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到一尺九
"周老板，改到一尺九。"
她把婚纱往我柜台上一摔，塑料袋都没解开，白纱从袋口挤出来，像一堆没蒸熟的面。
我翻开吊牌看了一眼，说："薛老师，一尺九是二十年前的尺码。"
"我知道。"
"你现在穿二尺三。"
"我知道。"
我拿软尺比了比，没敢往她腰上凑，就在柜台上量那件衣服。二尺三的腰，改到一尺九，等于把一个人从中间掐掉四寸。
"改不了。"我说，"除非你把两边的肋骨拆两根下来。"
她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客气的笑，是嘴角往上推、眼睛不动的那种笑。
"那你就给我往里缝。"她说，"缝一层衬，缝两层衬，外面看不出来就行。"
"穿上会喘不上气。"
"我不用喘气。"
我说什么？我是开喜铺的。婚纱租赁、改衣、卖喜糖、扎花车，全县红白喜事有一半从我这儿过路。我姓周，三十二岁，未婚——在我们县，三十二岁未婚的男人叫"有点毛病"，三十八岁未婚的女人叫"薛老师"。
薛映真。三十八。县一中语文老师，教两个班的语文，带一个班的班主任。全县人都知道她，不是因为她课上得好，是因为她妈。
她妈在县殡仪馆打扫卫生，扫了十九年。
"你生日？"我问。
"下周三。"
"三十八？"
她盯了我三秒，说："你说呢。"
"你每年生日都来改一件？"
她没回答，手指在柜台上敲。敲了七下，停了。
我从抽屉里把登记本翻出来。这个本子我记了六年，谁租过哪件、哪天还、押金多少，一笔一笔全是字。我翻到薛映真那几页，翻了四页。
四页上全是同一个名字。
"二零一七年，齐肩短款，改腰。"
"二零一八年，拖尾，改腰。"
"二零一九年，鱼尾，改腰。"
"二零二零年，蓬蓬裙，改腰，加长。"
……
一直记到今年，第三十四行。
"三十四件。"我说。
她把手从柜台上收回去，插进羽绒服口袋。
"每件都改到一尺九？"
"每件都改到一尺九。"
我手里的软尺掉在柜台上。
"你改了三十四件，一件都没穿出去过？"
"穿出去过。"她说，"都在我屋里穿着，照三十四张相。"
她让我下周三送衣服去她家，送到她家，她要当场试。
我说行，送就送，加五十块钱跑腿费。
"不加。"她说。
"那你来拿。"
"我下周三过生日，我不出门。"
"生日不出门？"
"生日那天我穿新衣裳，穿完脱下来挂好，一天不出门。"
我看着她。她穿一件灰羽绒服，领子上的毛被压得东倒西歪，头发在耳朵后面别着，别了一根最便宜的黑色一字夹。她的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只有肩膀在呼吸的时候上下动。
"下周三。"我说，"几点。"
"七点。天黑了来。"
"为什么天黑？"
"白天我不让人看见。"
第二章 我做的壳子
我把那件婚纱改了三天。
不是改到一尺九——我骗了她。我做了一件最损的事：我在里面缝了三层硬衬，缝成一件壳子，腰口留到二尺一，外观上把多余的纱往里折、拿针绷死，从外面看，腰就是一尺九的样子。
我给自己留了话说：她要是喘不上气，我拿剪刀一挑，衬就开了。
改完那天晚上七点，我骑电动车，衣服装在两个大黑袋子里，后座绑了三道，骑到一中后头的老教工楼。
六层，没电梯。楼道的灯坏了一半。
我爬到五楼，敲了敲门。
里面没人应。过了半分钟，门开了一条缝，链子还挂着。
"谁。"
"周老板。"
链子取了，门开了。
一股味道先出来。不是霉味，不是香味，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像柜子里放久了的衣服，又像香灰，还带着一点点铁锈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三十四件白纱压在一个柜子里，压了十几年，布料、滑石粉、樟脑、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混在一起发酵出来的味道。
第三章 黄台灯
她家里没开大灯，客厅里只亮着一盏台灯，灯罩是黄的，照出来一屋子旧黄。
正对着门的，是一个衣柜。
不是衣柜。是一面墙那么高的一个柜子，五开门，深褐色，柜门上贴着四张褪了色的喜字，喜字角翘起来，翘了四只角。
柜子门开着两扇。
里面挂着一片白。
我站在门口，脚没敢往里迈。三十四件婚纱，一件挨一件，肩挨肩，从左边排到右边，全是白，白得发灰，白得发青。有几件是齐肩短款，有几件拖尾一直垂到柜子底，堆成一堆。
每一件的胸前别着一张卡片。
我走近了看。卡片是硬纸壳，裁成名片大小，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字：
"王秀兰，1998年5月，离婚，退。"
"李巧云，2001年10月，男方车祸，退。"
"张玉凤，2004年3月，结婚当天跑了，退。"
"赵美玲，2007年9月，婚后两年，男方跟人跑了，退。"
三十四张卡片，三十四个名字，三十四个日子。
最后一张卡片上写的是：
"陈小满，2021年6月，结婚前一天把婚纱送人了。"
我看见那名字，手停住了。
陈小满是我表姐。
"你干什么。"她在我背后说。
我回头。她站在客厅中间，穿着那件灰羽绒服，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这件是我姐的。"我说。
"你姐？"
"陈小满。我表姐。"
她走到柜子跟前，把那件婚纱往外拨了拨，让它单独挂出来。白纱上有一道口子，在胸口，竖着的，三寸长，缝过，缝得歪歪扭扭。
"她结婚前一天，把婚纱送到我这儿。"薛映真说，"她说她不嫁了。"
"她为什么送到你这儿？"
"因为她不想要了，又舍不得扔。她知道我收。"
"你姐……"
"她现在在西安，两个娃。"薛映真说，"她送的时候才二十五，现在三十七了。"
我伸手去摸那道缝。
"别摸。"她说。
我手缩回来。
"摸了会长。"她说。
第四章 试衣
那天晚上我还是把衣服给她送上了。
我把改好的那件从袋子里拿出来，抖开。她接过，进了她屋里，把门关上。
我在客厅站着，听见里面布料响。响了很久。
十分钟，二十分钟。里面没有动静。
"薛老师？"
没人应。
"薛老师。"
还是没人应。
我走到她房门口，推了一下，门锁着。
我敲门。敲了三下。
里面终于有声音了，是很轻的一声，像布料擦过地板。
"我在穿。"
"穿上了吗。"
"穿不上。"
"哪儿穿不上。"
"腰。"
我说你把门开开，我给你从外面拽。
她说不用。
又过五分钟，里面"啪"一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绷断了。
然后是一声喘气——憋了很久、终于放出来的那种喘气。
"薛老师？"
门开了。
她站在门框里。
婚纱穿上了。白色的，齐肩，收腰，腰那一截细得不像话，像一个人被从中间勒成了两个。
她的脸是紫的。
不是气色的紫，是憋出来的紫，从脖子一直红到额头，额头上全是汗，汗把鬓角的头发粘在脸上。
她两只手扶着门框，手指头抓着门框边，指节白的。
"好看吗。"她问。
我说好看。
"说实话。"
我说腰太紧了。
"紧就对了。"她说，"我二十岁的时候腰就是这么细。"
"你三十八。"
"我二十岁的相片还挂着呢。"
她往客厅走，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脚下的裙摆在地上拖。她走到电视柜前面——电视柜上摆着一面镜子，镜子是那种老式的，木框，边框上有裂纹。
她站到镜子前面。
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手，把她耳朵后面那根黑色一字夹取下来，头发披下来了。
镜子里的那个人，四十岁的脸，二十岁的腰。
"你给我照张相。"她说。
我拿手机。她摆姿势，两只手交叠在小腹前面，下巴微收，嘴角往上推，眼睛不动。
咔。
我拍了一张。
她走到柜子跟前，从柜子最里面抽出一张卡片，拿圆珠笔在上面写：
"第三十五件。2022年11月。"
她把卡片别在新婚纱胸前，脱下来，挂进柜子，把第三十四件往边上推了推，让它跟第三十四件挨着。
挂好，她把柜门关上。
关到一半，她停住了，回头看我。
"周老板，你明年还来不来。"
第五章 衣柜里
我说来。
我说完这两个字就后悔了。
她把柜门关严，四张翘角的喜字在门上晃了一下。她转过身，走到台灯底下，把台灯关了。
客厅黑了。
"你走吧。"她说，"下楼梯慢点，四楼那盏灯也坏了。"
我摸着墙往下走。走到四楼，四楼的灯是好的，亮着，照着我脚下一级一级的水泥台阶。
我骑车回店里，骑到一半，停在路边，把手机掏出来。
相册里那张相片还在。
我把屏幕亮度拉到最大，凑到眼前看。
那张相片上，她站在镜子前面，白纱，交叠的手，下巴微收。
在她身后，在镜子里的影子里，在她肩膀后面，柜子的两扇门缝中间，露出一只袖子。
白的。
袖子是从柜子里伸出来的，从门缝那儿挤出来，垂着，垂到柜子外面。
我拍那张相片的时候，柜门是关到一半停住的。
我拿了手机又看了一眼照片的时间：晚上八点四十一。
我给她发微信：你柜子门没关好。
她没回。
十一点半她回了三个字：知道了。
第二天下午，她来还衣服。
她把两个黑袋子搁在柜台上，站着不说话。
我把袋子解开，把那件婚纱拿出来，抖开，摊在柜台上，一寸一寸看。
腰那截的衬崩了三道线，是她撑开的。针脚歪的地方，纱裂了三个口子。
"你撑坏了。"
"我知道。"
"得赔。"
"赔多少。"
我说不要她赔。
她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钱包，掏出一把零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摊在柜台上，一共一百八十六块。
"我只有这些。"她说，"剩下的我下个月给。"
"你下个月工资多少。"
"四千二。"
"我不要你钱。"我把钱推回去，"我问你一件事。"
她把钱收回去，塞进口袋。
"你妈在殡仪馆是不是专门扫地。"
她看着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上上个月去殡仪馆扎花圈。"我说，"我在后院看见一堆白纱，堆在塑料布上，堆了七八件。我问那儿的人，那人说那是'衣裳'，是给没结婚就走了的姑娘穿的。"
她不说话。
"那人说，穿完以后，衣裳要脱下来。"我说，"脱下来洗一洗，有人收。"
她还是不说话。
"收的人是你妈是不是。"
她把两个空袋子叠起来，叠成一小块，夹在腋下。
"我妈扫了十九年地。"她说，"她扫的不是地。"
第六章 殡仪馆那几件
她走之前，我叫住她。
"薛老师。"
她站住，没回头。
"殡仪馆那七八件，你都收了？"
"收了四件。"
"还有三件呢。"
"我妈留着。"
"留着干什么。"
她转过身来。
她的脸在下午的光里，看得很清楚。脸上有粉，浮在皮上，浮得不服帖，一块一块的。眼睛下面是青的。
"留着给我留着。"她说，"等我五十岁的时候穿。"
"你五十岁还穿？"
"我五十岁穿五十件。"
她说完这句就走了。
我站在店门口看她走到路口。她走得不快，也不慢，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在动。路口有个卖烤红薯的，她走过去，停了一下，没买，又走了。
第三天她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是晚上十点四十。我正准备拉卷帘门。
"周老板。"
"嗯。"
"你来一趟。"
"这么晚？"
"柜子响。"
我把卷帘门又推上去一半，骑上车。
到她家楼下是十一点。我爬到五楼，她家门开着一条缝。
我推门进去。
客厅黑着。台灯没开。
柜子的五扇门，全开着。
三十五件婚纱全挂在里面，一件挨一件。屋里有风，风从窗户缝里进来，吹得三十五件下摆一起往一个方向飘，飘得整整齐齐，像一屋子人。
她坐在沙发上，穿着棉睡衣，两只手抱着膝盖。
"你听。"她说。
我听。
有声音。
不是风声。是一种很轻的、连续的、湿的声音。
像有人在舔东西。
"哪儿来的。"
她指柜子。
我走到柜子跟前。
声音从最左边那件来的。那件是 1998 年的，王秀兰的，齐肩短款，白得发黄。
声音是从它下摆那儿来的。
它下摆在动。
不是被风吹的那种动。是它自己往外面翻，一圈一圈往上卷，卷成一条，那条卷起来在地上往沙发这边爬。
爬了两米，爬到沙发脚边。
她把脚缩到沙发上。
"它天天这个点出来。"她说，"爬到我脚边，待一会儿，回去。"
"它碰你吗。"
"不碰。"
"那你怕什么。"
"我怕它哪天碰。"
第七章 七个疤
我在她家待到了凌晨一点。
柜子关上以后，她从屋里抱出一床被子扔给我，让我睡沙发。
我没睡。我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柜子。
两点二十，柜子又响。
这次响的是三件。
我先听见的是滴水声。
滴，滴，滴。
一件拖尾的下摆那儿在滴水，水珠从纱上一颗一颗掉下来，落在地板上，积了一小滩。
我拿纸巾去擦那一小滩水。
纸巾沾起来是红的。
我凑到鼻子跟前闻。
铁锈味。
"这件是谁的。"我问。
沙发上她没动，声音从黑暗里过来："李巧云。2001年10月。男方车祸。"
"她男人死在婚礼前？"
"婚礼前三天。"
"那件婚纱上有血？"
"有。"她说，"胸前三滴，下摆一巴掌。她穿着它去的殡仪馆，穿着它跪在冰棺前面，跪了一夜。"
"你穿这件的时候，身上哪儿疼。"
她停了一下。
"膝盖。"
"现在还疼？"
"一到阴天就疼。"
我把纸巾攥在手里，攥成一团。
第二个响的，是 2004 年那件，张玉凤的，结婚当天跑了的那件。
这件不滴水，不爬。
这件在说话。
声音很小，是一口气一口气的，像有人把嘴贴在纱上喘。
我把耳朵凑过去。
那口气是热的。
我把耳朵挪开。
"这件你穿的时候，哪儿疼。"我问。
"心口。"
"现在？"
"天天。"
第三个响的，是 2007 年那件，赵美玲的。
这件什么也不干。
它就挂着，肩膀那儿慢慢鼓起来，鼓成两个圆，像有两个肩膀在里面把它撑起来。
鼓了十分钟，又瘪了。
"这件她男人跟人跑了。"薛映真在沙发上说，"她穿着这件在阳台上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婚纱脱了，叠好，装进箱子，送到我家。"
"她人呢。"
"她在广东，开小吃店。"
"她过得好不好。"
"她去年又结了。"
"那她为什么不要这衣裳。"
"她说她穿着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在等一个人回来。"薛映真说，"她不等了。"
天亮以前，她把袖子撸起来给我看。
她左胳膊，从手腕到肘弯，一共七个疤。
每个疤都是圆的，铜钱大小，边缘发白，中间是塌下去的。
"烟头烫的。"她说。
"谁烫的。"
"没人烫我。"
"那这是什么。"
"李巧云的男人烫的。"她说，"他烫在她胳膊上，烫了七个。她男人死的那天，她跪在冰棺前面，拿烟头在自己胳膊上又烫了七个，她说这样她就能记住疼在哪儿。"
"你穿了那件。"
"我穿了那件。"
"那你胳膊上这七个……"
"我穿完第二天长的。"她说，"先痒，痒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长好了。长好了就是这样的，不疼，摸上去是死的。"
我把手伸过去，在她胳膊上那七个疤上面按了一下。
她没有躲。
"有感觉吗。"
"没有。"
我又按了一下。
"真没有。"
她撩起后背的衣服。
后背上有一排针眼。从左肩胛骨到右肩胛骨，横着，一共二十八个，每个针眼之间隔一寸，针眼周围是黑的，像缝过线又拆了线。
"这个是寿衣上那种针法。"她说，"我妈缝的。"
"你妈缝在你身上？"
"我妈缝在衣裳上。"她说，"衣裳穿到我身上，针眼就到我身上。"
"哪一件的。"
"殡仪馆那四件里的，最老那件。1998 年的王秀兰，她二十一岁喝的药，她妈给她穿的婚纱，白缎子，长袖，背后缝了二十八针——寿衣改婚纱都得缝二十八针，缝住，人才不会跑。"
我看着她后背那一排黑点。
"你身上有多少别人的东西。"我问。
她把衣服放下来。
"我数过。"她说，"疤四十一个，针眼二十八个，膝盖上两块茧，心口疼，阴天疼，下雨天左手小指头麻。四十一个疤里有七个是烟头的，三个是刀的，一个是玻璃划的，剩下三十个是我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有些卡片上没写她怎么受的伤。"她说，"我只知道我身上多了个东西。"
我问她一句最不该问的。
"你图什么。"
她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抱着膝盖，脚缩在沙发上，脚上穿一双棉拖鞋，拖鞋面起球了。
"我二十二岁那年，穿过第一件。"她说。
"第一件是谁的。"
"王秀兰那件。"
"二十年前。"
"二十年。"她说，"那时候我一尺九，穿进去不用改。我穿上，站在镜子前面，我妈在后面给我拉拉链。我妈说，映真，你看你多好看。"
"那时候你妈就在收了？"
"我妈那时候在殡仪馆上夜班，扫后院。"她说，"她扫了二十年。她扫地扫到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件白衣裳，她打开看，是婚纱。她问人家，人家说是给一个喝药的姑娘穿的，穿完不要了。我妈说她拿回去。"
"拿回去给你穿。"
"拿回去洗干净，挂在家里。"她说，"那时候我才一岁。"
"你一岁你妈就收了？"
"她收了二十年，收了三十五件。"薛映真说，"我二十二岁穿第一件的时候，她柜子里已经三十件了。"
"她从你一岁就开始给你攒。"
"她说她怕。"
"怕什么。"
"怕她闺女被人挑。"她说，"她说，衣裳是死的，人是活的。人挑衣裳，挑三拣四，挑到最后一件也不剩。衣裳不挑人。衣裳谁穿它，它就长在谁身上。"
"所以她给你攒了一柜子不挑你的东西。"
"她攒了一柜子我穿得进去的东西。"薛映真说，"她以为我穿得进去，就说明我还有人肯要。"
第八章 生日前
下周三之前，我去了三趟她家。
第一趟我送了两件。一件是我店里的样品，一件是她自己在网上买的，九十九块包邮。
她当场拆包，当场让我改。
"这件改到一尺九。"
"这件是弹力布。"
"弹力布也要一尺九。"
我改了。
第二趟，她跟我说了她的第三十八件。
那天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张卡片，卡片是空白的，她拿圆珠笔在卡片上写了两个字，写完又划掉，划掉又写。
"我生日那天穿三件。"她说。
"三件你一个人穿？"
"早上穿一件，中午换一件，晚上穿一件。"她说，"三件一共照三张相。照完，我三十八岁就穿够了三十八件。"
"你三十五件加三件是三十八件。"我说，"那三件你都有了？"
"两件你给我改好了。"
"第三件呢。"
她把那张卡片捏在手里，捏成一小团。
"第三件我自己弄。"
第三件是活人身上的。
我知道的时候是星期二晚上，她生日前一天。
我那天在县医院住院部后面的小宾馆里扎婚车——第二天早上八点，那家宾馆出一队婚车，新娘是县医院的护士，二十三岁，嫁的是她们科里一个大夫。
喜铺是我做的，花是我扎的，婚纱是我租的。
那件婚纱是我店里最好的一件：缎面，抹胸，腰上钉了三百颗水钻，我租出去一千八，押金三千。
晚上九点，我在宾馆门口扎车头花，一抬头，看见她。
她穿那件灰羽绒服，站在宾馆大厅玻璃门外面，往里看。
我走过去。
"你来干什么。"
"我看看。"
"看什么。"
"看那件衣裳。"
"那件衣裳在楼上化妆间，明天早上才穿。"
"我知道。"她说，"我问过了，605。"
"薛老师。"我说，"你回去。"
"我三十八了。"她说，"我明天三十八。"
"你明天三十八也不关人家二十三岁的事。"
她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是一把小剪刀，折起来的，巴掌大。
"剪刀我带了。"她说，"我从后面剪，剪开拉链，一扯就下来。"
"你剪了人家怎么办。"
"她里面穿了衬裙。"她说，"她还能嫁。"
第九章 宾馆六楼
那天晚上我跟她吵了。
我们在宾馆外面的花坛边上吵，声音压着，压得像两个人吵架压着嗓子。
我说你这是犯法。
她说衣裳是死的。
我说衣裳是活人的。
她说活人明天就穿完了，穿完就脱了，脱了也是收起来，收起来跟我的柜子里那些有什么区别。
我说有区别。区别是人家是穿着它嫁人，你是穿着它照相。
她停了。
停了五秒。
然后她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她说："我照了三十年相，我一张都没给人家看过。"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上到六楼。
605 的门开着。屋里是新娘，化妆师，两个伴娘，一堆人。
新娘坐在镜子前面，头发盘了一半。
那件婚纱挂在门后的挂钩上，缎面，抹胸，三百颗水钻，用白布罩着。
我进去，跟新娘说了一句话。
我说："姐，你这衣裳，今天可能要丢。"
新娘看着我。
我把事情说了。说得很短，三分钟。
我说有个女的，三十八了，收了三十五件别人不要的婚纱，每件都改到她二十岁的腰，一年穿一件，照一张相，照了三十年。她今年三十八，她要穿三十八件，她还差三件。第三件她要你身上这件。她现在在楼下，她带了一把剪刀。
新娘听完，问了我一句。
"她现在在哪儿。"
"大厅。"
新娘站起来。
她那时候头发盘了一半，另一半披着，脸上打了底，眼线画了一只。
她走出 605，进了电梯，按了一楼。
我跟在后面。
电梯门开的时候，薛映真在大厅沙发上坐着，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新娘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两个人都不说话。
站了大概十秒。
新娘开口了。
"你今年三十八？"
"三十九。"薛映真说，"过了今天三十八。"
不对。她说反了。
她自己也知道说反了。她又说了一遍："今天三十八。"
新娘点点头。
"你跟我上楼。"新娘说。
第十章 水钻动了
我们三个上了六楼。
化妆师和伴娘都在，屋里一下子挤了六个人。
新娘把门关上，反锁。
她走到门后，把那件罩着白布的婚纱取下来，抖开，双手提着肩带，转身对着薛映真。
"你穿。"新娘说。
薛映真两只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站着不动。
"这是我的。"
"我知道是你的。"
"你明天——你今天要穿它。"
"我今天穿它。"新娘说，"我八点半出门，九点到他家。现在七点四十。你穿十分钟。"
"十分钟不够。"
"够。"新娘说，"你穿了三十年的衣裳，你穿一件要多久。"
薛映真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她脱羽绒服。羽绒服里面是一件灰毛衣，毛衣袖口起球了，球起了三个。
化妆师帮她把婚纱套上去。
缎面抹胸，三百颗水钻，腰收在最细的地方。
拉链拉到一半，拉不动了。
"吸气。"化妆师说。
她吸了。
拉链上去两寸。
"再吸。"
她再吸。
拉链拉到顶。
她站在镜子前面。
镜子里的那个人，三十八岁的脸，脖子上有两道横纹，妆是素颜，头发是一字夹别着的。
婚纱是合的。
她抬起手，摸了摸腰上那三百颗水钻。
"它不勒。"她说。
"它凭什么不勒。"新娘在后面说。
她说了那句话以后，过了大概二十秒，婚纱开始动。
先是一颗水钻。
腰上左边第三颗，掉了。
掉在地上，弹了一下，滚到墙角。
然后是第五颗，第九颗，第十二颗。
一颗一颗往下掉，掉得有声，叮、叮、叮，落在地板砖上，弹，滚。
"怎么回事。"新娘说。
我没说话。
水钻掉完了，缎面开始收。
不是收腰，是整件往里收。肩带往里缩，缩进肩膀的肉里；胸口那圈往里箍，箍得她锁骨下面出来一道红印；腰那一圈收到的最快，先是一尺九，再是一尺七，再是一尺五。
她两只手去掰腰。
掰不动。
"剪。"她喊。
我拿剪刀。
剪刀是折起来的，是她自己带的那把，巴掌大的那把。我从她羽绒服口袋里摸出来，掰开。
我剪右边肩带。
剪断了。
左边肩带也在往里陷，我一刀剪断。
婚纱上半截掉在地上，她上半身是灰毛衣。
腰那一圈还在收。
她跪下去了。
跪在地上，两只手撑着地，腰上那一圈白缎子勒成一根绳，绳子在她腰上越拧越紧，把她腰上的肉挤出来，挤出上下两圈。
她的脸紫了。
我从背后下手，一刀捅进去，往上挑。
缎子裂了。
裂开的声音像撕布。
腰那一圈松了，掉在地上，摊成一条。
她跪在地上喘气。
喘了很久。
后来新娘还是八点半出门的。
她穿的是备用那件，粉的，齐地，是我店里的，租一天三百八。
她出门的时候从薛映真身边过去，没说话。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头。
"那件衣裳我不要了。"她说，"押金你退给她。"
"押金三千。"
"押金算我的。"
她下楼了。
屋里剩下我们两个。
薛映真坐在地上，上半截婚纱堆在她腿上，三百颗水钻散了一地，落在地板砖上，一颗一颗，闪。
她伸手捡了一颗，放在手心里看。
"它不认我。"她说。
"它认她。"
"它认二十三。"
"你三十八。"
"我三十八了。"她说，"我还差一件。"
她把那颗水钻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攥到手心出汗。
那天是她三十八岁生日。她早上穿了两件，照了两张相。
第三张没照成。
第十一章 三十五件的去处
生日过完的第二天，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她柜子里三十五件婚纱，一件一件搬到我店里。
搬了六趟，电动车后座绑着，一趟六件。
搬完最后一趟，我把三十五张卡片从三十五件衣裳上拆下来，摊在我的柜台上，摊了一柜台。
我拿起手机，一个一个打卡片上的电话。
第一个是王秀兰，1998 年。
接电话的是个老太太。我说我是县里开喜铺的，我问她是不是有一件白缎子长袖的婚纱。
老太太在电话那头笑了。
"哎哟，那都多少年了。"她说，"那是我闺女的东西，她二十一走的。那年我在她身上缝了二十八针。"
"衣裳您要不要。"
"不要了不要了。"她说，"你扔了吧，别放家里，放了不吉利的。"
我说我不扔，我说我还给别人。
第二个是李巧云，2001 年。
接电话的女人说话很快。
"那件？那件我早不要了。"她说，"我现在在洛阳，我开了个店，卖童装。我二婚了，我男人比我小三岁。"
"您那件衣裳上面有血。"
"有就有吧。"她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想问您要不要。"
她停了两秒。
"你烧了吧。"她说，"烧了干净。"
第三个是张玉凤，2004 年，结婚当天跑了的那件。
这个人电话打不通了，空号。
第四个是赵美玲，2007 年。
她说她在广东，小吃店。她说她去年又结了。
"那件衣裳我还挺喜欢的。"她说，"你要是能寄过来，我就留着，留给我闺女。"
"您闺女多大。"
"十四。"
最后一个电话，我打了三次才打。
陈小满。我表姐。
"姐。"
"周家老三？"
"是我。"
"你干什么，你爸身体不好？"
"我爸好着。"我说，"姐，你那件婚纱，你结婚前一天送人那件，在我这儿。"
电话那头没声了。
过了五秒，我听见我表姐的呼吸声变重了。
"那衣裳怎么在你那儿。"
"你送的那个人又送回来了。"
"谁。"
"一个老师。"我说，"县一中的，姓薛。"
我表姐在电话那头哭了。
哭得很小声，是那种不想让人听见、又忍不住的哭。
"我那年二十五。"她说，"我二十五，我不嫁了，我怕。我不知道我怕什么，我就是怕。我把衣裳送了我就跑了，我第二天就上了西安的车。"
"你现在好不好。"
"我好。"她说，"我好得很。"
"那衣裳你要不要。"
"要。"她说，"你给我寄过来。我要留着。"
"你留着干什么。"
"我留给我闺女。"她说，"我闺女今年十一。"
三十五件衣裳，还出去十九件，烧了十一件，剩下五件没人要。
没人要的那五件，都是殡仪馆来的。
我留了最老的一件——1998 年王秀兰那件，白缎子长袖，背后缝了二十八针。
留下来的第三天，她妈来了。
她妈六十八，个头矮，比我矮一个头还多，进门的时候先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她来搬那件最老的。
我把衣裳给她，她抱在怀里，抱着不撒手。
"我扫了十九年。"她说。
"我知道。"
"我不认字，我就认白。"她说，"后院只要是白的，我就捡起来。捡起来一看是衣裳，我就叠好。"
"您叠了三十五件。"
"我叠了三十五件。"她说，"我叠的时候我就想，我们映真以后能穿。"
"她穿了。"
"她穿了身上长东西。"老太太说，"我知道。"
"您知道？"
"我给她脱衣裳的时候看见的。"老太太说，"她背上有二十八个针眼。我缝的针，我认得。"
老太太抱着那件白缎子，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我扫了十九年。"她说，"我一年扫两件。我扫到去年，我扫不动了，我腰不行了。"
"那您留了三件。"
"我留了三件。"
"留着干什么。"
老太太转过身。
她那张脸，跟她闺女一模一样，只是往下垂了三十年。
"她五十岁那年穿五十件。"老太太说，"她今年三十八，还有十二年。十二年我再扫两件就够了。"
第十二章 二尺三
十二月的时候，我给她做了件新的。
我没告诉她。
我自己裁的，缎面，齐肩，长袖——她胳膊上有七个疤，我给她做了长袖。
腰我留的二尺三。
不是一尺九。
我做了二十天，做完了我给她送过去，装在黑袋子里，绑在电动车后座。
她开门，看见我，看见袋子。
"我不改了。"她说。
"这不是改的。"
"这是什么。"
"我给你做的。"我说，"你试试。"
她把衣裳拿出来。
长袖，缎面，白色，素，没水钻，没花，没拖尾。
她摸了摸袖子。
"多少腰。"
"二尺三。"
她抬头看我。
"二尺三？"
"你三十八岁的腰。"我说。
她把衣裳抱在怀里，抱着，没动。
抱了一会儿，她进屋去换。
换出来了。
合身的。
她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
看了很久。
那面镜子还是那面老镜子，木框，边框上有裂纹。
镜子里的那个人，三十八岁的脸，脖子上有两道横纹，头发是披着的，别着一根最便宜的黑色一字夹。
腰是三十八岁的腰。
她抬手，把那根一字夹取下来。
"周老板。"她说，"我饿了。"
我说那你换下来我带你去吃。
她说不换。
她穿着那件婚纱，外面套了那件灰羽绒服，羽绒服拉链拉不上，她就敞着，露出里面一截白。
她跟我下楼。
五楼，四楼，三楼。
三楼那家门口有个小丫头在跳绳，看见她，停了。
"薛老师！"
"嗯。"
"你穿的啥？"
"我穿的是衣裳。"
"我知道是衣裳，啥衣裳？"
她停了一秒。
"我自己个儿的。"她说。
我们出了一中后门，往右拐，走到路口那家米粉店。
她要了碗三鲜粉，加一个卤蛋。
粉端上来，她把羽绒服脱了搭在椅背上，坐直了吃。
粉汤溅了一滴在白纱上，她拿纸巾擦，擦不掉，她又擦了两下。
"脏了。"
"回去洗。"
"洗不掉怎么办。"
"洗不掉就留着。"
她低头吃粉。
吃到一半她抬头看我。
"周老板，我三十九那年呢。"
"你三十九那年穿这件。"
"还是二尺三？"
"你三十九岁多少腰，我给你做多少腰。"
后来她那间屋子的柜子空了一半。
空出来的那半，她没再往里挂东西。她把卡片盒倒了，三十五张卡片一张一张撕了，撕成指甲盖大小，扔进垃圾桶。
撕到她自己那张——第三十五张，上面写着"第三十五件，2022年11月"——她停住了。
她没撕。
她把那张放进羽绒服口袋，跟那一颗水钻放在一起。
我有时候在街上碰见她。她还是穿那件灰羽绒服，领子上的毛还是东倒西歪。
她看见我，会停下来，问我一句：
"周老板，今年流行什么腰。"
我说今年流行你自己的腰。
她就笑一下。
那个笑还是嘴角往上推，眼睛不动。
但是她的眼睛现在动了。
人这辈子最难改的那个尺码，从来不是腰围——是你非要塞回二十岁那年的自己里，一年塞一寸，塞了十八年，到最后把自己塞成一件谁都穿不上的旧衣裳，挂在一柜子死人的白纱中间，还跟人家说：你看，我穿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