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地上有四个印子，方的，四个角。
那台机器在那儿摆了六年。我那天回来，印子还在，机器没了。
我叫姜梨，三十四，在老街那家老商场二楼租了半间铺子，做改衣。改裤脚，换拉链，缝校服，冬天接点缝棉袄的活。一楼在装修，围挡挡了大半年，二楼剩七八家，卖窗帘的、修表的、一家做钥匙的，还有一家挂着招牌却没开过门。白天人不多，我一天能接十来单，一单十五到六十，看活儿。改个裤脚十五，换个拉链二十五，缝校服三十，补羊绒衫的袖口要六十，那活得细。
我妈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一九八八年买的，一百八十六块，她攒了一年。发票压在机头底板下面，纸黄了，边上卷起来，字还认得出来。这台机器她踩了三十二年，给我做过校服，做过嫁衣。她走那年我二十八。
她走了以后，我把机器搬回家，搁阳台上。每月初一擦一回，六年，七十二回。擦机器那块绒布还是她的那块，蓝的，洗得发白，边上起了毛。我不用别的布，别的布掉毛，掉在针板上得挑半天。
那天是九月二十六。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我接了单急活，一条婚纱裙摆要收两公分，人家第二天中午就要穿。婚纱是租的，租一天三百，她怕弄坏了赔不起，站在我边上一直看着。我拿粉线画了两道，拆了原来的走线，收进去，重新压边。做到晚上九点多，交活儿的时候那姑娘试了一下，转了个圈，说正好。
我收拾完下楼，走回家要二十六分钟。走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我们家阳台的灯亮着。
上到三楼，门开着，虚掩着，没锁。
魏东升在客厅看电视，脚翘在茶几上，茶几上摆着半盒没吃完的卤味，塑料盒边上有一圈油。
我说，机器呢。
他说，卖了。
我站在门口没动，包还挂在肩上。我说什么机器。
他说，你阳台那台破机器。
我把包放在鞋柜上，走到阳台。
四个印子在那儿，方方正正。机器压着的地方没落灰，四周落了一层，灰的边界清清楚楚，像有人拿粉笔描过。地上有几根线头，红的黑的，是我妈以前缝东西掉下来的，我每回擦都扫不出来，卡在瓷砖缝里，得用指甲抠。
我蹲下去，抠那根红线头。
抠到一半，眼泪掉下来了，砸在瓷砖上，砸出一个深一点的小圆点，一会儿又干了，只剩一个白印子。
魏东升从客厅过来，站在阳台门口，手里还捏着遥控器。电视里的声音一直在响，是个卖药的广告。
他说，一台破机器，你哭什么。
我那时候蹲在地上，背对着他。我听见他这句话，跟电视里的声音混在一块儿，两个声音都是平的。
我说，你把它卖哪儿了。
他说，楼下老骆那儿，收废品的，二百块。
我说，二百块。
他说，二百块还少啊。那玩意儿铁疙瘩，锈成那样，皮带都裂了，人家还愿意拉走。你要是舍不得，你早说啊，你早说我至于吗。
我站起来，回屋，坐在那张吃饭的桌子边上。桌子是结婚那年买的，七年了，桌角磕掉一块漆，露出底下的白。
我说，那是我妈的东西。
他说，我知道是你妈的东西。可你妈都走六年了。一台机器搁阳台上，晒得漆都裂了，下雨还往里飘，你说留着干啥。
我说，占你什么地方了。
他愣了一下。
阳台六平米，机器占不到一平米，靠着西墙摆着，人还能过去。他这话跟占地方没关系，我心里清楚。可那会儿我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回事，嘴里就一句“占你什么地方了”，说完自己都觉得没劲。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他把那半盒卤味吃完，盒子扔进垃圾桶，进屋睡了。他打呼，隔着墙能听见。我坐在客厅，灯没开，一直坐到十一点多。
后来我才知道，那台机器不是他要卖的。
是他妈要封阳台。
吴桂芬，我婆婆，九月二十几号来家里，站在阳台上看了半天，说这块地方好，朝南，光足，封起来给娜娜做直播间正好。娜娜是我小姑子魏娜，二十七，做直播带货，在城南租了个地下室，一个月八百。地下室不隔音，她一开播就喊“家人们”，隔壁那家有个孩子要中考，投诉过三回，物业上门说过两回。
我婆婆说，把那些破烂清了。一台锈机器搁这儿像什么样子，客人来了看见，还以为我们家收破烂的。
魏东升说，妈，那是姜梨她妈的东西。
我婆婆说，她妈的东西她妈自己怎么不搬走。
这话是在我上班的时候说的。我那天接了单校服，二十件，一个小学六年级的班要拍毕业照，家长凑钱做的。我做到晚上八点，回家机器已经没了。
魏东升不是坏人。这一点我得说清楚，不然后头的账算不明白。他不打人，不骂人，钱也交给我管，每个月发工资当天转过来，一分不差。他不抽烟，喝酒也就是一顿两瓶啤酒。他做旧房翻新，接的都是老小区的单子，铲墙、刮腻子、换水管、走线，天天跑工地，眼睛里全是拆和装。什么东西到他手上都先过一道秤：占地不占地，值不值几个钱，扔了心不心疼。
我在那道秤上，跟那台机器是一档的。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铺子。我在公交车上翻他的转账记录。
我们俩的钱不算分得太清，他转给我我就存着，家用从里头出，一个月三千五，水电燃气物业都在里头。我翻到九月二十六，下午四点十七分，有一笔转出，二百块整。
收款人是魏娜。
备注写着两个字：废品钱。
二百块。我妈攒了一年买的一百八十六块，她踩了三十二年，我擦了七十二回，最后成了二百块整，转给了他妹。
我把那笔记录截了图，存在手机相册里，建了个文件夹。存完了我自己想，我存这个干什么，我又不打算去告他。
我后来又翻到魏娜那天晚上八点多发的一条朋友圈。一张加油站的照片，油枪插在油箱口，油表上的数字跳着。配了一句话：谢谢哥的支援，家人们明天直播见。
底下十七个赞，四条评论，有一条是：哥真大方。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着窗外。那趟车走环城路，一路都是新楼盘，塔吊的灯在夜里一闪一闪，红的。
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二百块，加进她那个油箱里。她那车是二手的飞度，这二百块够大半箱，够她往城南跑小半个月直播。我妈那台机器，够踩三十二年。
这两笔账不在一个秤上。
那天我去了我妈以前住的地方。
我妈住在城西的一个老家属院，纺织厂的宿舍，三楼，两室一厅，六十四平米。她走了以后房子空着，我没卖，也没租，一个月去两回擦擦灰。那天我进门，屋里全是灰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像旧布放久了。
客厅墙上还挂着她的照片。相框是木头的，她穿着那件藏青的确良衬衫，头发烫过，笑得眼睛眯着，牙露出来两颗。那是她六十六岁那年照的，在我舅家，她那天高兴。
她叫周桂英，一九五二年生，二〇二〇年走的，肺癌，从查出来到人没了，四个月。三月查出来的，七月十六号走的。
她在纺织厂待过十一年，挡车工，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后来厂子效益不行，放假，她出来在家接活。改裤脚，缝校服，做棉袄，做嫁衣。那台蝴蝶牌就是她接活以后攒钱买的，一九八八年，一百八十六块。
那会儿她一个月挣四十几块。
我小时候最熟的声音就是那台机器的声音。踏板一下一下，机头哒哒哒，走线的时候她右手推着布，左手扶着，身子往前倾一点，眼睛盯着针脚。冬天的时候她让我坐在她腿边上的小板凳上，脚不许乱伸，她说别动，扎着手。夏天她给我做过一个纱布的小兜，装冰棍，兜底下垫一块塑料布，怕化了流到衣裳上。
她给我做过一件红底白点的连衣裙，六岁那年夏天，领口是圆的，袖子泡泡的。做过一件蓝校服，初中，袖口磨破了她补过两回。做过一件呢子大衣，我二十六岁上班那年，深灰的，双排扣，扣子是她从旧货摊上挑的，一颗一颗配的颜色。做过一件嫁衣，我二十七岁出嫁，红的，领口是她自己盘的花扣，盘了三天，盘坏了两个，第三个成了。
还有一件没做完。
那天我在她屋里坐到中午。我什么也没干，就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走的时候我锁了门，站在楼道里想，那件没做完的，是什么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我记忆里她就说过一句“妈给你做件厚的”，别的想不起来。
我下楼，走到院门口，又回去了。
我进了她的屋，打开她那个大衣柜。衣柜是老式的，两扇门，里头分三格，上头放被褥，中间挂衣裳，下头两个抽屉。她走了六年，我每次来擦灰，衣柜从没打开过。
下头那个抽屉，左边那个，卡。得往上抬一下才拉得出来。
我拉开了。
里头是一叠布。最上头是一块花布的，卷着，用一根布条系着。我把它拿出来，放在床上，解开。
花布底下还有一块。
藏青色的确良，五尺，叠成四折，压得平平的。布上有一道粉线画的印子，画到一半，从布的一头画到中间，断了。
粉线旁边压着一张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上带着撕的毛口。
我打开。
上头是我妈的字，圆珠笔，蓝色，下笔重。
“厚袄，面五尺，里四尺，丝棉一斤二。肩三十七，腰二十一，袖长一尺七，衣长二尺一。领口圆的，扣五颗。”
底下还有一行，字小一点，像是后加的。
“梨不爱高领。领口低一寸。”
我拿着那张纸，坐在她的床上，坐了很久。
窗外是纺织厂老家属院的院子，有人在楼下晾被子，竹竿敲在栏杆上，当当响。
她把布买回来了。她把尺寸记下来了。她把粉线画上了。
她不是忘了。
那台机器后来我赎回来了，这是后头的事。那天我从她屋里出来，把布卷好，把纸折起来放在包里，锁了门。
我去楼下找老骆。
老骆收废品收了十四年，一辆三轮，车上挂着个喇叭，循环放“收——旧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他就住在老商场后头那条巷子口，租的门面，二十平米，一半堆纸壳，一半堆铁，门口常年摆着一台坏掉的洗衣机，谁也不知道那台洗衣机是收来的还是他自己家的。
我到他那儿是下午三点。他正在称纸壳，一捆一捆往秤上搬，秤是老式的杆秤，后头换成电子的了。
我问他，九月二十六下午，你是不是从我家里拉了一台缝纫机。
老骆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
他说，是有这么一台。
我说，卖哪儿了。
他说，旧货市场，小樊那儿。
我说，你给了多少钱。
他说，二百。
我说，那机器还能用，皮带裂了一根，换一根就能踩。
老骆把秤上的数字念了一遍，八十六公斤，记在账本上。他记完了才说话。
他说，姑娘，我这儿论斤。铁四十斤，一斤五块，二百，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你那机器要是新的、能通电、有人指名要，那另说，那是旧货的价，不是废品的价。锈成那样，谁买回去还得修，修的钱比机器贵，那它就是废铁。
我说，那是我妈妈的机器。她踩了三十二年。
老骆把账本合上。
他说，姑娘，我收废品收了十四年。人家给我拉来他妈的机器，我也这么称。这不是心狠，这是行当。我要是每样东西都问一句这是谁的，我一天收不了十家。
他停了停，又说：
你要是真舍不得，你去旧货市场找小樊。他九月二十七收的，他要还没卖出去，你花钱赎回来。
我说，你卖他多少钱。
他说，八百。
我说，八百。
他说，我二百收，八百卖，中间六百是我的车钱、我的力气、我压着那两天没地方搁。他挂多少我就不知道了，那是他的事。
我站在巷子口，太阳晒得我脖子发烫。老骆的三轮就停在边上，车斗里还剩几根铁管子，压着一块编织布。
我妈那台机器，从我家阳台到老骆的车上，二百块。从老骆的车上到旧货市场，八百块。
我谢了他，转身就走。走到巷子口他又喊了我一句。
他说，姑娘，你那机器要真在小樊那儿，你别急着掏钱。你先看机器在不在，再谈价。你要是一进门就说那是你妈的，他能挂到五千。
我说，我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
旧货市场在城北，一片大棚，六个棚连在一起，卖旧家具、旧电器、旧瓷器、旧书，还有两家卖旧衣裳的。我坐了两趟公交，到的时候快五点了，棚里的灯一半没开。
我找了一个半钟头。问到第三家的时候，一个瘦高个男人从柜台后头出来，手里拿着个抹布。
他说，找小樊？我就是。
我说，九月二十七号，你是不是从老骆那儿收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小樊想了两秒，说，是有一台。你来晚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说，卖出去了？
他说，没卖出去。
他从柜台后头绕出来，带我走到大棚最里头。那台机器就摆在那儿，摆在一张旧八仙桌上，机头擦得发亮，黑漆上映着大棚顶上那盏灯的影子。压脚还在，针板还在，机头上那块商标还清楚，一只蝴蝶，两个翅膀张着，翅膀上的漆有点掉了。
它比我记忆里干净。它在我家阳台上六年，风里晒着，落着灰，我一直没舍得使劲擦，怕擦掉漆。
机器旁边立着一块纸牌，纸牌上写着三个字：两千八。
我说，两千八？
小樊说，两千八。
我说，你从老骆那儿收的八百。
小樊笑了。
他说，姑娘你懂行啊。八百是我收的价，两千八是我卖的价，中间那两千，是我擦的，是我修的，是我给它上了油的，是我摆在这大棚里等着人来问的。这大棚一个月租金两千六，我摊到每一件货上，一天得卖出去一件才不亏。你嫌贵，你去别家找，找不着。蝴蝶牌这个成色的，市面上少，八八年那批的机头，铸铁的，现在的机器都是塑料壳子。
我说，它原来是我的。
小樊脸上的笑收了一半。
他说，你等等。
他蹲下去，把机器往自己这边转了半圈，看机头底下，又看踏板，还伸手摸了摸皮带。他看了一会儿，抬头。
他说，机头底下有个压痕，方的，四个角。踏板左边缺一小块，是磕的，磕的口子上还有一点红漆，不是机器本身的漆。这机器你搁阳台上了吧，晒过，漆有点发乌，可我擦过一遍就好了。
我说，是。搁了六年。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说，那你早说啊。
我说，早说什么。
他说，早说这机器是你家的，我至于跟你磨这半天价。我一天到晚听人说“这东西原来是我的”，十个有九个是想砍价。你这不一样，你能说出踏板上的红漆。
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张手写收据，是九月二十七号的，写着“旧缝纫机一台，八百”。他把收据推过来。
他说，八百，你拿走。我不赚你这钱。
我说，两千八是你自己挂的。
他说，挂着是给别人看的。你来了，那就不是给别人看的了。
我说，那我给你一千。
他说，八百。多一分我不要。你要非给，你把机器抬回去好好搁着，别搁阳台了，它怕晒。
我掏出手机，转了八百。
小樊把收据撕下来给我，又找了块旧毯子，帮我把机器包好，抬到门口给我叫了辆货拉拉。他抬的时候很小心，一手托机头，一手托底座，说这机器不能横着放，得竖着，横着放机头的油会渗出来。
他说，这机器你回去搁屋里。你要是还想让我擦，你随时抬来，我不收你钱。
我说，你怎么这么讲理。
他说，我这行讲理的活得长。
我上了车，坐在副驾，机器用毯子包着搁在后座，安全带从我这儿拉过去扣上。
车开出去一段，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大棚。小樊还站在门口，冲我抬了下下巴。
那天晚上我把机器抬回家，抬到十一点。魏东升十点就睡了，我进门的时候他翻了个身，说了一句你搞什么。
我说，我把机器赎回来了。
他坐起来，开了床头灯。
我说，八百。
他把灯关了。
黑暗里他说了一句：花八百买堆废铁。
我没接话。我把机器搬到客厅，摆在窗户底下，拿毯子盖着。我坐在地上，靠着那台机器，坐了一会儿。机器的凉气透过毯子传到我后背上。
机头上有个抽屉。
这事我以前知道，可我从没打开过。抽屉在机头右侧，比手掌大一点，木头做的，上头有个小铜扣，扣着。钥匙不在机器上，我小时候问过我妈，她说钥匙在笸箩里，就没再说了。
我妈的针线笸箩我一直收着，竹编的，边上磨得发亮，里头有顶针、剪子、皮尺、几卷线、半盒别针，还有一小块蜡，是用来给线打蜡的。那天夜里我把笸箩端出来，一样一样往外拿，摆在地板上。
拿到底下，有一把小铜钥匙，用一根红线拴着。红线打了两个结，第一个结紧，第二个结松，像是拴好了又调整过。
我把机器上的毯子掀开，插上钥匙，一转。
抽屉开了。
里头没有钱，没有首饰，没有照片。
只有一张纸。
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跟衣柜里那张一样，边上带着撕的毛口。纸对折了两回，折痕都发白了。
我把纸展开。
上头是我妈的字。她的字不好看，写得横不平竖不直，一笔一笔很慢。
四行。
第一行：梨，六岁，肩二十三，腰十九，长一尺二。
第二行：梨，十六，肩三十六，腰二十一，长三尺。
第三行：梨，二十六，肩三十七，腰二十二，长三尺二。
第四行：梨，二十八，肩三十七，腰二十一，该做件厚的。
我盯着最后一行看了很久。
二十八。我妈走那年我二十八。她查出来是那年三月，走的七月。她给我量尺寸的时候，已经是查出来以后了。
我记得那年春天她从医院回来，坐在窗台底下给我量。她让我站直，别吸气，手放下。皮尺从我肩膀上绕过去，她低头看数字，念了一遍，三十七。她又量腰，念了一遍，二十一。她拿笔记在一张纸上，说，梨啊，妈给你做件厚的。
我说，妈你别做了，你歇着。
她说，妈做完这件就歇。
她那天穿的是那件藏青的确良衬衫。她量完了以后，把皮尺挂在脖子上，坐在那儿喘了一会儿。她喘的时候手扶着窗台，指甲抠进木头缝里。
我说，妈你手怎么了。
她说，没怎么，老了。
那件厚的，我一直以为她没来得及做。
原来她把该记的都记了。尺寸记在机头那个抽屉里，布和裁剪的画线记在衣柜那个抽屉里，钥匙拴在她的针线笸箩上。
她把那张纸折了两回，放进抽屉，扣上铜扣。然后她走了。
我在客厅地上坐着，机器在我边上，抽屉开着，那张纸在我手里。窗外的路灯照进来，纸上有一道亮的斜杠。
我没哭。我哭过一次了，在阳台上，那天他问我哭什么。
我把纸按原来的折痕折回去，折了两回，放回抽屉，扣上铜扣。我把毯子重新盖在机器上，把笸箩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放回去，蜡放最底下，皮尺盘好搁在剪子边上。
第二天是十月一号，我婆婆来了。
她来是为了阳台。她站在阳台上，比着尺寸说话，说这块封起来，里头打两排架子，娜娜的补光灯搁这边，货搁那边，正好。她说封阳台得花三千八，找的是小区门口那家做门窗的。
她说，你那台机器呢，怎么搬屋里去了。
我说，在客厅。
她说，客厅多占地方。
我说，它不占地方。
她看了我一眼。
她说，姜梨啊，不是我多说你。你妈走了六年了，一台机器你搬来搬去的，东升天天跑工地回来，看着心里也不舒坦。你把它搁阳台不就完了，风吹雨淋的，谁也不碍着。
我说，妈，那台机器我赎回来的。
她说，赎回来？谁卖的？
我说，东升卖的。二百块。
我婆婆的脸当时就变了。
她转身冲屋里喊：东升！
魏东升从屋里出来，手上还拿着手机，屏幕上是个游戏的界面。
我婆婆说，你把人家她妈的东西卖了？
魏东升说，妈，我不是说了吗，那玩意儿锈了，占地方——
我婆婆说，占地方？那是她妈的东西！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没说。
我婆婆骂了他十来分钟。她骂的是他不懂事，是他不长记性，是他上回把她那个樟木箱子也差点卖了，说他从小就这样，看见什么值钱的就想处理掉。她骂得挺凶，一句一个“我们家”，说我们家不兴这样，说我们家做人得有数，说人家姜梨她妈走了你就该多照顾着点。
可她从头到尾没问过我一句：那台机器现在在哪儿。
她也没问：你花多少钱赎回来的。
她也没问：你妈给你留了什么。
她骂完了，转过身，跟我说，姜梨啊，你也别往心里去，东升他就那样，嘴没个数，心是好的。这事过去了啊。
我说，妈，过去了。
那天下午魏娜来了一趟。她是来量阳台尺寸的，拿着手机在那儿比划，一边比划一边说话。她那天穿的是一件新裙子，标签还没拆干净，领口那儿别着一个别针。
她说，嫂子，我跟你说，我这直播间要真弄起来，家人们一个月给我刷个几十万不成问题。上回有个姐姐给我刷了三百块的礼物，就为了让我试一件外套。
我说，嗯。
她说，哎对了，你那台机器是不是被我哥卖了？
我说，是。
她说，他跟我说了，二百块，他还给我转了。我拿去加了油。嫂子你别生气啊，那机器我看着也是真不能用了，皮带都裂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机举着，摄像头对着阳台。
我说，娜娜，你在录？
她说，没录，我拍个尺寸。
晚上我刷到她一条视频。
视频里是我家阳台，四个印子在镜头底下，方方正正，灰的边界清清楚楚。她的声音在上头说：家人们，我哥把我嫂子她妈留下的缝纫机二百块卖了，钱转给我加油了。我嫂子哭了一晚上。你们说我哥是不是缺心眼。
底下三百多个赞。
评论区第一条是：姐姐你笑得挺开心的啊。
第二条是：机器呢，找回来没有。
第三条是：二百块也太少了，那机器就算废铁也不止。
魏娜回了一条：找回来啦，我嫂子花八百赎的，笑死。
笑死。
我把手机放下，去阳台看了一眼那四个印子。灰又落了一层。
第二天下午我没去铺子，我去了城南。
魏娜租的那个地下室，我打听了两回才找着。在一条巷子的最里头，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一个我记不住的名字。下三级台阶，一道铁门，门缝里透着粉色的光。
我敲门的时候，里头正在直播。
我听见她的声音，隔着铁门，闷闷的：家人们家人们，这件真的绝了，我给你们转一圈啊——
我等她说完一段。里头安静下来，像是在看弹幕。我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
魏娜看见是我，愣了一下，脸上跟着堆起笑。她那天化着全妆，眼睛上头亮闪闪的，头发夹了个大夹子。
她说，嫂子？你怎么来了。
我说，进来一下。
她让我进去。地下室不大，二十来平米，一面墙是补光灯，一面墙挂着衣裳，中间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三部手机，一部对着她，一部对着货，一部立在那儿放音乐。
我说，你把那条视频删了。
她的笑停在脸上。
她说，哪条啊。
我说，我家阳台那条。三百多个赞，两万多播放，你说我哭了一晚上，你说笑死。
她低下头，去翻手机。她翻到了，看了一眼，又抬头。
她说，嫂子，那就是个段子。我直播间天天发段子，家人们爱看这个，家长里短的，谁家没点事啊。
我说，那件事是我妈的机器。
她说，我知道啊，可——
我说，你知道那台机器是我妈留下的。你知道我妈走了六年。你知道那二百块转给了你，加了箱油。这些你都知道。你还拍下来，发出去，让两万人看，让两万人笑。
魏娜把手机放下了。
她说，嫂子，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当真。
我说，我不是当真。我是来告诉你，那是我妈没做完的一件活。
她没说话。
我说，那台机器的抽屉里，有一张我妈给我记的尺寸纸。她记到我二十八岁那年，最后一行写着，该做件厚的。她走那年我二十八。那件厚的，她布买了，裁了一半，画线画到一半，人没了。
我说，你那条视频底下，有人问机器找回来没有。你回了一句，花八百赎的，笑死。
魏娜的眼睛往别处瞟了一下。
她说，我那会儿……我没想那么多。
我说，我知道你没想那么多。你从来不想。你哥卖那台机器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妈让我把机器搁阳台上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你们一家人都不坏，你们就是不想。
她站在那儿，手指头绞着衣角。
我说，删了吧。
她拿起手机，点了几下。
她说，删了。
我说，我看一眼。
她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那条视频的位置空了，往下滑，是别的内容，卖衣服的，卖零食的，没有我家阳台那四个印子。
我把手机还给她。
我说，娜娜，你不是坏人。
她抬起头看我。
我说，你就是不知道那台机器是什么。现在你知道了。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铁门那儿，她在后头喊了一句。
她说，嫂子，那八百块，我还你。
我说，不用。
她说，那……那我给你打件毛衣吧，我这儿有毛线。
我笑了一下。那是那天我头一回笑。
我说，你会打毛衣吗。
她说，我不会，我学。
我说，那你先学会踩机器再说。
我上了三级台阶，走出巷子。天快黑了，巷口有个卖烤红薯的，炉子里的炭火明明灭灭。我买了一根，拿在手里，烫。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没有吵。我没有摔东西。我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去铺子干了一天的活，接了十二单，改了六条裤脚，换了两个拉链，缝了三件校服，还给人补了一件羊绒衫的袖口，那件最难，补了四十分钟，得拿跟原色一样的线，一针一针挑着补，补完了看不出痕迹才算成。
晚上九点我回家，开始收拾。
我收拾得很慢。衣服我一件一件叠，叠好放行李箱。锅碗我洗了，擦干，倒扣在橱柜里。我妈给我做的那件红底白点的连衣裙，我六岁那年的，早就小了，我叠起来，放在最底下。那件呢子大衣，那件嫁衣，我都带走了。装嫁衣的布袋是我妈自己缝的，粗布的，边上纳了一圈线，压在最下面。
我拿走的四样东西：那台机器，两根旧皮带，那块绒布，那张尺寸纸。
皮带还挂在阳台的钉子上，我妈用了三十二年，换过两根，旧的没扔，她说皮带是好东西，扔了可惜。绒布在洗衣机上头。尺寸纸在抽屉里。
还有那块藏青的确良，和那张画线的纸。这两样是从她屋里拿回来的，本来也不在这家里。
家里的东西我一样没动。电视是他的，沙发是他的，那张磕掉漆的桌子是我们俩的，我也不要了。冰箱里还有半棵白菜，两个鸡蛋，我留着没拿。
走的时候是十月十四号，凌晨五点半。天没亮，楼道里的声控灯得跺一下脚才亮。
我把机器抬下楼，抬了三趟才抬完，机头和底座分开抬，踏板单独拿。我叫的车在楼下等着，师傅帮我把东西码好，问我搬哪儿。
我说，老街。
我上楼拿了最后一趟，是那块绒布。
关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阳台。
四个印子在那儿。灰落了十八天，比那天更清楚一点，四个角都积出了一道浅边。
我把灯一盏一盏关了。卧室的，厨房的，客厅的。阳台那盏最后关，关之前我站在底下看了一眼那四个印子。
我搬到老街来了。租了一间带阁楼的平房，一个月一千四，前头能摆机器，后头隔出来能睡人。离我铺子走路六分钟。房东是个老太太，八十了，一个人住楼上，楼下这空了两年。她跟我说了三遍：别半夜踩机器。我说好。
搬进去那天我把机器摆在窗户底下，摆正了，四个脚压在地上。我拿绒布擦了一遍，通上电，踩了两下。
哒哒哒。
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坐在凳子上没动。
它还能用。
我在巷尾找了于师傅。
巷尾有个铺子，于师傅，做了一辈子裁缝。他今年七十三，铺子只有六平米，一台机器，一个人，墙上挂着软尺和一把大剪子。他不接改衣的单，只做整件，量尺寸、裁、缝、锁边，一套下来至少二十天。他一个月最多接两件。
于师傅话少。你进去他不招呼，你说话他不接，等你说完了他抬头看你一眼，问一句：做什么。
我是十月二十号去的。我把那块藏青的确良摊在他的案板上，把那张画线的纸也摊开。
我说，师傅，这块布是我妈裁的，她裁到一半人走了。我想把它做完。
于师傅把老花镜戴上，低头看那块布。
他看了很久。他伸手摸了摸布的边，又摸了摸粉线画的地方。
他说，这布是我匀给她的。
我愣住了。
我说，什么。
他说，一九八几年，我在纺织厂后街开店，她那会儿刚从厂里出来接活。她手上没有布，客人拿布来她就做，客人不拿她就干等着。有一回她接了件活，客人跑了，布留下了，她来找我，问我这布能不能改成两件。我说能。她问我改两件要多少布，我说五尺。她身上没带钱，我给她赊的。
他停了停。
他说，后来她还了我布，还了一尺半，多出来的算利息。我说不用，她说得算。她这人算得清。
我说，您认得我妈。
他说，认得。周桂英。她那手艺在这一片是有名的，锁边锁得齐，盘扣盘得正。她不接嫁衣以外的活儿，她说别的活儿赶工，赶工的活儿做不好。
我说，她给我做过嫁衣。
他说，我知道。那件嫁衣的花扣她盘了三天，第三天她来找我，问我第三个扣子怎么盘才不翘。我教了她。
我站在那儿，手里还捏着那块布。
于师傅把布拿起来，对着光看。
他说，这块布放久了，边上有点脆。你要做，得把边剪掉两分。
我说，能做完吗。
他说，能做完。
他把布放下，看着那张画线的纸。
他说，这画线是她最后画的吧。
我说，您怎么知道。
他说，线的末尾断了。断得急，不是画完了收的手，是画到一半停的。她这个人画线从来是一笔画到头，她要是画完了，末尾会有一个回勾。
我说，她是查出来病以后画的。
于师傅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案板上。
他说，那年春天她来过我这儿。三月底。她说她手上没劲了，剪子握不住，问我有没有轻一点的剪子。我给她找了一把，是老式的，铜的，比钢的轻三两。她拿走了，说下回给我钱。
我说，她给了吗。
于师傅说，没给。
他停了一下。
他说，她那回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说，于师傅，我有件活儿做不完了。
我说，您说什么了。
他说，我说，做不完就搁着，别硬做。
他又戴上眼镜。
他说，她那年七月走的。八月她妹妹来找我，说姐姐留了把剪子在我这儿，问我还记不记得。我说记得。她说那就搁你那儿吧，她说过要还你钱的，她没还上，剪子抵了。
我说，那把剪子还在吗。
于师傅转过身，从墙上挂着的工具里拿下来一把。
铜的，老式的，剪子把上缠着胶布，胶布黄了。
他说，在这儿搁了六年。你要拿走吗。
我说，我拿不走。
他说，那就搁着。
我那天没让他做那件袄。我把布卷起来，带走了。
我在铺子里坐到晚上十点。
魏东升找到我这儿来，是十月底。
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穿着一身干活的衣裳，裤腿上还有腻子粉，鞋边上有一道白。
他说，姜梨，回家吧。
我说，不回。
他说，我妈说了，那事是她不对，她给你道歉。
我说，你妈没跟我说这话。
他说，她让我带话。
我说，那你带回去吧。
他站了一会儿，把水果放在门口的石阶上。
他说，你至于吗。一台机器。
我说，你进来看。
他进来了。他站在窗户底下，看着那台机器。机器擦干净了，机头上盖着我买的新罩子，蓝布的。
我说，你看见那个抽屉了吗。
他说，看见了。
我说，你打开过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跟我过了七年，你一回都没打开过。
他没说话。
我把抽屉拉开，把那张纸拿出来，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他看得很慢，看完第一行又看第二行。他的手指头压在纸边上，指甲缝里还有腻子粉，洗不掉的那种。
他看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手停住了。
“二十八，该做件厚的。”
他说，这是什么。
我说，我妈给我记的尺寸。六岁、十六岁、二十六岁、二十八岁。她走那年我二十八。
他说，那这件——
我说，没做。布买了，裁了一半，画线画到一半。她手里没劲了，剪子握不住。
他把纸还给我。他站在窗户底下，眼睛看着地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有这个抽屉。
我说，你也不知道那台机器是我妈攒了一年买的，一百八十六块，她那会儿一个月挣四十几块。你也不知道她踩了三十二年。你也不知道我一个月擦一回，擦了七十二回。你只想知道它占多大地方、值多少钱。
我说，二百块，你给了。八百块，我赎回来了。这两笔账你都记着吗。
他说，记着。
我说，那你走吧。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他说，姜梨，那张八百的收据，原件你收好，别弄丢了。
我说，收着呢。
我关上门。我坐回机器跟前，把那张纸折了两回，放回抽屉。
后来小樊跟我说了几件事，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老骆也说过一回。
魏东升那个旧房翻新的单黄了。城东一个老小区，三户连着的，本来十一月初开工，他垫了材料钱，水泥、腻子、水管、线，两万三，结果人家业主临时改主意，找了别的队，说人家给的价低一千五。垫进去两万三，只回来六千，还是他天天去堵人家门口堵回来的。
他抵押房子那事也没成。银行说他征信上有一笔没结清，卡了半个月，等他结清再去，人家说政策变了，额度降了三成，他不肯，谈崩了。
他妈那边翻了脸。吴桂芬十月底住院，胆囊的事，做手术那天魏东升在跑工地，手机调了静音，搁在车里。等他到医院，他妈已经推进去了。他姐在走廊上骂了他半个钟头，说你这个家还回不回了，说妈手术你都不来，你还算个人吗。
魏娜那条视频删了。删的时候已经有两万多赞，评论区里有人把她家地址扒出来了，有人给她发私信，还有人做了个合集。她那阵子不敢开播，直播间停了一个礼拜，掉了八百多个粉。
封阳台那事也没成。做门窗的来过两回，量了尺寸，第二回来说小区物业不让封，说影响外立面，得交保证金，还得全体业主签字。吴桂芬为这事跟物业吵了一架。
这些我都是听说的。我没问，也没打听。
我只知道一件事：他跑了三趟巷尾。
十一月初，于师傅跟我说的。我问他，魏东升怎么找着您的。于师傅说，他挨家问的，从巷头问到巷尾，问了半条街。
于师傅说，头一趟他来，问我，师傅，我想学做件棉袄。我说你会踩机器吗。他说不会。我说你先学踩。
第二趟他来了，说他踩了半个月，能走直线了。我让他上手试。他踩的时候手在抖，布推着推着就走偏，一条线歪到布边外头去了。我把布抽出来，说你这手做不了活的。
第三趟他来了，带了布。蓝底碎花的，三十块钱一米的那种。他说师傅你教我做，我给钱。
于师傅说，我没收他的钱。
我说，那您教他了吗。
于师傅说，教了。量尺寸我教他，裁我教他，走线我教他，上袖子我教他。他自己回家做。
我说，做出来了吗。
于师傅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
他说，做了三件。三件都是坏的。
我说，怎么坏的。
他说，头一件袖子装反了，左袖子装到右边去了，他自己没看出来，装完了才发现。第二件领口开得太低，低过了锁骨，他画线的时候画错了一寸，剪下去才知道。第三件袖子装歪了，左袖比右袖高出一公分多，面子和里子也没对齐，下摆一边长一边短，差了将近两公分。
我说，他怎么说的。
于师傅说，第三件做完他坐在我这儿，坐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他走的时候问我一句话。
我说，问什么。
于师傅看着我。
他说，他问，师傅，做一件衣裳，得记多少个尺寸。
我说，您怎么答的。
于师傅说，我说，你自己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十一月底，魏东升抱着一件东西来我这儿。
一件棉袄。蓝底碎花的布，领口是圆的，扣子钉了五颗。
他把棉袄放在机器上。
他说，姜梨，你看看。
我拿起来。
袖子是歪的。左袖子装上去的位置比右边高了一公分多，肩缝那儿起了褶。里子跟面子没对齐，下摆一边长一边短，差了将近两公分。扣眼是手工锁的，锁得歪歪扭扭，第二颗那颗还开了线，线头耷拉着。
我把它翻过来。
里子上有一道粉线画的印子，是他自己画的裁线，画歪了，没擦。粉线的印子洗不掉，得拆了里子才能看不见。
我说，这是给谁做的。
他说，给你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
是那张纸的照片。四行，我妈的字，最后一行“二十八，该做件厚的”。
他说，你那天给我看了，我记住了。我回去找于师傅，让他按这个尺寸给我裁。于师傅说尺寸是六年前的，人变了，得重量。我说重量不了，她不让我碰皮尺。
我说，那你就照六年前的做。
他说，我就照六年前的做。
我把棉袄放回机器上。
我说，我做完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
是一张发票。一九八八年，一百八十六块，蝴蝶牌缝纫机一台。
他说，我抬机器下楼那天，底板底下掉出来一张纸，就是这张发票。我捡起来看了一眼，拿手机拍了张照，又把纸塞回底板底下了。那会儿我想的是，拍一张留底，万一老骆称的时候把纸也算斤两。后来我照着照片跑了一趟旧货市场，找到一家卖旧票据的，人家给我做了一张，说这不算造假，就是复刻，纸是老的，字是新描的。
我说，你补它干什么。
他说，你那张纸都黄了，字快看不清了。我想着给你留一份清楚的。
我拿着那张复刻的发票，看了很久。
一九八八，一百八十六。字描得挺像，可我看得出来，那个“八”字的收笔，我妈写的时候是往上挑的，这张是平的。
我说，魏东升。
他说，嗯。
我说，你把这张拿走。
他愣了。
我说，我妈那张我不给你，你复刻这张我也不收。你要是真想留个念想，你回去自己记着。
他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放回口袋。他折的时候很小心，沿着原来的折痕折。
他说，那件棉袄——
我说，你拿回去。你给谁做都行，别给我做。
他说，我给你做的。
我说，我知道。
他抱起那件棉袄。他抱的时候很小心，一手托着领口，一手托着下摆，跟小樊抬机器那个姿势一样。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姜梨，那台机器，我赎不回来了。
我说，机器在我这儿。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说的是别的东西。
他走了。
开春，我把铺子扩了。
老商场二楼西边那半间空了三年，房东一直租不出去，那间屋子朝北，白天也得开灯。我跟他谈了两个月，谈下来一千二一个月，加我原来那半间，正好一整间。一楼的装修完工了，围挡拆了，二楼的人也多了两家，一家卖毛线的，一家做绣花的。
我打了三排架子，一台锁边机，一台平车，还有一张长桌。长桌是靠窗摆的，白天光足。
我招了个徒弟。
小满，二十二，家在隔壁县，职高学的服装，毕业以后在服装厂干了两年，流水线，一天踩八个钟头，踩到手麻，晚上拿筷子都拿不稳。她来我这儿是一个下雨天，进来浑身湿了一半，问我，姐，你收徒弟吗，我不要工资，你管饭就行。
我说，管饭我管不了，工资按件算，头三个月一半，学会了给全份。
她说，行。
她第二天就来了，带了一个塑料桶，桶里是一床被子和两件换洗衣裳。我说你住哪儿。她说她租了个床位，一个月三百，在网吧楼上。
我把那台蝴蝶牌摆到长桌边上，摆在窗户底下，四个脚压在地上。它现在不用了，锁边机和平车干活比它快。可我每天早上开门第一件事，是拿那块绒布擦一遍机头。
小满问我，姐，这台机器还能用吗。
我说，能用。
她说，那你怎么不用。
我说，这台机器不是用来干活的。
她听不懂。我也不解释。
上个月我教她踩。我先让她空踩，不给布，就练脚上的劲，踏板一下一下，走匀了再上布。她头一天踩得急，线都断了三回，第二回断线的时候她自己急哭了，说姐我在厂里从来没断过。我说厂里的机器跟这台不一样，这台是八八年的，你得顺着它。
第二天她慢下来了。
第三天她踩出了一条直线。
我从抽屉里把那张纸拿出来，摊在长桌上。
我说，小满，你量量我的尺寸。
她拿皮尺过来，让我站直，别吸气，手放下。她从我肩膀上绕过去，低头看数字。
她说，三十七。
她又量腰。
她说，二十。
我妈量的那回是二十一。七年了，我瘦了一寸。
我说，记下来。
她拿笔在纸上记了一行，写完抬头看我。
她说，姐，记在哪儿啊。
我说，记在你自己本子上。你自己的本子自己收着。
小满记了。
那件厚的，我自己做完了，搬走那年冬天做的。那会儿铺子里还没小满，就我一个人，一件袄从裁到绗，做了一个多月。
妈那块裁了一半的布我没动，卷好收着。做袄的布我另买，十一月买的，藏青色的确良，五尺，跟妈买的那块一个样，我在旧货市场问了三家才问到。里头絮的丝棉，一斤二两，跟那张纸上写的一样。
我裁了三回。第一回裁坏了，肩缝那儿少了半公分，扔了。第二回上袖子的时候没对齐，拆了，拆的时候把面子拆破了一个小口，拿同色的线补上，补了二十分钟。第三回做成了。
絮丝棉那一道工序我不会。
棉袄跟别的衣裳不一样，面子和里子中间得絮一层丝棉，丝棉不能一坨一坨堆着，得抻开，一层一层铺匀，铺完了还得用线绗住，不然洗一回就滚成团。我不会绗。
我去问于师傅。
于师傅说，绗线你得自己学，我教不了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妈的绗法跟我不是一个路子。她要还在，你该问她。
我说，她走了。
于师傅说，那你就照她那块布上的针脚学。
我把妈裁的那块藏青的确良拿出来了。那块布她画了线，还没剪。我把布翻过来，背面有她以前试针脚的地方，一小片，绗了三道，针脚细密，一道挨着一道，间隔是一样的。
我拿尺子量了一下。
三道线，间隔七分。
我照着那个七分，在绗。绗了拆，拆了绗，头一回绗得歪，第二回绗得密了，第三回才对上。
小满在旁边看着。她那天接了单校服，缝完了没走，坐在那儿看我绗线。
她说，姐，你干嘛不用机器绗，机器快。
我说，机器绗出来是一道一道的直线，她那个是斜的，斜着走才贴合身上。
她说，那得绗多久。
我说，我绗了四天。
她没再问。
那四天我每天晚上绗到十一点。铺子里就一盏灯，长桌上摊着那件袄，我坐在边上，一针一针走。手扎了两回，血珠子冒出来，我拿纸巾摁住，没敢蹭到布上。
绗到最后一天，我把里子翻过来，摸了一遍。
丝棉是匀的，一道一道，摸过去没有疙瘩。
我把它平铺在长桌上，坐在那儿看了很久。
我妈做了一辈子这个。我小时候坐在她腿边上的小板凳上，看她绗线，看她的手在布上一进一出，针脚细得跟画的似的。那会儿我觉得那是最没意思的活，慢，累，挣不了几个钱。
现在我坐在这张长桌边上，绗了四天，绗出来一件袄。
领口的花扣我没盘。我不会盘那个，我妈盘了三天，我看过，学不来。于师傅说盘扣得先练两年基本功，我这两年在改裤脚，没工夫。我钉了五颗普通的黑扣子，扣眼是机器锁的，锁得很齐。
领口我按妈那张纸上写的，低了一寸。
我不爱高领，高领卡脖子。她记着这件事，记在她自己画的那张纸上。
做好的那天是十二月十八号。我把它挂在铺子的架子上，挂了三天，第四天穿在身上。
袖长正好。腰那儿有一点点松。
第二年冬天我把它拿出来穿。小满那天来了，看见我穿着，站在那儿看了半天。
她说，姐，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我说，嗯。
她说，比我妈给我做的那件好。
我说，你妈给你做过。
她说，做过，我做小学的时候，她给我做过一件，红色的，袖口是白边。那件我穿了三年，穿到胳膊肘那儿磨破了。后来搬家弄丢了。
我说，那你记着那件吗。
她说，记着。红底白边，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说，那就行。
她不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我也没解释。
我穿着它去上班，走到巷子口，碰见于师傅。
于师傅看了我一眼。
他说，你自己做的。
我说，嗯。
他说，肩缝那儿有点紧。
我说，我穿着也觉出来了。
他说，下回留四分。
我说，好。
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他说，那小子做的三件，我看过一件。袖子是歪的。
我说，我见过那件。袖子歪了一公分多。
于师傅说，他不是手笨。他是心里急。急的人做不了活。
我说，是。
他说，你那件，你妈要是看见——
我说，师傅。
他停住了。
我说，我知道。
他点点头，往前走了。走了两步他又说了一句：那把剪子还在墙上挂着。
我说，我每回去都看见。
又隔了一个冬天。二月里有一天，铺子外头有个人站了一会儿。
我从长桌后头看出去，隔着玻璃。
是魏东升。
他瘦了。头发短了，鬓角那儿白了几根。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站在门口，没进来，也没敲门。
他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袋子是透明的，里头能看见一捆线，红的黑的，还有半盒别针，一小块蜡。
他站在那儿，抬头看招牌。招牌是我自己写的，四个字：姜梨改衣。写完我拿清漆刷了两遍，怕掉色。
我坐在机器跟前。
小满在旁边踩平车，哒哒哒，一声一声。
我抬起手，隔着玻璃，冲他点了一下头。
我脚下没停。
踏板一下一下，一下一下。
他站了一会儿，把袋子放在门口的石阶上，转身走了。
那捆线我在门口搁了三天。第三天我拿进来了，搁在长桌抽屉里。
我没用。
也没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