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初十，落雨。
雨从后半夜下起，落到晌午也没停。老街的青石板泡得发亮，屋檐水一根一根垂下来，砸在门槛外那口破缸里，声音闷得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
我把铺子门开了半扇，坐在柜台后头糊一只纸马。马腿还差两条，竹篾削到一半，糨糊在指头上干得快，得赶。
师父是三月里走的。走的时候坐在后屋那张竹椅上，手里还攥着笔。笔尖上有一点朱砂，干了，硬得像颗小石子。
镇上的人说，长明师傅一辈子送人上路，自己倒走得干净，没拖累谁。
铺子月底要清空。河要改道，老街要拆，规划图贴在居委会门口，红笔圈了我们这一排，圈得潦草，像谁随手画的。我算过，把铺子里的存货卖完，刚好够还我在城里欠下的那点钱。
我在城里待了六年。做过仓库，送过外卖，最后在一家装修公司画图，画到老板跑路。回来那天是清明，我给师父上了炷香，就在铺子里住下了。
师父没儿没女。他这辈子只收过一个徒弟，就是我。
我娘不乐意我回来。她说这行当不干净。我说师父的铺子总得有人收尸。她就不说话了。
门口的光暗了一下。
我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门槛外，收伞。伞是黑的，收得很慢，水顺着伞骨往下淌，在门槛上积出一小汪。
是个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短了一截，露出细白的手腕。左手腕上有一圈疤，颜色很浅，像被什么东西勒过很久。
她站在那儿，头发湿了一半，贴在脸上，也不擦。
她的眼睛在铺子里转了一圈，落在后屋门口，落在墙上那把竹刀上，落在柜台底下那张矮凳上。
“凳子还在。”她说。
那张矮凳是我小时候坐的，师父拿边角料给我钉的，四条腿不一样长，坐上去会晃。我回来以后一直没动它，塞在柜台底下。
“你坐过？”我问。
她没答。
“扎纸人吗？”我问。
“扎。”她说。
“给谁？”
她把伞靠在门边，走进来，站在柜台前。铺子里暗，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里。
“扎一个我。”
我手里的竹篾停住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柜台上那只半成的纸马。
“马腿细了。”她说，“上路要驮东西，腿细了，走不到半路。”
我扎这只马扎了一上午，腿确实削细了。镇上没人看得出来，我娘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削完才发觉。
“你懂这个？”
“看过。”她说，“看了很多年。”
做我们这行的，忌讳多。师父把四条规矩用毛笔写在门背后的木板上，写了几十年，墨都洇进木头里去了：
一、不点睛。点了睛，纸人认路，夜里会自己走回来。
二、不给活人扎全像。扎了，等于替他占了一个死后的位子。
三、名字一字不错。写错了，东西到不了该到的人手里。
四、一具纸身，只烧一次。
“活人不能扎。”我说，“这是规矩。”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才来求你。”
她把一样东西放在柜台上。
是一只金耳环。很旧，花样是老式的绞丝，耳钩有一点变形。金子这种东西不旧，擦一擦还是亮的，可这只耳环的亮是暗的，像在水里泡了很久。
“这是定金。”她说，“烧完再给另一半。”
“我说了不扎。”
“七月十四夜里烧。”她像没听见，“天亮前烧完。别等十五。”
我正要再说什么，她抬起头，往门框上看了一眼。
门框右边有一排刻痕，深浅不一，是师父拿小刀给来铺子里的小孩量的身高。最上面那一道很浅，旁边刻着一个“禾”字，刻得歪，像是刻的人手在抖。
她站在门框底下，头顶正好抵着那道刻痕。
一寸不差。
我后脖颈上起了一层麻。
“你叫什么？”我问。
她没有答。她伸手把柜台上那只耳环往前推了推，指尖在木头上划出一道浅浅的水痕。
“身高五尺二。左耳一个耳洞，右耳没有。左边眉毛里头有颗痣，很小。头发到这儿。”她抬手在自己肩胛骨下方比了一下，“蓝布衫，袖口短一寸。鞋是黑的，布鞋，不要绣花。”
她说完，看着我。
“这些你得记下来。你师父记东西不用纸。”
我喉咙发干。“你怎么知道我师父……”
“他扎人，左手先起。”她说，“先扎头圈，再扎肩，最后一个圈在胯上。第七根竹篾要留一寸，不然立不住。”
铺子里静得能听见屋檐水一滴一滴砸在缸沿上。
这套手法，师父只教过我一个人。他连我娘都没说过。
“你到底是谁？”
她把伞拿起来，撑开。
“七月十四。”她说，“我在河边等你。”
她走进雨里。我追到门口，看见她的背影在巷子里往前去，蓝布衫被雨打湿，贴在背上。
她手里那把伞是干的。
伞面上没有一滴水。可她的袖子、她的背、她的头发，全是湿的，湿得像刚从水里捞上来。
我站在门口，站到她的影子拐出巷口。
回头的时候，我看见柜台上那一小汪水还没干。水很清，里头有一点点细沙。
河底的沙。
二
那天下午我没干活。
我把铺子门关了，坐在后屋，把师父留下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
师父的东西少。一张竹床，一张矮桌，一个茶壶，一口装糨糊的缸。墙上挂着他用了三十年的那把竹刀，刀柄被手汗浸成了深褐色。墙角堆着桑皮纸，一沓一沓，用麻绳捆着，最底下那几沓已经泛黄发脆。
后屋最里头，靠墙立着一个柜子。
柜子是老榆木的，两扇门，上了一把铜锁。锁不大，锁孔里塞着灰，看样子很多年没开过。
我小时候问过师父，柜子里是什么。他说，是欠账。
“什么账？”
“别人的账。”他说，“跟你没关系。”
他这么一说，我就不敢再问了。
我们这行，扎纸人是给死人用的。人死了要过河，河上没有桥，得有个身子，才坐得上船。有钱的人家扎纸人纸马，穷的人家扎一个纸包袱，包袱里塞两件旧衣裳。师父说，这些都是“身子”，是给那边的人用的，不是给这边的人看的。
所以纸人不能太像人。
太像了，它会以为自己还活着。
师父扎纸人不画脸。最多点两个墨点当眼睛的位置，或者干脆留白。他说，脸是活人的东西，纸人不配有。
镇上有人嫌他扎的纸人不好看。师父说，你要好看，去照相馆。
可师父扎的纸人立得住。风大的时候，别人家的纸人东倒西歪，他的纸人站在灵堂里，一动不动，像在听人哭。
我十三岁跟他学手艺。头一年只干一件事：削竹篾。削到手上全是口子，晚上疼得睡不着。第二年学糊纸，糨糊要自己打，面粉加水，搅到能挂住筷子。第三年才让我碰骨架。
骨架是三个圈。头一个，肩一个，胯一个，三个圈用竹篾连起来，人的样子就出来了。剩下的都是纸。
师父说，人这一辈子，说到底也是三个圈和一叠纸。
他教我的第一课不是扎纸人，是认人。他让我站在街口看人走路：看谁右脚先落地，看谁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看谁说话的时候手爱往哪儿放。
“纸人不是照脸扎的。”他说，“是照骨头扎的。脸会骗人，骨头不骗人。”
我那时候不懂。我问，纸人又不说话，扎那么准做什么。
师父把手里的竹篾放下，看了我很久。
“因为它要替人走一段路。”他说，“走歪了，回不来。”
镇上有个老太太，每年都来给死去的老伴订一匹纸马，订了十一年。第十二年她没来。我问师父，师父说她去年冬天走了。
“那今年谁给她老伴送马？”
师父没说话。他扎了一匹马，扎得比往年仔细，马腿特地削短了一截。
“她老伴年轻时候腿受过伤。”他说，“走路有点拖。马腿长了，他上不去。”
那天下午他把马送到她家门口，放在门槛外，点了火。我站在旁边看。火起来的时候，他往后退了三步，低下头。
“这行的规矩不是给死人看的。”他说，“是给活人留个地方，放他的舍不得。”
我问他，那我是什么。
他说，你是还没扎完的那个。
三
第二天雨停了。天还是阴的。
我把那只金耳环用红纸包起来，揣在兜里，去了巷口的王家。
王阿婆七十多了，眼睛花，耳朵倒好，一个人守着个小铺子卖纸钱香烛。她男人死得早，儿子在南方，一年回来一趟。
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折元宝，手指头飞快。
“阿婆。”
“哟，砚哥儿。”她抬头，“铺子收拾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我在她对面坐下，“阿婆，我问你个事。”
“问。”
“二十年前，河里淹死过一个姑娘？”
她折元宝的手停了一下。
“怎么想起问这个。”
“有人来我铺子里，说要扎个纸人。”
“扎纸人有什么稀奇。”
“她要扎她自己。”
阿婆没说话。她把手里那只元宝折完，放在一边，才慢慢抬起头。
“二十年前。”她说，“是有一个。”
“叫什么？”
“沈家的。”她说，“沈家老太太的孙女，叫青禾。”
我把兜里的红纸包掏出来，打开。
阿婆看了一眼那只耳环，脸色就变了。
“你从哪儿弄来的？”
“她给我的。”
“谁给你的？”
“一个姑娘。十七八岁，蓝布衫，左手腕上一圈疤。”
阿婆的手抖起来。她把那只耳环推回给我，像那东西烫手。
“收起来。”她说，“快收起来。”
“阿婆。”
“那年捞上来的时候，就剩一只耳环。”她压低了声音，“另一只怎么找也找不着。她奶奶说，另一只跟着人走了，走的时候舍不得，回头看了一眼。”
“沈家后来呢？”
“搬了。”她说，“她奶奶第二年就搬去县城，跟着儿子过。屋子空着，头几年还回来上坟，后来腿脚不行，就不来了。”
“上坟？乱葬岗那边不是没碑吗？”
“没碑。”阿婆说，“她就在河堤上找个地方烧。烧了十几年。”
“那屋子里的东西呢？”
“谁动它。”她说，“都说不干净。”
“阿婆，她……”
“你别问了。”她说，“那事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这两天第二次听见这句话。
第一次是我娘说的。
那天晚上我给我娘打电话。她在县城，跟着我舅舅过。电话接通，她先问我吃饭没有，问我铺子里的东西卖得怎么样，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娘，我问你个事。
她说，你说。
我说，二十年前，河里淹死的那个姑娘，是不是救过我。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谁跟你说的。”她的声音变了。
“没人跟我说。我自己想起来的。”
“你想起来什么了？”
“我想起来我掉过水里。”我说，“我记得有人拽我，拽得很紧，我胳膊上现在还有印子。我记得水很凉。我还记得有人一直在喊，喊什么我听不清。”
“那是你六岁发烧烧糊涂了。”
“娘。”
“那事跟你没关系。”她说。
“娘。”
“跟你没关系！”她的声音陡然高起来，又立刻低下去，“砚儿，你听娘的，铺子卖了就回来。那地方不干净。你师父在那屋里待了一辈子，一辈子没娶，你以为是为什么？”
“为什么？”
她把电话挂了。
四
第三天，我去了义庄。
义庄在镇子西头，早就不用了，现在是个堆放杂物的地方，门锁着，锁上锈得厉害。我从旁边的矮墙翻进去，里头一股霉味。
我在墙上找名字。
早年间义庄有规矩，无主的尸首停在这儿，要在墙上记一笔：哪天送来，穿什么，身上有什么记号，最后由谁领走。用炭写的，一年一年往上添，添满了就用石灰刷一遍重新写。
现在墙上只剩些模糊的印子。我拿手电一行一行照。
最下面那一层，靠墙角的地方，有一行字还没被刷掉：
“七月十六，女，年约十七，蓝布衫，左腕旧伤，无主。廿三由镇公所葬于乱葬岗，无碑。”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另一个人添的：
“沈姓，不认。”
我蹲在那儿看了很久。
“沈姓，不认。”
四个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写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只知道二十年了，这四个字还在这儿，像一根钉子钉在墙上，钉住了一个人。
从义庄出来，我去了渡口。
渡口的老周还在。七十了，撑不动船了，就坐在河堤上晒太阳，看别人钓鱼。
我买了两瓶酒，坐到他旁边。
“周伯。”
“陈家的娃。”他眯着眼看我，“长这么大了。你师父走了？”
“三月走的。”
“好人。”他说，“一辈子没坑过人。”
我把酒递过去。他拧开，喝了一口。
“周伯，二十年前，这条河里是不是淹死过一个姑娘？”
他喝酒的动作慢下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
他看着河面，看了很久。
“那天夜里是我撑的船。”他说。
“我从上游下来，看见河心有个东西一沉一浮。我以为是头猪。撑近了才看清，是两个人。”
“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说，“大的那个托着小的，托得高高的，自己往下沉。我把船撑过去，先够着那个小的。小的还有气，脸都紫了。我把他拽上船，回头再去够那个大的，人已经没了。”
“那个小的……”
“陈家的。”他说，“你爹抱着你跑了两里地去卫生院。你那条命，是人家从水里捞出来的。”
我把手里的酒瓶捏得咯吱响。
“那个姑娘呢？”
“第二天在下游三里地的地方找到的。”他说，“蓝布衫。袖口短一寸，我记得清楚，因为衣裳小，一看就是穿别人的旧衣裳改的。”
“她为什么会在河里？”
老周摇头。
“不知道。那年她十七。她奶奶说她那天晚上在城里做工，不可能在河边。这话是她奶奶逢人就说，说了整整一个月。”
“她奶奶为什么这么说？”
老周看了我一眼。
“娃，你不懂。”他说，“那时候，一个没出门的姑娘横死在外头，是不能认的。认了要办丧事，要请道士，要买地，要被人说一辈子。还有更麻烦的，横死的女娃，到了那边是要配人家的。你不认，她就还是个‘走失的人’；你一认，你就得替她操心一辈子。”
“所以她奶奶……”
“她奶奶在河堤上哭了一场。”老周说，“哭完了，说，那不是我们家青禾。我们家青禾腊月才回来。”
他喝干了瓶里的酒。
“那天河上漂着一只鞋。黑的，布的。她奶奶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
我从渡口往回走，走到半路，拐进了镇东那条巷子。
沈家的老屋在巷子最里头。阿婆说过，她奶奶第二年就搬去县城，头几年还回来上坟，后来腿脚不行，就不来了。
门是两扇木门，锁锈死了，锁眼里塞着草。我从窗缝往里看。
屋里全是灰。八仙桌，两条长凳，桌上一只搪瓷缸，缸底积着一层黑水。墙上挂着一个相框，倒扣着，扣了大概很多年。
床靠着里墙。床上叠着一件蓝布衫。
蓝布衫上没有灰。
我绕到屋后，后窗没关严。我推开窗，翻了进去。
屋里比外头凉。脚踩在地上，灰印出很清楚的鞋底。我走到床边，蹲下来看那件蓝布衫。叠得很整齐，袖口朝里折，折痕还是新的。
我把相框从墙上取下来，翻过来。
黑白照片。一个姑娘站在河边，蓝布衫，袖口短一寸，头发到肩胛骨下面。她左边眉毛里有一颗痣，很小。
照片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淡：青禾。
桌角有一只铁皮盒子，锈了半边。我打开。
里头是纸钱。
一沓一沓，用红绳捆着，捆得很整齐。每一沓上面压一张黄纸，写着名字和日子。最早那一沓的纸已经发脆，边上卷起来；最上面那一沓，纸还是白的。
我数了数，十九沓。
每一张黄纸上写的都是同一个名字。
沈青和。
和。不是禾。
我坐在地上，坐了很久。窗外有风吹进来，那件蓝布衫的袖子动了一下。
十九年。每一年，这个屋子里都有人认认真真地写下一个错字，捆好，压上，等着七月半去烧。
她一张也没收到。
走的时候，我把蓝布衫重新叠好，放回原处，把相框扣回墙上。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因为，人总得给另一个人留个地方。
五
我回铺子的时候，天快黑了。
门框上多了一个红漆的叉。
是下午测量队画的，说这一排月底之前拆完，先做标记。红漆很新，顺着木纹往下淌了一道，像一道伤口。
我拿袖子去擦，擦不掉。
我搬了张凳子，坐在门框底下，仰头看那排刻痕。
最上面那道很浅，旁边一个“禾”字。
我伸手摸了摸。刻痕边缘已经被摸得圆了，说明有很多人摸过。我师父摸过，可能摸了二十年。
我从柜台底下翻出一把卷尺。
那道刻痕离地一米五八。
她站在门框底下的时候，头顶正好抵着它。
我把手贴在门框上，往下数。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都是我。一年一道，从六岁到十一岁，最多的一年长了七公分。
十一岁以后就没有了。
我十二岁那年长得最快，那一年师父一道也没刻。
我那时候以为他嫌麻烦。
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不刻，是不敢往上刻。再往上，就要经过“禾”了。
我坐在那儿，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六岁那年，师父给我量过身高。他让我背靠门框站直，拿小刀在木头上划一道，然后在旁边刻了个字。
我问他刻的什么。
他说，刻的是你的名字。
我说，我的名字是两个字，你怎么只刻一个字。
他说，等你长高了，再刻第二个。
那道刻痕在更下面，矮矮的，旁边刻着一个“砚”字。我后来长高了，师父却没再往上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忘了。
现在我知道了。
他不是忘了。
他是把“禾”刻在了我的上头。
我在门框底下坐了很久，坐到天全黑，坐到巷子里没人了。
我一直以为师父是个没什么话的人。他把一辈子的话都省下来，写在了门板上，刻在了门框上，扎进了纸里。
我一句也没听懂。
六
钥匙是在师父的枕头里找到的。
他的枕头是荞麦壳的，硬，我本来想拆了洗枕套，手伸进去，摸到一把小铜钥匙，用布条缝在里头的。
他睡觉都压着这把钥匙。
柜子开了。
柜子里没有我想的那样东西。
我以为会有一沓钱，或者什么见不得人的物件。都没有。
柜子里站着纸人。
十九个。
靠墙站成一排，肩挨着肩，头都低着，像在等一辆永远不会来的车。它们的脸都是白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眼睛，没有嘴，连墨点都没有。
十九个纸人，十九张白脸，一起低着头。
它们的手都是垂着的，十根手指分开，像刚洗完手在等干。
我走近了看。每一个纸人胸口都贴着一小片黄纸，指甲盖大小，用糨糊粘着，上面写着名字。
第一个，赵德海。卖豆腐的老赵，今年春天还在街上推车。
第二个，张玉兰。小学教过我算术的张老师。
第三个，李秀云。街口理发店的。
第四个，陈月娥。
我娘的名字。
我的手停在半空。
十九个名字，我认得一多半。全是活人。全是这镇上的活人。
我忽然明白师父说的“欠账”是什么了。
这镇上的人只当他是个扎纸人的，一个没儿没女、一辈子没出过这条街的老光棍。可这十九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间黑屋子里，有一个纸扎的替身，替他们站着，替他们占着位子。
他们照常吃饭，照常吵架，照常以为自己活得好好的。
我一张一张看过去，看到最后一张，退回来又看了一遍。没有漏。十九个人，十九个位子。
师父给这镇上留了十九个位子。第二十个，他留给了我。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才敢往里走。
最里头还有一具，蒙着白布。
白布上落了灰，灰很厚，说明很久没人动过。我把布掀开。
那一具比别的都高。
它扎得比别的都细。手指头是一根一根的，指甲盖都做了。衣裳是灰衬衫，不是纸糊的，是真的布，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袖口是长的，正好盖到手背。
它的脸，点了睛。
两只眼睛，朱砂点的，很新。新得跟这屋里所有的灰都不一样。
我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柜门上。
它的胸口贴着一张黄纸。纸上写着两个字，一个生辰。
“陈砚。”
我的名字。我的生辰。
我在那儿站着，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撞得耳朵疼。
师父破了规矩。
他给活人扎了全像。他点了睛。
他扎的是我。
七
我不知道自己在柜子前站了多久。
后来我坐在地上，把压在柜底的那本账翻出来，一页一页看。
账本很旧，牛皮纸的封面，线装，翻的时候纸页会掉渣。师父记东西简单，只记三样：日期，主家，烧的是什么。
师父的字不好看，横平竖直，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的。他念过三年私塾，认得字，但不多。写账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他就画个圈。
我翻了很多页。
一个圈也没有。
翻到二十年前那一页，我看见一行字。
“七月十六。沈家。女身一具。”
后面还有一行，被人用墨涂了，涂得很厚。我把本子对着灯照，才勉强看出底下的字：
“沈青和。”
和。不是禾。
底下又添了一行小字，墨色比上面淡，是后来补的：
“名误。未收。欠。”
三个字。名误，未收，欠。
我在灯底下坐了很久，才明白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阴间不认人，只认字。
烧给死人的东西，纸上写什么名字，东西就到谁手里。写错一个字，东西就到不了。不是丢了，是到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手里。那个人不存在，东西就一直悬着，谁也收不着。
师父给她扎了纸身，写了名字，烧了。
名字写错了。
所以那具纸身没有到她手里。她没有身子，过不了河。二十年。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说“我不要身子”。
她要的不是身子。她要的是那个名字。
她这二十年，收不到沈家烧的任何一张纸钱。
因为那些纸上写的都是“沈青和”。而她叫沈青禾。
师父是从户口本上抄的名字。那本子是镇上登记的，登记的人少写了一笔，那一笔跟着她下了一辈子水。
一个错字，让她在那边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八
七月十四那天，天没下雨。
一整天都是阴的，云压得很低，河面上起雾。镇上的人早早收了摊，家家门口摆出香案，烧纸的烟从巷子这头飘到那头。
我把那具点过睛的纸身从柜子里搬出来，放在后屋的桌上。
它比我高一点。因为纸人立着的时候，脚是不沾地的，底下要垫一块木板。师父连木板都做好了，四四方方，包着黑布。
我在灯下看它的脸。
朱砂点的眼睛，很正。左眼比右眼高了一线，是师父的手抖了。他扎了一辈子纸人，最后一具，手抖了。
手机响了。我娘。
“你在铺子里？”
“在。”
“今天七月半，天黑之前回来。别在河边待着。”
“娘。”我说，“柜子里有个纸人，胸口贴着黄纸，写着你的名字。”
那头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又要把电话挂了。
“我生你那年，难产。”她说，“折腾了两天两夜，接生的大夫说大人保不住，让我爹准备后事。”
“后来呢？”
“你师父连夜扎了个替身。”她说，“扎了一宿，天亮的时候点的睛。”
“然后你就活了。”
“活了。”她说，“活得不痛快，可到底是活了。”
“他为什么从来没说过？”
“说了我拿什么还。”她说，“砚儿，这世上的账，有些是不能算清楚的。算清楚了，人就活不下去了。”
她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那具纸人。它站在灯底下，灰衬衫，长袖口，一双朱砂眼睛看着我。
原来我不是第一个。
我找出那把竹刀，把胸口那张黄纸揭下来。
纸后面是糨糊，糊得很实。我用刀尖一点一点刮，刮到“陈”字，手停住了。
刮掉这个，这具纸身就不是我的了。
师父给我扎的这具替身，是替我占位子的。他跟我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他说，砚儿，人这辈子，有些位子是别人替你占的，你自己得知道。
我那时候以为他说的是学堂里的座位。
糨糊干了二十年，硬得像一层薄壳。刀尖走上去，沙沙地响，像在刮一块结痂。
刮掉的不是两个字。是二十年里，有一个人替我站在这里。
刮到最后一笔，我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窗外。
天已经黑透了。巷子里有人在烧纸，火光一闪一闪，照在窗纸上。
我把“陈砚”两个字刮干净了。
然后我研墨，找出一支新笔。师父的笔都挂在墙上，最右边那支没用过，笔头还是白的。
我蘸了墨，在黄纸上写：
沈青禾。
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写完，我把黄纸重新糊回它胸口。
然后我点了睛。
朱砂是新的。师父的朱砂放在一个小瓷碟里，加了酒，调得很稠。我拿新笔蘸了，站在纸身面前。
点睛的时候，手不能抖。
师父说过，点睛要一口气。气断了，眼睛就死了。
我吸了一口气，屏住。
我抬手，先左眼，后右眼。
笔尖碰到纸面的时候，我听见很轻的一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叹了一口气。
九
我到河边的时候，是亥时。
雾很大。河面上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水声，很缓，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呼吸。
她已经在等了。
她站在水边，脚一半浸在水里，蓝布衫的下摆湿了，贴在腿上。她背对着我，看着河心。
“你来了。”她说。
“我来了。”
我把纸身放在河堤上。它立着，白脸对着我们，两只朱砂眼睛在雾里红得发暗。
她转过身，看了一眼。
“你点了睛。”
“点了。”
“你师父到死都没敢点。”她说，“他扎了二十年，扎好了，不敢点。他怕点了，就真的把你交出去了。”
“他后来点了。”
“什么时候？”
“三月。”我说，“他死的那天晚上。”
她不说话了。
“他点完就没了。”我说，“他病了大半年，那几天铺子里的灯一直亮到天亮。阿婆说的。”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不开门。”她说。
“什么？”
“这二十年，每年七月，我都来。”她说，“我就站在门口。我不敲门，我怕吓着他。我站着，站到鸡叫。”
雾里很静。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他从来不开门。”她说。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年七月，半夜醒过来，看见师父坐在门口，背对着我，一动不动。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听雨。
那天没下雨。
“他怕。”我说。
“我知道。”她说，“他怕一开门，就得承认我死了。”
她抬起头看我。
“你也怕。”
“我不怕。”
“你手在抖。”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是抖的。
“你六岁。”她说，“你什么都记不住，不怪你。”
“我记得。”我说，“我记得有人拽我，拽得很紧。我记得水很凉。我记得有人一直在喊。”
“喊什么？”
“我听不清。”
“我在喊我自己的名字。”她说，“我一直喊，喊到没气。我怕我忘了自己叫什么。”
雾里看不见河。我听见水从她脚边过去，很轻。
“你恨不恨我？”我问。
她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答。
“头几年恨。”她说，“后来不恨了。水底下很静，静得人容易想事。我想来想去，恨一个六岁的娃，没什么意思。”
“那你恨我师父吗？”
“他给我扎过身子。”她说，“扎得很仔细。手指头一根一根做的，指甲盖都做了。我这辈子没穿过那么好的衣裳。”
她停了一下。
“就是名字写错了。”
十
火是亥时三刻点的。
按规矩，烧纸身要在水边，头朝河，脚朝岸。火要从脚底下点，让它自己往上烧。烧的时候不能回头，不能喊名字。
不能回头，是怕它跟着你回家。
不能喊名字，是怕它应你。
我把纸身放平在河堤上，头朝着河心。
黄纸上的墨还没干透，让雾气洇了一点，“禾”字最后一笔有点糊。我伸手去抹，抹不掉，反倒蹭开一小片。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从水里走上来，站在一边，看着那三个字。
“糊了。”我说。
“糊了也是我的名字。”她说，“二十年了，我不挑。”
“有件事我得说。”我说。
“说。”
“这具纸身，本来是我的。”我说，“我师父给我扎的。他给我点了睛，替我占着位子。这二十年，河里要收人的时候，收的是它，不是我。”
她看了那具纸身很久。
“那你现在给我了。”
“本来就是你的位子。”我说，“二十年前那个位子，是你替我坐的。”
她笑了一下。很轻，很快就没了。
“陈砚。”她说，“你比你师父有种。”
我划着了火柴。
桑皮纸烧起来是白的。先卷，再黑，最后亮一下。火从脚底下往上走，走得很慢。竹篾烧不透，节上会爆，噼噼啪啪地响，像有人在里头咳嗽。
烟很大，往河面上飘。
烧到腰的时候，那具纸身坐起来了。
不是烧塌了，是坐起来了。腰上那两根竹篾撑着，纸烧断了，骨架往上翻，看着就像一个人从躺着坐起来。
我往后退了一步。
“别怕。”她说，“它只是要看看路。”
火走到胸口，黄纸卷起来，字一个一个烧没了。
沈。青。禾。
三个字烧到最后那个“禾”的时候，火忽然旺了一下。
我听见河上有声音。
很轻的，船篙点水的声音。一下，两下。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喊。
规矩是这么说的。
可我站在那儿，看着火，忽然想，我这辈子听过的最要紧的一句话，是有人在水里喊她自己的名字。她喊了二十年，没有人应。
我回过头。
回得很慢。脖子是僵的，像有人在后面按着。
她已经走到水里去了。水到她的膝盖，到她的腰。
“沈青禾。”我喊。
她停住了。
雾里，她回过头来。
那一眼里没有恨，也没有谢。就像一个人在门口站了很多年，终于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就回头看一眼，看看是不是真的。
“回去吧。”我说。
“回哪儿？”
“回家。”
她没说话。她转过去，继续往河心走。
水到她的肩，到她的脖子，到她的头顶。河面平了一下，又平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火还在烧。烧到脸的时候，那两只朱砂眼睛最后亮了一下，灭了。
我在灰里扒。
灰是热的，烫手。我扒了半天，扒出一样东西。
一只金耳环。
金的，没化。二十年了，还亮。
她说烧完再给另一半。
她给了。
我把它攥在手里，攥得手心发疼。
后半夜起了风。雾散了。河面上浮着一层白灰，慢慢地往下游去。
我在河堤上坐到天快亮。
衣服上全是烧纸的味道，头发里也是。风一吹，那股味道往鼻子里钻，有点像炒米。
十一
天亮的时候我回铺子。
巷子里是湿的，青石板上有一串脚印。
从铺子门口开始，往河堤那边去。脚印很浅，是布鞋的印子，很小。走得很稳，一步一步，不慌不忙。
到河堤边上，就没有了。
我蹲下来看。印子是湿的，边上已经干了一圈。我伸手按了一下，指头上沾了一点沙。
不是我的鞋。我的鞋比这个大多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进屋，找出师父那把竹刀。
门框上那道刻痕旁边，“禾”字已经被摸得快看不清了。
我把刀尖抵上去，顺着原来的笔画，一笔一笔往下刻。
刻得比原来深。
刻完，我退后一步看了看。
“禾”字很清楚。跟底下那个“砚”字并排。
我搬了张凳子，坐在门口。
太阳出来了。老街上的水汽往上冒，远远的有人推着车过来，车轮压在石板上，咯噔咯噔响。
巷口王阿婆开了铺子，看见我，隔着半条街喊：“砚哥儿，起这么早？”
“醒了。”我说。
“今天有活儿没有？”
“有。”我说，“一会儿就有人来。”
我把铺子的门全开了。
早上的光进来，照在柜台、竹篾、还有那口装糨糊的缸上。缸里的糨糊是昨天打的，还没坏，闻着有一点酸。
快到晌午的时候，来了个人。
街尾的刘婶，挎着个篮子，站在门口往里看，不敢进来。
“砚哥儿，还接活儿吗？”
“接。”
“我男人走了三年。”她说，“我想给他扎头驴。他这辈子没骑过马，骑驴踏实。”
“行。”我说，“驴腿要多长？”
她愣了一下，眼圈就红了。
“他右腿有点瘸。”她说，“你扎的时候，右边那条腿短一点。”
“记住了。”
她走的时候，把篮子里的鸡蛋搁在柜台上，说不要钱她就不订了。
我收下了。
我坐到柜台后头，拿起一根竹篾，开始削。
先扎头圈，再扎肩，最后一个圈在胯上。第七根要留一寸，不然立不住。
我削着削着，发现自己是用左手起的。
跟师父一样。
铺子外头有人在喊卖豆腐。声音从巷子这头过来，慢慢过去。老赵还活着。
我抬头看了一眼门框。红漆的叉还在，底下的“禾”字也在。
太阳照进来，落在柜台上，落在我的手背上。
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