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牛的哥哥
## 一
我哥叫宋伏球。
伏是伏天的伏，球是圆球的球。这是爹给他起的名字，爹虽然一辈子困在病痛里，起名字的时候却很有讲究。村里老人后来说，"伏"字压得稳，压得住邪；"球"字是圆的，圆 means 滚圆，意味着一辈子不缺角、不碰壁。爹娘对这个长子，是把一辈子的指望都缝进这两个字里了。
我叫宋金枚，一九六二年生人，属虎。
老人们掐着指头算，一九六二年是壬寅年，壬寅属金，是金虎。我娘识字不多，金虎金虎地叫顺了嘴，叫到后来，家里大大小小都跟着叫，我竟真觉得自己是只命硬的金虎，撑得住事，镇得住邪。可我心里清楚，这个家里真正撑事的，从来不是我这个属虎的妹子，而是那个比我大四岁、属狗的哥哥——宋伏球。
我家在鄂北一个山脚下的小村子，村子小得在地图上要拿放大镜找。土坯房，三间正屋两间偏厦，下雨的时候，东墙脚要用脸盆接着，叮咚叮咚，一夜不得安生。屋里最贵的物件，是一台三五牌座钟，还是爹娘结婚时外公陪送的，钟摆一晃一晃，把我们从一个个穷日子摇进下一个穷日子。
我兄弟姊妹五个。我哥伏球最大，我排行老二，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五个孩子往堂屋里一站，像一排刚出土的萝卜秧，高矮不齐，可都瘦。
爹身子骨不好，这是全家人心里一块压了多年的石头。
## 二
爹的腿，是从我记事起就坏的。
起先是酸，他白天在生产队出工，犁田挑担，晚上回来就坐在门槛上揉腿，揉着揉着，嘴里咝咝地抽凉气。后来就不是酸了，是从腰眼子里往外钻的疼，疼到脚指头尖，像有人拿一根烧红的铁丝，从尾椎骨一寸一寸地往腿肚子上烙。
村里赤脚医生来看过，翻了翻我爹的眼皮，摸了摸脉，说："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这五个字我到今天还记得。在我童年的耳朵里，它和"饿""冷""欠账"一样，是我们宋家的常客。这病一来就是几年，头一两年爹还能拄着棍子挪到地里去，割两垄麦子，拔一畦草；到了后来，他基本下不了床了，屋里常年飘着一股草药的苦味，还有他腿上贴的膏药味，黑乎乎的，撕下来的时候"嘶啦"一声，我隔着一间屋都觉得肉疼。
一个男人，正是家里顶梁柱的年纪，整天歪在床上，听着院里孩子们饿得哇哇叫，那种滋味，我长大后才慢慢咂摸明白。爹脾气不好，一半是疼出来的，一半是急出来的。他疼得整宿睡不着，就在黑夜里叹气，一声接着一声，叹气声顺着房梁爬，压得人喘不过气。
可爹再不好，这个家也不是他撑着的。
撑这个家的是我娘。
## 三
我娘是个矮小的女人，个子不到一米六，手上裂的口子比田里的垄沟还深。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六十年代初，正是什么年月，不用我细说，经历过的人都懂。村里人的脸一个个都黄着，肿着，孩子们扶着墙根挪路，生产队的仓库锁着，锅里煮的是野菜糊糊，拉嗓子。
家里七张嘴——爹、娘，加五个孩子。七张嘴等着米下锅，可锅里常年是空的。
就是那样的年月里，娘硬是没让我们一个饿死。
她天不亮就起来，先到灶屋烧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稠的捞给爹和小的，她自己喝稀的那一层。然后她上山，下地，打猪草，捡麦穗。秋天队里分粮食，按工分算，我们家工分少——爹不能出工，娘一个人顶不过人家壮劳力，年年分粮都排在最后，领回来的谷子还没到家，就先被账抹掉一半。
我后来算过账，娘那些年欠队里的账，像滚雪球一样滚了好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日子松动了，才一年一年地慢慢还上。
## 四
我最对不起的人，是我哥。
我哥伏球，一九五八年生人，属狗，比我大四岁。他出生那会儿日子刚缓过来一点，家里还能给他做一双虎头鞋。可到了他八岁那年，是六十年代中期，家里就实在揭不开锅了。
八岁，八岁的孩子现在还在爹娘怀里撒娇，我哥八岁那年，已经开始放牛了。
生产队有一头老黄牛，性格温吞，眼睛又大又湿。队里把牛交给我哥，一天算两个工分，冬天再添半升米。娘当时很犹豫，让我哥跟着她去了生产队队部，队干部说："娃子放牛，又不要力气，坐在山坡上就是了。"
娘就把我哥的手放到了牛缰绳上。
我哥放牛放了四五年。春天，他坐在山坡上，看牛吃草，看云彩从山那头飘过来；夏天，太阳把他晒得像一块黑炭；秋天，他替队里收牛草，一背篓一背篓往队里背；冬天，他裹着一件到处是补丁的棉袄，缩在牛棚的草堆里取暖，牛喘出的白气和他呼出的白气混在一起，分不清。
村里念书的孩子从山坡上走过，背着书包，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说说笑笑。我哥就坐在山坡上看他们，牛在旁边低着头，反刍，嘴巴一磨一磨的。
我不知道我哥当时想不想念书。
我只知道有一次，他在牛背上捡到一本被扔掉的旧课本，是语文，一年级上册，他拿回家，用破报纸包上书皮，在煤油灯下翻了半宿。第二天娘看见了，问他哪里捡的，他说山坡上捡的。娘把书拿过去，翻了两页，没说话，把书还给了他。
后来我哥把那本书翻烂了。封皮掉了，页脚卷了，可他认得书里一半的方块字。那些字，是他自己一个一个，对着图画猜着认的。
## 五
我哥其实也念过书。
只念了三册——三年级没念完，家里就不行了。他记得自己的名字"宋伏球"三个字怎么写，记得"人、口、手、足"，再深一点的字，就成了横七竖八的笔画，堆在那里像一垛没有码好的柴。
有一回，他放牛回来，蹲在灶门口帮娘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他忽然说："娘，让金枚念书。"
娘没吭声。
他又说："我放牛，挣工分，让金枚念书。"
那年我八岁，一九七〇年。
八岁那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娘把我叫到跟前，说："金枚，你带弟弟，娘下地。"
我那时候不懂事，只知道看见村里别的娃子去上学，心里痒得很。我跟娘说不，我要念书，我不要整天背着我弟弟喂蚊子。
娘打了我一巴掌。
那一巴掌不重，但我哭了。娘也跟着红了眼圈。她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说："金枚，家里只得一个念书的。"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娘说的"只得一个"，是她咬着牙，从牙缝里省出来、从自己的肋骨上剔下来的一点点指望。她把这个指望给了我，就是同时判了哥哥的刑。
哥哥在旁边烧火，往灶里添了一根柴，火星子噼啪响。他低着头说："让她念。她念出来，比我有出息。"
## 六
我上学了。
说是上学，也就是一间破祠堂，一位民办教师，三十几个泥孩子。可我念得认真，认真得近乎贪婪。我的作业本正面写满了写反面，铅笔头用到捏不住，就绑上一截筷子接着写。
娘说："字是随身宝。"
这句话她翻来覆去地讲。她自己的命运她改变不了，爹的腿她也治不了，她就把全部力气押在我的书包上。
可日子还是苦。
记忆里最清楚的是饿。不是没东西吃的那种饿——再穷，野菜糊糊总能喝上两碗——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馋。过年的时候，娘咬牙割了一斤肉，肥的多，瘦的少，炼出来的油留着，油渣剁碎了掺在白菜里包饺子。五个孩子围着灶台，眼睛都是绿的。
娘盛饺子，一人一碗，数着个数盛。轮到她自己，锅里就剩几个破皮的，她端起来，吹了吹，连汤喝下去了。
爹躺在床上，他的那碗娘端到床头。爹吃一个，叹一口气，吃一个，叹一口气。那年月他叹气，一半为腿疼，一半为这家。
有一回，生产队死了头小猪，没病，是被冻死的。队里人商量着分掉。娘分到了几斤下水。那天夜里，我们家灶屋的火亮到后半夜，猪肝猪肺猪心炖了一大锅，香得半条巷子都睡不着。弟弟们一人捞了一块猪肺，捧在手里，烫得左右倒手，也舍不得放下。
我哥把猪心上最嫩的那一块，夹到我碗里。
我说："哥，你吃。"
他说："你念书费脑子。"
那年他十四岁，已经长成了一个半大小子，肩膀宽了，放牛的时候能背得动半袋谷子了。他往嘴里扒着红薯饭，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
那块猪心，我到现在还记得味道。
## 七
七十年代初，日子还是紧巴巴，但慢慢地，有了转机。
先是队里的工分制度松动了些，再后来，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点东西，允许赶集，允许在房前屋后养几只鸡。鸡下蛋了，可以拿去换钱，也可以攒起来。
娘养了一窝鸡，像养活一群金凤凰。天不亮，她就去挖蚯蚓，拌着谷糠喂鸡。鸡蛋攒在小瓦罐里，瓦罐上盖着一块蓝布。那个瓦罐是我们的希望罐：弟弟们的学费，爹的药钱，过年的盐——都指望着它。
集是逢五逢十。每个月农历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山那边的镇上开集。娘背着鸡蛋，走十五里山路，一个来回三十里。她天不亮出门，晌午回来，背篓里的鸡蛋换成了草药包、几尺布、一小包红糖。
爹的腿，是娘一背篓鸡蛋一背篓鸡蛋换回药来治的。
那些年县里来了会扎针灸的医生，是巡回医疗队的。娘听说了，背着我爹走了二十多里路去看。医生说坐骨神经痛难治，要扎针加烤电，一个疗程十五天。十五天，天天要走四十里路。
娘就天天走。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有一回她回来晚了，天全黑了，她摔在山沟的斜坡上，鸡蛋碎了一半。她坐在泥地里，把没碎的鸡蛋一个个捡回篓里，借着月光看了看，没哭，就是坐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那晚她到家，我和哥哥等在村口，看见她瘸着腿回来，背篓里的鸡蛋还剩大半。我哥跑过去接背篓，接到手上一沉，他说："娘，明天的鸡蛋我拿去卖。"
那年我哥十六岁，赶集的山路他熟，坡上的每一个弯他都认得。
## 八
七十年代中期，我的日子好过了一些，哥哥的担子却更重了。
他十七八岁那年，队里看他放牛放得尽心，牛养得毛色发亮，让他当了队里的饲养员，工分涨到了一天八分。八分，离一个全劳力十分只差两分。娘拿着队里的记工单，看了一遍又一遍，说："我球出息了。"
我哥没笑，说："还差两分。"
他是真把那两分当回事。白天喂牛，清圈，铡草；晚上跟着队里的老把式学修农具，学看天，学插秧的手势。他样样肯学，样样学得快。村里老人说，伏球这娃子，可惜了，要是念了书，是个苗子。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我在学校很争气，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那年，是一九七七年，村里推荐上高中的名额只有一个，老师推荐了我——推荐加考试，我考了个第一。
可上高中要住校，要交伙食费，要拿铺盖、拿粮票。娘把家里的账算了一个晚上。我坐在堂屋的煤油灯下，听娘和哥哥在灶屋里说话。
娘说："要不，让金枚别念了，去队里干活，挣工分。"
沉默了好一阵。我听见哥哥说："娘，念吧。她念到这一步了。工分我挣，我一天挣十分，我还年轻。"
那一年，哥哥十九岁，我十五岁。
第二天，哥哥上山砍了两天的柴，卖了。娘把鸡窝里攒了半年的鸡蛋全拿出来了，又跟东邻西舍借了十几块钱。开学那天，哥哥用扁担挑着我的铺盖和木箱，走了二十里路送我去区里的中学。
路上他不说话，就是挑着担子走。我背着书包跟在后面。走到半路，他从兜里摸出两个煮鸡蛋，递给我一个。
我说："哥，你哪来的？"
他说："咱家的鸡，你忘了。"
我吃着鸡蛋，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哭啥，念书是好事。"
## 九
高中两年，是我和这个家最吃力的两年。
爹的病在针灸和草药的常年伺候下，总算止住了恶化。他能拄着棍子挪到院子里晒太阳了，能帮娘择择菜，坐在小板凳上修理农具。这是大好事，家里添了半个劳力——不能下田，好歹能看家，让娘腾出手来多挣工分。
哥哥正式成了队里的全劳力。插秧、割谷、挑担、修塘，他什么重活都接。队里分口粮，我们宋家的名字第一次排在了中间，不再是最末尾。娘的账本上，欠款那一栏，开始一点一点往下减。
七十年代后半叶，日子是真的在变好。
村里陆续有人家翻新了房子，有知青回了城，有人买了自行车——永久牌、凤凰牌，骑在土路上，铃铛一响，全村的孩子都跟在后面跑。我们家买不起自行车，但娘咬牙给弟弟们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蓝卡其布，过年那天五个孩子穿得齐齐整整，站在门口照了一张相。那张相我至今还留着，相片发黄了，边角卷了，可相纸上每个人都咧着嘴笑，哥哥站在最后排，个子最高，笑得最憨。
也是那些年，妹妹渐渐大了——妹妹小我好几岁，扎着两个朝天辫，跟在我身后喊二姐。最小的弟弟还在换牙，一笑豁着门牙。
我放假回家，就教他们认字。把"人口手足"写在门板上，拿粉笔，写了擦，擦了写。哥哥有时候站在门口看，看一会，进屋去了。我知道他看什么，我心里难受，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有些话，是不能说破的，说破了就是往人伤口上撒盐。
## 十
一九七九年，我高中毕业。
恰在那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早几年就传开了，可我一个农村女娃，家里连复习资料都买不起，到底没敢去考。回乡的高中生，出路也不多：当民办教师，进社办工厂，或者就像村里大多数女娃一样，下地挣工分，过几年说个人家，嫁了。
村里的学校正好缺一个民办教师，校长找到了我。一个月六块钱补助，记同等工分。
娘听到这个消息，正在灶屋里烧火，她愣了半天，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先生。"
在我们那一带，教书先生是个尊称，是很体面的称呼。娘一辈子被人叫"伏球的娘""金枚的娘"，从这天起，她开始被人叫"先生他娘"。她嘴上不说，我知道她心里高兴，走路的脚步都轻快了些。
我当了民办教师，教三年级语文和算术，教的就是我小时候念书的那个祠堂。我站上讲台的第一天，看着下面几十双眼睛，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哥坐在山坡上，看着放学的队伍从山路走过。
那天下班，我特意绕到山坡上去。牛早就归队了，那里现在种上了油菜。我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油菜叶子沙沙地响。
我哥那年已经二十一了。队里开始有人给他说亲。说来说去，说的都是门当户对的：对方也是一个勤劳本分的庄稼姑娘，家里也穷，但人贤惠。相看的那天，娘给哥哥换上了那件过年才穿的蓝卡其上衣，让他把那身放牛时穿的破褂子脱下来。哥哥站在屋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亲事成了。嫂子过门那天，没有鞭炮，摆了三桌酒，队里的人都来喝喜酒。哥哥给大家敬酒，一杯一杯，喝得满脸通红。有人起哄，说些荤素不忌的话，哥哥就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想：我的哥哥，我放牛的哥哥，从此也是大人了，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 十一
往后的日子，就像山坡上开出来的那条路，弯弯绕绕，但总归是往前走的。
八十年代初，大包干到了我们村。田分到了户，多劳多得。我们家一下分到了七亩多地，哥哥和嫂子一年到头扑在地里，娘在家做饭看孙辈，爹拄着棍子帮忙晒谷看场。头一年秋收，家里的谷仓就见了尖，谷子堆得冒了尖。
娘站在谷仓前，抓起一把谷子，谷子从她指缝里往下漏，漏完了，她手上就留下一层金黄的粉。她把手送到鼻子跟前闻了闻，说："这回，饿不着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我在村里教书教了几年，后来区里招人，我去考，考上了，成了公办教师，工资从六块变成了三十几块。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天，我割了肉，买了烟，还给我爹称了一斤点心。爹躺在床上——他的腿到最后也没能全好利索，阴雨天还是疼——把点心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嚼了半天，说："甜。"
弟弟们也大了。二弟进了社办的农机厂，学修柴油机；三弟初中毕业，跟哥哥学种地，是村里最会伺候庄稼的年轻人；妹妹念到了初中，是我们家第二个念过中学的人。她拿到毕业证那天，哥哥专门从地里回来，把她的毕业证拿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看不懂别的，但认得"毕业证书"那几个字。
他说："好。好。"
就这两个字。
## 十二
如今回头看，我们宋家五兄妹，没有一个饿死，没有一个冻死，没有一个走歪路。哥哥的三个孩子都念了书，大侄子还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爹九十二岁那年走的，走的时候没受大罪，儿孙满堂。娘比爹多活了四年，九十一岁那年，在睡梦中走的，头天晚上还吃了半碗白米饭。
而我自己，金枚，也快七十岁了。
去年整理旧物，我翻出了那张发黄的黑白全家福，就是七十年代末照的那张。五个孩子站在土坯房前，爹娘坐在前排的凳子上。我拿着相片看了很久，看到我哥——相片最后排最高的那个——忽然觉得眼睛发热。
前些天哥哥来城里看我，他老了许多，背驼了，牙齿掉了几颗，可那双眼睛还是和当年一样，温温的，潮潮的，像那头老黄牛的眼睛。我们兄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说着说着，说到了小时候。
我说："哥，那年你八岁就放牛，苦了你。"
他摆摆手，说："那时候家家都那样，不独我苦。"
我说："猪心你夹给我，鸡蛋你也给了我。"
他笑了，豁着牙，说："你还记着这些陈芝麻烂谷子。"
我当然也说了他捡回那本旧课本的事。他愣了一下，说："你还记得那个？"他说他不记得了。可我知道他记得，就像我记得一样清楚。有些记忆是刻在骨头上的，嘴上说不记得，是因为它太疼，疼得只能装忘。
那天临走，哥哥从布包里掏出一袋鸡蛋，说是家里土鸡下的，让我补身子。我接过那袋鸡蛋，沉甸甸的，忽然鼻子一酸——
那里面，装的是一整个过去啊。
是娘背着走了三十年山路的背篓，是哥哥放了四五年的山坡上的风，是爹病床上那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是那个瓦罐上盖着的蓝布，是除夕夜数着个数分下去的饺子，是"家里只得一个念书的"，是"她念出来，比我有出息"。
我把鸡蛋收进冰箱，一个都没舍得送人。我留了两个，煮熟了，和哥哥一人一个，分着吃了。
还是甜的。
---
**【后记】**
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从记忆深处来。那个年代，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孩子是数着个儿熬过来的；家里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爹娘咬牙的劲。父亲是病着的山，母亲是负重的河，哥哥宋伏球，是把自己那份口粮让出来的那个人。
"伏球"，伏天的伏，圆球的球。爹娘给哥哥起这个名字，是盼着他这辈子能滚圆滚圆地过，压得住事，不缺角。他放了一辈子牛，种了一辈子地，把这个名字过得朴朴素素，圆圆满满。
而我，宋金枚，娘说我是六二年生的一只金虎。可我知道，我能念上书，能当上先生，靠的不是虎命，靠的是娘省出来的那口饭，是哥哥放牛换来的那点工分。
娘说，字是随身宝。我把它带了一辈子。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随身宝，不是字，是"伏球"这两个字——是我哥的名字。
——写给我放牛的哥哥宋伏球，写给我从不认输的娘，写给所有从苦日子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
（全文完，约6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