日，她收拾行李，箱子里只有两件外套。苏黎世十度到十五度。她怕冷。”
“10月3日，她走的第三天。发了三句话。今天的比昨天短。”
“10月4日，她没发。可能是忙。也可能是我说错了什么。”
“10月6日，给她打电话，她说在开会。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远。”
“10月10日，脖子上开始痒。医生说神经性皮炎。不要抓。”
“10月12日，抓了。控制不住。”
“10月14日，她今天只发了两个字。我回了‘好’。我想多写一点，不知道写什么。”
我一页一页翻。
翻到最后，字迹乱了。铅笔的尖压得很重，纸都被划破了。
“10月15日，我想她想得受不了。”
“10月15日，我给她打了电话。她接了。”
“10月15日，她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口。”
我合上本子，坐在地板上。
他坐在浴缸边上，低着头，两只手交握着，手指绞得很紧。
“谢昀。”
“嗯。”
“你过来。”
他站起来，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
我抬头看他。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回来了。”
他没说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出了这个国，一个月以后就会觉得你没什么意思，然后就不想要你了。”
他的睫毛动了一下。
“所以你提前躲开。”我说，“你先不理我，你先冷着我，这样等我真走了，你就不算被扔下。”
他闭上眼睛。
“对不对。”
“……对。”
我把本子摔在他身上。
“你他妈有病。”
他受着，没躲。
“你有病，谢昀。你有病你知道吗。”我的声音开始抖，“你一个人在这儿，把自己的脖子抓出血。你一个人数着日子，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你以为你是在体面，你是在提前给自己收尸。”
“沈渔——”
“我改签了机票。”我打断他，“我退掉了跟了半年的项目。我老板在电话里骂了我二十分钟。我在飞机上坐了十四个小时，一直在想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下飞机连家都没回，直接打车过来。”
我停了一下，喘了口气。
“结果你站在浴室里，跟我说家里有点乱。”
他看着我，眼睛红得很。
“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说，“你跟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又要把这件事咽回去。
然后他开口了。
“我六岁那年，在寄宿学校。”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冬天。我发烧，三十九度。晚上熄灯了，我不敢叫老师。我妈跟我说过，谢家的孩子不许给人添麻烦。”
“我就自己起来，想走去医务室。走廊很长，灯是声控的，我走一步，灯亮一格，走一步，亮一格。”
“走到一半我就倒了。”
“第二天早上，保洁的阿姨发现我，把我抱去了医院。”
他停了停。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妈坐在床边。她眼睛是红的。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不喊人。’”
“第二句话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多丢人。’”
我坐在地上，一动没动。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他说，“‘我想要’这三个字，是要付代价的。”
“你要什么，就得有人为你付出。有人为你付出，你就欠着。欠着，就要还。还不上，你就是个麻烦。”
他抬起眼。
“所以我不太会要东西。我只会做。做得好一点，做得周到一点，别人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跟自己说，她是家里安排来的，她不吃亏就行。她愿意住在这儿，我就把这儿弄好。她要走，我就把门打开。”
“我不敢碰你。”
他说这句的时候，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为什么。”
“因为我碰了，就会想要更多。”他说，“我一想要更多，就会变成一个麻烦。”
“你为什么娶我。”
我问这句的时候，还蹲在他面前，手放在他膝盖上。
他看了我一会儿。
“家里安排的。”
“谢昀。”
他不说话了。
浴室里的灯有点旧了，亮一下，暗一下。
“三年前，一个饭局。”他说。
我抬头。
“你在跟人吵架。”
我想起来了。
三年前，我还在上一家公司。一个老厂房改造的项目，甲方要在院子里砍一棵梧桐，说挡着他们的车位。我说这棵树比你们所有人的预算都值钱。
我当时拍了桌子。
那是我第一次当着甲方的面拍桌子，回去被老板骂了半个月。
“你站在院子里。”他说，“穿一件米色的外套。你说，这棵树在这里长了六十年，你们搬来三年。”
他停了停。
“我当时想，这个人真厉害。”
“后来我让人去问了你家。”
我盯着他。
“所以不是联姻。”
“不是。”
“是你提的。”
“是我提的。”他说，“我跟你爸说，我要娶沈渔。”
我脑子里有一瞬间是空的。
我一直以为，我是被两家人放在一张圆桌上，谈下来的一个条件。
我一直以为，他对我好，是因为他这个人有教养，换成谁他都会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说了你会觉得我图什么。”
“你就是图我。”
他看着我，眼睛很红，但没躲。
“对。”他说，“我图你。”
“图了三年，一句话不敢说。你就这么图？”
“我不会说。”
“你不会说，你就把我娶回家，然后每天给我端温水，跟我说应该的？”
“我以为这样你会留下。”
我把额头抵在他膝盖上。
眼泪掉在他的裤子上，一小片一小片。
“谢昀。”
“嗯。”
“你真是个傻子。”
我也不是天生就会要东西的人。
我爸妈吵了二十年。小时候他们一吵架，我就躲进衣柜里，抱着膝盖，数他们什么时候会停。
后来我学会了：只要我不提要求，就没有人会拒绝我。
我不吵，不闹，不主动说想要什么。我把所有期待压到最低，低到对方随便给一点，我都能当成恩赐。
我们两个人，一个不敢要，一个不敢提。
怪不得要绕这么大一圈。
我坐在地上，看着他，忽然觉得我们俩像两个在同一间黑屋子里摸索的人，谁也不敢先开灯。
浴室里的水还在流。
我起身，把水龙头关掉。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我转回身，看着他。
“谢昀，你听我说。”
“嗯。”
“你是我丈夫。你不是我请的保姆，也不是我雇的管家。你不用把这儿弄好，我也不用你打开门。”
“我要你在这儿。”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你要是想我，你就说想我。你要是想让我早点回来，你就说让我早点回来。你要是不想我出差，你就他妈直接说不许去。”
“我不会。”
“你会的。”我说，“你刚刚在电话里说了。你说你想我。”
他低下头。
眼泪又掉下来，掉在他的手背上。
“我想要你回来。”
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我想要你回来，沈渔。”
“我不是因为怕你走。我是因为想你。”
“我每天回家，门口少一双鞋。冰箱里的青梅没人吃。你睡觉的时候不出声，我半夜会醒，伸手摸不到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抓自己。”
他抬起头。
“我抓的时候，会觉得好一点。因为那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事。”
我伸出手，把他抱住了。
他比我高很多，蹲在地上，我跪着，刚好能把他整个头按在我肩膀上。
他的身体很硬，很烫，抖得厉害。
我摸着他的后背，一下一下，很慢。
“傻子。”
我说。
“你以后痒了，就抓我。”
他把脸埋在我肩窝里，肩膀塌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他哭出声。
不是嚎，是很闷的、压在喉咙里的声音。像一块石头裂开，从缝里漏出来一点。
我抱着他，抱了很久。
久到我的膝盖发麻。
那天晚上，我给他上药上了三次。
一次在后颈，一次在耳后，一次在锁骨下面。
他坐在床边，我跨坐在他身后的被子上，把药膏一点点抹开。他不再躲了，也不再绷着。他只是低着头，偶尔说一句“凉”。
我说：“凉就对了。”
他说：“嗯。”
半夜我醒了一次。
他侧躺着，面对着我，手搭在我腰上。眼睛是闭着的，呼吸很轻。
他的脖子还是红的，但没那么吓人了。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
他在睡梦里往我手心里蹭了一下。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
起来的时候，餐桌上摆着粥，还有一碟小菜。他坐在对面，看表。
看到我，他把表放下来。
“粥要凉了。”
“你不会热一下。”
“热了两次了。”
我坐下来，喝了一口。
他看着我喝，忽然说：“我今天请假了。”
我抬头。
“请了几天。”
“一周。”
我把勺子放下。
“谢昀，你公司不要了？”
“要。”他说，“但我想在家待一周。”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可以吗。”
我看着他。
他问“可以吗”的时候，眼睛是看着我的，很认真，很小心，像在申请一个很大的东西。
我低下头，喝了一口粥。
“可以。”
那一周我们什么正事都没干。
第一天他带我去超市。他推着车，我走在旁边。走到零食区，他停下来，拿了一盒青梅，放进车里。
我说：“你买这个干嘛。”
“你爱吃。”
“我不爱吃。”
他把盒子转过来看，皱着眉：“你上次吃了半盒。”
“我那是饿了。”
他站在那儿，拿着那盒青梅，表情有点茫然。
我伸手把盒子拿过来，放进车里。
“买吧。”我说，“我吃。”
他笑了。
我第一次见他笑。
不是礼貌的那种，嘴角往上一提，眼睛弯了一下，眼尾那里有很浅的一道纹。
我愣了两秒。
他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你笑起来还行。”
他耳朵红了。
第二天他带我去吃那家馄饨。
就是笔记本里写的那家，巷口，很小的一个店面，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他去排队，我在旁边坐着。
排到我们的时候，他跟老板说：“两碗，一碗不放香菜。”
老板说：“你上次不是也这样点的？上次没买到，白排队。”
他说：“今天买到了。”
老板笑着看了我一眼。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低着头，把汤喝完。
第三天我老板打来电话。
骂了我二十分钟，从职业道德骂到项目交接，最后说：“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
我说：“对不起。这个月工资扣一半，我认。”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
他从书房出来，手里拿着手机。
“你老板的电话？”
“嗯。”
“扣多少。”
“半个月。”
他坐到我旁边。
“我补给你。”
“不用。”
“我不是补偿。”他说，“我是你丈夫。”
我看了他一眼。
“谢昀，你这算学会要东西了吗。”
他想了想。
“算学会给。”
第四天晚上，他洗完澡出来，脖子上没再抓。
我坐在床上，他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今天没痒？”
“痒了一次。”
“抓了吗。”
“没抓。”
“怎么忍住的。”
他伸手，把我的手拿过去，放在他自己的脖子上。
“抓你。”
我笑出声，掐了他一把。
他捉住我的手，没放。
“沈渔。”
“嗯。”
“我以后会说的。”
“说什么。”
“说我想要什么。”他停了停，“可能会说得很难听。你要忍一下。”
“你说话什么时候难听过。”
“以后可能会。”
我看着他。
灯光打在他脸上。他脖子上的红退了一些，留下浅浅的痕迹，像被谁用铅笔轻轻画过。
“行。”我说，“你说。”
一个月后，他脖子上的皮炎好了大半。
医生说，这种病跟情绪关系很大，情绪稳了，它自己会退。
那段时间他母亲叫我们回老宅吃饭。
老宅在山上，红木家具，暖气开得很足。进门要换鞋，鞋柜是那种老式的，一拉开就有樟脑丸的味道。
他母亲坐在主位上，头发梳得很整齐，戴一串珍珠。
吃饭吃到一半，她问：“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夹菜的手停了停。
他说：“不着急。”
他母亲把筷子放下。
“谢昀，你最近怎么瘦了。脖子上怎么还有印子。”
他下意识抬手摸了一下脖子，又放下。
“最近有点痒。”
“又抓了？”他母亲的眉头皱起来，“多大的人了，还管不住自己的手。”
我说：“妈，他这是病。医生说是焦虑引起的皮肤问题。”
她看了我一眼。
“什么焦虑。他有什么可焦虑的。”
“谢家的孩子，从小什么都不缺。”
桌上安静下来。
他没说话，低着头，用筷子拨碗里的饭。
我看着他。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忽然很生气。不是气他母亲，是气他。
气他坐在这儿，像一个六岁的孩子，被人说了，连头都不敢抬。
“妈。”我放下筷子。
他母亲看我。
我说：“他缺。他缺一句‘你可以喊疼’。”
他母亲的脸一下子沉下来。
“沈渔——”
“妈。”
是他开口了。
他抬起头。
“我疼。”
就三个字。
他母亲的嘴张着，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老宅的暖气很足，我却觉得屋子里忽然凉了。
他母亲看着他，眼睛慢慢红了。
她别过头去，端起碗，喝了口汤。汤匙碰到碗沿，响了一声。
那顿饭后面吃得很安静。
走的时候，他母亲站在门口，说：“路上开车慢点。”
他说：“嗯。”
车开出山道，他一直不说话。
重庆的夜从山上看下去，一层一层的灯。
“谢昀。”
“嗯。”
“你刚才是不是很没礼貌。”
他没答。
“我觉得你刚才特别好。”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我四十岁之前，可能都学不会跟她那样说话。”
“你刚才就会了。”
他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
然后他把脸埋在方向盘上，肩膀抖了两下。
我伸手，摸他的头发。
他头发很软。
“沈渔。”
“嗯。”
“谢谢。”
“不用谢。”我说，“应该的。”
他抬起头，眼睛红着，看我。
“这句不算。”他说，“这句以后不许说了。”
我笑了。
“行。那我说，我愿意。”
他把药膏收进抽屉，只留一支在床头。
他不再煮那碗坨掉的面了。
有天我加班，回来的时候快八点。进门前我先看了一眼手表，心里想着别又让他等太久。
门一开，厨房里一股热气。
他站在灶台前，围裙系得规规矩矩，手里拿着一个漏勺。锅里的水刚滚。
我换鞋的时候，他把面下进去。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到。”
“你七点十五进门。”他说，“我七点零八下锅。”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看。
他盯着锅，像盯着一个很重要的仪表盘。
面煮了三分半，他捞出来，过了一遍凉水，放进碗里，浇上汤。
“尝一下。”
我坐在餐桌前，挑起一筷子。
不坨。
一点都不坨。
“怎么样。”
我抬头看他。
他围裙还没解，站在对面，有点紧张。
“谢昀。”
“嗯。”
“你是不是为了这碗面，试了很多次。”
他不说话。
“试了几次。”
“……四次。”
“四次都是你自己吃的？”
“嗯。”
“好吃吗。”
“不好吃。”他说得很老实，“前三次都坨了。”
我低下头，吃了一口。
眼泪掉进碗里，汤面荡了一圈。
“怎么了。”他绕过来，“太咸了？”
“没有。”我说，“刚好。”
他的作息也改了。以前六点五十起，现在会赖到七点二十，因为我说过一句“你起那么早干嘛，又不赶集”。
他开始会在下班的时候给我发消息。
“今天六点半到。”
“买了排骨。”
“你想吃什么。”
他发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像他。
有一回他发了一长段，讲公司里一个副总在会上胡说八道，他听不下去，敲了桌子。最后一句是：“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回：不过分。你早该这样。
他回：嗯。
过了一会儿又发：谢谢老婆。
我回：不用谢，应该的。
他发来一个句号。
那个句号我看了很久。
我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我们每天就这两句话。谢谢。不用谢，应该的。
那时候他说“应该的”，是真的觉得应该。他是丈夫，他该做这些，这跟他自己没关系。
现在他说“谢谢”，是因为他学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做的事，有人在接。
年底公司年会，他带我去了。
他穿深灰色西装，扣子还是扣到最上面那颗。我穿一条黑裙子，站在他旁边。
有人过来敬酒，叫他谢总。他点头，喝一口，把我往他那边带了带。
有个女同事笑着说：“谢总夫人真漂亮。谢总平时话这么少，你们在家怎么聊啊。”
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她话多，我听。”
桌上笑了一片。
我也笑。
回去的路上，他开车，我看着窗外。
重庆的夜里还是会起雾，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谢昀。”
“嗯。”
“你那天发的那句话。”
“哪句。”
“‘再不见到你我可能会死’。”
他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当时真的这么想。”
“我知道。”
“现在不那么想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能见到。”
他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面。
路灯的光一段一段从他脸上划过去。
我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
他的手很稳。
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那天，他给我递纸巾，站起来，把餐厅的灯挡掉一块。
那时候我以为我嫁给了一套流程。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流程。
那是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一件家具，摆在该在的位置，不占地方，不出声音，坏了也不报修。
他以为这样就能待得久一点。
他不知道，我想要的不是一件家具。
我想要的是他在我这儿，敢喊，敢要，敢说一句“别走”。
现在他会了。
后来他学会了一些很小的事。
比如他会直接说“今天想吃火锅”，而不是提前把锅底买好摆在厨房让我猜。
比如我出差前，他会站在门口说“早点回来”，说得脸都红了，但说完了。
比如有一回我问他，我要是真不回来了呢。
他想了很久，说：“那我就去找你。”
“你不是不敢吗。”
“现在敢了。”他说，“现在我知道，我要的东西，你会给。”
我说：“那我要是不给呢。”
他说：“那我就再问一次。”
“问几次。”
“问到你不耐烦为止。”
我说：“那你可真有耐心。”
他说：“嗯。这个我有。”
前几天他洗澡出来，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脖子，看了很久。
我说：“看什么呢。”
他说：“没痕迹了。”
“那不是好事？”
“嗯。”他说，“是好事。”
他转过身，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
“沈渔。”
“嗯。”
“今天有点痒。”
我抬头看他。
他表情很正经，耳朵已经红了。
我伸手把他拉到床边坐下。
“哪儿痒。”
“哪儿都痒。”
“谢昀，你要不要脸。”
“不要。”
他说得很快，很干脆。
我笑倒在床上。
那天晚上他抱着我睡，一米八七的人缩成一团，脸埋在我颈窝，手臂箍着我的腰，箍得很紧。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想了一些很没出息的事。
我想，这个人以后大概还会做很多让我生气的事。他会端着，会绕弯，会在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会把“我想要”三个字在嘴里含很久才吐出来。
但没关系。
我可以等。
他这辈子没学过怎么要东西，我可以一点一点教他。
反正我时间多。
反正他痒的时候，会来找我。
有人问我，跟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过日子难不难。
我说，难。
但比跟一个从来不肯把心掏出来的人过日子，容易多了。
后来我把那本台历收进了抽屉，跟他的笔记本放在一起。一个划着叉，一个写着字。
我把抽屉关上。
心想，这辈子不用再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