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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许知意，二十九岁，在光华大厦做夜班物业。
光华大厦在城东，二十六层，甲级写字楼，二〇〇八年盖的，外墙是灰玻璃，白天看着体面，晚上看着像一块立着的石头。
我上夜班，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十二个小时。
我管十层到二十层，一层一层地巡，一晚巡五遍。
巡楼的规矩是这样：十一点一遍，凌晨两点一遍，五点一遍，中间有两次是抽查，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四十七把。
每把钥匙上有一个小牌，写着楼层和房号。
钥匙串很重，挂在腰上，走路会响。
我们值班室在一楼，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三台监控屏，一个电水壶。
夏天有风扇，冬天有一个小太阳。
值班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纸，是物业的规定：夜间巡查，每两小时一次，发现异常，立即上报。
我在这个楼里干了四年。
四年，一千四百多个夜班。
我熟这个楼。
我知道哪一层的电梯门关得慢，我知道哪一层的厕所漏水，我知道哪一层的走廊灯是坏的——十七楼东头第三盏，报过三次，没修。
我也知道这个楼的灯。
二十六层，一层四十个窗户。
晚上十点以后，大部分窗户是黑的。
有几层会亮着，那是加班的公司。
十一点以后，加班的也走了。
十二点，整栋楼就剩三种灯：走廊的应急灯，绿色的，一小点；监控屏的光；还有十五楼的灯。
十五楼的那盏灯，我第一天上夜班就注意到了。
它在1506，靠西边，第四个窗户。
那盏灯不是走廊灯，是办公室里的灯，白光的，很亮。
我第一年以为有人加班。
第二年我以为那家公司搬走了忘了关。
第三年我去报了。
工程部的人来看过。
他说，这层的电是从总表走的，不是分表，关不了。
我说，能不能把总闸拉了。
他说，拉了整层都黑，消防要查。
我说，那就这么亮着。
他说，亮着就亮着，电费物业出。
我说，一年多少。
他说，一个灯管，四十瓦，一年三百五十度电，二百多块。
我说，二百多块。
他说，二百多块。
我说，那就不管了。
他说，不管了。
可是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个灯。
我巡到十五楼，我会在1506门口站一会儿。
门是玻璃门，磨砂的，看不见里面。
我从门缝里看，只能看见一条光。
那光很白，很硬，照在地板上，是一条。
我想，里面是什么。
我想，是不是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电脑，电脑的屏幕亮着。
我想，是不是有一个杯子，杯子里的水凉了。
我想，是不是有一个人，坐在那儿，一直坐着。
我想，不可能。
三年了，谁会在里面坐三年。
我想，是这栋楼的一个怪事。
我想，怪事就怪事，跟我没关系。
我巡到十五楼，我就看一眼，然后我走。
一千四百多个夜班，我看了一千四百多眼。
第四年三月，我第一次看见里面有人。
那天是三月十二号，晚上十一点二十。
我巡到十五楼，走廊的灯是灭的，只有1506的门缝下面漏出一条光。
我走过去，我看见门里有一个影子，在动。
我站在门口，手放在钥匙串上。
我想，有人。
我想，三年了，第一次有人。
我想，是贼。
我拿出钥匙，我找到1506的那一把。
我把钥匙插进去，我拧了一下。
门开了。
我推门。
门没有锁。
里面是一间办公室。
不大，二十来平方米。
一张大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柜，一个书架。
桌子上铺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是纸。
桌子中间放着一个算盘，木头的，珠子是黑的和白的。
算盘旁边是一个墨水瓶，一瓶钢笔水，一支钢笔。
桌子靠里的位置坐着一个老人。
他穿着一件蓝布褂，袖口上套着两个蓝布袖套。
他戴着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过。
他的头发是白的，梳得很整齐。
他低着头，在写字。
我站在门口，说，您好。
他抬起头。
他说，你是物业的。
我说，是。
他说，我见过你。
你每天晚上从门口走过去。
我说，您见过我。
他说，我听见钥匙响。
他说，你这串钥匙响得像卖糖葫芦的。
我说，大爷，您在这儿干什么。
他说，我做账。
我说，做什么账。
他说，一本账。
我说，什么账。
他说，一本我做了三十年的账。
我说，这是1506，德信会计师事务所。
他说，是德信。
我说，德信三年前搬走了。
他说，搬走了。
我说，那您怎么还在这儿。
他说，我没走。
我说，您为什么没走。
他说，因为账没做完。
我说，什么账要做三年。
他说，不是三年。
他说，是三十年。
他说，我做的是我老婆的账。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把钢笔放下，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一下。
他说，你进来坐。
我说，我要巡楼。
他说，你巡完了再来。
我说，我一会儿还来。
他说，我天天在。
我说，您天天在。
他说，我晚上八点来，早上六点走。
我说，您怎么进来的。
他说，我有钥匙。
我说，您有钥匙。
他说，我做了三十一年账，这楼的钥匙我有。
我说，物业不知道。
他说，物业知道。
他说，你们的登记簿上有我。
我不信。
我回值班室，我翻了登记簿。
登记簿是一本硬皮本，从我来的那年记起，记了四年。
我翻到前面，我看见一页一页的名字：送水的，修空调的，装修的，搬家的。
我翻到三年前的一页，我看见一行字：
德信会计，陈守义，夜间加班，长期，八时至六时，准。
下面有一个签字，是当时的物业主任。
我坐在值班室，看了这行字很久。
我想，他不是贼。
我想，他是真的。
我想，他在这个楼里，比我早。
第二天晚上，我又上了十五楼。
我带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
我说，大爷，您吃。
2
他说，我不饿。
我说，您吃一个。
他说，我吃一个。
他吃了一个包子，吃得很慢。
他说，这个是猪肉的。
我说，是。
他说，猪肉现在多少钱一斤。
我说，十五。
他说，我记一下。
他拿起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包子，两个，五块。
我说，您记这个干什么。
他说，我记账。
我说，您自己的账也记。
他说，我什么都记。
他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会干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记账。
他说，我十七岁进供销社当会计，我记了四十六年。
他说，我记过粮站的账，记过厂的账，记过公司的账。
他说，我记了一辈子的账，我没记错一笔。
我说，那您老婆的账是什么账。
他说，你坐。
我坐下。
他说，我老婆叫李素芬。
他说，她在这栋楼里做清洁，做了十八年。
他说，她每天晚上六点下班。
他说，她下班的时候，我从十五楼的窗户往下看，我看她推着清洁车出大门。
他说，我看了十八年。
他说，她走的时候，她的背是弯的，她的手上戴着胶皮手套。
他说，她的手套是黄的。
他说，我看了十八年黄手套。
他说，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号，她在这栋楼里晕倒了。
他说，她在十六楼的走廊里晕倒的，她倒在她的清洁车旁边。
他说，她的车上有半桶水，水洒了。
他说，送到医院，是脑出血。
他说，她走的时候六十一岁。
他说，她最后一笔账，是她自己记的。
他说，她的本子在她口袋里，上面写着：十一月十九，买菜，十二块。
他说，她写完这十二块，她就倒了。
我坐在那儿，没有出声。
他说，我把我这三十年的票据，全找出来了。
他说，她的工资条，她的存折，她的账本，她买东西的小票，她写的字条。
他说，我要给她做一本账。
我说，做什么账。
他说，做一本她这一辈子的账。
他说，她挣了多少，花了多少，剩下多少。
他说，我要让这本账平。
我说，平了怎么样。
他说，平了，她就清楚了。
我说，清楚了怎么样。
他说，清楚了，我就能走了。
我说，走哪儿去。
他说，就是走。
他说，我这三年，我每个月都对不上。
他说，差得多的时候差四百，差得少的时候差十九块八。
他说，差十九块八，我找了两个月。
我说，找到了吗。
他说，没找到。
他说，我怀疑是一九九八年的一笔。
他说，那一年她给我买了一块表。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一百二十块。
我说，那一年她一个月挣多少。
他说，三百二。
他说，她攒了四个月。
我说，那块表呢。
他说，我戴着。
他把袖子撸上去。
他的手腕上有一块表，表带是黑的，表盘是白的，玻璃上有几道划痕。
他说，它慢了。
他说，一天慢三分钟。
他说，我修过两次，修不好。
他说，我就戴着。
他说，我每天早上，我按它调我的钟。
我说，慢了你还按它调。
他说，我就知道它慢三分钟，我加三分钟。
他说，它慢，我心里有数。
我看着那块表。
我想，他这个人，一辈子在算。
我想，他算的不是钱。
我想，他算的是一个人。
四月，我开始帮他。
不是他要我帮，是我自己愿意。
我每天晚上巡到十五楼，我进去坐十分钟。
我给他带点东西：一杯热水，一个包子，有时候是一袋橘子。
他每次都记账。
他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三月十二，包子两个，五块。
三月十三，橘子一斤，六块。
四月二号，热水一杯，零。
我说，热水不要钱。
他说，不要钱也是账。
他说，账不是钱，账是事。
他说，有人记着你，那也是一笔。
五月，他给我看那本账。
账本是很厚的一本，黑皮的，硬壳，三百多页。
他把三十年的东西都写在里面。
第一页是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李素芬，二十三岁，进城，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一个月一百八。
下面一行一行，是每一笔：
一九九二年三月，工资一百八。
买菜，二十四。
房租，三十。
给家里寄，五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买棉袄一件，四十五。
一九九三年，她换了工作，在商场做保洁，一个月二百四。
一九九四年，她到光华大厦做清洁，一个月三百二。
我翻着账本，翻得很慢。
我说，您记得这么细。
他说，不是我记的。
他说，是她记的。
他说，她自己有个本子，她记了三十年。
他说，她记账的方法是跟我学的。
他说，我们两个人，一个记别人的账，一个记自己的账。
我说，她为什么记。
他说，她说，记着心里踏实。
他说，她说，钱是流走的，不记，就不知道流到哪儿去了。
他说，她说，记下来，就知道这个月过得好不好。
我翻到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她一个月挣四百一。
那年三月，她给他买了一块表，一百二十块。
下面一行小字：给他买表，一百二。
攒了四个月。
他生日。
我停下来。
他说，你看见了吧。
我说，看见了。
他说，这一笔她记了。
我说，那您为什么差十九块八。
他说，她记了买表。
他说，我没记她收着这块表的心。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她把这块表买回来，她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放了七天。
他说，她到第七天才给我。
她说，七一好，七上八下。
他说，这七天，她每天拿出来看一眼。
他说，这七天，她也记了。
我说，记什么。
他说，她记了一个词：高兴。
他说，她写了两个字：高兴。
他说，二月二十八，高兴。
我翻到那一页。
那一页上，真的有一行：二月二十八，高兴。
下面没有钱数。
他说，这一笔我算不进账。
他说，高兴不算钱。
他说，可是她要记。
我说，那您就把她记进去。
他说，怎么记。
我说，您就在账上加一行：二月二十八，高兴，无价。
3
他抬起头看我。
他看了我很久。
他说，无价。
我说，无价。
他说，账里没有无价。
我说，那就加一条。
他说，账是有规矩的。
我说，规矩是您定的。
他说，规矩是祖师爷定的。
我说，祖师爷没见过她高兴。
他没有说话。
他把钢笔拿起来，他在那页的边上写了一行很小很小的字。
他写完，他把笔放下。
他说，我违规了。
他说，我记了四十六年账，我第一次在账里写无价。
他说，我心里舒服了。
那天晚上他从十五楼下来，我在一楼送他。
他走得很慢，他的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
他说，小许。
我说，大爷。
他说，我下个月可能不来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身体不行了。
我说，您哪儿不舒服。
他说，我的心脏。
他说，医生说，我这个心脏，随时可能停。
我说，您住院。
他说，我不住院。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要把账做完。
我说，账还有多少。
他说，还有一大截。
他说，我做到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号，我就做完。
他说，那一天是她最后一天。
他说，那一天以后，就没有账了。
我说，那一天以后，您干什么。
他说，我就走。
我说，走哪儿。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这三年，我天天想这个事。
他说，我想，我把账做平了，她是不是就回来了。
我说，大爷，人不会回来。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人不会回来。
他说，我做了四十六年账，我比谁都清楚，账是账，人是人。
他说，账做平了，人也回不来。
他说，可是我不做，我就没有事干。
他说，我一没有事干，我就坐不住。
他说，我一坐不住，我就想她。
他说，我一想她，我就难受。
他说，我做账的时候不想她。
他说，我做账的时候，她就在那些数字里。
他说，她在一个一个数字里，她活着。
我站在一楼的门口，看着他走出去。
他走的时候是六点十分，天刚亮。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背有一点驼。
他走到马路边，他站在那儿等红灯。
我想，这个老人，他每天早上六点，他站在这个路口等红灯。
我想，他等了三年。
我想，他还要等多久。
六月，物业来了一个新主任。
姓方，四十岁，从别的楼盘调过来的。
他上任第一件事是查隐患。
他查到一个问题：1506有一间办公室在用，但是没有租约。
他查了电表，那间办公室的用电走的是公共部位。
他说，这是侵占。
他说，这是安全隐患。
他说，这要清退。
他让我去通知。
我说，方主任，那间是一个老人，他在做账。
他说，做什么账。
我说，他老婆的账。
他说，他老婆是谁。
我说，是这楼以前的清洁工，她在这儿走的。
他说，走了是什么意思。
我说，去世了。
他说，那更不能留。
他说，一个死过人的楼，留一个老人天天在里面，出了事谁负责。
我说，他不出事。
他说，你怎么保证。
我说，我每天晚上看着他。
他说，你看得住吗。
我说，我看得住。
他说，你一个人看不住。
他说，这是公司的事，不是你的好心。
他说，你去通知，月底清空。
我说，方主任，您能不能去看看他。
他说，我看什么。
我说，您看一眼。
他去了。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陪他上十五楼。
门开着，老陈在写字。
方主任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他说，大爷。
老陈抬头，说，你是领导。
他说，我是新来的主任。
他说，您在这儿多久了。
老陈说，三年。
他说，您为什么不回家。
老陈说，我做账。
他说，什么账。
老陈把账本推过去。
方主任翻了翻。
他翻了五六页。
他把本子合上。
他说，大爷，这个账，您做得真好。
老陈说，我做了四十六年。
他说，您这个字，是钢笔字。
老陈说，是。
他说，我爸也写钢笔字。
他说，我爸是供销社的会计。
老陈说，哪个供销社。
他说，城西的。
老陈说，城西供销社的会计姓马。
他说，我爸姓方。
老陈说，姓方的我认识两个。
他说，我爸叫方德海。
老陈想了想，说，方德海。
他说，一九九三年，他来过我们站调账。
他说，他戴一个黑框眼镜。
方主任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是。
他说，我爸戴黑框眼镜。
他说，他去年走的。
老陈说，走了。
他说，走了。
他们两个人在那间办公室里站着，谁也没有说话。
方主任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他抽出一根，他想起这楼里不能抽烟，他把烟放回去。
他说，大爷，我不赶您。
他说，我给您办一个手续。
他说，我给您签一个临时用电的协议。
他说，一个月两百块电费，我给您免了。
他说，我给您一把钥匙，正大光明的。
他说，您就当我爸还在这个楼里做账。
老陈把手放在账本上。
他说，领导。
他说，我不占你们的便宜。
他说，电费我出。
他说，一个月两百，我出得起。
他说，我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八。
他说，我出一辈子。
方主任说，您出一辈子，您出一辈子是多久。
老陈说，我出一辈子就是一辈子。
方主任笑了。
他说，大爷，您这个人。
他说，您这个人，跟我爸一样。
七月，我给他带饭。
他不肯。
他说，我自己有。
他每天带一个饭盒，铝的，旧的，盒盖上有一个凹坑。
饭盒里是两个馒头，一点咸菜。
我说，大爷，您就吃这个。
他说，这个好。
我说，这个没营养。
他说，我这个年纪，营养不营养，都一样。
我说，您吃口热的。
第二天我给他带了一份炒饭。
他吃了，他记账：炒饭一份，八块。
我说，我请的。
他说，你请的也是钱。
他说，我给你八块。
我说，我不要。
他把八块钱放在桌子上。
他说，你不拿，我下次不吃。
我拿了。
他说，这样好。
4
他说，账要清。
他说，账不清，人情就重。
他说，人情重了，我就还不起了。
他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欠人。
八月，天热。
1506没有空调。
那间办公室的空调早坏了，外机在楼下，锈了。
他每天来，穿蓝布褂，袖套，手里一把蒲扇。
我给他搬了一个风扇，从值班室搬上去的，落地的，旧的那种。
他不要。
我说，您热。
他说，热一点好。
他说，热一点，人清醒。
我说，您清醒干什么。
他说，我要算。
他说，我一糊涂，我就算错。
他说，算错一笔，我就要重算。
他说，我已经重算过三次。
我说，您重算什么。
他说，我把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的账，全部重算过。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几年，她的本子上有水渍。
他说，她把本子放在厨房，溅了油，湿了水。
他说，有几个数字看不清。
我说，您怎么算。
他说，我用总数倒推。
他说，她五年一共挣了两万一千六，一共花了多少，我知道。
他说，剩下的钱，我知道。
他说，我把中间的缺口，一笔一笔猜。
我说，猜得准吗。
他说，不准。
他说，我猜了两年。
我说，猜出来了吗。
他说，猜出来了一个大概。
他说，差十九块八。
他说，就是这十九块八，我对不上。
我说，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他说，她不会记错。
他说，她记了三十年账，她一笔都没错过。
我说，那这十九块八。
他说，这十九块八在她手里。
我说，在她手里。
他说，在她手里，就是还在。
他说，她手里还有十九块八，她就还没走完。
我说，大爷。
他说，我知道这话不对。
他说，我知道她走了。
他说，可是我心里，她手里还有十九块八。
他说，我这个人，我一辈子在账上活着。
他说，账上还有她，她就在。
我坐在旁边，我给他扇风。
我想，他这个人，他把一个人，装在了一本账里。
我想，他每天打开账本，他就打开她。
我想，他每天合上账本，他就把她收起来。
我想，这样活着，累不累。
我想，累。
我想，可是比空着强。
九月，他给我讲她。
他讲得很慢，一句一句，中间有很长的停顿。
他说的时候不看人，他看着账本。
他说，她叫李素芬，家在城北的李庄。
他说，她家有五亩地，她爹是种地的。
他说，她十九岁进城，她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他说，纺织厂的车间是热的，一年四季三十度。
他说，她一个班要走二十里路。
他说，她的脚上长过鸡眼。
他说，她自己拿针挑，挑完了贴一块胶布。
他说，她舍不得去医院。
他说，她说，医院挂个号五块，五块能买三斤鸡蛋。
他说，她这个人，一辈子算得很清。
他说，她算得清，是因为她从小穷。
他说，她家过年才能吃白面。
他说，她八岁的时候，她娘给她做了一双新鞋，她舍不得穿，她抱着鞋睡了一夜。
他说，第二天她把鞋放在柜子里，她说，等过年穿。
他说，她过年穿了三天，她又脱下来。
他说，那双鞋她穿了六年。
我坐在旁边，听着。
我说，大爷，您怎么知道这些。
他说，她跟我说的。
他说，我们两个人，晚上躺在床上，她说，我听。
他说，她说了三十年。
他说，她说的都是以前的事。
他说，她一说以前，她的声音就软。
他说，我一听她说话，我就睡着了。
他说，我这个人，一睡着就打呼噜。
他说，她说，你的呼噜像拖拉机。
他说，我说，你的话像水。
他说，她说，水怎么像话。
他说，我说，水一直流，你一直说。
他笑了。
他笑的时候，眼睛是湿的。
他说，她一九九四年到光华大厦做清洁。
他说，她管十层到二十层。
他说，她每天早上六点来，晚上六点走。
他说，她一天拖四遍地，擦四十个窗户。
他说，她的腰是那个时候坏的。
他说，她三十五岁就开始贴膏药。
他说，她的膏药一天两贴，一贴三块。
他说，一个月一百八。
他说，她贴了二十六年。
我说，二十六年。
他说，二十六年。
他说，我算过，她一共贴了一万八千九百八十贴。
他说，这些膏药，加起来是五万七千块。
他说，五万七千块，是她两年半的工资。
他说，她一辈子，她挣的钱，有一大半贴在她的腰上。
我说，她为什么不歇。
他说，她歇了就没钱。
他说，她没有社保，她那时候是临时工。
他说，她自己交，一个月交两百。
他说，她交了十八年，她后来一个月能领一千二。
他说，她领了一年。
他说，领了一年，她走了。
我坐在那儿，说不出话。
我说，大爷，她这一辈子，太苦了。
他说，她不觉得苦。
他说，她说，比在纺织厂好。
他说，她说，纺织厂热，这儿有空调。
他说，她说，这儿的人客气，见她就点头。
他说，她说，她喜欢这个楼。
他说，她说，这个楼晚上亮着灯，像有人在等她。
我说，她怕黑。
他说，她怕黑。
他说，她小时候在家里，晚上不敢出门。
他说，她嫁给我以后，她晚上起夜，她要叫我。
他说，我起来，我站在厕所门口等她。
他说，我站了三十年。
他说，她在这个楼里做清洁，她晚上六点下班，天黑了。
他说，我每天六点，我从十五楼下来，我在大门口等她。
他说，她推着车出来，她看见我，她就笑。
他说，她说，你怎么又下来了。
他说，我说，我下来抽根烟。
他说，我不抽烟。
他说，我就是下来等她。
他说，我等了十八年。
他说，我算了算，十八年，六千五百七十天。
他说，我一天等她十分钟，一共是一千零九十五个小时。
他说，一千零九十五个小时，是四十五天。
他说，我这辈子，我有四十五天，是站在大门口等她的。
他说，这四十五天，我一分钟都没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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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一分钟都没白等。
他说完了，他把手放在账本上。
他说，小许，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您说。
他说，我这三年，我不敢下楼。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一到大门口，我就看见她推着车出来。
他说，她穿着蓝工装，她戴黄手套，她的车上有半桶水。
他说，她走过来，她说，你怎么又下来了。
他说，我一回头，她就不在了。
他说，我站在那儿，我站十分钟，我才上楼。
他说，我上楼，我坐下，我做账。
他说，我做账的时候，我不敢看窗户。
我说，为什么。
他说，窗户外面是院子。
他说，院子里有一个清洁车。
他说，那辆车是她的。
我说，还在。
他说，还在。
他说，物业没扔。
他说，那辆车停在院子的角落里，停了三年。
我说，车上有水吗。
他说，没有水。
他说，桶是空的。
他说，桶底有一层锈。
我说，您去看过。
他说，我看过一次。
他说，我看完，我上楼，我做了三天账，我一个字没写。
他说，我坐在那儿，我看着纸，我看三天。
他说，第四天，我写了一笔：十一月十九，买菜，十二块。
他说，我写完了，我就可以接着做了。
十月，我开始帮他算。
他要我帮他核一遍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的账。
那一段有几页糊了，字看不清。
我把他的票据铺在桌子上，一张一张排。
他的票据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原来是装饼干的。
盒盖上印着“桃酥”。
里面有工资条，有存折复印件，有超市小票，有医院收费单，有她写的字条。
工资条是油印的，纸是薄的，字是蓝的。
有一张工资条上写着：李素芬，清洁员，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扣社保二十元，实发三百四十元。
我说，大爷，这张是二〇〇〇年的。
他说，是。
我说，那时候一个月三百四。
他说，三百四。
他说，她一个月花一百八，存一百六。
他说，她存了十年，存了两万。
他说，那两万，她给我买了一块表，给我买了一件大衣，剩下的她存着。
他说，她说，万一你病了。
他说，她说，男人要有看病的钱。
我说，她自己呢。
他说，她自己不看病。
他说，她发烧三十九度，她喝热水，她捂被子。
他说，她说，睡一觉就好了。
我说，她好了吗。
他说，她好了。
他说，她这个人，一辈子没进过医院，除了最后那一次。
我把票据按年份排好，我算了三天。
我算到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我发现差一笔。
那一年的十一月，她的本子上写着：买围巾一条，八十。
下面没有别的。
我说，大爷，这条围巾。
他说，什么围巾。
我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买围巾八十。
他说，那是她的生日。
我说，她给自己买的。
他说，不是。
他说，那是给我买的。
我说，给您买的。
他说，是。
他说，那年十一月，我过生日。
他说，她给我买了一条围巾，灰的，羊毛的，八十块。
他说，我戴了十年。
我说，围巾呢。
他说，在柜子里。
他说，我收起来了。
他说，她走了以后，我把它收起来了。
我说，您为什么不戴。
他说，我戴了，我就想她。
我说，您现在不想她吗。
他说，我天天想。
他说，我戴了，我更想。
我说，大爷，您把围巾戴上。
他说，我不戴。
我说，您戴一天。
他说，一天。
我说，一天。
他低下头，他在账本上写了一行。
他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围巾一条，八十。
他说，这一笔，我记在她账上。
他说，这一笔，是我欠她的。
我说，怎么是欠。
他说，她给我买的，我没记。
他说，我没记，就是我没认。
他说，我没认，就是她白花了。
他说，她白花八十块。
他说，这八十块，我记了三年，我记不进去。
我说，为什么记不进去。
他说，因为我记账的时候，我只记她花的。
他说，她给我花的，我不记。
他说，我这个人，我算了一辈子别人的账，我不算自己的。
他说，我算自己，我觉得亏心。
我说，亏什么心。
他说，我活了七十三年，我花了她多少钱，我不敢算。
他说，我一算，我就知道我欠她多少。
他说，我不算，我就还能坐着。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我想，他这个人，他算得清天下人的账，他算不清自己的。
我想，他不是算不清。
我想，他是不敢算。
我想，一个人不敢算自己的账，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欠。
我想，他欠她的，不是钱。
我想，是十八年。
我想，是十八年她推着车从大门出来，他站在门口。
我想，那十八年，他以为是他在等她。
我想，其实是她在他前面走了十八年。
我想，她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
我想，现在她走到头了，他还在后面。
那天晚上我把票据收进铁盒子，我把盒盖合上。
他说，小许，你明天还来吗。
我说，我来。
他说，你帮我看着这一笔。
我说，哪一笔。
他说，这一笔八十。
他说，你帮我记住，我记上了。
我说，我记住。
他说，你要是不记住，我明天又忘了。
他说，我现在记性不好。
他说，我一天忘三件事。
我说，您忘什么。
他说，我忘了吃饭，我忘了吃药，我忘了我把眼镜放在哪儿。
他说，我不忘账。
他说，账我记在纸上。
他说，人记不住，纸记得住。
我说，那您把您自己也记在纸上。
他说，我记了。
他说，我在账本的第一页写了我的名字。
他说，陈守义，男，一九五二年生。
他说，我写这个，是怕我哪天忘了我是谁。
我说，您不会忘。
他说，我会。
他说，我父亲最后那两年，他忘了我。
他说，他管我叫“那个会计”。
他说，我一进去，他说，那个会计来了。
我说，您难受吗。
他说，我难受。
他说，我后来不难受了。
他说，我想，他知道我是会计，他就还记得我一点。
6
他说，人忘到最后，他记得的那个东西，就是他心里最重的东西。
他说，我爸心里最重的是会计。
我说，您心里最重的是什么。
他说，是账。
他说，是这本账。
他说，是她。
十一月，他的心脏不行了。
那天是十一月九号，晚上十点。
我巡到十五楼，我推门进去。
他坐在桌子前面，头低着，手放在胸口。
我说，大爷。
他抬起头，他的脸是灰的。
他说，我有点闷。
我说，我送你去医院。
他说，不去。
我说，您脸都白了。
他说，喝口水就好。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喝了半杯，他把杯子放下。
他说，小许，你扶我坐一会儿。
我扶他到椅子上。
他坐了十分钟，他的呼吸慢慢匀了。
他说，我这条命，我用得差不多了。
我说，您别说这个。
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他说，我今年七十三，我父亲七十三走的，我母亲七十二走的。
他说，我算过，我这一家，没有活过七十四的。
他说，我心里有数。
我说，现在医学发达。
他说，发达也发达不到我这儿。
他说，我不怕。
他说，我怕的是我没做完。
我说，还差多少。
他说，差一页。
我说，一页。
他说，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号，那一页我写了一半。
他说，我写不下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一天，我还活在那一天里。
他说，我每天写到十一月十九，我就停。
他说，我把笔放下，我坐一会儿，我看窗户。
他说，然后我把它撕掉。
我说，您撕了。
他说，我撕了。
他说，我撕了三年。
我说，撕了多少张。
他说，一百多张。
我说，那纸呢。
他说，在抽屉里。
他说，我撕碎了，我没扔。
他说，我装在一个信封里。
我说，为什么留着。
他说，不知道。
他说，我就是不想扔。
我说，大爷，您把那个信封给我。
他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帮您写。
他说，你写不了。
我说，我照您的算。
他说，那一页不是算。
他说，那一页是写。
我说，写什么。
他说，写她那天干了什么。
他说，她那天早上六点来，她拖了十层到二十层的地。
他说，她中午在十六楼的茶水间吃饭，她吃的是米饭和咸菜。
他说，她下午三点擦了一层的玻璃，她擦到第五块的时候晕了。
他说，她下午五点四十被人发现，她躺在十六楼的走廊，她的车倒在旁边。
他说，她六点二十送到医院，她的血压是二百二。
他说，她七点十分做了检查，她的脑子里全是血。
他说，她八点四十，医生跟我说，准备后事。
他说，她十点二十走的。
他说，她走的时候，她的手套还戴着。
他说，她的手套我留着。
他说，一只在她的口袋里，一只在我的抽屉里。
他说，我一直没洗。
他说，上面有她的汗。
我坐在他对面，我的手放在桌子上。
我说，大爷，这一页我帮您写。
他说，你写不了。
我说，您说，我记。
他说，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
他说，我记在本子上。
他说，明天你自己抄到账本上。
他看了我很久。
他说，好。
那天晚上，他说了两个小时。
他说她那天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走的每一步。
他说，她那天中午跟一个保安说了话。
她说，老周，天冷了，你多穿一件。
他说，她那天下午擦玻璃的时候，她哼了一首歌。
他说，那首歌是《洪湖水浪打浪》。
他说，她哼歌的时候，她的头跟着动。
他说，她哼了半首歌，她就不哼了。
他说，她晕的时候没有声音。
他说，她倒下去的时候，她的车往前滑了一点。
他说，车轮在地上转了半圈。
他说，那半圈，我记得。
他说，我三年，我记得那半圈。
我记了整整一本。
我写完的时候，是凌晨三点。
他坐在椅子上，他睡着了。
他睡着的时候，他的手还放在账本上。
我给他盖了一件衣服。
我站在窗口，往下看。
院子里黑着，只有一盏院子灯。
灯下是那辆清洁车。
我想，那辆车，她推了十八年。
我想，车轮转了十八年。
我想，那半圈，是她的最后半圈。
我想，这个老人，他记了三年半圈。
十一月二十号，我陪他去了医院。
是我逼他的。
我说，您不去，我就不给您开门。
他去了。
他做了检查，医生说是心衰，要住院。
他住了六天。
他住院的时候，他每天问我一句话：账本在不在。
我说，在。
他说，你没动。
我说，我没动。
他说，你别动。
我说，我不动。
第六天他自己要求出院。
医生不让，他签了字。
医生跟我说，他这样出院，随时可能。
我说，我知道。
医生说，他为什么不治。
我说，他要做完一本账。
医生说，什么账。
我说，他老婆的账。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我们这儿，什么事都有。
他说，你让他做。
他说，人有个念想，比药强。
十二月，账差十九块八，找到了。
是他自己找到的。
那天晚上他坐在桌子前面，他一直在翻一个旧信封。
信封里是一堆小纸条，纸条上是她的字。
他翻了一个小时。
他忽然说，找到了。
我说，什么。
他说，十九块八。
他把一张纸条递给我。
纸条是一张超市的小票，纸已经黄了，上面印着：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酱油一瓶，两块二。
盐一袋，一块五。
肥皂两块，三块八。
小票的背面有一行钢笔字，是她的字：卖废品十九块八。
我说，卖废品。
他说，她卖过废品。
他说，她每个月把楼里的纸箱、瓶子收起来，卖给收废品的。
他说，一个月卖十几块。
他说，她卖了十九块八，她没有记进账。
他说，她把这十九块八，买了一块肥皂，买了酱油，买了盐。
他说，她买了，她记了那三样。
他说，她没记卖废品的钱。
他说，因为她觉得捡废品不算挣钱。
7
我说，为什么不算。
他说，她说，那是楼里的东西，不是她的。
他说，她说，她拿楼里的东西卖钱，她心里不安。
他说，她把钱花了，她不敢记。
我说，所以她账上少了这一笔。
他说，少了。
他说，我这三年，我找的就是这一笔。
他说，我以为是表，是围巾，是别的。
他说，我没想到是废品。
他说，她这个人，她连捡废品都觉得亏心。
他说，她一辈子，她不敢占一点便宜。
他说，我算了三十年账，我算不出她这一笔。
他说，因为她这一笔，她不是给自己花的。
他说，她是给这个家花的，她觉得不该记在自己账上。
他说，她把自己，从账里划掉了。
他把小票放在桌子上，他把手放在小票上。
他说，小许，账平了。
我说，平了。
他说，你算一遍。
我算了一遍。
一九九二年到二〇二二年，三十年，收入二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支出二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块二，余额十九块八。
那十九块八，是她没记的废品钱。
我说，大爷，平了。
他说，差十九块八，不是差，是余。
他说，她手里还有十九块八。
他说，她走的时候，她手里还有十九块八。
他说，她不是空手走的。
他说，她手里有钱。
他说，她这辈子，她走的时候手里还有十九块八。
他说完了，他把脸埋在手上。
他哭了。
他哭得没有声音，他的肩膀在抖。
我坐在他对面，我没有动。
我想，他这三年，他没有哭过。
我想，他这三年，他每天做账，他每天写字，他每天撕一页。
我想，他把眼泪，都算进了账里。
我想，现在账平了，眼泪才出来。
我想，一个人把眼泪算了三年，他的眼泪是很重的。
他哭完了，他抬起头。
他说，小许，我明天把最后一页写完。
我说，明天我陪您。
他说，不用。
他说，明天我一个人写。
他说，我写了三年，最后一页，我要一个人写。
十二月二十号，他写完了。
那天晚上我上十五楼，门开着。
他坐在那儿，账本摊开。
他说，小许，你来。
我走过去。
账本的最后一页上，是一行字：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李素芬，买菜，十二块。
支出十二元。
余额十九元八角。
下面还有一行，是另一种字迹，是他写的：
本账自一九九二年三月起，至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共三十年，九个月，收支相符，账目已平。
记账人：陈守义。
复核人：（空）
他把钢笔递给我。
他说，你签。
我说，我签什么。
他说，复核人。
我说，我不是会计。
他说，你会算。
他说，你算过一遍。
我说，我算过。
他说，那你签。
我拿起笔。
我在“复核人”后面写了三个字：许知意。
他看了看，他说，字不错。
他说，你这三个字，比我写得好。
他说，你以后可以干会计。
我说，我干物业。
他说，物业也是账。
他说，这个楼，一层一层，都是账。
他说，你每天巡楼，你记不记账。
我说，我不记。
他说，你记。
他说，你记下来，你就知道这个楼是怎么活的。
我说，怎么活的。
他说，有人来，有人走，有人加班，有人哭。
他说，你记下来，这就是一本账。
他说，账不是钱，账是日子。
他把账本合上。
他把手放在上面，放了很久。
他说，小许，这本账，我给你。
我说，您给我。
他说，我给你。
我说，为什么给我。
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给。
他说，我儿子在新疆，他十年没回来。
他说，他不知道他妈走了。
我说，您没告诉他。
他说，我告诉了。
他说，他说，爸，我回不去。
他说，他说，爸，你保重。
他说，他说完就挂了。
他说，我儿子像我，他不说话。
我说，那这本账，您应该给他。
他说，他不认字。
他说，他认字，但是他不认这个。
他说，他认钱。
他说，他一年给我打两次电话，一次过年，一次中秋。
他说，他说，爸，钱够不够。
我说，够。
他说，他说，够就好。
他说，他挂了。
他说，他不是坏儿子。
他说，他就是不懂。
他说，他不懂一个人为什么要把三十年记在本子上。
他说，他不懂他妈为什么连十九块八都不敢记。
他说，他不懂。
他说，你懂。
我说，我懂一点。
他说，一点就够。
他说，你把这本账收着。
他说，你别扔。
我说，我不扔。
他说，你以后要是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你把账给他看。
我说，给谁看。
他说，给一个舍不得的人看。
他说，让他知道，舍不得是可以记下来的。
他说，记下来，就不算白舍不得。
十二月二十一号，他把钥匙给我。
一共三把。
一把是大门的，一把是十五楼的，一把是1506的。
他说，这三把，你收着。
我说，您自己不用了。
他说，我用。
他说，我留一把。
我说，您留哪把。
他说，我留1506的。
他说，大门和十五楼，我以后走你的门。
我说，您什么时候来，我给您开。
他说，我要是哪天不来，你就别等我。
我说，我等。
他说，你别等。
他说，人等一个人，是会上瘾的。
他说，我等了她十八年，我现在戒不掉。
他说，你别学我。
我把钥匙挂在腰上，跟我的四十七把挂在一起。
现在我的钥匙串上有五十把。
走路更响了。
我们值班室的老周说，小许，你钥匙怎么多了。
我说，多了一把办公室的。
他说，哪个办公室。
我说，1506。
他说，1506不是空着。
我说，不是。
他说，里面有人。
我说，有人。
他说，什么人。
我说，一个老人。
他说，他在里面干什么。
我说，做账。
他说，做什么账。
我说，做他老婆的账。
老周看了我一眼。
他说，小许，你别跟这种人来往。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种人不正常。
他说，一个正常人，谁会在一个空办公室里做三年账。
8
我说，他不是不正常。
我说，他是没处去。
他说，没处去就该回家。
我说，他家里没有他老婆。
老周没有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小许，你还年轻。
我说，我二十九。
他说，二十九还年轻。
他说，我五十一了。
他说，我干保安干了十二年。
他说，我见过的人多了。
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
我说，你说。
他说，人不能一个人待着。
他说，一个人待久了，他就会长出一个东西。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一个念想。
他说，这个念想会长大，会长得比人还大。
他说，到那时候，人就不是人了，人是那个念想的奴才。
我说，老周，你这话说得狠。
他说，我不是狠，我是实在。
他说，我见过一个老太太，她老伴走了，她每天给她老伴摆一双筷子。
她说，摆了四年。
她说，后来她自己也走了。
他说，她走的时候，那双筷子还在桌上。
我说，那不是念想。
我说，那是爱。
他说，爱和念想，是一回事。
他说，都是一个活人，跟一个不在的人，过日子。
他说，这个日子，过不长。
一月，他来得少了。
他一个礼拜来三天：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他说，他走不动了。
从家到这儿，他要坐两站公交，走十分钟。
他说，他走十分钟，他要歇两次。
我说，我接您。
他说，不用。
我说，我下班的时候顺路。
他说，你下班是早上八点，我家在城北。
我说，我坐车去。
他说，你坐车去，你要花四十分钟。
我说，我有时间。
他说，你的时间是你的。
他说，你别给我。
我说，我给。
他说，小许。
我说，大爷。
他说，你别对我这么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会难受。
我说，我不难受。
他说，你会。
他说，我对她好了一辈子，我现在难受。
他说，人不能对一个人太好。
他说，太好了，就分不开。
我说，分不开就分不开。
他说，分不开，一个人走了，另一个人就活不成。
他说，我现在就是活不成。
他说，我不是活着，我是在替她活着。
我说，替她活着也是活着。
他说，不是。
他说，替一个人活着，是没有自己的。
他说，我三年，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
他说，我三年，我没有吃过一顿饭馆。
他说，我三年，我没有看过一场电视。
他说，我三年，我每天就是做账。
他说，我把她做完，我就空了。
我说，您现在不空。
他说，我快空了。
一月十五号，他跟我说第三件事。
那天他来得早，晚上七点半。
他说，小许，我今天有事跟你说。
我说，您说。
他说，我怕死在楼里。
我说，您别说这个。
他说，我要说。
他说，我这个心脏，医生说了，随时。
他说，我要是在这楼里走了，你们物业要担责任。
他说，方主任对我好，我不能害他。
他说，我要是死在这儿，这楼要封三天，要报派出所，要做鉴定。
他说，这楼的租金一天多少钱。
我说，一层一个月八万。
他说，二十六层，两百多万。
他说，我死在里头，人家要退租。
他说，我不能这样。
我说，大爷，您想多了。
他说，我没想多。
他说，我算了。
他说，我这条命，值不了两百多万。
他说，我不能拿我这条命，赔人家的租。
我说，那您怎么办。
他说，我从下个月起，我不上来了。
我说，那账呢。
他说，账做完了。
他说，平了。
他说，我没事干了。
我说，您可以再来坐坐。
他说，我坐不住。
他说，我一坐，我就想写。
他说，我一写，我就想十一月十九。
他说，我不想再撕了。
他说，我撕了三年，我撕不动了。
我说，那您在家干什么。
他说，我在家坐着。
我说，坐着干什么。
他说，看电视。
我说，您以前不看电视。
他说，我现在看。
他说，我看戏曲频道。
他说，我看《洪湖水浪打浪》。
我说，为什么看这个。
他说，她哼过。
他说，她那天下午擦玻璃，她哼的就是这个。
他说，我看了半年，我会唱了。
他说，我唱给她听。
我说，她在哪儿。
他说，她在墙上。
他说，我把她的照片挂在墙上。
他说，我每天早上给她上香。
我说，您还上香。
他说，我不上香。
他说，我给她倒一杯水。
他说，她早上要喝水。
我说，大爷。
他说，我知道这不对。
他说，我知道人不在了，倒水是白倒。
他说，可是我倒了，我心里踏实。
他说，我这三年，我每天倒一杯。
他说，我倒了一千多杯。
他说，我算过，一千零九十五杯。
我说，您连这个都算。
他说，我什么都算。
他说，我这个脑子，它就是算。
他说，它不算，它就空。
一月二十八号，除夕前两天，他最后一次上十五楼。
那天他带了一个纸袋子。
他把袋子放在桌子上。
他说，小许，这个给你。
我打开。
里面是一个铁盒子，装饼干的，盒盖上印着“桃酥”。
我说，这是那个铁盒子。
他说，是。
他说，里面是她的东西。
他说，工资条，小票，字条，还有她的手套。
我说，手套。
他说，一只。
他说，另一只我留着。
他说，我们一人一只。
我说，大爷，这个我不能要。
他说，你要。
他说，我不要两个人拿着一样的东西。
他说，我拿着，我天天看，我放不下。
他说，你拿着，你就替我放着。
他说，有一天你把它扔了，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不扔。
他说，你扔了也没关系。
他说，东西是东西，人是人。
他说，我这个人，我这三年，我把她做成了一本账，我把账做平了，我也就该放手了。
他说，我放不了手。
他说，你替我放。
他把铁盒子推到我面前。
他说，小许，我求你了。
我说，大爷。
他说，你答应我。
我说，我答应。
他说，你答应我，你就别天天看。
他说，你一年看一次。
9
他说，你看一次，你就想起来，有一个老太太，她在这楼里拖了十八年地。
他说，她拖地的时候，她哼歌。
他说，她哼的是《洪湖水浪打浪》。
他说，你记住这四句。
我说，我记住。
他说，你说一遍。
我说，有一个老太太，在这楼里拖了十八年地。
她拖地的时候哼歌。
她走的时候手里还有十九块八。
他说，对。
他说，你还漏了一句。
我说，哪一句。
我说，她哼的是《洪湖水浪打浪》。
他说，好。
他站起来，他环视那间办公室。
他说，这间屋子，我坐了三十一年。
他说，我在这儿记过德信的账。
他说，我在这儿给她做过账。
他说，我在这儿，送走过两个人。
我说，两个人。
他说，我父亲，我老婆。
他说，我父亲那年，他也在这楼里住过院。
我说，在这楼里。
他说，他在这楼里晕过。
他说，他自己走到楼下，他坐在花坛边上。
他说，他坐了半个小时。
他说，我下来找他，他说，我在看花。
他说，他看完花，他回家，他睡了三天，他走了。
他说，我父亲走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朵花。
他说，那朵花是从这楼下的花坛里摘的。
他说，我这辈子，我记了两件事，我父亲摘花，我老婆哼歌。
他说，这两件事，都不在账上。
他说，这两件事，我都记着。
二月，我去了他家。
城北，老小区，五楼，没有电梯。
他自己爬上来的。
他扶着栏杆，一层一层，他在三楼歇了一次。
他的屋子是两室一厅，五十平方米。
屋子很干净，地是水泥地，扫得发亮。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她三十岁的样子，头发是短的，她笑着。
照片下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玻璃杯，杯里是水。
水是满的。
我说，大爷，这水。
他说，我早上倒的。
我说，她喝吗。
他说，她不喝。
他说，我第二天倒了，我重新倒。
他说，我一天一杯。
我说，一天一杯，一年三百六十五杯。
他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杯。
我说，您这三年，倒了一千多杯水。
他说，我倒水的时候，我跟她说话。
我说，说什么。
他说，我说，今天天气好。
他说，我说，我今天做了三页账。
他说，我说，小许给我带了橘子。
他说，我说，我心脏又闷了一下。
他说，我说完了，我就坐着。
我说，她回答吗。
他说，她不回答。
他说，她要是回答，我就完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她要是回答，我就不是在做账，我是在等她。
他说，我能做账，我不能等。
他说，做账有头，等没有头。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
茶是很淡的，茶叶是碎的。
他说，我这个茶不好。
我说，好。
他说，这是最便宜的，一斤十八。
我说，您喝这个。
他说，我喝了三十年。
他说，她给我买的。
他说，她每次都买十八的。
他说，她说，你喝水多，你喝茶费。
他说，她说，十八的也香。
他说，我现在喝十八的，我喝不出香。
他说，我就是喝这个味儿。
他坐下，他把手放在膝盖上。
我说，您说。
他说，我这一辈子，我记了两种账。
我说，两种。
他说，一种是我替别人记的，一种是我自己记的。
他说，替别人记的，都平了。
他说，我自己记的，不平。
我说，为什么不平。
他说，因为我少记了三十年。
我说，少记什么。
他说，少记她的时间。
我说，她的时间。
他说，她十八年在楼里拖地，一天十二个小时。
他说，十八年，她一共是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个小时。
他说，这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个小时，我没有算进账里。
他说，我算的都是钱。
他说，她一个小时挣多少，我算了。
他说，她一个小时干了多少活，我没算。
他说，她一个小时里想了什么，我一点没算。
他说，她站在十六楼的走廊里擦玻璃，她看外面，她看见什么，我不知道。
他说，她推着车从一楼到二十楼，她走了多少步，我不知道。
他说，她蹲下去擦地角，她的膝盖疼不疼，我不知道。
他说，她一天要说多少句话，我不知道。
他说，我算了三十年钱，我算了她一辈子，我算漏了她这个人。
我说，大爷，钱也是她。
他说，钱是她的一部分。
他说，她这个人，比钱多。
他说，她比钱多出来的那部分，我没有记。
他说，我补不上了。
他站起来，他走到窗户前面。
他打开窗户，外面的风吹进来。
他说，我这三十年，我以为我在跟她过日子。
他说，其实我在跟一本账过日子。
他说，账是好东西，账清楚，账公平，账一笔一笔。
他说，可是账没有温度。
他说，账不会在冬天给你捂手。
他说，账不会在你喝多了的时候骂你。
他说，账不会哼歌。
他说，账不会把一块表藏在枕头底下七天。
他说，这些，我都记漏了。
他说，我记漏了三十年。
他说，我现在想补，我补不上。
他说，我只有一本账，我拿什么补。
我说，大爷，您补得上。
他说，怎么补。
我说，您把这些都写下来。
他说，写在哪儿。
我说，写在最后一页的背面。
他说，账本没有背面。
我说，那就另起一本。
他说，另起一本算什么。
我说，算您的账。
我说，您替别人记了三十年，您给自己记一本。
他说，我给自己记什么。
我说，记您记得她的那些事。
我说，记那块表，记那条围巾，记那杯水，记她哼的歌。
我说，记您站在大门口等她十八年。
我说，记您撕了一百多张纸。
我说，记这几个，就是您的账。
他说，这个账不平。
我说，这个账不用平。
他说，账都要平。
我说，这本不用。
我说，这本是记的，不是算的。
他站在窗户前面，他很久没有说话。
他说，小许，你这个人。
我说，我这个人怎么了。
10
他说，你这个人，你会说话。
他说，你说的话，我没想过。
他说，我一辈子在算，我没想过有的账不用平。
他说，我要是二十年前想到这个，我可能不是现在这样。
我说，现在也不晚。
他说，晚了。
他说，我这个年纪，晚了。
我说，大爷，您还写得动。
他说，我写得动。
他说，我手还稳。
他说，我做了四十六年账，我的手是最稳的。
三月二号，他住院了。
是心衰加重，肺里也有水。
他喘不上气，他要坐着睡。
我下夜班，我去了医院。
他坐在床上，背后垫了三个枕头。
他的鼻子下面插着氧气管。
他说，小许，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他说，你别耽误上班。
我说，我下班了。
他说，你下班该睡觉。
我说，我不困。
他说，你说谎。
他说，你眼睛是红的。
我说，我熬得住。
他说，你们年轻人，就爱说自己熬得住。
他说，熬得住的人，都是熬坏了以后才知道。
我说，大爷，您别教育我。
他笑了。
他说，我这个人，一辈子爱教育人。
他说，我在德信的时候，我带过六个徒弟。
他说，我教他们打算盘，我教他们记账，我教他们做人的规矩。
我说，什么规矩。
他说，账要清，字要正，人要直。
他说，账不清，人就乱。
他说，字不正，人就浮。
他说，人不直，账就假。
他说，这三条，我教了三十年。
我说，您的徒弟记得吗。
他说，记得。
他说，他们现在都是会计。
他说，有一个在银行，有一个在税务，有一个自己开了事务所。
他说，他们过年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们说，师傅，过年好。
他说，他们说，师傅，你身体好。
我说，他们来看您吗。
他说，不来。
他说，打电话就够了。
他说，人一忙，就顾不上。
他说，我不怪他们。
他说，我这个人，我也不爱串门。
三月五号，他跟我说话，说了很久。
他说，小许，我这次可能出不去了。
我说，您别乱说。
他说，我不是乱说。
他说，医生跟我说了，我这个心，剩下三分之一。
他说，三分之一，能撑三个月，也能撑三天。
我说，那您撑三个月。
他说，我撑不了。
他说，我不撑了。
他说，我撑了三年，我撑够了。
我说，大爷。
他说，你听我说。
他说，我这三年，我天天想一件事。
他说，我想，我要是走了，谁给她倒水。
我说，我给您倒。
他说，你倒，她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知道就够了。
他说，小许，我托你一件事。
我说，您说。
他说，我走了以后，你到我家里去一趟。
他说，你把那杯水倒了。
他说，你别再倒。
他说，一杯水倒三年，够了。
他说，你把照片收起来。
他说，你别挂。
他说，挂着，人就走不了。
他说，你把她收在抽屉里。
他说，你想她的时候，你拿出来看。
他说，你看完了，你放回去。
他说，你别天天看。
我说，大爷，我记着。
他说，第二件事。
我说，您说。
他说，账本你收好。
他说，你放好，你别弄湿。
他说，纸怕水。
我说，我放好。
他说，第三件事。
他说，你别学我。
我说，学您什么。
他说，学我一个人守着。
他说，小许，你二十九，你要过日子。
他说，你要找个伴。
他说，你要生个孩子。
他说，你要有个家。
我说，我有家。
他说，你那不叫家。
他说，一个人住，叫宿舍。
他说，家要有别人。
他说，家是两个人的账，一个人记不平。
我说，大爷，您这话，跟账一样。
他说，我一辈子就会说账。
他说，我一辈子就会这个。
三月八号，他走了。
是凌晨两点四十。
医院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在值班室。
护士说，你是陈守义的家属吗。
我说，我是。
她说，他走了。
我说，什么时候。
她说，两点四十。
我说，他走的时候，有人吗。
她说，有。
她说，他床头有一个护工。
她说，他走的时候，他的手一直放在胸口。
她说，他的手里有一块表。
护士说，他手里有一块表。
她说，我们没拿下来。
她说，他握得太紧了。
我在值班室坐了很久。
我看了看表，三点十分。
我站起来，我上了十五楼。
1506的灯还亮着。
我推开门。
屋子里没有人。
桌子上的算盘还在，墨水瓶还在，钢笔还在。
桌子上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纸。
纸上是一行字，是他的字：
小许，灯别关。
我看着那行字，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我坐在他那把椅子上。
椅子是木头的，硬的，坐久了腰疼。
他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三十一年。
我把手放在桌子上。
桌子上有一层灰，很薄。
我想，这三年，他每天擦这张桌子。
我想，他昨天没来，今天就有一层灰。
我想，人一走，灰就来了。
我坐在那儿，我关了灯，我又开了。
我关了，屋子里黑。
我开了，屋子里亮。
我关了三次，我开了三次。
最后我开着。
我说，大爷，灯我不关。
我说，您说的，灯别关。
三月十号，我去了他家。
门是他给我的钥匙开的。
屋子里有味儿，是那种关了三天的味儿。
窗台上的花枯了，是绿萝，叶子黄了一半。
我先开窗。
我把窗户全打开，风进来，屋子里的味儿淡了。
我走到桌子前面。
杯子在桌上，水是满的。
水面上有一层薄膜。
他说，把水倒了。
我端起杯子。
我走到厨房，我把水倒了。
水倒进水池的时候，声音很轻。
我站在水池前面，我拿着那个空杯子。
我想，这是他倒的最后一杯。
我想，他早上倒的，他不知道晚上他就走了。
我想，她没喝。
我想，她走了十三年了，她喝不了。
我想，他倒了三年，她知道吗。
我想，她要是知道，她会说，你别倒了，你倒给我，我心里疼。
我把杯子洗干净，我放在桌上。
11
我说，大爷，水倒了。
我说，我不倒了。
他的照片挂在墙上。
黑白的那张，她三十岁，头发短，她笑着。
我搬了一个凳子，我上去把照片摘下来。
照片的框是木头的，框角磨得发亮。
玻璃上有灰。
我用布擦了一下。
我打开抽屉，我把照片放进去。
抽屉里有一条围巾，灰的，羊毛的，叠得很整齐。
还有一只手套，黄的，脏的。
我把照片压在那条围巾上面，我把抽屉关上。
我说，大娘，我收起来了。
我说，您别怪我。
我说，他说，挂着，人就走不了。
我说，我让他走。
我在他家里待了两个小时。
我把他家的地扫了一遍，我把他家的垃圾扔了，我把他的药收进一个袋子里，我把他的衣服叠好放在床上。
他的衣服不多：两件蓝布褂，一件旧夹克，两条裤子，一件棉袄。
我把那件棉袄拿起来。
棉袄是黑的，里子是灰的，袖口磨破了。
我想，这件棉袄，她买的吧。
我想，她记账的时候，这一笔是怎么写的。
我想，可能是“给他买棉袄，一百三”。
我想，她写完，她笑了。
我到了殡仪馆。
他的儿子来了。
他从新疆飞回来的，四十来岁，个子高，脸黑。
他说，你是许知意。
我说，是。
他说，我爸的账本在你那儿。
我说，在我这儿。
他说，他跟我说过。
他说，他说，账本给物业的小许。
我说，他跟我说过。
他说，他给你说了什么。
我说，他说，让我收好。
他说，他没说别的。
我说，他说，您不认这个。
他低下头。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认。
他说，我看不懂。
他说，我爸给我看过一次，他给我看了三页。
他说，我看那三页，我看见的是数字。
他说，我妈挣多少，花多少，剩多少。
他说，我看完了，我说，爸，这个有什么用。
他说，我爸说，没用，就是个念想。
他说，我说，念想不能当饭吃。
他说，我爸没有说话。
他说，他把本子合上，他放回抽屉。
他说，他再没给我看过。
他说，我那时候三十岁。
他说，我现在四十二。
他说，我这十二年，我在新疆，我做工程，我一年挣二十万。
他说，我给我爸寄钱，我一年寄两万。
他说，我以为我尽到孝了。
他说，我昨天在飞机上，我想了一路。
他说，我想，我爸这三年，他每天在那个楼里坐到早上六点。
他说，我想，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写字。
他说，我想，他写的是什么。
他说，我想，他写的不是钱。
他说，他写的是我妈。
他说，他写了三年。
他说，我三年没回来。
他说完了，他把手捂在脸上。
他说，小许，我不该。
我说，你该不该，现在也没用了。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爸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话。
我说，他说，你不是坏儿子，你就是不懂。
他说，我不懂。
我说，他也没听懂这个本子。
我说，他说，他不懂他妈为什么连十九块八都不敢记。
他说，他说得对。
他说，我不懂。
我说，你现在懂了吗。
他说，我懂一点。
他说，我在飞机上，我算了一笔账。
他说，我妈在这个楼里拖了十八年地，她一天十二个小时。
他说，十八年，是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个小时。
他说，她一个小时挣多少钱。
他说，我算了，她一个小时挣一块八。
他说，她一个小时，一块八。
他说，我这十二年，我一个小时的工资是七十块。
他说，我一个小时挣的，是她四十个小时。
他说，她四十个小时，她要弯四十次腰。
他说，她四十次腰，换来我一个小时的工钱。
他说，我这个人，我一小时七十块，我嫌少。
他说，我妈一小时一块八，她说，比纺织厂好。
他说，小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说，你不用说什么。
我说，你把她的照片带走。
他说，哪张。
我说，墙上那张。
我说，我收在你爸的抽屉里。
他说，我带走。
我说，你带回去，你挂起来。
我说，你别放在箱子里。
他说，我挂。
我说，你挂一年，你就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我挂。
三月十二号，他的骨灰下葬。
在城北的公墓，跟我妈不是一个地方。
他的墓很简单，一块碑，上面刻着：陈守义，一九五二至二〇二六年。
碑的背面，他儿子让人刻了一行字：
账已平。
我说，这行字是你想出来的。
他说，是我爸的账本上写的。
他说，我看了最后一页。
他说，我看懂了那一句。
他说，收支相符，账目已平。
他说，我不懂账。
他说，但是这八个字，我看懂了。
他说，一个人的一辈子，能写出这八个字，就够了。
四月，物业要清1506。
方主任找我。
他说，小许，1506要租出去了。
我说，租给谁。
他说，一家做设计的公司，二十个人，要整层。
他说，他们把十五楼全包了。
我说，那1506。
他说，1506也在里面。
我说，那盏灯。
他说，什么灯。
我说，1506的灯，三年没关。
他说，现在要关了。
我说，能不能不关。
他说，为什么。
我说，那是老陈的灯。
他说，老陈走了。
我说，走了。
他说，人走了，灯就该关。
我说，他留了一张纸，说灯别关。
方主任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你太重感情。
我说，我不是重感情。
我说，我是记着。
他说，记着也不能留一盏灯。
他说，电是公司的，房子是公司的。
他说，你留一盏灯，人家问你为什么，你怎么说。
我说，我说，有一个人在这儿坐了三十一年。
他说，人家不管这个。
他说，人家租房子，人家要的是干净。
我说，那我把灯关了。
他说，你关了就好。
我说，方主任，我能不能跟他商量。
他说，跟谁。
我说，跟租房子那家公司。
他说，你商量什么。
我说，我商量让他们在1506留一盏小灯，晚上亮着。
12
他说，他们凭什么答应。
我说，我去说。
他说，你说不通。
我说，我试试。
四月十号，我见了那家公司的老板。
姓梁，三十五六岁，做室内设计。
他来看场地，我陪他上十五楼。
他进了1506，他站在门口，看了看。
他说，这屋子有点旧。
我说，三十一年了。
他说，桌子椅子都要换。
我说，可以换。
他说，墙要刷，地板要撬。
我说，可以。
他说，这个算盘是什么。
我说，是一个老人的。
他说，什么老人。
我说，一个会计，他在这儿做了三十一年账。
他说，他现在呢。
我说，走了。
他说，什么时候。
我说，三月八号。
他说，那这个算盘是他留的。
我说，是。
他说，他为什么不带走。
我说，他带不走。
他说，为什么。
我说，他最后那几天，他起不来。
他说，他家里人没来收。
我说，他儿子来收了一部分。
我说，这个算盘，我留了。
他说，你留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想把它放在这屋子里。
他说，放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这屋子以前是他的。
我说，他在这儿坐了三十一年。
我说，他最后留了一张纸，说灯别关。
梁老板看着我。
他说，你是物业的。
我说，是。
他说，你管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心里过不去。
他说，过不去什么。
我说，我每天晚上巡楼，我看了这盏灯四年。
我说，我以为里面没人。
我说，后来我知道里面有一个老人。
我说，他每天八点来，六点走。
我说，他做了一本账，做了三年。
我说，他把账做平了，他就走了。
我说，他走的前一天，他跟我说，灯别关。
我说，我答应了。
梁老板站在那间空屋子里，他看了一圈。
他说，行。
我说，行什么。
他说，灯我给你留。
他说，我在这个角落留一盏灯，晚上亮着。
他说，我做一个灯箱，不用大，小的。
他说，我在灯箱上写一行字。
我说，写什么。
他说，你说写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写“账已平”。
我说，为什么写这个。
他说，因为这三个字好。
他说，我做设计十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字。
他说，三个字，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说了。
我说，梁老板，谢谢你。
他说，你别谢我。
他说，我这个人，我也见过这种事。
他说，我父亲走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修表铺里。
他说，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手里拿着一块表。
他说，他走了三天才有人发现。
他说，我那时候在外地。
他说，我回来，我把他的铺子租出去了。
他说，我跟租的人说，你给我留一个抽屉。
他说，那个抽屉里是我父亲的工具。
他说，人家也答应了。
他说，所以你跟我说这个，我懂。
他说，人走了，总得留一点。
他说，留一点，才像个人来过。
五月，十五楼开始装修。
我巡楼的时候，我看见1506的墙被砸了，地板被撬了，桌子被搬走了。
那个算盘我拿下来了，我放在值班室。
装修的工人问我，这个破算盘还要吗。
我说，要。
他说，这个不值钱。
我说，这个值钱。
他说，值多少。
我说，值三十年。
他笑了，他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五月二十号，十五楼装好了。
白墙，木地板，玻璃隔断，灯是嵌在天花板里的。
1506变成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摆着六张桌子，六台电脑。
西南角有一个小灯箱，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木头的，里面有一盏灯。
灯箱上是一行黑字：账已平。
梁老板带我去看。
他说，你看行不行。
我说，行。
他说，这个灯箱，我接了独立电路，晚上六点亮，早上六点灭。
我说，为什么这个时间。
他说，因为老陈是这个时间。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跟我说的。
我说，我说了。
他说，你说了八点来，六点走。
我说，那是他来的时间。
他说，那我改。
他说，我改成晚八点到早六点。
我说，那就对了。
我说，梁老板，你这个人真细致。
他说，我做设计，我要知道光的时间。
他说，光不对，屋子就不对。
他说，人也一样。
六月，我开始记一本账。
不是钱的账，是这个楼的账。
我买了一个本子，跟他的那本一样的，黑皮，硬壳。
我在第一页写：光华大厦，夜班记。
第二页我写：六月一号，晴。
十五楼新公司入驻，二十三个人。
1506有一盏灯，晚上八点亮。
第三页我写：六月三号，雨。
十七楼东头第三盏灯还坏着。
报第四次。
第四页我写：六月五号，阴。
十楼那家做外贸的，凌晨两点还有人。
一个女孩，她在走廊里打电话，她哭了。
第五页我写：六月八号，晴。
十六楼茶水间的热水器坏了。
有人用冷水泡面。
我一天写三行，有时候写五行。
我写的时候，我想起他说的话。
我想，这个楼是活的。
我想，白天它是一台机器，晚上它是一群人。
我想，晚上加班的人，他们不说话，他们坐在格子里，他们的屏幕是亮的。
我想，他们的屏幕，跟1506那盏灯一样。
我想，每一盏亮着的灯，后面都有一个人。
我想，有的人在赶一份报告，有的人在等一个电话，有的人在哭，有的人在发呆。
我想，他们不知道有人在楼下记着他们。
我想，我记着，就够了。
老周看见我记本子。
他说，小许，你写什么。
我说，记这个楼的事。
他说，记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怕忘。
他说，你记这个，谁看。
我说，我自己看。
他说，你自己看有什么用。
我说，有用。
我说，我记着，这个楼就不只是一个楼。
他说，那是什么。
我说，是一群人过日子的地方。
他说，你这个人，你说话越来越像那个老头。
我说，哪个老头。
他说，十五楼那个。
我说，像吗。
他说，像。
他说，你们两个，都爱把事儿记下来。
13
他说，记下来的人，心里都装不下。
我说，装不下才要记。
他说，装不下你就别装。
我说，不装，就丢了。
七月，我遇见那个哭的女孩。
她在十六楼的走廊里打电话，哭了半个小时。
第二天我巡楼，她在茶水间泡面。
我说，你昨晚在打电话。
她抬头看我，说，你是物业的。
我说，我巡楼的时候听见了。
她说，我吵到你了。
我说，没有。
她说，我跟我妈吵架。
我说，为什么吵。
她说，她让我回老家。
她说，我在这个城市干了三年，我一个月七千，我租房，我吃饭，我剩两千。
她说，我妈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找个对象。
她说，我不想回去。
她说，我回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我在这儿，我至少还有一份工作。
她说，我妈不懂。
她说，她说我在外面漂着，不是过日子。
我说，你妈是心疼你。
她说，我知道。
她说，她越心疼我，我越难受。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她心疼我的方式，是让我回去。
她说，她想我，她怕我出事，她想把我放在她身边。
她说，她放我在她身边，我就没有我自己了。
我没有说话。
我想，我认识一个人，他也这样。
我想，他把他老婆放在账本里，放了三年。
我想，他也是心疼。
我想，心疼这个东西，有时候是抓。
我说，你叫什么。
她说，谭雨。
我说，小谭，我跟你说个事。
她说，你说。
我说，这个楼里，有一个人，他做了三年账。
她说，什么账。
我说，他老婆的账。
我说，他老婆在这个楼里拖了十八年地，她走了，他给她做了一本账，做了三年。
她说，他走了是什么意思。
我说，去世了。
三月八号。
她说，他做完了，他就走了。
我说，是。
她说，他为什么不早点走。
我说，因为他没做完。
她说，做完了他就走了。
我说，是。
她说，这是什么道理。
我说，我也说不清。
我说，我只知道，他最后跟我说，别学我。
她说，学他什么。
我说，学他一个人守着。
我说，他说，人不能一个人守着一样东西。
我说，守久了，人就变成那样东西了。
她说，变成什么。
我说，变成一本账。
她说，变成一本账有什么不好。
我说，好，也不好。
我说，好的是，账不会烂。
我说，不好的是，账不会热。
她低下头，她看着她的泡面。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明白了。
我说，你明白什么。
她说，我妈让我回去，她是想让我变成她的一本账。
她说，我在她身边，她天天看见我，她就踏实。
她说，她踏实了，我就不踏实了。
我说，你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说，我知道她不是。
她说，可是她做的事，就是这个事。
我说，那你就回去一次。
她说，回去干什么。
我说，你回去三天，你陪她吃顿饭，你给她买件衣服，你跟她睡一晚。
我说，你告诉她，你在外面过得下去。
我说，你让她看见你过得好。
我说，她看见了，她就不抓了。
她说，我怕我一回去，她就不让我走。
我说，你跟她说清楚。
她说，我说不清楚。
我说，你说得清楚。
我说，你用她听得懂的话说。
她说，什么话。
我说，你说，妈，我不是不回来，我是还没到时候。
我说，你说，妈，我在这儿有我的事。
我说，你说，妈，你等我。
她说，这话有用吗。
我说，有用。
我说，我妈去年走了。
她说，对不起。
我说，她走之前，我跟她说了很多话。
我说，我说了一整年。
我说，她后来不认人了，我还是说。
我说，我说，妈，我在。
我说，我一天说一百遍。
她说，她听得见吗。
我说，不知道。
我说，我当她是听得见的。
她说，你这个人。
她说，你这个人，你心软。
我说，我不是心软。
我说，我是记着。
她说，记着有什么用。
我说，记着，人就不散。
八月，我值夜班的时候，会上去看那盏灯。
晚上八点，灯箱亮了，光是从木头缝里出来的，暖的，不是白的。
我站在1506门口，我从门缝里看，我看见一条光，照在地板上。
我说，老陈，灯亮着。
我说，八点了。
我说，您的账平了。
我说，这个屋子里有六个人在加班。
我说，他们不知道您。
我说，他们有一天会知道。
我说，这个灯箱上写着您的三个字。
我说，他们看见了，他们会问，账已平是什么意思。
我说，会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老人做了一辈子账。
我说，会有人说，这个老人真傻。
我说，也有人说，这个老人真好。
我说，不管人家说什么，您的字在。
我说，字在，您就在。
九月，方主任调走了。
他走之前，他找我。
他说，小许，我要调到城南去了。
我说，您走好。
他说，1506那盏灯，你盯着。
我说，我盯着。
他说，我签的那个临时用电协议，我转到新主任那儿了。
他说，我跟他说了，这是一盏长明灯。
我说，他答应了。
他说，他答应了。
他说，他说，长明灯这个词好。
我说，为什么好。
他说，长明灯是给活人看的。
他说，活人看见了，心里就有一盏。
我说，方主任，你这个人，你嘴上硬，心里软。
他说，我不是软。
他说，我父亲也是会计。
他说，他走的时候，他在他的账本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写：此账未完，后人续。
我说，后人是谁。
他说，我。
我说，你续了吗。
他说，我没有。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不会记账。
他说，我看不懂他那本。
他说，我留着他的本子，我一年看一次。
我说，你看什么。
我说，你看不懂。
他说，我看不懂数，我看得懂字。
他说，他的字是横平竖直。
他说，一个人写字横平竖直，他做人也是横平竖直。
他说，我父亲一辈子没有占过别人的便宜。
14
他说，他最后那两年，他病了，他还在算。
他说，他算他这一辈子值不值。
他说，他算完了，他写了一行。
他说，他写：值。
我说，您父亲写了一行“值”。
他说，写了一行。
他说，他写完，他把笔放下，他睡了三天，他走了。
我站在那儿，我想起老陈。
我想，这两个人，是一样的。
我想，会计这个行当，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
我想，他们最后，都给自己算了一笔。
我想，一笔是“账已平”，一笔是“值”。
我想，这两笔，都不用平。
十月，天冷了。
我把值班室的小太阳搬出来，我插上电。
我把老陈的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我放在桌子上。
我把它包在一块布上，是蓝布，跟他的褂子一个颜色。
我每隔一个月，我翻开看一次。
我不看数，我看字。
我看他写的“李素芬”三个字。
他的字很正，一笔一划。
我看他写的“高兴”两个字。
那两个字写得比别的字小。
我看他写在边上的那一行“无价”。
我看最后一页的“账已平”。
我看完了，我合上，我包好，我放回去。
我说，老陈，我又看了一遍。
我说，您这字，还是那么好。
我说，您这账，还是那么平。
我说，您这个人，我现在还会想起您。
我说，我想起您的时候，我不难受。
我说，我想起您的时候，我想，这个楼里有一个人，他把一个人爱了一辈子。
我说，他爱的方式是记账。
我说，这个方式笨。
我说，可是笨得让人心里热。
十一月，我升了班长。
方主任走之前推荐的。
新主任姓程，四十来岁，他跟我谈话。
他说，小许，你干得不错。
我说，我干了四年。
他说，你四年没请过假。
我说，我请过。
他说，你请过几天。
我说，五天。
他说，为什么请。
我说，我母亲走了。
他说，那不算请假，那是丧假。
我说，算。
他说，你这个班长，我推荐你。
我说，我这个人不爱管人。
他说，你不用管人，你管楼。
他说，这个楼二十六层，一千二百个人在这儿上班。
他说，你晚上看着这个楼，你就是在管一千二百个人睡觉。
我说，他们不睡觉，他们加班。
他说，那你看着他们加班。
我说，我看着。
他说，你看着，你心里想什么。
我说，我想，这些人，他们都有家。
我说，他们不回家，他们在这个楼里待着。
我说，他们待着，是因为他们要挣钱。
我说，他们挣钱，是为了回家。
我说，他们绕了一圈。
他说，小许，你这个人，你想得多。
我说，我记着，我就想得多。
他说，你记什么。
我说，我记这个楼的事。
他说，记了干什么。
我说，等我不干了，我把它留在这儿。
他说，留给谁。
我说，留给下一个值夜班的。
我说，他看了，他就知道这个楼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会看吗。
我说，不知道。
我说，也许他会。
我说，也许他不会。
我说，但是我记了。
十二月，下雪。
雪落在光华大厦的玻璃上，一层一层。
二十六层的楼，从上往下，都是白的。
我巡到十五楼。
1506的灯箱亮着。
我站在门口。
我说，老陈，下雪了。
我说，今年的雪比去年大。
我说，您以前下雪的时候，您干什么。
我说，您是不是也站在窗户前面看。
我说，您是不是也想起她。
我说，她下雪的时候，她推车吗。
我说，她的车上有水，水会结冰吗。
我说，她戴着手套，她的手冷不冷。
我说，您有没有给她买过一副厚手套。
我说，您账上有没有这一笔。
我说，要是有，您一定记得是几块。
我说，您这个人，您连十九块八都记得。
我说，您一定记得那副手套。
我说，我现在替您记着。
我说，这个楼里，有一个老太太，她拖了十八年地。
她走的时候，她手里还有十九块八。
我说，这个楼里，有一个老头，他给她做了三年账。
他把账做平了，他就走了。
我说，这个楼里，有一盏灯。
我说，灯亮着。
我说，灯暖。
我下楼，我回到值班室。
我坐在椅子上，我打开我的本子。
我写：十二月十八日，雪。
十五楼灯箱亮着。
光华大厦，二十六层，一千二百个人。
今天有三十七个人加班到十点。
有一个女孩在十七楼哭了二十分钟。
我把她的纸巾放在了她的桌上。
我写完了，我把笔放下。
我想，这个楼，它不会记得我们。
我想，它记不住。
我想，玻璃记不住，电梯记不住，走廊的灯记不住。
我想，只有人记得人。
我想，我记得老陈，老陈记得她。
我想，她记得谁。
我想，她记得他。
我想，她记得那个站在大门口等她的男人。
我想，她推着车出来，她看见他，她笑了。
我想，她笑了，那就是一笔。
我想，这一笔不在账上。
我想，这一笔在别的地方。
我想，在什么地方。
我想，在我这儿。
我把本子合上，我站起来，我去巡楼。
楼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最后只剩走廊的应急灯，绿的，一小点，还有十五楼的那一盏。
我从一楼走到二十六楼，我走了一个小时。
我走到顶楼的天台，我推开门。
风很大，雪还在下。
我站在天台的边上，我往下看。
这个城市，一片一片的灯。
我想，每盏灯后面，都有一个人。
我想，有的灯亮着，是因为有人还没回家。
我想，有的灯亮着，是因为有人回不来了。
我想，有的灯亮着，是因为有人不肯关。
我想，这个楼十五楼的那盏灯，是第一盏。
我想，它在二十六层楼的中间。
我想，它很小。
我想，它亮着。
我站在天台上，我说，老陈，灯我给您留着。
我说，只要我在这楼里一天，我就给它留着。
我说，我走了，我交给下一个人。
我说，我跟他说，这是一盏长明灯。
我说，他要是问为什么，我告诉他，有一个人在这儿爱了一个人一辈子。
15
我说，他要是听懂了，他就留着。
我说，他要是听不懂，那也没关系。
我说，灯会自己亮。
我关上门，我下楼。
雪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钥匙串上。
钥匙串响了。
五十把钥匙。
我走在走廊里，我一层一层往下走。
我走到十五楼，我停了一下。
我从门缝里看了一眼。
那条光还在。
我说，晚安。
我下楼。
我回值班室。
我泡了一杯茶，我坐在椅子上。
茶是十八块一斤的。
我喝了一口。
我说，是香的。