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溪县
我二十二岁那年，把自己阉了。
不是为了进宫当太监。是为了做官。
大雍的规矩，是建昭帝定的。凡是入仕为官者，必须先净身。圣旨上写得很体面：“去其私，方能奉公；绝其嗣，方能尽忠。”意思是，一个人只要还有老婆孩子，就有私心；有私心，就不能一心一意为国效力。所以，想当官，先把自己变成无根之人。
这规矩实行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来，大雍的官场成了一个奇怪的所在：堂上坐着的，都是说话细声细气、下巴光溜溜的男人；他们没有儿子，却有干儿子；没有家，却有府邸；没有后，却有数不清的“侄儿”“外甥”在各地做官。皇帝以为他砍掉了官员的根，其实那些根只是换了个地方长，长成了另一张网。
我父亲谢文远，曾经是青溪县的县令。
他是旧派读书人，中过进士，做过翰林，后来因为不肯给上司送礼，被贬到了青溪。他到任之后，修水利，减赋税，抓了几个鱼肉乡里的恶霸。老百姓叫他“谢青天”。可他有个毛病：他不肯净身。
那时候，朝廷的规矩已经定了。地方官上任之前，必须到府城的“净身房”走一趟。我父亲接到调令，在家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对我母亲说：“我不去。”
母亲问他：“你不去，官就没了。”
他说：“官没了就没了。人不能没了。”
三天后，府城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是府衙的赵公公，一个四十多岁的阉官，脸白得像纸，笑起来嘴角往上翘，眼睛却不动。他带着圣旨，说我父亲“抗旨不遵，藐视朝廷”，当场剥了官服，锁了枷，押往京城。
我那年十岁，跟在囚车后面跑了三里地。父亲隔着木栅栏看我，说：“临儿，回去。好好读书。”
“读了书，也要阉吗？”我问他。
他沉默了很久，说：“读了书，你就能想明白，为什么要阉。”
他被押到京城之后，没有再回来。半年后，母亲收到一封信，说他在狱中病故。连尸首都没有。
父亲死后，母亲把他的旧袍子埋在了河边。她立了一块木牌，上面没写名字，只写了四个字：“人不是器。”每年清明，她都带我们去烧纸。她不哭。她只是坐在坟前，一遍一遍地说：“文远，你放心。两个孩子，我养大了。”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个国家病了。病在根上。
我母亲柳氏，靠给人浆洗衣裳、卖豆腐，把我和妹妹谢宁拉扯大。谢宁比我小六岁，生得聪明，七岁就能帮我母亲算账，十岁就能背《千字文》。她最喜欢问我：“哥，你以后做了官，能不能把那条规矩废了？”
我说：“能。”
“你要是废不了呢？”
“那我就做点别的。”
“做别的，能救得了人吗？”
我答不上来。
父亲死后第三年，赵忠来过一次。他坐着四人抬的轿子，穿着蟒袍，身后跟着两个小太监。他对我母亲说，谢宁今年十二，长得不错，可以送到府城，给他做个“干女儿”。母亲跪在地上，磕头，说孩子还小。赵忠笑了，说：“小？小才好调教。”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柴刀。母亲看见我，拼命摇头。赵忠看了我一眼，说：“这小子眼神不对。长大了，要么是个官，要么是个贼。”他走了。那天晚上，母亲抱着谢宁哭了一夜。我把柴刀磨了一夜。
我二十二岁那年，中了乡试的解元。消息传到青溪县，母亲杀了一只鸡，谢宁高兴得在院子里转圈。只有我知道，真正的难关不在考场，在考场之后。
进京之前，我去了一趟父亲的坟。那是个衣冠冢，里面埋着他的一件旧袍子。我在坟前坐了一下午，说：“爹，我要去做官了。你放心，我不恨你。我只是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还能不能救。”
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想好了，要净身。
二、金殿
京城比我想象的更大，也更臭。
城墙很高，城门口排着长队。有进京赶考的举子，有推着粮车的脚夫，有抱着孩子逃荒的妇人。城门外搭着粥棚，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几个衙役拿着棍子，把挤在前面的人往后赶。
我背着书箱，从人群里挤过去。路边有个老乞丐，看见我，说：“公子，是去考功名的吧？”
“是。”
“考上了，要阉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去？”
我想了想，说：“因为不考，连阉的资格都没有。”
老乞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难看，露出几颗黄牙。“说得好。这个国家，连当狗都要先割一刀。”
我没有理他，继续往前走。
会试在贡院。考了三天，我写了一篇《官论》。文章里说：官者，公器也；公器者，天下人之器，非一人之器。官员若有私，当以法束之，以禄养之，以舆论监之，而不是以刀割之。以刀割人，割掉的是人的根，长出的是官的奴。奴才知道服从，却不知道廉耻；知道逢迎，却不知道担当。这样的官场，越割越烂，越烂越割。
这篇文章写得很痛快。写完之后，我知道自己可能考不上，也可能考上了活不长。可我还是写了。
考场里很冷。我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童生，头发都白了。他考了二十年，没中。他看见我写得快，小声问：“你写的什么？”
我说：“写的官。”
他笑了：“官？官是阉出来的。”
我说：“所以我写，官不是阉出来的。”
他摇了摇头，说：“年轻人，你考上了，也活不长。”
放榜那天，我中了贡士，名次不高，排在第三十七。主考官是礼部尚书，一个姓周的老头，他看了我的文章，把我叫到面前，说：“谢临，你这篇文章，是骂朝廷。”
“学生不敢。”
“你敢。”他看着我，“不过，陛下也看了。”
我的心一沉。
“陛下说，文章写得不错，就是太嫩。”周尚书叹了口气，“他让你明天进宫，单独面试。”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在金殿上见到了建昭帝。
他比我想象的瘦，也比我想象的老。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龙袍，坐在龙椅上，手里拿着一串佛珠，一颗一颗地捻。他的眼睛很亮，像两盏在风里晃的灯。
“谢临。”他叫我的名字。
“学生在。”
“你那篇《官论》，朕看了。”他说，“你说，以刀割人，割掉的是人的根，长出的是官的奴。你觉得，朕是在养奴？”
“学生不敢。”
“你敢。”他笑了一下，“你和你父亲一样，骨头硬。”
我抬起头，看着他。
“你父亲的事，朕知道。”他说，“他是个好官。可他不懂，这个国家，不是靠好官撑起来的。是靠规矩。规矩立了，坏人不敢坏；规矩倒了，好人也会变坏。”
“陛下，规矩若是坏的，好人也会被它逼坏。”
“那你说，朕的规矩，坏在哪里？”
“坏在它把官变成了奴。”我说，“官是公器，不是家奴。陛下怕官员有私，可人天生有私。有私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东西能管住私。陛下用一刀割掉了官员的家，却没有给他们一个法。他们没有家，就只能把官场当家；没有后，就只能把权力当后。他们贪，不是因为他们有家，是因为他们除了贪，什么都没有。”
金殿上安静了很久。
建昭帝看着我，手里的佛珠停了。
“你说得有理。”他说，“可朕不能废。”
“为什么？”
“因为朕试过。”他站起来，走到殿门口，看着外面的天，“二十七年前，朕的姐夫，也就是当时的禁军统领，联合了六个地方官，要废了朕。他们都有家，有儿子，有门生。他们不是为了天下，是为了他们的家。朕差一点就死在宫里。”
他讲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他说，那天晚上，他躲在御花园的假山里，听见叛军在殿前喊他的名字。他的皇后，也就是叛军的姐姐，跪在叛军面前，求他们放过他。叛军一脚把她踢开。她撞在石阶上，死了。
“从那天起，朕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有了后，就有了私；有了私，就有了党；有了党，就有了反。”
“所以陛下就割了所有人的根？”
“朕割的是官。”他转过身，看着我，“老百姓的根，朕没动。”
“可官是从老百姓里来的。”我说，“陛下割了官，老百姓就不敢读书了。读书人少了，官就更烂。官更烂，老百姓就更苦。这是一个死循环。”
他沉默了很久，说：“谢临，你很聪明。可你太年轻。你以为这个国家是一张纸，写错了可以重写。它不是。它是一棵树，根已经烂了。你要把它拔起来，得先把自己埋进去。”
“学生愿意。”
“那你就去净身房吧。”他说，“朕给你一个机会。看看你能不能在这棵树里，长出一根新枝。”
三、一刀
净身房在皇城西北角，一间低矮的砖房，门口挂着两盏白灯笼。
我去的那天，下着小雨。门口排着十几个人，都是今年新科的进士，最小的十七，最大的四十。没有人说话。有人脸色发白，有人抱着包袱发抖，有人在默念经文。
一个老太监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册子，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我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谢临，江州青溪人，二十二岁。进去吧。”
我走进那间屋子。
屋子里有一股浓重的药味，混着血腥气。墙上挂着一排明晃晃的小刀，刀刃很薄，像柳叶。中间有一张窄床，床上铺着白布，布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暗褐色痕迹。
一个五十多岁的刀匠坐在床边，正在磨刀。他看见我，说：“脱裤子，躺上去。”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
“怕了？”他问。
“怕。”
“怕就对了。”他说，“不怕的都是傻子。可你既然进来了，就得躺下。你躺下，我快一点；你站着，我慢一点。你自己选。”
我躺下了。
他给我灌了一碗药，苦得舌头发麻。然后他拿出一根绳子，把我的手脚绑在床柱上。他说：“忍一忍。一刀的事。”
我闭上眼睛。
我想起我父亲。他站在囚车里，对我说：“临儿，回去。好好读书。”我想起我母亲。她在灯下浆洗衣裳，手泡得发白。我想起谢宁。她问我：“哥，你以后做了官，能不能把那条规矩废了？”
刀落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喊。
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嘴里塞着一块布，喊不出来。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我躺在净身房后面的小屋里，身上盖着一床薄被。下身疼得像有一把火在烧。我伸手摸了一下，那里缠着布，布下面是空的。
不是疼。是空。
那种空，不是少了一块肉的空，是少了一条路的空。你忽然知道，你这辈子不会有儿子了。不会有一个小娃娃叫你爹，不会有人在你死后给你上坟，不会有一根线，把你和以后连起来。
我躺在那里，看着屋顶的瓦缝，看了一下午。
傍晚，老太监给我送来一碗粥。他说：“吃吧。吃了才有力气活。”
“我不想活。”
“不想活也得活。”他说，“你走到了这一步，不是为了死。”
我端起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吏部的任命：户部主事，正六品。
同时，我接到了家里的信。母亲病重。
我拿着信，去找上司请假。上司是一个姓刘的郎中，也是净过身的。他看了信，说：“谢主事，你刚上任，不能走。”
“我母亲病重。”
“户部现在在查粮税，你走了，你的活谁干？”
“我三天就回来。”
“三天？”他笑了，“从京城到青溪，快马也要七天。你三天能回来？你是想抗旨，还是想逃官？”
我站在那里，说不出话。
“谢主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现在是官了。官身不由己。你娘的事，我让人给你带点钱回去。人死了，就埋了吧。”
我回到值房，坐在桌前，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半个月后，我收到谢宁的信。信上只有几句话：
“哥，娘走了。走的时候，她一直念你的名字。她说，她不怪你。她说，你是去做大事的。哥，你别回来。你回来，就再也走不了了。”
我后来才知道，母亲死的时候，家里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是邻居凑了钱，把她埋在了父亲旁边。谢宁说，母亲临走前，一直看着门口。她以为我会回来。她没有等到。
我把信折好，放进怀里。
那天晚上，我在户部的值房里坐到天亮。窗外下着雪，屋里冷得像冰窖。我看着桌子上那堆粮税册子，忽然觉得，我割掉的不是一块肉，是一条退路。
我没有退路了。
四、粮
户部管天下钱粮。我上任的第三个月，就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江南的粮税，每年报上来的数字都比实际收上来的少三成。那三成，被各级官员层层分掉了。到了京城，户部的册子上再改一笔，变成“灾荒减免”“运输损耗”“鼠雀耗”。最后，国库里只剩下一个空账。
我把查到的账目整理成册，去找顾清之。
我跟着运粮船去了江南。在一个叫“双溪”的村子，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田埂上，啃树皮。她家里六口人，死了四口。她问我：“你是京里来的官？”
我说是。
她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朝廷的粮，到底去哪儿了？”
我说不出话。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也不知道。你也是个跑腿的。”
顾清之是户部侍郎，四十五岁，也是净过身的。他在户部待了二十年，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他看见我，说：“你查到了？”
“查到了。”
“查到哪儿了？”
“曹瑛。”
曹瑛是曹德海的干儿子，户部郎中，管着江南粮税。他是曹德海从街上捡来的孤儿，净了身，改了姓，一步一步爬到今天的位置。他贪，但他不蠢。他把账做得滴水不漏，每一笔都有“天灾”做借口。
顾清之看完我的册子，沉默了很久。
“谢临，”他说，“你知道曹德海是谁吗？”
“司礼监掌印太监，九千岁。”
“你知道他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因为陛下信他。”
“因为他替陛下管着这个国家。”顾清之说，“陛下要修宫殿，他弄钱；陛下要打仗，他弄粮；陛下要杀人，他递刀。他不是好人，可他是陛下的一条胳膊。你砍他的干儿子，就是砍他的胳膊。你砍他的胳膊，陛下就会砍你的头。”
“那就让他继续贪？”
“我没有说让他继续贪。”顾清之站起来，走到窗前，“我是说，你不能这么查。你这么查，查到最后，死的是你，不是他。”
“那我该怎么查？”
“等。”他说，“等一个他不得不认的时候。”
我没有等。
我把册子抄了一份，托人送到了都察院。都察院有个御史，姓林，是个硬骨头，曾经参过曹德海三次。我以为他会接。
三天后，林御史被贬去了岭南。
又过了三天，我被调去了通州，管漕运。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漕粮进京的咽喉。这个位置油水大，可也危险。我知道，这是曹德海给我的警告：你要么闭嘴，要么去一个更容易死的地方。
我去找顾清之辞行。他坐在书房里，正在写一幅字。字写的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你怪我吗？”他问。
“不怪。”
“你恨我吗？”
“不恨。”
“那你恨谁？”
“恨这个规矩。”
他放下笔，看着我。“谢临，我二十七岁进宫，今年四十五。我在这间屋子里坐了十八年，改了十八年的粮税，救了七次灾。可你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最恨的，不是曹德海，不是陛下。是我自己。”他说，“我明明知道这间屋子是歪的，可我还在里面修修补补。我补了十八年，屋子还是歪的。我救了几十万人，可每年还是有几十万人饿死。我以为我在做好事，其实我只是在给这间歪屋子刷漆。”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不知道。”他摇了摇头，“我只知道，你要是继续在这间屋子里待下去，你会变成我。或者，你会死。”
“我不怕死。”
“你怕。”他看着我，“你不怕死，你怕白死。”
临走前一天，曹德海召见了我一次。
他在司礼监的值房里煮茶，动作很慢，很讲究。他说：“谢临，你很像年轻时的我。”
“公公年轻时，也想改规矩？”
他笑了：“我年轻时，只想活着。后来我发现，活着不够，还得让人怕你。”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你跟着我，我保你做到尚书。你妹妹，我也保她平安。”
“条件呢？”
“把顾清之留下的那些东西，烧了。”
我看着那杯茶，没有喝。
他说：“你不喝，就走。走了，就别回来。”
我走了。
那天晚上，我离开京城，去了通州。
三个月后，顾清之死了。
罪名是“贪墨漕粮，畏罪自尽”。他在狱中用一根腰带吊死了自己。可我知道，他不会自杀。他信佛，信因果，他不会用自己的死，去给曹德海背黑锅。
我没有去送他。我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参加。
那天晚上，我在通州的运河边坐了一夜。河水很黑，河面上漂着运粮船的灯。我想起他写的那幅字，想起他说“我补了十八年，屋子还是歪的”。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间屋子，不是歪的。这间屋子，本来就是用歪木头盖的。你修不好它。你只能拆了它，重新盖。
五、西境
通州的漕运，我干了两年。
两年里，我学会了闭嘴，学会了送礼，学会了在曹德海的眼皮底下，把该做的事做了。我没有再查粮税，可我也没有同流合污。我把通州的漕粮账目理得清清楚楚，把该运的粮运到该去的地方，把该修的闸修好。曹德海没有动我，因为他发现，我这个人虽然不听话，可能办事。
可我知道，我早晚会死。
谢宁是被曹瑛送出来的。
曹瑛是曹德海的干儿子，管着江南粮税，也是我一直在查的人。他派人把谢宁送到通州，说：“你妹妹在京城太扎眼，我替你送出来。你欠我一个人情。”
我看着谢宁，她瘦了很多，手上全是针眼。她说，她被送进宫里学规矩，每天挨打。她说，她以为我死了。我抱着她，半天说不出话。
我知道，曹瑛不是好心。他是在我身边埋一颗棋子。可我还是收下了。因为那是我妹妹。
第三年，西境大旱。
西境是大雍的边陲，三州十六县，靠着一条叫“弱水”的河活着。那年夏天，弱水断流，庄稼枯死，几十万灾民往东逃。朝廷的赈灾粮，经过层层盘剥，到了西境，只剩下三成。西境的将军韩烈，三次上表请求开仓，都被曹德海压了下来。曹德海说，西境是边陲，灾民是流民，开了仓，粮就运不回来了。
西境的灾民开始造反。
朝廷派了一位钦差去赈灾，钦差走到半路，被灾民打了回来。曹德海在朝会上说：“西境刁民，不足为虑。派兵镇压就是。”
满朝文武，没有人说话。
我站了出来。
“陛下，”我说，“西境不是刁民。西境是大雍的百姓。他们造反，是因为他们要活。朝廷不给粮，他们只能抢。抢是死，不抢也是死。他们不是想反，是被逼反的。”
建昭帝看着我，说：“你去？”
“我去。”
“你要多少粮？”
“不要粮。”我说，“我要西境三州的军政全权。我自己筹粮，自己赈灾，自己平乱。”
曹德海笑了。“谢主事，你好大的口气。你知道西境有多少灾民吗？四十万。你知道西境有多少兵吗？三万。你拿什么筹粮？”
“拿我的命。”
建昭帝看了我很久，说：“朕给你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西境不平，你提头来见。”
我带着三十个人，去了西境。
西境比我想的更惨。
一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路边的树皮被剥光了，河里的鱼被捞绝了，有些村子整个空了，只剩下几条狗在啃骨头。灾民看见我的官轿，围上来，砸石头，喊：“狗官！还我粮来！”
我没有躲。我下了轿，站在他们面前，说：“我是来给你们找粮的。”
“放屁！朝廷的粮都被你们这些阉狗吃了！”
“我是阉狗。”我说，“可我今天站在这里，是要把粮从别的阉狗嘴里抢出来。你们要是信我，就跟我走。要是不信，就砸死我。砸死我，你们也活不了。”
他们看着我，没有人动手。
我去了西境大营，见到了韩烈。
韩烈四十岁，是个粗人，脸上有一道刀疤，说话像打雷。他看见我，说：“你就是朝廷派来的那个阉官？”
“是。”
“你带了多少粮？”
“一粒没带。”
“那你来干什么？”
“来抢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比上一个钦差有种。上一个，还没进城就跑了。”
“我不跑。”我说，“我要你帮我。”
“帮你什么？”
“帮我开仓。”
“西境的仓，早就空了。”
“官仓空了，可军仓没空。”我说，“你手里还有三万兵，三万兵手里还有三个月的军粮。你把军粮拿出来，赈灾。”
“你疯了？”他瞪着我，“军粮给了灾民，兵吃什么？兵饿了，是要哗变的。”
“兵也是西境人。”我说，“他们的爹娘，也在灾民里。你告诉他们，粮给了他们的爹娘，他们会哗变吗？”
韩烈沉默了很久。
“你叫什么名字？”
“谢临。”
“谢临。”他念了一遍，“你爹是不是叫谢文远？”
“是。”
“我见过你爹。”他说，“那年他在青溪修水利，我在他手下当过兵。他是好人。”
“所以，你帮我？”
“我帮你。”他说，“可你要是骗我，我先砍了你。”
我们开了军仓。
三万石军粮，分给了灾民。韩烈的手下有人不服，闹了一场，被韩烈砍了两个。我站在校场上，对那三万兵说：“从今天起，你们的粮，跟灾民一起吃。我谢临，吃最后一碗。你们要是看见我多拿一粒米，砍了我的头。”
没有人再闹。
接着，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查抄了西境三个囤积居奇的粮商。他们的粮仓里，堆着十万石粮，都是等着灾后卖高价的。我把粮全收了，粮商抓了，抄家。
第二件，向朝廷上书，请求免西境三年赋税，开边贸，允许西境与北边的胡人换粮。曹德海压了我的折子，可建昭帝看到了。他批了四个字：“准。自筹。”
第三件，我重新丈量了西境的田亩。西境的地，大半在几个豪强手里。他们不交税，还吞了灾民的田。我把他们的地分了，分给灾民，按亩收税。豪强告到京城，曹德海派人来查。我把查案的人请到灾民棚里，让他看了一天饿死的孩子。他回去之后，什么也没说。
三个月后，西境平了。
不是平乱，是平了人心。灾民有了粮，有了地，回了家。韩烈的兵没有哗变，反而多了两万新兵。西境的老百姓，给我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谢公活我”。
可在京城，我的罪名已经写好了：“私开军仓，收买军心，擅分田地，图谋不轨。”
六、新安
朝廷的钦差到西境那天，我正在田里看水渠。
钦差姓周，是曹德海的人。他带着三百禁军，宣旨：“西境巡抚谢临，擅权乱政，即刻革职，押解回京。”
韩烈站在我身后，手按在刀上。
“谢大人，”周钦差说，“接旨吧。”
周钦差还带来了一道密旨。他压低声音说：“谢大人，朝廷还有一道旨。西境灾民，聚众为乱，着即剿灭。你只要把韩烈和几个带头的交出来，朝廷可以当你没来过。”
我看着那道密旨，上面盖着皇帝的玉玺。我问：“四十万人，都交出来？”
他说：“四十万人里，总有几个带头的。”
我没有接。
“周大人，”我说，“西境的灾民，刚吃上饭。西境的田，刚种上苗。你现在把我押走，他们会怎么样？”
“那是朝廷的事。”
“朝廷？”我笑了，“朝廷给过他们一粒粮吗？朝廷给过他们一分地吗？朝廷给他们的，是‘刁民’两个字，是‘镇压’两个字。现在他们活了，朝廷来抓我了。”
“谢临，你要抗旨？”
“我不是抗旨。”我说，“我是想请周大人，在西境住三天。你看看这里的百姓，看看这里的田，看看这里的兵。三天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抓我。”
周钦差没有住三天。
他在西境住了一天，就跑了。因为他看见，西境的百姓，把我和韩烈的画像挂在门口，当门神。
他回去之后，曹德海下令：西境三州，断粮、断盐、断铁。
朝廷要困死我们。
那天晚上，韩烈来找我。
“谢临，”他说，“朝廷要动手了。你是想等着他们来砍你，还是想干？”
“干。”
“怎么干？”
“我要建一个新国家。”我说，“一个不用割掉自己才能做官的国家。”
韩烈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要当皇帝？”
“不。”我说，“我要建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
“没有皇帝？”他皱起眉头，“那谁说了算？”
“约法说了算。”我说，“你，我，西境的百姓，一起定一部约法。谁犯了法，谁受罚。包括我。”
“老百姓懂什么？”
“老百姓不懂治国，可老百姓懂什么叫活不下去。”我说，“治国的人，只要记住这一点，就不会太坏。”
韩烈想了很久，说：“我听不懂。可我知道，跟着你，有饭吃。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三天后，我在西境的临川城，召集了三州十六县的乡老、士绅、军官、商人，还有灾民的代表。
我站在城楼上，对他们说：
“朝廷不要我们了。它断我们的粮，断我们的盐，断我们的铁。它想让我们死。可我们不想死。我们要活。我们要建一个新国家。”
“这个国家，不叫大雍。它叫新安。”
“新安的第一条规矩：从今往后，做官不用净身。做官的人，可以有家，有老婆孩子，有爹有娘。因为一个连自己的家都不爱的人，不会爱别人的家。一个连自己的根都没有的人，不会替别人扎根。”
“新安的第二条规矩：田，分给种田的人。税，按亩收，收多少，大家定。”
“新安的第三条规矩：从今天起，新安没有皇帝。我们设一个议事堂，三州十六县，每县推两个人，一共三十二个人。大事，议事堂说了算。我谢临，只是第一个执政。五年一换。干得不好，你们可以把我赶下台。”
城楼下，安静了很久。
然后，一个老农喊了一声：“谢公，我们跟你干！”
接着，所有人都喊了起来。
那天，新安立国。
新安二年，我们定了第一部约法。约法只有十二条，刻在临川城门口的石碑上。第一条：人，不得自卖，不得自阉。第二条：田，归种田的人。第三条：官，由议事堂推举，五年一换。第四条：杀人者死，贪赃者罚。第五条：话，可以大声说。
石碑立起来那天，很多老百姓围着看。有人不识字，让我念。我念了一遍。念到“人，不得自阉”的时候，一个老汉哭了。他说，他三个儿子，两个阉了，一个跑了。他说，要是早二十年有这条规矩，他家就不会散。
新安元年，临川的豪强聚众闹事，说分田是“乱政”。韩烈要派兵镇压。我说，不用兵。我把他们请到议事堂，让他们跟灾民代表坐在一起，一条一条地吵。吵了七天，他们自己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田分三等，上等归原主，中等分给佃户，下等开荒。虽然不彻底，可至少没人再饿死。
我知道，这就是治国。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你只能让大多数人活下去。
新安立国的第三个月，韩烈来找我。
“谢临，”他说，“议事堂天天吵，什么事都定不下来。要不，你还是当皇帝吧。你当皇帝，我当大将军，咱们把大雍打下来。”
“你帮我，是为了让我当皇帝？”
“我是个大老粗，我不懂什么约法。我只知道，打仗的时候，得有一个说了算的人。”
“打仗的时候，你说了算。治国的时候，议事堂说了算。”
他瞪着我，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行。可要是议事堂把事情办砸了，我第一个砍你。”
“行。”
七、五年
新安五年。
临川城外的荒滩，变成了稻田。弱水河上修了十二道闸，旱能灌，涝能排。西境的盐井开了，铁炉点了，跟北边胡人的边贸也通了。孩子们在街上的学堂里念书，念的是《千字文》，也念《新安约法》。
我三十岁。
我的头发白了不少，身体也不太好。净身留下的毛病，阴天下雨就疼。我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可我有一个妹妹。谢宁从京城逃了出来，是我托人把她接出来的。她在新安办了第一所女学，教女孩子读书、算账、学医。她嫁给了韩烈的一个部下，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谢念”。
我还有一个干女儿，是灾荒那年捡的。她叫“阿禾”，今年七岁，最喜欢坐在议事堂的门口，听里面的人吵架。
新安不是天堂。
议事堂里，天天吵架。有人想跟大雍议和，有人想打回去。有人想多收税，有人想少收税。有人想让我当皇帝，说“新安不能没有主心骨”。有人骂我是“阉贼”，说“一个阉人，凭什么当执政”。
我由他们骂。
我知道，这个国家还不牢。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随时会摔。可它至少站起来了。它至少让老百姓知道，官是可以不被阉的，皇帝是可以没有的，田是可以自己种的，话是可以大声说的。
大雍那边，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建昭帝老了，病了。曹德海把持朝政，立了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各地的藩王不服，打了起来。西境的新安，反而成了最安稳的地方。很多大雍的百姓，逃到新安来。我们开了边，收了他们。
新安三年，大雍的藩王打进了京城。建昭帝死在宫里，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曹德海一个人。曹德海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龙袍，然后吞金自尽。有人说，他死之前，把玉玺藏在了龙椅下面。也有人说，他把玉玺扔进了井里。我没有去找那块玉玺。我知道，那块玉玺，本来就没什么用。
曹德海死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只信过一个人，就是陛下。他死了，我也没有活下去的道理。”
我把信烧了。我知道，他不是忠于陛下。他是忠于那个没有根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才是完整的。
建昭帝死之前，也给我下过一道密旨。密旨上只有八个字：“朕错了。可朕不悔。”
我把密旨收在匣子里，没有给任何人看。我知道，他不是不悔。他是不敢悔。他要是悔了，他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我想起他在金殿上说的话：“这个国家，是靠这根绳子捆起来的。”我想，绳子断了，国家没有散。散的是他。他到最后，也没有明白，捆住国家的，不是刀子，是人心。
大雍的军队围了临川三个月。城里的粮快吃完了。韩烈说：“突围吧。”
我说：“不突。拖。”
他说：“拖到什么时候？”
我说：“拖到他们自己乱。”
我让人在城墙上架了锅，天天煮肉，香味飘到城外。我又让人把西境分田的告示射进敌营。第三天，敌营里开始有人逃。第五天，逃了一半。第十天，大雍的将军撤了。
韩烈说：“你这招，比打仗还狠。”
我说：“打仗，打的是人心。”
去年，大雍的使臣来了。
使臣是个老头，姓周，就是当年那个来抓我的周钦差。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他看见我，说：“谢执政，陛下……不，大雍的太后，想跟新安议和。”
“议和？”我说，“大雍不是要困死我们吗？”
“困不死了。”他苦笑，“大雍自己快散了。太后说，只要新安不北上，大雍愿意割西境三州，永为藩属。”
“我不要藩属。”我说，“我要大雍废了《净身令》。”
他愣了一下。“这……这是大雍的祖制。”
“祖制也是人定的。”我说，“你回去告诉太后，新安不要她的地，也不要她的臣。只要她废了那条规矩，新安愿意跟大雍通商、通使、互不侵犯。她要是不废，新安就等。等到大雍的读书人，自己不愿意再割那一刀。”
使臣走了。
使臣走之前，我问他：“大雍的读书人，现在还愿意阉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愿意了。去年的科举，报名的人少了七成。”
我笑了。我知道，那条规矩，已经死了。不是被我废的，是被那些不愿意再割自己的人，一点一点地废掉的。
三个月后，大雍的太后下旨：废《净身令》。
消息传到临川那天，我正在田里看稻子。谢宁跑来找我，手里拿着那张抄来的圣旨，说：“哥，废了！废了！”
我接过圣旨，看了很久。
我想起我父亲。他站在囚车里，对我说：“临儿，回去。好好读书。”我想起净身房里的那把刀。我想起顾清之。我想起西境的灾民。我想起那些年，我在官场里看见的每一张脸。
我把圣旨折好，放进怀里。
“哥，”谢宁说，“你哭什么？”
“我没哭。”我说，“风大。”
谢宁的女学里，有三十几个学生。她们学识字，学算账，学接生。谢宁说，等她们长大了，新安就会有第一批女官。
我说，好。
她说，哥，你当年要是没阉，会不会也有一个女儿？
我说，会。
她说，那她一定很漂亮。
我说，嗯。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弱水河边。
河水很宽，月亮照在水面上，白晃晃的。我坐在河堤上，脱了鞋，把脚泡在水里。水很凉。
我想起我二十二岁那年，躺在净身房的小屋里，看着屋顶的瓦缝，觉得这辈子完了。我想起我对自己说，我没有退路了。
可现在，我有一条河。
这条河，是我自己挖的。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往回走。
临川城的灯亮着，一盏一盏的，像地上的星星。城门口，阿禾蹲在那里等我。她看见我，跑过来，说：“干爹，议事堂又吵起来了。韩爷爷说要打大雍，李叔叔说要议和。他们让你去评理。”
“让他们吵。”我说，“吵完了，他们自己会想出办法。”
“那你呢？”
“我回家睡觉。”
她拉着我的手，往城里走。
走到城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月光下，弱水河静静地流着，流过新安的田，流过新安的城，流向我叫不出名字的远方。
我忽然想起父亲那句话。
“官是公器，人不是。”
我这一辈子，没有儿子，没有女儿，没有妻子。可我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它属于那些不用割掉自己就能做官的人，属于那些能守住自己田的人，属于那些敢在议事堂里骂我的人。
我摸了摸怀里那道废令的圣旨，心里说：
爹，我做到了。
这个国家，没有皇帝。它只有一个看门人。
看门人老了，可门还在。
门后面，是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