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透析室的第三年
“三十五床，苏晚。”
护士小周在走廊尽头喊我的名字，声音压得很低，像怕吵醒谁。其实那会儿才六点二十，透析室的门刚开，走廊里只有拖把和消毒水的气味，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闪两下才亮。
我举起手：“在。”
她走过来，把一张新的一次性床单铺在我的椅子上，动作熟练得像在铺一张用了很多年的旧桌子。“昨晚睡了吗？”
“睡了。”
“睡几个小时？”
我想了想：“四个吧。”
她不再问了，把体重秤推过来。我脱掉外套站上去，五十二点三。上机前体重、上机后体重、两次之间的差，就是这四小时里要从我身体里抽出去的水。护士们管这叫“脱水”。我很喜欢这个词，好像人身上多余的东西，都可以一点一点地抽掉。
针扎进左臂的内瘘时，我还是会疼一下。那条血管被扎了七年，鼓起来一小段，像埋在手肘内侧的一条蚯蚓，摸着是硬的。小周拿棉签按住针眼，抬头看我：“家属电话还是那个空号吗？”
“空着吧。”
她在表格上画了一横，笔尖很短促地顿了一下。我们俩都很熟练，像在填一张填了七年的旧表格——姓名、年龄、诊断、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人那一栏，最早写的是“程野”，我的丈夫。后来划掉，改成“苏阳”，我弟弟。再后来，那行字也空了。
隔壁三十四床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姓钱。她儿子每周二、周五来，提着保温桶，桶里是排骨粥，粥上面浮着一层油，老太太嫌腻，一边嫌一边喝。今天她儿子来晚了，老太太就一直往门口看，看见我，问我：“闺女，你孩子呢？”
“没有。”我说。
“那你怎么一个人来？”
“我一个人来方便。”
她哦了一声，把粥碗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喝一口，我一个人喝不完。”
我没喝。透析的人要控水，一口粥里的水也算在里面，医生会骂。我只是把手伸过去，替她把被角掖了掖。她手背上的皮很薄，像晒过的塑料袋。
九点钟，主任带着两个年轻医生查房。走到我这床，他翻了翻我的化验单，说：“苏晚，你这个通路流量不太好了，得考虑做个评估。另外，移植那边，你要不要再问问？”
我说：“我只有一个肾。”
他愣了一下。
我笑了一下，替他把话接完：“另一个在我弟身上，七年前的事了。他那个也快不行了，人现在挺好，就是药不能停。”
主任没说话，把单子还给我，拍了拍床栏杆，走了。他拍了那一下，是那种“我知道，但我没办法”的拍法。我在医院待得太久，听得懂这种声音。
十点半下机。小周给我拔针，让我自己按着。棉花球压在针眼上，我数着时间，从一数到一百八十。血止住了。我坐起来，头有点晕，眼前发白了几秒，等它过去。
楼下的便利店，包子两块五一个，我买两个，一个现在吃，一个揣在包里，晚上热一热。收银的小姑娘认识我，每次都多给我一张纸巾。
手机里有三条未读。
第一条，弟弟：“姐，这个月药钱还差一千八，我发工资就还你。”
第二条，房东：“苏姐，这个月房租能不能先给一半，我家那位要做手术。”
第三条，程野，我的前夫，发来一张水电费账单的照片，下面一行字：“这房子你名字还在上面，物业费你承担三分之一，别装看不见。”
我把三条都看完了，一条也没回。我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吃那个还热的包子。街上有人骑电动车过去，后座绑着一箱矿泉水。早晨的太阳照在对面的玻璃幕墙上，亮得让人想闭眼。
我今年三十岁。我算过，我这辈子最有钱的时候，是二十三岁那年，卡上有四万七千块，是我在服装厂做了五年、每天十一个小时攒下来的。那年我用这笔钱的一半，给我弟交了手术押金。
另一半，后来给了一个我以为会跟我过一辈子的人。
——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我住在城中村最里面那一排，四楼，一间半的地下室改的单间，月租八百。屋子小，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个从废品站捡来的衣柜，柜门关不严，得用一根绳子系着。窗户朝北，白天也得开灯。
我把透析条、药盒、体温计摆在桌上，从左到右，像摆一排士兵。还剩三种药：降压的、降磷的、补钙的。降磷那种最贵，一盒九十八，我掰成半片吃，医生说不行，我还是掰。
桌角有一本硬壳的笔记本，深蓝色，封皮上印着“工作记录”四个字，是多年前公司发的。我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苏晚，从今天开始记。
第一笔记的是今天：透析，自费一百六十八元。包子两个，五元。公交两元。
我在后面写了两个字：还行。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压在药盒底下。窗外有人在装修，电钻响一阵停一阵。我躺下来，把手肘那条硬硬的血管贴在耳朵边上，能听见血在里面走，一下，一下，很慢，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
下午我去了趟社区。窗口后面坐着个年轻的姑娘，指甲做过，贴了小钻。我说我想问问大病救助怎么申请。她抬头看我一眼，问：“低保有吗？”
“没有。”
“那走支出型困难家庭，要收入证明、医疗票据、诊断证明、户口本、还有家庭成员的收入流水。你家里几口人？”
我愣了一下。按户口本，是四口：我，我弟弟，我弟媳，还有我侄子。按实际，只有我一个人在花这笔钱，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挣。
“我一个人。”我说。
她把一张清单推出来，纸是热的，刚从打印机里出来。“材料齐了再来。还有，你这个情况可以问问街道的慈善救助，一年一次，额度不大，一千到三千。”
我把清单折起来放进口袋，说了声谢谢。走出社区的时候，太阳斜过来了，把台阶照成橘色。我坐在台阶上，忽然想起我妈。
我妈也是一个人去跑这些。那时候我八岁，跟在她后面，看她在一个窗口一个窗口之间来回，手里攥着一沓纸，纸边被汗捏软了。她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磨破了，露出手腕上一道疤——纺织厂的机器划的。她从来不把这些纸给别人看第二遍，她怕人家烦。
那天晚上她回家，给我扎辫子，红头绳绕三圈，扎得很紧。她说：“晚晚，人要是没用，就没人管你。你要有用。”
我到现在都记得这句话。我这辈子都在照着这句话活。
晚上七点，弟弟的电话来了。
“姐，你吃饭没？”
“吃了。”
“那个……药钱的事，你别急，我下个月十五号发工资。”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他在那头笑了一下，笑声有点干。“姐，我这不是没办法嘛。倩倩她现在不上班，孩子要吃奶粉。你先帮我垫一下，就一千八。”
我看着桌上那盒被我掰成半片吃的药，说：“行。”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好像这样它就不会再响。窗外有个小孩在哭，哭了很久，哭声穿过楼道，一层一层往上爬。我数了数明天要吃的药，一共七片半，装进一个小塑料袋，扎好口，放在枕头边上。
等着天亮。
第二章 那年夏天的雨没停过
我妈叫周秀兰，在城南纺织厂挡了十七年车。
她的手我记得比她的脸还清楚。右手食指和中指的关节是歪的，指甲盖底下有一层洗不掉的黑，指腹上常年缠着胶布，胶布被棉纱磨得起毛。她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是洗手，用很烫的水，洗完了手还是那股机油和棉絮混在一起的味。她给我扎辫子的时候，那股味道就贴在我后脑勺上。
“别动，扎歪了。”
“妈，疼。”
“忍着。人这一辈子，疼的地方多着呢。”
我八岁。我们家在城南老街，一栋筒子楼的三层，四十平方米，两间屋，厨房是楼道尽头公用的。我妈那间屋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是一个抱着鲤鱼的胖娃娃，边角都卷了。她说那是给我求的，盼我好。
我十岁那年，她开始肚子疼。她不说，扛着，吃止痛片，一片变两片。等到她疼得直不起腰，去医院查，是肝癌，晚期。
那年冬天我们卖了房子。
卖的是乡下的祖屋，我爷爷留下的三间瓦房，连院子带树，卖了三万八。钱交了住院押金，一周就没了。城南老街那间四十平方米的筒子楼，是厂里分的房，我妈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锁着，房本压在抽屉最底下。我爸苏长庚那阵子跑长途货车，回来一趟，身上烟味很重，坐在病房门口的塑料凳上，一句话不说，抽到手指发抖。后来他开始喝酒，喝完就骂，骂医院黑，骂命不好，骂我妈没用。我妈躺在床上听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滴眼泪也没掉。
她跟我说：“晚晚，你别学妈。妈这一辈子，就是太会忍了。”
她走的那天下大雨。
我在医院走廊等她，从下午等到天黑。走廊尽头有一排蓝色的塑料椅，我坐最边上那个。护士站的灯很白，白得发青。有个年轻护士端着托盘出来，看见我，蹲下来问我吃了没有。我摇头。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饼干，撕开，塞到我手里，说：“你妈睡着了，你先吃点。”
那包饼干是咸的，苏打饼干，我吃了三块，剩下两块揣在口袋里，想留给她。后来我才知道，人走了以后，是吃不了饼干的。
我妈走的时候三十六岁。
丧事办完第二个月，我爸说要去南方跑一趟长途，能多挣点。他走的那天早上，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连灶台都擦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六百块钱压在我枕头下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爸出去挣钱，你在家看着你弟。”
字写得很大，很用力，笔尖把纸划破了。
那年我十二岁，我弟苏阳八岁。
他第二天晚上就哭了，说要找爸爸。我抱着他坐在床上，给他数窗户外面过去了几辆车。数到第四十三辆，他睡着了。我把他放下，自己坐在床边，一直坐到天亮。
从那天起，我爸再没回来过。头两年还有电话，从不同的城市打来，说在跑货，说年底就回。第三年以后，那个号码变成了空号。
——
我弟是十岁那年查出的毛病。
先是眼睛肿，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像被人打了一拳；后来腿也肿，按下去一个坑，半天不回弹。我带他去县医院，医生让验尿，尿里全是泡沫，化验单上一串加号。医生说是肾病综合症，要长期吃激素。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饭店端盘子。我把他背到医院去，从老街到县医院三站路，我不舍得坐公交，一个人背着他走。他趴在我背上，很轻，一直在说：“姐，我自己能走。”
“你走不动。”
“我能。”
他确实走不动了。
激素吃了三年，脸吃得圆起来，像发面馒头。他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去上学，坏的时候一躺一个月。我换过很多工作：饭店端盘子、超市理货、电子厂贴片、服装厂踩缝纫机。我十六岁那年，高二开学前一天，班主任来家里。
她坐在我家那张掉漆的方桌边上，看着墙上那张卷了边的年画，说了很久。她说我成绩在班里前五，说我要是读完，能考个大专，能有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弟在里屋躺着，咳嗽。
我说：“老师，我弟要活。”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我。她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额前的头发往下压了压。
我在服装厂做了五年。流水线，计件，一件三分五。早八点到晚八点，赶货的时候到十一点。车间里永远有一股布料的粉尘味，灯光是白炽灯，照得人脸都是灰的。我的手指被针扎穿过两次，一次扎在食指，血滴在布上，组长过来看了一眼，说这块算次品，从工资里扣。
我学会了把手指含在嘴里，等血止了再继续踩。
那五年我攒了四万七千块。每一千块我都记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像记仇。我想着这笔钱存够了，就给我弟做手术，或者给他买个小门面，让他以后不用像我一样。
我以为我攒的是钱。
后来我才知道，我攒的是别人的命。
——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弟的药断了。激素不能停，一停就反复。我手里只剩三百二十块，药要五百八。
我在街上走了很久，走到城西的血浆站门口。门口贴着红纸，上面写着“爱心献血浆，误工补贴三百元”。我在门口站着，看着那几个字，站了大概十分钟，风把红纸的一角吹起来，又贴回去。
我进去了。
抽血浆的过程比我想的慢。针管粗，扎进肘窝，血抽出来，进一台机器，转，血浆留下，剩下的血再送回身体里。送回的时候手臂是凉的，从手腕凉到肩膀。我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像一只歪着的鸟。
那一次我得了一张卡，里面充了三百块。加上我口袋里的三百二，我去药房把药买了。
我弟问：“姐，哪来的钱？”
“厂里发的。”
“发这么多？”
“干货。”
他信了。他一直信我。他二十岁之前，我跟他说过的所有谎，他都信。
那天夜里我发冷，盖了两床被子还是抖。我妈那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人要是没用，就没人管你。
可我一直很有用。我特别有用。我是一台机器，缺钱的时候开一下，缺人的时候开一下。机器不会喊疼，机器也不会算自己还剩多少。
第三掌 一只肾的重量
我弟十八岁那年，病倒了。
其实不是那年才病倒的。他的肾从十岁起就在坏，坏得很慢，慢到我们两个人都假装它不会坏透。他读完了中专，在汽修店当学徒，会修发动机，手上也是机油味了。他十七岁那年还谈过一个女朋友，是隔壁奶茶店的姑娘，处了半年，姑娘知道他有肾病，走了。他回家坐在门口，抽了一整包烟，跟我说：“姐，我这种人，就不该想这些。”
我说：“你想。你也是人。”
然后是他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他先是吃什么吐什么，后来脸灰了，腿肿得穿不进鞋。我带他去医院，抽血，肌酐一千二百多。医生看一眼化验单，抬头问：“家属呢？”
“我是。”
“尿毒症，晚期。从现在开始，两条路：透析，或者移植。透析一周三次，一次四百多，医保报一部分；移植要等肾源，也可能亲属捐。”
我站在诊室里，听见外面有人在喊号，声音一遍一遍。我说：“查我吧。”
配型做了两轮。抽血、化验、等结果，等了十七天。第十七天下午，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桌上摊着一张单子，上面很多勾。
“苏晚，六个点位全合。你是最合适的。”
我笑了。这辈子我很少笑，那一次是真的笑。我说：“那就是能救他了。”
医生没有笑。他把单子转过来，指给我看：“你要清楚风险。捐一个肾之后，你只剩一个。单肾的人，代偿能力有限，不能干重活，不能熬夜，不能乱吃药。将来如果怀孕，妊高症的风险很高。还有，远期有蛋白尿、肾功能下降的可能，概率不大，但不是没有。”
“多大？”
“有文献说百分之十到二十，几十年后。”
我想了想，说：“几十年后，我弟都四十多了。”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签。”我说。
——
活体器官捐献要直系亲属签字同意。我十六岁就没了妈，我爸失踪了十年。
我打听到他在城郊一个汽修厂，给人补轮胎。我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过去，厂子在一条土路边上，门口挂着一块红塑料招牌，褪成了粉色。他正在给一个货车换胎，蹲在地上，背驼得很厉害，头发全白了，两只手上都是黑。
我喊他：“爸。”
他抬头，看了我三秒，才站起来。
“晚晚。”
他把我让进那间小办公室，屋里有一股机油和泡面的味道。他给我倒了杯水，杯子是塑料的，边上磕了一个口。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问了很多人。”
他点点头，把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坐下来。我把那张单子放在桌上，说了情况，说了配型，说了要签字。
他很长时间没说话。末了他问：“捐了以后，你身体要紧不要紧？”
“医生说注意点就没事。”
“那……行。”他伸手去摸笔，摸到了，又停住，“晚晚，爸这十年也不容易，你弟这病……爸也出不上力。”
我说：“我知道。”
“爸现在这活儿一个月三千，租房一千二。你让爸签这个字，爸心里过不去。”
我看着他。
他说：“你能不能……给爸三万。就三万，爸当误工费，也算爸给你弟出了点力。不然爸这心里，实在是……”
我那天穿的是厂里发的工装外套，口袋里有一张银行卡，卡里有四万七。
我说：“行。”
我转给他三万。转账记录上写着“生活费”。
他签了字，签得很用力，笔尖把纸划破了，跟他当年那张纸条一模一样。
——
手术定在七月。
术前那一晚，我弟躺在病床上哭。他一米七六的个子，缩在被子里，哭得肩膀一下一下抖。
“姐，我不做了。我不做了。”
“为什么不做。”
“我把你肾拿走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说：“你听谁说的这些。”
“医生说的。他说你以后不能累，不能生小孩。”
我把苹果拿过来，坐在床边削。苹果皮削成一长条，一直没断。我小时候我妈削苹果就是这样，一刀到底，皮卷起来像一条红带子。我削完，切成小块，塞一块到他嘴里。
“你听着，”我说，“姐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这一件事做成了。你要是死了，姐这四万七也白攒了，这十七天也白等了。你活着，姐以后就有个弟弟，有人给我打电话，有人过年回来吃顿饭。这比你什么都要紧。”
他含着苹果，眼泪掉在杯子上，掉出一个个小圆点。
“姐，我以后养你。”
“好。”我说，“姐记着。”
——
手术那天，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前，看见他躺在隔壁的推床上，脸朝着我这边。他嘴动了一下，我没听见他说什么。
麻醉上来的时候，我想的是我妈。我想她躺在床上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一滴眼泪也没掉。我想我至少要哭一下，可我还没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过来是下午。左边腰上像被人塞了一根烧红的铁条，一动就抽。护士给我按镇痛泵，说：“疼就按，按一次管十五分钟，别忍着。”
我没怎么按。我算过，一泵药加在账单上是钱。我咬着毛巾，等疼过去。毛巾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上面有蓝格子。
第三天我能下床了。我扶着墙走到他的病房，隔着玻璃看。他躺着，脸色是那种久违的、活人的黄，监护仪上的数字很稳。护士说他尿出来了，第一泡尿，颜色像浓茶，但是有尿了，说明新肾在工作。
我站在玻璃外面，扶着墙，腰上那根铁条还在烧。
我笑了。我那年二十二岁，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
伤口是第七天裂的。
我下楼去买粥，走到医院门口的台阶，脚下一软，坐到了地上。腰上一热，我伸手摸，摸到一手湿。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最后自己扶着栏杆站起来，慢慢走回外科，找值班医生重新缝。
值班医生问：“家属呢？”
“没有。”
“签字。”
我自己签了。我签自己的名字签得很熟练，那几年我一个人签过的手术同意书、欠条、租房合同，比我这辈子交过的朋友都多。
出院那天，我丢了钱包。里面有八百块现金，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活体器官捐献的证明，我折成一个小方块，一直放在钱包夹层里。那张纸上有我的名字，有医院的章，写着“自愿捐献左肾”。
我报了警，警察做了笔录，说会调监控。后来没有后来。
我一直在想，那个拿走我钱包的人，打开那个夹层，看见一张写着“自愿捐献左肾”的纸，会怎么想。他大概会觉得是废纸。他不会知道，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张证明——证明我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少得没有人看得出来。
第四章 我以为那是家
程野是在医院走廊认识的。
那年我二十四岁，做完捐肾手术一年多，每隔三个月回医院复查一次。他父亲住在我复查那层楼的尽头，肺癌晚期，他每天下午来，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膝盖上摊着一个笔记本，算工地上的账。
我第一次注意他，是因为他给护工买饭。那层楼的护工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晚上值夜，他就给她带一份盒饭，还带一瓶酸奶。他说：“阿姨，你晚上饿。”
后来我坐在他旁边等号，他转头问我：“你也是家属？”
“不是。”
“那你看什么病。”
“复查。”
他看了我一眼，把手里那瓶没开的矿泉水递过来：“喝点水，等号要等很久。”
我说不用。他把水放在我脚边的地上，说：“放这儿，你不喝我也不喝，浪费。”
他父亲走的时候是十一月。那天夜里我在医院陪他，从抢救室一直陪到太平间，再从太平间陪到办手续的窗口。他一个人站在窗口前面，签了很多字，签得很慢，手一直在抖。我把笔按稳了，说：“你签吧，我扶着。”
他签完，忽然蹲在地上，抱着头，肩膀抖。走廊很空，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站在他旁边，没说话。我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把手放在他后背上，像当年我抱着我弟那样。
他抬起头，眼睛通红，说：“苏晚，你这个人，太苦了。以后我护着你。”
我当时听见这句话，心里有一块地方动了一下。我二十四年，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对我说“我护着你”。
——
他后来知道我只有一个肾，是我自己说的。
我说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家小饭馆里。我把袖子撸起来给他看肘窝那条蚯蚓似的血管，然后讲了当年的事，讲得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我说我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是想让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有残缺的，你要是接受不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他放下筷子，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大，掌心是工地上的粗。
“苏晚，”他说，“你不是残缺。你是把自己的一半给了别人。这种人，我头一回见。”
我说：“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要当真了。”
“你当真。”
那年冬天他带我回他老家。他妈妈在厨房里烧菜，隔着门帘看了我很久，后来在饭桌上说：“小野，这姑娘人是不错，就是……单身的女孩子，以后不好生。我们家就你一个儿子。”
程野把筷子放下：“妈，我不在乎。孩子的事以后再说，人我要。”
他妈不说话了。我坐在桌边，手放在膝盖上，很紧地攥着，指甲掐进肉里。
回家的路上，他开着那辆旧面包车，路上没灯。他忽然说：“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妈那句话。”
我说：“你妈说得对。”
“不对。”他把方向盘握得很紧，“苏晚，你听我说，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别人替我做决定。我要你，我自己要的。”
——
我们结婚是在第二年春天。
酒席十二桌，在他老家镇上的饭店，一桌六百八。婚纱是租的，租金三百，押金五百，裙摆上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污渍，我用别针别了一朵绢花遮住。三金是他分期买的，戒指内圈刻了两个字：“晚野”。
我弟来了，坐在主桌，穿了一身新买的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他那时候已经恢复得很好，脸有肉了，笑起来像小时候。
我爸没来。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厂里走不开，说“你们过好就行”。
敬酒的时候，程野搂着我的肩膀，对他那些工地上来的朋友说：“这是我媳妇，我这辈子最好的运气。”
我听见这句话，低头笑。我那天喝了三杯白酒，脸烫，眼睛也烫。
我以为我这一生，从那天开始就要往好里走了。
——
结婚第二年，我怀过一次。
查出来的时候是七周。我拿着B超单，站在医院走廊，单子上有一个小小的黑影，旁边写着“可见胎心”。我在那行字上看了很久，看到眼睛发酸。
医生跟我说过风险，我知道。可我那时想，我只有一个肾我都活下来了，我还能怕什么。
第十周的一个夜里，我肚子疼，疼得像有人在里面用手拧。我摸到一片湿，开灯，床单上一片红。我坐在床上，给我自己叫了车。
急诊室里，医生说要清宫，要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签。
“你丈夫呢？”
“他在工地。”
“打电话叫他来。”
我打了。电话响了七声才接，那头很吵，有搅拌机的声音。他说：“怎么了？”
我说：“孩子没了，我在医院。”
他停了两秒，说：“我这边在浇筑，走不开。你先处理，我明天回来。”
我说：“好。”
我自己签了字。
护士给我做手术前的准备，问我：“疼不疼？”
我说：“疼。”
她说：“忍着点，很快。”
我躺在手术台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灯，白得发青。我想起我妈走的那天，走廊尽头也是这种白。我想，我这辈子好像总是在这种白灯底下，一个人躺着。
他第二天下午才回来。进门站在床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跪下去了。
“晚晚，对不起。”
他跪着，头抵在床沿上，肩膀在抖。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没事，”我说，“是我身体不行。”
——
那三年，我确实是幸福的。我不否认。
他会在冬天把我的手塞进他棉衣口袋里；会在我复查的前一晚，把第二天要带的材料全部装在一个文件袋里，写上“苏晚复查”；会在工地上忙完，半夜回来，轻手轻脚，怕吵醒我。
我把我的钱也给了他。结婚的礼金七万，我攒的十二万，一共十九万，给他注册了一家小建筑公司，又垫了他第一个项目的保证金。
我给他做账。我不懂财务，我买了一本《小企业会计》，晚上在灯下看。我会算了，会报税了，会去税务局排队，会跟材料商对账。他公司第一年做了两百多万的流水，第二年翻了一倍。
他有时候抱着我说：“晚晚，我们以后有钱了，我给你换一个好点的肾。”
我笑他：“肾是买的吗？”
“那我给你买最好的药，最好的透析。”
“我不用透析。”我说。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好好地说话。
第五章 存折上的空白
我弟术后要吃抗排异的药，一个月一千八到两千三，看牌子。国产的便宜，掉头发；进口的不掉，贵。他吃国产的，头发一撮一撮掉，枕头上每天早上都是黑的。他有一次照镜子，摸了摸头顶，笑着跟我说：“姐，我这样是不是看着特可怜。”
“你可怜什么，你还活着。”
“活着是活着，”他说，“就是不敢照镜子。”
那几年我每个月十五号给他转药钱。有时候公司结款晚了，我就先用信用卡垫，等结款了再还。我从没让他停过一次药。
我自己也攒钱。
我不乱花钱，我这辈子没买过超过三百块的衣服。我挣钱的路子有三条：程野公司给我开三千的工资，我另外给两家小厂代账，一家八百，一家一千；老房子租给一对卖早点的夫妻，一个月八百。
这些年攒下来，那张卡里有二十万零几千。
这二十万，我想过很多次怎么用。我想过给弟弟做二次移植的评估，他那个肾也在慢慢坏，医生说十年是个坎；我想过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哪天我也躺下了，这钱能让我多透几年；我甚至想过，如果这辈子真的走不动了，这钱够买一块墓地——我们那儿一块最便宜的墓地，两万三。
我把钱存在一张银行卡里。那张卡是程野陪我去办的，密码是他设的。
——
2022年6月，我弟打电话说药要卖了，让我转两千三。
我打开手机银行，转账，页面跳出一行红字：余额不足。
我以为点错了，又点了一次。还是那行红字。
我坐在出租屋的床边上，把明细一笔一笔往下翻。翻到6月3号，一笔十八万，转出，收款人“林诗曼”，备注“手术”。再往下，6月5号，一万二，同一个名字，备注“后续”。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林诗曼，我知道。程野和我说过一次，是他喝多了，躺在沙发上说的。他说他二十岁那年谈过一个女朋友，叫林诗曼，家里是开厂的，后来她家里嫌他穷，两个人分了。他说：“她那时候为了我，受过一次罪。我这辈子都欠她。”
我当时问：“什么罪？”
他说：“你别问了。”
我把手机放下，站起来，又坐下。我那天下午本来要去给一个厂报税，我把资料装进包里，出门，走到公交站，又回来了。
——
晚上他回来，身上有酒味。他进门脱鞋，对我说：“今天工地签了，晚上跟他们喝了两杯。”
我说：“程野，钱去哪了。”
他停了一下。
“什么钱。”
“我卡里的二十万。”
他把外套挂在椅背上，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口。
“诗曼病了。乳腺癌，中期。她家里早败了，她一个人，没钱做手术。”
“所以你拿了我的钱。”
“晚晚，你听我说。她当年为我打过一次胎，大出血，差点没命。我欠她的。这次她要是不做手术，人就没了。”
我看着他。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那我的钱呢。”
“你的钱我以后还你。”他说，“我公司现在在往上走，年底那个项目结了，我一次性给你。”
“我弟的药呢。”
“你弟的药你让他先停一个月。一个月死不了。”
我站起来。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我听见自己说：“我弟停一个月的药，会死。”
他也站起来，比我高一个头，俯下来看着我。他说：“苏晚，你搞搞清楚。你弟那条命，是我给你撑着的。他那年手术，你爸要三万，你网贷五万，谁给你还的？这两年他要钱，你一个月两千三，你挣多少？公司是谁的？这房子是谁的？你住在这儿，吃在这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话？”
我没说话。
他把杯子往地上一摔。玻璃碎在地上，水溅起来，溅到我脚上。
“你别以为你捐了个肾就有多了不起，”他说，“你捐的是你弟，不是我。你在我这儿，就是个二婚的、单身的、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我要是不要你，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后来我弯腰，把地上的玻璃一片一片捡起来。有一片割破了我的食指，血冒出来，滴在地板上。我含住手指，等血止住。
我这辈子最会做的事，就是这个。
——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
柜台后面的女孩很年轻，问我办什么。我说我想查一下余额。她敲了几下键盘，抬头看我，说：“三块两毛七。”
我说：“你再看一遍。”
她又看了一遍：“三块两毛七。”
我说：“谢谢。”
我在银行大堂的椅子上坐下来。那椅子是硬的，塑料的，冬天坐上去凉。大堂里有人办卡，有人取号，有人跟柜台吵架，说利息不对。空调开得很足，我坐了一会儿，开始发冷。
那个女孩后来端了一杯水过来，放在我手边，说：“姐，你脸色不好，喝点水。”
我说谢谢。我没喝。我怕喝了要上厕所，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
我坐到银行下班。灯一盏一盏关，保安过来问我：“女士，我们要关门了。”
我站起来，说：“对不起。”
走出银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刚亮，光是橘色的。我在门口站着，手机响了，是我弟。
“姐，药钱转了吗？我这几天有点不舒服，不敢停。”
我捏着手机，看着马路对面那排亮着灯的窗户，说：“阳阳，姐这边……出了点事。药先停一周，姐想办法。”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然后他说：“姐，我会死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哭，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我听见那一声“我会死的”，我整个人从里面塌了下去。
我说：“不会。姐在。”
——
那天晚上我回了趟家，把戒指从手指上褪下来。戴了三年，手指上留了一圈白印。戒指内圈刻着“晚野”两个字。
我拿去当铺，当了二千八百块。
我又在网上借了五万。利息我不太会算，那个客服跟我说得很客气，说“姐，您放心，很低的”。我按了手印，电子手印，按在屏幕上，一秒钟就完成了。
第二天我把两千三转给我弟，又多转了五百。
他回我一条：“谢谢姐。”
我把那条消息看了一遍，删了，又去回收站里找回来。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我第一次想，如果六年前那天，我没有签那张同意书，会怎么样。
想完我就把这个念头按下去了。人不能这么想。人这么想，就活不下去了。
第六章 老房子要腾出来
城南老街那间房子，是我妈留下的。
四十平方米，两间屋，一间朝南一间朝北，厨房在楼道尽头，跟六户人家共用。墙上那张抱鲤鱼的胖娃娃年画，一直是卷着边的，我没换过。我妈走后我和我弟在里面住了六年，我睡朝南那间，他睡朝北那间。
2012年房改，厂里让职工买产权，两万块。我那时候在服装厂，一个月一千八，我攒了一年半，把那两万块交了。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苏晚。
我拿到房本那天，坐在楼道口，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份不动产。我想，我有房子了。我弟以后结婚，可以从这间房里出门。
——
我弟二十五岁那年，带回来一个姑娘，叫王倩。
王倩在商场卖化妆品，个子高，脸白，指甲做得长长的，进门先站在楼道口看了一下，鼻子动了一下。她说：“这儿还有这种房子啊。”
我笑着说：“老房子，旧是旧了点。”
她跟着我进屋，坐在我那张方桌边上，手指在桌面上蹭了一下，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她抬头看了看墙角那张年画，说：“这个好旧了。”
“我妈贴的。”我说。
“哦。”
那天她待了二十分钟就走了。我弟送她下去，回来跟我说：“姐，她说这房子太小了。”
“是小。”
“她说她妈那边，要求结婚要有房。”
我坐在桌边，没有说话。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没喝。
“姐，”他说，“我不是要你的房子。我就是……”
“你就是要。”我说。
他低下头。
我说：“行。”
——
过户那天是十一月，天气阴。房管局的人很多，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窗口里的人问我：“赠与还是买卖？”
“赠与。”
“赠与要交税，评估价百分之三，还要公证。买卖便宜点。”
“那就买卖。”
“买卖要交契税，你们这个面积小，算一算也不多。”
我签了很多张纸。签到最后一张，笔尖在“赠与人”那一栏停了一下。我想起我妈。她当年在这张桌子边上给我扎辫子，说“人要是没用，就没人管你”。
我把名字签完，把笔放下。
我弟在旁边说：“姐，我以后一定还你。”
“不用还。”我说，“你好好过日子就行。”
——
我爸是那年冬天回来的。
他回来的时候肝硬化，肚子鼓起来，像怀了六七个月。汽修厂不要他了。他站在老街楼下，提着一个编织袋，看见我，叫了一声“晚晚”，然后就没话了。
我把他接上楼，给他煮了一碗面，放了两个荷包蛋。他吃得很快，吃完抬头看我，眼睛红了。
“爸对不起你。”
“吃吧。”我说。
他住进了朝南那间屋。我弟和王倩住朝北那间。我从我弟那儿借了三万，给他看病。他住了四个月，走的那天是腊月，我给他擦的身子，给他换的衣服。他口袋里有六百块钱，折得整整齐齐，和他当年压在枕头下面那六百块一模一样。
我在他口袋里摸到那六百块的时候，坐在太平间的走廊上，笑了很久，笑到咳嗽。
——
我弟的婚礼在第二年春天。
二十桌，办在镇上最好的酒楼。王倩穿的是定制的婚纱，不是租的。她娘家来了十四个人，坐了满满一桌，桌上摆着两瓶红酒。
我的位置在最边上那一桌，跟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远房亲戚坐在一起。我穿的是我唯一一件好衣服，深灰色，三年前买的，袖口洗得有点薄。
敬酒到我这桌，我弟拉着王倩，说：“这是我姐。”
王倩举着杯子，笑得很标准：“姐。”
我说：“好好过。”
她凑近了点，声音压得低低的，只有我能听见：“姐，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以后在家里，你别老提你捐肾的事。这个事，说起来晦气。”
我端着杯子，站在那里。
“阳阳现在身体好了，”她说，“你老提，他心里不舒服。再说，这种事拿出来讲，人家还以为我们家欠你什么。”
我说：“好。”
我把那杯酒喝了。酒是甜的，甜得发腻。
——
婚礼过后三个月，王倩怀孕了。
有一天我弟来找我，在楼下站着，抽了三根烟才上来。他坐在我对面，两只手在膝盖上搓。
“姐，倩倩她妈说，孩子生下来，得有个像样的地方住。这房子……她想重新装修一下。”
“装修就装修，我在呢，不影响。”
“姐，”他抬起头，“她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先搬出去一阵。”
我看着他。
“你有老公，有房子。”他说，“我这儿，就这么一间。”
“你姐夫那边……”我说了半句，停住了。
那时候我和程野已经不怎么说话了。那二十万以后，他回家越来越晚，我做的饭他不吃，我说话他当没听见。我在那个家里，像一个放在角落的旧箱子，碍事，但还不到扔的时候。
“姐。”我弟叫了我一声。
我说：“行。”
——
搬家那天是六月，很热。
我只有一个行李箱，一个编织袋。行李箱里是我的衣服、药、那本《小企业会计》、一沓票据。编织袋里是我妈的东西：一件蓝布工装，一个针线盒，一张照片。照片是她三十岁那年拍的，站在纺织厂门口，头发扎在脑后，笑的时候眼睛是弯的。
我把墙上那张抱鲤鱼的胖娃娃年画揭下来，卷好，塞进编织袋最上面。年画后面的墙是白的，白得刺眼，那块地方比周围干净，像一个没长好的疤。
下楼的时候，我弟在门口站着，手里拿着一个红包。
“姐，这个你拿着。”
我没接。
“姐，你拿着。”
我接了。我后来在出租屋里打开，里面两千块。
我提着行李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户亮着灯，橘色的，很暖。王倩的身影在窗边晃了一下，她在晾衣服，晾衣杆上挂着一排小衣服，粉色的，蓝色的。那是给还没出生的孩子准备的。
我在巷子口站了很久。
那扇窗亮着灯，可那不是我的家了。我这辈子有过两个家，一个是我妈在的时候那个，一个是我以为程野会给我的那个。两个都没了。
我拖着行李箱往前走，轮子在地上磨出声音。走到街口，我停下来，给我弟发了一条消息：“灯挺好的。”
第七章 化验单藏在米缸里
身体是从脚踝开始坏的。
先是鞋穿不进去。我以为是站得太久，晚上把脚垫高，第二天早上能小一点。后来是小腿，按下去一个坑，过一会儿才回弹，回得很慢，像按在一块湿泥上。再后来是脸，早上起来眼泡肿着，眼睛剩一条缝。我在写字楼的卫生间里照镜子，看见一张我不认识的脸。
我开始恶心。不是吐，是那种一直顶在喉咙口的恶心，闻到油味就想呕。楼下的早点摊，油条在锅里响，我路过的时候要捂着嘴快走。
夜里腿抽筋，抽得我在床上蜷成一团，咬着枕头等它过去。
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在医院待过太多年，我认得这些。
我一直不去查。我心里有一笔很简单的账：查出来，就得治；治，就要钱；我手里没有钱。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累的。人累了就会肿，就会恶心，就会抽筋。这是常识。
直到有一天我在写字楼十九层的女厕里吐了。吐出来的是水，我一天没敢喝水，吐出来还是水。我扶着洗手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去了医院。不是我做透析的那家，是另一家，离得远，我不想碰见熟人。
抽血，验尿，B超。医生看单子的时候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又往下拉，来回看了两遍。
“苏晚。”
“嗯。”
“肌酐六百八十七，eGFR 九。你这个……是尿毒症期了。得马上建立通路，开始透析。”
“能不能先吃药。”
“吃药？”他抬头看我，“你这个数，吃药没用。你是单肾？”
“是。”
“什么时候的事。”
“六年前，捐给我弟了。”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捏了捏鼻梁。
“姑娘，”他说，“你这个情况，六年前医生没跟你讲清楚？”
“讲了。”
“那你怎么……”
我说：“医生，我还有工作。我要是现在开始透析，我一周得请三天假。我那个工作，请三天假就没了。”
他看着我，很久没有说话。最后他拿起笔，在病历上写了几行，把单子推给我。
“你至少把降压药吃上。低盐，低蛋白，别熬夜。你要是再拖，下一次来的就是急诊。”
我把单子折起来，放进口袋，说了声谢谢。
——
那张化验单我没有扔。
我把它带回家，站在厨房里，想了很久放哪儿。最后我打开米缸——那是我从老街带出来的一个铁皮米缸，里面还有半缸米——我把化验单压在米底下。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藏。可能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可能是只要看不见，它就还不算真的。
那之后我又做了四个月保洁。
白天我在一家小厂做账，晚上在一栋写字楼做保洁，从十点到凌晨两点。拖地、倒垃圾、擦玻璃、刷厕所。一层楼二十二个办公室，我推着车一层一层走，楼道里的声控灯跟着我一节一节亮，又在我身后一节一节灭。
有一次我在十九层擦玻璃，玻璃外面是这座城市，全是灯，一片一片，像撒在黑布上的碎金子。我把手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我想，这些灯里面，有没有一盏是我的。
——
程野发现我病，是在那年十月。
那天我在家里吐，吐完扶着墙站不起来，坐在卫生间的地上。他推门进来，看见我，眉头皱了一下。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去医院查了没有。”
“查了。”
“什么病。”
我看着他的鞋。他的鞋是新买的，皮面很亮。我说：“尿毒症。”
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卫生间的灯有点接触不良，闪了两下。
“要透析？”
“要。”
“一周几次？”
“三次。”
他低头笑了一下，那种笑很难看。他说：“苏晚，我们离了吧。”
我抬起头看他。
“我不瞒你，”他说，“我伺候不了一个病人。我妈当年伺候我爸，伺候了两年，人瘦得脱形。我看着就怕。我这辈子不想再进医院那个门。”
“好。”我说。
他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快，愣了一下。
“房子是我的名字，”他说，“公司也是我的。你这几年在家里也没少花。”
“我知道。”
“我给你三万补偿，分六期，一个月五千。”
“好。”
“你别觉得我狠。”他说，“苏晚，你已经把自己捐空了。你这个人，从里到外，都空了。我拉不动你。”
我坐在地上，点了点头。
他说得对。我确实空了。
——
我第一次透析是在十一月。
那家医院在城西，我坐公交要转一次车，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流程，护士让我先去称体重，再量血压，再等床位。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手里捏着医保卡和一张缴费单。
上机之前，护士问：“家属呢？”
“没有。”
“签个字。”
我签了。
针扎进去，血顺着管子流出来，暗红的，进机器，转，回来。机器在响，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我躺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歪着的鸟。
隔壁床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老婆在边上给他剥橘子，剥得很仔细，把每一瓣上的白丝都撕掉。他嫌她剥得慢，她说：“你急什么，又不差这一会儿。”
我闭上眼睛。
下机以后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用手机给自己点了一份粥。外卖送到的时候，我打开盖子，热气扑上来，我看了一眼，又盖上了。
我怕水。我一天只能喝五百毫升。这碗粥里的水，够我喝两天。
我把粥放在台阶上，站起来走了。走出去十几米，我又回来，把粥提起来，扔进了垃圾桶。扔的时候我心里想，这碗粥七块钱。
——
十二月，我弟打电话来。
“姐，倩倩早产了，孩子进保温箱，一天一千多。医院让交三万押金。”
我在透析机上躺着，一只手不能动，只能用另一只手拿手机。
“姐？你听着吗？”
“听着。”
“姐，你那儿还有没有……”
“有。”我说。
我那时候手里有三万，是程野给的第一期补偿。
第二天我取了钱，转给他。他回了一条语音，声音很急：“姐，谢谢你，真的谢谢你。等我缓过来，我一定还你。”
我把语音听了两遍。
第二期补偿到账的日子，程野没有转。我发消息问他，他回：“最近资金紧，下个月一起。”下个月也没有。再下个月，他把我删了。
我在透析机上睡着了。我梦见我妈，她坐在床边给我扎辫子，红头绳绕三圈，扎得很紧。她说：“晚晚，你别学妈。”
我在梦里说：“妈，我已经学你了。”
第八章 我在城中村有了一个房间
我从程野那里搬出来那天，下着小雨。
他站在门口，没有帮我提东西。他只说了一句：“钥匙留下。”
我把我那串钥匙放在鞋柜上。上面有三把：家门、公司、老房子的。老房子那把早就换了锁，我一直没扔。
我搬到城中村，是中介介绍的。中介骑个电动车带我穿过三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都是自建房，墙上有水渍，电线从头顶横过去，缠成一团。走到最里面一栋，上四楼，走廊尽头一间。
门打开，一股潮气。屋子不到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个铁皮柜，一张折叠桌，墙角有一个蹲便。窗户朝北，玻璃上贴着一张旧报纸挡风。
中介说：“八百一个月，押一付一。”
我说：“能不能押一付半。”
他看了我一眼：“你要租就租，不租拉倒，这价钱外面找不到。”
房东姓陈，六十多岁，腿有点瘸。他站在楼下，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看见我，先看我的脸，再看我的手。
“做什么工作的？”
“保洁，还有给人做账。”
“一个人住？”
“一个人。”
他把钥匙递给我，说：“八百。你要是这个月紧，先给五百，剩下三百下半月给。别拖太久，我也要吃。”
我说：“谢谢陈叔。”
他摆摆手，一瘸一拐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四楼水压小，洗澡要等晚上十点以后。”
——
那间屋子，我住了两年。
我买了三样东西：一个电水壶，一盏台灯，一个二手的电暖器。电暖器是老陈送的，他说他家里不用了，让我拿去。我给它擦了三遍，插上电，红色的灯管亮起来，屋子里有一股灰尘被烤热的味道。
我把药盒摆在桌上，把米缸放在床底下。米缸里那半缸米早就吃完了，我把化验单拿出来，塞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别的东西：房本复印件、离婚协议、我弟的出生证明、我妈的照片。
我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把这些纸拿出来，一张一张看。看完了再放回去。像一个穷人在数自己的钱。
——
我在那栋写字楼做了两年保洁。
夜班十点到凌晨两点。我推着车，从一层到二十二层。电梯里贴着广告，一个女明星举着一瓶精华，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我每次进去都要看一眼那瓶精华的价格，一千八，是我一个月的透析自费。
有一层是设计公司，半夜总有人加班。有个小姑娘，二十三四岁，短发，戴眼镜，桌上永远堆着外卖盒。她有一次出来接水，看见我在擦玻璃，愣了一下，转身回去，端了一杯热咖啡出来。
“阿姨，喝点。”
我说：“谢谢，我不喝。”
“为什么？”
“我肾不好，不能喝太多水。”
她把杯子收回去，站在那儿，想了想，又回去，拿了一盒饼干出来：“这个不沾水。”
我接了。那天夜里我坐在消防通道的台阶上，一片一片吃那盒饼干。饼干是奶盐味的，很脆，吃到第三片的时候，我眼泪掉在手背上。
我不是难过。我只是很久没有遇到有人问我一句“为什么”。
——
王倩生了个男孩，七个月早产，在保温箱里待了二十六天。
出院那天我去了医院。我提前在商场买了一个红包，红布面的，上面印着金色的“长命百岁”，里面装两千块。我在医院楼下的卫生间里洗了手，洗了很久，把手肘那条血管用袖子盖好。
我弟抱着孩子出来，脸笑得皱起来：“姐，你看，像我。”
我凑过去看。孩子很小，脸红红的，眼睛闭着，睫毛一根一根的。
我伸手想抱一下。
王倩在旁边说：“姐，别抱了。”
我把手停在半空。
“孩子刚出来，抵抗力差。”她说，“你身上……”
她没说完。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眼睛往下瞟了一下，瞟到我手肘那儿。
我把手收回来，笑了笑：“对，我身上有病气。”
我弟没有说话。他抱着孩子，往后退了半步。
我把红包放在婴儿车的兜里，说：“我先走了，你们忙。”
下楼的时候我在楼梯间站了一会儿。楼梯间里有一股消毒水和奶混在一起的味道。我把手举起来看了看，手背上是青的，针眼一个一个，像被谁用针在上面点了一幅画。
——
那年冬天特别冷。
有一晚我下夜班回家，走到四楼，眼前一黑，就坐在了楼梯上。坐了很久，才有人上来。是隔壁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十九岁，个子高，脸冻得红红的。他把我扶起来，问：“姐你怎么了？”
“没事，起猛了。”
“你这个样子不像没事。”他把我扶进屋，给我倒了一杯热水，看着我喝了两口，“姐，你一个人住？”
“一个人。”
“你家里人呢？”
“有。”我说，“在别的地方。”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床边，给我弟打了个电话。
“阳阳，姐病了。”
“什么病？”
“肾不行了，在透析。”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
“你怎么不早说。”
“说了你能怎么办。”
他没说话。
“姐现在一个月要花三千四。”我说，“透析两千，房租八百，药六百。我工资两千八。我想跟你说，以后每个月那五百，姐先不给了。”
他停了几秒，说：“姐，我跟倩倩商量一下。”
“行。”
第二天他转来两百块，备注写的是“生活费”。
我盯着那条转账记录看了很久。两百。我算了算，两百块，够我坐五十次公交，够我买四盒降磷药的一半，够我在这间屋子里多住七天。
第三个月，就没有了。
——
那年过年，我一个人。
楼下小卖部买了一袋速冻饺子，八块九，十八个。我数了十四个下锅，留四个，明天早上煎着吃。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炸开，然后是烟。我把窗打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烟花的声音就大了。
我坐在那张折叠桌前吃饺子。桌上摆着一本账本，深蓝色的，封皮上“工作记录”四个字已经磨掉了。
第一页是我三十岁那年写的，其实才一年前。我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在空白处写：
“今年收入：33600。支出：40800。缺口：7200。”
写完我看着那三个数字，忽然笑了。
我这一辈子，给别人算了那么多账，最后算不清自己的。我给我弟算过药费，给程野算过工程款，给厂里算过税，给王倩算过彩礼该收多少。我唯独没算过，我自己活一年要多少钱。
第九章 一本记了二十年的账
那本深蓝色的本子，我记了二十年。
最早不是记账，是记事。我十六岁那年进服装厂，怕自己忘事，一条一条写：几号上班，几号加班，扣了多少次品钱。后来变成记钱：今天挣了多少，给弟买了什么，药多少钱一盒。再后来变成记人：谁欠我多少，我欠谁多少。
我三十岁那年，坐在城中村那间屋子里，把整本翻了一遍。
第一页，十六岁，字很丑，歪的：
“3月8日，进厂，押金200，工服45。工资计件，一件3分5。”
往后翻：
“6月，弟药480。借王婶200。”
“腊月，还王婶200。买米50，油28。”
“2012年，房改，两万。攒了18个月。”
中间有几页是空白的，那几年我过得太急，没空写。
再往后：
“2016年，弟住院，押金5000。网贷3000，利息一天一块五。”
“2018年，配型检查1460。给爸30000。手术押金20000。”
“2019年，术后营养，蛋白粉380一罐，买了6罐。”
“2020年，结婚。礼金收入70000。给程野注册公司120000。婚纱300。”
“2021年，流产。清宫手术1200。他没来。”
“2022年，转程野183000（林诗曼）。当戒指2800。网贷50000。”
“2023年，爸看病30000。弟结婚。房子过户，税8600。”
“2024年，离婚补偿30000（给弟，保温箱）。程野只给了一期。”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把笔拿起来。
我给这一生做了一次总的结。
我算得很慢，算了两个晚上。我把所有的钱加起来：给出去的，借出去的，垫的，替人还的，一共六十七万四千三百。这里面不包括我那只肾。肾没有价钱，医院不允许有价钱，它是“无偿捐献”。
然后我算收进来的。这些年，我弟给过我两千（红包）、两百（生活费）、五百（一次过年）。程野给过三万，两期一万。别人给过：社区慈善救助两千，我还没申请下来；邻居送过一盒饼干；写字楼那个小姑娘送过一盒饼干，一杯咖啡我没喝。
我在最后一页写：
“合计：借出去一条命，一套房，六十七万四千三百。
收回来：三万二千七百。”
写完我把笔放下，坐在床边，看着那一行字。窗外有人在收废品，喇叭一遍一遍喊“旧冰箱旧电视旧手机”，声音绕着巷子转。
——
我第一次开口向家里要钱，是三十岁那年春天。
我提前想了两天，把要说的话在心里念了很多遍。我怕说重了，怕他为难。我甚至先在心里替他找了理由：他要养孩子，王倩不上班，房贷没有但是房租有，日子也紧。
电话接通，我说：“阳阳，姐跟你商量个事。”
“姐你说。”
“姐现在每个月缺七百。”我说，“不用七百，五百就行。你每个月给姐五百，姐就能喘口气。”
那边静了很久。我能听见小孩在哭，还有电视的声音。
“姐，”他说，“我跟倩倩商量一下。”
“好。”
第二天，两百。
第三个月，没有。
我打过去，是王倩接的。
“姐，”她说，“你别怪阳阳，他这个人脸皮薄，不好意思跟你说。我们这边真的紧。孩子奶粉一个月一千二，早产儿还要复查，一次八百。我们也是一分一分算着过。”
“我知道。”
“再说姐，”她顿了一下，“你当年捐肾，是你自己要捐的，没人逼你。这个话我说了不好听，但你自己心里也明白。”
我拿着手机，站在窗前。
窗外那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正抽新芽，绿得很嫩。我说：“我明白。”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坐了很久。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我这辈子，第一次向人开口要五百块，我说得像在乞讨，而他们拒绝得像在讲道理。
——
程野那边，我去过一次。
他的公司搬了新地方，在写字楼十六层，玻璃门，前台是个年轻姑娘。我说我找程野。她说：“您预约了吗？”
“没有。你跟他说，苏晚。”
她打了电话，说了两句，抬头看我：“程总在开会。”
“我等。”
我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了两个小时。沙发很软，我一坐下去就陷进去，站起来的时候腰有点疼。
他出来的时候，身边跟着一个女人，长头发，穿一件米色风衣。她挽着他的手臂，看了我一眼，笑着问：“这是谁呀？”
“以前的。”他说。
他把我带到楼梯间。楼梯间里有烟味。
“什么事。”
“剩下那两万。”我说，“你说分六期，给了两期。”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吸了一口。
“苏晚，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三万，六期。你自己签的字。”
“我签的字。”我说，“我这辈子签的字，每一张都是为了别人。”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你现在这样，挺吓人的。”
“我不吓人。”我说，“我就是想要我那两万。”
“没有。”他把烟按在墙上，捻灭，“你要告就去告。法院判了我给，我就给。”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我想起那年他在太平间门口蹲着哭，我扶着笔让他签字；我想起他跪在床边说对不起；我想起他搂着我肩膀说“这是我最好的运气”。
我说：“程野，我不要了。”
我转身下楼。走到一层，我才发现我腿在抖。
——
那年五月，社区的网格员上门。
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姓李，穿一件蓝色的马甲，背着个包。她敲门的时候我正在量血压。
“苏姐，我来做个走访。你这个情况，我们系统里显示是大病。”
她坐下来，把包里的表拿出来，一条一条问我：有没有低保，有没有参保险种，有没有申请过大病救助，有没有残疾证。
我说都没有。
她抬头：“你怎么都没申请？”
“我不知道有。”
她把笔放下，看着我：“苏姐，你一个人，尿毒症，一个月自费两千多，收入两千八。你这个情况，低保加医疗救助，再加临时救助，一年能拿到一万多。你为什么不申请？”
我说：“我以为要很多材料。”
“材料我帮你跑。”她把表推过来，“你签个字。”
我拿起笔，手在抖。签完，我把笔放下，忽然就哭了。我自己都没料到。我不是委屈，我是……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哭的时候还在笑，一边笑一边说对不起。小李给我递纸巾，说：“苏姐你别这样，这不是你的错。”
我说：“我知道不是我的错。”
可我心里想的是：我弟一个月两千三的药，我给了六年；程野的二十万，我一句话没说；这十年，我没有向任何人伸过一次手。而第一个主动上门告诉我“你可以被管”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穿着蓝马甲的姑娘。
——
七月，我去签了遗体捐献。
登记的地方在红十字会，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问我：“家属知道吗？”
“没有家属。”
“那要写一个联系人。”
我想了想，写了护士小周的名字和电话。我提前问过她，她说：“你写我干什么？”
我说：“总得写一个。”
她说：“行。你别死太快，我还得上班。”
工作人员把表打印出来，让我签字。我签“苏晚”两个字，签得比哪一次都稳。
签完我拿着那张回执出来，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白。我把回执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钱包夹层——就像当年那张被我弄丢的捐献证明一样。
我想，我这辈子被取走的东西太多了：一只肾，一套房，二十万，一个孩子，一个丈夫，一个家。到最后，我还能留下一具身体给别人用。
至少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说了算。
第十章 最后一张同意书
那年冬天，我感冒了。
一开始只是咳嗽，嗓子疼。我买了一盒感冒药，八块五，吃了三天，不见好。到第四天，我上楼喘得厉害，走到三楼就得停下来扶着墙。
我知道那是什么。透析的人最怕感冒，一感冒就肺里积水，水一多，心脏就受不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像有人在我胸腔里拉一只破风箱。我想熬到天亮，熬不过去。凌晨四点，我自己叫了车。
下楼的时候我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走。巷子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卖早点的在支棚子，铁架子碰在地上，响了一声。他抬头看我，问我：“这么早？”
我说：“去医院。”
“要不要我扶你？”
“不用。”
出租车在巷口等着。我坐进去，跟师傅说：“城西医院，急诊。”
车开出去，我把窗户摇下来一条缝。冬天的风灌进来，冷得刺骨，可我喘不上气，我需要那点风。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姑娘，你这样不行啊，脸都白了。”
“快到了。”
“你家里人呢？”
“在前面。”
我说“在前面”的时候，自己知道是假话。我家里人在城东，在一个有粉色小衣服晾在窗外的屋子里，在一个我送了红包却不让抱孩子的地方。
——
急诊的灯很亮。
医生给我戴上氧气面罩，抽血，做心电图，拍CT。一个年轻医生拿着片子过来，跟我说：“肺部感染，胸腔积液，心功能不全。你这个情况，要住院，可能要做连续性血液滤过。”
“要多少钱？”
“先交五千押金。”
我摸了摸口袋。我卡里有四千三。
“医生，”我说，“能不能先做一次普通透析，我明天让我弟送钱来。”
他看着我：“你这种情况，普通透析不一定顶得住。你这个心功能，我们得用CRRT，慢一点脱，不然血压掉下来。”
“那就CRRT。”
“要家属签字。你这个是有创治疗，万一中间出问题，要有人担。”
我躺在推床上，看着天花板。急诊的天花板比透析室的白，白得晃眼。
“我自己签。”我说。
他愣了一下：“按规定……”
“医生，”我说，“我一个人。我签过的同意书，比你们科室的护士都多。我签。”
他把一张表拿过来，递给我一支笔。笔是那种最便宜的圆珠笔，握在手里很轻。
那张表上有几行字，我一行一行看。看到中间那一段，我停住了：
“本人已知悉病情危重，自愿放弃气管插管、心肺复苏等有创抢救措施……”
我在那一行前面，画了一个勾。
医生看着我：“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我说，“插了管也是躺着，也是花钱。我没有钱，也没有人伺候。我不想最后还欠医院一笔。”
他没说话。他把单子收走，转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
——
早上七点，我给我弟发了一条消息。
“阳阳，姐可能要走了。房子你住着，别卖。妈的相片在箱子里，蓝布工装那件，你别扔。”
过了十分钟，他回：
“姐你别吓我，我明天来。”
我看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我没有再回。
第二天他没有来。
第三天也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孩子发烧，三十九度八，去了儿童医院。他在儿科急诊排队，抱着孩子，排了六个小时。
我不怪他。我真的不怪他。他那个孩子早产，从小体弱，一年要去八次医院。他自己身上那个肾也不太好，医生说十年是个坎，他那个肾，也撑了八年。
我只是想，如果他那年没有生病，我这辈子会是什么样。
我想了一会儿，就不想了。想这些没有用。
——
住院的第五天，护士小周来了。
她不是我们透析室的护士吗？她那天不上班，自己坐公交过来的，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
“苏晚，你行啊，住院都不跟我说。”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粥，小米粥，我熬的。你少喝两口，别贪。”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那个紧急联系人填的是我。医院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我在菜市场，接完就把菜扔了。”
她坐在床边，看了看我的监护仪，看了看我的脸，说：“你瘦得不像人了。”
我笑了一下。
她把粥盛出来，一小碗，放在我手边。我喝了三口，把碗推开。
“小周，”我说，“我包里有本子，你给我拿过来。”
她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那个深蓝色的本子。
“这个，”我说，“你帮我烧了。”
“烧了干什么。”
“怪丢人的。”我说，“我这一辈子，一笔一笔都记着，记了二十年。人家看了要笑话我。你烧了，别让人看见。”
她把本子翻了两页，忽然就不翻了，合上，抱在怀里。
“我不烧。”她说。
“小周。”
“我不烧。”她眼睛红了，“苏晚，你这个本子，谁看了都不会笑话你。”
我没力气跟她争。我闭上眼睛，说：“那你收着，别给别人。”
她说：“我收着。”
——
那天夜里，我的心衰加重了。
我喘不上气，护士给我加大氧流量，又推了一针。我躺着，看着氧气面罩上自己的哈气，一起一落，像一扇很小的窗，窗外面在下雾。
我想起那根红头绳。三圈，扎得很紧，头皮被扯得发麻。我妈说：“晚晚，人要是没用，就没人管你。”
我想跟她说：妈，我有用。我一直很有用。我把我的肾给了弟弟，把我的钱给了丈夫，把我的房子给了弟媳，把我最后一点力气给了那些写字楼的玻璃和厕所。我这一辈子，从头到尾，都是有用的。
可我不知道，人有用，为什么还是没人管。
我又想起我妈走的那天，走廊尽头那盏白得发青的灯，还有那包咸的苏打饼干。我把两块揣在口袋里，想留给她。
妈，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
氧气面罩里的雾，一起一落，越来越慢。
我最后想的一句话是：妈，我不疼了。
尾声
苏晚走的时候是三十岁冬天，凌晨四点二十。
按她的登记，遗体捐给了本市的医学院。接收的老师在登记表上写了一行字：“女性，三十岁，尿毒症终末期，单肾（左肾缺如）。”
没有人知道那个“左肾缺如”是怎么来的。登记表上不写这些。
——
第二年春天，她弟弟来过一次。
他站在透析室门口的护士站，问：“有没有一个苏晚，在这儿做过透析？”
小周抬头看他。他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头发有点长，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戴着帽子，脸小小的。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弟。”
小周把手里的笔放下，看了他一会儿，说：“她走了。去年冬天。”
他站在那儿，没有动。
“走了？”他说，“走哪儿了？”
“去世了。”小周说，“十二月十九号。我们给你打过电话，打不通。”
他低下头，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孩子在怀里扭，他把孩子往上托了托，忽然就蹲下去了，蹲在护士站门口的瓷砖上，一只手撑着地，肩膀一下一下抖。
孩子被他抱得歪了，开始哭。
手机在他口袋里响，是王倩打来的。他接了，说了两个字：“马上。”
他站起来，用袖子擦了一下脸，问小周：“她……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小周说：“有一本本子。”
“能给我吗？”
小周看了他一眼。
“不能。”她说，“她交代过，不给别人。”
他点了点头，抱着孩子走了。走到走廊尽头，他回头看了一眼透析室的门，那扇门半开着，里面有机器在响，一下，一下。
——
那本深蓝色的本子，小周没有烧。
她把它放在透析室的值班抽屉里，跟血压计、胶布、备用的穿刺针放在一起。有时候夜班没人，她会拿出来翻一翻。
本子最后一页，那行字是苏晚自己写的：
“合计：借出去一条命，一套房，六十七万四千三百。收回来：三万二千七百。”
小周在这一行下面，用另一种笔迹添了一行：
“她走的时候，身上还有十九块六。”
那十九块六，是她最后一次打车剩下的钱。她自己数过，塞在枕头底下，说留着交明天的停车费——她那时候已经糊涂了，医院没有停车费。
值班室的灯常年亮着，那本子放在抽屉最里面，压在一沓化验单下面。
有时候新来的护士会问：“这是什么？”
小周说：“一个人的账。”
“算清了吗？”
小周想了想，说：“她算清了。是别人欠她的，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