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字条
我被优化那天，是十一月七号。
上午十点，HR把我叫进小会议室，桌上放着一杯没人喝的水和一份协议。她说了很多词，优化、结构调整、感谢你的付出。最后问我：还有问题吗。
我说：N+1什么时候到。
她说：这个月底。
我说：好。
出来的时候，我抱着一个纸箱，里面是一个马克杯、一盆假绿萝、一包没吃完的饼干。
电梯里有个同事，他看着我，我看着楼层数字。
到一楼，他说：苗苗，有事找我。
我说：好。
我知道我们谁也不会找谁。
那天下午两点，我接到一个电话。
“苗苗啊，我是蒋姐。”
蒋姐是我妈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她的声音永远比我妈的朋友圈热闹。
“你妈三天没出摊了。”
“她可能感冒了。”
“感冒能三天不开门？”她压低声音，“我昨天夜里看见她家灯没亮。”
我买了当天最晚一班车。
六个小时。车在高速上堵了一次，司机下去抽烟，有人在车上吃泡面。我把纸箱放在脚边，一直没打开。
到江城的时候是晚上十点。
梧桐巷的灯坏了两盏，中间那盏还亮着，照着一地落叶。
我家在三楼，窗户黑着。
我用钥匙开门，锁有点卡，往上提了半寸才转开。
屋里没开灯。
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亮了。
客厅里少了一样东西。
那台缝纫机不见了。
它在我家待了二十七年，放在窗边，上面永远盖着一块蓝布。我妈踩着它的时候，脚后跟会一下一下地抬起来，像在打拍子。
现在那块蓝布还在，叠成方块，放在缝纫机原来的位置。
地上一圈线头，红的，蓝的，白的，缠在一起。
灶上有一锅面。干了，结成一块。
桌上有一张纸，压在盐罐下面。
字是我妈的字，横平竖直，写得很大：
“我去还债。
别找我。
冰箱里有饺子，猪肉白菜的，热了吃。”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
背面还有一行小字：
“锅别用钢丝球刷，会刮花。”
我在厨房站着。
冰箱里有饺子。两层，一共三十四个，捏得很整齐，每个都带褶。她包饺子从来不让别人插手，说我包的像饺子皮包着饺子皮。
我烧了水，下了十个。
煮到一半，我忽然想起来：我很多年没吃过她包的饺子了。我在城里吃外卖，吃轻食，吃二十六块钱一份的沙拉，吃得很健康。
十个饺子，我吃了七个。
剩下三个，我放在桌上。
第二天早上我去派出所。
值班的年轻警察很客气，听完以后说：成年人失踪，要满四十八小时，而且得有可能被害的迹象，才立案。
“她留了字条。”他说，“字条说明她自愿离开。”
“自愿离开就不找了？”
“你可以自己找。”他说，“我们这边可以给你登记一下。”
他登记的时候问我：你母亲叫什么。
“孙玉兰。”
“年龄。”
“五十六。”
“职业。”
我停了一下。
“缝纫的。”我说，“摆摊，改裤脚、换拉链、缝被套。”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缝纫工”三个字敲进电脑。
从派出所出来，我去了她的摊子。
摊子在巷口，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一台老式的脚踏缝纫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
“玉兰缝补”。
字是她自己写的，用红漆，描了两遍。漆掉了一半，“补”字剩下一个“卜”。
桌子收起来了，靠在墙边。椅子倒扣在桌上，四条腿朝天。
这是她的习惯。每天收摊，椅子一定要倒扣。她说，椅背朝外，野猫就不会在上面撒尿。
邻居们在门口说话。
看见我，声音就小了。
“苗苗回来了。”
“她妈这是……”
“你说会不会是借了钱。”三楼的王姨压低声音，“现在那种网贷，利滚利……”
“她一个缝裤脚的，谁借她钱。”
“那可不一定。”
我站在那里，听她们说完。
然后我说：“王姨，我妈上个月跟您借过钱吗。”
王姨的脸红了一下：“没有，我就随口一说。”
我回屋，把她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
一个铁盒子，里面是身份证、医保卡、一张银行卡、一张公交卡，还有四百三十七块现金，用皮筋扎着。
我去楼下ATM查了那张卡。
余额：八块二。
八块二。
她摆了二十年摊。改一条裤脚五块，换一条拉链八块，缝一床被套二十。她一天能挣六十到一百二。
二十年，就算一天挣五十，也是三十多万。
卡里八块二。
我站在ATM前面，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上高中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件羽绒服。三百八。那时候三百八是很大一笔钱，我说太贵了，她说打折。
后来我在她柜子底下看见一张小票。不是打折的，是全价。
我问她，她说：“你穿得暖，我睡得着。”
她自己的衣服，我一件都想不起来是什么颜色。
她常年穿一件深灰的罩衣，袖口套着两个蓝布袖套。夏天穿短袖，冬天在里面加一件旧毛衣。毛衣领口松了，她用线收过，收得皱皱的。
我上大学那年，她说要给我寄东西。我嫌麻烦，说不用。
她还是寄了。一个编织袋，里面是一床被子、两双鞋垫、一包晒干的橘皮。
我在宿舍拆开，觉得土，塞进了柜子最底下。
那床被子，我盖了四年。
我回到屋里，坐在她的床上。
床很硬。她一辈子睡硬床，说软床睡久了腰疼。枕头上有一块洗得发白的枕巾，边上补过，针脚很细。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钱包，皮的，边都磨掉了。
我打开。
里面没有钱。
只有一张纸，折了四折，摊开是一张手写的名单。
二十三个名字。
第一个是“陈广发”。
最后一个，是我的名字。
“周苗”。
那三个字被人写过，又划掉了，划得很轻，还能看见底下的笔画。然后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写得比上面所有的名字都小。
我把那张纸对着灯看。
纸的右下角有一行更小的字，铅笔写的，几乎看不清：
“二十三个，还完就回家。”
2 二十三个包裹
蒋姐的小卖部在巷子中间，一间门面，卖烟、卖酒、卖酱油、代收快递。
她五十岁，烫着卷发，手上永远有一只金戒指，说话的时候戒指会跟着晃。
“你妈的事，我早该跟你说的。”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杯子是赠品，印着“某某保险”。
“说什么。”
“她三个月前，往我这儿存东西。”
“存什么。”
“包裹。”她指了指店后面，“二十三个。”
小卖部后面有一个冰柜，两个货架。
冰柜是卖冰棍的，冬天基本不开。她把冰柜往外拖了半米，露出后面的墙。
墙和冰柜之间有一道缝，塞着一摞牛皮纸包。
一摞一摞码得很整齐，用麻绳捆着，每个包上都贴着一张白纸，写着一个名字。
我数了一遍。
二十三个。
大的有半人高，小的只有巴掌大。最上面那个包上落了一层灰，我抹了一下，灰很厚。
“她什么时候开始存的。”
“九月。”蒋姐说，“第一次拿来两个。”
“那天她不太对劲。”蒋姐把戒指转了半圈，“她平时买东西都要算，买一瓶酱油，先问有没有赠品。那天她买了最贵的那种烟，二十块，说送人。”
“送谁。”
“她没说。”蒋姐说，“她把两个包放在我这儿，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蒋姐，要是有人来取，你就给他，别问是谁'。”
“我说，那要是没人来取呢。”
“她说，'没人来取，就等'。”
“我问她等多久。”
“她说，'等得及'。”
蒋姐看着我。
“苗苗，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她那个人，从来不说这种话。她说话都短，一句是一句，不绕。”
“那天她绕了。”
“有人来取吗。”
“一个都没来。”她说，“她每星期来添一个，添到上个月，就不添了。”
我把最上面那个包搬下来。
上面写着“陈广发”。
纸是那种老式的信纸，边上有红格。字是她写的，横平竖直。
“这个陈广发是谁。”
“收废品的老陈。”蒋姐说，“巷子后头那个，你小时候见过，骑三轮车的。”
“他跟我妈什么关系。”
“不知道。”蒋姐说，“你妈这个人，嘴比缝纫机还严。”
我把二十三个包一个一个搬到地上，摆成一排。
它们大小不一，有的沉，有的轻。我拎了拎第三个，里面有玻璃碰撞的声音。
最后一个包最小，只有一个鞋盒那么大，包得很仔细，麻绳打了三个结。
上面写着“周苗”。
那三个字被划过，又重写。
划痕很轻。像是写完了，觉得不对，又舍不得划重。
“蒋姐。”
“嗯。”
“我妈这三个月，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蒋姐想了想。
“有。”她说，“她九月底把摊子卖了。”
“卖了？”
“卖给巷尾修鞋的老刘。三百块，连桌子带椅子。”她把戒指转了半圈，“我说你卖它干啥，你靠这个吃饭。她说，'不干了，要出趟远门'。”
“她去哪。”
“她没说。”
蒋姐停了一下。
“不过她卖摊子那天，哭了。”
我没说话。
我妈这个人，我从小到大没见过她哭。
我十二岁那年从树上掉下来，胳膊折了，她背着我去医院，一路上跟我说“别哭别哭”，她自己也没哭。
我爸走的那年，她也没哭。她把他的衣服叠好，装进两个编织袋，放在门口，等人来收。然后她坐下来，踩着缝纫机，缝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她的眼睛肿着。
她说是没睡好。
“苗苗。”蒋姐忽然说，“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讲。”
“你妈走之前那天晚上，来我这儿买了一瓶水。”她说，“她给了我一百块钱，让我替她交三个月的电费。”
“三个月？”
“对。”蒋姐说，“我说你交三个月干啥。她说，'怕停了'。”
“怕什么停了。”
“怕冰箱停了。”蒋姐看着那堆包裹，“她这些包，有几个是吃的。”
我把最后一个包抱上楼，走到二楼拐角，忽然停住了。
包很轻。
轻得不像装了一件东西。
像装了一句话。
我把二十三个包拆成一堆，按大小排在地上。
最大的那个到我膝盖，是一个装化肥的袋子，外面又包了一层牛皮纸。
最小的那个鞋盒大，麻绳打了三个结，绳子勒进纸里，勒出一道印。
我拎了一下，估计不到两斤。
有一段麻绳发黑了。
不是脏，是摸得多了。绳子上有一层很薄的亮，像被人手磨出来的。
我数了数，二十三个包，二十三个结，每个结打得一样大。
她打结大概是数过的。
一个，两个，三个。
打完了，再数一遍。
3 一袋米
第一个包裹，收件人陈广发。
我在巷子后头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拆一台旧洗衣机。
废品摊在一堵拆了一半的墙下面，堆着纸壳、铁皮、旧家电。他六十来岁，脸很黑，手上戴着一只线手套，另一只没有。
“陈叔。”
他抬头，眯着眼睛看我。
“你是……”
“周苗。玉兰的女儿。”
他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你妈呢。”
“我不知道。”我说，“她留了张字条，走了。”
他的脸慢慢变了。
“走了？”
“嗯。”
他站在那儿，很久没说话。
然后他说：“她不会走的。”
我把包裹递给他。
他接过去，掂了掂，然后放在地上，蹲下来，把麻绳解开。
里面是一袋米。
十斤装，塑料袋，牌子是本地的小厂。袋子上印着生产日期：二〇一九年九月。
“这米……”他抬头看我。
“过期了。”我说，“放了六年。”
他没说话。他把米袋抱起来，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孩子。
“陈叔。”
“这米，是我儿子住院那年，你妈给我的。”
“哪年。”
“一九年。”他说，“九月。我儿子在二院，胆结石，要手术，要一万二。我没有。”
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动作很快，像在赶一只苍蝇。
“你妈借我三千。”他说，“还借我三轮车。我拉了三个月废品，一天能挣一百五。”
“她那时候自己也不宽裕。”
“她不宽裕。”他说，“她那年冬天没买煤，烧的是拆房子的废木头。”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袋米。
“这米是我还她的。”他说，“我拉完三个月废品，挣了四千二。我还她三千，剩下一千二，我买了一袋米，十斤，最好的那种。”
“她没收。”
“她收了。”他说，“她收了，然后放在缝纫机底下。她说，'米我收下，钱你留着，你儿子还得复查'。”
“那袋米她一直没吃？”
“没吃。”他说，“她每年秋天拿出来晒一次，晒完再放回去。我见过，我问她你晒它干啥，她说'怕生虫'。”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点上。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什么。”
“她说，'老陈，人这一辈子，欠钱好还，欠人情不好还'。”
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我当时不懂。”他说，“我想，人情不就是钱吗。”
“后来我懂了。”他把烟按在墙上捻灭，“人情是你半夜三点没地方去，有人给你留了一盏灯。”
“陈叔。”我说，“我妈的字条上写'我去还债'。”
他看着我。
“她欠谁的债。”
“不是钱。”他说，“你妈欠的不是钱。”
“那是什么。”
他站起来，把那袋米抱在怀里，往他的棚子里走。走了两步，他回头。
“你妈这辈子，欠的是命。”
那天下午，我在他的棚子里坐了两个小时。
棚子是用彩钢瓦搭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台旧电视。
墙上贴着一张纸，是他儿子的化验单，二〇一九年九月，已经泛黄。
“你妈救过我儿子。”他说。
“怎么救的。”
“那天晚上，我儿子疼得在床上打滚，医院说要先交一万二才给做。”他说，“我在走廊上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你妈来了。”
“她怎么知道。”
“我给她打过电话。”他说，“我打完就后悔了，她一个缝裤脚的，我能指望她什么。”
他停了一下。
“她来了，带着三千块，还有一张纸。”
“什么纸。”
“一张写着她名字的借条。”他说，“她说，'老陈，这钱你拿着，借条你签，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我说，你哪来的钱。”
“她说，'我把缝纫机押了'。”
我愣了一下。
“押给谁。”
“押给巷尾老刘。”他说，“押了四千，她拿了三千给我，自己留了一千。”
“后来呢。”
“后来她赎回来了。”他说，“用了两年。”
“怎么赎的。”
“一个月还两百。”他说，“她每个月月底去老刘那儿交两百，交完让人家在小本子上画一道。”
“画了二十四道。”
“老刘那个人，我认识。”他说，“他跟我说过一次。他说，孙玉兰来交钱的时候，有一次只带了一百二。”
“她说，'老刘，这个月生意不好，先交一百二，差的八十我下个月补'。”
“老刘说，'算了，差八十就差八十'。”
“她说，'不行，账得清'。”
“第二个月，她交了两百八。”
老陈把手里的螺丝刀转了两下。
“她那个人，账算得比谁都清。”他说，“就是算别人的账。”
“算自己的，她不算。”
我走出棚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巷子里的路灯亮着，照着地上的水渍。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不起来，那两年我妈是怎么过的。
我那年在外地。
我在一家MCN做直播运营，每天盯着数据，一场直播三小时，卖出去两百单，我提成八十块。
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说妈我在忙。
她说那你忙。
我掏出手机，翻通话记录。
我和她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十月二十六号，晚上八点零七分，通话时长一分二十八秒。
那天她说什么来着。
我想了很久。
她说：“苗苗，天冷了，你把那件棉袄找出来穿。”
我说：“妈，我这儿有暖气。”
她说：“那也穿着。”
我说：“行行行。”
然后她说：“你忙吧。”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
巷子后头，老陈的棚子里亮着灯。他把那袋六年前的米，倒进了一个塑料桶里。
我听见米落下去的声音，沙沙的，像下雨。
4 鞋垫
第二个包裹，收件人阿香。
阿香的理发店在巷子对面，一间半门面，玻璃门上贴着“洗剪吹十五元”。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给一个老头刮胡子。
“苗苗？”她手一停，剃刀停在老头下巴上，“你妈找到了吗。”
“没有。”
老头睁开眼：“玉兰丢了？”
“没丢。”阿香说，“出远门。”
老头“哦”了一声，又闭上眼。
我把包裹放在理发台上。
阿香擦了手，解开麻绳。
里面是一双鞋垫。
千层底的，纳得很密，边上一圈蓝布，中间绣了两个字：平安。
针脚很细，一行一行排得整齐。有一只绣得好一点，另一只歪了一点——那一只应该是晚上绣的。
阿香拿着那双鞋垫，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背对着我。
“这是给我儿子的。”她说。
“你儿子。”
“在部队。”她说，“三年了。”
“三年没回来？”
“回过一次。”她说，“去年过年，待了四天。”
她把鞋垫放在台子上，用手抹平。
“这鞋垫，是我求她绣的。”她说，“我绣不好，绣了拆，拆了绣，扎了七次手。”
“她绣了多久。”
“一个礼拜。”阿香说，“她白天摆摊，晚上绣。我去她家看过一次，她坐在灯底下，眼睛离得很近，线都看不清。”
“她怎么不戴眼镜。”
“眼镜腿断了。”阿香说，“她用胶布缠着，缠了三圈。”
“阿香。”
“嗯。”
“你儿子叫什么。”
“叫陈小军。”她说，“跟他爸姓。”
“你妈每周三来我这儿。”她忽然说，“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每周三下午三点，她来我这儿坐一会儿。”阿香说，“不剪头，不洗头，就坐着。”
“坐多久。”
“一个小时。”她说，“她坐在那边那张椅子上，看着我给客人剪头，一句话不说。”
“为什么。”
阿香低头，把鞋垫翻过来，露出底下的布。
“因为我儿子每周三晚上七点，会给我打个电话。”她说，“我这店里信号不好，我怕接不到。她就来陪我坐着，等那个电话。”
“她坐哪个位置。”
“那边。”阿香指了指墙角那张旧椅子，“最靠门的那张。”
我看了一眼。
那张椅子的海绵露出来了，靠背上搭着一条毛巾。
“她来的时候，带东西吗。”
“带。”阿香说，“带一个小板凳，垫在脚底下。她腿短，坐高了脚不着地，难受。”
“她带针线吗。”
“带。”阿香说，“她一边等一边缝，缝的都是别人的活。缝到电话响，她就把手停下来，看着我。”
“电话响的时候，她什么表情。”
阿香想了想。
“笑。”她说，“她笑起来，眼睛都没有了。”
“她从来不吵，我儿子在那边说什么，她都听不见，但她一直点头。”
“点得跟真听见了一样。”
我没说话。
“有一次电话没来。”阿香说，“我等到八点，没来。九点，也没来。我说，小军可能是忙。”
“你妈说，'再等等'。”
“我们等到十点半。”
“电话来了，就说了三句话：妈我挺好，妈你别担心，妈我挂了啊。”
阿香笑了一下，眼睛红了。
“挂了以后，你妈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说，'阿香，你儿子这个电话，比什么都值钱'。”
我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头发长了一点，脸色很差。
“阿香，我妈还替你做别的事吗。”
她犹豫了一下。
“有。”
“什么事。”
“她替我写信。”阿香说，“写了三年。”
“写信？”
“给我儿子。”她说，“我不识字。”
阿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
里面是一沓信。用信纸写的，每一封都叠成三折，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地址，贴着邮票。
但是没有寄。
“为什么不寄。”
“寄不出去。”她说，“部队有规定，地址不能随便写。我儿子的地址，我只知道一个信箱号。”
“那写了干什么。”
“她说，'写下来，等他能收的时候，一起给他'。”
我拿起一封，抽出来。
字很硬，横平竖直。
“小军：
你妈今天又去理发了，其实是等你的电话。她嘴上说不想你，晚上收摊的时候会站在巷口看一会儿。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她在看路口，怕你突然回来，她没接着。”
“你妈今天摔了一跤，不严重，膝盖青了一块。她说不疼。晚上我看见她贴膏药，贴了三张。”
“小军，你妈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肯说。你要是不回来，她这辈子都不会说。”
最后一封，日期是九月二十号。
“小军：
我今天替人缝了一件棉袄，缝到一半，想起你妈说的话。她说，'人这一辈子，就是缝缝补补'。
我说，补什么。
她说，'补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我把信放回去，把铁盒盖上。
“阿香。”
“嗯。”
“我妈走之前，来过你这儿吗。”
“来过。”她说，“十月底。她坐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两个小时，一句话没说。”
“走的时候呢。”
“走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
阿香停了一下。
“她说，'阿香，你替我看着点我闺女'。”
我站起来。
玻璃门外，巷子里有人在喊收废品。老陈的三轮车从门口过去，车斗里装着那袋米。
“苗苗。”阿香在我背后说，“你妈这人，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我回头。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会一个一个问出来。”
5 半瓶酱油
第三个包裹，收件人周建平。
我问了三个人，才知道周建平就是巷子东头“周记面”的老板，大家都叫他老周。
面馆在巷子口拐角，一间门面，门口支着一口大锅，锅上永远冒着白汽。招牌是块木板，红字，“周记面”，下面一行小字：牛肉面十二，素面八块。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店里没人。
老周坐在靠门那张桌子上剥蒜。他五十来岁，光头，围裙上全是油点。
“吃面？”他抬头。
“不吃。”我把包裹放在桌上，“我妈让我送东西。”
“你妈？”
“孙玉兰。”
他的手停了。
“玉兰怎么了。”
“她走了。”我说，“留了张字条。”
他把蒜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解开麻绳。
里面是半瓶酱油。
海天牌，五百毫升装，只剩三分之一。瓶口用保鲜膜封着，外面缠了一圈橡皮筋。橡皮筋已经发硬了。
瓶身上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一行字：
“老周，这瓶够你用一阵子。”
老周看着那半瓶酱油，忽然笑了。
笑到一半，眼睛红了。
“二〇二一年。”他说，“七月。”
“那年我老婆生二胎。”
他把酱油瓶拿起来，对着窗户举了举，看里面还剩多少。
“预产期是七月十八号。十八号那天早上，她肚子疼，我送她去医院。医生说要剖。”
“我在产房外面站着，站到中午。护士出来说，还得等。”
“我忽然想起来，我店里没人。”
“我那时候刚开这个店，开了四个月，一天能卖六十碗。要是关三天，客人就跑了。”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脸。
“我在医院走廊上给人打电话，打了七个，都说忙。”
“第八个，我打给你妈。”
“她接了吗。”
“接了。”他说，“她说，'我马上到'。”
“她来了？”
“她来了。”他说，“二十分钟。她穿一双拖鞋，脚上全是水——那天在下雨。”
“她说，'你去医院，店我给你看着'。”
“我说，你会煮面吗。”
“她说，'不会。但我能收钱'。”
老周笑起来，笑得肩膀抖。
“她那三天，是我开店以来生意最好的三天。”
“为什么。”
“因为她不会煮面。”他说，“客人来了，她说，'面在锅里，自己捞，捞多少算多少，钱看着给'。”
“有个人给了五块。她说不够。那人说我只捞了半碗。她说，'半碗也是面'。”
“有个小伙子捞了两碗，给十二。她说，'你吃得多，你得多给'。小伙子又给了五块。”
“三天，她收的钱，比我平时多两百。”
“第三天晚上我回来，店里干干净净。”他说，“桌子擦得能照见人。她坐在门口那张凳子上，手里拿着一瓶酱油。”
“她说，'老周，你这店里的酱油快没了，我给你买了瓶新的'。”
“我说，多少钱，我给你。”
“她说，'不用，这瓶够你用一阵子'。”
他把那半瓶酱油放回桌上。
“这瓶酱油，我用了三年。”他说，“每次倒一点。倒到剩三分之一，我就不倒了。”
“为什么。”
“倒了就没了。”他说。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那瓶酱油。
“老周。”
“嗯。”
“我妈字条上写，她去还债。”
“还什么债。”
“不知道。”我说，“她说二十三个，还完就回家。”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
“苗苗。”
“嗯。”
“你妈这个人，你了解多少。”
我想了想。
“她缝东西很厉害。”我说，“她煮饭不好吃。她不爱说话。她有点抠。”
“她抠。”老周重复了一遍，笑了，“你妈抠。”
他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回头。
“你知道她给我守店那三天，吃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冰箱里有半只烧鸡，我让她吃。”他说，“她没吃。她吃的是我给客人下的面，剩下的那些断的、碎的。”
“她说，'断的也是面'。”
“老周。”
“嗯。”
“你老婆生了吗。”
“生了。”他说，“闺女，六斤二两。”
“你回去的时候，她怎么样。”
“她睡着了。”他说，“我在产房外面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来，看见桌上放着一碗面。”
“谁下的。”
“你妈。”他说，“她不会煮面，那碗面煮烂了，糊成一团。”
“我吃了。”
“吃完我坐在门口哭了一会儿。”
“为什么哭。”
“不知道。”他说，“可能是那碗面太难吃了。”
他笑了。
“我老婆出院以后，我给她下了一碗面。”他说，“我跟她说，'这碗面，是别人替咱们守出来的'。”
“她问我是谁。”
“我说，'一个缝裤脚的'。”
我走出面馆的时候，天开始阴。
巷子里有个穿蓝色马甲的男人在送快递。他把车停在小卖部门口，从后座上搬下一个纸箱。
我认得那辆车。这两天，它一直在巷子里转。
“周苗？”
他忽然叫我。
我停下。
他三十来岁，个子高，皮肤晒得黑。马甲上印着“梧桐巷社区”。
“我是程野。”他说，“社区网格员，兼这边的快递站。”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你妈跟我提过。”他说，“她说，'我闺女叫周苗，在城里做直播'。”
我看着他。
“你认识我妈。”
“认识。”他说，“她每个月给我送一次东西。”
“送什么。”
“鞋垫。”他说，“我站一天，脚底板疼。她给我纳了三双。”
他从鞋里抽出一只，翻过来给我看。
鞋垫上绣着两个字：稳当。
“她说，'小程，你走路多，得稳当'。”
我站在巷子里，风从两头灌过来。
“程野。”
“嗯。”
“我妈走了六天了。”我说，“派出所不立案。你能帮我查吗。”
他想了想。
“能查一部分。”他说，“监控、出入登记、医院就诊记录，我有权限申请。”
“那就查。”
“查出来，你想干什么。”
“我要知道她去哪了。”我说，“我要知道她欠谁的。”
他点了点头。
“行。”他说，“不过周苗，我得提醒你一句。”
“说。”
“你妈这个人，你别用'欠'这个字想她。”他说，“她这辈子，只有别人欠她的。”
6 公交卡
第四个包裹，收件人赵春梅。
赵春梅是二院的护工，我在住院部六楼找到她。
她三十出头，穿着蓝色护工服，正在给一个老人翻身。
“等我一下。”她说。
她翻完身，把被子掖好，洗了手，走出来。
“你是玉兰姨的女儿？”
“嗯。”
“她让我别告诉你。”
我把包裹递给她。
她解开，里面是一张公交卡。
卡很旧，边角磨白了。正面的图案掉了色，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107路。
“这是二〇一三年的卡。”她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卡号。”她把卡翻过来，“这卡是我办的。那年我刚来江城，不会坐车，她带我去办了一张。”
“你跟我妈怎么认识的。”
“在医院。”她说，“我妈在这儿住了两年。”
“什么病。”
“脑梗。”她说，“植物人。”
她把公交卡捏在手里。
“二〇一三年，我妈住进来。我在六楼当护工，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她。”
“那时候我二十一岁，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翻身，不知道怎么喂流食，不知道褥疮要怎么防。”
“你妈来了。”
“她来干什么。”
“她来给我妈缝被套。”赵春梅说，“医院的被套太大，我妈瘦，盖着漏风。她拿回家去改，改小了，缝了边。”
“缝了几床。”
“七床。”她说，“一床一床，改了两年。”
我们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下。
“她一周来几次。”
“三次。”她说，“周二、周四、周六。坐107路，从梧桐巷到二院，十七站，五十分钟。”
“来回两个小时。”
“对。”她说，“她来的时候，总带一个搪瓷缸，里面是粥。”
“给我妈喂。”她说，“我妈咽不下去，得用勺子压着舌根，一点一点往里推。一次要喂四十分钟。”
“你妈会喂吗。”
“会。”她说，“她学了一个月。”
“她为什么不坐车。”
赵春梅看着我。
“她坐车。”她说，“她坐107路。”
“我是说——”我停了一下，“她为什么不打车。”
赵春梅沉默了。
“因为一趟打车要十八块。”她说，“来回三十六。她改一条裤脚五块。”
“她两年，坐了一百五十多次107路。”
走廊尽头有个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在地上响。
“赵姐。”
“嗯。”
“我妈从来没跟你说过她有个女儿吗。”
赵春梅看了我一眼。
“说过。”她说，“说了很多次。”
“她说什么。”
“她说，'我闺女在城里，做直播'。”赵春梅笑了一下，“她说，'我闺女一个月挣的，比我一年都多'。”
“她说，'我闺女很瘦，不爱吃饭'。”
“她说，'我闺女小时候发烧，我抱着她走了一夜。那时候我就想，只要她好好的，我什么都行'。”
我没说话。
走廊的窗户外面，有人在楼下喊人。
“周苗。”
“嗯。”
“你妈最后一次来，是十月三十号。”赵春梅说。
“她来干什么。”
“她不是来看我妈的。”赵春梅说，“我妈四年前就走了。”
“那她来干什么。”
“她来找我。”赵春梅说，“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她问我，'小赵，要是眼睛看不见了，还能缝东西吗'。”
我抬起头。
“她眼睛怎么了。”
“我不知道。”赵春梅说，“我问她，她说没什么，就是最近线看不清。”
“我说，那你去看看。”
“她说，'看一次要几百块'。”
“她说，'几百块能缝一百条裤脚'。”
我从医院出来，站在台阶上。
太阳很低，照在对面楼上的玻璃上，反光刺眼。
我掏出手机，给程野打了电话。
“查到了吗。”
“查到一点。”他说，“你妈十月三十一号，在社区医院有就诊记录。”
“什么科。”
“眼科。”
“诊断呢。”
“我拿不到。”他说，“要本人或者直系亲属去调。”
“我是她女儿。”
“那你去。”他说，“带上户口本。”
我挂了电话，站在那儿。
十月三十一号。
她去看眼睛。
十一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六天。
六天里她把摊子卖了，把包裹一个一个存到小卖部，给我包了三十四个饺子，交了三个月电费，写了一张字条。
然后她走了。
我给程野发了一条消息：
“她眼睛是什么病。”
他回得很快：
“单子上写的是'白内障（待手术）'。”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条：
“周苗，还有一件事。你妈十一月二号，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退房，去了汽车站。”
“买了去哪儿的票，我查不到。”
7 假牙
第五个包裹，收件人吴秀英。
吴秀英住在巷子最里头那栋楼，四楼，一个人。
我敲门敲了三分钟，门才开。
开门的是个很矮的老太太，八十二岁，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着。
“谁。”
“吴奶奶，我是玉兰的女儿。”
她把门开大了一点，眯着眼睛看我。
“玉兰？”
“她出门了。”我说，“让我给您送东西。”
她让开身子。
屋子很小，一间半。窗台上摆着六盆花，全是绿萝，长得疯了，垂下来一大片。
桌上有一台老式收音机，开着，放戏。
“坐。”她说，“椅子上有东西，你挪一下。”
椅子上堆着衣服，叠得很整齐。
我把衣服搬到床上，坐下。
包裹解开，里面是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是一副假牙。
新的，还带着包装，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吴姨，这副戴着不磨嘴。旧的别用了，边上裂了，会划舌头。”
吴奶奶把假牙拿出来，对着窗户看。
“这副多少钱。”她问。
“不知道。”
“三百二。”她说，“我上次配的，三百二。”
她把假牙放回盒子，把盖子盖上。
“你妈这个人，花钱不知道心疼。”
“吴奶奶，我妈常来吗。”
“每个礼拜四。”她说，“来了就干活。”
“干什么活。”
“梳头。”她说，“我这头发，自己梳不好。她给我梳，梳完给我别发卡。”
“还有呢。”
“洗假牙。”她说，“用牙刷，刷里面，刷外面，刷完泡在杯子里。”
“还有呢。”
“剪指甲。”她说，“我指甲长得快，弯。自己剪会剪到肉。”
她把手伸出来给我看。十个指甲，剪得很齐，边都磨过。
“她剪完还用砂纸磨。”吴奶奶说，“她说，磨一下，不会勾毛衣。”
我看着那双手。
手指关节很大，是干活干出来的。指甲边缘有一圈很浅的褐色，是常年洗不掉的颜色。
“吴奶奶。”
“嗯。”
“您儿女呢。”
“在南方。”她说，“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广州。”
“他们来看您吗。”
“过年。”她说，“有时候过年也不来。”
她把手收回去，放在膝盖上。
“我不怪他们。”她说，“他们忙。”
“吴奶奶。”
“嗯。”
“您一个人，怕不怕。”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怕。”
“怕什么。”
“怕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她说，“我这栋楼，隔壁两家都搬走了，一层楼就我一个人。我要是夜里倒了，第二天早上有人闻见味儿，才知道。”
我没说话。
“你妈知道这个。”吴奶奶说。
“她怎么知道的。”
“我跟她说过一次。”她说，“我说，'玉兰，我要是三天没开门，你就踹门'。”
“她说，'我踹'。”
“她说，'我踹不动，我就喊人，喊不到人我就砸玻璃'。”
吴奶奶笑了。
“我说，你别砸，玻璃贵。”
“她说，'玻璃贵，你更贵'。”
我低下头。
“吴奶奶。”
“嗯。”
“她给您洗过脚吗。”
“洗过。”她说，“我弯腰弯不下去，脚指甲长进肉里，自己看不见。她每周四给我洗一次，用温水，泡十分钟，泡软了再剪。”
“洗完她给我擦干，一个脚趾一个脚趾地擦。”
“她一边擦一边说，'吴姨，你这脚，比我妈的好看'。”
“我说，你妈呢。”
“她说，'我妈走得早，我十三岁就自己剪脚指甲了'。”
吴奶奶停了一下。
“她那双手，摸上去跟砂纸一样。”她说，“可她剪指甲的时候轻得很，我一点都不疼。”
收音机里的戏唱到一半，忽然断了，换成了广告。
“吴奶奶。”
“嗯。”
“我妈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她想了想。
“十月底。”她说，“那天她来得早，八点就来了。”
“她跟平时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她坐在那儿，坐了很久。”吴奶奶说，“她平时来了就干活，不坐。”
“那天她坐着，看着我吃饭。”
“您吃什么。”
“面条。”她说，“我煮了一碗面条，放了点猪油。”
“她说什么了。”
“她说，'吴姨，你这面条，煮得比我好'。”
吴奶奶笑了。
“我说，'你就会缝东西，别的都不会'。”
“后来呢。”
“后来她站起来，说，'吴姨，我要出趟远门'。”
“她说去哪儿了吗。”
“她说，'去还最后一笔债'。”
吴奶奶看着我。
“她说，'还完就回来'。”
我在那儿坐了很久。
吴奶奶去厨房，端了一碗面条出来。
“吃。”
“我不饿。”
“吃。”她把碗放在我面前，“你妈说你瘦。你确实瘦。”
我低头看那碗面。
清汤，几根青菜，一小勺猪油浮在上面。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很淡。但是很香。
“吴奶奶。”
“嗯。”
“我妈每次来，从哪儿走。”
“从你们家窗户下头过。”她说，“三号楼嘛，你住三楼。”
我愣了一下。
“我住三楼。”
“对。”她说，“她每次来我这儿，先走到三号楼底下，抬头看一眼。”
“看什么。”
“看灯亮不亮。”吴奶奶说，“灯亮着，她就走。灯不亮，她就在底下站一会儿，再走。”
我把碗放下。
“她为什么看灯。”
“我不知道。”吴奶奶说，“我问过她一次。她说，'亮着就说明家里有人'。”
“她说，'有人就好'。”
8 假发
第六个包裹，收件人林小雨。
这个名字我找了很久。
派出所查不到，社区登记也查不到。最后是阿香想起来：“是不是那个化疗的姑娘？以前在我店里剪过头。”
“她住哪儿。”
“不知道。”阿香说，“她后来不来了。”
程野查了两天，在城东一个老小区找到了她。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小区楼道里堆着纸箱，墙上有小广告。
门开了一条缝。
开门的是个很瘦的女孩，二十二三岁，戴着一顶毛线帽，帽檐压得很低。
“你找谁。”
“林小雨？”
“我是。”
“我是孙玉兰的女儿。”
她的手扶在门框上，指节很白。
“她怎么了。”
“她出门了。”我说，“让我送东西。”
她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七瓶药。
窗帘拉着，屋里光线很暗。
我把包裹放在桌上。
她解开麻绳，手有点抖。
里面是一顶假发。
黑色的，齐肩，发尾有点卷。不是新的，看得出用过，但洗得很干净，梳得很顺。
“这是……”她拿起来，声音变了。
“怎么了。”
“这是我的头发。”她说。
我愣住了。
“什么。”
“这是我的头发。”她把假发捧在手里，“我化疗之前剪的，二十公分。我舍不得扔，装在一个袋子里。”
“怎么会在你妈那儿。”
“我给她的。”她说，“我让她帮我扔了。”
她坐在床边，把假发放在膝盖上。
“去年三月，我在阿香店里剪头。”她说，“剪完我哭了。阿香说她不会哄人，让我等着，说巷子里有个阿姨会哄人。”
“我妈来了。”
“她来了，看了一眼我剪下来的头发，说，'这么好的头发，扔了可惜'。”
“她说，'给我吧'。”
“我说，你要它干啥。”
“她说，'我有用'。”
林小雨笑了一下。
“我以为她拿去卖了。”
“她没卖。”我说。
“她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把它洗干净了，梳顺了，还给你送回来了。”
林小雨把假发戴在头上。
她对着桌上那面小镜子，把头发拨了拨。
“像不像。”
“像。”
“我原来就是这个发型。”她说，“那会儿我还在上班，做前台。每天化妆，穿高跟鞋。”
“现在呢。”
“现在不上班了。”她说，“治了十四个月，花了十九万。我妈把房子卖了。”
她摘下假发，放在桌上，很轻。
“周苗。”
“嗯。”
“你妈陪我去过一次化疗。”
“什么时候。”
“去年五月。”她说，“第二次化疗。我一个人去，我不让我妈陪，她受不了。”
“我在输液室坐着，药从管子里进去，凉。凉到胳膊，凉到胸口。”
“我坐了四个小时。”
“坐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看见你妈在门口。”
“她怎么知道你在那儿。”
“阿香说的。”她说，“阿香知道我哪天化疗。”
“她进来吗。”
“不进。”她说，“她在门口站着。站了两个小时。”
“后来我出来了，她说，'小雨，我送你回去'。”
“我说，不用。”
“她说，'我顺路'。”
“她住梧桐巷，我住城东，一点都不顺路。”
林小雨低着头。
“路上她问我，'疼不疼'。”
“我说，'疼'。”
“她说，'疼就喊'。”
“我说，'喊什么'。”
“她说，'喊出来就不疼了'。”
“我在公交车上喊了。”林小雨说，“我喊了一声，全车人都看我。”
“我很尴尬，我想闭嘴。”
“她说，'再喊一声'。”
“我又喊了一声。”
“她说，'再喊'。”
“我喊了七声。”
“喊到第七声，我哭了。”
“哭完，真的没那么疼了。”
屋子里很静。
窗帘缝里透进来一道光，照在桌上那顶假发上。
“周苗。”
“嗯。”
“你妈那天在车上，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说，'我闺女也在外面，一个人'。”
我抬起头。
“她说，'她要是疼，也不知道喊谁'。”
我从林小雨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小区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炉子里的火很红。
我站在那儿，掏出手机。
通讯录里，“妈”这个名字，排在很下面。
我很少给她打电话。她也很少给我打。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谁都不打扰谁。
我一直以为那是体谅。
现在我不确定了。
手机响了。
程野。
“周苗，查到了。”
“查到什么。”
“十一月二号那晚，她住的那家旅馆。”他说，“旅馆老板记得她。”
“记得什么。”
“说她那天晚上，在旅馆前台借了针线。”
“借针线干什么。”
“缝东西。”他说，“老板说她缝到半夜，房间的灯一直亮着。”
“缝什么。”
“不知道。”程野说，“老板说她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把缝的东西装进了一个包。那个包不大，跟鞋盒差不多。”
9 KTV卡
第七个包裹，收件人苏丹。
苏丹住在巷子最东头那栋楼，六楼，租的房子。
我晚上八点去的，她刚起床。
她二十三岁，化着很浓的妆，眼线画到眼尾，穿一件毛绒外套，脚上是拖鞋。
“你是玉兰姨的女儿？”
“嗯。”
“进来吧。”她打了个哈欠，“我刚睡醒，别嫌乱。”
屋子乱得很有秩序。化妆刷按大小排成一排，外卖盒摞成一摞，床上一半是衣服一半是被子。
包裹解开，里面是一张卡。
KTV会员卡，金色的，卡号下面印着“钻石卡”三个字。
“这卡……”苏丹捏着卡，笑了，“这卡是我给她的。”
“你给她这个干什么。”
“请她唱歌。”她说，“她不要，我硬塞的。”
“她唱了吗。”
“没唱。”苏丹说，“她一次都没去过。”
“那她为什么留着。”
“她说，'这卡太贵了，我留着，什么时候想唱了再去'。”
苏丹把卡放在桌上，翻过来又翻过去。
“她一次都没去。”她说，“卡里还有八百多，是我充的。”
“苏丹。”
“嗯。”
“你跟我妈怎么认识的。”
她坐在床边，盘起腿。
“去年冬天。”她说，“我在东街那家KTV上班，做服务员，夜班，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
“下班回来，楼道门锁了。”
“我们这栋楼的单元门，十一点就锁。我没有钥匙。”
“我敲门，敲了半小时，没人开。”
“我在楼梯口蹲着，蹲到四点。”
“那天几度。”
“零下三度。”她说，“我穿的工作服，短袖，外面套了件薄外套。”
“你妈下来了。”
“她怎么知道你回来了。”
“她说，'我听见有人上楼'。”苏丹说，“她说她睡不实，一听见脚步声就起来看看。”
“她给你开门了？”
“她给我一把钥匙。”苏丹说，“她说，'这把是我家的备用钥匙，你先拿着，明天去配一把'。”
“我说，我配不了，房东不给。”
“她说，'那我给你留门'。”
“留了多久。”
“四个月。”苏丹说，“四个月，每天晚上，她把单元门留一道缝。”
“她不怕进贼？”
“她说，'贼不会半夜三点来，下班的人会'。”
我没说话。
“后来呢。”
“后来我搬了。”苏丹说，“搬到这儿，六楼。这边门不锁。”
“你搬走了，她还留门吗。”
“留。”苏丹说，“我搬走以后，有一天下班早，两点多，我绕回去看了一眼。”
“门留着一道缝。”
苏丹低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把眼线抹花了。
“周苗。”
“嗯。”
“你妈有本子。”
“什么本子。”
“一个笔记本。”她说，“她每次来给我送饭，都在本子上写东西。”
“写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她写完就合上，塞进围裙口袋。”
“她给你送饭？”
“送。”苏丹说，“我上夜班，白天睡觉，一天吃一顿。她知道了，每天下午两点，把饭放在我门口。”
“什么饭。”
“米饭，一个菜。”她说，“有时候是土豆丝，有时候是炒鸡蛋。”
“她自己吃得很省。”我说。
“她知道。”苏丹说，“她给我送的饭，她自己不吃。她吃的是白水煮面。”
“你怎么知道。”
“有一次我去她家。”她说，“我看见她锅里煮的是面，什么菜都没有，就一点点盐。”
“我说，姨，你怎么吃这个。”
“她说，'我吃什么都行'。”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步。
“苏丹。”
“嗯。”
“我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她要去哪儿。”
“说过。”她说，“十月底，她来给我送饭，站在门口说，'苏丹，我要出趟远门'。”
“我说，去哪儿，我送你。”
“她说，'不用，我自己去'。”
“然后她说了什么。”
苏丹想了想。
“她说，'苏丹，你以后别干这个了'。”
“我说，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我初中毕业。”
“她说，'你去学个手艺'。”
“我说，学什么。”
“她说，'学什么都行，别在夜里站着'。”
苏丹低着头，捏着那张卡。
“我那时候笑了。”她说，“我说，姨，我除了夜里站着，还能干啥。”
“她说，'我十三岁就会缝东西了'。”
“我说，那不一样。”
“她说，'一样。都是手上活'。”
“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说，'苏丹，你手上要是有一门活，谁也不能让你站着'。”
苏丹抬起头。
“周苗。”
“嗯。”
“我报了美甲班。”她说，“下个月开课。”
“多少钱。”
“三千六。”她说，“我攒的。”
“你不是没钱。”
“我把那件毛绒外套退了。”她说，“退了八百。剩下的，我借了。”
“跟谁借的。”
“跟你妈。”
我愣住。
“她借你了？”
“借了。”苏丹说，“二千八。她让我写借条，我写了。”
“借条呢。”
她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我。
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
“今借到孙玉兰二千八百元，用于学手艺。一年内还清。苏丹。”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她写的：
“不着急还。学成了再还。”
我从苏丹家出来，已经十点。
巷子里没什么人，只有一家烧烤摊还亮着。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六楼那扇窗。灯亮了，又灭了。
回家以后，我翻她的东西。
衣柜、抽屉、床底、米缸。
最后在缝纫机那块蓝布底下，找到了那个本子。
蓝皮的，硬壳，边角磨圆了。
封面什么都没写。
翻开第一页，是她的字：
“一、陈广发。儿子住院，借三千。米一袋。还了钱，米没收。米留着，别吃，晒。”
“二、阿香。不识字。儿子在部队。每周三来，等电话。绣鞋垫一双。写信，写了三年，等她儿子能收。”
“三、老周。老婆生二胎，守店三天。酱油半瓶。他说够用，其实不够，他舍不得。”
一页一页，全是这样的字。
二十三个人，每个人一页。
写得最多的是吴奶奶那一页，写了四页：
“吴姨，八十二。儿女在南方。每周四去。梳头，洗假牙，剪指甲。她爱吃面条，放猪油。她假牙裂了，要换。三百二。她舍不得。”
“她说她不怕死，她怕死在家里没人知道。”
“我跟她说，你死不了，你死了我给你收。”
翻到倒数第二页，是我的名字。
“二十三、周苗。”
下面空了一大片。
然后是很小的一行字：
“我闺女。二十九年。没还完。”
10 三十八万
十一月十号，楼下贴了一张公告。
红色的，A3纸，贴在单元门口，边角被风掀起。
“梧桐巷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公告”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遍。
三号楼，二单元，三〇二。建筑面积五十八点四平方米。补偿方式：货币补偿。评估总价三十八万一千二百元。
三十八万。
我把那张公告拍了照，发给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她回得很快：“这个价在江城算可以了。老破小，五十八平，三十八万，够你在市区付个首付。”
后面跟了一句：“苗苗，你妈那房子，是不是你的？”
我看着那句话，没回。
那天下午，我去了拆迁办。
在街道办事处二楼，一间办公室，桌上堆着档案袋。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接待我。
“三〇二，孙玉兰。”他翻了两下，“签过了。”
“签过了？”我愣住，“什么时候签的。”
“十月二十号。”
“我妈签的？”
“不是。”他把档案袋抽出来，推给我看，“是委托人签的。孙玉兰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马文斌代为办理征收补偿事宜。”
“马文斌是谁。”
“委托人自己填的。”他说，“关系那一栏，写的是'亲戚'。”
我把那张纸拿起来。
授权委托书，下面两个签名。
一个是“孙玉兰”，字是她的，横平竖直。
另一个是“马文斌”，字很潦草。
“补偿款打给谁了。”
“打给产权人。”他说，“孙玉兰本人。二十八号到账。”
“打到她卡上？”
“对。”他说，“她提供的账户。”
我从街道办出来，站在马路边上。
三楼的王姨在下面晒被子。
看见我，她走过来。
“苗苗。”
“王姨。”
“你妈找到了吗。”
“住院了。”我说，“眼睛做手术。”
她“哦”了一声，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那天我说话不好听。”她说，“我不该说借网贷。”
“没事。”
“你妈不是那种人。”她说。
我看着她。
“王姨，我妈跟您借过钱吗。”
“借过。”她说。
我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
“二〇一五年。”她说，“我男人住院，要五万。我凑不出来，到处借。”
“她借了我八千。”
“八千。”我说，“她那时候……”
“她那时候刚把缝纫机赎回来。”王姨说，“我知道。老陈跟我讲过。”
“我跟她说，你哪来的钱。”
“她说，'我攒的'。”
“您还了吗。”
“还了。”她说，“三年，一个月二百五。”
“她收吗。”
“收。”王姨说，“她说，'收，不收你不安心'。”
王姨低下头。
“苗苗。”
“嗯。”
“她那年冬天，棉裤是补的。”她说，“膝盖那块补了两层。我看见过。”
“我说，你买条新的。”
“她说，'旧的暖和'。”
卡里八块二。
三十八万，二十八号到账。
三十一号，她去看眼睛。
一号到六号，她卖了摊子，包了三十四个饺子，存了二十三个包裹，交了三个月电费。
八块二。
我给程野打电话。
“程野，帮我查个人。”
“谁。”
“马文斌。”
“哪个马。”
“不知道。”我说，“我妈的授权委托书上写的，关系是'亲戚'。”
“你家有这门亲戚？”
“没有。”我说，“我家没有亲戚。”
程野沉默了两秒。
“周苗。”
“嗯。”
“你妈那三十八万，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我先要知道她去哪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
桌上摊着那本蓝皮本子，二十三个人，二十三页。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三十八万，如果她拿着这笔钱，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治病，可以养老，可以给我。
但她的卡里只有八块二。
那三十八万，去哪了。
我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看那行小字。
“我闺女。二十九年。没还完。”
“没还完”是什么意思。
欠我的？
她欠我什么。
第二天早上，程野来了。
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纸。
“查到了。”
“说。”
“马文斌，五十四岁，住在邻市青阳县，开一家杂货铺。”他把纸递给我，“他母亲叫马桂英，一九九八年去世。”
“一九九八年。”我说，“那年我刚出生。”
“对。”程野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
“马文斌是个残疾人。”他说，“左腿截肢，装了假肢。”
我抬起头。
“你妈每年去青阳县一次。”程野说，“我查了汽车站的购票记录，从二〇一三年开始，每年十月，一张去青阳县的票。”
“十三年，十三张票。”
“今年是第十四张。”
“她十一月二号走的。”他说，“买的还是青阳县的票。”
我站在门口，风吹得眼睛发涩。
“程野。”
“嗯。”
“她每年去，干什么。”
“不知道。”他说，“但我查到一个东西。”
“什么。”
“二〇一三年之前，她没有买过票。”他说，“她是走路去的。”
“走路？”
“青阳县离这儿四十公里。”他说，“她走两天。”
11 马桂英
青阳县离江城四十公里，坐车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我坐的是早上七点那班。
车上有卖早点的，有人提着活鸡，有人抱着孩子。窗外的田地一片一片往后退，收割完的稻茬黄着。
到青阳县是八点二十。
马文斌的杂货铺在县医院对面，一间门面，招牌上写着“文斌烟酒”。
我推门进去。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很瘦，头发花白，左腿的裤管是空的，垂着。
“买什么。”他抬头。
“马叔。”
他看了我一眼。
“你是……”
“周苗。”我说，“孙玉兰的女儿。”
他的手停在柜台上。
柜台是玻璃的，底下压着几张照片。有一张是黑白的，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笑得很开。
“你妈呢。”他问。
“她走了。”我说，“留了张字条，说去还债。”
他闭上眼睛。
很久，他睁开。
“她来过了。”他说。
“什么时候。”
“十一月三号。”他说，“下午到的。在我这儿住了两天。”
“她住哪儿。”
“住我楼上。”他说，“我家二楼有间空屋。”
“她干什么。”
“干活。”他说，“她给我缝了窗帘，缝了两天。”
“缝窗帘？”
“我那窗帘挂了十年，边都烂了。”他说，“她说，'你这窗帘再不缝，就掉下来了'。”
我看着他。
“马叔。”
“嗯。”
“我妈每年都来吗。”
“每年。”他说，“十月。来了就干活，干三天，走。”
“她住哪儿。”
“住我这儿。”他说，“我说住旅馆，她不肯。她说旅馆一晚八十，能缝十六条裤脚。”
“她在楼上干什么。”
“缝东西。”他说，“白天缝，夜里也缝。”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屋里还亮着灯。”
“我敲门，说，'大半夜缝什么，眼睛不要了'。”
“她说，'我眼睛本来就不行了，缝完这个我就不缝了'。”
“缝的是什么。”
“窗帘。”他说，“还有别的东西。”
“什么别的东西。”
“不知道。”他说，“她缝完装进一个包，包的拉链拉得很紧，我碰都没碰。”
“她夜里缝到几点。”
“两点多。”他说，“我听见她上楼的声音，很轻。她走路轻，怕吵我。”
“她脚上有老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上楼的时候，她扶着扶手，一步一步上。”
“我家楼梯十七级。”他说，“她上十七级，中间要歇两次。”
“她给你钱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给。”他说。
“多少。”
“一年五千。”他说，“从二〇一三年开始。”
“为什么给你钱。”
他把手放在柜台上。
“因为我妈。”他说。
“我妈叫马桂英。”他说，“一九九八年一月死的。”
“死的时候四十六岁。”
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张纸，很旧，折了很多道。
“这是她的献血证。”
我接过来。
红色的本子，封面上印着“无偿献血证”。
翻开，里面一行一行地记着日期、血量。
最后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号。
“四百毫升。”马文斌说，“那天她刚下夜班。”
“她是在县医院做清洁工。”他说，“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医院来了个产妇，大出血，要输血，血库不够。”
“医院广播找人献血。”
“我妈去了。”
“她血型对。”
“输了四百。”
“那天晚上她回家，说头晕。”他说，“我说你歇一天。她说不行，明天要上班。”
“第二天早上，她起不来。”
“送医院，脑出血。”
“三天以后走了。”
屋子里很静。
柜台上的玻璃下面，那张黑白照片里的女人还在笑。
“那个产妇。”我说，“是我妈。”
“是你妈。”马文斌说。
我在那儿站着，腿有点软。
“我妈知道吗。”
“知道。”他说，“她生完孩子第三天，医院告诉她，给她输血的那个人死了。”
“她当时什么反应。”
“不知道。”他说，“我只知道，一九九八年冬天，她来过一次。”
“她来干什么。”
“她来给我送钱。”他说，“两百块。”
“那时候两百块，是我家一个月的开销。”
“她跪在我家门口。”马文斌说，“她说，'我这条命是你妈给的'。”
“我说，你走吧。”
“她说，'我不走'。”
“她说，'你妈临死说过一句话，我要还'。”
“什么话。”
马文斌看着我。
“我妈献血那天，护士问她，你为什么要献血。”
“她说，'帮人一把'。”
“护士说，你认识那个产妇吗。”
“她说不认识。”
“护士说，那你图什么。”
“我妈说，'我闺女以后也要生孩子。我帮别人一把，别人也能帮我一把'。”
我低下头。
“就这一句。”马文斌说，“你妈记了二十八年。”
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账。
不是账本，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封面写着“收支”。
翻开，每一页都是两个人的字。
她的字横平竖直，他的字潦草。
“一九九八年，二百。”
“一九九九年，三百。”
“二〇〇〇年，三百。”
“二〇〇三年，五百。”
一直记到二〇一三年。
“二〇一三年，五千。”
“二〇一四年，五千。”
“为什么从二〇一三年开始变五千。”
“因为我腿没了。”马文斌说。
“二〇一二年，我在工地干活，被钢筋砸了腿。”
“截肢。”
“那年我四十六，老婆跑了，孩子十五。”
“你妈知道了，从那年十月开始，每年送五千。”
“五千。”我说，“她一年挣多少。”
“我不知道。”他说。
“她一年挣两万多。”我说，“她自己花多少，我不知道。”
“马叔。”
“嗯。”
“她这次来，说了什么。”
他想了想。
“她说，'老马，这是最后一年'。”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还完了'。”
“我说，你欠什么，你从来没欠过我。”
“她说，'我欠你妈的'。”
“她说，'二十八年了，我该还完了'。”
马文斌停了一下。
“她还说了一句话。”
“什么。”
“她说，'老马，我眼睛不行了'。”
“我说，那你去看。”
“她说，'看一次几百块'。”
“我说，我给你钱。”
“她说，'你的钱我不能要'。”
“她走的时候，是十一月五号早上。”他说，“我送她到车站。她上车之前，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塞给我。”
“什么东西。”
“一双鞋垫。”他说，“她缝的。她说，'你走路多，得稳当'。”
我从杂货铺出来，站在县医院对面。
医院门口有个献血屋，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海报：“无偿献血，救人一命。”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程野打电话。
“程野。”
“嗯。”
“她在青阳县待了两天，五号早上走的。”我说，“查一下五号那天，青阳县汽车站，有没有她的购票记录。”
“查了。”他说。
“去哪儿的。”
“没买票。”他说，“五号早上，她在汽车站门口晕倒了。”
“被送到县医院。”
“县医院说，她血压高，白内障，营养不良。”
“当天下午转到了市一院。”
12 市一院
市一院在城北，住院部十一楼，眼科。
我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
护士站的护士翻了登记本。
“孙玉兰，三号床。”
“她怎么样。”
“白内障，做了手术。”护士说，“左眼。恢复得还行。”
“什么时候做的。”
“八号。”
我站在病房门口。
门是虚掩的，里面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从缝里看进去。
她躺在床上，侧着身，背对着门。头发白了很多，比上个月我见她的时候多。
床头柜上放着三样东西：一个搪瓷缸，一副老花镜，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是她的衣服，叠得很整齐。
我推门进去。
她动了一下，没回头。
“护士，我不吃药，那药太贵。”
“不是护士。”
她的背僵住了。
然后她慢慢地转过身。
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右眼看着我。
“苗苗。”
“嗯。”
“你怎么来了。”
“你说呢。”
她不说话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妈。”
“嗯。”
“包裹送完了吗。”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笑得很难看，纱布下面那只眼睛在动。
“送了几个。”
“七个。”
“还有十六个。”
“嗯。”
“你得送完。”她说，“人家等着呢。”
我没说话。
“妈。”
“嗯。”
“你卡里八块二。”
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放在被子上。
“够用。”
“三十八万呢。”
她不说话了。
“拆迁款，二十八号到账，三十八万。”我说，“三十一号你去看眼睛，你说看一次几百块。你的钱呢。”
她看着天花板。
“花完了。”
“怎么花的。”
“还债。”
“妈。”我说，“你还什么债。”
“马桂英的。”
“你还了二十八年了。”我说，“你还完了。”
她转过头看我。
“你知道。”
“我知道了。”我说，“我今天去了青阳县。”
她闭上眼睛。
很久，她说：
“苗苗，你别管这个。”
“我不管谁管。”
“我自己的事。”
“你的事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我说，“你卖摊子，交三个月电费，包三十四个饺子，写一张字条说别找我。你把我当什么。”
她不说话。
病房里很静，走廊上有轮子推过去的声音。
“妈。”
“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睁开眼。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眼睛看不见了，告诉你钱不够，告诉你要去青阳，告诉你你欠了二十八年的债。”
“苗苗。”她说，“你在城里上班。”
“我被裁了。”
她愣住。
“什么。”
“十月七号。”我说，“我被优化了。”
她看着我，很久。
“那你回来，是因为……”
“因为蒋姐打电话说你三天没出摊。”
她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她开口。
“苗苗，你听我说。”
“你说。”
“我这辈子，就会缝。”她说，“我不会说话，不会挣钱，不会教育孩子。你小时候学习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给你缝书包。”
“你上高中住校，我给你缝被子。”
“你去城里上班，我给你缝棉袄。”
“我什么都不会。”她说，“我只会这个。”
她停了一会儿。
“苗苗。”
“嗯。”
“我怕你嫌我。”
我抬起头。
“嫌你什么。”
“嫌我土。”她说，“嫌我说话不好听，嫌我给你丢人。”
“你上大学那会儿，来看我一次，我穿的那件褂子，你说'妈你这衣服能不能换一件'。”
“我回家把褂子洗了，收在箱子里，再没穿过。”
“妈。”
“嗯。”
“我那是随口说的。”
“我知道。”她说，“可我听进去了。”
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后来你去上班，我就想，我别去城里了。”她说，“我去了，你同事看见，你说不清我是谁。”
“我就想，我在这儿缝东西。你回来了，我给你下碗面。”
“你吃完了就走，我也不留你。”
我低下头。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一滴一滴。
“妈。”
“嗯。”
“你留我啊。”
她愣住了。
“你说什么。”
“你留我。”我说，“你以前怎么不留我。”
“三十八万，我留着。”她说，“我想留给你。”
“那你怎么不给我。”
“给了你就走了。”她说。
“我本来就要走。”
“走了就不回来了。”她说。
我看着她。
“妈。”
“嗯。”
“你留着钱，就是为了让我回来一趟？”
“不是。”她说，“我留着钱，是想让你把这二十三个人走一遍。”
我愣住。
“什么。”
“我这辈子，帮了二十三个人。”她说，“我没本事，帮的都是小事。一袋米，一双鞋垫，半瓶酱油。”
“我死了以后，没人记得这些事。”
“我想让一个人记得。”
她转过头，看着我。
“我想让你记得。”
我坐在那儿，说不出话。
“妈。”我说，“你不会死。”
“人都会死。”
“你别学我爸说话。”我说，“我爸走的时候就说这句。”
她笑了。
护士进来换药。
“家属？”
“我是她女儿。”
“签个字。”护士递过来一张单子，“入院登记的联系人，她写的'无'，得改一下。”
我接过笔。
单子上，联系人那一栏，写着两个字：无。
13 第二十三个
她住院的第三天，我回家拿东西。
推开门，屋里还是那个样子。蓝布叠在窗台上，地上一圈线头。
我把二十三个包裹重新搬出来，摆成一排。
从第一个，到第二十三个。
第二十三个最小，鞋盒那么大，麻绳打了三个结。
我坐在她床上，把它放在膝盖上。
解开第一个结。
第二个结。
第三个结。
里面是一件棉袄。
藏蓝色的，棉布面，盘扣，五个。领口磨破了，补过。袖口也补过。
我把它抖开。
很小。
大概是我三岁时候穿的。
我把袖子拉开，发现袖口是接过的。接了一截，颜色深一点。
再往下，衣摆也是接的，接了两道。
我把衣服翻过来，里子是一层旧布，缝着线。
在里子的下摆处，有一行字。
用蓝线绣的，不是缝的，是一针一针绣出来的。字很小：
“苗苗三岁。一尺二。”
我把棉袄摊在床上。
然后我发现，它不止一件。
它是很多件，缝在一起。
每一段颜色都不一样，深浅不一。有一段是红的，有一段是灰的，有一段是我小学时候那件校服的颜色。
每一个接缝处，都绣着一行字：
“五岁。一尺五。”
“七岁。一尺八。”
“九岁。二尺。”
“十二岁。二尺三。”
“十五岁。二尺六。”
“十八岁。二尺八。”
“二十二岁。三尺。”
我想起来一件事。
每年冬天，她会让我站直，拿一根软尺，从我肩膀量到手腕。
量完了她在纸上写字，写完把纸塞进围裙口袋。
我问她量什么。
她说：“量你长多高了。”
我说：“我又不长个了。”
她说：“长。”
现在我知道她量什么了。
她量的不是个子。
她量的是，还能给我缝多长。
最后一段，是新的。
深蓝色，棉布，还没下过水。
接缝处绣着：“二十九岁。三尺一。”
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她去年说冷。”
我把那件棉袄抱在怀里。
它很重。
不是棉花的重量，是二十九年的重量。
我在床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光从白变黄，从黄变灰。
楼下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
我掏出手机，给她打电话。
响了两声，她接了。
“苗苗。”
“妈。”
“怎么了。”
“第二十三个包裹，我打开了。”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妈。”
“嗯。”
“你缝了二十九年。”
她过了很久才说话。
“那件衣服，你三岁穿的。”她说，“你长得快，一年一截。我每年给你接一截。”
“你为什么不给我。”
“给了你，你也不穿。”她说，“你嫌土。”
我笑了一下。
“妈。”
“嗯。”
“我穿。”
电话那头静了。
然后我听见很轻的一声。
像有人在用手背擦脸。
“苗苗。”
“嗯。”
“棉袄口袋里，有东西。”
我把手伸进口袋。
里面是一张纸。
存折。
红色的，农村信用社的。
户名：周苗。
余额：三十八万一千二百元。
我拿着存折，坐在床边。
“妈。”
“嗯。”
“这个……”
“我二十八号去领的钱。”她说，“领完就存了。”
“你不是说花完了。”
“骗你的。”
“为什么骗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留钱是为了让你回来。”她说。
“我留钱，就是留给你的。”
“你回不回来，都是你的。”
我把存折捏在手里。
“妈。”
“嗯。”
“你眼睛做手术，花了多少。”
“四千八。”
“哪来的钱。”
她不说话。
“妈。”
“我把缝纫机卖了。”她说。
“你不是三百块卖给老刘了吗。”
“那是桌子椅子。”她说，“缝纫机我卖给别人了。一千二。”
我闭上眼睛。
那台缝纫机，在我家待了二十七年。
她踩着它，缝过我的书包，缝过别人的被套，缝过二十三份包裹。
最后，它换了她一只眼睛。
14 十六个
剩下的十六个包裹，我用了十一天送完。
第八个，收件人叫刘桂芳，住在城西，是个环卫工。包裹里是一双棉手套，掌心缝了皮。她当年扫街，冬天手裂，我妈看见了，回家缝了一双。
第九个，收件人叫郑海，开出租的。包裹里是一个坐垫，缝了四层棉。他腰不好，开一天车直不起来。
第十个，收件人叫李秀云，卖菜的。包裹里是一把秤砣，用布包着。她当年秤砣丢了，被罚了三百。我妈把自己的给她，说“我这秤不用了”。
第十一个，收件人叫孙浩，送水的。包裹里是一根背带，缝了六道。他扛水桶上六楼，肩膀磨破。
第十二个，收件人叫杨志强。
程野查这个人的时候多花了两天，因为名字在社区登记里是空的。
“他去年出来的。”程野说，“住在城北的出租屋，做搬运。”
“出来？”
“坐了六年。”他说，“故意伤害。”
我去的时候是傍晚。
他住在一栋自建房的二楼，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个塑料盆。
他三十八岁，头发剃得很短，胳膊上有疤。
“我不认识孙玉兰。”他说。
“她让我送东西。”
“我不认识她。”他重复了一遍，“你别放这儿。”
我把包裹放在地上，解开。
里面是一件衬衫。
白的，棉的，洗得很干净。领子是手缝的，走线很密。
他看了一眼，忽然不动了。
“这领子……”
“怎么了。”
他把衬衫拿起来，翻到领子内侧。
里面绣着两个字：
“别怕。”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然后他坐下了。
“我出来那天。”他说，“没人接。”
“我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从上午站到中午。我想，来个人就好了，来一个就行。”
“没有人来。”
“我兜里只有一百二十块，是里面的工钱。我不知道往哪走。”
“后来呢。”
“后来我走到汽车站，坐在台阶上。”他说，“有个女的在旁边卖煮玉米。”
“她问我，'吃不吃'。”
“我说没钱。”
“她说，'不要钱'。”
“她给了我一根玉米，还有一瓶水。她说，'天冷，你先把肚子填上'。”
“是她？”
“是她。”他说，“她给我的时候，我看见她手上有线。指甲缝里有蓝的。”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她说，'缝东西的'。”
“我说，缝什么。”
“她说，'什么都缝，坏了就缝'。”
他把衬衫抱在怀里。
“我那天不知道她叫什么。”他说，“我也没问。”
“我吃完玉米就走了。我走了三站路，忽然回头，想跟她说句谢谢。”
“她已经不在了。”
“她后来找到你？”
“找到了。”他说，“三个月以后，我在工地搬砖，她来工地门口等我。”
“她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她一家一家工地问的。”他说，“她拿着一件衬衫，问有没有人认识一个瘦高个、胳膊上有疤的。”
“她说，'你穿这个，领子我缝了，磨不着'。”
“我说，我没钱给你。”
“她说，'不要钱'。”
“我说，那你图什么。”
“她说，'图你以后别再进去'。”
我们把那件衬衫重新叠好。
他叠得很慢，很整齐。
“周苗。”
“嗯。”
“你妈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是。”
“傻得让人受不了。”他说。
第十六个，收件人叫周晓，是个聋哑人，在巷口的洗衣店帮忙。
包裹里是一个布袋。
上面绣着一行字：
“需要帮忙请写字。”
她接过布袋，看了很久。
然后她在纸上写了一句话，递给我：
“你妈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话不看别人的人。”
我问她什么意思。
她又写：
“别人跟我说话，都看我妈。你妈不看，她看我的嘴。”
“她学了一句手语。”
“什么手语。”
她把手举起来，做了一个动作。
我不懂。
她在纸上写：
“谢谢。”
其余的，我记在本子上。
有给小学生缝的书包带。
有给聋哑人缝的布袋，上面绣了“需要帮忙请写字”。
有给刚出狱的人缝的一件衬衫，领子里绣了两个字：别怕。
第二十一个，收件人叫周德海，是个瘫在床上的老人。包裹里是一条褥疮垫，缝了九层。
他儿子开门的时候，很警惕。
“你谁。”
“孙玉兰的女儿。”
他愣了一下。
“我妈说，你爸的褥疮垫该换了。”
他让我进去。
屋里很暗，有一股味道。
床上躺着一个很瘦的老人，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我爸瘫了八年。”他说。
“我妈来过？”
“每周。”他说，“来了就换垫子，擦身子，剪指甲。她走了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把垫子递给他。
他接过去，抱在怀里。
“她走之前，来过一次。”他说，“她说，'小周，我要出趟远门，这垫子给你，够用半年'。”
“她说，'半年以后，你得自己学了'。”
第二十二个，收件人叫陈玉，是我小学的老师。
包裹里是一副袖套。
她开门的时候，头发全白了。
“周苗。”
“陈老师。”
“你妈呢。”
“住院了。”
她让我进去，给我倒了一杯水。
“这副袖套，是她给我缝的。”她说，“我教书三十年，袖口总是磨破。她缝了六副。”
“她为什么给您缝。”
“因为我夸过她。”陈老师说。
“夸她什么。”
“你三年级的时候，作文写《我的妈妈》。”她说，“你写，'我妈妈会缝东西，她缝的东西不会坏'。”
“我在班上念了。”
“第二天，你妈来了，站在教室门口，不敢进来。”
“她说，'老师，我闺女写的那个，是真的吗'。”
陈老师笑了。
“我说是真的。”
“她说，'那我以后多缝点'。”
第二十三个包裹，是我自己。
送完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写下来。
写到一半，程野来了。
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周苗。”
“嗯。”
“拆迁的事，你得处理。”他说，“协议签了，钱领了，房子下个月要交。”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了想。
“房子保不住，我在巷子对面租一间房，一个月六百。”我说，“摊子还摆在巷口。”
“三十八万呢。”
“留着。”我说，“不花了。”
程野看着我。
“三十八万，你就搁着？”
“我妈搁了二十八年。”我说，“我搁几年试试。”
他沉默了一会儿。
“周苗。”
“嗯。”
“你妈那房子，五十八平，老楼，没电梯，三楼。”他说，“你以前说，你这辈子都不想回梧桐巷。”
“我说过。”
“现在呢。”
我抬起头。
“程野。”
“嗯。”
“我妈这二十三年，帮了二十三个人。”我说，“这二十三个人里，有收废品的，有理发的，有卖面的，有护工，有环卫工，有开出租的，有瘫在床上的，有刚出狱的。”
“没有一个是了不起的人。”
“她也没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她就是缝东西，送东西，留门，等电话。”
“她说，她什么都不会，只会缝。”
“可她缝的东西，二十三年没坏过。”
程野站在门口，没说话。
“程野。”
“嗯。”
“你说，一个人这辈子，要是只会一件事，算不算白活。”
他想了很久。
“不算。”他说，“看她那件事，是做给谁的。”
15 出院
她住了十二天院。
出院那天，下小雨。
我去接她。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梳得很整齐，左眼上的纱布拆了，眼睛有点红。
“能看见吗。”
“能。”她说，“清楚。”
“清楚就好。”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看窗外。
“这楼什么时候拆的。”
“上个月。”
“哎。”她说，“我在这儿缝了二十年。”
到巷口，她停下来。
巷口那张折叠桌还在，靠在墙边。椅子倒扣在桌上，四条腿朝天。
她走过去，把椅子放下来，用袖子擦了一遍。
“妈。”
“嗯。”
“椅子我擦过了。”
“擦过了也得擦。”她说，“灰大。”
有人认得她。
卖菜的李秀云从摊子后面站起来。
“玉兰！”
“秀云。”
“你眼睛好了？”
“好了。”她说，“能看见。”
“看见就好。”李秀云走过来，抓着她的手，“你可把苗苗吓坏了。”
后面又过来两个。
环卫的刘桂芳，推着车。
送水的孙浩，扛着一个空桶。
老陈从后头绕过来，没说话，站在最后面。
我妈站在巷子里，被他们围着。
她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一个看过去。
看到老陈的时候，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老陈点了点头。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
这些人，早上还在各自的摊子上，扫街、送水、卖菜、收废品。
现在他们站在一条巷子里，围着一个缝裤脚的老太太。
没有人说什么了不起的话。
没有人哭。
那天晚上，她下了两碗面。
清汤，几根青菜，一小勺猪油。
我们坐在桌边吃。
“妈。”
“嗯。”
“明天我去把摊子要回来。”
她抬起头。
“要回来干什么。”
“摆摊。”
“你不是要回城里？”
“不回了。”我说，“我被裁了，回哪儿去。”
她放下筷子。
“苗苗。”
“嗯。”
“你别因为我。”
“不是因为你。”我说，“是因为我算了一笔账。”
“什么账。”
“我在城里，一个月挣八千，房租三千五，吃饭一千五，坐车四百，剩下两千六。”我说，“我干了六年，存款四万。”
“你在这儿，缝一条裤脚五块，一天缝二十条，一百块。一个月三千。”
“你干了二十年，帮了二十三个人，存了三十八万。”
我看着她。
“妈，你这账，比我算得清。”
她笑了。
笑得眼睛都弯了。
“你就会说。”
第二天，我去找老刘，把桌子和椅子要回来了。
三百块，他还给我，说：“你妈的东西，我不能要钱。”
我把桌子搬回巷口，把椅子摆好，把“玉兰缝补”那块牌子重新挂上。
漆掉了，“补”字剩下一个“卜”。
我拿红漆，把那个“卜”描完。
描的时候，程野来了。
他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周苗。”
“嗯。”
“你这字，比你妈丑。”
“我知道。”
“要不要我帮你写。”
“不用。”我说，“我就要这个丑的。”
他笑了。
“行。”
“程野。”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没劝我。”
他想了想。
“我劝过。”他说，“第一天就想劝。我想说，你妈这事，你管不了，你别把自己搭进去。”
“为什么没劝。”
“因为你那天站在巷子里，问我'我妈欠谁的债'。”他说，“那个表情，我见过。”
“在哪儿见过。”
“在你妈脸上。”他说，“她每次来给我送鞋垫，都是那个表情。”
16 开门
摊子支起来的第一个礼拜，来了七个人。
第一个是老陈，他拿了一件旧棉袄，说要改小，给他孙子穿。
第二个是阿香，她拿了一条裤子，说裤脚长了。
第三个是老周，他拿了一块布，说要缝个围裙。
第四个是吴奶奶，她没拿东西，拄着拐杖来的，说：“我来看看。”
第五个是苏丹，她拿了一件工作服，说要改短。她还说，她报了一个美甲班。
第六个是林小雨，她没拿东西。她戴着我妈给她缝的那顶假发，站在摊子前面，笑了很久。
第七个是赵春梅，她拿了一床被套，说要改小。
第八天，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蒋姐也来了。
她拎着一桶红漆，一块木板。
“干什么。”
“牌子。”她说，“那块太旧了。”
“我不换。”
“不换。”她说，“我重写一遍，写在同一块上。”
她把“玉兰缝补”四个字，一笔一笔描上去。
描得很慢。
描到“补”字的时候，她的手抖了一下。
“蒋姐。”
“嗯。”
“她跟我说，二十三个，还完就回家。”
蒋姐把笔放下。
“苗苗。”
“嗯。”
“她这二十三个，不是还债。”
“是什么。”
蒋姐看着那块牌子。
“是账本。”她说，“她这辈子，谁帮过她，她记着。她帮过谁，她不记。”
“她记得的，都是别人给她的。”
“蒋姐。”
“嗯。”
“她记得我什么。”
蒋姐想了一会儿。
“她说，'我闺女三岁那年发烧，四十度，我抱着她走了一夜'。”
“她说，'走到医院，医生说再晚两个小时就烧坏了'。”
“她说，'那天我兜里只有三十七块，医生先给孩子打的针'。”
“她说，'我这辈子欠的第一笔，是那个医生'。”
“后来呢。”
“后来她打听到那个医生调走了。”蒋姐说，“她找了三年，没找到。”
“她把那一笔，记在最前面。”
我想起来，本子第一页写的是老陈。
不是医生。
她在前面，空了一页。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
“这儿是玉兰缝补吗。”
“是。”
“孙玉兰呢。”
“我是她女儿。”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还好吗。”
“还好。”
她把孩子放在地上，从包里拿出一件小衣服。
“这件衣服，是她缝的。”她说，“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她送的。”
“她说，'孩子长得快，我给你缝大一点，能穿三年'。”
“我儿子今年三岁。”她说，“这件衣服，正好。”
我接过那件衣服。
针脚很细，接了两道，袖口留了一寸的边。
“她为什么送你这个。”
“我生孩子那年，我男人跑了。”她说，“我一个人在医院，没人管。”
“她来给我送饭。”
“送了二十天。”
我把衣服放在桌上。
“你叫什么。”
“李梅。”
“我记一下。”
我拿出那本蓝皮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第二十三页，是我的名字。
我在下面，写了一行字：
“二十四、李梅。孩子三岁。衣服一件。送了二十天饭。”
写完，我合上本子。
巷子里的灯亮着，照着一地的落叶。
我妈坐在摊子后面，踩着缝纫机。脚后跟一下一下地抬起来，像在打拍子。
她左眼刚做完手术，右眼还好。线看不清的时候，她会把脸凑近一点，凑到离针板十公分的地方。
“妈。”
“嗯。”
“线看不清就叫我。”
“不用。”
“我叫你你也不应。”
“应。”她说，“你叫我就应。”
那天晚上收摊，她把椅子倒扣在桌上。
四条腿朝天。
“妈。”
“嗯。”
“明天还摆吗。”
“摆。”
“下雨也摆？”
“下雨就搭个棚。”她说，“人家等着呢。”
我看着她把“玉兰缝补”的牌子靠在墙边。
牌子上的红漆，今天又掉了一块。
“妈。”
“嗯。”
“你这辈子，缝了多少东西。”
她想了想。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 · ·
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知道，缝过的东西，不会坏。”
那天夜里，我上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巷子里没什么人了，只有一家烧烤摊还亮着。
三楼的窗户亮着灯。
我妈在窗边坐着，手里拿着一件衣服，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
我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问过她一个问题。
“妈，你为什么老缝东西。”
她说什么来着。
她说：“因为坏了，就没人要了。”
现在我知道了。
她说的是东西，也是人。
我掏出钥匙，开门。
锁有点卡，往上提了半寸才转开。
屋里灯亮着。
桌上有一张便利贴，是她的字：
“锅里下了面，趁热吃。”
我把面盛出来。
清汤，几根青菜，一小勺猪油。
很好吃。
楼下的缝纫机又响起来了。
一下，一下。
像谁在数日子。
三个月以后，我缝好了第一条裤脚。
蓝裤子，改短两厘米，线走歪了，歪得很明显。
我拿给她看。
她捏着裤脚，翻过来，正过去，看了半分钟。
“怎么了。”我说，“歪了？”
“歪了。”她说。
“那我拆了重缝。”
“不用。”她说，“拆了耗线。”
她把裤子叠起来，放在一边。
“妈。”
“嗯。”
“歪了也能给人？”
“能。”她说，“人家穿在腿上，不看你线歪不歪。人家看你有没有给他改短。”
她低下头，继续踩缝纫机。
脚后跟一下一下地抬起来。
巷子里的灯亮了。
有人推着自行车从门口过。
我坐在她对面，学着她的样子，把线咬断。
咬不断。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给我。”
我把线递过去。
她拿牙一咬，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